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总结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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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活动到此就要结束了，在中心校领导班子的正确领导下、在各位与会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地完成了各项日程安排，可以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收到了理想的活动效果。

上午我们共同深入课堂，听了六节有效教学研讨课，在课堂上我们可以感受得到“有效教学”的实现重点是解决学生的有效参与问题，这六节课上的都比较成功，用课堂教学实践很好的诠释了有效教学的深刻内涵，在此，我代表中心校领导班子，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这六位做课教师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精彩的付出和辛勤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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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茅台葡萄酒销售总结大会暨供销研讨会于2012年12月14日在河北秦皇岛隆重召开。

会上，贵州茅台集团总经理助理、茅台葡萄酒公司董事长钟怀利、茅台葡萄酒公司总经理冯云桃、党支部书记陈支勇等公司领导就茅台葡萄酒十年的发展历程，2012年销售工作、渠道建设，2013年新的市场营销思路、营销策略、以及生产情况等诸多议题进行了报告和研讨。与会经销商也纷纷上台发言，讲述与公司携手走过的数度春秋及与茅台的深厚情谊，也对公司新营销政策、新的渠道建设以及生产工艺、产品质量等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供应商代表在发言中也郑重承诺，在保证包装产品高质量的情况下，加快设计开发，缩短供货时间，保证包材不断货、不缺货，为茅台葡萄酒提供更优质、更高端的包装材料。

冯云涛总经理在讲话中说：茅台葡萄酒公司2012年在国际总体经济形势恶化和国内市场疲软的环境之中，在“昌黎假酒事件”的不良影响尚未消尽、“解百纳”商标使用权困扰严重、进口葡萄酒泛滥冲击等市场环境纷繁复杂的大背景之下，取得了企业基本建设进程良好，公司各项指标平稳发展，国际化合作战略稳步推进，公司销售业绩增长六成的良好业绩，是公司全体员工振奋精神、精诚团结，努力工作；经营班子树立信心、集中智慧、分工合作，面对逆境，排除各种困难拼搏奋进取得的成果，是给即将过去的2012年交上的一份漂亮的答卷。2013年，新的挑战即将开始，对于新的一年工作，要明确目标，内抓管理，外拓市场。要加快庄园建设和基地建设；进一步做好产品结构调整升级；想方设法增加市场份额，以建立具有一定质量的专卖店和具有一定优势的商超渠道为主攻方向，有条件地植入网络营销，深度掌控销售渠道，确保渠道建设稳步发展；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升人才的思想和业务素质。

钟怀利董事长在讲话中对公司一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公司明年的发展战略进行了部署，并和大家一起回顾了茅台葡萄酒公司近年来的发展历程，他说：我们要感谢所有的经销商和供应商朋友，有了他们的支持和相伴，才有茅台葡萄酒今天的发展；要感谢生产企业的员工，有了他们的辛勤劳作，销售人员才有优质的产品去拓展市场，创造业绩；更要感谢我们的销售人员，有了他们在一线日夜奔波开拓市场，不断为公司创造销售业绩，才有公司供、产、销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企业的成长，“天地人和一个不能少，天时地利一个不能缺”，我们在工作生活中要学会感恩身边的人，知道报答企业，倍加珍惜工作，2013年，要凝聚新的动力，在稳定的基础上，步步为营，进行有效地突破和革新，最终努力实现茅台葡萄酒科学发展的宏伟目标，为做大做强茅台集团、打造千亿茅台做出应有的贡献！

借此机会，公司还安排参观了茅台葡萄酒生产车间、茅台葡萄酒庄园建设工地，并进行了茅台葡萄酒文化展示，葡萄酒知识讲座等活动，推动体验式营销，使大家进一步增加对茅台葡萄酒公司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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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教育”时代的来临，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势在必行。为了提升我校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打造高效课堂，促进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根据学校教学工作计划，我校拟于2019年6月14日开展“信息化助力高效课堂”教学研讨会。通过广大教师亲自参与听、评课，研讨交流，绝大部分教师感到开展这样的活动，是较为成功的，起到了公开示范作用，广大教师们在教学各个方面都感受到很大的震撼和启示。现就本次活动总结如下：

一、活动目标

依据义务教育2011版课程标准，以此次教学研讨会课例为研讨对象，针对学科课型特点，利用信息技术，构建高效课堂的模式、研磨教学策略、探索教学方法，满足师生对新课堂理论依据的需求，最终实现一节符合新课标要求、适合学科课型特点、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高效课堂。

二、活动成果

（一）领导教师重视程度高。

全校广大教师重视程度高。不管是老教师，还是年轻教师，不管是听课还是评课，大家从思想上、行动上，都非常重视这次活动，把它当作一次学习、交流及提升教学能力的机会。王校长对此次教研活动作诗一首给予高度评价，“基本均衡真是好,绝对公平无处找。教学研究促提高，顶层设计少不了。毛遂自荐勇气大，兼收并蓄方为高。台上精彩人称道，幕后辛劳别忘掉。团队需要正能量，彼消此长负能跑。舞台大小看自心，天宽地阔自英豪。山朗水润灵秀地，人才辈出看今朝。”

