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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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国际贸易中主要结算货币的美元和欧元的汇率都经历了大幅波动，我国企业与很多贸易伙伴国企业均希望可以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来规避风险。2009年，我国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以及东莞5个城市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通过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截至2013年底，我国跨境结算业务规模已经是当初试点时期的800多倍。根据汇丰银行预计，人民币在2015年将成为全球三大跨境贸易结算货币之一。

3.新增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我国央行在2013年开始利用一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LendingFacility，简称SLF)，在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出现短暂性波动时选择性运用。这种货币调控新工具的特点是由金融机构主动发起，与金融机构进行定向交易，交易对手覆盖范围广，主要为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常备借贷便利主要以抵押方式发放，信用评级较高的债券、优质信贷资产等均可作为抵押品，有时也可采取信用借款等方式进行发放。这种政策工具期限一般为1～3个月，利率水平是根据货币政策调控需要、引导市场利率的需要等因素进行综合确定。

二、效果评价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近期使用的常备借贷便利政工具，对于我国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产生的效果进行评价。

(一)金融市场方面央行的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使基础货币大幅增加。投资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货币投放。政府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有利于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与此同时，在中央财政资金投放不到4千亿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投放达到了11万亿元规模。在银行借款主体结构中，地方政府融资贷款规模迅速扩张。截至2009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平台贷款额达7.38万亿元，比2008年增加了近3万亿。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到2013年6月末，我国政府性债务余额已经超过30万亿，其中全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共17.89万亿。这些新增信贷规模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成为银行业不良信贷资产的隐忧，盲目投资和资金的低利用率现象也会造成资源的相对短缺和供给的相对不足。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加快了我国经济复苏，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我国自2013年初创设常备借贷便利以来，央行通过综合运用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来管理流动性，已收到了显著成效。在货币市场受到冲击出现短暂的波动时，通过利用常备借贷便利进行金融市场的调控，带动了实体经济发展，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得到央行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这也顺应国家对宏观调控的要求。在金融市场上利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调节市场流动性的供给，有助于促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从而可以防范金融风险。

(二)宏观经济方面据统计，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步回升，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同期，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201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1%，比2009年同期高出3.7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在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保持7.7%的增长。说明通过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其重要作用是要避免出现通货紧缩。但随着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快速恢复以及此前国家出台的扩张性政策，政府的四万亿投资以及银行系统信贷投放，我国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从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通胀期，我国的CPI平均值为3.8%，2011年3月至10月这8个月的CPI都超过了5%。由以上数据可知，政府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于减缓通缩压力的效果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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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新词语及语言变异

当代新词语的界定。“在某一时段内出现在普通话词汇系统中的、具有一定的复现性的、有新的形式和意义的词或短语,或只具有新的意义、用法的词或短语,或只具有新形式的词或短语。”①本文涉及的2007年汉语新词语、2008年汉语新词语和2009年汉语新词语主要以侯敏、周荐主编的《2007年汉语新词语》、《2008年汉语新词语》以及新浪文化读书频道2009年度新词语为考察对象。2007年收录420条及补录72条共计512条新词语;2008年收录444条新词语;2009年记录576条新词语。

语言变异的界定。语言作为人们交流和表达自己思想的工具在不断的使用过程中,逐渐沉淀出一套系统的常规用法,形成了各种语言体系。但是事物是变化和发展的,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中,语言会产生各种非常规的使用形式,并在人们的不断使用中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普遍传播,最后变为常规用法。那些非常规的语言形式就被称为语言变异。②拉波夫认为,语言变异的分类可以有不同的标准。常见的分类有语音变异、词汇变异、语法变异、语域变异、方言变异、历史时代变异、书写变异、语义变异等。本文主要从词汇视角考察2007、2008和2009年新词语的变异类型。

从当代新词语视角看语言变异

当代新词语以每年500条的数量在增加,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有某些标志性的变异。本文主要以2007、2008和2009年新词语为例来谈谈新时期新词语的变异情况。

区域变异。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碰撞与融合是引起文化变迁及语言变异的重要原因之一。③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得以使本族文化之间以及与异族文化之间的接触与融合异常活跃,自然会反映到词汇系统里,新词语中这类语素变异类型有以下几种:

一是外源语素。近几年来,新词语中外源语素数量有所增加。据统计,2007年新词语中的外源语素有24个,2008年有27个,2009年有20个,形式各异。第一类,人名、地名、名称名等音译成汉字的语素。这种类型的语素有15个:阿尔法、纳斯达克、多米诺等,音译语素以多音节为主,能产性受到限制,单独有完整词义,是语素词,应该说这类语素词在新词语中不算活跃和丰富。第二类,英文缩写后字母组合语素。这种类型在新词语中比较常见,共有18个。这种字母缩写的语素出现的形式有两种,一是英文缩写后字母组合语素与汉语语素组合成词,如“CC族”中的“CC”,是英语cultural creative的缩写;一是英文缩写后字母组合独立成词,如“QUID”,名词,宇宙银河间准货币单位,是英文Quasi Universal Intergalactic Denomination的缩写,也可以作为语素使用,可以说“QUID货币”。第三类,英文字母语素。这类语素简洁、生动、易识易记,共有10个,如:“e”、“k”、“Q”、“U”等。第四类,本土化了的外来音译或意译语素,是最有特色的一类外源语素。这类语素最早来源是外来音译或意译词,在汉语中获得语素资格,并随着其出现频率的提高,逐渐趋同汉民族习惯,具备汉语语素的特质,并表现为以其为构词语素的新词语不断增多,构词能力不断加强,语法功能逐渐虚化,在汉语构词中有词族化倾向、类化倾向。以“门”为例,三年的使用情况显示:“门”族词数量不断增多。由美国20世纪七十年代产生的“gate”事件传入中国,被“门”语素取而代之后,随着其使用频率的提高,“门”逐步被汉化,已经具有了汉语类词缀的特征。其它类似语素在汉语新词语中也显示出一定的构成能力,表现为以这些语素构成的汉语新词语数量不断增多,并且和汉语相对应的同音词原义混搭,形成一批外源汉化类词缀。

二是自源语素。近几年来,词汇自源语素变异主要体现在古字、异体字、汉语拼音首字母缩写形式、数字、符号等都可以作为语素进入新词语中,打破了一直以来规范汉字作为自源语素的惯例。多样化各层面语素的频频出现,使汉语新词语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既囊括了汉语崇尚多元文化的意向,也显示了汉语博大精深的特质。如(古字)、(“梅”的异体字)、 D字头(“动”的汉语拼音首字母)等。

三是方源语素。汉民族地域辽阔,方言复杂,当今社会生活,各方言区频繁接触,使新造词语自然带上方源语素。如猫缆(台北地区)、蹭爷(北京及北方方言区)、第一老公(香港地区)、新港仔(粤语区)、月光族(港台地区)等。

阶层变异。在多种因素的刺激下,包括媒介特性的客观刺激和大众情感的主观刺激,新词语中出现了非常规搭配的BBA式或ABB式变异,B语素在成人用语中一般不重叠使用,但其重叠式可以出现在儿童学习语言时期。而新词语却选择其重叠形式进入构式,且构式具有开放倾向,表明当前社会用语往往会受年轻人语言记忆痕迹回放的影响,显现出类似儿童习语诉求的表达方式,是一种值得关注的阶层语言变异现象。一类是BBA式。一般由动词(或形容词、量词、名词)重叠+种属名词构成,新词强调重叠语素的所具有的动作行为、性质或状态,如帮帮族、串串案、笑笑团等。一类是ABB式。一般由姓氏(或具体名词)+动词(或形容词)重叠构成,重叠后的动词(或形容词)往往有拟声、拟形、拟色语用色彩,新词往往指称某典型事件,如朱抢抢、范跑跑、郭跳跳、楼脆脆等。

组合变异。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类是修辞变异,可概括为两种情况:使用仿词的修辞手法,造成的语言变异,如躲猫猫―藏猫猫、舞育―智育、瘾经济―瘾君子、词商―智商、托猪所―托儿所、钝感―敏感、书香干部―书香门第、书香―酒香等;使用借代、比喻等修辞方法,造成的语言变异,如打酱油、秋雨含泪、山寨、网络老鼠、做俯卧撑、牛等。一类是谐音变异,如海归―海龟、毕婚族―必昏族、筷行动―快行动、杯洗具―悲喜剧、鲜女―仙女等。一类是搭配变异,可概括为两种情况:非常规搭配“被××”构式:被山寨、被小康、被全勤等;搭配引发语素活用:名性动用,如黄牛位(黄牛倒卖的考位)、词商(使用词语的能力)等。

新词语的语言变异成因

诱发语言变化的原因与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当代新词语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能够反映新时期新观念新事物,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当然也蕴含着促使其发生变异的原因:

来自社会文化。第一,语言接触频繁与多语多方言现实。语言流变过程中,往往受着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当今全球的一体化和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使不同文化更容易相互融合。新词语产生在多语多方言现实背景下,自然会大量吸收外来词和方源词,产生语言变异。第二,语言融合与本土化特色。进入到汉语中的外来语素,必将经历固有成分与借用成分的并用和竞争阶段,在语言的融合中,随着外来语素使用频率的提高以及组合其它成分能力的加强,会重新进入到汉语表达层面,适合汉语特征,符合本民族表达习惯,而最终被本土化。

来自社会心理。第一,话语主体。新时期,创制和使用新词语的人群主要是年轻一代,他们对网络、媒体、社会现状有着非常敏感的神经,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不会遵循传统模式,而表现为推理、联想、抽象、概括的能力异常活跃,求新、求异心理十分浓烈,这些得以使新词语提高了造词的速度,滋生出更多的变异形式。第二,社会心态。一定时期的语言变异必然是一定时期群体社会心态的反映。④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历经30多年,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健全的制度、平等的人权、充分的自由、良性的循环。人们有足够的话语权诉求他们的精神层面,体现在词语搭配的语素特质上,表形象、色彩的语素异常活跃,形成了一些看上去比较怪异的搭配,实际上却能够形象生动地表情达意,如草莓男、凤凰男、干物女、鲜女等;人们有有时尚、流行、健康、敢于负责的世界观、价值观,能关注社会、回馈社会,如“门”族词、新式“被”族词、“族”族词等新词语表达充分地显示出了这一点。

来自认知模式。认知语言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人类怎样将旧概念结合起来生成新概念。许多语言的变异都来自仿造思维认知。“吧”、“秀”、“客”开始时都是音译外来成分,但却可以成为汉语的能产语素,主要是汉语使用音译或者意译引进后,广泛流传,并利用仿造的构词方式造词,英语中也会使用这种构词方式,因此说仿造成词方式既符合人类认知,也反映出人类认知的共性。(作者为广东工业大学副教授、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项目编号:09YJA740024)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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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3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2-0096-02

“针尖上打擂台，拼的就是精细”，精细管理已成为决定企业竞争成败的关键。近年来，安徽采油厂由于历史原因和特殊的地质条件，导致吨油成本相对较高，我们在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努力探索和实践成本精细管理，形成了一套适合我厂的成本控制与管理方法，并取得一定实效。

一、推行成本精细管理的必要性

1.宏观经济环境客观要求。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比较快，能源需求旺盛，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给石油企业注入了强大活力。与此同时，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国外大石油公司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纷纷抢滩设点，以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要适应新的形势，就必须既要加大投入发展生产，又要精细管理降低成本，才能提高整体竞争能力。此外，通货膨胀、利率变动、国家经济政策和法律的变化等不确定因素，都将对石油企业的预算管理和成本控制提出了新的课题。如国家推行绿色GDP，加大了对环境的监督力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推行精细成本管理。

