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供给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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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经济学中,影响一国货币供给有很多因素,如一国经济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一国货币汇率体制,货币供给预期,国际金融市场对本国货币供给的影响,严重自然灾害或者是重大突发性事件如地震等等因素。如果把影响一国货币供给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把一国货币供给作为被解释变量,就可以建立一个关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函数。以广义货币增长率M2表示我国货币供给,GDP,CPI,PPI,HUILV表示影响我国货币供给的经济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我国汇率变动率等各种因素,则我国货币供给函数可以表示为:M2=f(GDP,CPI,PPI,HUILV⋯),具体分析如下。

2.1数据平稳性检验

广义货币M2供给增长率,GDP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汇率变动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在1990-1998年数据线性趋势起伏不定,数据明显不平稳,须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广义货币M2供给增长率,GDP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汇率变动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是不平稳的;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得到ΔM2,ΔGDP,ΔCPI,ΔHUILV,ΔPPI再对其进行单位根ADF检验,其ADF检验统计量均小于显著性水平5%的临界值,拒绝原假设,表明至少可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差分序列ΔM2,ΔGDP,ΔCPI,ΔHUILV,ΔPPI均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时间序列。因此,广义货币M2供给增长率,GDP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汇率变动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这5个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均为一阶单整I(1)过程。

2.2变量格兰杰因果关系(Granger)检验和协整性(Johan2sen)

检验对M2,GDP,CPI,PPI,HUILV五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广义货币M2增长率和我国GDP增长率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两者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广义货币M2增长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10%的显著水平下,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广义货币M2增长率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在10%的显著水平下,也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广义货币M2增长率和我国汇率变动率HUILV在10%的显著水平下,同样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再对M2,GDP,CPI,PPI,HUILV五变量进行协整性(Johans2en)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五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3模型滞后阶数选择分析

经过分析模型选择滞后阶数3最好,因为在滞后阶数3时,施瓦兹AIC值最小并且此时赤池SC值也最小,但考虑到要建立的模型,由于样本期限较短,并且样本数据均为年度数据,为了保持数据本身合理的自由度,使建立的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并且为了消除误差项的自相关,因此选择最大滞后阶数为2。

2.4VAR模型估计结果

由于向量自回归模型要求系统中的变量具有平稳性,因此把M2,GDP,CPI,PPI,HUILV这五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带入模型,并利用计量统计软件,得出如下VAR模型估计结果,具体整理如下:

M2=0.5843M2(-1)+0.8903M2(-2)+0.0183GDP(-1)-2.2103GDP(-2)+0.1583CPI(-1)-1.4493CPI(-2)+0.1803PPI(-1)+0.9113PPI(-2)-0.2793HUILV(-1)+0.0953HUILV(-2)+12.130

R2=0.90F=16.03

由于,本文主要是对广义货币供给M2进行实证分析,在此主要讨论M2的VAR模型表达式,而对于GDP,CPI,PPI,HUILV的VAR模型表达式不作深入讨论。在M2的VAR模型中,调整的可决系数为0.90,说明模型拟合得还是比较好的,但与真实值相比,拟合效

果还没有达到十分完美的程度。

2.5VAR模型系统稳定性检验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通常,对于VAR模型单个参数估计值的经济解释是很困难的,如欲对一个VAR模型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可以运用系统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其中,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的反应,即在误差项上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新息(innovation)冲击对VAR模型中内生变量当期值和未来值产生影响。一般地,非稳定的VAR模型不能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为此,需要对该VAR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经过分析得该VAR模型是稳定的,因此可以对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在此,只对广义货币M2进行脉冲响应分析。M2分别受到自身,GDP,CPI,PPI,HUILV,一个标准差的随机新息冲击的响应情况,如下分析:来自自身的冲击,总体响应都是显著的,都为正。这说明,对自身标准差的随机新息冲击的响应较强,并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来自GDP的冲击,我国经济增长对广义货币供给M2冲击还是比较显著的,经济增长会引起我国货币快速增长;来自CPI的冲击,总体上还是比较显著的,表明居民物价水平升高,导致货币需求增加,从而会引发货币供给增加;来自PPI的冲击,总体上还是比较显著的,表明工业品出厂价格提高,需要更多的货币进行交易,进而也会引发货币供给增加;来自HUILV的冲击,总体上不显著,表明我国汇率变动对货币供给增加不敏感。