（二）备课充分、设计科学。

在备课中，执教教师能够精心利用希沃白板制作课件，积极大胆改变原有的教学思路，力求使自己的授课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教学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特别是贯彻新课改理念上有较大进步，教学双边关系进一步趋向合理，师生关系逐步和谐，教学民主得到了体现；课堂教学结构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她们都非常注重研究教材教法，把知识和能力既深入浅出又扎扎实实的传授给学生。

（三）从重教师“教” 转变为重学生“学”

要实现从重教师的“教”向重学生的“学”转变，首先必须彻底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师生关系，改变教师的“导演”和“唯一主角”的地位，让学生和教师成为戏中的“主角”，共同参与教学过程。这就意味着教师要由传统得知识传授者、学生管理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指导者和合作者。教师再也不能把“传道、授业、解惑”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和目的，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检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上。本次教研会的四位执教者能够把教学的重心放在如何促进学生的“学”上，使自己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激发者、引导者，各种能力和积极个性的培养者。

（四）重视恰当运用信息技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希沃白板授课时恰当运用课堂活动、手写、蒙层、橡皮、克隆、屏幕移动、视频、放大镜、计时器、画板、图片保存、页面预览、拖放组合、圈注等功能，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意识，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在互联网+的时代，传统教学模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们需要利用互联网来优化教育，使其为教育服务。此次活动不仅引领教师对信息化助力高效课堂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而且进一步激发教师的思考，如何体现以生为本，提高课堂效率。从而促进教师思维信息化、教育理念信息化、教学习惯信息化，不断地促进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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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公司党委《关于学习郑德荣同志先进事迹的通知》要求，我中心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及时召开专题学习会议，组织全体党员进行了认真系统的学习、讨论，现将学习郑德荣同志先进事迹的情况汇报如下：

扎实安排，认真学习 我中心支部班子及时安排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学习，在班子中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并对全体党员学习郑德荣同志先进事迹的情况进行了安排部署，将郑德荣同志先进事迹纳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学习内容，依托安排专门时间开展集中学习和自学，座谈会等形式深入学。 于7月27日召开全体党员大会，由党支部书记XX主持会议，强调了关于开展学习郑德荣同志先进事迹的重要性，并由支部委员刘会勇同志向各位党员原原本本地传达郑德荣同志的个人简介及先进事迹，播放了郑德荣同志个人记。

学习后，全体党员纷纷表示， 学习先进榜样就是要学习他们燃烧激情、奋力前行的精神。只有对工作、对事业充满激情，奋力拼搏的人，才能有所作为。要学习他们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时代精神。要培养自己对信息的收集、梳理、吸收能力，不断完善、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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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静芳教授对《〈瑜伽焰口施食〉仪轨中，咒语、真言的结构布局、表现形式及音乐艺术特征》做了深入的研究，并从中归纳出印度梵文咒语、真言被华化、民俗化的若干特点。针对佛教音乐在当今社会的发展、继承的焦点问题，台湾学者赵琴《梵呗与佛教音乐概念及实践的演变――兼论商业经营策略在佛教音乐活动中的渗透》、大陆学者韩军《五台山佛教音乐的继承与保护》、陈天国与苏妙筝《佛乐搬上舞台几个有关的问题》以及韩国学者金宝姬《韩国现代佛教音乐〈赞佛歌〉》、尹昭喜《台湾和韩国梵呗的传承状况》等文章提出了新的见解。赵琴博士从一个民族音乐学者与音乐传播工作者的角度，探究了因社会文化变迁，当代台湾佛教音乐概念与实践的演变。她以《大宝法王在菩提迦耶》获2005年第16届“金曲奖”“最佳宗教音乐专辑奖”、“最佳演唱人奖”为例，指出真正有修养的高僧所吟颂出的梵腔及其所达到的宗教情操和心灵境界才是真正的佛乐精华。

中国佛教音乐的历史研究及现状考察方面，我们通过项阳、景蔚岗两位学者对音声供养与佛教笙管乐历史流变的梳理与研究，发现了很多目前佛教音乐考察中存在的问题。项阳《关于音声供养和音声法事》对现存的佛曲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佛教扩大了音声法事的范围，僧尼开始既在音声佛事、也在音声供养中奏乐，这正是乐僧群体得以形成的关键，并彻底改变了僧尼不得动乐的戒律。历史上曾经是音声供养和音声佛事分立，在发展的进程之中得到了合流，从而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佛教音乐文化的性质和意义提供了重要信息。景蔚岗《中国佛教笙管乐源流考索》结合诸多实际情况，对尚存在中国境内的佛教笙管乐迄今至少1500多年的流变历程进行了考索。认为从乐器数量、音色、音量、演奏技法的表现力等多方面的综合情况看，笙管乐器是古今佛教乐队中应律乐器的中坚。这是佛教音乐1500多年几经流变衰微，其他乐器相继失落，唯有笙管乐器贯通古今、得到保留的内在原因。

