民事诉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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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禁止以不正当方法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诉讼状态这是指当事人使用不正当手段(该手段违反法律或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制造出适用有利于自己的诉讼法规,或者能够回避不利于自己的法规这种情形。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应视为该诉讼状态未发生。相反,如果对方当事人利用其故意促使的诉讼状态,则不得提出反对意见。如在离婚诉讼中,原告故意隐匿被告去向而称下落不明,以达到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或法院信以为真以公告送达诉讼文书的目的。再如,在本地本无营业所而为营业所登记,若他人向该地法院时,故意登记者不得对此抗辩无管辖权。司法实践中以不正当的方法骗取审判管辖,以不正当理由获得财产保全等等事例俯拾皆是。对当事人的这些不正当手段不加制约显然违背诉讼的目的及公正、效率、效益价值追求。

2.禁止滥用诉讼权利,故意拖延诉讼或获得确定判决诉讼法赋予当事人许多权利,但并不能保证这些权利本身都被按规定的目的得以行使。滥用诉讼上的权利是指违背权利设置的目的,专门以损害对方当事人或国家利益为目的行使权利的行为。如滥用权、管辖异议权、回避请求权、辩论权、上诉权、异议权、反诉权、强制执行申请权等等。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大量的实例。

滥用诉讼权利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表现,对该行为法院应当驳回。而且,因滥用诉讼权利,造成诉讼拖延,应承担由此而支付的诉讼费用。国外许多国家的民事诉讼立法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384条第2款规定:“在根据前条第一款规定驳回控诉的情况下,认为控诉人提起控诉,仅只以拖延诉讼的终结为目的时,告诉法院可能命其缴纳作为提起控诉手续费而民亨诉讼法上诚实信用原则研究339缴纳金额的10倍以下的现金。”《德国诉讼费用法》第39条规定:“如当事人违背真实义务,致诉讼程序延滞的,应负担因延滞而产生的费用。”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立法为防止故意拖延诉讼,也有种种规定:如意图延滞诉讼,逾时始行提出攻击或防御方法或提起反诉者,法院得驳回之,由于重大过失亦然。(第1%条、260条);上诉人意图延滞诉讼而提起上诉或逾时始行提出攻击或防御方法者,得就原判宣告假执行(第439条、453条)。但是,当事人滥用诉权,法院虽能驳回,而对方当事人仍将遭受损失。且大多数国家诉讼费用并不包括律师费,更不包括对方当事人实际所遭受的损失。那么,诉讼中未规定的损失费用以及诉讼可能引起的进一步损失能否引起责任问题?对该问题各国看法不一,联邦德国和法国法均不承认能构成滥用诉权的观点,一般也不主张侵权行为法能制裁诉讼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活动。除非如当事人以欺诈手段取得胜诉判决,则允许对方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英美法之侵权行为法多年以前就承认不合法民事诉讼产生的诉权但适用范围仅及于当事人有恶意且“缺乏合理的原因”。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对一方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进行欺诈,恶意取得法院判决应负侵权赔偿责任的判例。该判例大意是:某人并未执有系争支票,只持有支票影本,且明知其不享有该支票权利。竟以该支票影本,利用督促程序,取得支付命令,并申请强制执行。对该例法院认为,此欺诈行为乃故意不法侵害对方权利,应负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可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本件诉讼的为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与前诉支付命令请求为票款请求权不同,因而不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前诉支付令申请人请求对方给付系争票款虽然有法院确定的支付命令为执行名义,但支付令是以不法行为所取得,侵害他方权利。准予他方以侵权行为法律关系寻求救济,以臻衡平。

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对防止滥用诉权也有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指定期限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这一规定可认为对当事人逾时提出证据的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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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诉讼请求;民事法律关系;价值定位

在民事诉讼中，“诉讼请求”这个概念是我们经常能够读到的概念，但是很少有人对诉讼请求的相关情况进行系统性研究，笔者在查阅了诸多资料后，对民事诉讼中的诉讼请求进行了一些思考。

一、民事诉讼请求的概念

关于“民事诉讼中的诉讼请求”相关问题的讨论，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明确“诉讼请求”的含义。笔者主要是引用了张晋红教授对于“诉讼请求”含义的概括，即“诉讼请求是一方当事人就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如何处理而提交法院作为审判客体的诉讼主张①”。

二、民事诉讼请求的类型

(一)民事诉讼确认请求

“民事诉讼确认请求”的概念主要指在民事诉讼中由原告提出的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权利主张。具体来说，主张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的民事诉讼请求被称为“积极的民事诉讼确认请求”;主张民事法律关系不存在的民事诉讼请求被称为“消极的民事诉讼确认请求”。一般来说，如果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对既往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要求确认，而期望对于现在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提出请求确认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的要求，必须要从既往的民事法律关系去推断出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的情况。也就是说“由于单纯的民事诉讼确认请求不具有强制执行性，如果当事人可以直接提出给付请求或者不作为请求，通常就认为不具有确认利益，不得提出民事诉讼确认请求。②

(二)民事诉讼给付请求

“民事诉讼给付请求”的概念主要是指在民事诉讼中由原告提出的请求被告履行相应义务的要求。具体来说，依据不同的标准对民事诉讼给付请求有不同的分类:第一，对于民事诉讼给付请求可以分为“现在民事诉讼给付请求”与“将来民事诉讼给付请求”。前者是指当事人对于现在所存在的民事诉讼给付请求向法院提出的请求给付的要求;后者是指当事人对于已经发生的民事诉讼给付请求向法院提出的请求给付的权利主张。第二，依据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给付的内容不相同，可以分为“民事诉讼请求实物给付”与“民事诉讼请求行为给付”，前者是指原告请求法院使本案被告按照约定履行交付物品的诉讼请求;后者是指原告请求法院要求被告履行为或者不为的相应要求的请求。

(三)民事诉讼变更请求

民事诉讼变更请求，是指由原告请求法院在诉讼中确认的因为形成权的行使而使其民事法律关系是否会有“发生、变更或消灭”的各种情况出现。变更请求的出现是“随着德国民法关于私法上形成权理论之确立与国家司法权扩大判决之法创定力的出现而出现的”③。

三、民事诉讼请求的功能定位

在文章前两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某种法律关系必须依托于民事诉讼请求才可能出现。正是如此，在原告、被告以及法院之间才能够形成“三方关系”从而才能够对案件进行判断、处理。因此，民事诉讼请求对于整个诉讼程序的开始、进行以及终结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第一，民事诉讼请求是当事人请求法院予以实现的诉讼目的载体。因为在诉讼中诉讼当事人想要予以达到的诉讼，当事人向法院请求对方当事人给予自己一定的利益时，他必须得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表达使得对方当事人与法院明白自己的意思表示，而民事诉讼请求就正是承载这种意思表示的载体。第二，民事诉讼请求是民事案件争议的焦点，进而从根本上表达了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的目的。因而在各国的民事诉讼法中都将“民事诉讼请求”作为诉状的必要记载事项。④总之，本文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对于民事诉讼中的诉讼请求进行了重点论述:民事诉讼请求的概念、民事诉讼请求的分类以及民事诉讼请求的功能定位这三个方面来论述的。在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请求权是当事人权利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权利，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官对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的确认从而能够结束案件的审理工作，这标志着不仅仅是对于当事人请求的满足，也能够完成法院所负使命，再者说，不论是对于完善民事诉讼的程序过程还是对于有关司法实践的理论指导，对于系统研究民事诉讼请求的构建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晋红．民事之诉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113．

［2］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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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的意义

（一）民事诉讼标的的概念

关于“诉讼标的”一词的来源，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张卫平教授认为如同其他很多民诉上的概念一样，诉讼标的一词来源于德国；邵明博士认为“诉讼标的”用语来源于罗马法。笔者认为诉讼标的一词来源于德国，1890年日本继受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后，诉讼标的一词随即被传入日本，日本称其为“诉讼物”，我国从日本转译过来就是“诉讼标的”一词。

关于诉讼标的的概念，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定义。德国著名学者赫尔维格把诉讼标的定义为：原告在诉的声明中所标明的具体的诉讼主张；张卫平教授把诉讼标的定义为：在民事诉讼中法院予以审理和裁判的对象；我国民诉学界传统上把诉讼标的定义为：当事人之间争议的请求法院裁判的民事实体权利义务关系。

（二）民事诉讼标的的功能

诉讼标的理论一直是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贯穿了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是其他诸多民事诉讼理论和司法实践问题研究和解决的基础。

1、诉讼标的是民事诉讼活动的核心，是法院审理和裁判的对象。法院在审理当事人的纠纷过程中，主要是依据诉讼标的来进行裁决，当事人没有主张的权利或事项，法院是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的。

2、诉讼标的直接反映着当事人的诉讼目的和案件的性质，是法院确定主管和管辖、决定诉讼费用、选择何种审判程序的重要依据。

3、诉讼标的是确定当事人适格与否的依据。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首先要确定适格当事人，而当事人的确定就是依据诉的标的来确定，只有明确了诉讼标的，才能明确利害关系人，进而确定当事人。

4、诉讼标的是决定诉的合并、分离、变更和追加的依据。决定诉的合并与否的依据就是确定诸多诉讼是否具有相同的诉讼标的，如果多个诉讼请求都是为了实现一个诉的标的，那么就有必要进行合并，反之，则分离。

