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意义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法律意义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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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85706380

2005年394161736117

2006年25981425235（七）扩大宣传，发动全社会力量倾注对法律援助的奉献与爱心，通过开展法律援助爱心活动、成立农民工应急服务队、组织送法下乡律师宣讲团、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大型咨询活动等，广泛宣传，扩大影响。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㈠宣传力度不足随着成都市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来工”他们的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基层，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然而一些县、区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越不宣传，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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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沙龙的必要性和意义

1、信息大爆炸使然

我们正处于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早上醒来的广播、中午休息的手机资讯、睡觉之前的催眠信息等等，都无时无刻不与信息接触并产生化合反应。在解除信息过程中，你一定会有很多的观点产生，但是没有办法分享，那应该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

人类本身就是群居动物，需要交流和分享，但是高楼大厦、钢筋水泥却把我们身体束缚住了。还好网络给了我们飞翔的机会，我们的思想一直在飞翔。而交流显然仍然是必不可少！

2、律师职业性使然

律师需要交流，从小到一个所内律师合作之间的交流，到律师事务所内部业务的交流，再大到外部合作的交流，到更高和更多层次的交流。我们沙龙形式的交流就是更高层次的交流！

律师需要更多、更猛的资讯流。仅仅是自己阅读，还是不够、不足的，毕竟每个人的选择、喜好不同，导致了发生偏科的情况，这就会造成营养不良。(当然偏科也有可能造就天才，但是天才往往是比较短命的，我们显然不希望这种情形发生。)

要营养丰富，要营养均衡，要全面发展，那就举办并参加沙龙吧！沙龙有你想要的一切！

3、当事人的要求使然

互联网时代的当事人，会有互联网时代特殊的法律服务要求，传统法律事务在互联网时代应当注入新的内容，落后、陈旧的观念、思路和方式必将会在新的当事人面前捉襟见肘，时代呼吁新的服务模式。

先行者律师一直不断在研发互联网思维的律师服务模式，包括了产品本身、联系形式、推广措施等等，以沙龙的方式交流、推进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顾客是上帝”并不完全可在律师行业适用。但是，捕捉到当事人的需求，及时切合互联网思维的模块，你一定可以做的更好！

4、时代进步的要求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征：过去农耕时代的主题是如何把庄稼种好；前律师时代的主题是如何让客户接受律师服务；再近一点律师行业的主题是如何联系好客户，如何口碑相传。而当下律师行业主题是切合互联网、电子商务开展业务，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是一个领域、或者是一个专业方向，将来这些概念必定会消失，因为大家都已经完全接受和熟悉了。就如同电力刚刚发明，是那时候时代的主题，现在谁和你说电力，那估计是技术员和技术员之间的对话了。而再过了若干年之后，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已经深入到每个领域，已经融为一体了，那只有了网络和商务，回归本质了。

但是，至少目前，他们是实实在在出现并存在了，那就不得不让我们面对并去适应他们。有何良策？那就是沙龙。

做个小结，那就是“沙龙”可以切合时代，符合职业特征，迎合当事人要求，这是这个社会的主旋律，相信你一定会有兴趣！

二、沙龙的形式

应当用互联网的思维来举办和运作我们的沙龙，今天只是一个尝试，采用了传统的不能再传统的“圆桌会议”。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有同样平等发言的机会。

当然，我们会有更多新的类型沙龙出现。目前我们能够想到的是：

1、众筹餐馆、咖啡和酒吧。我们自成沙龙，这是我们互联网律师的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体现。

123茶楼，位于海博翻译社的楼上，这一点大家都清楚，为了知名度。但是这个茶楼筹集的123万，只源于一个玩笑，其中一个人，因朋友餐厅转让，考虑每人出一万元，把它盘下来，后考虑成立一个茶楼，投资是50万，建了群，反响热烈，最后干脆开始“众筹”。不长时间，筹集了123万，还拒绝了很多考虑回报率的投资人。只有一个宗旨，那就是“五年不分红，不能退股(可转让)，玩亏自负！”

具体玩法是：

(1)平等，去中心化，成立了各种小组：圈子组、媒体组、经营组、商业模式组、主题活动组、支持组、协调组；(2)自助茶楼，没有定价，当然也可以参考当天的平均价！(3)每件物品都标注二维码，只要扫码就可以拿走！这就是移动支付的便利；(4)7000个格子，每个格子一年租金123元。

开拓一下我们举办沙龙的形式和思路！

2、网络沙龙

聚合众人的智慧，因为即时交流的软件存在爬楼情况，不容易保留资料。我们可以采用OA系统中主线方式进行讨论。当然，也可以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在微信群中交流。形式多样，只求有效。

3、O2O模式的选择。

线上和线下的交流，将会更加的有效，充分！

4、研究中心的加入，更加深入有针对性。

目前：电子商务法律研究中心、网络争端解决研究中心，可以如虎添翼

三、今天的沙龙议题

阿里美国上市后，国内国外出现很多不同声音。尤其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一纸白皮书，更是将阿里推上了风头浪尖。接下来论战平息，但是国外诉讼开始发动。并不是件坏事情，规范才是正道，透明才是方向。近日马云在证监会做互联网的讲座，挽回了一点点势头。2015年2月7日消息，马云的湖畔大学录取了30人，两年学费28万，也成为了一个热点。

微信封杀第三方端口问题。违背了互联网精神，但符合企业利益，内环、闭环更加有利，只是垄断迟早要被处罚和拆分。相互指责，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也必将最终被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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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译文：在遵循以下第5.4（c）条规定的前提下，如果一方未依照本合同的条款全额或部分出资，则该方应就欠缴的出资额按年利率[]的单利向合营公司支付罚息，计息期为该笔出资的应缴日期至该笔出资及罚息全额支付，并由合营公司收到之日。

解释：译文中的“计息期”在原文中并没有对应的英文词，但译者在翻译这个句子时，考虑到加上“计息期”这个词会更加通顺、更加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所以在译文中就加上了“计息期”这个词。

二、省略

由于中西方人士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对表达同意事物或概念所用的词也不一样。所以，向增词技巧一样，在翻译法律语言时，有时也需要减词。减词的方式有很多，可以把介词省略，也可以把位于动词省略，甚至可以把一个从句省略。译者在运用这种减词技巧时，就应当根据上下文意思和译文的表达习惯，合适地选择省词。在省词时应注意的是，译者绝对不可以随便省词，切不可因为省词而改变了原文的含义。如果这样，那就改变了这种省词技巧的原有功能了。

例1IfanyguaranteeisrequiredassecurityforanyexternalfinancingoftheCompanyapprovedbytheBoardinaccordancewithArticle8.2(c)(v),andifthePartiesagreetoprovideguaranteesinrelationtosuchfinancing,thePartiesshallseverallyguaranteetheobligationsoftheCompanyundersuchexternalfinancinginproportiontotheirrespectiveinterestsintheregisteredcapitaloftheCompanyatsuchtimeastheguaranteeisgiven(unlessotherwiseagreedinwritingbytheParties).

参考译文：如果合营公司董事会依照第8.2（c)(v）条批准的外部融资需要以保证形式提供担保，并且双方同意对该融资提供保证，则（除非双方另有书面协议）双方应按当时在合营公司注册资本中所占份额的比例分别各自对合营公司的义务提供保证。

解释：在原文中，“suchtimeastheguaranteeisgiven”本来是个定语从句，但译者在对其进行翻译时，根据上下文意思和逻辑关系就直接把它翻译成了“当时”。尽管作者省略了一个从句，但并没有改变原文的意思。在经过这样的省词后，译文反而更加通顺，更加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

例2Thegrowthofcapitalismandthecompetitionfordomesticandinternationalbusinesshaveledtoanever-endingstreamofnewbusinessinstrumentsandtechniquesandsophisticatedmarkets,eachwithitsowncommunicationsystem,itstradingrulesanditsproceduresforclearanceandsettlement.

参考译文：随着资本注意的发展以及国内、国际业务的竞争的加剧，新的交易手段和商业技术层出不穷，市场变得更加专业化、更加成熟，每种市场都拥有自己的通讯系统、自己的贸易规则和自己的清算结算程序。

解释：原文中有“hasledto”这个动词，但在译文中译者省略了它的中文对应词。译者这样的省略的目的是为了使译文更加通顺，更加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尽管译者这样省略，其译文并没有改变原文的意思。

三、语序调换

由于译文语序和原文语序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在将原文翻译成译文时，必须调整一些语序，以使译文符合译文语言的表达习惯。在调整语序时，有时必须把在原文中后面表达的词放在译文中前面表达，有时要把原文中前面表达的词放在译文中后面表达。在调换位置时并没有特别的规律，原文中的词在译文中既可以放在前面，也可以放在后面，甚至可以放在中间。这完全视上下文的需要。译者在处理词的位置时完全可以自行斟酌处理。

例1ThePartiesherebyagreetoestablishtheCompanypromptlyaftertheEffectiveDateinaccordancewiththeEJVLaw,theEJVImplementingRegulations,otherApplicableLaws,andtheprovisionsofthisContract.

参考译文：双方特此同意在本合同生效后依照合资企业法、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其他相关法律以及本合同的条款及时成立合营公司。

解释：尽管原文中“inaccordancewiththeEJVLaw,theEJVImplementingRegulations,otherApplicableLaws,andtheprovisionsofthisContract.”等词作为状语被放在后面，但在译文中按照中文的习惯被放在了谓语的前面。

例2NeitherPartyshallhaveanyliabilitytotheCompanyexcepttotheextentofitsagreedcapitalcontributions.TheCompanyshallbeliabletoitscreditorstotheextentofitsassets.

参考译文：任何一方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合营公司承担责任。合营公司应以其资产对其债权人承担责任。

解释：原文中的“excepttotheextentofitsagreedcapitalcontributions”和“totheextentofitsassets”在句子后面，但在译文中，它们的对应中文翻译却在句子中间。

四、词义转换

在正常的情况下，并在将原文翻译成译文时，译者只需按照原文中各个词的词典含义就能准确而地道地把原文翻译成译文。然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尽管按照词典含义很意思对等地翻译，但在译文是其母语的人看来，这种译文总会让人觉得别扭，词的表达总是很不妥当。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就必须按照译文的表达习惯，改变词典含义，用地道的译文用词来表达原文作者的真正含义。

例1EachPartyshallhavetherighttochangeitslegalorauthorizedrepresentativeandshallpromptlynotifytheotherPartyofsuchchangeandthename,positionandnationalityofitsnewlegalorauthorizedrepresentative.

参考译文：双方有权撤换其各自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并应将新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的姓名、职位和国籍及时通知另一方。

解释：在原文中的“change”的原意为“变化”，但为了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将它翻译成“撤换”。

例2TheCompanymayestablishbranchofficesinsideChinaandoverseaswiththeconsentoftheBoardandapprovalfromtherelevantgovernmentalauthorities.

参考译文：合营公司经董事会决议并经有关政府机关批准可在国内外成立分支机构。

解释：原文中“consent”的愿意为“同意”，但为了中文法律语言的表达习惯，在译文中将其翻译为“决议”。

例3Thepurposeofthejointventureshallbetoutilizethecombinedtechnological,management,operationalandmarketingstrengthsofthePartieswithintheapprovedscopeofbusinessoftheCompanytoachievegoodeconomicresultsandareturnoninvestmentsatisfactorytotheParties.