关于藏传佛教考察方面的文章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多杰仁宗《青海地区藏传佛教宗教乐器符号乐谱及功能》、格桑曲杰《独具特色的佛教旋律乐器甲林和铜钦》、郝毅《中国藏传佛教拉卜楞寺道得儿音乐研究》、桑德诺瓦（和云峰）《论云南喇嘛教的区域流布及音乐传承》、包达尔汗《“莱青”辨释――藏传音乐文化的蒙古化现象探析》、满当烈《青海藏传佛教羌姆调查之一：格鲁派羌姆的地域文化特征》、嘉雍群培《“死亡的艺术”》分别对各自研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研讨会上，对个案与寺院调查的文章占有相当比例，如大陆学者吴学源《云南剑谷俗佛教（阿吒力）音乐调查》、杨久盛《辽宁千山佛乐概说》、傅利民《江西禅宗祖庭宝峰寺佛乐文化考察》、潘国强《大相国寺佛教音乐》等，共15篇。另外，本次会议还开启了对佛教音乐美学思想的探索，拓宽了佛教音乐文化研究的视野。苗建华《佛教音乐美学思想初探》认为佛教音乐美学思想具有视因缘生法，肯定无声之乐，提倡音乐宣教、度人、修身之功，肯定平和、中和的音乐审美准则等特征。有关佛、道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主要有吕锤宽教授的《论佛教焰口仪式与道教朝科咒的音乐》与杨民康的《佛道音乐文化的跨民族传播一瞥――海南道公祭祀音乐中的“目连救母”因素探析》。袁瑾的《水陆法会中的偈》与乔晴的《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佛教遗址中乐舞壁画的研究》两篇文章亦不失其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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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我国双语词典界学术气氛空前活跃，学术研究硕果累累。语言学、认知科学、二语习得、翻译理论以及计算机科学大量应用于双语词典的理论研究和编纂，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双语词典学理论框架。据不完全统计，两年来，双语辞书界完成或取得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十多项，出版词典学专著十多部，双语词典学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发展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全国共有十多所大学招收双语词典学硕士或博士研究生，为我国的辞书发展奠定了很好的人才基础。

在学术交流和咨询方面，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的成员积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社科项目的评审和评议工作；积极参加新闻出版署举办的全国辞书评奖和辞书编辑资格培训工作，并积极主办和组织跨学科的学术会议，如“第二届词典学与二语教学国际研讨会(重庆)”、“大型双语词典项目合作研究及学术研讨会(南京)”等。

在双语辞书出版方面，词典出版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双语辞书界提高了认识，开始投入人力、物力开发原创性词典，多家出版社和大学强强合作，致力打造我国的双语辞书精品。但是，双语词典编纂和出版还面临很多困难，如辞书市场萎缩，电子词典和网络词典如何发展，辞书规划与长期投入如何协调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将制约我国双语辞书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章宜华教授提出了有待双语辞书界解决的学术问题：(1)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合作与调研；(2)在数字化时代，辞书研究应该走向何方；优质辞书资源如何整合与数字化；(3)如何把辞书研究与大众语言学习的真正需求相结合；(4)内向型汉英或汉外学习词典的需求调研及相关研究工作；(5)复合型、应用型辞书人才的培养，包括硕士和博士人才培养模式探讨。

在全体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大家通过大会主题发言、小组讨论和会后切磋等活动形式圆满地完成了原定的各项议事日程。会议中群贤毕集，各抒己见，动态、系统、全方位、多视角地探讨了双语词典编纂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大会主题发言中，章宜华教授从语言习得的规律入手，探讨了一语习得与二语学习的差异以及二语学习者的中介语特点，指出二语学习缺少一语习得靠自然语境大量输入和习得语块信息的机制和环境，而学习词典正是弥补这种缺失，构建习得语境，提供大量可理解输入的有效工具。接着，章宜华教授从基于足够输入的注释信息、国别特色的搭配和注释信息及基于构式的多维释义三个方面探讨了词典对二语习得的作用机制，阐述了中国国别特点的词典释义方法，以解决“高”词汇量与低交际能力并存的矛盾。

陈国华教授认为现有的词典义项排序方法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为此，陈国华教授通过对“头”这个常用词的认知分析和详细论证，提出词典编者可以根据认知原则，为常用的多义词归纳出特征、功能、位置、形状等义项认知途径，并以此为依据识别和排列义项。陈国华教授指出，这种方法可以客观而合理地识别并排列一个词的多种义项和次义项。

魏向清教授围绕“再语境化”探讨了双语词典译义的语境观，她指出，译语对应词的“去语境化”是双语词典译义的主流范式或者说是重要传统，但这种脱离词汇原有语境的抽象对应词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难以满足第二语言学习者或外语学习者相关词汇认知的信息自足需求。因此，魏向清教授结合语言学中语境理论构建的历时研究与发展，探讨了双语词典译义过程中的“再语境化”问题，以便确立双语词典译义的基本语境观，从而最终为双语词典文本设计特征的描写提供充分的理据。