2.石油企业自身成本规律的要求。成本控制是石油行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保障，由于石油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即随着开发时间的延长，产量逐步减少，而生产投入却呈现上升的趋势，造成产量与支出不配比，主要表现在：（1）物料消耗增加。油田在自喷开采阶段，油井上主要生产设备就是一部清蜡绞车，转入机械开采以后，抽油机、抽油杆、抽油泵以及其他辅助材料的大量投入，使成本费用大幅度上升。（2）动力消耗增加。油田进入中后期开发阶段，许多生产设备已不能适应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为了保证原油产量不受影响，就需要大量更新设备，特别是大功率电机、大型号抽油机等的使用，使动力消耗大量增加。（3）注水量增加。油田开采进入中后期以后，为了保持稳产，一方面，大幅度提高产液量，以保证原油产量，另一方面，防止地下能量亏空，保持地层压力，必须增加注水井，加大注水数量，造成注水成本上升。同时，液量增加导致运输费和水质处理费相应增加。

3.企业管理的需要。油田企业是个没有围墙的工厂，分布的地域广，加上野外工作的特殊性，部分石油资产与管线由于受地理位置的限制，许多资产从不属于自己的地域穿越，管理起来难度加大，精细化管理成为必然。（1）生产管理的需要。我厂主要从事采油、注水、集输等工作，分布于苏皖两省3个县市11个乡镇。新区产能建设规模不大，开发后劲不足，单井平均产量低，综合含水达80%，原油产量递减率达10%，增产稳产难度大。要与国际大石油公司论仲伯，同口径的成本比较首当其冲。如何降低吨油操作成本，降低吨油综合成本，就客观地摆到了我们面前。推行成本精细管理是形势所迫，是自身生存的要求，更是企业发展和管理的需要。（2）成本管理的需要。按照2011年分公司下达给我厂的承包指标，吨油综合完全成本为2 653元，与分公司吨油完全成本2 143元相比，我厂的吨油成本水平较高，其中固定成本达1 672元/吨（含人工和折旧），占吨油完全成本的62.3%，我厂2011年预算成本缺口达400万元，控本压费的压力很大，人多油少的矛盾比较突出。（3）培养员工的需要。员工是企业精细管理的主体，既是精细管理的执行者，也是监督者。具体工作中，我们将统计核算、业务核算及财务核算等工作下放基层，指导帮助基层管理人员核算好所在单位的成本费用，分析成本升降原因，当好领导的参谋，让基层领导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生产经营管理中去。

二、推行成本精细管理的具体做法

1.严格预算管理，强化预算控制。按照“贴近基层、实事求是、指标合理、管理严格”的要求，在全厂范围内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全面预算的重点是降本减费，通过对成本发生进行全过程的要素管理，降低各项可控成本费用支出。各单位都能按月及时编制本单位的预算报表，除年度预算外，对非常规费用实行临时预算，货币资金实行月度预算，工程项目实行单项预算。机关部门以厂下达的绩效考核指标为基础，结合本部门实际，倒推出各项费用指标，并合理安排资金。为保证原油生产和应对特殊事项，对生产经营中的非常规费用，实行“一事一批”预算法。

2.细化目标成本管理，分解落实考核指标。绩效考核指标一经确定，年内一律不作调整，所有成本增长因素各单位自行消化，维护了预算指标的严肃性。基层单位根据下达的年度成本考核指标进一步细化分解、落实，并通过与基层单位负责人签订“绩效考核指标任务书”来保证成本指标的完成。同时，我们还将基层单位分解的财务预算与全厂的预算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差距，挖掘潜力。

3.加强可控成本的管理与落实，实行“立体化”管理。可控成本的管理是推行成本精细管理的关键。为此，我们对可控成本实行分级管理，重点是加强对厂级、科级和队级等三级可控成本的管理。可控成本指标按要素分解，量化考核指标，就是在不同的管理层和管理单元，都有明确的、量化的、科学的、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考核指标，并通过层层分解，把全厂的工作目标落实到具体的工作单元，真正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坚持重点费用重点控制，强化可控成本的分解、落实。横向上把各项成本费用分解到各职能科室，实行专项费用切块包干管理。纵向上把基层队控制的费用分解落实到班组、井组、单井和个人，层层签订责任合同，将成本管理责任具体化，做到人人身上有指标，千斤重担人人挑。

4.完善内部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强化激励机制。根据采油厂内部不同工作性质和费用类型，体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实行以直接采油成本为主线，以劳务成本和包干成本（承包费用）为重点的成本管理方法，采取以采油队为中心的直接采油成本管理、以劳务作业单位为中心的劳务成本管理法和以机关后勤为中心的包干成本（承包费用）管理法实行三个成本中心管理方法，分别进行考核。对采油队实行原油产量、原油外销量、注水量、单位变动成本及相关经济技术指标等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绩效考核责任制；对内部辅助劳务单位，实行以完成内部利润数额及相关控制指标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绩效考核责任制；对具有管理服务职能的部门与单位，实行管理费用包干及相关管理指标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绩效考核责任制；同时，全厂所有单位、部门、所有职工与原油产量、生产成本、安全环保等指标实行联挂考核，同比例奖罚。实行“成本一票否决”，各单位如果成本超支，将严格按照内部绩效考核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措施进行扣罚，强化激励机制，严考核，硬兑现。

5.依靠科技技术节能降耗降本。电力消耗和燃料消耗占我厂能源消耗80%，占现金操作成本10%，我厂在加强基础管理、深挖能源消耗系统潜力的基础上，积极在单井、单机推广应用节能技术，有效地抑制了能源消耗，抑制了单井、单机等单位消耗的上升。一是积极应用新技术。近年来，我们在25口井的抽油机上安装使用JN-1型高效节电器，解决了变载设备运行浪费问题。在欧北集输站和铜庄集输站，推广应用锅炉空气预热器。此项目的实施，锅炉热效率提高10个百分点。二是实施设备改造。通过开展低压供电线路改造、无功补偿、推广应用永磁同步电机、提升边远井站功率因素等途径，每月节电2.2千瓦时。三是加强基础管理工作。将外输加热炉的燃烧器改为油气混烧火嘴，提高燃油效率，减少原油消耗，提高原油商品率，节约能源。对三个采油队的污水回注系统进行完善，污水回注率达到90%以上，节约用水。进一步完善材料消耗定额，减少单位成本材料消耗，落实交旧领新、修旧利废等管理制度，节约材料。建立健全各类统计报表，及时了解能源消耗变化情况，发挥统计报表的“监示器”作用，做到全员参与能源管理工作，增强节约意识，促进降本增效。通过以上措施，我厂在总装机容量每年增加6%的情况下，能源消耗同比相当。

三、推行成本精细管理取得的成效

1.全面完成绩效考核承包指标。几年来，我厂原油产量连年完成生产任务，单位成本均在考核线下运行。2010年，我厂完成原油产量7.7万吨，单位考核单位成本2415元/吨，总成本节约76万元，单位成本节约9.87元，全年节约投资0.06万元，呈现出产量增、投资省、成本降的良好局面。近年来，正是由于紧紧抓住降本增效这一关健目标的实现，带动了其他17项绩效指标的全面完成，夯实了生存基础，拓展了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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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2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6－0018－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6.05

世界上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将维持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而如何更有效地维持价格总水平的稳定则是所有中央银行都在积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在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理论界和货币当局越来越认识到通货膨胀预期在稳定通胀水平中的作用，各国中央银行都对通胀预期保持着越来越高的警惕性，不少国家的中央银行将稳定通胀预期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

一、通胀预期涵义及理论发展

（一）通胀预期涵义

通货膨胀预期（Inflation Expectation）是经济生活中消费者根据实际通胀水平、经济政策、信息披露等对通货膨胀在未来的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的一种事前估计或推断。预期行为本身具有主观性，但人们进行预期所依据的却是客观事实。通货膨胀预期能够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储蓄和投资行为，进而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

通货膨胀预期对价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在总需求方面， 预期通货膨胀率上升会增加总需求， 从而提高价格总水平；在总供给方面， 则存在成本推动效应。预期通货膨胀率上升， 会使消费者要求更高的工资，而厂商预期未来的生产成本将上升，这会提高商品的价格水平。如果价格没有及时调整，那么厂商的产品销售将会下降，从而降低总供给。因此，预期通货膨胀率的上升通过增加总需求和减少总供给，将会导致价格水平的上升[1]。

研究通货膨胀预期，可以以其为基础预测未来的通货膨胀率，为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提供参考。通货膨胀预期对中央银行具有重要意义和应用价值。一是当通货膨胀预期被较好锚定时，有助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更好的执行。当通胀预期偏离中央银行的目标水平时，宏观经济稳定易受到影响。二是对未来通胀水平的预期，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减弱货币政策时滞的影响。货币政策措施对产出和通胀发生作用时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货币政策应该是前瞻性的，需要基于预期的情况进行决策[2]。

（二）预期理论发展

从预期理论发展来看，预期主要分为静态预期、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静态预期指不考虑市场价格的动态变化，只简单的把前一期的市场价格作为本期的预期市场价格。适应性预期是一种关于预期形成的观点，认为预期是基于过去（历史）的，即仅由过去经验所形成，预期将随时间推移缓慢发生变化。理性预期又称合理预期，指针对某个经济现象（如市场价格）进行预期的时候，如果人们是理性的，那么他们会最大限度的充分利用所得到的信息来做出行动，而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因此人们的预期应该是准确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没有理性的解释，即属后向预期。而理性预期之所以称为“理性的”，则因为它是人们参照过去历史提供的所有知识，对这种知识加以最有效利用，并经过周密的思考之后才做出的一种预期。

静态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的假设比较简单，具有较为明显的缺陷，但在宏观经济模型中，有时会由于假设条件易于达到而采用这两种预期。理性预期被称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预期革命”，对20世纪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预期从经济人的理性角度出发，强调在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变动中预期的重要作用，并且认为理性预期会使人们对国家的政策干预产生理性预期，宏观经济政策会失效。

二、影响通胀预期的因素

本文将影响通胀预期的因素归结为两类：第一类是经济运行状况、物价发展趋势等客观因素；第二类是公众对经济常识的了解程度、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等主观因素。

（一）客观因素

1.市场化程度。市场化程度越高，越能形成客观公正的预期。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市场竞争激烈，市场交易频繁，各相关利益单位为获取利润会主动获取经济信息，判断市场未来走向，从而形成良好的预期。反之，市场竞争不充分，企业和劳动者则缺乏主动预期的积极性，不能形成对未来发展的合理预期。

2.过去一段时间中物价总水平的发展趋势。CPI、PPI等物价指数的波动趋势是公众判断未来物价水平发展趋势的最直接指标和依据。过去一段时间物价指数波动平稳，则公众较易形成物价稳定的认识，进而对未来通胀水平的预期较低。反之，过去物价指数波动剧烈，呈现快速上涨态势，则公众会预期未来通胀水平较高。

3.经济水平发展变动的趋势。经济水平发展状况是影响物价波动的外部条件。如果经济运行健康平稳，政策持续有效，则公众易形成稳定的预期。若经济快速扩张或走向低谷，经济金融政策出台频繁，则公众对未来经济形势的预期会较不稳定。

（二）主观因素

1.公众对经济常识及经济运行情况的了解程度。公众对经济常识的掌握程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对未来通胀水平的预期。对经济常识了解越多，公众做出的预期越理性越精确；反之，缺乏必要的常识，公众做出的预期可能会放大未来通胀水平，具有盲目性。

2.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即政府的威信。多数国家特别是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政府往往会承诺将通胀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承诺来降低公众预期。如果公众信任政府，相信政府能够有效控制通胀，即使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也能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减少未来发生通胀的机会。反之，对于缺乏威信的政府，其做出的承诺不但不会降低公众预期，反而会增加公众预期的强度。