5、确定当事人攻击防御重心的依据。原告在向人民法院提交诉状中，需要说明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请求法院如何进行裁判。而被告正是依据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即诉的标的来进行反驳，提出证据。

6、诉讼标的与诉讼时效及一事不再理原则有密切的联系。诉讼时效的长短与案件的性质有直接的关系，案件的性质不同诉讼标的也就不同，从而说明了诉讼标的不同，诉讼时效也就不同。而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法院在确定是否受理时主要参考的就是前诉的标的与后诉的标的是否相同。

7、诉讼标的对既判力的事项有着决定作用。既判力的效力体现在对已判事项的确定效力上，对哪些事项进行了判决，一般就不能再提讼，从而也说明了诉讼标的实际上限定了既判力的客观范围。

二、民事诉讼标的学说简介及评析

在罗马早期，社会关系十分简单，诉讼活动都与具体的实体权利结合在一起，当事人的诉求都是经过法官的裁判得以实现，没有独立的实体法权利可以作为依据。经过审理，胜诉一方的实体权益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进而也就成为法律上的利益。因此，可以把这时候的诉权理解为：诉权本身就是实现实体权利的过程。

十四到十五世纪之间，罗马法开始被德国所继受。在罗马法传入的过程中，德国经济发展较快，社会生活日趋复杂，事实和规范一体未分的罗马法已经不能适应诉权大量增加的社会现实。随着诉权在现实生活中的不断行使，以及实体权利的不断积累和丰富，最终使得纯粹的实体权利得以形成，导致具有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双重含义的诉权不断发生剥离，于是，诉权的体系化和实体权利规范的独立融为一体。

1856年，温德谢德在《从现代法的观点看罗马法的诉权》一书中提出请求权的概念，他认为，在罗马法中是审判保护产生权利，而在现代法中，权利是本源，对权利的审判保护则是结果。即权利是原本固有的，诉讼活动则是对既有权利的实现。实体权利的地位从审判的结果变为了审判的目的，实体权利和诉权完全分离并被请求权所代替。因此，在温德谢德提出请求权概念后，人们把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直接引入诉讼中，从而认为诉讼标的就是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此种选择是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与社会关系简单，进而决定了民事法律关系只有给付之诉一种形态。所以，温德谢德的请求权说在当时满足了实践的需要，得到了普遍的接受。

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关系的逐渐复杂化，民事诉讼关系中出现了除给付之诉之外的诉讼关系，即确认之诉和形成之诉。多样的诉讼类型动摇了将实体请求权作为诉讼标的的观念，实体请求权与诉讼标的等同的弊端逐渐的显露出来。

1900年，赫尔维格首先提出了诉讼法意义上的请求权概念，从此传统的诉讼标的理论产生。他认为诉讼标的是指原告在诉讼请求中提出的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主张。进一步指出，法院在民事诉讼案件作出裁判之前，原告的请求只是自己主观上的实体请求，该实体权利或许并不存在，只有在法院判决确定后，原告所主张的实体权利和法律关系才能确定下来。由于传统诉讼标的理论对之前的诉讼标的理论进行了合理的修正，因此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普遍认可。但是，将诉讼标的界定为原告在诉讼中主张的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实际上并未真正解决将实体请求权作为诉讼标的所遇到的困境。因为传统诉讼标的理论仍然是以实体请求权作为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当一个事件被多个法律规范调整时，就会出现请求权竞合的现象。对于这个问题，传统理论学者始终无法给与合适的解释，于是又引发了对诉讼标的再认识的学术纷争。

由罗森贝克提出的二分肢说理论，打破了传统诉讼标的理论研究的视角，以原告诉的声明和事实理由两要素来共同确定诉的标的，因此这一学说被称为新诉讼标的说。新诉讼标的说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诉讼标的说在请求权竞合情形下的难点，但其本身也存在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境，即在基于不同的事实关系而提出相同的诉讼请求下，由于事实是多数，而诉讼请求却是单数，因此根据新诉讼标的说这种情形下诉讼标的即为复数，而实则却是一个请求权。在二分肢说后又出现了一分肢说，即仅从诉的声明来考虑诉讼标的，虽然一分肢说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二分肢说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其本身也存在问题。比如：法院支持父母在请求子女赡养的判决后，由于经济的发展，父母又重新提起了诉讼，按照一分肢说，由于诉的声明都是请求支付赡养费，所以诉的标的即为一个，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法院就不应该再进行审理，这显然是不行的。

因此，抛弃了实体法内容的新诉讼标的说单从程序法上考虑诉的标的，该理论依然存在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甚至比传统实体法说遇到的问题还要多。于是，学者们在经过长期的讨论研究后，认为应该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角度来共同解决诉的标的的识别标准问题，寻求二者的最佳结合点。这种学说被称为新实体法说。

新实体法说的代表人物是尼克逊，主张诉讼标的理论的研究应同时强调实体法和诉讼法两个方面，不能过分片面的从诉讼法的角度来考虑。新实体法说在充分考虑了诉讼标的发展的过程后，认为诉讼标的理论研究最为集中的问题就是请求权竞合的问题，从而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重新考虑请求权的问题。此说对民法上的请求权竞合理论进行了修正，认为因同一事实关系而引起的请求权竞合不是真的请求权竞合，而是请求原因的竞合。所谓真正的请求权竞合是由不同的事实理由引起的数个请求权，并以同一给付为目的的情形。因此诉讼标的就是单一的。进一步可以理解为是通过识别实体法上请求权的单复数，来进而识别诉讼标的单复数。但新实体法说也遇到了理论难题，即它无法真正识别请求权竞合和请求原因竞合的区别，比如基于虐待、酗酒等事实引起的离婚诉讼，其诉讼标的是多数还是单数，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

综上所说，尽管民事诉讼标的在民事诉讼中有着重要的理论地位，与许多民事诉讼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对其争议一直在持续着，没有统一的权威认识。

三、我国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研究的现状

概观我国大陆民事诉讼法学研究，自从民事诉讼法学体系建立以来，理论界确定没有争议的是一直存在诉讼标的这个概念，但是仅此而已。我国并没有对诉讼标的做过系统的理论研究，没有形成自己的诉讼标的理论。法学界对诉讼标的概念一般定义为：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请求法院予以裁判的民事法律关系。把诉讼标的定义为法律关系，但是并没有具体说明该法律关系是实体法上的法律关系还是诉讼法上的实体关系，进而回避了大陆法系关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与诉讼法上的请求权的争论。同时，我国理论界一直把诉讼标的作为诉的要素之一，我国法条上诉讼标的出现多次，但其意思却并不统一。可见，我国理论界在适用诉的标的时候经常将诉的声明、诉的请求、诉讼标的物混作一谈，没有进行清晰地界定。

在实践层面，我国法院其实并没有考虑自己使用的是哪种理论，但从现实来看，主要采用的是传统的诉讼标的论，即主要围绕当事人的实体请求来进行审判。比如：在要求承租人腾房中，法律关系是房屋租赁，诉的声明是要求腾房，现实中法官对此并无过多的考虑。由此可见，我国法院在适用民事诉讼标的时候，没有统一的理论，甚或并没有意识到诉的标的的一些理论。

综上所述，我国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在民事诉讼标的的研究与适用上，都体现了薄弱与随意的特点。依然需要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努力，相互促进和引导，逐渐建立起完善的我国民事诉讼标的理论体系和应用体系。

参考文献：

[1]何文燕，廖永安.民事诉讼理论与改革的探索[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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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一、民事诉讼自认规则概述

（一）自认规则的概念。

自认是一项古老的法则。自认规则作为一项证据规则或诉讼规则，是有关自认的成立和效力的规范。自认规则对诉讼主体在证明案件事实方面具有法律约束力，创设和规范各种诉讼主体在诉讼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关系　。自认规则其全称应当为“民事诉讼特定自认免证规则”，是指在民事诉讼进行过程中，当事人一方的自认符合一定条件的，法律赋予其当然的绝对的直接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从而具有免除对方当事人举证责任效力的程序规则。

（二）自认规则的功能与价值。

自认规则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与价值：第一，自认规则对作出自认的当事人有拘束力。该拘束力表现在当事人一旦作出自认，该当事人便不能随意撤回自认。第二，自认对法院具有约束力。根据自认规则，一方当事人自己承认对方主张的事实后，法院不问所自认事实的真假而直接将其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第三，自认规则降低了当事人和人民法院在时间、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诉讼成本支出，达到了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第四，自认规则能促使裁判更大限度地实现公平和正义。因为自认可以平息双方当事人对自认案件事实的争议，法院以此为基础的裁判也更容易为双方当事人所接受。

二、我国民事诉讼自认规则现状分析

（一）我国民事诉讼自认规则的立法概况。

我国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关于自认规则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明确表示承认的，当事人无需举证。”该条可以说是我国立法上构筑自认规则的初步探索。而1998年6月19日公布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对于自认规则虽也有涉及，但却较为零散和混乱。直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8条、13条、15条、74条、76条才对自认问题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基本涵盖了自认规则的内容，但仍有不足之处。

（二）我国民事诉讼自认规则的主要缺陷。

1、自认的概念界定不清。

我国目前关于自认规则的规定没有确立“自认”的概念。由于受前苏联法律制度的影响，我国目前民事诉讼立法中没有使用“自认”一词，而把包括自认（即对事实的承认）和认诺（即对诉讼请求的承认）两个概念均由“当事人的承认”代替。两大法系国家普遍使用“自认”概念，我国自认概念的缺失严重制约了我国自认规则的深入发展，也使得我国与各国在学术上的交流和借鉴存在障碍，并且可能在涉外民事诉讼中导致不便和混乱。