姚小平教授深入研究了艾约瑟《上海方言词汇》(1991)的释义特点，并通过与同时期各种英汉方言词典比较，探讨了一些语词变迁、概念定名的轨迹。王仁强教授根据《汉英词典》(第三版)中的词类标注实践，结合国内外学界在词类及词类标注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对该词典所采纳的词类观点及其所进行的词类标注实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为进一步完善汉英等汉外词典的词类标注工作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曾东京教授就构建我国词典批评的理论框架、词典批评的实践等热点问题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吴建平教授探讨了双语词典释义的理论和框架。赵翠莲教授介绍了《大中华汉英大辞典》以“形一概念映射”框架编排义项以及语境信息的做法。这些主题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积极思考和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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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蔡宗齐《先秦汉晋言实之论与陆机刘勰的文学创作论》认为，陆机、刘勰的创作论是从先秦汉晋言实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贡献是建构了文学创作的理论框架，它也是辨别和描述创作过程不同阶段的复杂的精神和语言活动。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反思了陆、刘创作论对后世文学和美学发展的影响。武汉大学曹建国认为诗的本事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诗歌解读方式的文学批评价值；一是作为一种故事文本的文学价值及其意义。陈伯海《为意象正名》指出：意象即表意之象，意象不能等同于诗中名物。陈允锋《中国古代诗学语境中的风骨观述论》指出，风骨是不断发展演变的动态范畴。他将诗歌风骨理论涉及的主要问题概括为三：一是情感类型，二是作者的本源功夫，三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形式技巧。戴景贤《论刘勰〈文心雕龙〉之文学本质及其玄学基础》探讨了刘勰以文为德涉及的哲学体系，依“几”、“神”说所建构的哲学理论与其导引产生的文学本质论以及其所涉及的艺术论议题。董乃斌《刘熙载〈艺概·诗概〉的诗歌叙事论》认为其叙事观在以下三个方面较为突出：叙事、抒情对举的概念确认；对咏史诗叙事成份的辨析；对杜甫、白居易的叙事分析。

黄霖《文学名著汇评本的文学价值》指出，文学名著的评点主要是关注名著的文学性，汇评的优势是集各家之说于一处，充分显示百家争鸣的特点，有助于真知灼见的形成。黄仁生《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通变说》探索了文学通变说形成的思想基础、刘勰构建的文学通变理论及文学通变理论的影响。李建中《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理论谱系》追溯了中国古代文体学之起源，建构起以“用”为华实，以“言”为主干，以“体”为根柢的理论谱系。刘畅《从刘勰与“时流”的社会距离观其文学思想的形成》认为，若离若即的边缘性状态是刘勰与时尚主流的距离，导致了他思想意识尚北，审美趣向宗南，因而对变新与复古通融折中。刘疏影《宗炳绘画美学理论命题“应目会心”探微》寻索了“应目会心”的基本内涵及其影响，认为它在中国绘画理论及美学思想中具有奠基意义。杨明《读汤用彤〈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志疑》对汤用彤魏晋文学原理出于玄谈并不认同，指出哲学对文学是有影响的，但应厘清影响的范围、程度，研究这种影响决不能离开文学本体。二者的关系是从文学到哲学，而不是从哲学到文学。王定璋《孙绰的鉴人与品文》指出，孙绰长于鉴人，往往紧扣所论对象的本质特征；品文则与文本紧密联系。邬国平《诗歌曾经被这么解读》探寻了文字狱与自由释义的关系，认为凡涉及文字狱的作者，其作品在接受史上一般都会“被文字狱化”，这是自由释义的恶果。

二、对魏晋南北朝以降的文论研究

《文镜秘府论》在日本影响颇大。顾春芳《近年日本关于〈文镜秘府论〉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对其版本、传承，其对后世的影响，对书中汉字音的研究等问题提出见解。查屏球对元明“和唐诗风”源流进行了考辨剖析。陈咏红、利敏莹认为李商隐诗歌创作中的陌生化程序值得探索——它使李商隐的诗歌具有朦胧化和多义性，用典和结构都散发出陌生化的美感。代迅《中国文论话语方式的危机与变革》认为，步入现代社会以来，传统中国文论面临深刻危机，必须改变中国文论“述而不作”、“依经立义”的传统及其经验性和点悟性的局限。丁放、甘松认为词集的笺注、点评是值得研究总结的文论形式，二者既有区别和侧重，又互相交叉联系，构成词学铨释学的重要内容，对词集传播接受、词派形成意义重大。

邓新华《妙悟与活参》，对佛禅思想影响下的诗学解释学原则进行探析，指出受“以禅喻诗”风气影响的文论家的妙悟、活参的佛禅理论与诗学解释学结合，提升了诗学理论。胡传志《元好问与戴复古论诗绝句比较论》比较了二者的异同：内容上元年轻气盛，重在批评他人，告诫自己；戴年近古稀，意在自述体会，教导他人。对论诗绝句，戴成就逊色于元。元成功发掘论诗绝句体系的体制潜能，超越了杜甫《戏为六绝句》，成为后人仿效的对象。杜桂萍《序跋题词与蒋士铨的戏曲创作》认为，透过序跋题词可以深入理解其戏曲观念，推究其创作心态与艺术追求，值得深入研究。房瑞丽《明代〈韩诗外传〉评点论略》认为明代对《韩诗外传》的研究形式多样，成果丰富。其特点是围绕义理阐释、文学鉴赏及对比校勘等三个层面来进行，在《韩诗外传》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关爱和《剑气箫心龚自珍》指出，在嘉道学风、士风转换和文学精神的形成过程中，龚是开风气之先的领军人物，其特征是留心古今而好发议论的激昂慷慨；而指天划地、歌哭无端的浪漫狂放等，则被、时期新一代志士仁人所继承延续。龚的书生意气、剑气箫心，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行为情感的凭借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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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讨论的基点是“反思”、“回应”西方学界对中国传统经济的认识与评价。西方学界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经济究竟是发展还是停滞的重大问题；认识的角度无论是“西欧中心论”、“中国中心论”、“多中心论”、“无中心论”等，都是西方学者总结、批判与再批判的结果；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中西比较的方法。这无疑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对进一步认识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并成为“再评价”争论的焦点：一是西方传统与中国实际问题；二是评价的标准问题；三是核心概念问题。随着讨论的深入，有些学者认识到有必要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评价标准，应从中国传统文献出发重新检讨、发掘相关理论与概念。在充分吸收国外先进理论、概念与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走“本土化”研究之路成为必然。