3.通胀的感受。公众的通胀感受对中央银行有重要意义，公众对当前通胀感受的变化可能会造成对未来通胀预期的变化，从而影响货币政策施行。这种影响通常会通过两个渠道加以作用：一是直接影响。如果公众的感受通胀高于实际通胀，则公众会认为中央银行未能保持价格稳定，预期的通货膨胀就会超过中央银行的通胀目标，这些预期会影响居民和企业对工资和产品价格的定价，造成物价上涨；二是对消费价格权重产生影响。感受通胀可以影响消费构成，如果一些商品的价格被感受到高于其他商品，则公众对其的购买就会减少，进而影响在CPI中的各项目权重。

三、国外通胀预期管理经验

由于通货膨胀预期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通胀预期自身就带有一定主观认识的判断，因此发达国家对通胀预期的管理多是通过间接手段引导，即通过某种中介目标间接地加以影响，较少采取货币政策手段直接干预。

（一）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

中央银行的信息披露可以缓解或减少中央银行决策层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稳定公众预期。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进行信息披露的途径大致有三种：政策报告、新闻会以及高层领导公开讲话。

1.中央银行政策报告。政策报告是发达国家中央银行信息披露的主要手段。中央银行定期通胀或货币政策报告，及时向公众和市场公布货币政策意图、目标及其实施情况，提供决策相关信息、制定政策所采取的程序、所使用的数据及考虑的因素，并就当前经济形势与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

欧洲中央银行每月“月度公报”，向公众公布所有统计信息和货币政策决策所依据的数据，也提供专家对货币政策的分析文章；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每季度都向欧洲议会的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会汇报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回答相关问题；欧洲中央银行每年还向欧洲议会递交年度报告。美联储在每次公开市场委员会两周后公布会议纪要，并每半年向国会提交一次报告，公布每位理事会成员和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对当前和下一年产出、通胀与失业率所做的预测情况。英格兰银行每季度公布《通货膨胀报告》，并对通货膨胀和产出进行短期预测，分析在不改变利率的情况下影响通胀率和通胀预期的因素，也对政策效果做非正式评价。

2.新闻会。中央银行定期召开新闻会，通过媒体与社会大众沟通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可以引导公众预期向良性方向发展。欧洲中央银行是第一个召开新闻会的中央银行，每月第一次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结束后，欧洲中央银行会召开新闻会，由行长向公众详细介绍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以及与货币政策相关的物价稳定的风险评估，并通报其他议题和决策的相关信息。美联储在每次公开市场委员会例会后新闻公告，并说明委员会如何评价在可预见的将来通货膨胀压力带来的风险。

3.高层领导发表讲话或评论。中央银行或政府高层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或参加论坛时，与公众交流货币政策策略、框架，可提高货币政策可信度，引导公众预期。欧洲中央银行的行长、副行长以及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充分利用定期接受媒体采访、参加全球和区域经济金融论坛、到世界各地大学讲学等机会与公众交流。美联储主席也经常就货币政策、经济状况等发表演说，表明美联储对经济的看法和货币政策取向，阐述影响未来货币政策的因素[3]。

（二）政府的工资指导和物价管制

1.对工资进行指导。学术界通常认为，工资谈判是通货膨胀预期影响实际通货膨胀的主要渠道，这是因为工人对生活成本提高的担心增强了他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从而促使工会组织要求增加工资，通过工资谈判将工人预期加入合同，进而推高了产品市场价格。当发生通货膨胀时，有必要对各种生产要素的增长率进行限制，特别是工资增长率不应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速，这需要政府拟定物价和工资标准，劳资双方共同遵守。常见的做法是政府劝导劳资双方自愿约束价格和工资的变动，强制的做法是事实上的工资冻结。政府对工资进行指导，有助于引导公众形成通胀率下降的预期。

2.对物价进行临时管制。当物价出现短暂性快速上涨时，发达国家也会采取非常规手段进行临时管制，例如施行目标价格、协议价格、最高价格制度等[4]。

法国政府通过制定目标价格的方法稳定物价。目标价格是指一种产品在按计划规定的若干年以后所要达到的价格，此价格与产量目标联系在一起，通过调高或调低来控制产品产量的增加或减少，产品产量的变化反过来又对物价稳定起积极作用。法国政府通过建立以目标价格为中心，配以不同类型辅助价格的物价体系，避免市场物价无次序的上扬或下滑。

意大利采取协议价格对某些特殊产品价格实施干预。对于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政府与生产企业签订协议价格，协议价格在签订时会充分考虑到企业的工资、燃料、设备折旧和维修、保险费和租金、包装和运输费用等因素。当协议价格确定以后，企业不能自行变动。

比利时对牛奶、面包、面粉等生活必需品实行最高价格制度以稳定物价。最高价格由生产企业、零售商、批发商、消费者、工会及政府经济部等几方面代表组成的价格委员会根据市场因素和消费者的承受能力来制定。最高限价一旦形成，具有法律效力，不得违反，企业可以在此价格限度下竞争。

（三）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

自1990年新西兰率先倡导并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以来，已经有智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韩国等国家的中央银行采纳了通货膨胀目标制。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一个货币政策框架，其基本含义是中央银行、政府机构或者两者联合宣布一个通货膨胀目标，确定在未来某段或几段时期内取得并保持较低的、稳定的通货膨胀率，明确宣布实施通货膨胀目标是货币政策唯一的目标，并在公众的监督下运用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使通胀的实际值与目标值吻合。以通货膨胀率作为名义锚，可以使公众和市场对未来物价形成比较稳定的预期。

从国际实践情况来看，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以后，多数国家的通胀预期表现出连续下降的趋势，减少了企业和消费者进行投资、消费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四）附加预期泰勒规则

附加预期泰勒规则将预期通胀和预期产出缺口引入泰勒规则，构造一个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一方面向公众提供反映未来通货膨胀变动路径的有用信息，降低公众通胀预期形成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使货币政策建立一种承诺机制，避免货币政策的短视和机会主义倾向，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可信性和有效性，稳定公众预期。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附加预期泰勒规则下的操作利率不是取决于已经实现的或“事后”的通胀率，而是取决于根据可获得信息做出的对未来通胀率和产出缺口的预期；二是附加预期泰勒规则可以给政府提供一种利率调整的参考标准以及检验利率调整有效性的尺度。

泰勒规则虽然仅是对美国货币政策操作的经验归纳，是一种事后的实证分析，但随着研究深入和研究范畴的逐步扩展，各种形式的泰勒规则逐渐成（下转第35页）

（上接第20页）为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的行为准则，泰勒规则操作的主动性逐步显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规则性、透明性、完全的利率市场化及利用附加预期泰勒规则锚定通胀预期则是其有效管理通胀预期的必要条件。

四、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在全球流动性过剩背景下，美元贬值预期导致的资产价格上涨带来了输入型通胀压力不断增强，再加上我国增长迅速的信贷投放使人们的通胀预期不断加强。目前，我国公众通胀预期有以下特点：一是适应性预期显著。我国公众通胀预期具有明显的适应性，预期的形成多是依靠过去的信息推断未来情况，缺乏一定的理性，容易导致价格出现明显的周期性波动。二是公众预期稳定性差。由于我国居民对经济常识的掌握程度较低，特别是容易混淆CPI同比数据和环比数据的意义，误将同比上涨理解为环比上涨，从而不断调整预期。三是受感受通胀的影响较大。我国居民易根据自身消费情况与CPI进行对比，形成感受通胀大于实际通胀的观点，从而调高预期水平。鉴于此，做好通胀预期管理，合理引导公众预期，对稳定物价水平、增强货币政策操作效果具有重要意义。立足我国公众通胀预期实际情况，结合国际通胀预期管理经验，我国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通胀预期管理。

1.明确中央银行反对通胀的决心与态度。我国中央银行目前仍实行多重目标，而目标之间又相互存在冲突，中央银行应明确将价格稳定作为主要目标。即使政策措施可能会暂时偏离价格稳定，也应对公众进行明确的引导，即最终会回归价格稳定的目标。

2.传递政府将有力防控通胀的信号。由于政府在公众中的可信度较高，因此政府应及时传递已经知晓公众形成通胀预期的信号，并传达坚定的信心。

3.准确把握信息披露时机，合理控制信息披露的清晰度。中央银行在面临公众通胀预期形成之初，应准确把握信息披露的时机和程度，引导公众通胀预期更接近实际通胀率，同时增强信息披露的艺术性和前瞻性，减少模糊性措辞的使用，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4.加强对公众的宣传教育，适当解读CPI等经济数据。经济指标时，配有相关指标的简短说明，既能准确传递数据信息，又能对公众进行相关经济常识的普及，稳定通胀预期。

5.构建完善的统计指标体系。由于我国目前统计数据不连贯，统计口径不一致等问题，我国中央银行还不能准确预测未来的通胀水平，也不能得出数据化的预期通胀率。中央银行应与统计部门加强合作，共享经济金融数据，构建完善的指标体系。

6.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短期内我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还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随着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提高，以及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长期内可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从而为经济创造稳定的环境，使公众在进行投资和消费决策时不必为未来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担心，有助于公众更理性的做出决策。

参考文献：

[1]Forsells.Magnus and Kenny.Goeff:The rationality of consumer inflation expectations: survey based evidence for the euro area[R].Working Paper European Central Bank,2002.

篇5

中图分类号：F40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2

一、引言

无形资产本身并不具有实体性，它的存在主要通过知识形态并且是一种很重要的经济资源。由于企业资产的组成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无形资产对企业的发展与壮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一样，企业可以通过对其所拥有的多种无形资产进行谋划与运营，使其价值得到最大的增值。结合电科院的实际情况，本文采用对科研成果资本化运营、科研成果增值交易等可以使电科院的科研成果得到增值的方法进行了研究。

首先，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电科院可以通过使用其科研成果等无形资产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独资创办企业，合办企业，科研成果入股，利用无形资产资本扩张等方式进行资本的运营，使电科院的无形资产的价值得到增值。

其次，电科院可以灵活对其科研成果等无形资产进行市场化交易，使无形资产得到增值。其方式包括通过对其科研成果的转让以及科研成果的许可使用，为电科院带了收益，完成无形资产的增值。

二、科研成果的资本化运营管理模式研究

1.利用科研成果自办企业。科研单位自办企业，是科研单位使用自身已有的技术、材料和设备并且出资办企业，将其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应用于技术产品的生产，并将生产的产品通过一定的渠道出售从而获得收益。

电科院有着坚实的科研基础，经过多年积累，掌握了较为丰富的科研资源。同时，电科院的研发队伍，具有学历、水平较高、科研思路先进这一特点，并且已经掌握了先进的科研技术。经过长时间累积，使科研设施和科研手段在研究与实践中得到了改进与提高。目前科研单位通过自办企业进行科研成果转化，用取得的效益来补充科研经费的不足，这一方式得到了国家鼓励和支持。电科院具有国企的背景，企业规模相对较小，经营风险不大，从银行得到贷款的速度相对较快难度相对较低，企业的资金链便得到了保障，保证了企业日常的良好运转。因此电科院应充分利用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以转化科研成果并实现产业化为目的，创建具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企业，面向市场，为电科院获得盈利。

由于电科院创立的公司系国有独资企业，不设股东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设立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行使职权[1]。股东会职权的行使以及公司重大事项的决定，均由董事会操作，董事会成员由电科院派出；监事会进行监督与控制，其成员来自公司委派的成员和职工代表；战略的进行和日常事务管理有总经理负责，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电科院改变过去由院长管处长，处长管经理的模式，通过派出董事会和监事会代表、制定相关管理规章制度等手段加强对自办公司的监管。

对于电科院来说，出资创办企业，首先要明确自身的技术优势，将与电力相关的技术产品作为其未来重点研发方向。同时可以利用所拥有的科研成果通过取得银行贷款等方式融资，办理相关注资手续，并向工商、质监、税务等部门提交相关的材料进行注册，完成相应的程序。