2.6预测方差分解分析

在建立的VAR模型中,每一个内生变量都有一个独立的方差分解序列,通过利用方差分解技术可以发现随机新息的比较重要性信息。GDP,CPI,PPI,HUILV的预测方差分解表明,对广义货币供给增长率一个标准差大小的随机新息冲击,其标准差从第2年开始分别被GDP,CPI,PPI,HUILV所感应,各自占比分别为0.35%,0.74%,8.59%,1.96%。经过分析发现第7年到第15年,M2的方差分解被GDP,CPI,PPI,HUILV感应的值一直比较稳定,M2的方差分解被M2本身感应的值一直比较大,说明我国广义货币供给M2本身增长受其自身系统扰动比较大,其次我国广义货币供给M2增长也受我国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影响也比较大。

3基于VAR模型分析的我国广义货币供给M2主要结论

本文对时间序列变量M2,GDP,CPI,PPI,HUILV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并构造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进行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广义货币M2增长率和我国GDP增长率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两者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表现出存在显著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快,要求货币供给增加;另一方面,我国货币供给适度地增加时,也会刺激我国经济增长。但通过脉冲冲击和方差分解分析,可知我国经济增长情况并不是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全部原因,还有其他因素,也即说明了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完全内生的。

(2)尽管广义货币供给M2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通过脉冲冲击和方差分解可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也对我国广义货币供给M2增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说这不是长期的,但这也对我国短期货币供给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即在分析短期货币供给时,一要考虑当前的通货膨胀情况,二要考虑到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

(3)广义货币M2增长率和我国汇率变动率HUILV在10%的显著水平下,存在着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货币供给变动是引起汇率变动的格兰杰因果。我国目前人民币还在稳步升值,但升值幅度一定要考虑到我国国内的实际经济运行情况和货币供给情况。还可以通过脉冲冲击和方差分解可以证明,我国货币供给变动对汇率波动不敏感。

(4)要充分重视我国目前货币供给变动受其自身影响比较大。在建立的VAR模型方程式中,可知M2与其滞后一期的值,滞后二期的值关系都比较显著;并且在脉冲冲击和方差分解分析中,货币供给自身受自身影响已达到将近一半的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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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斌.我国货币供应量与产出、物价间相互关系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2,(7).

[3]李晓华,侯传波,陈学彬.我国货币内生性问题的实证研究[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3,(5).

[4]高红兵.央行控制货币供应量会对资金造成巨大压力吗[J].中国证券报,2003,(7).

[5]郑雨,李新波.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分析[J].技术与市场,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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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能量的简单公式说明