参考译文：合营公司的宗旨是结合双方在技术、管理、运营以及营销方面的优势，在合营公司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开展业务，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以及令双方满意的投资回报。

解释：原文中的“strength”的愿意为“实力，力量”，但在译文中，为了符合中文表达习惯的需要，它被改翻译为“优势”。

本文仅对法律翻译中实用的翻译技巧作一简略介绍，希望对法律翻译从业人员有所帮助。真正要做好法律翻译，还需精通中英文双语，并对法律知识有相当的了解。作好法律翻译需要长期的积累过程，除了被证明有用的技巧以为，更需要实践经验的总结。

参考文献：

[1]杜金榜.法律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

[2]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1月。

[3]李长栓.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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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中的概念根植于社会现实，而社会的发展对于法律概念的内涵又有着深刻的影响。笔者一直关注着具有人格利益的特定物的立法、司法及理论研究，并对此问题展开了系统的研究，于2007年首次正式提出了“人格物”的概念，以较为凝练和妥贴地命名和规范那些具有人格利益的特定物；并于2009年撰文，以详尽地论证人格物与普通物不同，其不适用《物权法》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可以说，人格物的概念是生长于社会现实或者说是常识中，只是没有将其凸显或抽象出来，而且这一由内在意义而最终形成的法律术语也绝不是生造出来，它即尊重了民法中人与物基本的分类，又反映了这类物独特的属性，但绝不是简单反映人与物的联系。

一、人格物的内涵及界定

(一)人格物充分地展现了民法上人与物的区分与融合。人格物概念的确立可以从人与物关系的民法哲学理论中得到支持。在海德格尔看来，对世界作为被征服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广泛和深入，客体之显现越是客观，则主体也就越主观地亦即越迫切地凸显出来，世界观和世界学说也就越无保留地变成一种关于人的学说。事实上，民法体系的架构就是建立于人的主体性和物的客体性的二元论基础上的，于是民法之中就严格地区分了人作为主体对物作为客体的权利，民法的体系也就相应地表现为人作为主体地位所必须的人格权及人对物所支配产生的物权、债权及其他派生权利。至今为止，人与物的二元划分理论依然保有强势的地位。而人与物之间的二元区分和融合为人格物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不过，这种绝对的人与物的关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较为久远的年代里，尤其是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并未有财产的观念，所有制未产生，人对自己价值的认识和对物的价值的认识处于混沌状态。随着阶级的产生和国家的形成，促使了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人对物的利用和控制关系才逐步建立起来。在奴隶社会时期，人是有等级差别的，人与物虽有区分，但也有融合。比如生物体上作为“人”的奴隶而言，不论在中国古代的奴隶制法律框架之下还是在罗马法的万民法中，都只不过是能被触觉到的与土地、衣服、金钱地位相同的“有体物”，某些人本身就被视为是客体的物的存在。这一状况一直到15、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直接推动才使其有了明显的改观，至此才在西方法律制度中将自然人赋予了法律上的人格，而作为财产存在的物被明确地作为权利客体对待，这样的思路在法国民法典及德国民法典中均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展。在中国，基于传统皇权政治和封建文化的深远影响，人的主体地位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不太完整的，作为被统治者的民众的人身依附地位到近代才有明显改观。

纵观近代民法典的体系与架构，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受法国民法典深刻影响的意大利民法典等，还是以德国民法典为模板的日本民法典等，无一不是架构在人与物的基本框架体系之下的。民法中对人格权的保护彰显了民法的人文主义精神，充分地将宪法所确立的基本权利贯彻于民法的具体规则中，民法权利法的地位得以确立；而在物法关系中，通过对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和继承权的保护，使得人的民事主体地位得以突出，权利的行使和维护成为人作为完整的民法主体而须臾不可或缺的日常工作。人，包括拟制之人的主体地位的充分发挥和物的客体地位的确立，成为民法中建构诸如人格权、物权、债权等民事法律制度的逻辑起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制历史的演进，人与物之间的民法关系又开始悄悄地、微妙地发生变化，在一定的条件下模糊了人与物二元化绝对模式，物的人格化与人格的物化和商品化，使得在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物之间建立某种合理的联系成为可能。而人格物概念及由此建立的人格物法律制度则是对人与物之间抽象关系具体化的桥梁之一。

在当下我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呈现了物文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激烈争论。在民法典的起草及侵权责任法制定过程中，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和理念正在得到逐步的放大和深化，从几个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对人格权制度的重视可见一斑。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关注到人格物作为物化人格利益和人格利益物化的的现象，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及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中得到体现，已明确地将部分人格物作为特别保护对象。还要特别关注的是，现代人格权理论发展过程中呈现了人格权商品化的趋势，这也为人格物法律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契机。因此，现有的民法制度框架为人格物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合适的土壤。随着民法理论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人格财产与可替代财产的分类模式已为人格物预留了足够的理论空间。

(二)民法中人格物的法律界定。人格与财产本属两个不同领域、不同范畴的东西，特别是在摒弃财产因素下，而由人在伦理价值上的无差别的特性所决定的人格平等，也就是近代民法上“人人平等，生而自由”的基本价值观确立后，人格与财产的关系便明确区分开来。有了人格不等于就拥有财产，但没有人格是无法拥有财产的，某人是否拥有财产和拥有多少财产，并不影响和损害该人的人格平等地位。现代民法也以人格权利与财产权利作为基本的权利区分。这种二分法对人格权和财产权的保护也体现了一一对应。享受经济利益的权利为财产权；享受人格利益的权利为人格权。当这个世界就仅存有两种利益的时候，这种二分法无疑是最省便的。但当我们回到现实生活中时，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并不是如此明确一分为二。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当一个事物上同时存在两个利益的时候，该如何处理？至此，人格与财产如此紧密地走到了一起。为了解决这种同时存在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事物所带来的法律问题，我们不得不给它起个新名词———“人格物”，它是指与人格利益紧密相连，体现人的深厚情感与意志，其毁损、灭失造成的痛苦无法通过替代物补救的特定物。

人格物至少具有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人格物首先是物，具有普通物的属性，体现财产利益价值。

第二，人格物是具有人格利益的物，且其所体现的人格利益应当大于财产利益，或者与财产利益基本相当。借用法国学者的话说就是“只有道德方面的价值超过市场价值之物”才能成为人格物。但这也不绝对，有时财产利益的大小实际上就取决于人格利益的大小，有时财产利益明显大于人格利益但这种人格利益却不应被忽略。

第三，人格物所展现的人格利益主要是一种精神利益、伦理利益。一方面，人有精神的需求，亦有物质的需要，当特定物寄托了特定人的情感或意志等精神利益时，其就可能成为人格物，如结婚戒指；另一方面，伦理性系人之属性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使得在特定物上承载某种伦理价值成为可能。故有学者认为：“财产并不仅仅是伦理人格的实现方式，而且是伦理人格的组成部分”。

第四，人格物属于不可替代财产。其毁损、灭失必然造成权利人的物质利益损失的同时，也造成精神利益的损害，而这种精神利益的损害和痛苦则无法通过其他替代物补偿。鉴于人格物的不可替代性，有学者即将人格物与可替代财产相对应，作为民法中一种新型的财产分类。

第五，人格物着重强调的是该物所蕴含的人格利益。因此，在诸如遗体、遗骸、遗骨、骨灰、基因等具有人格利益的“物”中，人格利益被优先保护，其物之价值不应也不能被提及或者已降为其次。

人格物因其兼具了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属性，因而与普通之物存在明显的不同。第一，人格物兼具有形性与无形性之双重特点，寄托了当事人的特殊感情，对当事人则意味着安慰、愉悦、哀思、回忆、财富甚或人生意义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讲，人格物所蕴含的精神利益已构成所有人人格的一部分。第二，人格物蕴涵的人格利益通常只对当事人自己有重要意义且具有无形性，一般情形下非公众所能知悉。第三，人格物的基本价值定位不在于它的实际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而是其所隐含的人格利益。相反，如果评估它的实际市场价值，可能已经微乎其微，但是这并不会影响这类物对特定当事人的价值意义，也丝毫不应因此影响对这类物赔偿的法律后果。第四，人格物具有特定性与唯一性，一旦毁损便不可逆转。这样的特点使得人格物损害行为的后果显得极为严重，其所寄托的人格利益将无法用物质的方式加以恢复。因此，黑格尔指出，那些非常接近人格一端的物品受到损害，任何赔偿都不能达到“公平”。第五，人格物是财产权与人格权的有机结合，体现了财产权与人格权的关系，实际是一种人身性财产权，具有独立价值。

第六，人格物处分之限制性。基于人格物的人格利益属性，往往与社会公共利益相连，多涉及伦理、道德方面的因素，故而其占有、使用、处分等等行为除须符合法律关于财产权、人格权的规则之外，还须关注到公序良俗之限制，且符合一般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公众的认同感。

二、人格物的动态发展

对人格物的认识必须置于一个发展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否则我们只能看到既已存在的物是否为人格物的问题，而无法判断过去的、将来的物是否为人格物。同时，若不以动态的进路去研究人格物，我们也无法探求本为普通之物怎么上升为人格物，而人格物在何种情况下又丧失了人格利益属性而成为普通之物？抑或本已为普通之物，在有关人格利益因素消减或增加时是否会影响人格物的成立等问题。

(一)人格物的生成：物之人格化。人格物反映的是特定物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这种紧密关系似乎应当超过一般的人对财产的紧张心理。那么，普通之物是如何上升为人格物，使之具有其他之物所不曾有的人格利益呢？即人格物是如何生成的。一般而言，人与物的相互关系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本身为“身外之物”的内化，即象征人格或寄托情感；二是本身为人身的东西的外化，即财产直接源于人的身体或智慧。这样区分的基本理念是：反对人只是精神上的存在，肉体是物质的观点，认为人格与肉体相连并与外在环境相连。一个东西越是可替代，它与人格的联系就越松懈，它越是个人化，就越与人格相连。当某一个普通之物经过多种因素的复杂结合，转化为特定权利人的人格物，即“普通物人格化”后，就不再是普通之物，而是具有人格利益的人格物。但要形成一个能够作为判断这种紧密关系普适性标准，其难度很大。但仍然可以通过一些主客观因素去判定某物是否因具备了人格利益，且人格利益大于财产利益而形成人格物：

第一，时间长短。时间是考验人的情感的重要手段，特定人对特定物持有的时间长短在很大程度上能作为判断人格利益有无的重要因素。许多具有纪念意义的人格物都是在随着时间的累积而不断地显现其存在的价值。而人作为富有情感的高级动物，日久生情的行为方式同样适用于人与物之间。当人们对特殊的物品保存的时间越长，在其上面倾注的情感和意志也就越多。时间越长的物品，所承载的人格利益也就越大，其所体现的财产与人身之间的关系也就越紧密。因此，一双伴随主人走过大半人生的草鞋所具有的人格利益要比刚买回来穿几天的崭新皮鞋的人格利益大得多；因而上海市南汇区法院的一则判决认定主人与宠物犬“莎莉”之间有较深厚的感情，并据以支持该宠物主人的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爱惜程度。人对物的特别爱惜往往体现了该物所蕴含的人格利益，该物因此可能成为人格物。电影《梅兰芳》中的十三爷将慈禧太后赐予的黄马褂用玻璃装封好，每天起床后都要半蹲在其案前，脸贴着玻璃，口呵着热气，用布小心翼翼地擦个干亮。封建统治者赐予的黄马褂是对十三爷演艺的最高奖赏，是十三爷大半生努力的见证。燕十三对黄马褂的爱惜也就是对自己人生的珍惜。可见，爱惜程度高低能够判断出该物在所有人心中的地位高低，也就能看得出该物对所有人是否具有重大精神价值。但爱惜并不能就表明某物对特定人具有人格利益关系，还须从爱惜背后探寻人格利益的真谛。例如，普通人的论文或者草稿其根本不当以为然，但若该书稿尤其是原稿是某著名人物留下的，不仅其价值不菲，其对书稿的持有人来讲更是一种荣耀、一种精神上的满足，那么它就对书稿持有人具有了人格利益。

第三，物之来源。物的获得方式多种多样，而获得物的方式不同，所代表的人生含义也不尽一致。“家人、恋人或朋友赠送的礼物，往往具有象征人格的意义，或是寄托着我们的某种友谊和情感，较之市场上同质同价的物品对于我们意义更大。显然一只祖传的瓷碗对于特定人来说，其价值往往超过了瓷碗本身，因为它寄托着后代对祖辈的怀念，乃至是某个家庭的精神寄托。”[9]物因来源的差异而被赋予更多不同意义，这就是人们借物寄情的做法。人类的感情是抽象的，但人们却善于将自己的感情通过物质的载体来传达给对方。因此，当考究物的来源时，便能够提供是否具有人格利益的参考。同样，源于人体的基因、基因信息、骨灰等，也因出于特定人的原因而会被认为具有人格利益。

第四，物之用途。从人们拥有某物的目的和用途也可以反映出其是否将物用于精神寄托的，从而会决定该物中人格利益的有无及大小。当人们将某物用于实际生活消耗，那么其物质意义将大于精神价值。而被用于满足精神需要的财产，则往往蕴含了一定的人格利益。因而，戒指在珠宝商的眼里是用于出售并获得利润的商品，如有毁损或丢失，用等价的赔偿即可弥补对方损失；而夫妻之间的结婚戒指却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寄托了夫妻之间的感情，一旦丢失或毁损，其损失的不仅是财产，在情感的损失更是巨大的，其它等价物也是不可替代的。但必须明确的是，对具有恋物取向的人来说，其恋物癖已成为一种不正常的心态，不能按照其对某物的特别爱好而认定其对该物享有人格利益，不能将其视为人格物。