电科院自办企业，其益处体现在：（1）电科院自行实施产业化，不存在与其他企业合作的模式，所以其新的科研成果转化生产的速度较快，并且有效的减少了产业化过程中的技术障碍。（2）因为电科院有着强大的科研团队，在企业的对技术支持和后续开发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通过快速的对科研成果进行优化升级，更好地迎合市场。

电科院自办企业这一模式所存在的问题有：（1）如果电科院自办企业，那么电科院必须解决如建立销售渠道、良好的生产管理、资金的筹措和运作等实际问题。（2）电科院自办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很多来自于科研战线，许多人缺乏企业管理的必要知识与经验，即使具备良好的态度与热情，但大多数都无法成为合格的管理者。（3）电科院自办企业在发展初期，其自身资源，能够取得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与电科院的特殊关系却束缚了经营者的胆略，使企业和管理者失去了做大做强的气势。

2.利用科研成果合作创业。科研院所可以将评估后的科研成果作为资本投入进行企业创业，即合作创业。电科院可以通过合伙制合资企业这种方式进行科研成果的合作创业。合伙制合资企业这种合作形式是通过合同形式而不是股权安排来明确合作中的责任和关系，例如技术研发、管理合同和特许专营权等，其实施共同控制的程度依其合同条款，取得利润也依据合同条款分配[2]。

电科院合作创业的益处体现在：（1）通过签订契约进行合作，其合作方式灵活，能够促使科研成技术快速的产业化。（2）电科院与他人合作能够使电科院将自身的技术优势与他人拥有资金、渠道和经营企业经验等优势形成良好的结合，从而有效避免了科研成果产业化中技术障碍、市场销售障碍的出现。

电科院合作创业这一模式所存在的问题有：（1）公司分裂。当电科院与其他投资者合作设立企业，当企业效益下滑时，其内部双方就会产生矛盾，某一方很可能去做有损害企业利益的事。甚至个别经营者为了个人利益利用非常规手段而侵害公司的利益。（2）对于科技成果的价值如何确定以及升级优化后的技术成果权属分配，这些问题容易引起电科院与合作企业之间的纠纷。

3.利用科研成果入股。科研成果入股是指电科院将其所拥有的科研成果，经过专业评估之后，以股份的形式与其他企业进行利益共享，承担共同的风险，形成一个联合体，同时其利益和责任根据股权结构来明确。

电科院经过多年的发展，拥有大量的先进技术等科研成果，可以将科研成果作为非货币资产对一些需要电科院技术的企业进行作价出资，去获得一定的股份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并按股权获得收益

电科院利用科研成果入股这一模式的益处包括：（1）电科院拥有企业股份，全程参与企业的经营，能按期得到分红；（2）对合作企业来说，面临的风险较小，合作企业所支付的股权知是一种虚拟的价值，如果科研成果转化情况不好，企业收益情况不好，技术股权虽然什么收益，但企业几乎等于没有支出[3]。

电科院采用科研成果入股这一模式所存在的问题有：（1）只有当科研成果的价值足够大，在企业中所占股份才能达到一定比例，电科院位才能获得公司决策管理的权力；（2）技术价值评估困难，公允的技术评估价值难以获得，因此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直接效益无法准确预测。

三、科研成果的交易增值模式研究

1.电科院科技成果的转让。科研成果的交易可以通过出让、许可使用权等方式，从而实现科研成果的增值。权利人在技术型知识产权研发成功后可能由于不具备相应的生产能力，权利人可以通过出售、租赁等方式实现技术型知识产权的价值。

电科院也在长期的工作中掌握了大量的科研成果，因此电科院可以在对科技成果的运营时通过借助签订、合同进行有偿转让，这是电科院将其所拥有的受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资本通过许可证协议或合同转让等方式允许受让方使用该种无形资本的一种商业交易方式。在这一种模式下，电科院既获提升了社会知名度又得到了继续科研的资金支持，并且使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难题和困境得到了解决，实现了资源的最大优化率。而企业借助高校的科技成果改进技术，优化结构，降低生产和运营成本，实现最大投资回报率和获取高额利润[4]。

电科院科技成果转让的优势体现在：（1）这种模式实现了技术成果创造与实施转化的分离，有利于研究创造者与实施产业化者分别发挥各自的优势。（2）交易程序较为简单，电科院与合作的企业只需就价格等相关事宜进行谈判，签署合同就完成了合作。（3）对电科院说，迅速获得现金收入，可以解决资金需求的燃眉之急，所承担的风险也相对较小[5]。

电科院科技成果转让的问题主要是：（1）该技术成果往往只能有一个买主，这使得买家要支付较多的费用，但电科院所得价款却并不多。（2）科研机构的科研与市场实际需求不对口，企业发展中所遇到的难题可能十分的复杂，其超出了电科院的科研能力。

2.电科院科技成果的许可使用。因为电科院掌握了大量科研成果，因此电科院可以继续对其所有的科研成果的所有权进行使用，同时授权许可其他企业在使用该专利技术。这种方式下科研成果所有权不转移，企业通过支付使用费获得科研成果使用权，高校通过收取使用费获得收益。

电科院科研成果租赁的优势在于：（1）实现了技术成果创造者与技术成果使用者的分离，更好地发挥创造者与使用者彼此的优势。（2）电科院可以向多人多次转移科研成果使用权，同时被许可人交付的科研成果使用费相对较低，而电科院的收费总量却较高，大大提高了双方合作的满意程度。

电科院科研成果租赁的所面临问题是：（1）如果过度许可他人使用技术成果，会造成高技术使用泛滥、被许可人生产的产品滞销。（2）另外，购买方在购买一些保密的科研成果时，必须要对该项技术有全免的了解以及详细的认识，才能够有效地对这些科研成果进行消化。

四、结论与建议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电科院可以通过使用其科研成果等无形资产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独资创办企业，合办企业，科研成果入股，利用无形资产资本扩张等方式进行资本的运营，使电科院的无形资产的价值得到增值。

参考文献

[1]左猛杰.高校资产经营公司运营模式的思考[J].赤峰学院学报，2010：28.

[2]朱双庆.技术入股型公司治理研究[D].合肥工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46-50.

篇6

一、引言

200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从危机中逐步恢复,货币政策的退出提上了议事日程。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通货膨胀势头,更增加了货币政策退出的紧迫性。2010年7月我国CPI同比增长3.3%,通货膨胀的威胁逐步增加。我国于2010年1月、2月、5月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现已达到17%,距2008年6月的17.5%的峰值仅一步之遥。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外汇储备却在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推动之下有继续增加的势头,2009年末已达2.399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将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投放渠道以及宏观经济等多个方面,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难度。协调好货币政策和外汇储备政策的关系,调整好货币供给的结构,实现我国宽松货币政策的稳步退出,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论文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范围也比较广,从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落实到最后的汇率选择,并且更加重视对冲销政策的评价。

GuillermoCalvo和MervynKing(1997)认为中央银行在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冲销外汇占款时,必须考虑到票据利率和以债券形式持有的外汇储备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前者通常会高于后者,而且为了吸引金融机构用中央银行票据置换其超额准备金,央行通常要在收益性和流动性两个方面给予比超额存款准备金更为优惠的条件,这都使冲销的成本非常的高昂,所以无法长久维持[1]。Rogers和Siklos(2000)研究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冲销干预对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他们运用了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法,根据中央银行反应函数来测度冲销干预对于货币供应的影响和有效性[2]。Kumhof(2004)建立了一个在实行固定汇率制度、资本管制和强制结售汇条件下的理论模型,即中央银行、企业(包括商业银行)和居民通过金融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交易,调整资产负债的结构和比例,为后来的学者研究外汇储备和货币供给及货币政策影响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论模型[3]。澳大利亚资深中央银行行长麦克法兰(2005)认为要保证冲销政策的有效性,除了要提高票据利率,也要在国内信贷上给予商行一定的限制,这就限制了商业银行的盈利性,这种政策不可能一直持续。由于非常规冲销不可长期维持,中国外汇储备增长刺激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国际投机资本参与人民币升值投机的规模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大[4]。

(二)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更多的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借鉴国外模型的建立和机制分析,更多的是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角度阐述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然而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进步之处在于将国外的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

许承明(2001)认为我国外汇储备实际持有量的变动,既受到外汇储备需求变化的影响,也受到货币市场非均衡的影响,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投放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占款大幅度增加了基础货币,从而也挤占或减少了国内信贷[5]。陈飞、赵昕东、高铁梅(2002)等人利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及相关的货币政策工具变量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建立了货币政策冲击反应模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分析货币政策工具变量的冲击导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上下波动[6]。张青青(2005)通过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84—2001年间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收入波动的关系进行考察后,研究发现我国货币政策的数量性效应总体是明显的,但长期内中央银行可能受各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影响对货币供给控制的难度加大,货币政策的效果可能被削弱[7]。高晶(2005)从外汇储备的现状出发,应用了统计软件分析了外汇储备和货币供给量的关系,认为外汇储备和M2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显著,得出的结论是每一单位外汇储备的变化都会带来43.2倍的M2增加[8]。谢沛善(2006)认为,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后,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加,为保持汇率稳定,央行被迫吸纳外汇,反映在央行的货币投放上就是央行的外汇占款大幅增加,外汇占款增量占基础货币增量的比例。外汇冲销政策操作的结果是,外汇占款比重急速上升,而再贷款等货币投放方式的比重不断下降,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投放方式[9]。

三、我国外汇储备现状及其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一)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变动趋势

外汇储备是一国货币当局持有的可兑换货币以及用它们表示的支付手段,是一国国际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实行重大改革,实施汇率并轨,并取消了外汇留成,施行银行结售汇制,建立银行间统一的外汇市场,开启了出口之路。2002年我国加入WTO之后,对外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使我国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优势,带来了外汇储备的大幅增长,2006年2月末,以8536亿美元的数额超越日本位居全球第一,2009年末达到23991.52亿美元,全年增加4531.22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增长带来了外汇占款的增加,提高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央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买进外汇,投放本币,又为货币政策的调控增加了难度。述了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趋势。

(二)外汇储备增加对我国基础货币供应的作用机制及影响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信贷规模,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政策的总称。它包括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效果。货币政策工具通过作用于中介目标而影响最终目标,而外汇储备正是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外汇储备的增加,导致中央银行外汇占款的增加,由此投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使货币供应量成倍的增长,从而影响我国货币政策。

外汇占款是我国中央银行在买入外汇时的货币投放,在结售汇体制之下,居民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得到外汇之后,在满足周转头寸之后,其余部分要按照官方汇率卖给外汇银行,而外汇银行再将其出售给央行形成外汇储备,后者要付出本币,带来外汇占款的增加。我国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有三种渠道:一是中央银行对银行类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贷款,其中有部分是定向的;二是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支;三是外汇占款的增加。前两项可以看做是外生于经济的,可以主动调控经济的运行,而外汇占款是内生的,由经济运行本身决定,因为它和进出口有关,会对货币政策主动性形成制约。20世纪90年代以前,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是国内信贷,但表2的数据表明,近年来,外汇占款已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2005年超越了100%,这说明我国在通过对冲操作减弱外汇占款的影响时,其力度已经使基础货币少于外汇占款了。

另外通过图2可看出,外汇占款和基础货币具有极强的同方向变动关系,在货币乘数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外汇占款的连年增高客观上也伴随着货币供应量的节节攀升。

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使货币供应量成倍增长。现代货币供应理论:M=B×K。M表示货币供应量;K表示货币乘数,指商业银行通过多次存贷体系创造货币,使最终货币供应量多倍扩大的系数;B表示基础货币,包括国内信贷D和外汇占款R,即:M=(R+D)×K。R的增减通过K影响M。综上分析,外汇储备的增加带来外汇占款的增加,引起基础货币的增加,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带来货币供应量的成倍扩张,通过货币供应量这一中介目标,影响到了货币政策。