2、自认的效力残缺。

根据自认规则的要求，一方当事人一旦作出自认，便对法院发生约束力，法院应认定自认的事实为真实，并以之作为判案的依据，对自认的事实不再进行证据调查。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有关司法解释，关于自认效力的规定，总是片面的强调自认对对方当事人所产生的免除其举证责任的效力，而这只是自认效力的一个方面，对自认人和法院的约束力则从未有过明确、清晰的规定。

3、自认规则的立法混乱。

完善、科学而又系统的法律规定对诉讼实践和司法操作能够产生积极的指导作用是众所周知的。虽然，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其后的历次相关司法解释对自认规则都以不同数量的条文予以规定，可是这些条文规定却都是只言片语，模糊、片面的，而且出现对相同内容重复规定的现象，缺乏系统和条理性，从整体上难以把握，无法有效的对诉讼活动予以指引。

三、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自认规则的建议

（一）界定自认的概念。

概念是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石，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应当尽快修正用“当事人的承认”的提法，将“自认”与“认诺”分开，确立“自认”的概念，以期与各国通行概念接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我国自认规则的架构和完善。

（二）明确自认的效力。

自认的效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当事人的拘束力。当事人一方作出自认可以免除相对方的举证责任；自认方在自认后不得随意撤回自认，也不得在同一诉讼中再就自认的事实进行争辩。二是对法院的拘束力。法院的裁判必须受当事人自认事实的约束。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法院不能对当事人自认的事实进行自由心证，也不能对此事实组织证明，法院应该以此事实作为判决的依据。

（三）确保自认规则相关立法协调一致。

自认规则的重要性，使我们有必要在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统一自认规则的规定，将散见于司法解释中的自认规则进行体系化、科学化的整合，使得有关自认规则的相关规定得以统一、完整，形成一个有序的整体。这有利于促进学者对自认规则的进一步研究，也能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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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分原则的含义和依据

《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处分原则就是指当事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处置自己的民事权利和民事诉讼权利的自由受法律保护。

处分原则贯穿于民事诉讼的全过程，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诉讼的进行。处分原则作为民事诉讼法特有的一项原则，是由民事法律关系的特点和民事权利的性质决定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财产和人身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民事主体为了自己的需要，有权自由处置民事权利，大多数情况下，国家不干预民事主体对民事权利的处分。民事诉讼是解决民事主体民事权利义务纠纷的过程，在民事诉讼中，自应使当事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二、处分原则的内容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享有处分权的主体仅限于当事人

处分原则是当事人可以自由支配和处置其他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原则。因而享有处分权的主体只限于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不享有处分权。诉讼人也不享有处分权，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事人实施处分行为。

（二）当事人的处分行为必须是自己真实意思的表示

任何因强迫、欺诈、利诱或重大误解形成的，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处分行为都是不能成立的。如人民法院已经确认了这样的处分行为的效力，当事人可以主张撤销。

（三）当事人处分的对象既包括民事权利，也包括民事诉讼权利

对民事权利的处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原告在起诉时可以自由地确定请求司法保护的范围和选择保护的方法。例如，在侵害财产所有权的纠纷中，权利主体有权要求赔偿全部损害，也可以要求赔偿部分损害；可以请求返还原物，也可以要求作价赔偿。（2）在诉讼开始后，原告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也可以扩大或缩小诉讼请求的范围。（3）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可以放弃其诉讼请求，被告可以部分或全部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双方可以达成或拒绝达成调解协议；在判决未执行完毕之前，双方当事人随时可就实体问题自行和解。

（四）当事人对诉讼权利的处分的主要表现

其主要表现在：（1）民事诉讼程序是否开始，由当事人是否行使起诉权来决定。只有在当事人起诉的情况下，诉讼程序才能开始。（2）在诉讼开始后，原告可以申请撤回起诉，也就是放弃请求法院审判保护的诉讼权利；被告也有权决定是否提出反诉来主张自己的民事权利。（3）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都有权请求法院进行调解，谋求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4）一审裁判作出后，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提起上诉。（5）对已经生效的裁判或调解协议，当事人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决定是否申请再审。（6）对生效裁判或其他具有执行力的法律文书，享有权利的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申请强制执行。

当事人在诉讼中处分实体权利往往是通过处分诉讼权利来实现的。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民事权利，而行使诉讼权利是保护实体权利的手段。因而在民事诉讼中如果处分实体权利，就需要通过处分诉讼权利来实现。例如当事人减少或变更诉讼请求，一般都是通过调解或和解来达成协议，最终达到处分实体权利的目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处分诉讼权利就一定要同时处分实体权利。例如，原告以被告同意在限定时间内腾出侵占房屋为条件提出撤诉。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处分了诉讼权利，但并未处分实体权利。

（五）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处分权不是绝对的

当事人的处分行为应辅之以国家的依法干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为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可以对当事人违反和规避法律的行为予以干预，以保证当事人处分行为的正确性。

其次，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父母期望及教育子女的方法、父母职业及父母对各种职业的看法、父母的社会地位、家中其他成员的看法等都会影响大学生的就业心理。高校连续扩招造成高校毕习坦L高存量、高膨胀，给高职毕业生就业带来新的压力和难度;就业指导相对滞后，是大学生就业心态矛盾冲突的外在原因。此外，传媒对社会精英，特别是对“数字精英”、“管理精英”大加宣传，对“经济价值”衡量“个人价值”持过分积极评价，也是高职学生忽视自身特点与自我创造性，形成个人价值取向的从众心理的重要因素之一。

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要求是一种“以能为本”的综合素质，这种综合素质取决于学生专业知识、技能的积累和精心进行的就业准备。由此可见，高职学生的就业准备和学校的就业指导工作，应该从关注就业机会及相应的求职技巧，转向关注就业能力。这意味着高职院校就业指导工作必须与学生的专业能力发展密切结合起来，将就业工作是贯穿学习生涯始终，把学生作为就业的主动者，通过各种措施，指导学生在整个学习期间进行以提高就业竞争力为目标的就业准备，培养学生追求最优选择和最佳就业的精神与品质。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转变高职学生的不良择业心态，促进他们的顺利就业。具体来说，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构建起高职院校的动态就业指导体系:

(一)院系两级应在人员、经费上保障就业指导工作开展，建立专职的就业指导教师队伍。同时努力提升就业指导与职业咨询水平，培养“专家型”就业指导教师，打造专家型教育服务队伍。

(二)就业指导工作要求加强学生求职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重视高职生心态调整，引导学生立足专业教育，明确专业定位，分析就业目标，找准自己在就业市场上的位置。

(三)专业教学要以就业为导向设置课程，以课程建设为抓手提高教学质量，充分利用实践教学环节，强化高职生的动手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增强高职生的求职自信心理素质。

(四)开设职业指导课程，指导高职学生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培养学生正确的职业观和职业意识。将就业指导工作融入校园文化活动体系，积极探索职业发展教育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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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人(下称乙方)

甲方(原告)因与 交通事故一案，委托乙方律师诉讼，经双方协议，订立以下条款，以资共同遵守。

一、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李 律师为甲方诉讼人。

二、甲方委托乙方权限：

甲方委托乙方为第一审的诉讼人

乙方权限：代为调查、取证、答辩、出庭应诉、庭外和解，代为提出、变更、放弃、承认诉讼请求和调解、和解，提出反诉;甲方委托乙方为第二审的诉讼人。

乙方权限：代为提起上诉、调查取证、答辩、出庭应诉、庭外和解，代为提出、变更;放弃、承认诉讼请求和调解、和解;

甲方委托乙方执行程序的人，乙方权限：代为向法院提起执行程序及相关工作，代为收转被执行标的;甲方委托乙方上述 项工作。

三、双方协商同意律师费及交纳办法如下：

1.如一次性付清，甲方应在本协议签署之一日内，向乙方支付全额费人民币 元;

2.如分期支付，甲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 日内，向乙方支付第一笔费人民币 元，其余费于 之前缴足，共计人民币 元;

3.风险条款，甲方应在本合同签署之 日内，向乙方支付费人民币 元，如 甲方向乙方加付人民币 元;

4.其他特别规定： 。

四、乙方指派律师受甲方委托到甲方所在地和乙方所在地以外的地方工作时，除非另有特别约定，办案律师的交通、食宿等差旅费由甲方依据票据实报实销。

五、乙方律师须认真负责保护甲方合法权益，按时出庭，并严格遵守律师职业道德，为甲方的文件资料、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保守秘密。如违反，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六、如乙方承办律师不按规定程序认真负责地从事事务，与对方当事人或其人恶意串通，损害甲方权益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委托协议，要求乙方如数退还或拒付费，并可依法要求乙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甲方须真实地向律师叙述案情，提供有关案件的证据及乙方要求的其他材料。乙方接受委托后，如发现甲方弄虚作假，隐瞒事实，有权中止，依约所收费用不予退还，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甲方承担。

八、如乙方无故终止履行合同，费全部退还甲方;如甲方无故终止，费不退回。

九、本合同有效期限应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办理终结止(判决、调解、案外和解及撤销诉讼)。

十、甲方未如约交纳费的，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其工作和本协议，已收费用不再退还。如乙方在甲方未交纳全部费的情况下已经履行了全部工作，则乙方除有权要求甲方如数缴清费外，还可要求甲方支付未缴清款每日百分之一的违约金。