第五，价值内涵。即物本身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精神和其他社会价值。比如，初恋情人的信件承载者对初恋的美好回忆与幸福，宝贝周岁的照片承载着父母关注孩子成长的轨迹，祖传物品承载着家族的某种历史渊源文化和感情，家宅则承载着家庭的全部发展历史等等，其对特定的权利人来讲是无法否定的人格利益、精神利益，以至于这些物品的损害会导致权利人发生精神损害。比如，在美国之“Attiav.BritishGasplc”案中，当原告看见由于被告过失引起的大火烧毁了他的财产而导致了“精神打击”，法院判决认为被告有责任赔偿原告，因为他有足够的理由可以预见到原告将会受到精神性伤害。虽然该案并非直接将该财产界定为人格物后才予以人格利益救济的，但该案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认定人格物生成的重要参考因素，即物本身的价值对人的重要作用是形成人格物的重要考量因素。

第六，特定事实的发生。特定法律事实的发生不仅会在民事主体之间产生民事法律关系，亦会促使某些人格物的产生。民法学意义上的法律事实常常包括法律行为和客观事件，这两者皆可有形成人格物的诱因。以法律行为为例，比如收养关系不仅使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建立了拟制的血亲关系，还可能基于这种拟制血缘而产生的对彼此之间物的占有、使用、收益的问题，而正因为这种收养关系可能使收养者与被收养者之间某些特定的物成为人格物。作为客观事件来讲，如人的出生、死亡、自然灾害等等均会催生人格物。

另外，判断某物是否属于人格物，应当综合各种因素加以考察。有的案件很简单就可以认定是否为人格物，有些则不能凭借直觉或者法官个人感情加以认定，应当在综合考察的基础上，以一个正常的人的视角去加以认识和判定，人格物的一般化或是泛化不仅不利于人格物的研究和法律保护，反而失去了确立人格物这一重要民法理论概念的意义。而且事实上，并非通常所言的人格物在任何条件下都当然成为人格物，在具体情况下能否成为人格物并享受相应的法律保护还需根据情形确定。

(二)人格物的转化：人格物去人格化。尽管某特定物在一般意义上已可以被视为人格物，其所承载的人格利益显然高于了财产利益，但因外在或者内在的原因会使得该物上所彰显的人格利益不断消减。当该种人格利益消减到一定程度时，则会出现财产利益高于人格利益，或者人格利益已不足以值得特别保护的话，那么该人格物将丧失人格属性而转化为普通之物，不再由人格物法律规则调整。这种人格物因丧失人格利益而转化为普通物的事实，即为人格物去人格化。人格物去人格化的主要因素体现为：

第一，人格物的灭失。当人格物因种种原因而丧失其原有的物质形态，则该物已不能再称为人格物，或许已不是民法上的物。例如，某人深爱的祖父留下的祖传物品，因搬家导致损毁为碎片，则其作为祖传物品的物的载体已消失，除非该碎片、残破尚具有独立性，还具有一定的形态且可以继续承载人格利益，否则不能再以碎片为人格物而主张相应的权利。但人格物由一种物质形态转化成另一种物质形态，则是否可以认为其上所附的人格利益，则应区别对待：当原物的形态依然存在，只是变换了使用方式，则应认为该物的人格物属性依然存在；当原物的形态发生物理性变化，已经丧失了原有的物理形态，则可能会丧失人格利益属性而不再归入人格物范畴。

第二，权利人抛弃人格物上的人格利益。虽然人格物上承载着权利人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但该人格利益因具有主观性，且其与人格权之人格利益存在重大的差别，主要指人格物上所蕴含的精神利益，因而人格物的权利人可以明确地抛弃该人格财产上的人格利益，人格物则丧失了特殊的人格属性而转换为普通之物。但必须注意三点：一是该种人格利益的抛弃可以公示的方式做出，以便参与交易的人能知晓，以维护交易安全；二是若权利人不仅抛弃了人格物的人格利益，同时也抛弃了财产的财产利益，则构成对整个人格物全部利益的放弃，于此场合则不存在人格物保护的问题；三是人格物的权利人抛弃人格利益应当基于自愿，不应存在欺诈、胁迫等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其他因素的介入。

第三，将人格物作为普通物而交易。人格物的权利人将人格物置于流通交易之中，因该交易的产生使人格物主要呈现为财产利益，人格利益因权利人的交易行为使之退居其次甚至丧失。因此该种场合可以视为放弃人格利益或者至少是使人格利益弱化，凸显人格物的财产利益属性。实践中，该种流通交易的方式包括抵押、质押、出典、委托转让等情形。但因交易实践的复杂性，有些情形须颇值关注：一是当人格物权利人将人格物用于设置担保而融资，如利用人格物抵押、质押、出典等，只是使人格物的人格利益弱化，但并不意味着该物上的人格利益丧失；二是当人格物权利人将人格物出卖后，一般即可视为人格物已丧失了人格利益而转化为普通之物，但在人格物买卖属于保留所有权买卖和附买回条件的买卖交易中，人格物在出卖人依约定取回该物时其人格物属性并不丧失。三是当人格物交易当事人具有特定关系，则人格物属性并不当然消灭。例如，在同时对人格物享有人格利益的亲属之间买卖该人格物，则只是人格物权属发生了转移，人格物的属性并未改变，只是不应当再允许出卖人以人格物为由主张相应的权利。

第四，人格物赖以存在的特定法律事实关系消失。虽然人格物生成的因素与人格物去人格化不能完全对应，但有些因素却是共同的，尤其是人格物本身的生成是以特定的法律事实而存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当人格物的权利人因某种特定的事实关系丧失了作为人格物之人格利益的享有者的身份，则对该主体而言其不再享有人格物的人格利益，原先的人格物转化成为普通之物。如夫妻离婚后，原来作为结婚纪念的戒指、婚纱照等纪念意义就会大大降低，甚至直接转化为普通之物予以处理；又如收养关系解除后，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法律身份关系解除，则养父母养子女之间之前基于父母子女关系而享有的人格物的人格利益可能会减弱甚至消失等。

第五，其他因素导致人格物去人格化。人格物生成的因素就十分复杂，其去人格化的因素也难以穷尽，因此在上列因素之外尚有一些特殊的甚至无法预见的因素导致人格物的人格利益减损或者消失。比如，具有特定人格意义的人格物之目的消失，原具有的伦理或道德价值丧失，长时间未使用或者护理等等，都会使人格物的人格利益减损或者丧失，使该类物转化为普通之物，从而脱离人格物的特殊保护机制转由普通物权规则加以调整。:

因此，人格物具有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这个结论既客观描述了这类物的存在状态，也揭示了其中可能的各种演化形态，并更多为这一理论研究奠定了一个具有一般性特征的研究基础。因为理论从来都会从个案的研究最终回归到具有抽象意义的一般性的结果，而凡是简单的个案研究以及没有任何演变形态的事实展现都不会具有多少理论及普适价值或意义，对实践的指导价值也会很微弱，对于人格物这一动态生成过程的发现或是总结、提炼，恰恰又验证了这一概念的抽象理论意义。

注释:

[1]冷传莉.民法上人格物的确立及保护[J].法学，2007，(2).

[2]冷传莉.论人格财产不适用善意取得[J].法学家，2009，(5).

[3][德]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89-90.

[4]常鹏翱.物权法的展开与反思[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6.

[5][法]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尔.法国财产法[M].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1.

[6]徐国栋.现代的新财产分类及其启示[J].广西大学学报，2005，(6).

[7][美]罗伯特•P•墨杰斯，彼特•S•迈乃尔，马克•A•莱姆利，托马斯•M•乔德.新技术时代的知识产权法[M].齐筠，张清，彭霞，尹雪梅，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8.

[8]芮沐.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民总债总合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7.

[9]易继明，周琼.论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J].法学研究，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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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范畴类型而言，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应属于主体论范畴。但主体论范畴是对法律世界的实践丰_体和价值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和概括，既反映谁在从事法律活动，又说明谁是法律调整的受益者，似乎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又不完全是主体论范畴。这种落差绝非无意义或可以忽略的，相反，笔者认为，对这种差别的追根问底，也许可以找到自然人责任能力问题的所有答案。

一、民事责任能力的各种定义与评析

(一)民事责任能力的各种定义

目前，我国民法理论界远没就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达成共识。学者们’般将《民法通则》133条作为民事责任能力的法源性规定，在解释该条规定的基础上形成多种不同的学术观点，根据侧重点不同和出现时间先后，町分为：(1)广义民事行为能力说：(2)侵权行为能力说和不法行为能力说：(3)权利能力涵盖说；(4)客观能力说；(5)独立责任资格说。此外，还有意思能力说、识别能力说两种观点，但学者己对此达成共识，认为它们是认定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

(二)对以各种定义的评析

整体而言，广义行为能力说，侵权行为能力说和不法行为能力说都是从民事行为能力方面展开的，争论的不过是立法技术上枝节问题。具体而广义行为能力说仅是学者理论上的一种概括，并不是要取消严格意义上的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概念的区分，当然，在立法技术上，这区分行为能力和责仟能力实有必要。①而且，事实上此说极易混同了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因此难说妥当。对此梁慧星教授指出，民事责任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两者虽有联系，但二者毕竟两种不同的资格。二者在目的、效力和性质方面存在明显区别。②侵权利行为能力说或不法行为能力说显然比广义行为能力说更科学。

“权利能力涵盖说”虽然在理论上实现了统一。但这种理论构建的意义是存疑的：它一方面同样无力解释立法中的若干例外规定，于司法实践的意义不大；另‘方面其论证过程中没有明晰民事义务与民事责任的界限，难说立论稳固；再者用民事权利能力这种民法学前提性范畴来界定民事责任能力，有解构般人格权概念的风险，照其思路，很可能出现立法上否定般人格权的概念。果真如此，这样的理论创新就得不偿失了。

客观能力说突破了从主体资格方向解释民事责任能力的局限，为认识民事责任能力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提示人们在研究民事责任能力问题应注意民事责任的财产客观性，不宜过于强调其人身性，把抽象的主观判断引向客观判断，把价值判断变为事实判断。应当承认，至少在方法论卜此说是有重要意义的。但”客观能力说”将民事责任能力的将主体资格物化为的自然人的财产：能力，显然混淆了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能力两个概念。

独立责任资格说没有用”能力”去界定”能力”，在逻辑上最为完整。遗憾的是，梁慧星教授不但没有在此概念的基础上展开，反而加了足以迷惑人多数人的后半句。所以一般认为，此说虽然强调民事责任能力的独立地位，对以意思能力和识别能力之判断标准提出正确的质疑。

到此，我们可以对以上争论进行梳理与简化：(1)学者们大致在两个层次论说民事责任能力，第一种是讨论所有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将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办人的民事责任能力解释成为法律的例外规定，笔者将此称为广义的民事责任能力：第二种是直接讨论了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责任能力，即直接用责任能力作为不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对于完全行为能力人，他们认为是无意义的，因为所有人都有责任能力。(2)学者们认为：民事责任能力问题与民事行为能力问题紧密联系，因为只有先有民事行为才会有所谓的民事责任问题，但是立法上应分立而是整合存学者们有分歧。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学术研究的视角选择问题，如果交待清楚，自然不会产生异议，就研究视角的选择，本文是在广义民事责任能力问题上立论的；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立法技术问题，只需考证实在法规范就可得知答案，或者说这是个立法价值选择问题。

二、民事责任能力的逻辑分析

(一)民事责任能力的纵向逻辑关系

民事责任能力在纵向的逻辑构成大致为法律责任、民事责任、民事责任能力。法律责任概念在我国的法理学界仍有争议，但张文显教授的观点已被大多数学者接受。他认为，法律责任是”法律责任是由于侵犯法定权利或违反法定义务而引起的，由于专门机关认定并归结于法律关系的有责主体的，带有直接强制性的义务，即由于违反第一性法定义务而招致的第二性法定义务。”③很明显，此概念更多是根据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抽象而得出的。对此，有学者批评此说”有些笼统”，并进一步修正认为法律责任是”是指由于违背了具有法律意义的义务或基于特定的法律关系，有责主体应受谴责而必须承受的法律上的不利负担”。④至少对于民事责任而言，后者在表述上更精确。

依《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民事责任的来源方式三：其一，为违反合间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其二，为凼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其三，虽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的。即，民事责任的来源可简称为违约、侵权和法律规定。而民事责任的本质，梁慧星教授概括为：(1)民事责任为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2)民事责任使民事权利具有法律上之力；(3)民事责任是连结民事权利与国家公权力之中介；(4)民事责任为一种特别债。

通过对民事责任能力的纵向逻辑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推论：(1)既然民事责任及法律责任都具有国家保证的强制性，那么，民事责任能力也应是法定的，属民法强行性规范要素之一。(2)既能民事责任及法律责任的目的在于保障权利，那么民事责任能力的目的也应是保障权利，加害人和被害人都应在被保护之列。(3)既然民事责任及法律责任是属于客观的制度事实，那么民事责任能力至少不能为一个抽象的主观标准，否则可能会导致民事责任形同虚设。