四、外汇储备增加对我国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影响

(一)IS-LM-BP模型下的货币政策

根据“三元悖论”,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不可得兼。自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约21.8%,但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长期的价值调整与回归,我国目前实际上仍采用固定汇率制,即选择了上述的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了资本的自由流动。

但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实现严格的资本管制十分困难,我国自1996年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对外资采取“宽进严出”的策略,逐步开放资本金融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外汇储备增加引起的货币扩张,由于其独特的内生性,不仅将制约货币政策有效性和独立性,可能还将加大经济的非意愿波动。

外汇储备增加引起了货币供给量的增加,LM曲线右移至LM1,与IS曲线交于新的一点,利率下降引起资本外流,收入增加伴随净出口的减少,这两者给汇率一个贬值的压力,央行为了维持汇率,在外汇市场上买进本币卖出外币,从而使LM1回到原来的位置,由于资本的不完全流动,这个回归也是长期的过程。当前正值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之际,货币政策应当保持略紧或者中性,外汇储备的扩张却给货币政策一个扩张效应,方向是相反的,央行可以控制国内信贷却无法控制外汇储备,后者对当前的货币政策已形成制约。

(二)外汇储备对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影响

1.外汇储备变动增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是指央行可以通过调节货币供给量调节经济,内生性指货币供给作为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内在变量,由经济本身决定,央行无法独立决定货币供给量。在开放经济下,外汇储备的增加增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宏观经济平衡的等式为:M-X=(I-S)-(T-G)。

其中:M为进口;X为出口;I为投资;S为国内储蓄;T税收;G为政府购买。

贸易余额主要由国内诸多经济要素决定,因而外汇储备是内生于经济的。我国外汇市场由企业结售汇、银行外汇结算头寸限额和中央银行外汇干预三个环节构成,在现行的结售汇制度下,企业出口所得外汇需卖给制定外汇银行,中央银行规定每家外汇银行的外汇周转头寸,剩余的部分要卖给中央银行,形成国家外汇储备,中央银行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买进外币、卖出本币,由此形成了与进出口相联系的基础货币投放,而这种投放往往是受国际形势影响且央行无法控制的。

在央行收紧流动性之际,外汇储备逐节攀升为调控带来了难度,存款准备金率每提高0.5个百分点,大约可回收流动性1600亿元,每一单位外汇储备的增加,都会带来43.2倍M2的增加,2010年上半年外汇储备新增551.23亿美元,由此增加的M2为23813.136亿元,可见存款准备金率的力度有限,当然,新增的这部分货币供给有部分的确是为了经济增长的需要,在回收流动性之际,外汇储备的增加却给了一个巨大的反向作用力,而这种作用力又是我国经济复苏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形成的。

2.外汇储备的增加影响货币供给的结构

这种结构主要指内外向型企业之间、地区间、国家外汇储备与民间藏汇之间的结构。

一是央行为应对外汇占款的增多,常常采取发行国债、票据、减少对商行的再贷款进行对冲,而这对外向型企业的影响是不同的。我国外汇储备来自于外向型企业经常项目盈余,由于他们随时可以向银行结汇,因此不受国内信贷计划的制约,只要国际形势良好,他们就可以通过结汇轻易获得人民币,而国内企业往往要承担部分“对冲成本”,由于央行对再贷款的回收,他们对信贷资金的需求可能无法满足。在外汇占款比较少的情况下,央行尚可以通过调节信贷调整结构,但当前外汇占款占了基础货币投放的绝大部分,已严重影响了“调结构”的宏观经济目标。由于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尚留存有后遗症,当前的出口形势只能算企稳,我国本应趁此时机大力发展内向型经济,扩内需、保增长,但即使在紧缩的环境下,有限的资源也流向了外向型经济。

二是货币供给的地区结构失衡。这是内外向型结构失衡的延伸,外向型企业多集中在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开放程度高,资金供应会相对充足,而开放程度比较低的内陆地区则面临资金短缺。这种失衡将会伴随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中的比例升高而扩大,对我国西部开发带来负面影响。

三是国家储备与民间藏汇间的失衡。“藏汇于民”的好处不仅满足经常项目下的进出口需求,还可以正确的引导民间资本,与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背景相适应,而且让企业居民掌握更多的外汇,还为日后的资本金融项目的开放做准备。但在现有的体制下,国家储备迅速增长而居民外汇储备没有同步增加,这在改革开放初期鉴于外汇属于急缺资源,理应由国家统一配置,现在则可以考虑藏汇于民。

3.外汇储备加大货币政策调整难度

目前,我国正面临宽松货币政策退出之时,央行通过存款准备金和公开市场业务等工具回收流动性,但外汇储备带来货币供应量的扩张会抵消这种紧缩。央行为保证宏观政策方向,只会更大规模的采取对冲操作,一方面提高息票利率,一旦这个利率超过外汇储备的收益率,央行将面临损失①;另一方面将扩大票据规模,这无疑又增加了冲销成本,为将来还本付息时的货币投放带来隐忧。

一是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公开市场业务的影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通过控制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而控制国内信贷,借鉴2006年至2007年数次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工具在紧缩政策下的运用愈加频繁,说明它的单次调控效应不明显,原因就在于通过外汇占款而形成的巨额基础货币投放,缺乏有限的对冲措施,我国2010年注意到这一点,仅调三次,然后使用严格的政策限制热钱流入。

公开市场操作是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上买卖证券的行为,是调节货币供给量的手段。我国国债规模较小且一般期限较长,所以央行多利用票据来对冲外汇占款,这种票据一般期限较短,若要继续回收流动性或对冲外汇占款,只能频繁的发行。在旧的票据到期,发行新的票据时,不但要回收原来的本息和,还要回收新增的外汇占款,长此以来必将增大央行的发行成本和风险。

二是外汇储备带来利率政策与退出策略的矛盾。要抵消外汇占款带来的货币扩张,央行只能发行票据予以对冲,假设若要维持这一活动的持续性,只能上调票据利率(实际上还有扩大规模、政策引导、窗口支持等),票据利率与市场利率的联动就有可能影响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节奏。票据利率的上升不可避免要带动市场存贷款利率的上升,它的影响有两个方面,首先,加息或仅仅是这种预期就可引导外资流入我国,这种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顺差反而扩大了外汇储备,增加了货币投放,与宏观经济政策相悖;其次,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2010年下半年货币政策呈中性,年内加息的可能性不大,但票据利率的上调可能使人们重新评估这一看法,当形成普遍的加息预期之后,商业银行一旦开始调节自身的信贷安排,经济将更加悲观。

三是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冲突。我国的汇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际上是一种固定汇率制,它和结售汇制度是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制度因素。如前文所述,央行非自主性的货币投放与紧缩政策相悖,而外汇储备的增多又进一步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这种循环无疑增加了对冲的难度,也增加了货币政策的难度。

笔者认为,进出口、汇率政策已严重制约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货币政策肩负着调节国家经济的重任,实际上却被诸多外部因素联动着,调节外部均衡的汇率政策和调节内部均衡的货币政策方向趋于统一,内外均衡的实现也愈加困难。因此,我国应加强改革协调,恢复货币政策的独立有效。

五、外汇储备增加对我国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影响的对策建议

(一)充分运用外汇冲销措施

一国基础货币投放主要由国内信贷和外汇占款两种,当外汇占款的投放增加时,可通过收紧信贷作出相反的反应,即冲销措施。主要的冲销工具有以下几种:公开市场操作、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率、收紧再贷款规模。充分发挥公开市场操作的作用,灵活自主的调控市场流动性,前提是完善债券交易市场,减弱对存款准备金率的依赖;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对资本充足率比较低的银行实行高存款准备金率,在收紧国内信贷时做到差别对待,同时也鼓励了商业银行完善自身管理,大力发展再贴现市场,使其成为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辅助工具。

(二)加强货币政策的内部协调

货币政策包括本币政策、外币政策和外汇储备政策组成,本文提到的货币政策即单指本币政策,外币政策包括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制度、资本账户审批制度等外币政策工具,外汇储备政策则包括外汇储备总量管理、外汇储备结构管理和外汇储备经营政策。

本币政策、外币政策和外汇储备政策共同维护着人民币比值稳定的责任,本币政策用以控制国内流动性,防止物价大幅波动;外币政策和外汇储备政策用以维持人民币对外价值的稳定,即维持汇率稳定。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本国货币政策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外币政策一定的情况下,我国的外汇储备政策决定了外汇储备的大量增长,由此带来了基础货币投放,使本币政策受到了非自主性影响。可见,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往往使内外部的均衡无法同时达到,因此,协调货币政策内部矛盾或许成了解决之道。

1.推进货币政策与外汇储备政策的协调

一是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不但能够调节国内资金,还可以引导外资的流入流出,利率市场化波动以后,可以缓解外资流入带来的压力。同业拆借利率是央行基准利率和商业银行利率的中介,央行既可以根据同业拆借利率调整基准利率,又可以调整基准利率引导同业拆借利率,这种调整可以增加或减少金融机构的资金头寸,调控资金供应量。因为利率的市场化,其水平或者波动可以反映出外汇市场上的外资的供求。若利率走高,说明外资出逃;若利率走低,说明有外资涌入。相对的,还可以主动运用这一工具影响外汇储备。利率的大小是综合国内、外资金流向及供求的结果,利率市场化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基础,也是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外汇储备的基础。

二是完善公开市场业务调控手段。公开市场业务较之存款准备金率,有灵活性强、对经济负面影响小等特点,它的成功实行必须有发达的资金、资本市场,足够的交易者和交易工具。我国国债面临期限比较长、银行换手率低、流通性较差的问题,限制了它的投资吸引力,总体规模还比较小。所以,完善市场制度,增加交易工具种类,在现有资金市场的基础上培育广泛的市场,包括短期拆借市场、短期票据市场和贴现市场,进一步丰富中央银行票据期限结构,构建合理组合,允许更多资金进入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为央行掌握市场、制定政策工具提供基础。2.推进外汇政策与外汇储备政策的协调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亟需外汇来维持国际清偿力和国际形象,同时,国内金融市场还不健全,外汇的稀缺加上制度因素要求我国限制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可兑换,实行固定汇率制,利用外币政策以维持稳定。但在外汇储备过度增加的条件下,应重新斟酌外币政策。

一是制度上,由强制结汇制过渡到意愿结汇制。意愿结汇制最大的优点在于发挥市场的容量,增加持汇主体,形成国家、商行、居民三级持汇。一方面方便商行和居民用汇,放松持汇头寸限制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价格发现的功能,在各方博弈的情况下,有利于形成正确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最后,客观上缓解了央行储备的汇率损失风险,当然,本文并不提倡这种风险均摊,因为对居民企业而言,还处于外汇储藏、投资的认知阶段,对风险控制还没有明确的意识,再加上我国缺乏必要的避险工具,因此,风险均摊这种概念的提出还为时尚早。

二是长期看,浮动汇率是个必然的趋势,很多学者认为实行浮动汇率制或者扩大人民币浮动区间有助于缓解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其理由大多基于市场的自我调节,顺差有使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从而平衡国际收支。但本文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盲目实现人民币的自由浮动,很可能重蹈亚洲金融危机的覆辙。因此从某个角度讲,短期内固定汇率制还当坚守。当然,在争取有限的时间内应加快改革的力度。完善中央银行干预制度,贯彻主动性、渐进性与可控性的原则,逐步放松中资企业持有外汇的限制,变外汇银行结算周转限额管理为比例管理,调动市场微观主体积极性,适时推出新的外汇交易品种,增加外汇市场流动性,加大市场信息透明度,可根据要求对投资者做风险揭示与培训,最终实现汇率的市场化。