“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与“富民社会”是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葛金芳先生、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先生与云南大学林文勋先生吸收国内外最新学术成果，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来的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问题的“本土化”解释模式的尝试。以上诸论对中国传统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及发展的限制性因素等都有自己的评估。“农商社会”说认为，宋元明清江南区域商品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形成了农商并重的局面，但是受战乱、生态及制度等的影响，中国传统经济未能转型为现代工业文明。“帝制农商社会”说认为，明清社会发生了诸如市场空前繁荣、社会分层体系简单化等一系列“历史性”的变迁，但受制于制度和传统社会诸多结构性要素，整个社会呈现出经济社会活性和政治集权共同增强的特点，并不包含社会组织方式及科学技术的根本改进，这种社会是一种“帝制农商社会”。“富民社会”认为中唐特别是宋代以来崛起的“富民”阶层，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宋元明清诸朝的阶级基础和社会结构，但并没有成为帝制社会的离心力量，而是通过科举等途径成功与“士”、“官”阶层对接。以上诸说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肯定了宋元明清经济的发展，但是同时强调有诸多其他因素决定了中国社会作为整体，并未与西方社会处于同一演进轨道上，所谓中国“工业革命”、“现代化”进程的前景在当时也尚渺茫。

在本次会议上，葛金芳先生、赵轶峰先生、林文勋先生、薛政超先生、张锦鹏女士、刁培俊先生等从不同视角进一步论证了“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与“富民社会”。葛金芳先生从交易费用的视角，重新解释了南宋临安工商业发展的原因，指出便利的交通运输、可靠的交易惯例和生产空间的相对集中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临安工商业繁荣中具有重要作用。赵轶峰先生指出，明清时代的商业发展并没有消解帝制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与商业相互渗透，衍生出一种帝制体系与商业发展基本契合的结构形态。云南大学林文勋、薛政超先生认为明清形成的“士绅社会”是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最高和最后阶段。云南大学张锦鹏女士从投资、购买、售卖三个方面论述了“富民”是如何通过财富力量改变身份进而成为重要社会力量的过程。厦门大学刁培俊先生着重探讨了中国“富民”如何纵深发展的可能。

此外，与会学者还对传统经济中商人群体、乡村经济的商品化、市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河北大学刘秋根先生通过对遗存的大量“山西商人书信”的深入研究，以“汾阳皮张商人”为个案，分析了明清“本土化”的商业概念与金融体系。北京师范大学陈涛先生以特定地区“甫里”为例，说明了唐代后期苏州乡村经济的商品化及其原因与特点。北京师范大学李志英女士从病虫害的独特视角考察了民国时期农产品的商品化及其生态影响。刁培俊先生主要从文献检讨、方法思考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史料中所呈现的对福建路经济发展水平截然相反评价的原因，认为宋元福建路经济虽有发展，但仍存在内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应深入检验、批判性审视历史文献，避免陷入“选精”、“集粹”的陷阱。云南大学田晓忠先生综述了20世纪以来学人对明以前中国古代传统市场的研究。

二、断代研究与贯通研究无所偏废

对明清经济发展水平的讨论，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要论题之一。“明清停滞论”和“宋代高峰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非常有影响力的两种学说。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美国“加州学派”，都反对“明清停滞论”和“宋代高峰说”，认为清代是传统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峰。“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研讨会的缘起也主要与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提出的对明清（主要是清前期）经济发展水平的新论有关，因此关于明清经济发展水平的讨论无疑成为历次讨论的焦点。本次会议打破了以明清停滞与发展、宋代与清代孰为高峰等既有论争模式的局限，跳出了以研究明清经济发展水平问题为主的核心圈子，用更加贯通的视角研究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这应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和“富民社会”，虽说主要是针对唐宋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认识理论，但以上诸说都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经济有一宏观认识的架构之上的。葛金芳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经历了一个由“农业社会”到“农商社会”的发展历程，并最终会走向现代的“工商社会”。赵轶峰先生认为中华文明基本结构形态可以区分为先秦时代的“王制”，秦至清的“帝制”以及民国以来的“共和制”。林文勋先生从社会群体对社会经济关系、阶级结构及政治结构的影响出发”将古代社会概括为汉唐的“豪民社会”，唐宋以来的“富民社会”，以及近代的“市民社会”。