(二)民事责任能力的横向逻辑关系

民事责任能力的横向逻辑关系为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及民事责任能力。相对于法律责任和民事责任是可在实在法上考察的制度事实，自然人的民事能力则为学者们的抽象，在此我们有必要溯源而上考察德国民法的理论构成。德国民法理论认为，一般来说，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成为权利和义务载体的能力”。梅迪库斯指出这是从消极意义理解权利能力的，拉伦兹进一步指出，某人具有权利主体资格意义在于确定通过行使[权利]所获得的利益归属于权利主体。⑥而德国民法理论认为，民事行为能力即意思形成能力，即”理性形成意思的能力”。自然人具备了行为能力，即可能通过自己的意思表示构建法律关系。但对于民事责任能力却鲜有正面论述，究其原因，大概在于德国《民法典》过于重视对财产关系的调整，以至于除姓名权规定在总则里外，其他人格权都规定在债法的侵权行为之中。所以，德国学者认为这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如梅迪库斯就认为：”在义务方面，此类[即确定义务主体(笔者注)疑虑很少发生。虽然无行为能力人必须通过其他人来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一旦确定了义务人，同时也就确定了对不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的财产。就这一点而言，孩子负有义务还是父母负有义务，是一个具有实质性区别的问题”。

关于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关系，我国民法理论界并无分歧，通说认为：民事权利能力是一种最基本的民事能力，无民事权利能力即无法律上的人格，自然谈不上有无民事行为能力，更谈不上有无民事责任能力的问题。而对于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关系，对于完全民事行为能人方面也不存在争议，前诸多种争议均是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责任能力不同看法而产生的。

这样的规定凸显了我国民法以民事法律关系调整对象的”静”地规制模式的逻辑困境：一方面，《民法通则》第54条和第55条相当于给自然人的行为设置一般性守法义务，既不合理，也不经济：其结果是使《民法通则》第106条关于民事责任一般规定的成了特别规定；另一方面，其逻辑结果就是，使考察民事责任制度存在的《民法通则》第133条成了极难理解的例外规定之例外。换句话说，无论采广义行为能力说，还是狭义行为能力说都将无法解释民事责任来源。

通过对民事责任能力横向逻辑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I)将广义的行为能力限定为法律意义上的行为能力本是立法技术的产物为各国通例，而限制程度为立法选择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我们把第54条和第55条看作立法技术的产物而不宜伤筋动骨的话。那么，第106条将责任能力与广义的行为能力联系起来实非恰当，除非在新的立法中限制第54条和第55条的范围，否则就会得出在非法行为中要么有责任能力负担不利后果要么有行为能力(狭义)免责的奇怪结论。(2)既然民事行为能力(狭义)与民事责任能力在实在法意义上并无关联，那么我国《民法通则》在民事责任法方面的统一规定之”统一”只是形式上的，至少在法理上是零散的。(3)如果能成功抽象出作为民事责任法的基础概念民事责任能力，我们或许可能在法理意义上”统一民事责任法。

三、民事责任能力概念的界定

本论文将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界定为：民事责任能力，指民事主体据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地位或法律资格，为民事责任法规范中的属人因素，其意义在于确定负法律上”必须作为或不作为”之义务人。笔者认为，从法律规范层面定义民事责任能力概念，有以下几个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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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指出了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效力问题实际上是电子数据讯息能否取得与书面文件同等法律效力的问题，由此入手，采用"功能等同"的方法，对"书面"、"签名"、"原件"等问题分别予以解决，从而最终对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效力予以明确的认可与确定。

关键词：电子合同电子数据讯息法律效力

一、导言

今天，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数字化生存的网络时代"。网络已经应用到了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覆盖了整个世界的绝大部分。在这样的环境下，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以数字化通讯网络和计算机装置替代传统交易过程中纸介质信息载体的存储、传递、等环节的新型商业交易方式，因其能够极大地满足商业活动提高效率、减少开支和增加利润的迫切需要，发展迅猛。这一新型的贸易方式，是世界范围内商业方式和经济生活的一次革命性变革，正日益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为各国所重视，成为各国巩固和提高经济竞争力的战略发展重点。这一新型的贸易方式，就是电子交易（也即人们所称的电子商务，亦有称为电子商业的）[1]。

在电子交易的过程中，参加交易的双方是以交换电子数据讯息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当面签订或交换书面文件的方式来达成或进行商业交易的，也即是，在这过程中，以电子数据讯息代替了传统的书面文件，实现了无纸化。这就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合同形式：电子合同。

电子合同，是指以电子数据交换（ElectronicDataInterchange缩写为EDI）、电子邮件（E-mail）等能够完全准确地反映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电子数据讯息的形式，通过计算机互联网订立的商品、服务交易合同。[2]在电子合同中，合同的文本是以可读形式存储在计算机磁性介质上的一组电子数据讯息，该讯息首先通过一方计算机键入内存，然后自动转发，经过通讯网络或计算机互联网，到达对方计算机内存中。作为合同载体的电子数据讯息，无法像传统的纸本合同文件那样直接由人眼阅读，除非将其打印在纸面上或是显示在电脑显示屏上。由此可知，电子合同这一新型的合同形式，其新型的地方主要在于其载体，即电子数据讯息的采用。

因为电子合同的载体与传统的书面文件大不相同，这使现行法律规范的某些规定对作为电子合同载体的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效力及有效性产生了影响。如果不解决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效力问题，也就无法确定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这势必对电子交易的正常发展构成极大的阻碍。只有保障了电子数据讯息的有效使用，各种电子交易活动才能广泛展开。所以，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效力问题，可以说是电子交易相关法律问题中起码的、最基本性的问题。

二、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概念

电子数据讯息原本是一个计算机通讯方面的专业术语，简单地说就是电子数码形式的信息流的总称。但作为法律上的一个概念，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者的表述各有不同。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电子商业示范法》中使用了DataMassege，即数据电文。规定：

"数据电文"系指经由以电子手段、光学手段、或类似手段生成、储存或传递的信息，这些手段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数据交换（EDI）、电子邮件、电报、电传、和传真；[3]

"电子数据交换（EDI）"系指电子计算机之间使用某种商定标准来规定信息结构的信息电子运输。[4]

香港《电子交易条例》使用了ElectronicRecord（电子记录），指信息系统所产生的数码形式的记录，而该记录--（a）能在信息系统内传送或由一个信息系统传送至另一个信息系统；并且（b）能储存在信息系统或其他媒介内。[5]

韩国《电子商业基本法》采用电子讯息，指以使用包括计算机在内的电子数据处理设备的电子或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收或储存的信息。[6]

我国《合同法》采用"数据电文"，译自DataMassege，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7]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电子数据交换（EDI）是一种由电子计算机及其通讯网络处理业务文件的形式，作为一种新的电子化贸易工具，又称为电子合同。[8]

《电子商务法初论》：DataMassege，数据电讯，是独立于口头、书面等传统意思表达方式之外的一种电子通讯信息及其记录。[9]

此外，对于我国《合同法》将DataMassege译为数据电文，有学者认为该译文含义过于狭窄、呆滞，特别是"电文"二字的使用，明显带有电报文书的痕迹，没有完全摆脱书面形式要求的影响，因而主张应译为"数据电讯"，认为这才能体现出电子商务讯息的动态性与多样化的特点[10]；也有学者译为"数据讯息"[11]。

从上面的各种表述，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有一个层次问题，即：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电报、电传、传真这些与电子数据讯息并不是同一层次上的，它们是包含在电子数据讯息之中的。这从《电子商业示范法》第2条的规定以及我国《合同法》第11条关于"数据电文"的解释中可清楚感知。

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电报、电传、传真与电子交易中的电子数据讯息是不同的。

因为我们说，电子交易的最大特点，就是以电子数据讯息取代了一系列的纸面交易文件，实现了交易的"无纸化"。而电报、电传及传真虽然也都是使用电子方式传送信息的，但它们通常总是产生一份书面的东西，即它们的最终传递结果，都是被设计成纸张的书面材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只是纸面文件的传递方式不同。也正因此，电报、电传、传真这些早就应用于商业交易中的通讯技术，并未对传统的法律规则构成大的冲击。

本文所论述的电子数据讯息，是指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进行电子交易而产生的电子数码信息流，这应是排除了电报、电传、传真的。据此，对本文论述的电子数据讯息这一概念，从法律意义上可表述为：在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进行的电子交易中，所产生的不能直接地为人们所感知的一种传达民商事主体的内在意思表示的无纸化的电子信息。

三、电子数据讯息作为合同载体的特征

电子交易中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效力问题，主要是由于其与传统书面文件形式的不同而产生的。这一问题实际上是电子数据讯息能否构成传统法上的书面形式，能否取得与书面文件同等效力的问题，也即是电子合同的形式要件问题。

合同形式是合同当事人所达成的协议的表现形式，是合同内容的载体。在传统法中，记载、传递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件的形式，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享有与履行，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书面形式作为合同常采用的一种形式，是指以文字为表现形式的合同形式。在一些法律法规中，甚至将书面形式的有无，当作法律行为生效的前提条件。之所以将书面记载，作为重要的法律行为的形式要求，主要原因在于书面形式具有长久保存的优点，而且，如果加上手书签名的认证，以及原件等要求的配合，便符合了理想的法庭证据要求，可以证明各方当事人确有订立合同的意向以及此种意向的性质，及帮助各方意识到订立合同的后果等，从而可据以确定纷争之民商事事实。

而在电子交易中，文字表达的具体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计算机网络中传输的信息既不是文字，其载体也非人们所能直接感知意义的物质。与传统的书面文件相比，电子数据讯息具有如下特征：

（1）它实质上是一组电子信息，其依赖于的存在介质是电脑硬盘或软盘的磁性介质，而不是传统的纸张；

（2）它的表现形式不是有形的纸张文字，而必须通过调取储存在磁盘中的文件信息，利用电子枪显示在电脑显示屏上的文字来表现。

四、电子数据讯息法律效力的认可

1、《电子商业示范法》与"功能等同"方法

对电子数据讯息的书面形式问题如何解决呢？《电子商业示范法》提出了一个方案。

《电子商业示范法》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96年颁布的。该法是针对"以非书面电文形式来传递具有法律意义的信息可能会因使用这种电文所遇到的法律障碍或这种电文的法律效力及有效性的不确定性而受到影响"[12]的情况，向各国立法者提供一套国际公认的规则，以说明怎样去消除此类法律障碍。因此该法实际上是一部关于电子数据讯息效力的法律制度。

《电子商业示范法》采用了一种"功能等同（functional－equivalent）"的方法，这种方法立足于分析传统的书面要求的目的和作用，以确定如何通过电子商业技术来达到这些目的或作用。其具体做法是挑出书面形式要求中的基本作用，以其作为标准，一旦数据电文达到这些标准，即可同起着相同作用的相应书面文件一样，享受同等程度的法律认可。据此，《电子商业示范法》在第6条中规定："如法律要求信息须采用书面形式，则假若一项数据电文所含信息可以调取以备日后查用，即满足了该项要求。"该条对电子交易环境中"书面"的基本标准，以"可以调取以备日后查用"为界，这一法律上对电子数据讯息的书面效力的要求，是一种等价功能上的要求。

2、"书面"、"签名"、"原件"问题的解决

我认为《电子商业示范法》采用"功能等同"方法以解决电子数据讯息的书面形式问题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是最佳的方法。

就电子数据讯息本身来看，不能将其视为等同于书面文件，因为两者具有不同的性质，这在前面已论述过。但作为商业交易中所产生的合同的载体，电子数据讯息与传统书面文件却有着相同的功能，即两者都是传达了民商事主体的内在意思表示。对于传统的书面文件在作为合同形式时所起的作用，如：提供文件供大家可以阅读；可复制以便每一当事方均掌握一份同数据副本；文件在长时间内可以保持不变；可通过签字核证数据等，电子数据讯息在作为电子合同载体时，在必要的技术保障下，同样能够起到这些作用，并且其可靠程度和速度比传统的书面文件还可能更高。因此，电子数据讯息在电子交易中，作为交易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具有与书面文件同等的法律效力，不能仅因其不是采用传统书面文件的形式而加以歧视。

在我国《合同法》中第11条这样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对于《合同法》的这一规定，我国有些人认为"该条已明确将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网络通信方式纳入书面形式的范畴，赋予其法律效力。这一点在世界各国现行立法中处于领先地位。"[13]也有些人认为"这实际上已赋予了电子合同与传统合同同等的法律效力。"[14]