(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实施

财政政策更多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在外汇储备数额巨大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可以适当减弱对外向型企业的扶持,比如适当降低出口退税、加大对中西部的支持、对内向型企业的扶持。推进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一方面,要改革政策性银行,明确财政性投融资与商业性投融资的界限,在融资方式上将国家财政安排的经营性资金以低息贷款形式交由政策性银行运作,由财政提供担保,扩大政策性银行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的规模,通过政策性银行配合国家的宏观产业目标,避免货币政策的不平衡性的局限。在投资方向上,政策性贷款主要投向国家重点扶植发展的基础产业和新兴产业,体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另一方面,要实现财政投融资方式的多元化。在融资方式上可通过吸收社会保障体系的闲置资金向邮政储蓄系统借款,在国内金融市场发行国债或地方债,向国际金融机构或外国政府借款等方式筹集资金。在投资方式上应对一些前景看好而且安全可靠的大型建设项目,特别是一些传统上由国有资本垄断、现在已对外资开放的项目,对民间资本开放,同时这种开放也有利于引导民间藏汇的使用。总体来说,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货币政策则须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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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2004年11月6日和7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探究院等单位主办的第51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在海口举行，会议的议题是“中小企业政策战略的国际比较和在欧中小企业的合作”。会上，许多代表谈到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新问题，受到很大启发。由于工作的关系，从1992年以来，围绕企业资金新问题，我们曾经和全国各地数千家企业、银行和各级政府进行过交流，进行过失败和成功的试点，中国（海南）改革发展探究院也一直在关注这个新问题。我们认为，还应该从中小企业或者资金使用者的角度对中国的金融信用体系进行一番讨论。会议期间，在整理以往探究素材的基础上，有感而发，形成了以下八个观点，会议后期借提问的机会只开了个头，没有全部讲出来。会后进行了一些技术方面的整理，在此作为迟到的会议论文向国内外专家请教。

一、中国中小企业资金匮乏有多种原因，单靠贷款、投资“输血”并不能解决中国企业的资金新问题，而使用商业信用，自己“造血”，则可以解决70%以上的企业支付新问题。

假如把资金比做企业的“血液”的话，中国的中小企业现在确实非常“缺血”，资金依然非常匮乏。而大家（在51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谈到的基本是两个方面，一是融资，包括贷款和各种投资，讲的是如何从外部向企业“输血”；二是减轻企业的不合理负担，讲的是在生产后的资金分配中，外部要少从企业“抽血”。这些我们都完成赞成。我们想要说的是，根据我们的调查和试点，单靠外部办法并不能解决中国企业的资金新问题。中国中小企业的“缺血”有多种原因，解决中小企业资金匮乏也必须进行综合治疗。我们更希望讨论企业在生产中如何“造血”的新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过程也是制度信用的过程。你有销售能力，你就有采购信用。赊购原材料所使用的就不是银行的“血”，而是企业自己的“血”。在市场经济中，由于成本低廉，手续简便，企业总是首先使用自己的信用，只有在企业自己的信用周转不开的时候才借助银行的信用。国外企业之间支付总是企业信用在唱“主角”，银行信用只能当“配角”。在国外，72%企业支付使用商业票据或者企业信用，8%使用银行票据，15%透支，5%使用现金。而中国企业得了“白血病”，“造血”机能被破坏了，自己没有信用，只能使用银行信用支付。中国企业之间的支付是银行信用在唱“主角”，企业信用连个“配角”都够不上。中国企业的支付80%使用银行存款或者现金，18%使用银行票据，2%使用商业票据。

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生存，企业不能总靠“输血”生活，必须恢复和建立企业的“造血”功能，只有充分使用自己的商业信用，才能有资格和国外企业进行平等竞争。因为，从外部“输血”是要支付成本的，而自己“造血”是生产的副产品，成本仅仅是规范自己的行为。由于使用票据多，使用贷款和现金少，国外企业财务费用是比较低的，利息仅占企业盈利（利润和利息之和）的30%，企业盈利的70%被留在企业成为利润；而中国企业使用贷款太多，盈利还不够缴利息，应缴利息是盈利的1.47倍。实际情况是中国企业用盈利的71%只缴了48%的利息，盈利的29%被留为利润，还有52%的银行利息拖欠着。

假如中国企业使用商业票据接近国外企业的水平，每年有10万亿元以上的采购使用企业票据支付，仅由于节省财务费用，同时也是增加的企业利润就有5000亿元。在这种意义上说，为了搞好搞活中国企业，非凡是应对WTO的挑战，为了中国企业和境外企业公平竞争，中国企业亟需要发展各种商业信用。

二、商业银行为中国中小企业贷款在贷款总量中的比重已经接近极限，进一步要求银行贷款是不客观和不现实的，解决中小企业资金新问题需要从多方面考虑。

正象夏小林在为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中谈到的，中国的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贷款在贷款总量中的比重已经超过50%。和国际比较，这一比重已经接近国外银行为中小企业贷款的极限。由此看来，进一步要求银行为中小企业贷款既不客观又不现实。解决中国中小企业资金新问题不能仅仅盯在贷款上，根本出路在于在企业之间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进而建立企业信用体系。贷款和商业信用的关系又可以比喻为“化肥”和“农家肥”的关系，中国企业无论大中小，各类企业所使用的“化肥”（贷款）都已经达到极限，中国实体经济所短缺的不是贷款（“化肥”），而是商业信用（“农家肥”）。中小企业不制造商业信用，贷款满足不了他们的资金需要；而大企业不造商业信用，尽管贷款、股资可以保证资金供给，但是超量使用外界资金，就象超量使用化肥一样，从长远看，很可能毒化大企业自己的信用制造机能。

三、中小企业既然是重要的经济主体，也应该是重要的信用主体。但是，在中国的经济主体中，至今有三个，其中包括在中小企业还不是信用主体。

中国改革的最大成功在于金融。在26年里，中国从一个资金极其匮乏的国家一跃成为资金非常充裕的国家，充足的资金保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资金使用者角度看，中国改革的最大失误也在金融。第一大失误是忽视了中小企业等经济主体的信用建设。中国只有银行、国家、外资和少数大企业的信用，没有广大中小企业的信用。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农民和劳动者已经成为中国不可替代的经济主体，但是至今他们还没有合法的信用权利。第二大失误是金融资源严重浪费，银行的存款严重过剩，国家的外汇严重超储。第三大失误是金融风险居高不下，不良资产有增无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和信用主体是高度统一的。你是经济主体，也就是信用主体。你有资产，就有信用；你有经济活动，就有信用活动跟进。当代中国已经有经济主体摘要：大企业、中小企业、劳动者个人、商业性金融机构、人民银行、中心政府、地方政府和外资单位。中国金融失误重要原因是金融改革只抓了金融体系自身的建设，建立了商业性金融机构、人民银行、中心政府和外资单位等五个经济主体的信用，而忽视了社会其他三个经济主体——中小企业、劳动者个人和地方政府的信用建设。在当代中国，金融体系是商业银行、券商、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和大企业（非凡是上市公司）的“天堂”，他们总有圈不完也花不完的钱。而对广大中小企业、劳动者个人和地方政府而言，虽然也是经济主体，但是还根本够不上信用主体，他们是被中国金融遗忘的“包袱”，是信用不良的被批评者。

四、从中小企业需要金融的角度看，中国金融体制和体系存在忽视信用，金融自我循环和国家垄断等三大缺陷。要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各种失衡新问题，首先必须解决金融信用失衡新问题。

26年来，中国的金融改革是基本上是按照资金或者资本所有者，非凡是按照大的资本所有者的需求设计的，而不是按照资金的使用者，非凡是中小资金使用者的需求设计的。从资本所有者角度看，中国的金融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从资金需求者的角度看，它又是不成功的。金融要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克服许多重大缺陷。其中包括摘要：

1、金融和信用两张皮，崇拜金融，忽视信用。多头领导和重复建设的做法很可能延误我国信用体系建设的进程。实际上，金融发源于信用，信用是金融的母亲，是金融的基础，金融是信用的规范，是信用的应用，两者不可能分家。从探究角度看，信用新问题必须和金融新问题捆绑在一起探究，两者都不能单独探究。只有信用搞通了，金融才能搞好。但是，目前在中国国内，从探究领域到实践领域，到处都在崇拜金融，忽视信用。这好比是崇拜子女，却忽视他们的母亲一样。

其实，金融是根本不需要也不应该崇拜的，现代金融及货币都是一种虚拟的和人为的制度布置。在资金使用者看来，人类被金钱束缚了手脚，充当金钱的奴隶，是当代经济金融制度和体系的最大耻辱和悲剧。国内外的经济和金融教材至今还是为资本、资金所有者编的，都缺少资金使用者关心的信用方面的内容，非凡是缺少企业信用、个人信用和社会信用的内容。从这些经典著作中根本找不到低成本解决中小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信用新问题的答案。

从实践角度看，目前，中国的金融和信用体制也存在严重弊端，在中心正式文件中，信用新问题仅仅被列入市场体系建设。在实际工作中，人民银行、商务部、工商总局等政府许多部门都在领导信用建设，各部门的积极性自然是好的，但是，这种多头领导，很难协调，很难形成合力，很难抓到点子上。这种重复建设的做法很有可能延误我国信用体系建设的进程。从理论上说，信用建设应该在人民银行的领导下进行，应该在人民银行之下，和银行、证券、保险监督委员会并列，成立社会信用监督管理委员会。

2、金融和经济两张皮，金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金融脱离经济自我循环新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货币和金融作为一种人为的制度布置，和自然资源是不同的，它不应该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按理说，经济是金融的基础，金融是经济的表现，经济和金融应该是高度统一和密不可分的。应该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设计和布置金融制度，而不是要求经济社会发展适应现存的金融制度。正如，我们应该按照脑袋的大小去配帽子，二不应该按照帽子的大小去修脑袋一样。人类不应该象郑人买履那样，被自己设计的制度束缚了手脚，中国需要的是驾御金融而不是将就金融，一定要打破人们金融至上，金融统治经济的思维定式。

现在的中国，主张经济金融化，搞金融崇拜和金融神秘化的人太多，为资金所有者探究、办事和说话的人太多；主张金融经济化，搞金融大众化的人太少，为资金使用者探究、办事和说话的人太少。而实际上，中国既需要经济金融化，也需要金融经济化，至于孰重孰轻则要看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而定。

改革之初，中国是一个资金极度匮乏的国家，需要以经济金融化为主。我们搞经济金融化，引进外资，鼓励存款，增加贷款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几乎是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金融行业功不可没。

经过26年的发展，中国再也不是一个资金匮乏的国家，而是一个资金严重超量发行的国家，继续以经济金融化为主已经不符合国情，而应该转入以金融经济化为主。目前中国庞大的资金并没有和实体经济紧密结合，而是虚悬在实体经济“头”上，在极其不规范的资本市场里兴风作浪。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中国已经是世界上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新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的金融已经成为银行、券商和垄断企业、上市公司之间自我循环、自我膨胀，自我沉醉的梦乡；中国的金融已经离信用，离经济，离大多数企业，离大多数百姓（包括大多数股民），离大多数地方政府越来越远。目前的中国，更缺乏的是金融的信用化和经济化，更需要的是金融更好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3、国家对金融的高度垄断已经造成金融和信用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平。党中心提出的新的发展观，已经充分注重到了经济社会的各种失衡现象。中心提出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五个统筹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进步。但是，对金融和信用失衡新问题却没有引起党中心的关注。从中小企业、劳动者个人和地方政府等角度看，中国还应该搞好经济社会发展和金融发展之间的统筹，重新分配我国的金融和信用资源。实际上，我们已经具备可以分配的金融和信用资源。中国的66.7万亿元的社会财富和11万亿元的GDP生产能力已经完全可以在比较低的水平上满足13亿人口的基本需求。