弗里德曼在表明经济流量与存量的关系时从宏观视角给出认识收入资本化的公式:K=YR(1)(1)式中，K是资本存量，Y是国民收入，R是利息率。这实际是一个经济虚拟化的能量公式，K就是能被资本化的资产或说是国民收入Y能够衍生出来的虚拟资本。假定利息率为5%，国民收入是10万亿美元，全部收入被资本化就意味着最大限量的资产价值将达到200万亿美元。这里强调的是对这个近似于爆炸的证券化或者资本化膨胀趋势的唯一限制就是货币资金能量的可得性。以美国为例，当美元失去黄金的约束被加速度提供出来(通过经常项目长年累月的逆差)，这些美元回流美国时就成为巨大的能量，于是美国本土的债券、股票、外汇、期货、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资产被加速度地创造出来，成为创造财富的机器，这也是美国虚拟经济(包括房地产)一直发展、繁荣以及膨胀的根本原因。实际上货币能量是对这个公式的唯一限制，如果没有充裕的货币能量，这个经济虚拟化能量公式就不会变得那么有力。延续公式(1)进行分析:K(m)=Y(m)R(m)(2)公式(2)强调了这个经济虚拟化的能量公式与货币能量的紧密关系，其中m代表货币能量，狭义上可理解为货币注入量的规模。这里仅仅进行定性分析，一旦有了货币能量的注入，这个公式会导致虚拟资本的加速膨胀。其基本逻辑是Y与R都与货币注入量有关，下面分别分析货币能量m对国民收入Y与利息率R的影响:第一，国民收入与货币能量的注入有关。在新古典的经济理论那里，国民收入是由各种要素投入如资本和劳动决定的，但是在经济虚拟化之后，经济运行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当代货币收入的创造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GDP的创造不仅仅依靠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了，各种资产的创造和炒作产生的GDP所占比例迅速增加，这些通过虚拟经济渠道获得的收入是与货币能量密切相关的。格林斯潘意识到美国的GDP创造越来越依赖虚拟经济，1999年其在《货币政策面临新挑战》的讲演中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GDP的成分正在朝着以主观意志为基础的价值增殖的方向迅速转变。”弗里德曼也指出:“物价上涨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在虚拟经济领域，可以按照此逻辑同样得出一个结论:“资产交易量大幅度上涨和资产价格上升也是一个货币现象。”当大量货币能量注入股市的时候，能够看到市场活跃，交易量大幅度增加，股票指数也大幅度增加，于是印花税、经纪人提供服务所得的各种收入大幅度增加，这些收入都将计入当年的GDP。比如中国2007年进入的牛市，交易量最大时曾达到日交易额4000多亿人民币。按调整后的印花税率3‰对买卖双方双向征收计算，印花税就要征收24亿人民币，这是一天的税收，此外还有金融机构中介服务1‰－3‰的交易手续费，按中间值计算，手续费大约有8亿元，因此股市一天就创造了可以直接计入GDP的财富约32亿人民币。如果算上投资者计算的账目差价利润收入(不计入GDP)，所有来自股市的收入就会更多。这些收入绝大多数是现实的货币收入，是实际上有支付能力的收入，印花税的税收可用于增加公务员工资，也可以用于政府的各项购买支出，无论其去向如何最终都是印花税大部分成为各类人员的收入。它们可以按市价购买真实产品和各种服务，也可以购买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以及房地产。假定股市这一天增加的收入全部流入房地产市场，按照现在的房地产运行方式，这32亿多资金可以作为首付款，按80%的住房抵押按揭贷款制度，就可能带动约128亿人民币的贷款，这意味着房地产业得到了约160亿人民币增加的收入。同时这些货币收入是对房地产的需求，进一步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虽然股市一天创造的收入未必全部转入房地产市场，但长期看，很大一部分收入将会进入地产、债市以及股市。