事实是否如此呢？不是。

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可知电子数据讯息本身与书面文件是不能等同的，两者只是在作为合同载体时具有相同的功能。所以我们在赋予电子数据讯息与传统书面形式同等的法律效力时所采用的是"功能等同"法。而我国的《合同法》却在实际上采用了"形式等同"法，把本属无形非纸质的电子合同归入到有形的纸质的书面合同形式中。形式等同后，"签名"、"原件"等这些"书面"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这恰是《电子商业示范法颁布指南》中提到的情况："尽管有的国家就电子商业的某些方面颁布了具体规定，但仍然没有全面涉及电子商业的立法。这种情况可能使人们无法准确地把握并非以传统的书面文件形式提供的信息的法律性质和有效性。"[15]

在法律意义上，对于书面文件的要求是有多种层次的，"书面形式"只是其中的最低层次，另外还有与书面紧密联系的手书签名，以及原件的保存与提交等内容。单纯的书面形式，并不能起到证明法律事实的作用。只有将当事人的签名，以及书面原件等规范合并在一起，才能较完整地达到法律规范的要求。一般的书面形式，即不附加签名或原件要求的，充其量只能起到对文件内容长期保存的作用。所以我们通过"功能等同"法赋予电子数据讯息的与传统书面形式同等的法律效力，不应混同于更为严格的一些要求，如"经签署的文书"、"经签署的原件"等。

在合同交易中，人们对合同载体的书面形式要求，常常是与其他条件相结合的，比如同时要求签名和原件形式。因而我们解决电子数据讯息的"书面"问题时还必须解决与之紧密联系的"签名"与"原件"问题。只有如此才能明确地确定电子数据讯息作为电子合同载体的完整法律效力。

在传统的书面合同中，合同当事人的签名或盖章可以证明其身份，并确认其本人在缔约时与合同的内容相关联。所以，签章是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它对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具有证据力。而签章的概念是与纸张的使用密切相连的，在以电子数据讯息作为合同载体的情况下，由当事人在合同上亲笔签名或加盖印章是不可能的。为此，技术专家们设计了一种称为"电子签名（ElectronicSignature）"的技术以实现电子合同当事人签字的功能。

电子签名的使用者持有以电子数据密码表示的密钥，他可以在电子交易中，利用密钥对发送的电子数据讯息进行加密，形成数码形式的字母、数目字或其他符号的值，附着在被加密的电子文件中。它代表了该电子文件的特征。如果有第三人对电子文件进行篡改，但他并不知道发送方的私人密钥，那么在文件发生改变时，电子签名的值也将随之而发生改变，不同的文件得到的是不同的电子签名数码值。

因此，电子签名能够客观地辨别签署者的身份，并证明该签署者与其所签署的信息内容相关联，而且还能够辨别经签署的信息内容是否曾被篡改。电子签名的这些作用与传统的亲笔签名的主要作用相等同，所以电子签名也可享受与亲笔签名同等程度的法律认可。经电子签名的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效力，等同于经签署的文书。

解决了电子数据讯息"书面"、"签名"的问题，采用同样的"功能等同"法，"原件"的问题也就不难解决。

"原件"的作用主要在凭证方面，它能够证明文件所记录的内容充分完整且从未被改动。而电子数据讯息作为人们不能直接感知意义的物质，它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如在电脑显示屏显示或经打印机打印出来，才能为人们所感知，但此时人们所看到的，应是"原件"的"副本"，而不是"原件"。但采用电子签名的技术后，电子数据讯息同样能够确保其所记录的原始数据充分完整且从未被改动，这与"原件"在法律上所起的主要作用相一致，因此，从此种意义上说，经签署的电子数据讯息，符合"原件"的功能要求，其在法律上的效力，可等同于"原件"。

3、电子数据讯息法律效力的确认

综上，我们可以对电子交易中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效力作一个综合的、明确的确认。

1、电子数据讯息作为电子交易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与书面文件同等的法律效力，不能仅因其不是采用传统书面文件的形式而加以歧视。

2、经过电子签名的电子数据讯息，在具备必要的技术保障下，符合传统法律中书面签名与书面原件的要求，起到与"经签署的文书"和"经签署的原件"同等的法律效力。

3、在任何法律诉讼中，电子数据讯息具有与其他传统证据形式相同的可接受性，不因为其是电子数据讯息的形式而不被接受或影响其证据力。

4、以电子数据讯息为载体的电子合同，不因其采用该载体形式而影响其法律效力、有效性和可执行性，只要其符合法律的其他一些规定，如不欺诈等，就享有与传统书面合同一样的法律效力。

五、结语

随着网络的进一步普及，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的手段在商业交易中的使用正在迅速增多。对电子交易中电子数据讯息法律效力的确认，对于规范电子交易，保持其高效性，维护其安全性具有不可忽视的法律意义。

技术的变化发展永远不会结束，在当今时代更是日新月异。也许以后一些新技术的出现能化解现在所存在的法律障碍，但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只能、也必须采用本文的方法对电子交易中的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效力作出确定，相信这对相关电子技术的发展也能起到激励和促进的作用。

[1]本文之所以采用"电子交易"的说法，是因为关于"电子商务"的概念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表述，而有不少人将电报、电传、传真等贸易方式也归入到电子商务中，但这些并非本文所要论述的对象，因此采用"电子交易"，籍以排除这些。

[2]周仪等《电子商务法律及案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22页

[3]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业示范法》第2条(a)

[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业示范法》第2条(b)

[5]香港《电子交易条例》第1部2释义

[6]韩国《电子商业基本法》第1条定义1

[7]《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条

[8]江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第11页

[9]张楚《电子商务法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第112页

[10]张楚《电子商务法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第112页

[11]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55页

[12]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业示范法颁布指南》A目标2

[13]梅绍祖等《电子商务法律规范》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24页

[14]蒋建平杨毅《电子合同效力问题初探》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3月25日

[15]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业示范法颁布指南》A目标3

参考资料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业示范法》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业示范法颁布指南》

韩国《电子商业基本法》

香港《电子交易条例》

（美）彼得·G·W·基恩克雷格·巴伦斯《电子商务辞典》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版

杨坚争杨晨光等《电子商务基础与应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姚立新《电子商务透视》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张楚《电子商务法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梅绍祖范小华黎希宁《电子商务法律规范》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周仪等《电子商务法律及案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陈小君主编《合同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

江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修订版

孙铁成《计算机网络法律问题》载《法学前沿》1999年第3辑

朱遂斌等《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法律问题》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4期

沈木珠《正确认识电子合同的效力》载《法学杂志》2000年第1期

篇7

一、法的正义价值的内涵

（一）正义价值的涵义

1．正义一词的辞源学由来。“‘正义’一词在西方出现于古老的拉丁语‘justitia’，是由拉丁语‘jus’一词演化而来的。‘jus’最初有正、平、直等含义，后来此词发展成为英语的‘justice’一词，根据《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它不但具有公平、公正、公道、合理、公理、正义等含义，而且还有法律制裁、司法、审判等含义，可见，正义作为一种基本的法价值，仅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就具有久远的传统。”

2．正义价值涵义的界定。古往今来，人们对于正义涵义的界定总是仁者见仁，千差万别。庞德认为，“正义这个词在伦理上，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个人美德或是对人类的需要或者要求的一种合理公平的满足。在经济和政治上，我们把社会正义说成是一种与社会理想符合，足以保障人们的利益与愿望的制度。”柏拉图的观点是，“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不过最著名的还是当属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正义的论述了：“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了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常的。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不妥协的。”

尽管人们对法的正义价值的涵义有不同的理解，但在最根本的落脚点上是一致的，即正义是一种应然之则，是法的最高精神和目标，它因涉及人际之间的交往而具有了攸关社会利益的内容。一方面，有了正义价值作指导，至少可以保证权利义务在形式上能够公正地分配；另一方面，法可以以震慑犯罪的形式保障正义价值的实现；再有，正义价值的客观存在使得法以补偿受害者的方式使失衡的正义天平重新回归平衡。由此可见，“法的神圣权威主要不是来自它的强制力，而是来自它本身所固有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正义。法的强制性只有以正以上的理由为基础才可行。一个有法律的社会的正义价值的迷失必然导致法的价值的迷失和法治的失败。”

（二）正义价值在法价值体系中的地位

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正义的论述那样，正义在法的价值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尽管法还有自由、秩序、民主等价值，但他们都要从根本上服从于正义。换言之，法的正义价值较之于法的其他价值具有优先性。

二、法的效率价值的内涵

（一）效率价值的涵义

效率本是一个经济学领域的概念，指的是投入与产出之比。在被引入到法学领域之后，效率便成了法功利价值的基本要求。功利主义认为，“是否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衡量一切行为和制度之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幸福是一切行为的共同目标，行为中导向幸福的趋向性就是功利。”

（二）效率与效益的关系

在很多教科书中，效率与效益被认为是两个完全相同的概念。但是我认为，效率与效益二者在内涵上还是有区别的：效率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纯经济上的“私益”；而在效益的概念之中，“效”指效率，“益”更侧重的是“公益”，效益是效率与公益之和，即用个人经济效率之和减去在追求经济效率过程中所产生的外部负效率之后所得的一种净值。总而言之，我理解的效益代表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是一种“社会效益价值，它至少包括权力运作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公正的维护。”即效率与正义之和才是效益。

三、法的正义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关系

“公平是一个古老的价值命题，而效率则是现代社会赋予法的新使命。”长时期以来，人们往往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那就是只要一提及正义与效率的关系，就很自然地要分出一个先后、轻重。其实不然。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个正义的外部环境，既能使所有社会成员的投入与收获大致成比例，这样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同样，我们也需要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即效率最大化来创造社会财富。二者都是法的价值追求，谁都不能偏废。“正义与效率可谓法的双翼，法运行于社会的理想状态正是正义与效率的最佳平衡。”

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效率是正义的基础，正义是效率的目标。”在坚持一方面优先的同时，只有使另一方维持在一个最低限度，才能达到一种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平衡状态。

四、正义与效率价值的具体表现——以社会法为例

“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之间的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为客观基础的。”也即是说，只有以法的形式把权利义务的分配状况确定下来，并且这种规定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才能算是实现了法的价值。“法律制度对社会效率与正义的实现具有重大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其重要性在于法律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通过塑造动力，以及通过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则而实现社会进步。”要想理解抽象的法的价值恐怕还是要还原到具体的部门法的规定中去。下面我就浅陋地分析一下法的正义与效率价值是如何在社会法中得以体现的。

（一）实体方面

1．从基本理念上看。“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法原则是对当事人关系的一种反映。在社会法中，当事人的关系表现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往往表现为强势，社会表现为弱势，这样一来就要在立法中有所倾斜，以实现分配的正义，即实质上的正义。而民法由于提倡绝对的意思自治，其所宣称的平等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即矫正的正义。 转贴于

法的作用就是为了制衡关系。当出现实质不平等的关系时，就要通过一种特殊的“不平等”手段来恢复正义，正像前文论述的那样，只要这种不平等的设定是为了达到结果平等的目的，那么这种手段就是正义的。

社会法保证结果公平，并不是抛弃效率，而是仍然赋予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只不过这种空间不能扩张到社会的公共利益领域；这种公平只不过是在保障社会正义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整体效率的最大化，即正义有助于实现更大的效率，也正是这一点，体现了前文所谈到的正义与效率的辩证关系。

2．从调整对象上看。社会法调整的是公私混合型的社会关系，有三方主体。而民法调整的是平等的双方主体之间的一种平权型的社会关系。意思自治作为民法的图腾，可以最大限度的鼓励交易，促进市场繁荣，其结果就往往表现为经济效率的提高。然而根据经济人的假设，每个人所为的行为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的“有限理性”会直接影响交易的秩序和安全。要想保证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交易，其重要的前提之一就是要使人们产生一种对交易的安全感、信赖感。因此，出于维护社会正义的需要，国家在这个时候就要责无旁贷地出面干预。因此，我认为在社会法的法律关系中，当事人间的横向交往产生的是效率价值，而政府的干预行为则是对正义价值的诠释。横向交往产生的纯效率总和再减去对他人造成的损害（负效率）所得的净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效益。即正如前文所述，社会效益是效率和正义的结合体，只有效率的提高和公正的维护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时，才能实现社会效益的最优化。

3．从主体资格确认标准上看。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身份—契约—身份的过程。从身份—契约的转变，使人摆脱了人身依附的属性，导致了私法的产生。私法确认主体资格的标准是“契约”。在私法中，当事人是“抽象人”，即不考虑个体资源禀赋、信息控制等具体情况，双方“平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每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因而被视作“强有力的智者”。但是这种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强势一方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自己的自由、提升了自己的效率，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虽损害了正义。因此，不同于私法，社会法并未抽脱出那些不平等的个性因素，而是看到了实质上的不平等，把人按照“具体人”对待，辅之于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权利义务分配，即以“身份”的标准来确定权利义务关系，通过对“身份”的矫正来实现法的正义价值。