要解决中国的经济社会各种失衡新问题，包括解决三农和就业新问题，要做好中心提出的五个统筹，首先必须解决金融和信用失衡新问题，重新分配信用和金融资源。要打破国家对信用发行、运行、结算和风险处理等方面的垄断，恢复各种经济主体的信用权利，其中的关键是给那些没有经济效益，但是有社会效益的单位和有劳动能力的个人，授予正常的信用权利。

五、从中小企业需要信用的角度看，中国社会信用体制建设存在严重缺陷和误区。全社会还在吃国家资金的“大锅饭”，国家在垄断金融的同时也垄断了全社会的风险。

从1980年代清理“三角债”开始，中心政府已经着手进行信用体系的建设，并且取得重要进展，部分地区的企业信用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从全国整个企业群体看，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还存在相当大的缺陷和误区，按照市场经济对社会信用的要求，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只能打60分，是组成中国市场软环境“木桶”的各块“木板”中最短的一块。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影响了我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

一是中国社会信用体系设计全面缺损，体系设计没有考虑中小企业的权利和需要。一个好的信用体系到底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功能，目前国内外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法。国内的理解大部分还停留在资信和制裁违信等几个单个功能上。这和我们只是从银行的角度设计信用体系有关。而从国外实践情况看，应该从银行和企业两个方面兼顾的角度设计信用体系，这样的信用体系其基本功能至少应该有三个，而这三大信用功能目前在中国是全面缺损摘要：1、打开前门，回报诚信。信用体系不能让讲信用的人吃亏，并应该提供给有的信用和便利。这是讲信用企业和个人的基本权利。而现在是讲信用的人总在“吃亏”。许多企业、许多人只是要求别人讲信用，自己并不想讲信用。2、堵住后门，制裁违信。信用体系绝不能让不讲信用的人占到便宜，并一定要让他加倍付出代价，且不答应其在体系内继续生存。而我们还在容忍不讲信用，少数企业赖帐得到了甜头，甚至把赖帐当成了经营之道。3、承担损失，处理风险。信用体系要有雄厚的实力和可行的制度处理一旦有人不讲信用所造成的风险。而我们全社会还在吃两个资金的“大锅饭”，国家在垄断金融的同时，也垄断了全社会的风险。企业还在吃银行资金的“大锅饭”，非凡是国有企业吃的还理直气壮，有的企业甚至在借钱的时候就没有想还；银行非凡是国有商业银行还在吃中心财政资金的“大锅饭”，不良资产剥离了一次又一次，每次还都有非常充分的理由。

二是社会信用约束残缺不全，我们盖了一座“既没有基础又没有屋顶的信用大厦”。国外市场经济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比较规范和完善的社会信用约束体系，其大体由以下六部分组成摘要：1、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自律——自我约束。2、民间信用的互律和自治系统——互相约束。3、由第三方信用服务系统提供的第三方约束，包括律师、仲裁、会计、审计、评估、评级、征信、保理、担保等子系统。他们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按照严格的规范，为客户提供保证、证实、审核信用记录真实性，信用信息，评定信用程度，分担信用风险等服务。4、金融监督系统——由金融系统提供的金融约束，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在从事金融业务时，行使信用监督的职能。5、政府、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器依照法律对社会各信用主体信用的监督和管理——行政约束。6、社会舆论和社会道德监督和披露系统——社会约束。包括各个信用主体之间的互相监督，非凡是包括整个社会对政府信用的监督和制约。

在六大信用约束中，中国目前只有金融和政府两个约束，中国最缺乏的是最基础的第一和第

二、第三层次的信用约束，还缺乏最高层次的社会约束。这好象盖楼，我们用泥土和稻草盖了

一、

二、三层，用钢筋水泥盖了四和五层，而六层的建筑材料是树枝和塑料薄膜一样，这种严重缺乏基础又没有覆盖的信用约束是不能称之为体系的。其中，第一层次的自我约束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其前提条件是大多数企业和个人讲信用，或者愿意讲信用。第二层次的互相约束，在国外是在讲信用者和不讲信用者的长期博弈中逐步建立的。在经济转轨国家，包括中国，建立民间信用体系的主要条件是产品和服务长期供大于求，赊帐成为扩大市场的必要手段。当然，政府和舆论的导向也必不可少。

三是我国正在建立商业信用体系“先天残疾”。1980年代以来，我国模拟国外的信用建设方式，主要是发展两大类信用服务机构，一是建立企业自律自治信用机制，二是提供第三方信用服务（担保、保理、资信、评估、评级等）。这相当于信用约束体系的第二和第三层次。但是，由于缺少第一层约束，企业之间不讲信用，建立商业信用体系工作碰到了难于克服的困难。对于自律自治组织而言，由于没有实质性的利益和制裁手段，只是公布讲信用企业的红名单和不讲信用企业的黑名单，往往无法发挥其应有功能，民间对不讲信用的行为恨不起来，原因是不讲信用的风险被国家垄断了，根本不伤及民间的利益。对于担保、保理、资信、评估、评级机构而言，由于自身实力的局限，都碰到了公信力不足和风险承受能力不足新问题。目前的各种各类信用服务机构仅仅提供信息服务和信息披露，由于信用信息没有整合为全社会统一完整的资料，既不能有效制裁企业违信，更没有手段回报诚信。了解国外企业信用，只要问一下它的邓氏编码，然后到邓白氏公司咨询一下。而在中国你跑10个部门，也了解不全企业的信用信息，而且，你得到的信息可能还是互相矛盾的。一个纳税大户，有的可能同时是欠债大户。

另外，中国的信用服务机构功能都是单一的，各机构之间无法统一协调，由此，三大功能不能统一发挥信用制约功能，由此，也就无法形成信用体系。例如，原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投资在各地组建了一批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社会力量和外资也建立了一批担保公司。目前，全国大部分担保公司经营非常艰难。据调查，大部分公司的大部分资金已经被压死。个别还在运行的非国有的担保公司，其担保倍率也不超过3。按照朱善利给会议提交的论文，国外担保倍率都在20倍以上，甚至60倍。客观上讲，中国以这样低的担保倍率经营担保产业，是非常不经济的，也失去了担保的经济意义。

事实上，在企业和个人没有信用，资产交易不发达的情况下，担保公司在中国是很难生存的。新问题之一是许多企业和个人不讲信用，企业交纳的担保金（国家规定为贷款利率的一半）不足以弥补风险；新问题之二是一旦有人违约，企业和个人提供的反担保资产处理和变现非常困难，而个人信用担保违约就更难有效地进行制裁。

六、中国还在忽视、歧视以至压制民间的各种信用行为。民间对金融信用体系的态度是摘要：“离不开，惹不起，又讲不通。”实践证实，非金融单位完成有能力处理和经营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国际经验也表明，非金融单位结合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开展金融信用业务是社会金融业务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居民财富已经达到38万亿元，占全社会财富的58%，存款已经超过10万亿元，占全部存款的近一半，中国非国有经济的从业人员的已经超过就业人口的三分之二。中国的民间信用具有巨大的潜力和需求。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小企业的资金80%以上还是通过自己积累和民间渠道解决的，而且这些民间信用渠道绝大多数还是非法的。孙大午民间借贷发展生产非常合理却不合法的事件，就暴露了我国有关金融法律的过时和僵化。如何承认（？）、引导、规范、支持和帮助民间信用的发展是中国金融改革必须正视的新问题。

目前，中国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主要对象是乡镇企业。广大农民借贷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农村的民间金融，农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有相当大比重的投资由借贷资金承担，大多数农户碰到如婚丧嫁娶、子女升学、建房治病等大的生活支出时，也需要举债。无论像“合会”这样有组织的活动，还是互质的自由借贷，农村都非常活跃。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对2万多农户的调查，2003年的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32.7％，私人借款占66.0％，其他占1.2％；而1995年的数据是29.6％，67.9％和2.5％。中国农村“高利贷”规模估计高达8000亿到1.4万亿元，仅浙东南地区就有3000多亿元。

国家机关非凡是人民银行应该认真对待，进而热情帮助非金融机构的非金融信用的创新活动。比如，民间企业之间的债务新问题，俗称“三角债”新问题。实践证实，政府注入资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角债”新问题。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民间创造了许多更有效的方法，有的地方政府也在支持民间的解债试点。部分做法受到了企业和地方经济主管部门的欢迎。但是，中心政府对金融信用领域的绝对垄断，使许多地方政府对非常有意义的信用项目，望而生畏；而我们的银行对这些非金融的信用项目又不削一顾。这可能是我国非金融信用长期得不的发展的重要体制原因。中小企业对金融信用体系的态度可以用九个字概括摘要：“离不开，惹不起，又讲不通。”

比如企业非凡是中小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也就是企业之间的赊购赊销，对于企业既经济实惠又方便简捷，但是对操作者它既麻烦又多风险，而人民银行目前又不管这一段。银行认为这是“鸡肋”，既不愿干也不想干。可是，人民银行还不让非金融单位干，理由是这事关金融信用又多风险，不是金融单位不能干，金融单位不干，别人也不能干。实质上根子在于别人干就冲击了银行的中间业务，金融垄断的利益是不能侵犯和不可侵犯的。

实践证实，非金融单位完成有能力处理和经营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1990年代，东北的许多钢铁、煤炭、机械和有色金属生产企业（包括鞍山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抚顺特钢公司、鹤岗矿务局、阜新矿务局、第一汽车厂、瓦房店轴承厂、抚顺铝厂等）从解决“三角债”入手，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商业信用模式，有抹帐清欠，造链易货，债权采购，债权还债，提单交易等。有力缓解了企业资金不足的矛盾。东北地区企业销售收入30%通过商业信用结算实现的。沈阳市政府成立的沈阳信用中心则为19户国有企业发行了以提货单为抵押的实物信用证4000万元，在东北地区周转支付6820万元。目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探究院依然具备设计和指导商业信用项目的能力。

国际经验也表明，非金融单位结合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开展金融信用业务是社会金融业务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的保理公司都有金融职能（中国的保理公司还没有），日本的综合商社就有融资功能，美国的安然公司倒闭前就有企业信用中介的业务，而会员制的易货公司在国外已经发行了各种各样的内部货币，有易货元、易货额度等。设在美国芝加哥的国际易货组织甚至还发行了在易货公司之间流通的内部货币，国际元。

七、中小企业自身的信用建设也存在严重误区。企业的信用包括自律、自卫、自为等多个方面，而不仅仅是从外部为企业融资。有远见的中小企业已经开始了企业自身的信用建设。

企业自身的信用建设好象是一个被社会遗忘，也被银行和企业自己遗忘的领域。其实，企业的信用新问题不仅仅是从外部为企业融资，还包括信用自律、信用自卫和信用自为等多个方面。而所有这些方面都还没有提上中小企业经营管理的议事日程。

企业信用自卫的内容包括设计赊销和应收制度，防假防骗，应收账款催收，债权转让和出售，参和债务人清算，减少已经发生的损失等方面的内容。国外已经有保理专业，国内现在也有保理公司可以提供专业化服务。而国内绝大多数企业非凡是广大中小企业，目前还没有设立专门的信用保理部门或者保理专业人员。在“三角债”非常严重的时期，个别企业只是在财务处或者法律处设置了“清欠”（清理应收账款）部门或者岗位。

企业信用自律的内容是企业自我尊重，自我约束，老实守信，不做假，不赖帐，依法经营，不坑害别人。这需要有足够的社会压力。

企业信用自为的内容包括自己发行信用，节省财务费用，也接受别人信用，扩大自己的销售，它渗透在企业经营的整个过程当中。

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有非常规范的信用体系，企业信用的权利和义务是高度统一的，也是不可分离的。从长远考虑，任何企业和单位都不要指望总能通过不就信用获得好处。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从信用角度衡量，才刚刚及格。由于国家垄断了风险，你可以赖帐一时，因为是国家的钱大家都可以赖。但是，在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对金融和风险垄断终将被打破，国家也不可能继续承担不断扩大的社会风险。随着社会信用体形的建立，企业的信用行为也将逐步得到规范。有远见的中小企业已经从现在做起，从我自己做起，主动积极地开展了企业自身的信用建设。