因为作为金融投资，这几个市场之间具有替代关系，这使得通过股市炒作交易得到的货币收入很容易向债市以及房地产市场流动，特别是对长期活动在虚拟经济领域的金融机构来说。按照这个逻辑，在当代经济越来越依赖虚拟经济运行的条件下，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货币m增加，通过虚拟经济渠道获得的Y(m)收入是增加的。第二，货币能量对利息率R的作用。利息率的决定向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如存在存量与流量之争)，马克思认为利息是剩余价值创造利润的一部分，而在凯恩斯那里，货币供求决定利息率，货币供应量上升导致人们对票面利率固定的债券需求上升，从而推高债券价格，债券价格与利息率成反比，进而导致利息率下降。希克斯进一步将其推广到商品市场，利息率由产品市场的储蓄与投资及货币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即由IS－LM曲线共同决定，此外还有可贷资金供求决定利息率的理论。这里主要探讨货币能量对利息率的影响。仍以美国为例，如前所述，在世界范围内环流的美元能量回流后会刺激美国虚拟经济的膨胀，其具体表现如:一方面货币能量直接进入美国的虚拟经济系统———美国的房地产和金融市场“动能”充裕了，于是房价、股价和其他金融类产品的价值就直接上升;另一方面，考虑到这些回流的美元有一部分不是直接进入美国的私营金融系统，比如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部分就购买了美国的国债，这种条件下如何认识货币的能量作用?我们发现，这时货币仍然起着推动市场或行业繁荣的直接动能作用。假定这部分回流的美元全部进入美国的长期债券市场(以国债、机构债和市政债券为主，和前述私营金融产品的主要区别在于这个市场有政府信用担保)，这些货币能量直接促使美国国债市场的繁荣，进而导致长期国债利率的降低，如果进一步考虑到美国长期国债利率是美国债券市场融资的基准利率这一因素，会发现进入此市场的货币能量带来了一个更为深远的影响，就是其间接导致了美国长期融资的资金成本的降低，即长期贷款利息率的下降，而低利率环境又极大刺激了投资者对货币的需求，刺激了货币动能的进一步创造。综上，源源不断以金融项目顺差形式回流的美元货币能量，造成了美国境内货币动能的极大充裕，加上其间接导致的长期低利率环境极大刺激了美国的金融创新，刺激了美国金融资产和流动性的迅速膨胀。从美元全球环流的角度来看，回流美国本土的货币能量能有效降低利息率，即m增加导致R(m)的下降。格林斯潘在“格拉斯潘之谜”中描述道:通常当美联储依据宏观形势变动提升短期利率紧缩银根时，用10年期国债利率度量的长期市场利率也会上升，反映短期利率变动直接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对市场通胀预期变动的间接影响;然而2004年6月美联储决定提升短期利率时，长期利率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②。这实际主要是由于回流美元的充裕货币动能的作用，这些回流美元大量购买美国长期国债导致了美国长期利率的下降。显然，货币能量m对经济虚拟化能量公式具有刺激作用:当货币动能m充裕时，通过虚拟经济渠道获得的Y(m)上升，而R(m)下降，在公式(2)的作用下，K(m)虚拟资本就会出现爆炸性增加。但是，K(m)在爆炸性增长过后，其本身又变为在二级市场可以炒作的虚拟资本，这些炒作又会产生服务性的收入Y，变为可以继续资本化的收入流，于是动态化公式(2)变为(3):K(m)t+1=Y{m，K(m)t}R(m)t(3)观察公式(3)可以发现这个动态化的经济虚拟化能量公式的限制条件仍然是货币能量的可得性。当代由于美元、欧元等国际本位货币滥用能量功能导致货币动能充裕，在充足的货币动能刺激下，公式(3)所分析的过程不断反复，持续数十年，于是虚拟资本膨胀和经济虚拟化的速度不断加快，直到广义流动性规模大大超过实际GDP，以分享利润为目的投资行为被以获取差价为目标的投机所替代。投机活动导致大量货币能量在债市、股市、汇市、大宗商品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收藏业市场等之间循环流动并将它们连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即“虚拟经济”)，反过来这也使得它们成为蓄积货币能量的巨大流动性储备池，这些市场的整体运行方式已经与经济学经典教科书所讲的实体经济运行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其主要根源就在于货币功能的嬗变，货币能量支撑起了虚拟经济这个客体的运行。