（二）程序方面

没有诉权保障的实体权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对社会法而言，它通过自身独特的调节机制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体现在诉讼程序上。

由于社会法法律关系的特点决定了其责任追究程序应该是适用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的特点之一就是可以由一人代表群体提出起诉，达到“一人起诉，全体受益”的效果，最大程度地提升了诉讼效率。

除此之外，公益诉讼的起诉人可以不是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由于世界的普遍联系性，每一个个体作为社会的成员，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受害者。因此，起诉主体不以直接利害关系人为限，这样的制度设计打破了民事诉讼的局限，体现了社会法以一种防患于未然的事前救济来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最大程度地维护正义。

五、法的正义与效率价值在和谐社会中的意义

篇8

经典作家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出发，明确指出法根植于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机统一的生产方式，其中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作为上层建筑的法的存在和发展起着直接决定性作用，法的内容和性质、法的存在和发展、法的功能与价值的实现都取决于生产关系，此便是法的本原或实质渊源。而生产关系究其实质无非是人们在追求各种利益的实践过程中所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利益关系是人格化了的社会关系。从此种层面来看，社会利益才是生产方式对法发生根源性作用的桥梁和纽带。只有以利益为视角，方能深刻地解释法产生和存续的实质性根源以及法律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从此层面，我们可以将法律所保障的利益（法律利益）视为法的本位。首先，利益是法律产生的根源。利益先于法而客观存在，利益从一般利益转化为法律利益以寻求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人类的社会利益出现了原有制度无法调和的分化、冲突，法律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调节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其次，利益是法律存续和发展的基础。法律存在的价值在于保障经法律确认的合法利益的充分、公平、有序的实现。依照一定的标准对客观存在的各类利益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利益进行选择确认、平衡取舍，以实现对利益的协调分配并保障利益的最终实现是法律核心职能。再次，利益是法律实施的动力和归宿。法律创制和实施的主要目的便在于保障合法利益的实现，因此一切法律制度的构建、运行都必须以其所旨在保障的合法利益为逻辑起点。可见，利益是法律产生、运行和发展的基础，利益关系是法律调整对象，对法学的解释不应仅仅停留在法律的文字或者立法者的主观观念上，而是应追溯到作为法的本位的“利益”上。

（二）环境利益的界定

如上文所述，法律所确认、保障的利益是法的本位。想要对环境法的本位进行深入了解就必须从作为其物质基础的特有的利益形态———环境利益着手。利益并非实体性的范畴，而是表示客体所客观具有的功能、属性与主体之间的需要与被需要、满足与被满足的功利关系的哲学范畴。要对利益进行全面的把握就必须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所客观具有的功能、属性”两个要素入手，对环境利益的界定也不例外。人的生态需要是人类环境利益产生的根源。“生态需要”是在20世纪中后期由生态学家在环境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理论范畴，具体是指人为了维持其作为自然生命物种的正常的生存、繁衍而对外部环境系统所具有的生态功能的摄取状态。环境所客观具有的生态功能是环境利益形成的客观基础。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各类环境要素所对应的物质实体的使用价值及其通过交换而形成的经济价值。随着环境危机的日益深化，人们逐渐认识到各类环境要素按照特定的客观规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组成的环境系统更为关键的效用在于支持地球整个生命系统的维持、演变和进化并保持其动态平衡的价值，此种价值可具化为生物多样性的产生和维持、气候气象的调节和稳定、旱涝灾害的减缓、土壤的保持及其肥力的更新、空气和水的净化、废弃物的解毒与分解、物质循环的保持等不同的功能，笔者将之称为“环境生态功能”。环境生态功能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人类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就是充分利用生态功能的过程。只有保证环境生态功能的正常发挥，才能保证整个环境系统的正常运转，实现人与环境系统的物流、能流、信息流的良性循环，从而使人类的生态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并最终促成环境利益的实现。基于此，我们可以将环境利益界定为各环境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律构成的环境系统所客观具有的特定的生态功能对人的生态需要的满足。

（三）环境利益是环境法的本位

客观来说，人类环境利益的实现有赖于各类环境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律所构成的环境所客观具有的生态功能的正常的发挥。然而自人类产生以来，人类基于社会实践所取得的各类的进步都影响着环境生态功能，甚至以侵害、牺牲环境生态功能为代价。人类文明早期，人们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多仅是局部的，人类的影响尚未超过生态环境的负载限额和忍受阈值。然而，进入工业文明后，人类社会科技及生产力飞跃式的发展助燃了人类对物质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极端不合理的盲目追求，人类对自然过度的索取及伴随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已经超越了环境本身所具有的环境容量和负载阈限，对环境生态功能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并危及到人类的正常生存、繁衍及可持续发展，此又使人的生态需要得不到正常、充分的满足，并使得原本具有“共同性”、“公益性”环境生态功能成了“稀缺性资源”。资源“稀缺性”的产生使得不同社会集团、不同阶层根据自身实力对其进行“争夺”，此必将引发环境利益的分化、冲突，此种冲突既包括环境利益之间的冲突，也包括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等其他利益形态之间的冲突。当原有社会制度（包括原有的法律制度）无法应对激烈的环境利益冲突以保障社会有序运转的时候，便催生了旨在能有效调控环境利益冲突的新的社会制度，而环境法便作为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新制度应运而生。由此可见，环境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利益形态自人类产生便先于法而客观存在，当人的环境利益可以得到充分满足时，则无需为法律所调整；而只有当环境利益的实现产生竞争、出现冲突的情况下，才需要法律这类权威性的社会制度对之进行调节。环境法起源于环境利益的分化、竞争，对存在冲突的环境利益关系进行有效调控以保证主体的环境利益充分、公平、有序的实现是立法者制定和实施环境法的根本动因。从本体层面上看，环境法是统治阶级通过立法对环境利益获取方式的设定、许可，即通过环境立法为主体设定正当的行为模式以促成法律所确认的环境利益的实现。环境利益是环境法存续和有效运行的本质性基础，是确定环境法的价值、目的、作用等基本问题的根本性导向，是一切具体的环境法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以“环境利益”为基点出发，方能全面、清晰认识环境法。综上，环境法是以保障环境利益为其根本性追求的独立的部门法，环境利益是环境法的本位。环境利益具体是指环境所客观具有的生态功能对人的生态需求的满足。可见，环境法的内容并不是“无所不包”的，而是仅以确保人的生态需求得到充分、正常的满足（即环境利益充分、公平、有序的实现）为根本追求，并进而致力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生态功能，以确保人类正常生存、繁衍及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有关的人身利益、财产利益、精神利益均不是环境法本位利益形态，并不为环境法所直接、积极的调控、保障，学界对环境法所做出的“综合性”的定性是不恰当的。当然，法律利益体系内的各类利益形态并不是毫无关联的，在很多情况下也存在交叠，因此环境法在保障环境利益的过程中可能会同时对人身利益、财产利益等其他利益形态进行间接、附带的保障。但当环境利益与财产利益等其他利益形态发生冲突时，环境法作为以环境利益为本位的部门法，应该优先、侧重保障环境利益。目前环境法学界所普遍认可的“环境立法目的二元论”的观点（即认为环境法除了保护环境外，还应以保护人体健康和经济发展为目的）是不恰当的。对环境法的定性、定位、立法目的、基本原则等核心基本问题的研究，也应立足于“环境利益”这一根基，方能“清晰认知、定纷止争”。

二、环境法本位错解原因分析

如上文所述，受“泛权利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我国环境法学界不少学者想当然的直接将环境权视为环境法的本位，此是造成学界环境法本位错解的原因之一。通过对现有文献分析可以发现，在持“环境权是环境法的本位”主流观点的学者中，也有不少学者在其论证中肯定了环境法所保障的利益对环境法本身的基础性作用，但其得出的结论却仍然是“环境权是环境法的本体”。如有的学者在前文肯定了环境法所保障的利益对环境法以及环境权的基础性意义，并将环境权界定为“人们对其生存环境享有特定的生态性环境利益的权利”，而后文却直接将各国环境基本法的目的条款、原则条款中的重要内容视为是对环境权的肯定。而事实上，这些条款并没有过多的提及环境权的内容，而仅是对环境利益合法性、重要性的肯定。笔者认为，此种“怪象”源于环境法学界学者对“法益”理论的误读，致使学者们直接将环境权与环境利益同质化，导致观点的错误表达。“法益”理论起源于德国，并在19世纪逐步兴起并获得欧陆刑法学界的核心地位。20世纪中叶，为了解决传统犯罪社会危害性理论空洞性的问题，我国刑法学界逐渐引入了该理论。近年来，我国民法、行政法、环境法等其他部门法学者也开始对“法益”理论展开探索。从研究成果分析，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将“法益”理解为“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虽然目前刑法学界也有学者做出了不同的界定，但从总体上看均是从法律与利益的关系角度展开的。但当“法益”概念被引入其他部门法后却出现了“异化”，除部分学者延续了刑法学界的原有思路外，多数学者以权利为视角对“法益”展开研究：如有的学者将“法益”界定为权利之外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有的学者提出“法益”是“权利”和“弱保护法益”的综合；还有的学者将“法益”直接等同于权利。可见，与刑法学者从法律与利益的关系角度展开界定不同，我国其他部门法学者对“法益”的理解多与“权利”挂钩，即将权利与利益进行“同质化”释义，他们对“法益”界定的差别仅在于“法律所保障利益=法益>权利”、“法律所保障利益=法益+权利”、“法律所保障利益=法益=权利”等不同范围的定量上。环境法学者也深受此种理论解读的影响，大多数学者直接将“环境法保障的利益”与“环境法益”以及“环境权”做了同质化的理解。而延续此种研究思路，即使是肯定了利益基础性地位的学者也很容易得出环境权是环境法本位的观点。事实上，利益是法律存在、运转的根源，而权利、权力以及义务是法进行利益调控的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法律利益与法律权利-法律义务-法律权力则是完全不同层面、不同质的事物。可以说，“法益理论误读”是造成学界环境法本位错解的另一原因。

三、环境权、环境义务的再定位

上文中，笔者提出环境利益才是环境法的应然本位。延续此思路，我们必须要进一步对历来被学界视为环境法本位的环境权和环境义务进行再定位。法律是人类社会利益保障的重要工具，而立法者主要通过赋予相应的主体以权利、权力以及相应的义务，从而为主体设定行为模式以引导、调控主体的行为，并进而保障合法利益公平、有序、充分的实现。其中，法律权利是最为重要、最为有效的利益保障机制之一。权利在本质意义上是一种手段，即人们通过行使权利以实现特定的利益，“回避这一事实，权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内容和追求的方向”。輯訛輥纵然目前学界对权利的界定并不统一，但学者们遍认可“权利是主体为追求或维护利益而进行的行为选择，并因社会承认为正当而受国家和法律承认并保护的行为自由。”輰訛輥法律通过权利为主体设定了行为模式，权利以其特有的利益导向和激励机制作用于人的行为，并影响人们的行为动机，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式，使复杂的利益关系简单化和固定化，并用法律符号来表示人与人的利益关系，构成对利益进行调控、保障的有效机制。法律义务也是法律保障利益的重要的机制，“义务以其特有的利益约束和强制功能作用于人们的行为，与权利等其他机制有效结合影响人们的行为动机，引导人们的行为。”輱訛輥虽然目前学界对法律义务的界定也并不统一，然而从本质上看，义务是为了对法律所确认的合法利益进行更好的保障、调控，而由法律为相应主体设定的应当“为”或者“不为”的行为模式，若主体偏离法律所预设的行为模式，将可能引发法律责任。輲訛輥传统法理学者普遍认可法律权利、法律义务对法律利益的保障、调控的功能，但常忽略法律权力在利益保障中的作用。目前学界普遍将“强制力”视为权力的本质，同时也承认此种强制力“不过是实现某种利益的手段。”輳訛輥从源起角度看，近现代法理学中的“法律权力”是法律对利益进一步有效调控、保障的产物，即主体在通过个体的力量（即权利）仍无法有效调和社会中所存在的利益冲突时，由社会各主体共同让渡其权利汇聚而成的一种公权强制力。与法律权利主要针对个体利益不同，法律权力主要针对公共利益。对个体需要的追求是人类的天然本能，因此个体利益的实现向来是积极、自觉的，法律只需通过权利赋予主体追求之“自由”便可。而对社会公共利益确认、协调并保障其实现则需要社会公共机关通过具有强制力的社会活动加以实现。可见，法律层面的权利、权力以及相应的义务具有极强的工具性价值，均只是法律设定主体行为模式并保障合法利益公平、有序、充分实现的机制。具体看来，法律权利对应着人的个体性、“个人利益”，其以“自由”为其价值的本质追求；而权力对应着人的社会性、“公共利益”，以“秩序”为其价值的本质追求。权利机制和权力机制相互关联、功能互补，两者以不同的运行机制共同调控着由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构成的社会整体利益。而法律义务又为该两者机制的顺利运行提供保证和支持，即权利机制与权力机制的有效运行均需要法律义务机制对之进行支撑。法律主要是借助权利、义务、权力之间的有效配合来实现对社会利益的调控并进而促使利益的充分、公平、有序的实现的。具体到环境法领域可知，环境法实际上就是确认和规定统治阶级所认可的环境利益及为实现环境利益而应为的行为模式的规范体系，而环境权、环境权力以及相应的环境义务是环境法据以设定合理的行为模式以保障环境利益实现的机制。环境法正是通过环境权、环境权力、环境义务三者的有效配合来以调控人们的行为，并最终实现对环境利益的有效调控。由此可见，环境权、环境权力以及环境义务具有极强的工具性价值，其存在的终极价值无非在于为社会关系参加者设定符合统治阶级价值判断的行为模式，并通过主体法定权利的享受、法定权力的执行以及法定义务的履行使法律所确认、保障并调控环境利益得以公平、有序、充分的实现。鉴于此，我们应摆正环境权的地位，从工具意义层面对环境权展开客观的认识，不应过分夸大环境权在环境法中的地位。同时，应客观的认识到环境权、环境义务以及环境权力是处于同一平台的法律用于调控环境利益的机制，三者之间没有孰轻孰重的问题，缺少任何一个机制，法律都无法对环境利益进行有效调控。因此，学界在展开对环境权的研究时，也不能忽略对环境权力、环境义务的研究，同时应关注该三者之间的配合。具体来看，环境权作为一种法律权利可以界定为主体为追求或维护环境利益而进行的行为选择，并因社会承认为正当而受国家和法律承认并保护的行为自由。