十一、本协议如须补充、变更或提前终止，双方应协商一致后决定。

十二、因委托或相关事宜产生纠纷时，双方应尽量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有权向人民法院。

十三、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 方： 乙 方：

代 表 人： 受托律师：

地 址： 地 址：

邮 编： 邮 编：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传 真： 传 真：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民事诉讼协议书二

委托人(下称甲方)：

受托人(下称乙方)：

甲方因与北京泽佳科益科技有限公司劳务纠纷一案，委托乙方律师诉讼，经双方协商，订立以下条款，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 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石锦双律师为甲方所涉纠纷案北京泽佳科益科技有限公司劳务纠纷诉讼人。

第二条 甲方委托乙方的权限为：

1.甲方委托乙方为第一审的诉讼人

乙方权限：代为调查、取证、答辩、出庭应诉、庭外和解，代为提出、变更、放弃、承认诉讼请求和调解、和解，提出反诉。

2.甲方委托乙方为第二审的诉讼人。

乙方权限：代为提起上诉、调查取证、答辩、出庭应诉、庭外和解，代为提出、变更、放弃、承认诉讼请求和调解、和解。

3.甲方委托乙方申请执行程序的人

乙方权限：代为向法院提起执行程序及相关工作，代为收转被执行标的。

甲方委托乙方上述1，3项工作。

第三条 双方协商同意律师费及交纳办法如下：

1.如一次性付清，甲方应在本协议双方签署确认之10日内，向乙方支付全额费人民币3000元; 诉讼费400元(多退少补)将于本协议双方签署确认之10日内支付给乙方。乙方或乙方所在之律所需在收到费10日内开具正式发票给甲方。

2.如分期支付，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元，其余费于 之日缴足，共计人民币 元

3.风险条款，甲方应在本协议签署之________日内，向乙方支付费人民币_______元，如_________________甲方向乙方加付人民币__________元

4.其他特别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条 乙方指派律师受甲方委托到甲方所在地和乙方所在地以外的地方工作时，除非另有特别约定，办案律师的交通、食宿等差旅费由甲方依据票据实报实销。

第五条 乙方律师须依法维护甲方合法权益，按时出庭，并严格遵守律师职业道德，对其执行事务中所知悉的甲方的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应当保密。如有违反，乙方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条 如乙方承办律师不按规定程序认真负责地从事事务，与对方当事人或其人恶意串通，损害甲方权益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委托合同，要求乙方如数退还或拒付费，并可依法要求乙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七条 甲方须真实地向乙方律师叙述案情，提供有关案件的证据及乙方要求的其他材料。乙方接受委托后，如发现甲方弄虚作假，隐瞒事实，有权中止，依约所收费用不予退还，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甲方承担。

第八条 如乙方无故终止履行合同，费全部退还甲方;如甲方无故终止，费不予退还。

第九条 本合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办理终结止(判决、调解、案外和解及撤销诉讼)。

甲 方：伍昊献 乙 方：北京市力行律师事务所 代表人： 受托律师：

地 址：湖南长沙五一中路351号西区2栋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望花路西里9号楼 邮 编： xxxxxx 邮 编：xxxxxx 联系电话：13618463xxx 联系电话：13051085xxx 传 真： 传 真：

篇7

一、协议管辖制度概述

协议管辖制度，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将他们之间业已发生或可能会发生的涉外民商事争议，交付某国法院审理的管辖权制度。协议管辖在国际私法上的意思是自治原则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延伸和体现，是对选法自由的补充，也是国家在地域管辖权上的相互妥协，它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私人以立法者所具有的权力。协议管辖制度已为当今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和采用。

各国之所以纷纷将协议管辖作为一项确定国际民事管辖权的一般原则，主要是因为其自身具有诸多明显的优点。第一，赋予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自，不仅有助于避免有关国家的管辖权规定因刻板、僵化而可能造成的不公平、不合理管辖的现象，而且借当事人之手使各国间民事管辖权的冲突轻松而巧妙地得到了解决。第二，在各国法院平行管辖的情况下，原告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他可以选择到那个为其所信任且对其最为有利的法院去，而被告则只能屈就原告的选择，或者另择法院。前者导致当事人之间诉讼机会的不均等，后者导致一事多诉，两者均不利于国际交流的健康发展。承认协议管辖，则能实现当事人之间程序和实体的平衡，并能有效防止和减少一事多诉现象的产生。第三，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当事人双方即可在签订协议时对法院办案的公正性、诉讼所用语言及交通方面的便利程度、双方对诉讼采用程序的熟悉程度、判决的可执行程度及费用的可接受程度等因素进行全面的考虑和权衡，大大增强了诉讼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及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

尽管各国立法都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是毫无限制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共同限制条件：一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不得违反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二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不得排除法院地国的专属管辖权；三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必须出于善意。

二、协议管辖制度的国际发展趋势

1.协议管辖适用的范围趋向逐步宽泛。关于当事人选择法院方面，各国规定并不一致。匈牙利是只允许在合同争议上设立管辖协议的国家。捷克的规定不仅包括合同争议，而且还有金钱债务的争议。南斯拉夫则进一步扩大动产物权。在大多数情况下，承认协议管辖的范围限于契约、不当得利、信托等债权诉讼。对于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自然人、婚姻家庭、继承以及带有很强地域特征的破产等事项，一般不允许当事人约定管辖法院。

从近年的国际私法立法来看，协议管辖已经开始将其势力范围渗透到身份、婚姻家庭、继承等领域。根据1984年《秘鲁民法典》第2058条和第2062条的规定，协议管辖适用于“世袭财产案件”(即合同之债、侵权之债、财产物权)以及诉因与秘鲁有实际联系的当事人明示或默示接受秘鲁法院管辖的自然人的身份和能力或家庭问题的案件。

2.管辖协议的形式要件日益放宽。根据管辖协议订立的方式，可将管辖协议分为明示的管辖协议和默示的管辖协议。对于明示的管辖协议，大多数法律都要求以书面形式达成。这无疑有利于防止和减少管辖权争议的产生，即使产生争议，也容易举证并及时解决。但是，过于强调书面形式，很多时候并不利于国际民商事争议的妥善解决，无益于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因此，许多国家都主张对管辖协议的书面形式作扩大和灵活的解释。例如，2005年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第3条第3项即集中反映了各国的这种普遍要求：“排他选择法院协议必须以下列方式缔结或获得证明：(i)书面方式；或(ⅱ)通过其他任何能够提供可获取的供后来援用的信息的传送方式。”这样，就将传统的书面方式及随着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电子方式或其他新的技术方式均包括进来了。在国内立法中，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当为改革的先行者。该法第5条第1款对管辖协议的形式作出的规定亦十分宽松和灵活：“在有关财产的事项中，当事人可以协商选定处理就特定的法律关系所产生或将要产生的争议的法院。可通过书写、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达成选择协议。如无相反的规定，对法院的选择是排他的。”

3.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日遭淡化。对于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是否必须与案件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英、美等国家认为，当事人选择的法院与案件没有联系并不影响管辖协议的效力，不会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给与当事人及其争议均无联系但有着处理某类案件丰富经验的法院审理构成妨碍。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是要求当事人选择的法院必须是与争议和案件有着直接联系或实质性联系的地点的法院。

主张漠视联系因素的国家主要是出于能给当事人提供和创造更多便利和自由的考虑，因为如果允许当事人任意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便更能保证所选法院的中立性、公正性和便利性。强调联系因素的国家则出于各种担心而显得比较谨慎和保守。他们认为，如果允许当事人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进行审理，将会给案件的审理(如取证、适用法律等)带来诸多不便，结果反而不利于其真正保护当事人的利益。通过比较和分析，前一种主张似乎更为合理，也更符合协议管辖原则的本意，而后一种主张则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成立或经不起推敲。第一，认为不强调联系因素便不能照顾到司法便利性的观点就有些牵强，这种担心也显得多余，因为不将当事人的目光严格限定在与案件有联系的法院上，会使当事人获得更多的自由，当事人因而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结合法院的中立性、公正性以及诉讼的专业性、便利性和判决的可执行性等各种因素进行全面和充分的考虑，然后作出最明智、最适当的选择。第二，几乎各国国内法和国际条约都对当事人选择法院施加了一项不得违反专属管辖的限制，有了这种专属管辖优先于协议管辖的限制，就不必担心当事人会利用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的机会损害一国的司法和公共秩序了。第三，淡化所选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使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范围大大拓展，无疑可为当事人更顺利地达成合意提供便利和支持。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近年颁布的国际私法大都没有要求当事人必须选择与案件有联系的法院。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5条、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改革法》第4条以及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第4条，均无不体现了这种新的立法趋势。

4.保护弱者原则在管辖约定中充分体现。管辖协议有可能被经济上占优势地位(尤其是垄断或事实上垄断)的一方当事人利用来侵犯较弱一方当事人，造成形式上的自治平等，实质上有悖公平的结果，与协议管辖所追求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典型情况是，当合同双方当事人实际议价能力悬殊，诸如格式合同中，合同条款由当事人一方预先拟定，对方只能附合该条款意思，而拟定条