三、货币能量功能的进一步分析

货币的能量功能导致了国际本位货币如美元流出本国的规模越来越大，进而美元等国际本位货币在全球的环流过程实际上就是货币能量的流动过程，常年累月下来这个能量流动导致了国际本位货币国家内部经济的虚拟化以及全球的广义流动性膨胀。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货币能量的注入使得国际贸易迅速发展，客观上使很多发展中国家解决了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金融压抑问题，使其迈入经济增长的快车道，这也是货币能量刺激的一个方面。这里就货币能量继续讨论如下四个问题:第一，货币能量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具有不同的推动作用，在当代货币能量越是迅速创造出来，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就越是被边缘化，因为其创造财富需要一个生产过程，而虚拟经济领域里的创造和炒作只需要有足够的货币能量注入就够了，经济虚拟化能量公式对货币能量的依赖性能够充分说明这一点。于是当国际本位货币国家借助货币能量的功能来提高本国国民福利的做法，一定会带来外溢效应，当初始的货币能量进入贸易顺差国时能够刺激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到了一定地步，国际本位货币能量作用引致贸易顺差国膨胀的流动性就会进入虚拟经济领域，于是逻辑就变为在贸易顺差国的虚拟经济领域货币能量大量进入，在经济虚拟化能量公式的作用下顺差国虚拟经济也会快速膨胀。这个逻辑比前文所讲的货币能量刺激全球虚拟资本膨胀更进一步分析了货币能量在流入国家内部(贸易顺差国)如何从刺激实体经济发展再到刺激虚拟经济膨胀的过程。第二，货币能量虽然突出表现在国际本位货币这个载体上，但在非国际本位货币国家内部，由于法币制度的建立，在国家信用支撑下货币实际上也已经虚拟化了，其同样是一种能量，同样能够决定本国内部资源的配置。而且在各国内部也可以分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系统两个部分，其虚拟经济系统的运行也高度依赖货币能量的流入与流出。向经济体系内部注入货币能量有两个去处:一是用来推动实体经济中的交易，从而与CPI和PPI有密切关系，但这往往会直接引致通货膨胀;二是进入虚拟经济领域购买资产，从而与资产的创造以及交易量、价格上涨存在密切关系。究竟与哪一个关系更密切，则取决于经济虚拟化的程度，如经济虚拟化程度较高的美国，货币能量的注入与资产的创造和交易更为密切，因为货币能量的充裕会迅速刺激金融资产的创造和扩张。与实体经济相比，货币能量对“经济虚拟化能量公式”的作用充分表明虚拟经济领域的“产品制造”要快得多，所以货币能量对虚拟经济的刺激作用表现在资产价格膨胀以及金融创新使得各种新资产不断被创造出来的过程，而在实体经济中，持续的货币能量注入则会引起长期的通货膨胀，因为产品增加需要物质过程，这个过程与货币创造过程并非同质。而虚拟资产的创造与货币流动性的创造是同一类过程，它们都没有物质生产过程的约束，都主要依赖于制度和体制，它们可能的任何差异仅仅在于发行的制度和监管方式及交易程序上的区别。实际上虚拟经济越发达，货币主导经济运行和支配资源的能量功能表现越突出。值得强调的是，在非国际货币国家货币的能量功能一般很少被政府和货币当局直接使用，因为如果其直接向经济内部注入货币能量很容易被行为者预期从而直接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引起通货膨胀，这一点与国际本位货币国家政府使用货币能量直接从外界获取以及配置实际资源不同，由于国际本位货币国家的货币回流只会刺激其内部虚拟经济膨胀，而不会直接引致通货膨胀，这一切都是以“市场”的运行方式进行的。所以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国际本位货币国家将货币能量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但长期来看仍会导致严重问题，这已从次贷危机的深入蔓延得到印证。因此，货币能量功能的使用存在一个“度”的把握问题。第三，货币能量流动会有效刺激货币能量发行国虚拟经济的膨胀。随着国际本位货币国内经济虚拟化进程的加速，现代经济活动出现了一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物质生产过程而独立运行的经济运行方式，这种方式对货币能量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货币能量的功能从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经济虚拟化的环境中，货币是虚拟经济活动的第一推动力。当一定数量的货币进入经济系统中某一个市场或者行业时，积聚在货币中的能量将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而影响整个市场乃至经济系统的运行。第四，进入经济虚拟化状态的市场经济为一个附着在物质系统上的价值系统。遵循的基础理论必须将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看做是价值的，而不是物质的。所谓物质系统是指人类社会用以满足人类物质文化需求的各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以及相关各类资源的生产、开发活动;价值系统则由两个子系统构成，一是直接附着在物质系统上的价格系统，指各种商品、劳务以及资源的价格体系及其形成机制;二是纯粹的价值系统，它们是附着在物质系统上的价格体系的衍生物，没有前者的物质内容和效用。对于物质系统以及附着于其上的价格系统，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描述了在实体经济中价格系统如何决定着人们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也即价格系统如何决定市场经济“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这三大经济问题。但是微观经济学中没有货币，没有金融以及房地产的投机炒作活动，没有呆坏账和金融危机。它不是现实的市场经济，更不是当达国家经济虚拟化之后市场经济形态。经济虚拟化之后的经济运行方式高度依赖于货币能量，货币能量的注入和分配成为决定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第一序力量，如美国由于享有国际本位货币的发行权，可直接通过资本市场、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的交易配置资金能量和货币收入，这就是说有了国际本位货币资金的发行和配置机制就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获得配置资源的权利。依附在资源禀赋和效用基础上的相对价格体系配置资源的功能已经降为第二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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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式仍不容乐观。自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受到重创，时至今日，经济虽然有所恢复，但是仍处于低迷状态。就我国而言，当时为了应对经济过度下滑，我国政府采取4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刺激经济保持增长的目标，但给我们现在的经济中下了苦果。实体经济的低迷、通货膨胀压力、就业压力在危机之后的今天还是不可阻挡的降临。因此，本文将着手研究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着力把握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均衡，为促进经济稳健增长提供可靠依据。