篇9

一、从实践层面透析独立学院法律地位问题的困惑

对独立学院法律地位的认识，过去主要集中在对两个问题的不同理解上：第一，独立学院到底是公办高校还是民办高等教育，抑或是二者皆有。第二，独立学院是否为独立法人，独立性如何保证；如果是独立法人，是什么性质的法人，是事业单位或是民办非营利性组织抑或授权的组织。

对于第一个问题，虽曾有过争议，但随着2008年4月教育部26号令《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颁行，独立学院属于民办高等教育已无异议。《办法》第1章第2、3条中界定了独立学院的概念，并将其性质明确为：独立学院是民办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公益性事业。第9条第2款、第23条第2款明确规定，“独立学院应当具备法人条件，应当依照国家规定办理法人登记”，这意味着独立学院也具有独立的财产、独立享有民事权利、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等方面的法人基本特征。依前述分析，可将独立学院界定为一种有民间资本参与的、从事教育这一公益性事业的事业单位法人。

但对于第二个问题——独立学院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法人，依然意见不一。独立学院的法人地位在某些情况下因与举办高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短期内很难充分到位，具有较强的虚拟性。

（一）举办者的出资问题

《办法》大大提高了独立学院的办学门槛。该办法规定，参与举办独立学院的普通高等学校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参与举办独立学院的社会组织，应当具有法人资格，注册资金不低于5000万元，总资产不少于3亿元，净资产不少于1.2亿元，资产负债率低于60%；参与举办独立学院的个人，总资产不低于3亿元，其中货币资金不少于1.2亿元；独立学院的设置标准参照普通本科高等学校的设置标准执行。与之前文件相比，26号令增加了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条件；提高了举办者的门槛；设置标准参照普通本科高校，占地标准则从200亩增加到500亩。

除此之外，《办法》在举办者出资方面的规范仍存在以下问题：

1.没有规定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这类举办者最少出资额或者比例。由于独立学院具有民办性，而且《办法》也明确规定主要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来举办，因此，如果没有对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这类举办者规定最少出资额或者比例，不利于在挑选有实力的民间主体参与办学的同时充分地利用其资本。

2.关于普通高等学校的出资方式的规定不可行。学校名称、管理资源、教育教学资源等无形资产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种无形资产所代表的经济利益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难以进行估价，而且管理资源、教育教学的内容不明确，更不具有转让性，无法过户到独立学院名下。

3.无形资产占总出资的比例的规定不明确。《办法》第13条规定，无形资产占办学总投入的比例由合作办学双方按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予以约定。但依照哪一具体的法律、行政法规不明确，而且办学总投入与设立独立学院的出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二）独立学院的独立财产权问题

《办法》明确落实了独立学院财产权的具体要求。将独立学院举办者的资产过户到独立学院名下，是落实独立学院法人财产权的基本要求。资产在过户前必须依法验资。新设独立学院，资产须于筹设期内过户到独立学院名下；已设立的独立学院资产未过户到独立学院名下的，自《办法》施行之日起1年内完成过户工作。《办法》第42条进一步规定，独立学院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独立学院依法管理和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从而从根本上保证独立学院的资产由独立学院自身依法管理和使用，避免其他组织和个人违规运作独立学院资产，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办学风险。但是，由于普通高等学校主要利用学校名称、知识产权、管理资源、教育教学资源等参与办学的特殊性导致独立学院很难通过过户取得这种无形资产，即独立学院与普通高等学校之间的财产很难彻底地独立。

（三）独立学院和举办者的责任承担形式问题

《办法》第51条第2款、第55条分别对举办者不履行出资义务，虚假或者抽逃出资的责任作了规定。但目前我国对独立学院对外承担责任的形式无明文规定，独立学院的责任承担形式问题又是关系到多方利益主体命运的问题。因为独立学院的对外承担无限责任还是有限责任，不仅关系到独立学院自身承担责任的能力，还关系到学生和社会利益的保障，更是影响到普通高等学校的发展与稳定，并增加办学风险。独立学院承担的是有限责任还是无限责任，相关法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按照《办法》以及《民办教育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等的立法精神，独立学院应该是承担有限责任的。但若承担的是有限责任，那么以出资人的多少资产为限呢？一方面，普通高等学校对独立学院的出资无法真正到位；另一方面，普通高等学校对独立学院过度操纵和干预，独立学院的领导由普通学校调配、任免，独立学院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法人资格。一旦出现对外负债或者出资者不履行出资义务、虚假或者抽逃出资的现象，极容易侵害债权人的利益以及社会公益。

二、对独立学院法律地位的界定：独立法人资格与地位

（一）独立法人资格

《民法通则》第36条界定了法人的法律定义及成立的基本条件。对照教育部2003年8号文件《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规定，独立学院应具有独立的校园和基本办学设施，实施相对独立的教学组织和管理，独立进行招生，独立颁发学历证书，独立进行财务核算；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见，独立学院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教育机构。

（二）法人属性

根据《民法通则》对法人的分类规定，一般认为学校属于非企业法人中的事业单位法人。但由于部分独立学院是一种混合组织，既有国有资产也有非国有资产，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无法判定它完全是事业单位法人。在办学实践中，各学院在民政部门的登记也各不相同，如吉林省的独立学院被登记为民办非企业法人，而浙江省至少有若干学校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天津市的独立学院都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

独立学院的法律属性已突破现有法律法规的框架，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出生的特殊性、复杂性以及发展的多样性。按一般理解，高校单独举办独立学院的模式及高校与科研院所、地方政府合作举办独立学院的模式，由于其产权完全是国有的，独立学院的法人属性可以定性为事业单位法人。而其他独立学院办学模式，由于产权具有“公”与“民”的混合性，根据产权比例，这类独立学院的法人属性可以定性为事业单位法人或民办事业单位法人。

对于独立学院的法人属性，要透过源头看过程、看终极，侧重拷问“为了谁”，不应过分拘泥于“属于谁”，应关注其社会价值与环境适应性，注重其权利与义务的配比。事业单位一般都具有公益性或以公益性为目的，无可动摇，只要运作方式讲效率，宗旨正当明确，至于谁举办，怎么举办，可允许创新，也应该创新。独立学院定性为（民办）事业单位法人，不但保证了高等教育公益性效率实现，同时也兼顾了对个体效率的追求。

三、确保独立学院独立法人地位之对策建议

（一）规范出资方式，确立独立产权

1.应对独立学院的最低注册资本和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这类举办者的最少出资额或者比例做出明确规定。最低注册资本的规定不仅有利于保证资本的真实性，更好地保护债权人、社会相关主体、学生等多方利益，而且有利于独立学院后期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且由于独立学院具有民办性，《办法》也明确规定主要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来举办。因此，对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这类举办者的最少出资额或者比例做出明确的规定，有利于在挑选有实力的民间主体参与办学的同时充分地利用其资本。

2.规范出资方式，明确规定无形资产占总出资的比例。按照《办法》规定，普通高等学校可以利用学校名称、知识产权、管理资源、教育教学资源等参与办学。作为出资人的普通高等学校一旦将其投资于独立学院，其投入的财产的所有权人将转变为独立学院。但是，普通高等学校这些无形资产很多都不具有确定性，无法估价，无法转让，也无法过户，不具有出资应具备的确定性、价值物的现存性、评价的可能性和可转让性等基本特征，是不能当作出资方式的。规范独立学院举办者的出资方式成为独立学院拥有独立财产权的最根本保障。为减少独立学院的办学风险、增强其民事权利能力和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应进一步明确规定无形资产占总出资的比例，规定最低货币出资额，还应对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这类举办者的资格予以适当放宽。

（二）理清母体学校与独立学院的关系

一方面，要保证独立学院的人格独立。不仅应享有包括财务、基建、招生和人事等在内的重要事项的独立决策权，还应享有包括有关学院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事项的最终决策权。明确独立学院与母体学校或者投资合作方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独立、平等的法人与法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重视和保障出资人应享有的相关权利，如：知情权、合理回报权等。

（三）建立独立学院的独立法人治理结构

为了保证办学的正确方向，保证教育的公益性，独立学院需要建立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的独立学院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和目标的冲突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制度层面上能比较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寻利性和教育的公益性这一基本矛盾以及由这一基本矛盾所产生的经费不足、质量不高等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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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执行和解，简称执行和解，是民事强制执行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一般是指民事执行程序中的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经过协商，就变更执行依据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达成协议，从而结束执行程序，是私权自治在强制执行程序中的体现。目前，理论界对于执行和解协议性质和效力的认识及其没有得到履行时的救济途径存在很大争议，而我国现行法律对执行和解协议规定很粗糙，阻碍了执行和解制度功能的发挥职称论文。

一、我国现行法律关于执行和解协议效力的规定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07条第2款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民诉意见》第266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己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执行规定》第87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做执行结案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执行程序解释》)第28条规定:“申请执行时效因申请执行、当事人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在立法上并没有明确执行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致使对协议的履行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并由此产生许多问题，主要有:

（一）和解协议定性冲突，影响其效力

我国的执行和解制度一方面出于对当事人私权自治的尊重，承认和解协议具有变更执行依据确认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效力，在协议履行完毕时，结束执行程序;但另一方面，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时，并没有赋予和解协议以可诉性，而是依对方当事人的要求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并且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一方也并不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实际上又否认了当事人的私权自治，前后矛盾。可能会使执行和解成为被执行人拖延、逃避履行债务的借口，不利于执行程序的顺利进行，也不利于申请执行人以及被执行人权利的保护。

（二）救济途径单一，不能全面保护当事人权利

首先，法律只规定了当执行和解协议没有得到履行或履行不完全时，当事人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这一种救济方式，途径单一，不利于申请执行人债权的保护。执行和解协议是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达成的变更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合意，内容除了包括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和履行期限等方面的变更，还可能涉及执行和解协议的担保，此时如果执行和解协议未得到履行或履行不完全，申请执行人只能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就会使执行和解协议担保形同虚设，对申请执行人债权的保护也会落空。

其次，根据现行法律规定，采取恢复执行这种救济措施的前提是执行和解协议得不到履行或履行不完全，且只能在和解协议履行期限届满时才能做出判断。若被执行人假意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在和解协议履行期限届满前为恶意逃避债务转移、隐匿财产，而此时申请执行人却不能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这对其债权的保护是十分不利的。

此外，执行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但存在瑕疵履行的情况，例如交付的标的物不合格或当事人对和解协议是否己经履行完毕存在争议等，立法并未就此问题规定相应的救济方式。