河南大学李振宏先生从贯通的角度，对秦至清皇权在经济领域的专制作了系统性的剖析，认为皇权在经济领域具有独占性，皇权对国土上的一切物产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力，臣民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山东大学刘玉峰先生认为自春秋战国“工商食官”格局被逐步打破后，中国古代工商业整体上形成了官营国有工商业和私营私有工商业并存的“官私二元结构”，进入封建帝制时代，私营私有工商业又可再分为贵族官僚私营工商业和民间私营工商业，因此将其结构形态概称为“整体官私二元、实际组成三类”。

三、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全面关照

传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概念如劳动生产率、亩产量、垦田数、人口等一直是此前讨论的重点。随着讨论的深入，必然要涉及政治、制度等非经济因素，这也被认为是评估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的另一个重要突破口，但治经济史的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他们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制度等认识的准确程度，却是值得怀疑的。“加州学派”就有学者在考虑经济数据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各种体制、制度等考虑在内，这无疑是明显的进步，但得出的结论却让人诧异，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政令和地方实施属于不同的系统，政府只要与地方精英们很好的结合起来，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并进一步认为中国绝不是专制主义。也有法国的汉学家认为中国古代讲“民本主义”，认为中国政治没有民主并不是问题。以上观点包含对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些误解，但影响很大，在国内也有不少追随者。因此，在研究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加强对非经济因素的正确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本次会议对传统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如国家权力、思想观念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如前揭李振宏先生对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进行了经济史方面的论证，指出皇权对国土上的一切物产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力，臣民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苏州大学臧知非先生认为国家力量在战国秦汉时代私营工商业发展演变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是国家力量导致了私营工商业跌宕起伏。首都师范大学李华瑞先生通过对宋代的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形成、具体活动、投资方向及地主、官僚、商人三位一体关系形成的论述，说明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走向。赵轶峰先生认为，以往许多研究夸大了商业与帝制体系的矛盾性，权力与市场相互渗透，明清时代的商业与帝制国家体系是并同发展的。

对于经济发展中的思想观念等因素，南京大学范金民先生从《史记・货殖列传》出发，对司马迁的商业思想，及其笔下的商人所表现出的商业智慧和商业伦理等进行深入分析，指出这是值得深入总结的商业精神财富。李华瑞先生对中国古代“重本抑末”的传统政策与经济观念中的变与不变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周秦至隋唐根深蒂固的“重本抑末”政策，在宋代有所松弛，出现了认可盈利的思想，但这仍很难突破帝制国家“重本抑末”的传统政策，对这种“变”的因素不能估计过高，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政治的强烈干预，很大程度上是财政政策的衍生发展，不完全具有商品经济的独立性质。云南大学黄纯艳先生则从宋人水上信仰及其变化的角度考察了宋代商品经济和海上贸易发展。

四、会议的成果、问题与启示

本次会议名家云集，讨论热烈，成果斐然。这主要表现在：第一，通过热烈讨论，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国家力量等非经济因素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二，视野更加开阔，角度更加新颖。本次会议对传统经济的评价突破了经济史的视野，用政治的、生态的和思想的更加开阔的视野去认识传统经济的发展。就经济史本身而言，如交易费用等概念的引入也对考察传统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第三，本次会议的与会学者都是各方名家，都有深厚的学养，他们在对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等的整体把握和史料的解读上更加准确，成果具有很强的信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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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对话。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提出并阐述了“主体民族志”的新概念。“主体民族志”以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为目的，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民族志范式。云南大学瞿明安教授从其主持编写的《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的问题。重庆大学彭文斌教授以九寨沟旅游业为例，反思了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大连民族学院李鸿教授研究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探讨了推进民族地区文化科技创新的基本路径。贵州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从西江苗族丧葬仪式的元话语的角度，揭示了核心符号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罗红光研究员以大瑶山瑶族的亲属制度与“族内婚”为案例，讨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民族研究》编辑部刘海涛博士对二战后ethnohistory（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表现作了翔实的历史考察，为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提供了新的视角。

2.关于“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探讨了《南诏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认为南诏立此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四川大学石硕教授论述了新时期藏彝走廊研究对认识西南民族格局的启示与意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研究员以藏彝走廊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多续人”为研究对象，指出“多续人”的藏族身份认同是具有历史渊源的。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以泸沽湖地区落水村为例，讨论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饮食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大学郎维伟教授通过对那曲村落社会的调查，分析了藏北牧民传统畜牧生计方式的转变。云南农业大学秦莹教授就云南藏区维稳建设中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大学平措教授以《格萨尔》为例，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了藏语中的模拟词。

3.关于民族认同与宗教。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介绍了其对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经》研究的部分成果，认为《指路经》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真实历史。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讨论了民族民间节日的价值体系与保护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福泉教授以东巴教“还树债”仪式和同名口诵经为对象，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经书与口诵经之间的关系。云南大学高志英教授通过对傈僳族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仪式的考查，探讨其多重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及其动因。厦门大学王平副教授以甘肃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为个案，分析了城镇回族聚居区传统与现代社区的互动与整合。西南民族大学李玉琴教授对安多藏区山神信仰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山神崇拜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社会、神灵、宗教之间的关系。