一、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衡量经济发展是否稳健的重要指标。然而，学术界对于通货膨胀的定义仍然没有统一的概念。普遍接受的说法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超过经济的实际需求，引起整体物价水平上涨同时导致货币贬值。Gregorio认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胡仕明、黄国石认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值映射关系，他们对数量关系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相关系数显著性明显比单值映射提高。由于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同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对应较高的通货膨胀，也可能对应较低的，决定因素在于经济增长处于什么阶段。郑雨、李新波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同趋势的三次回归非线性关系。由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经济增长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而且，通货膨胀具有滞后效应。黄宪慧、韩海波认为，二者之间存在负相关的效应，主要是通过改变居民储蓄行为、消费行为，增加经营成本、经营风险，改变收入分配机制等实现。刘金全、谢卫东认为，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会受到实际经济与名义经济之间存在内在联系的影响。视经济环境的不同，适度的通货膨胀可能会推动经济增长，而有时适度的低通胀有助于经济发展。[6]

总之，之前对通货膨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形成原因、影响以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些方面研究的。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和样本选取的差异，以及相关变量的不同，和通货膨胀各种因素的影响，所以没有一致的相关结论。

二、我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实际关系

通货膨胀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它不是简单的由于货币供应过剩而导致物价普遍上涨，这只是其中的影响因素之一。以下这些因素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宏观经济增长（GDP）、广义货币供给量（M2）、工业品出场价格（PPI）、人民币汇率（RMB）、居民对通胀预期（IE），重大事件以及严重自然灾害等。就我国2014年度经济数据显示，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比增长7.4%，CPI同比增长12.1%；而2015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140，667.2亿，增速为7%，CPI上涨幅度约为1.2%，CPI同比增长约为11%。与2014年第一季度相比，2015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8%，CPI指数下降1.1个百分点。根据数据显示，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明显不符合通货膨胀随经济增长而增加、随经济下降而降低。2015年底一季度的同比经济增长5.1%，而CPI却同比下降1.1%。

本论文可以根据统计年鉴数据，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宏观经济增长、广义货币供给量、工业品出场价格这四个指标作为内生变量建立VAR模型分析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一）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首先，适度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通货膨胀率过高时对经济就会产生阻碍作用。其次，持续的经济增长会因惯性作用引起通货膨胀增加。

（二）通货膨胀对自身变动的反应

通货膨胀对其自身的误差变动敏感性强。这主要是因为，多种复杂因素都会影响到通货膨胀，其自身的不确定性较强；商品价格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上年期末价格的影响，从而考虑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因素时，也应考虑上年价格的影响。

（三）中间产品的价格上浮会对通货膨胀产生一定的压力

由于宏观经济测算GDP与CPI都是对最终产品的价格为基础的，而当中间产品价格普遍上涨过快，这必然使最终产品的价格上涨，进而形成新的通货膨胀压力。

（四）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增加流通中的货币，而实体经济价值并不增加，从这种角度看，货币供给会增加通货膨胀。然而，由于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货币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货币流通速度明显下降，同时增加的货币供给量会被经济扩大而消化，从而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三、政策建议

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为了防止过度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本文分析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介于中间产品价格上涨对通货膨胀的压力，监测部门应加强对中间产品价格的检测，尤其是价格上涨对最终产品价格的影响机制，防止各种囤积炒价的现象，促使各种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充分实现市场分配机制。

（二）加强最终产品价格监测机制，增强对可能造成价格不合理上涨因素的控制能力，与此同时，合理调整监测价格的内容，尤其是对石油、天然气、煤炭等重要的资源性商品以及粮食，肉类，汽车、房屋等关切民生的产品的监测比例适时合理地加以调整。

（三）适度合理地进行货币政策调控。由于货币政策可以在经济繁荣时促进经济更加繁荣，而当经济萧条时，错误的货币政策会使经济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所以在投放货币供给量时，要避免形成流动性过剩，防止股价与房地产的波动。在与财政政策相配合实施的同时适当控制货币供应，使货币的流通量与实体经济的需求量相一致。

参考文献

[1]魏学辉.李峰中国通货膨胀、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期刊论文]-未来与发展，2011（4）.