二、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分析

要想解决因法律对执行和解协议效力规定不明确所引发的系列问题，首先要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及效力有清晰合理的认识。目前，民事强制执行理论上关于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私法行为说。这种观点认为执行过程中的和解是基于私人意志对经过法律文书确认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变更的行为，是纯粹的私法行为。执行和解协议属于独立的私法契约，或民事合同，是当事人按照合同自由原则在原债权债务基础上设立的一种新的债权债务的关系。各国合同法上，和解协议都是一种独立的合同，许多国家的合同法上也对此种合同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由此，也表明和解协议本身并不是对原债权债务关系的变更，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和解协议仅发生实体法上的拘束力而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关于和解协议是否有效，能否撤销，执行当事人是否已全面履行，是否违反协议约定都可以依照私法上的规定予以判断。

第二，诉讼行为说。这种观点认为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通过相互协商和让步，达成使执行终结的合意。主张按照诉讼法规范来评价执行和解行为。执行和解协议直接产生强制执行法上的效力，即具有强制执行力。执行和解协议一旦达成，原执行依据被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执行和解协议所代替，当事人及强制执行都要受其约束，不得违反和解协议内容。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该执行和解协议。若当事人以执行违法为由向执行机关提出异议，执行机关应将其违反执行协议内容之行为撤销或更正。

第三，两行为并存说。这种观点认为执行和解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私法律行为又是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和法院之间存在的诉讼行为；是私法上的和解契约与终结诉讼合意的诉讼行为两者的并存。执行和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作为民事诉讼程序的主体，既享有对自己实体权利的处分权，也享有对程序权利的处分权。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也可通过审判程序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

笔者认为将执行和解定位为私法行为，执行和解协议属于私法上的和解契约较为妥当。理由为：（1）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即使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本质上仍是私权，基于私权自治原则申请执行人对于此享有处分权，而执行和解协协议正是申请执行人处分其债权的意思表示，是当事人之间就变更其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而达成的合意，只要和解协议是真实合法的，就应承认其合同效力。（2）执行和解协议与原生效法律文书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可以认为是申请执行人对原生效法律文书中执行债权予以部分放弃或处分，并没有替代原生效法律文书。此外，“诉讼行为说”虽充分考虑了执行和解协议以终结诉讼为目的，但此诉讼行为逾越了审执分立的界限，事实上承认了执行当事人在执行机构面前作出的协议取代审判机构裁判书的地位，违反了审执关系基本原理，存在局限性。“两行为并存说”虽尊重了执行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的处分权，但执行依据和执行和解协议并存可能导致双重受偿的发生。

三、执行和解协议效力重构

当前，执行和解作为民事执行程序中的一项不可忽视的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其弊端的日益暴露，对其完善与改进也日益迫切。针对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执行和解协议效力规定不明确而引发的系列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对执行和解协议效力进行以下重构，具体而言：根据是否在协议中明确约定不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可将执行和解协议分为一般的和解协议和特殊的和解协议。二者由于约定内容的不同，所以具有不同的效力，对应不同的救济方式，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

第一，一般的和解协议即现行民事诉讼立法上的和解协议，没有明确约定不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作为私法上的和解契约具有可诉的效力，产生中止执行程序的后果，具体分为以下情形：

1.和解协议约定不明以及无效、可变更、可撤销问题。按照《合同法》第61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和解协议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协议有关条款或习惯确定。和解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等情形，应当按照《合同法》有关合同无效、可变更、可撤销的规定来确认和解协议的效力，若和解协议具备合同无效情形，当事人可以直接申请执行法院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并宣告和解协议无效。

2.申请执行人反悔不履行和解协议的，被执行人可以就和解协议的履行提出抗辩。

3.被执行人反悔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的，则申请执行人可以取得申请恢复执行与提起新的诉讼之间的选择权：既可以因对方的债务不履行行为而享有解除权，和解协议解除后，原生效法律文书效力自行恢复，或可直接请求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执行和解协议另行，要求被执行人履行和解协议。一旦申请执行人主张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就意味着其当然放弃了和解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不得对和解协议另行；如果另行，则应当撤销原执行依据的执行申请。正如前文提到的，简单否定执行和解协议而恢复原执行生效法律文书不能保障救济的完整性，只有赋予申请执行人救济方式的选择权才能使其根据具体情况更好的保护自己的权利。而救济方式的多样性也有助于促使被执行人妥善履行和解协议。

4．在和解协议履行期间，如果债务人一方有转移财产等逃避债务行为，根据合同法的预期违约制度，债权人可以申请解除和解协议并恢复执行。

5.一方当事人对和解协议的履行存在瑕疵，另一方当事人可以执行和解协议另行，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特殊的和解协议即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以其协议代替原生效法律文书，经法院审查确认的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产生终结执行程序的后果。具体而言是指，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明确约定原生效法律文书不再执行，并请求法院确认，执行法院经审查，认为和解协议符合条件系真实合法的，即裁定终结对原生效判决的执行，并认可和解协议的执行力。该裁定送达当事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该和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和解协议。一方当事人认为执行法院裁定违反自愿原则或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申请再审。这种当事人明确约定以和解协议代替原判决的履行并提交法院审查的做法，可以视为债权人撤回了执行申请，法院应当裁定执行终结，不再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力。此时，执行和解协议本身不是执行依据，而是执行法院的裁定书取代了原法律文书成了执行依据。

民事强制执行是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的最后环节，也是当事人合法权益是否能得到切实保障的最重要的环节。执行和解制度方式灵活，在实践中取得较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对于缓和当事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降低执行成本，节约司法资源，一定程度上解决执行难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王利明．和解协议形成独立的合同关系．人民法院报．2002年1月4日．

陈荣宗．强制执行法．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19页．

董少谋．民事强制执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第141页．

黄华珍．执行和解协议效力问题探析．中国公证．2007（1）．第33页．

范小华．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分析及完善立法建议．河北法学．2008（6）．第129页．

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四稿)第74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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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都会对法律概念作出不同的界定，这些界定之间只是角度不一样—“横看成岭侧成峰”，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但是，不同的界定对不同社会的适应和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我们传统的法律概念是根据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作出的，即法律就是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这个概念（以下称为法律的阶级概念）从阶级角度分析，无疑有其合理性，但是法律的阶级概念也有其局限性和明显的缺陷。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状况来说，法律的阶级概念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更不利于法治社会的建设。因为：

首先，法律除了阶级性的特点以外，还有公共性特点，阶级概念并不能完整的概括法律的特征；

其次，法律的阶级概念，需要对社会进行阶级划分。那么当前的社会，谁是统治阶级？谁是被统治阶级？法律的阶级概念，在意识上使大多数的国民感觉自己是被统治阶级（总是要找出一个对应的定位，不可能成统治阶级，只能自我定位到被统治阶级了，并且被统治阶级总是占大多数的）,自我定位为被统治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对法律的态度就是抵触、规避，而不是遵守和积极建设（按照阶级统治工具理论，被统治阶级就不需要遵守法律，甚至有权违反、法律，因为按照人的基本人权，每个人都有反抗压迫和奴役的权力）。而法治社会是需要每一个国民积极参与，如果部分进行法治建设，大部分反对、抵触，那么建设就不如破坏了。相对的要树立一个对应的统治阶级，那么从事社会管理的政府及其官员就被归入到统治阶级。在意识上被定位和自我定位为统治阶级的人来说，法律的阶级概念会使他们会觉得法律就是管普通老百姓的，他们可以逾越于法律之外，法律是实现其对社会统治的工具，他们正是工具的使用者，出现特权思想。甚至发展到认为公权力私有，进行权力寻租，导致腐败的加剧。这种机械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分类会加剧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对立和不信任感。

再次，法律的阶级概念，会使大多数人游离于法治轨道之外。他们认为，建设法治社会是政府的事情，与我无关。最终使建设法治社会成了一句动听的空话。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或者说按照社会的现状，如何界定法律的概念更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呢。我认为应当将法律界定为“国民的誓约”，即国民（国家）为了和平相处和发展需要就相处和发展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达成的合约和承诺（以下称为誓约法律概念）。实质来说，法律就是利益的分配机制，规定如何分配和运用社会资源、利益。那么誓约法律概念如何解决阶级法律概念所产生的问题呢？

誓约法律概念在建设法治社会中有什么优势？

首先，誓约法律概念有利于鼓励国民积极参与立法活动。因为法律是社会资源的分配机制，就社会资源如何分配进行的约定，所以它涉及到每个人自身的利益，需要每个人自己参与。定性为誓约，首先要求国民就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协商约定，协商就需要参加，将立法活动当成国民自己的事情。建立立法与国民利益息息相关之共识。

其次，誓约法律概念有利于树立法律的平等观念。在誓约的建立（签订）过程中，有利于体现和落实平等观念和意识，因为契约的基础是平等，而不是特权，特权就不能进行协商。同样，通过广泛的参与、协商，立法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避免法律成为少数人掠夺的霸占社会资源的工具，最大限度的实现法律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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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师在“传道授业”时应该要注意突出重点，不能面面俱到，教师应当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讲清楚，其他部分完全可以让学生自学。在国外出现不少中小学生自行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完成写作的案例，那么，大学生的自学能力完全可以做到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学剩余课程内容。网络时代的到来也为大学生自学提供了强大的后盾。在一次课堂教学中，我把基本知识和要点给学生讲授清楚之后，给大家布置了自学的课题，让大家下次课时分小组用ppt展示自学的成果。这一教学方式深受学生欢迎，大家学习的热情很高，自学效果很好，让学生自己当老师走上讲台进行角色互换，学生更能体验到教师的辛苦，当时学生在ppt中提到“听课容易讲课难，且听且珍惜”，我看了以后也深受感动。

二、用引导讨论教学方式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

这一阶段是整个法学教育过程中的活力，是学生积极发挥自主性进行学习，加强团队协作的关键阶段，是整个环节中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开展是建立在掌握所学课程基本知识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我建议这一阶段在整个环节中占据的时间控制在四分之一左右。之所以称为“引导”讨论主要体现为：在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性的同时一定要重视教师的引导作用，尤其是刚刚接触法学专业知识的大一学生。

（一）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之下选取合适的讨论题目这种讨论的形式可以是多样化的，既可以讨论与法律相关的社会热点，具有争议的法律问题，又可以讨论一些典型的案例，还可以采取辩论赛的方式。当然，讨论题目的选定是比较重要的，它既要与课程相关，体现课程大纲的要求，又要具有前瞻性，能够反映一定的社会现状和问题。当题目确定之后，应当由教师对即将讨论的内容进行简单的介绍，对学生进行一定的指导，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元化思维。

（二）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之下认真进行讨论准备教师可以按照学号或者寝室号对学生进行分组，每组讨论人数不宜过多，一般控制在8-10个人。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之下，选取一定的参考书、科研论文、报纸等参考资料，做好课上讨论的准备。每组选取一位负责人，他一方面要做好组织工作，另一方面要积极与教师沟通，解决本组学生在准备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在讨论结束之后负责人要进行总结发言。

（三）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之下开展讨论在这一阶段，教师扮演的是一位聆听者，要少说话，学生才是真正的参与主体，课堂讨论可以交给小组负责人来主持，小组以外的其他同学可以在讨论结束之后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进行提问。教师应该在整个讨论结束之后，补充自己的观点，对小组同学的表现进行评价，评价的结果记入成绩考核之中。经过多年讨论教学手段的实施，我看到了学生们在参与过程中的乐趣和热情，这种方式获得的教学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这也增进了教师对学生的了解，加强了师生之间的沟通。

三、用实践训练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业务能力

这一阶段学生能力的培养是整个法学教育的目标，是整个环节中的第三阶段。通过这一阶段的训练可以增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解决现行阶段法学教育与实践相脱节的“平行不交叉”的尴尬，最终培养出应用型的卓越法律人才。我建议这一阶段在整个环节中占据的时间也控制在四分之一左右。

（一）提高模拟法庭的利用率

大多数高校的法学院都建有自己的模拟法庭，我校法政学院投入50多万元，建成了省内较大的模拟法庭，虽然硬件设施一流，但是利用率太低，模拟法庭每年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各年级的法学实践课程——民事模拟审判、刑事模拟审判和行政模拟审判，除此之外开展过几次法学辩论赛和法律知识竞赛。从模拟审判实践课程看，这一教学方法存在“表演”重于“实践“的弊端，将重点放在了“开庭表演”这一环节上，而忽视对案件的挖掘和分析，除了能够简单了解庭审的程序之外，对真正提高学生的法律实用能力并无太大作用。我认为，一方面，我们应该调整教学大纲，增加模拟审判的次数；另一方面，各校应该积极寻求与法院的合作，争取让学生多接触一些真实的案例审判，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模拟法庭可以作为合作法院的一个院外审判庭，提高拟法庭的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