4.关于民族地区的流动人口与中国的民族识别。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讨论的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多态性”的成因；朴光星副教授基于对朝鲜族城市化进程的考察，探讨了“压缩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体的“离散危机”与“重构运动”；张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崃市油榨乡直台村移民问题；关凯副教授作了题为《制度与理性的选择：不流动的草原牧民》的发言，关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动问题。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了民族识别问题，认为民族国家的民族识别工程实质上是归属政治的建构，归属的性别政治重新确定了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通过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指出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海南师范大学王献军教授将贵州黎族与海南黎族进行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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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高等教育影视教育专业委员会和浙江传媒学院主办的中国高等教育影视教育专业委员会第九届学术研讨会在杭外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影视教育和科研、影视理论和批评，影视产业和媒介传播等重大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一、影视教育和科研

影视教育和科研决定着影视传媒业的未来，代表着影视传媒业的希望，是这次学术研讨会最重要的议题，引起了专家和学者的高度关注。

项仲平的《论中国影视艺术教育“辉煌”背后的教学缺位与对策》，以三个缺位(影视艺术教育的人才培养理想目标和现实质量的缺位、影视艺术教学的时代需求与影视人才培养的现实教学条件的缺位、影视教学的后续发展与影视院校的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和“双师型”师资的缺位)表达了忧患意识。黄会林的《现代影视高等教育及学科建设理念探究》消除了与会者的疑虑。黄会长指出，中国高等教育必须适应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直接参与世界范围的高等教育竞争。在本土化氛围中优化教育资源，加大影视高等教育面向大众的深度和广度，注重影视中等教育、初等教育人才的专业化培养，展开多层次、全方位的影视人才培养模式，姚国强和曾笑鸣的《简论北京电影学院“十一五”期间影视科研学术发展策略》显示了影视科研学术工作对影视教育的后续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北京电影学院“正方向、厚基础、重电影、强技能’的教育思想将对全国的影视教育起着示范作用。

培养目标的差异可满足社会的不同需要。叶思诗的《重庆市高校影视本科专业设置类型分析》把重庆市高校影视专业分为三种类型，各个学校根据自身学科特点进行了不同的选择和偏向。王国臣的《电视编导专业课程教学模式探索》从专业培养目标化、课程设置立体化、课堂教学个性化、课外辅导人性化等方面展示了影视教育获得的成果。

培养社会需求的艺术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需要实践和实验教学的有力支撑。李晋林的《影视传媒院校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与探索》提出创建“进阶式”实践教学体系，系统科学地进行影视艺术人才的能力培养，通过互动式、项目化的综合创作实践，使学生从低端的动手能力经过创作实践对理论知识整合，达到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平衡。

教材是教学观念和教学思想的体现，是教育经验的总结和教育实践的精华。王泽钰的《影视专业教材建设分析》在梳理影视专业教材建设历程的基础上，分析了影视专业教材的基本格局，阐述了自己对整个影视专业教育体系的独特思考。文仕江的《刍议影视教学中多媒体教材的应用》指出多媒体教材不仅能有效地提高影视教育的教学效率，而且还能在探索影视教育模式、贴近影视教育特色、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兴趣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数字摄影和影像数字化处理技术，拓展了影像表现的空间，成为现代传媒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摄影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胡晓阳的《数字摄影技术对摄影教育之影响》论述了如何应对由此产生的变化，向卫东的《实验教学环节、实习教学环节和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划分和统一――师范类院校摄影专业实践教学设计探析》论述了科学合理的教学设计对摄影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以及重庆师范大学摄影专业实践教学的成功经验。

二、影视理论和批评

纵观国外影视发展的历史，影像理论的创构一直伴随着影视实践的步伐，南野的《对中国影视理论建构缺失的一种分析》指出国内影像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基本在模仿与学习国外，本土理论的系统创建还有待时日，而影像实践的整体性发展也充满不可预测的因素。与会者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世界图像”时代的来临使影像美学被提高到一个特殊位置。周安华的《元视界：电影与戏剧互动中的凝结》指出戏剧与电影存在着诸多相似，而差异是其更本质之处。元电影与元戏剧相互参照、启迪，在置换、通融中丰富自身。金洪申的《电影的意境美》以影片《上学路上》的美学风格为例。深入探讨了影视艺术如何才能达到意境美，从而丰富视听语言的表现力。章旭清的《“景观”――当代电影重要的镜语范式》论述了景观作为重要的镜语范式，应当是所具有“可看性”的影像形态与其所具有的话语言说功能的对应统一，它们有机地嵌构于电影潜层叙事之中，以上探讨深化了与会者对“电影性”这一电影本体问题的思考。

文化研究拓展了影视研究的领域和范围。钟丽茜的《现代都市文明与影视艺术――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研究理论》阐述了雷蒙德，威廉斯这位文化批评家的媒介传播、影视理论方面的见解对于中国传媒研究的借鉴之处。金丹元的《关于当下中国电影中涉及较多的几个女性话题的思考》在性别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的变迁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借此对当下中国女性题材的电影创作及其文化内涵进行了系列性反思。曾胜的《愉悦的焦虑：关于电影凝视的研究――从弗洛伊德到齐泽克》从视觉文化心理和精神分析这一角度考察了电影凝视的含义及其重要指导作用。