款一方在经济上又具有绝对优势地位，使其可以将合同条款包括协议条款强加给对方。一般而言，弱方当事人只有被动地“自愿”接受合同中明显对其不利的协议管辖条款。

值得注意的是，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协议管辖制度对弱方当事人的保护独具匠心，那便是从协议订立的时间角度体现对弱者的保护。公约规定，除其它条件外，保险合同、赊购合同、租购合同中的管辖权约定于纠纷发生后订立始得尊重，在纠纷发生之前订立的，不予遵从。我们知道，管辖协议订立在纠纷发生之后，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心存侥幸或屈就订约的情形很少发生，但在纠纷发生之前，弱方当事人屈于双方经济地位悬殊的现实，无暇顾及或者是抱着良好愿望接受对己不利的管辖协议条款的情形在实践中却屡见不鲜。总之，保护弱者原则对协议管辖效力的限制，是协议管辖真正体现其价值优越性的必备要件，也是当事人议价能力悬殊合同管辖规定中这一原则精神正得以实现的必要保障条款。这一原则在协议管辖制度中的充分体现是完善协议管辖立法的必然选择。

三、我国有关协议管辖制度的立法及其完善

1.我国有关协议管辖制度的立法。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规定：“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本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第245规定：“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5条指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34条和第246条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专属管辖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用书面协议选择其他国家法院管辖。但协议选择仲裁裁决的除外。”《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下列案件，由本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专属管辖：(一)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二)因港口作业中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港口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三)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第246条规定：“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

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8条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2.我国现行协议管辖制度的缺陷

第一，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太窄且模糊不清。涉外民事案件的协议管辖仅限于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对于因婚姻家庭、继承等引起的财产争端是否可以纳入“财产权益纠纷”的范畴，我国法律也没有明确。所谓“合同纠纷”中的“合同”是否有一定的限定范围，我国法律也未做具体规定。

第二，管辖协议形式要件严格的“书面”化。对协议管辖的形式要件，我国仍采取严格的书面形式，即只承认狭义的“书面协议”，否认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所达成的选择协议的法律效力，更不用说口头形式了。这不仅与当今的国际趋势不一致，而且与我国1999年《合同法》中新的立法趋势也是相悖的。

第三，协议选择的法院太窄。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必须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这显然与当今国际上主张漠视或淡化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的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协议管辖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而且大大限制了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的自由。

第四，保护弱者原则的缺位。一方面，管辖协议有可能被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利用来侵犯较弱一方当事人，造成形式上的自治平等，实质上有悖公平的结果，与协议管辖所追求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在一些人身权案件中，如抚养或扶养案件等，原告往往是年幼或年迈体弱者，单纯地以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法院会造成原告的不便，增加其诉累，影响到原告权利实现及其权利实现的程度。因此，随着“以人为本”法律思想的确立，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各国法律都对弱者利益给予着重的保护，这一精神在协议管辖制度上亦得到了体现。我国协议管辖制度在保护弱者之效力限制上存在明显的立法疏漏。

3.我国现行协议管辖制度的完善

第一，扩大适用协议管辖案件的范围。协议管辖制度体现了国家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是诉讼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为充分发挥这一制度的作用，进一步推进诉讼民主，提高诉讼效率，立法者在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应借鉴和吸收国外协议管辖方面的立法经验和成功做法，适当扩大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案件范围。建议将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涉外民商事合同纠纷和涉外财产权益纠纷案件，以及除人身损害赔偿、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以外的其他各类涉外侵权纠纷案件。为适应WTO法制统一原则和透明度原则的要求，便于当事人依法及时行使协议管辖权，便于法院依法及时审案，可以考虑借鉴我国仲裁法中确定仲裁范围的方式，采取概括规定与否定列举(排除法)相结合的方式界定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案件范围。即对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可以规定为：“涉外合同、涉外财产权益纠纷或者涉外侵权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依法采用书面协议等形式选择争议的管辖法院。”并另行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继承纠纷，专利纠纷以及有关破产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协议管辖。”新晨

第二，扩大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范围。理想的立法应该是只要不违背专属管辖，且不得存在重大的不方便，应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任一法院包括与案件没有实际联系的法院。对涉外协议管辖来说，实际上对本国司法管辖权的一种限制，这有助于克服“一事两诉”的现象，公平、有效地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与争议。

第三，放宽管辖协议的形式要件。放弃严格单一的书面主义，相应地作出灵活宽松的规定，即当事人既可以书写、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达成选择协议，也允许双方以口头形式协议或合意选择管辖法院，但对口头形式应该作一些限制，如只能适应一些简单或诉额较小的民商事案件或人身权案件等。这样，不但与国际通行的做法和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同时也可消除与我国合同法相关条文的矛盾。

第四，体现和贯彻弱者保护原则。在有关财产权益纠纷案件中，主要是一些经济地位相对悬殊的特殊合同纠纷，如消费合同、雇佣合同、保险合同、赊购合同、租赁合同等，应规定，只有在争议发生后订立的管辖协议才有效力，并给予弱势方当事人优先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以防止弱势当事人只能被动地“自愿”接受合同中明显对其不利的协议管辖条款。在人身权纠纷案件中，如婚姻负担、抚养费或扶养费案件等，可规定，原告有权自行选择法院提讼，即原告享有选择法院的权利，实行被告就原告原则。

参考文献：

[1]李双元.国际私法[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徐卉.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篇8

被答辩人：原被申请人湖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地址：**市**区*****栋**号

请求事项：

一、判令被答辩人支付答辩人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9029元，失业金的差额损失1260元，返还收取的罚款4100元，以上共计34389元。

1、答辩人刘*自2010年8月31日入职，该公司未与之签订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会保险（2010年9月至2011年5月），2013年10月将答辩人2013年9、10月工资4100元直接转入公司交通罚款。被答辩人称“被告入职时，公司即与其已签订劳动合同”却拿不出劳动合同；称“于2010年8月31日在原告公司入职，任行政部主管，职责包括完善公司员工劳动合同的签订及保管工作，”却提供不出答辩人签收的职责说明书或“任命书”签收凭证。被答辩人在原裁决中提供的“任命书”属答辩人离职后单方面制作，并没在公司或答辩人处下发及任命；无法证明事实，属违造事实证据。

其次，答辩人任行政部主管，公司组织架构有行政部、人事部之分，众所周之”完善公司员工劳动合同的签订及保管工作”属人事部工作职责。故被答辩人称“但被告利用职务之便私下藏匿该合同”属诬陷答辩人。

总之，事实系该公司总经理**一意孤行、知法违法，在原人事部经理**的一再请示下仍拒绝与答辩人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

2、答辩人被该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后，自2013年12月开始领取**区失业保险金每月714元。依法按当地标准，就职期限为3年2个月至少可领取7个月失业金。而因为该公司2010年9月至2011年5月未缴纳社会保险，致使答辩人少领取2个月的失业金。

3、“罚款4100元”的现金直接由该公司财务以“克扣的2013年9月、10月的工资共计4100元”转入公司账户，现金并未经过答辩人之手。原仲裁申请书中请求（三）与原裁决“返还收取的罚款4100元”并非判非所请。

二、判令被答辩人支付答辩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经济补偿金及违反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共计18473元。

篇9

一、共同诉讼的概念

共同诉讼是与一对一的原告和被告进行单独诉讼相对应的复数诉讼形式。在对某一法律关系的争议中，如果所争议的权利属于若干主体，就可能有若干个人同时处于原告的地位，如多个原告对同一财产主张共同共有。同样，被告一方，也可能有若干人处于被原告起诉的地位，例如多个被告被原告起诉称共同侵犯其名誉权。如果原告一方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参与诉讼，称为积极的共同诉讼；如果被告一方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参与诉讼，则称为消极的共同诉讼。共同原告一方，称为积极的共同诉讼人；共同被告一方，称为消极的共同诉讼 。如果原告和被告双方都是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参与诉讼，则这种共同诉讼被称为“混合的共同诉讼”。无论哪种形式的共同诉讼，都是原告一方或被告一方或者原告、被告双方的人数在二人或二人以上的诉讼。

共同诉讼属于诉的主体倒闭，即当事人的合并。共同诉讼与诉的客体合并不同，诉的客体合并是一个原告向一个被告提出几个诉讼请求，由人民法院合并审理。共同诉讼与第三人参加诉讼，被告提出反诉等，也是有所不同的。

共同诉讼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个重要诉讼制度。通过这个制度，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彻底解决涉及多数当事人的纠纷，从而简化诉讼程序，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避免人民法院在同一案件或同类案件上作出相互冲突的裁判。

共同诉讼一般分为普通共同诉讼和必要共同诉讼两类。

二、普通共同诉讼

（一）普通共同诉讼的含义

普通共同诉讼是单独诉讼的合并形态。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普通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属于同一各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而共同进行的诉讼。普通共同诉讼既然是两个以上同类的诉讼标的合并而引起的诉讼主体的的合并，共同诉讼人之间就不存在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其间往往是诉讼标的上的牵连。因此，普通共同诉讼是可分之诉，这类诉讼是合并审理还是分开审理，取决于当事人的同意和人民法院的决定。

（二）普通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和牵连性

单独诉讼是普通共同诉讼形成的前提。在共同诉讼中，由于诉讼标的具有共同或牵连关系，导致共同诉讼人诉讼行为的相互影响，这就会使单独诉讼形式下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发生一些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既要尊重当事人诉讼行为的独立性，又要利用共同诉讼制度实现诉讼 经济 ，避免裁判矛盾。为界定共同诉讼人在共同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就要对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和牵连性有明确的认识。