[2]李跃辉.彭嘉莹基于VAR―VEC模型的物价指数关系研究[期刊论文]-统计与决策，2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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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发生以来，2008年底，我国政府为刺激经济提出投放4万亿资金扩大内需的政策，而实际上，2009年各商业银行却放出了9.6万亿的信贷资金,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流通领域中真的需要这么多的资金，还是我国中央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并且这么多的信贷资金投出去后会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多大的刺激作用也值得我们深思。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自货币产生以来，人们对货币问题（包括货币供给的性质）的讨论就未曾停止过。在货币供给内生性理论方面，马克思早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有论述，马克思在他的货币流通公式中认为，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流通中所需要的最适合的货币量是由流通中商品的价格总额和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决定的，即：执行货币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速度[①]。马克思具体是这样论述的，“因为这里所考察的直接的流通形式总是使商品和货币作为物体彼此对立着，商品在卖的一极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消费支出，货币在买的一极，所以，商品世界的流通过程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已经由商品价格总额决定了。事实上，货币不过是把已经在商品价格总额中观念地表现出来的金额实在地表现出来，因此，这两个数额相等是不言而喻的。”[②]从这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货币供应量是有一定的内生性。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詹姆斯·托宾认为，货币供给量作为内生变量主要是由银行和企业的行为决定的，而银行和企业的行为取决于经济体系内的许多变量，中央银行不可能有效地限制银行和企业的支出[1]，更不能支配银行和企业的行动，所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新剑桥学派的卡尔多认为，货币供给依赖于由收入水平支配的需求，货币当局只能控制利率，对货币供给并没有控制能力。卡尔多进一步支出，“在任何时候，或在一切时候，货币存量将由需求决定，而利息率则由中央银行决定。”[③]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卡尔多认为货币供给也是内生的。

自1984年我国建立二级银行体制以来，我国学者对货币供给的性质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谢平和俞乔（1996）[2]分析了货币供应量与基础货币和总准备金之间的关系认为，我国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是由货币需求影响和决定的杂志铺。万解秋和徐涛（2001）[3]从货币乘数的角度出发，认为银行和居民对经济环境的变化做出的反应改变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乘数的控制能力，从而使货币供给具有很强的内生性。孙伯银（2003）[4]通过一系列分析认为，1997年以前中国的货币供给是以政治内生性为主的，而1997年之后则是以市场内生性为主的。

二、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分析

（一）基础货币的内生性分析

根据现代货币供应理论，基础货币与货币供应量的关系为：M=B*K（M表示货币供应量，B表示基础货币，K表示货币乘数），即货币供给取决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个因素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消费支出，且具有同方向变化的关系。一般来说，货币当局能够完全控制基础货币，但由表1可知，我国的基础货币投放忽快忽慢，很不稳定。我国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再贷款，二是外汇占款。

1、再贷款与再贴现贷款

我国中央银行的再贷款额度等于货币发行量和存款准备金之和，1995年以前再贷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占央行总资产的60%。当商业银行普遍要求中央银行增加再贷款或再贴现贷款时，中央银行为了防止经济衰退，不得不满足商业银行的要求，这种“倒逼机制”使得我国货币供给初现内生性[5]。其次由于我国社会信用机制不完善，企业缺乏契约观念，商业票据还没有普及，没能形成一个发育成熟的票据贴现市场，所以我国再贴现业务发展十分缓慢。因此，央行再贴现贷款占基础货币投放总量的比重很低，使得基础货币的调控作用远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表1 1993-2008年中国外汇占款、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量变动表

 

年份

外汇占款[④]

（亿元）

基础货币[⑤]

（亿元）

外汇占款/基础货币（%）

M2（亿元）

M2/基础货币（%）

1993

875.54

13190.1

6.64

34879.8

2.64

1994

4481.8

15352.2

29.19

46923.5

3.06

1995

6774.5

18246.2

37.13

60750.5

3.33

1996

9578.7

23789.7

40.26

76094.9

3.20

1997

13467.2

27096

49.70

90995.3

3.36

1998

13728.3

26808.8

51.21

104498.5

3.90

1999

14792.40

29798.3

49.64

119897.9

4.02

2000

14291.14

31957.3

44.72

134610.4

4.21

2001

17856.43

33957.8

52.58

158301.9

4.66

2002

23223.34

37528.6

61.88

185007.0

4.93

2003

34846.92

43514.9

80.08

221222.8

5.08

2004

52592.64

53245.6

98.77

253207.7

4.76

2005

71211.12

64343.13

110.67

298755.48

4.64

2006

98980.27

77757.83

127.29

345577.91

4.44

2007

128377.32

101545.40

126.42

403401.3

3.97

2008

168431.11

129222.33

130.34

475166.60

3.68

2009

193112.47

14398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