影视美学形态和批评理论应该多元并存。颜纯均的《二元对比的叙事与镜语――早期中国电影美学形态研究之一》侧重考察了中国早期电影独特的二元对比的思维模式和民族风格。林华的《浅析“作者论”对中国新时期电影的影响》梳理了“作者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分析了它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新时期电影的影响。赵建飞的《新媒体平台的电视剧研究初探》通过观察新媒体运作的环境和方式，分析了新媒体电视剧的美学特性和文化影响。

三、影视作品读解和影视现象分析

怎样读解影视作品?怎样分析影视现象?与会者非常关注，对蕴含其中的哲学思辨和美学特征进行全方位的专业分析和读解。李骏的《当父权从马背上滑落――李安(断臂山)的文本细读》从男性、父亲与家庭的关系上，揭示了李安电影父权社会的历史性变迁。顾倩的《从格里菲斯(残花泪)说起》通过一些中国影评，对中国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进行一次微观考量，体现了民族意识变迁与身份确立。刘智跃的《揭开浸透血痕的历史面具――论影片(东京审判)》从题材、叙述方式等方面分析了影片审视战争的独特视角和文化意义。

一些学者以“一滴水里看世界”的方法对影视作品进行拓展引申，借“从个别到一般”的方式对彰视作品进行推理论证。张同道的《当电影遭遇城市――试论(尼斯景象)与城市交响曲电影》以《尼斯景象》为例考察了城市交响曲电影的突出特征是节奏感、形式感和运动感。孙春云的《口述历史纪录片(浩劫)》以克劳德・朗兹曼的《浩劫》为代表论述了口述历史类新纪录影 片的基本美学品质。

对某类影视作品和某种影视思潮进行正确理解和评析，显示了与会者的锐利洞察力。桂青山的《(百家讲坛)与“文化时潮”之我见》支持和认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及同类节目普及古典、张扬“国学”的文化时潮，建议多元文化的健康构成会共荣共存，相得益彰，胡辛的《电视人文谈话节目：大众传媒中的精英文化绿洲》通过分析人文谈话节目产生的背景、成功个案及成功缘由，探讨出了其发展的瓶颈和出路，刘晶晶的《国内电视早间新闻节目的模式》阐述了早间新闻节目的娱乐化与服务化倾向。袁立本的《真人秀的狂欢文化性》论述了真人秀游戏规则的设置精神是人性化、狂欢化和伦理底线。孔朝蓬的《当代大陆电影的成长主题探析》梳理了成长主题蕴涵着个人长大成人的生活经历和力求自我完美的生命历程，折射着历史与社会的变迁。王伟的《论中国当代战争电影中的人性诉求》通过分析冯小宁战争三部曲中人性在特殊条件下的发展与变化，赞扬了战争电影所蕴含的人性之美。张智华的《破案剧的基本类型特征》把破案剧分为警匪剧、推理剧、纪实性侦破剧、反间谍剧等类型，分析了其看点和卖点。金昌庆的《田园神话：六部草原题材电影的原型故事》通过对深层叙述结构的分析，阐述了“田园神话”的转换变形和主题意蕴，展示了草原电影的审美价值和原型叙事的魅力。罗显勇的《论中国新生代电影的后现代特征》指出中国新生代导演消解了启蒙、理想和崇高等人类的深度价值，冲击了精英知识分子的正统语言，打破了男／女二元性e对立，显示出反讽、调侃、怀疑、自嘲等某些后现代特征。

四、影视的生存和发展

影视文化产业能够以人力资源、知识资源替代物质资源的消耗，保护环境，增进可持续发展，构建节约型社会，因此，如何加快影视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成为与会者讨论的最激烈的问题。陈尚荣的《透视中国电视剧生产现状》和武新宏的《解析中国电影大片“叫座不叫好”现象》分e对国产影视剧的生产现状、基本特征及其症结所在进行了理性透视和分析，并试着为其指出了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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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看，这次“巴蜀之秋”秘书研讨会主要体现出以下“四个好”、“三个性”、“三点共识”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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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邀请到伊斯兰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近30人，分别来自北京、江苏、上海、宁夏、陕西、甘肃等地高校及研究机构。参会的学者围绕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并完成其地方化和民族化的过程、明清之际“回儒”的思想等主题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杜维明先生致辞欢迎学者与会，并参加了会议全程的讨论。会议共分为“回儒世界观专题”“回儒专题”“中国伊斯兰教”“文本与文献”“哲学与神学”“历史与现实”“文明与文化”等7个主题共12节讨论。

在“回儒世界观”主题会上，宁夏社会科学院杨怀中名誉院长作了关于《儒学与伊斯兰文明结合的现代意义》的发言，杨怀中先生首先回顾了中国历史上回回学者的的丰富著作。其次，他认为回族经师不仅重视自身学习，而且与儒家学者有很多交流，在此背景下，刘智、王岱舆等回儒学者应运而生。另一方面，现代的儒家学者研究也关注伊斯兰教，比如唐君毅先生，强调宗教间的对话，儒家的宗教性以及其在人伦日用的人文精神可以提供与各种宗教协调的资源。再次，现代儒学研究代表杜维明先生对于文明对话、对于伊斯兰的研究，值得我们学习与反思。最后，中国民族的发展，需要伊斯兰与儒家文明的共同努力等不同角度论述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