1、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

在普通共同诉讼人之间，由于没有共同的权利或义务关系，既可以作为共同诉讼合并审理，也可以作为各自独立的诉讼分别审理；即使合并审理，也要分别作出确认各自的民事权利、义务的判决。共同诉讼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与独立进行诉讼完全相同。所以，各共同诉讼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各共同诉讼人进行诉讼不受其他共同诉讼人的牵制，可以独自在诉讼中自认、撤诉、和解、上诉；其中一人自认的效力不及于其他共同诉讼人。

其二，共同诉讼人的对方当事人，对于各共同诉讼人可以采取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诉讼行为。如与一共同诉讼人和解，拒绝与另一共同诉讼人和解；承认一共同诉讼人的诉讼请求，而反驳另一共同诉讼人性质相同的诉讼请求。

其三，各共同诉讼人可以分别委托诉讼人。

其四，对各共同诉讼人是否具备适格要件，应分别审查，其中一人缺乏适格要件，只能对其中一人之诉不予受理，不影响其他共同诉讼人。

其五，法院在诉讼进行中发现合并辩论并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时，可以将诉讼分开。

其六，因共同诉讼人一人发生的诉讼中止、终结事由，不影响其他共同诉讼人继续诉讼。

2、普通共同诉讼人的牵连性

共同诉讼人之间应适用独立原则，如对此原则不加限制，势必导致共同诉讼人的诉讼行为互相孤立，共同诉讼追求的诉讼经济目标就难以实现。所以，独立原则的适用必须有个界限，这个界限是：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应以其具有牵连性的问题为前提。共同诉讼人有牵连性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提出的主张，如果对其他共同诉讼人有利，而其他共同诉讼人又不反对的，其效力及于其他人。这称为主张共通原则。

其二，共同诉讼中一人所提出的证据，可以作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所主张的事实进行认定的证据。换句话说，该证据可以作为共同诉讼人的共同证据。这称为证据共通原则。

其三，若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所作抗辩足以否认对方主张的权利，那么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与对方当事人的关系，应加以斟酌。

三、必要共同诉讼

（一）必要共同诉讼的含义和分类

按照《民事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必要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诉讼。必要共同诉讼人具有共同的权利或义务，因而是不可分之诉，人民法院必须合并审理和判决。

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不仅把“诉讼标的共同”的诉讼作为必要共同诉讼，而且还把与诉讼标的有密切联系的诉讼也当做诉讼标的共同的诉讼处理。例如，一些基于同一事实引起的侵权诉讼，在某一共同侵权人未被起诉的，人民法院往往以职权追加其参加诉讼。这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必要共同诉讼人的牵连性和独立性

1、必要共同诉讼人的牵连性

对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作一番比较，不难发现必要共同诉讼人表现出更多的牵连性，这表现在必要共同诉讼人的一人行为只有有利于全体时才发生效力。

共同诉讼人中一人的行为是否有利于全体共同诉讼人，是在当事人实施行为之时从形式上进行判断，而不是在判决或当事人实施行为之后再作决定。共同诉讼人中有利于全体的一人或数人的行为一般有：

第一，共同原告人所作有利于全体的诉讼请求，陈述有利的事实，提出有利的证据，虽然其他共同原告未作此种行为，这些行为对全体发生效力。共同被告中一人争执原告的请求及其主张的事实，或提出抗辩或反证者，虽然其他共同被告未作出这些行为，其行为对其他被告发生效力。如果各共同诉讼人所陈述的有利事实相互间有矛盾或所举证据经调查互相矛盾的，法院则依自由心证进行判断。共同诉讼人一人所为不利行为，如诉讼上自认或不争执对方主张的事实、放弃诉讼请求，此行为对全体共同诉讼人不生效力。但不利益行为如果由全体共同诉讼人一致作出，则对全体发生效力。

第二，共同诉讼人一人遵守期间，则对全体发生效力。如上诉期间虽然各个共同诉讼人自判决送达之次日起各自 计算 ，但其中一人在上诉期间上诉，视为全体在上诉期间内上诉，其他共同诉讼人无论是否已逾上诉期间，都不必再提起上诉。

第三，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有中断或中止诉讼的原因发生时，其中断或中止对全体发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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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事诉讼 共同诉讼 普通共同诉讼

一、共同诉讼的概念

共同诉讼是与一对一的原告和被告进行单独诉讼相对应的复数诉讼形式。在对某一法律关系的争议中，如果所争议的权利属于若干主体，就可能有若干个人同时处于原告的地位，如多个原告对同一财产主张共同共有。同样，被告一方，也可能有若干人处于被原告起诉的地位，例如多个被告被原告起诉称共同侵犯其名誉权。如果原告一方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参与诉讼，称为积极的共同诉讼；如果被告一方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参与诉讼，则称为消极的共同诉讼。共同原告一方，称为积极的共同诉讼人；共同被告一方，称为消极的共同诉讼 。如果原告和被告双方都是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参与诉讼，则这种共同诉讼被称为“混合的共同诉讼”。无论哪种形式的共同诉讼，都是原告一方或被告一方或者原告、被告双方的人数在二人或二人以上的诉讼。

共同诉讼属于诉的主体倒闭，即当事人的合并。共同诉讼与诉的客体合并不同，诉的客体合并是一个原告向一个被告提出几个诉讼请求，由人民法院合并审理。共同诉讼与第三人参加诉讼，被告提出反诉等，也是有所不同的。

共同诉讼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个重要诉讼制度。通过这个制度，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彻底解决涉及多数当事人的纠纷，从而简化诉讼程序，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避免人民法院在同一案件或同类案件上作出相互冲突的裁判。

共同诉讼一般分为普通共同诉讼和必要共同诉讼两类。

二、普通共同诉讼

（一）普通共同诉讼的含义

普通共同诉讼是单独诉讼的合并形态。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普通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属于同一各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而共同进行的诉讼。普通共同诉讼既然是两个以上同类的诉讼标的合并而引起的诉讼主体的的合并，共同诉讼人之间就不存在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其间往往是诉讼标的上的牵连。因此，普通共同诉讼是可分之诉，这类诉讼是合并审理还是分开审理，取决于当事人的同意和人民法院的决定。

（二）普通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和牵连性

单独诉讼是普通共同诉讼形成的前提。在共同诉讼中，由于诉讼标的具有共同或牵连关系，导致共同诉讼人诉讼行为的相互影响，这就会使单独诉讼形式下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发生一些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既要尊重当事人诉讼行为的独立性，又要利用共同诉讼制度实现诉讼经济，避免裁判矛盾。为界定共同诉讼人在共同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就要对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和牵连性有明确的认识。

1、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

在普通共同诉讼人之间，由于没有共同的权利或义务关系，既可以作为共同诉讼合并审理，也可以作为各自独立的诉讼分别审理；即使合并审理，也要分别作出确认各自的民事权利、义务的判决。共同诉讼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与独立进行诉讼完全相同。所以，各共同诉讼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各共同诉讼人进行诉讼不受其他共同诉讼人的牵制，可以独自在诉讼中自认、撤诉、和解、上诉；其中一人自认的效力不及于其他共同诉讼人。

其二，共同诉讼人的对方当事人，对于各共同诉讼人可以采取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诉讼行为。如与一共同诉讼人和解，拒绝与另一共同诉讼人和解；承认一共同诉讼人的诉讼请求，而反驳另一共同诉讼人性质相同的诉讼请求。

其三，各共同诉讼人可以分别委托诉讼人。

其四，对各共同诉讼人是否具备适格要件，应分别审查，其中一人缺乏适格要件，只能对其中一人之诉不予受理，不影响其他共同诉讼人。

其五，法院在诉讼进行中发现合并辩论并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时，可以将诉讼分开。

其六，因共同诉讼人一人发生的诉讼中止、终结事由，不影响其他共同诉讼人继续诉讼。

2、普通共同诉讼人的牵连性

共同诉讼人之间应适用独立原则，如对此原则不加限制，势必导致共同诉讼人的诉讼行为互相孤立，共同诉讼追求的诉讼经济目标就难以实现。所以，独立原则的适用必须有个界限，这个界限是：共同诉讼人的独立性应以其具有牵连性的问题为前提。共同诉讼人有牵连性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提出的主张，如果对其他共同诉讼人有利，而其他共同诉讼人又不反对的，其效力及于其他人。这称为主张共通原则。

其二，共同诉讼中一人所提出的证据，可以作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所主张的事实进行认定的证据。换句话说，该证据可以作为共同诉讼人的共同证据。这称为证据共通原则。

其三，若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所作抗辩足以否认对方主张的权利，那么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与对方当事人的关系，应加以斟酌。

三、必要共同诉讼

（一）必要共同诉讼的含义和分类

按照《民事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必要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诉讼。必要共同诉讼人具有共同的权利或义务，因而是不可分之诉，人民法院必须合并审理和判决。

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不仅把“诉讼标的共同”的诉讼作为必要共同诉讼，而且还把与诉讼标的有密切联系的诉讼也当做诉讼标的共同的诉讼处理。例如，一些基于同一事实引起的侵权诉讼，在某一共同侵权人未被起诉的，人民法院往往以职权追加其参加诉讼。这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必要共同诉讼人的牵连性和独立性

1、必要共同诉讼人的牵连性

对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作一番比较，不难发现必要共同诉讼人表现出更多的牵连性，这表现在必要共同诉讼人的一人行为只有有利于全体时才发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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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法系的法学家力图通过理论研究，确定出抽象的诉讼标的概念，而使“讼争一成不变”，这样易于掌握和便于操作。但是，抽象的诉讼标的概念几经阵痛，仍难产生。无论是传统的诉讼标的理论，还是新兴的诉讼标的理论，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审判实务时，总有力不从心之感。况且，使“讼争一成不变”更多的是一种学理上的追求，在实务中是难以兑现的，再者，由于没有或者说审理前的程序不完善这一动态的过程，筛选和明确当事人的讼争焦点，确定案件的审理范围，追求“讼争一成不变”也可能使原告面临巨大的诉讼风险。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禁止重复起诉，曾作出如下规定：“两个诉因并存的……原告可以选择两者之中有利于自己的一种诉因提起诉讼……但不得就同一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分别以不同的诉因提出两个诉讼。”但不知是何原因，在之后的法律、法规或是司法解释中，再未见到关于诉因的应用。

大陆法系在解决审理范围、责任竞合、既判力等问题上依赖于对诉讼标的的识别，传统上并不采用诉因制度。但随着世界经济的大融合，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相互采长补短，已成趋势，诉因制度也已为两大法系普遍使用。因此，我们认为，面对审判实务中的具体问题时，不应拘泥法系或法律体制的限制，在解决诸如审理对象、争执焦点、既判力范围（禁止重复起诉）等问题上，试引入英美法系中与诉讼标的相的诉因概念，以及相关理论，或许是有益的。为此，笔者试对民事诉讼中的诉因作一点分析，以期有功于上列诸问题的解决。

一、概说诉因

诉因，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原告据以提出诉讼的原因，它是随法典诉答的产生而产生的。1848年纽约州《民事诉讼法典》的通过形成法典诉答，这部民事诉讼法通常被称为“菲尔德法典”，因为其起草者是著名的纽约开业律师，致力于改革先锋菲尔德（David  Dudley  Fied，  1805-1894）。这部法典废除了既存的各种诉讼形式，并且强制规定“仅存在一种诉讼形式”。起诉状仅包含“构成诉讼原因的事实陈述”即可，而且应“用通常的、明确的和不重复的语言，以及用一种使有普通理解能力的人能够知道它意在何处的方式”写作。 根据法典式诉答，原告仅需陈述组成诉讼原因的事实。换而言之，原告必须申明能够表明自身法律上的权利和被告过错行为的事实。如果事实主张符合某种法定权利的范式，案件便能继续进行。这个标准旨在通知相对人，并给法院以充分的信息，以决定取消或驳回法律上不充分的请求，避免无用的审判。

对诉因的确定，最狭窄的标准为从侵犯的权利出发，认为凡是有一个以上的权利受到侵犯，即使是一个单一的行为造成，也有一个以上的分别的诉讼原因（这相当于大陆法传统诉讼标的理论的识别）。第二种观点认为有多少违法行为就有多少诉讼原因，把重点放在被告的行为上，而不是放在原告遭受的损害上。一项侵权行为构成一个诉讼原因，不问是否对人或物产生一系列的损害。第三种观点认为，诉因的确定是以交易或事态为标准，产生损害或一系列损害行为应该在单一的诉讼中提出，换言之，在第一次诉讼中必须把各项请求合并起来，否则不能主张既判力。 我们虽然不能把诉讼原因与诉讼标的等同起来理解，但二者确有着相类似的功能，即二者均是为了解决诉讼中审理对象、争执焦点、既判力范围而提出的概念。

诉因制度具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用以确定审判的对象，亦即诉因告知了法院的审判范围；二是借以告知被告行使防御权和防御范围。诉因制度将原告诉状写明的事实作为一种假定，明确诉状中的诉因即是当事人双方的攻防焦点。因而在诉因制度下，禁止法官擅变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也就是说，不告不理原则是诉因制度的基础，其追求的是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的统一。

二、诉因选择

平衡双方的权力和义务是诉讼的基本原则，在权力和义务的平衡中，司法可以获得最大意义上的公正。但诉讼不是慈善行为，法庭也非讲究道德操行之地。因为“民法”的原本就是“市民法”，而市民的自利的人。“民法”也不是道德规范，而是人们的行为规范，是行为主体追求最大利益的底线规范。当事人对因事件或行为引起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事实的主观认识，组合各种诉的要素，形成诉因，提起民事诉讼。在通常情形下，诉因是由当事人在起诉时自行确定的。换言之，诉因选择，是指原告依其对引发争议的事件或行为的认识和判断，决定提出何种诉讼的结果。针对原告提起的诉讼，被告可以提出自己的抗辩意见，否认原告所主张的权利，证明原告的诉因与其请求没有因果关系。在很多数情况下，确定诉因并不困难，比如因夫妻感情不和导致的纠纷，因遗嘱导致的继承纠纷，因采光、通风受到侵害导致的相邻纠纷等等。采光、通风纠纷等通常表现为一种相邻侵权行为，但侵权行为并不是惟一的诉因。如果原告在购买房屋时与房产商签订的合同中对采光、通风作了约定，原告也可以违约提起诉讼。《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这就是说，当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竟合时，法律赋予了当事人法定的诉因选择权利。既然是选择就必是居其一，也就是说，“两个诉因并存的……原告可以选择两者之中有利于自己的一种诉因提起诉讼……但不得就同一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分别以不同的诉因提出两个诉讼。” 因为，同一法律事实因多种关系的交叉而产生数个具有同一目的诉讼，因而在选择了一种诉讼时，其他竞合的诉讼就消灭。即“一个诉讼只是在竞合的实际范围内消灭另一诉讼”。

诉因之正当或是不正当，并不能等同于正确或错误。从诉讼层面上讲，诉因的正当与不正当表示的是当事人诉讼技巧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当事人的诉讼目的是否正当。

（一）正当诉因

原告以何种诉因提起诉讼，属当事人的基本权力，当事对诉因的选定后果：一是可以顺利实现诉讼目的，二是可以限制法院的审理范围。由于竟合的原因，正当诉因并不是惟一的，而是要考查其是否利于请求的顺利实现。这种顺利实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程序上的，比如选择侵权之诉否是违约之诉，使最近便的法院获得管辖，以最小的代价进行诉讼。二是实体上的，同样以侵权之诉还是违约之诉为例，比如，因客运合同引起的旅客身体损害，旅客既可以提出合同之诉，也可以提出侵权之诉，但由于两种诉的赔偿项目不一样，且不能重叠，合同之诉可以请求可计算的预期收入，但不能提出给予精神抚慰金，侵权之诉正好相反。 当事人可以通过对获赔利益大小、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衡量，最终确定诉讼种类。

（二）不当诉因。

造成诉因不当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事人选择诉因不当，二是法院确定案由不当造成诉因不当。

1、当事人选择诉因不当。

选择诉因不恰当，致使案件审理朝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造成可得利益减少，甚至最终导致败诉。不当诉因可以分为部份不当和完全不当两种，上面谈到的违约之诉中可计算的预期收入和侵权之诉中的精神抚慰金，孰多孰少不能分辨，就是一个比较明显诉因部份不当。当事人自认为是责任竟合，择其一进行诉讼，但经过审理，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已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仍然坚持其诉请，最终导致败诉，则是完全不当的诉因。

2、法院确定案由不当造成诉因不当。

在受理当事人起诉时，当事人在诉状上写明了诉讼理由，案由多是由法院来确定。出现这种情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长期以来职权主义的影响，认为法院确定案由乃为理所应当，二是当事人法律知识欠缺或是表达能力的限制，诉讼理由与诉讼请求有时会出现不和谐、甚至矛盾。不过这种由法院确定案由的情形目前有所改变，实践中大多由当事人自行确定案由。但是，这种变化或者说司法改革，消除和淡化的是职权主义的色彩，在当事人方面存在的问题依然没有获得解决。案由是案件的由来，是原告起诉的原因。由于纠纷发生的原因、争议的权利、义务的性质都可以反映纠纷性质，而案由与诉讼特性或纠纷特性直接关联。诉因不同，法院的审理结果也不同。

在审判实务中，常会出现法庭调查结束后，法院认为自己确定的案由不当，但却不再告知当事人，径行更改案由的情形，当事人也鲜有对此提出异议。我们说诉因不同结果不同，只有当事人起诉的原因与其诉讼请求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时，其主张才会获得法院的支持。而法院无论是在立案时的案由确定，还是在审理中变更案由，均显现出一种无可质疑的权威，这无疑违背了司法公正。因此，我们认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第    （三）项规定的起诉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第一百一十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起诉状应当记明“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和理由”，均是当事人根据其起诉的诉因自行确定与之相适合的案由。而法院无论是立案时还是在审理中，均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决定，不宜越俎代庖为当事人确定起诉的原因-案由。法律赋予法院的只是提示原告在一定的期间内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是否变更乃由当事人自行确定。

（三）不当诉因的挽救

当事人不仅对诉讼法程序的起始、发展和终结有重要的决定作用，而且当事人还对诉讼法规定的某项具体权利以及诉讼资料享有处分权；当事人没有提出来的案件事实，法院不能作为判案依据。当诉讼程被启动后，原告发现其提起诉讼的诉因不当，即诉因与诉讼请求没有因果关系。对于不当诉因，法律规定是可以变更的，其途径有两条：一是当事人主动变更，《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二是法院依法提示当事人变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的确立意味着他们享有了法律赋予的实际的诉讼权利，也意味着他们自己的行为将直接影响裁判的形成，决定诉讼的成败。原告起诉后，其变更诉讼请求，导致诉因变更。而被告无论是针对原告的诉讼清求还是针对原告的诉因提出的答辩，即无论是实体上抗辩，如被告作为债务人提出的同时履行抗辩权、抵销权，还是程序上的抗辩权，通过主张、举证、辩论达到排除原告诉讼请求之目的，都可以使原告在起诉建立起来的、诉讼请求与诉因之间的因果关系归于消灭。法院为审理裁判所作的工作，都会因为原告的变更诉讼请求而成为无效的用功，造成诉讼资源浪费。 另外，当事人利用诉讼请求的变更对对方当事人实施突袭，以求制胜的现实可能和心理基础，而《民事诉讼法》对诉讼请求变更过余粗糙的规定，也使当事人实施突袭客观上成为一种可行的，甚至是合法的行为，在审判实务中常见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任意诉讼请求及诉讼理由进行变更的情况。因而可以说，不加限制地允许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是对被告权利的漠视，有悖于司法公正。

由于我国法制建设不健全，社会对法律的认知程度不高，在诉讼中对当事人的不足或错误作必要的提示，是一种现实的态度，并不表明恢复或倾向职权主义，或是对当事人主义的改良。现实的法律才可能被社会接受，被社会接受的法律才可能最大程度接近公正。因而法官提示原告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应当高度警惕法官操纵当事人诉讼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法官包揽诉讼，当事人只需提出起诉和陈明诉讼请求，余下的则是由法官来搭建诉因与诉讼请求之间的桥梁，构建因果关系，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法庭上听当事人或者人只陈述要求赔偿多少，至于为什么赔这么多，如何计算出来的，依照的标准是什么，则请法官自便-“依照法定标准计算后判决”，咄咄而凛然。而有的法官似乎也习惯于主宰法庭，好恶于掌股之间，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作出与当事人诉讼请求不一致的裁判。原告的诉讼目的获得满足，而被告的诉讼权利却受到侵害；当事人在诉讼中仍然处于被动地位。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允许原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是一种现实的态度，但诉讼应当谨慎，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应当平衡。因而对原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应当在期间和次数上作出限制性规定，具体可参照当事人对管辖提出异议一样，应在被告答辩期限届满以前作出，且只能申请变更一次。若被告的答辩期届满，则不允许其变更，以保持正常的程序节奏，维护司法公正。

三、诉因的固定

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诉因与其诉讼请求，应当具有因果关系，但是，同一法律关系可能产生多种争议。因此，原告起诉的诉因与诉讼请求不具有因果关系，也会发生，这就要求审查起诉和受理案件的法官能够准确地判断并找出案件所蕴含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揭示出当事人所争议的法律关系之核心焦点。 诉因的选择多是由原告在诉讼提起以前进行，一旦提出起诉，其先决条件就是要固定诉因。没有诉因人民法院不能进行审理，摇摆不定的诉因人民法院同样不能进行审理。通常情况下诉因是由当事人选定确认的，但并不等于说当事人说主宰诉因。毕业法院的审判活动是一种公力救济，而非私力救济。法院在受理原告提出的诉讼时，会依照法律规定对当事人提出的诉因进行审查，当起诉证据可以证明其诉因成立时，人民法院即根据原告确认的诉因确定案由，并通过确定案由，将原告的诉因固定下来。接下来的审理活动，也围绕诉因开展。也就是说，诉因是由原告选定的，是由法院将原告的诉因固定下来的。

（一）确定管辖

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约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法院管辖。而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发生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行为的结果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可见，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诉因，可能导致受诉法院拥有对案件的管辖、或者对案件没有管辖。当事人在起诉之始，可以选择其认为最为有利的诉因，向法院提出诉讼。受诉法院则依当事人诉状中明示的诉因，首先要确认的是对案件是否拥有管辖。倘若诉因不固定，或是诉因不当，当事人和法院都可能因管辖问题花费太多的时间与精力，如裁定不予受理或是裁定移送。

（二）确定审理范围

原告起诉时明示的诉讼原因、以及被告针对性的答辩，决定了法院的审理范围。当原告在起诉状中描述的事实的足以构成诉讼原因的事实，该诉讼便成立，法庭的审理活动也即围绕原告的诉因展开。原告未提及的诉因，法院不得审理，即“不告不理”。诉因表明的争议的法律关系，决定了案件的审理范围。例如，甲、乙离婚，双方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给小孩 .法院是否应当审理双方的赠与行为，我们认为，婚姻固然与家庭紧密关联，夫妻离婚不仅仅是双方感情问题，还涉及小孩抚养、财产分割、债务分担等一系列问题，因而离婚诉讼表现为一种复合诉讼。但这种复合并不是无限制的，而应限于与离婚有关的事宜。本案原、被告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小孩这一民事行为，并不是双方的分割行为，而是对共同财产的处分，二者包含的法律关系不同：分割侧重于所有权中的占有关系，是财产所有权人对所有的财产进行再分配。而赠与则体现对财产所有权人对财产的处分，从而失去所有权。当法院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后，夫妻共同财产转而成为一方的个人财产，原来因离婚诉讼不稳定的所有权关系又归于稳定，此时，基于婚姻而处理财产的审理活动即告结束。如果双方在分割前将共同财产赠与小孩，那么彼此离婚时再无可分的财产；如果双方是在分割后赠与的，则使因分割而稳定下来的财产关系又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三）确定举证责任

因诉因的确定，当事人获得了自认为最便利的诉讼方式或途径。这种便利除当事人自认为最近便法院的管辖，最有利的审理范围外，还包括最简捷的举证责任。依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为获得诉讼胜利，就必须在其诉因与主张之间搭建一座可靠的桥梁，使法官确信二者之间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但是，基于纠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法律列举了一系列例外的举证原则，比如因医疗侵权和产品质量等引发的纠纷，即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不过，并非所有的医疗侵权和产品质量均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也就是说，虽因同一事件或行为起，也可能因原告的诉因不同导致适用不同的举证原则。例如，甲某于三年前购买了一辆摩托车，前两年进行了车辆年检，第三年未作年检。今年（第四年）甲某在使用摩托车时，因油箱盖密封不严，导致自燃。为此，甲某提出民事诉讼要求经销商赔偿损失。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以经销商作被告，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相结合的原则，对销售者适用严格责任，是以“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 为前提，销售者只有在因其过错造成产品存在缺陷而致损害时，才承担赔偿责任 ；以制造商为被告，适用严格责任原则。由于适用的归责原则不同，当事人在诉讼中承担的举证也不同：过错责任是以原告举证证明损失与产品缺陷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而严格责任是以被告举证证明损失与产品缺陷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本案涉案产品为知名口牌，销售途径正当合法，因而不具有适用严格责任的条件。所以，由于甲某选择被告不当，导致其举证证明不当而败诉。 从表面上看，本案原告选择被告不当，导致其承担了太多的举证责任。其实，原告是选择诉因不当。消费者购买的产品与销售者出售产品，均应是合格和没有缺陷的，因而消费者与销售者之间建立的是合同关系。如果因为产品质量造成消费者受到损害，虽存在侵权与违约竞合。但由于法定的归责原则不同，实际上已将此类诉因划归一般侵权之诉，导致原告诉因不能成立。

四、不告不理

当事人提起诉讼，启动审判程序。原告提出的诉因，既明确其起诉的原因，同时也限制了法官审理范围。一方面利于原告实现权利；另一方面充分保障被告的权利。但是，若原告以错误的诉因起诉，法院经审理后确定正确诉因，即应当提示原告变更诉因，原告坚持原诉因，法院即可视为“不告”进而作出“不理”的决定，判决驳回诉讼清求。法院不能在发现原告诉因不当时，径行更改原告的诉因，对案件进行审理。若原告变更诉因，法院就应当对新的诉因进行审理。

（一）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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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涉外民事诉讼，是指我国人民法院在涉外民事案件当事人和有关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法审理和解决涉外民事案件的活动和关系的总称。涉外民事案件的特殊性决定了涉外民事诉讼具有不同于国内民事诉讼的特征：

    首先，涉外民事诉讼涉及国家主权。由于涉外民事诉讼含有涉外因素，在管辖、取证、执行诸环节触及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时，既要尊重他国主权又要维护我国主权。这一点是国内民事诉讼所不具有的。

    其次，涉外民事诉讼期间较长。在涉外民事诉讼中，有的当事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有的证据存在于国外。因此，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在实施送达诉讼文书、调查取证、传唤证人、起诉、答辩、上诉等诉讼行为时，需要较长的时间，否则难以完成诉讼行为。客观的需要决定了涉外民事诉讼期间的特殊规范。

    再次，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时，存在适用法律的选择问题。审理国内民事案件只能适用我国的法律。但审理涉外民事案件则存在适用法律的选择问题。选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择适用程序法，二是选择适用实体法。就程序法而言，原则上应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但如果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中有有关程序的特殊规定时，则须首先选择适用该项国际条约。称为“信守国际条约原则”当然，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就适用实体法而言，应按我国《民法通则》等实体法律的规定办理。例如，遗产的法定继承，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

    最后，人民法院进行涉外民事诉讼，有时需要外国法院的协助。例如，合同关系，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或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调查取证有时要委托外国法院协助完成；判决生效后，有时请求外国法院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