八、从中小企业角度看，中国金融信用改革的基本方针还有待进一步地充实和转型。应该按照资金使用者的需要来补充金融信用体制改革的内容，非凡要满足中小企业、个人和地方政府对金融信用的多样化需求。

目前，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一样已经都是买方市场，而我们的金融改革还在由供给导向，按照资金所有者的要求进行改革。我们在批发金融、资本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等方面已经接近国外的体制，这是中国金融改革比较轻易改革的部分，是资金匮乏时期实现买方金融的改革取向所取得的成果。而目前的中国已经进入资金相对比较充裕的卖方金融时期，更应该按照资金使用者的需要来设计和进行改革。中国的金融信用体制的基本方针还有待进一步地充实和转型。而这些恰恰是我国金融改革所遗留的、最急需和最困难的部分。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摘要：

一是为满足企业、个人和地方政府对金融信用的多样化需求，要进一步打破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垄断，大力推进商业银行的民营化，发展中小民营银行，形成大中小配套的银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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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薪酬及薪酬管理体系

(一)何为薪酬

通俗的讲，薪酬就是劳动者或员工为企业或组织通过劳动或工作所得到的报酬。它包括工资、奖金、补贴、津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其它各项福利收入。薪酬就其总体而言，可分为基本薪酬、可变薪酬和间接薪酬。基本薪酬:指员工通过为某个组织工作所获得的比较稳定性的报酬，在通常情况下，其它薪酬如可变薪酬和间接薪酬都是以基本薪酬为依据来确定的。可变薪酬:又称为浮动薪酬或奖金，它是与员工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或者是工作效率直接挂钩的部分，在现代企业中，企业员工的绩效己经引申为员工团队的绩效，企业的管理者认为，只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团队或员工群体的绩效，才能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创造效益。间接薪酬:指员工福利或者是组织为员工提供的福利，如失业金、养老金、午餐费、医疗费、退休金、利润分红、股权、期权、带薪度假、免费交通、廉价住房等。

薪酬对企业而言是企业总成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能够为企业带来预期收益的资本，是用来交换劳动者劳动的一种手段。如何设计和管理薪酬的整个分配和运作过程一一评价员工的工作绩效、促进劳动数量和质量的提高、激励员工的劳动积极性，使企业获得最大限度的回报，就成为企业管理者的重要职责。对员工来说，薪酬是他们从企业获得相对满足的过程，薪酬是维持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前提。薪酬中经济性收入的多少就能极大影响员工的行为和工作绩效。可以说，薪酬对任何企业而言都是十分重要，一个企业欲向外界吸引所需要的人才，最根本的是看其所制定的工资标准在社会上有无竞争力;一个企业欲留住所需要的人才，最根本的是看其工资标准能否为其员工所认可。经济性报酬会在中短期时间内激励员工并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但是经济性薪酬不是万能，非经济性的报酬对员工的激励是中长期，是最根本的。企业应把经济性报酬和非经济性报酬结合起来激励员工，让员工感受自己的价值并看到自己的发展前景，为企业努力工作。

(二)薪酬管理系统

1.工作分析。是确定完成各项工作所需知识、技能和责任的系统过程。它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源管理工具，是薪酬设计不可或缺的基础。在完成了工作分析之后就要进行组织设计、层级关系设计和岗位设计并编写岗位说明书。

2.岗位价值评估。通过分析比较企业内部各个职位的孰轻孰重，以确定企业内部的职位工资等级序列，并为外部薪酬调查建立统一的职位评估标准。

3.员工能力评估。该环节依据有关标准或模型对员工进行实际能力素质的评估，是判断员工对该岗位是否胜任或胜任程度的重要手段。员工能力评估有三个目的:一是判断某一员工是否胜任该岗位;二是判断员工胜任该岗位的程度;三是完成对该员工的薪酬定位。

4.薪酬调查。一是调查社会上劳动力市场的平均薪酬水平，以此作为本企业确定工资薪酬标准的参照。二是调查与本企业有竞争关系或同行业类似企业的工资薪酬标准。若无上述比较与参照，薪酬定高了会影响企业的效益，薪酬定低了会发生企业员工流失，同时该企业因薪酬太低而无法在劳动力市场招聘员工。

5.薪酬结构设计。企业在设计薪酬结构时要考虑以下五方面的因素:企业内部层级关系、员工个人的技能和资历、工作时间、个人绩效、福利待遇。

6.薪酬系统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及时的沟通、必要的宣传或培训是保证薪酬改革的重要因素，从根本上讲，建立惭酬管理制度》是薪酬系统有效实施最根本的保证。

7.反馈。在薪酬系统的实施过程中，要对薪酬系统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估，就薪酬系统对内是否具有激励性、对外是否具有竞争力、员工对该薪酬系统是否满意等方面收集反馈意见。

8.调整。根据信息反馈情况，为了保持薪酬系统的科学合理，要及时进行薪酬系统的调整工作。其实，这一环节的工作在整个薪酬系统中是至关重要。一般来讲，薪酬结构在设计之初是很难达到非常科学合理的程度，即使在设计之初还比较合理的薪酬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会逐渐失去其原有的科学合理性，需要进行及时必要的调整。

二、企业薪酬分配理论发展历程

(一)传统的薪酬管理理论

1.早期的工厂制度。在前工业革命时期，当时的工人习惯于家庭或农村生活，不喜欢接受工厂管理的约束，工作时间随意性大，工厂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培养‘工业习惯’，。雇主们:一方面尽可能地降低工人的工资，让工资稳定在最低水平上，使工人刚刚能够维持生计，迫使工人到工厂做工;另一方面为了吸引熟练的技术工人，雇主又不得不为工人提供稳定的较高水平的工资。雇主们就采用了各种不同的物质刺激方法。在这个时期，工厂薪酬的支付沿用了家族制简单的计件付酬办法，当时也有部分企业采用团体计件计划。为了充分发挥工资的激励作用，巴比奇提出的利润分享计划，一是工人的部分工资要根据工厂的利润而定;二是工人如果能提出任何改进建议，就应获得另外的好处，即建议奖金。按照利润分享计划，工人作业组合将会采取行动，淘汰那些使他们分红减少的不受欢迎的工人。在工厂制度逐步成熟的过程中，企业主己经意识到薪酬在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2.科学管理阶段。1895年，弗雷德里克·W·泰罗提出了差别计件工资制度，他认为，如果采用差别计件工资，一旦工作标准确定下来，差别计件制就能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使得达不到标准的工人只能获得很低的工资率，同时付给确实达到标准的工人以较高的报酬。在此基础上，甘特发明“完成任务发给奖金”的制度，来实现泰罗制所无法达到的鼓励工人相互合作的目的。甘特认为，给工长这种额外奖金是为了“使能力差的工人达到标准，并使工长把精力用在最需要他们帮助的那些人身上”。可以说，这是最早关于管理者薪酬激励的表述。1938年，约瑟夫·F·斯坎伦针对团体激励提出薪酬计划。其核心是建议以计划和生产委员会为主体寻求节省劳动成本的方法和手段，并强调以团体为目标。斯坎伦计划独特之处在于:一是对提出的建议实行团体付酬;二是建立讨论和制定节约劳动技术的联合委员会;三是工人分享的是节省的成本，而不是增加的利润。这个时期完成了脚‘低薪”到“高薪’喇激理念的根本转变。当时流行的观点是:如果雇主支付低工资，产量就会下降;但是，如果工人得到了高工资，并且与机器相结合，产量就会提高。

3.行为科学阶段。詹姆斯.F"林肯林肯计划试图使职工的能力得到最大的发挥，然后按照他们对公司成功做出的贡献发给‘奖金”。结果表明，员工个人生产率大幅提高，产品价格稳定下降，工人的奖金保持在高水平上。这些做法在现在的美国还仍然获得很高的评价。怀延·威廉斯认为，从工人的角度看，重要的并不在于一个人所得到的绝对工资，而在于他所得到的相对工资。到20世纪60年代，埃利奥特?雅克与约翰?斯泰西?亚当斯等人的公平激励理论发展了这种观点，即工资分配的公正是社会比较的结果。他们认为，一个人对薪金的感觉至少基于两种比率:一是所得工资相对于他人工资的比率;二是其“投入”(即所付出努力、受教育水平、技术水平、培训、经验)相对于“产出”(薪金)的比率。因此，他们强调了薪酬调查在薪酬决策中的地位。

(二)现代的薪酬管理

1.宽带薪酬制度。这种薪酬体系将原来报酬各不相同的多个职位进行大致归类，每类的报酬相同，使同一水平工资的人员类别增加，一些下属甚至可以享受与主管一样的工资待遇，薪酬浮动幅度加大，激励作用加强。这种薪酬模式突破行政职务与薪酬的联系，有利于职业发展管理的改善，建立一种集体凝聚力，适应组织扁平化造成晋升机会减少的客观现实。

2.以技能与业绩为基础的薪酬体系。面对技术人才的独立性，美国各公司的对策就是制定有竞争力的薪酬计划来同其他公司竞争，吸引更多人才。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一些企业开始改变传统以职务或工作价值确定报酬的做法，采用以“投入”(包括知识、技能和能力)为衡量依据的薪酬制度来鼓励员工自觉掌握新的工作技能和知识。这种做法适应了知识经济本质与特征。为了更好地激励员工，大量企业采用了以业绩为基础的收益分享薪酬体系。这种政策的出发点不仅是为了降低成本，更多的是为了强化员工的归属感和团队意识。

3.广泛化的薪酬政策。约翰.E"特鲁普曼1990年提出定制性和多样性整体薪酬计划，把基本工资、附加工资、福利工资、工作用品补贴、额外津贴、晋升机会、发展机会、心理收入、生活质量和个人因素等统一起来，作为整体薪酬体系来考虑。这种非常规的薪酬模式为“美国薪酬协会”所接受，并逐步得到推广。这说明，非货币薪酬的作用越来越受到西方企业的重视。

(三)薪酬制度的发展趋势

1.完全薪酬制度。物质和精神并重，这就是当前提倡的完全薪酬制度。它不是单一的工资，还包括精神方面的激励，比如优越的工作条件、良好的工作氛围、培训机会、晋升机会等，这些方面也应该很好地融入到薪酬体系中去。内在薪酬和外在薪酬应该全面结合。

2.薪酬与效绩挂钩。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大多数企业都试图通过降低成本来提高竞争力，很多企业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基于组织绩效的薪酬计划上，如利润分红等。这些薪酬计划将员工收人的多少与企业经营业绩的好坏直接挂钩，让员工与企业共享成功的同时也共同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从薪酬结构上看，效绩工资的出现丰富了薪酬的内涵，出现了与个人效绩和团队效绩紧密结合的灵活的薪酬体系。实践证明，只有与绩效紧密结合的薪酬制度才能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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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28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7－0005-05

一、引言

2006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在政府、开发商和消费者的博弈中度过了不平凡的一年。房价一路高涨、政府宏观调控政策频出、开发商在二线城市迅速扩张、消费者持币观望、外资大量涌入，这一切不断挑动着房地产市场的神经，使楼市充满了躁动的气息。回顾一年的中国楼市，使人记忆深刻的莫过于调控政策频出与房价逆势飞涨的鲜明对比，一方面政府从金融、信贷、土地等各个方面加强政策执行力度，旨在稳定房价，满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另一方面商品房的价格却在节节攀升，调控政策并不明显。对于楼市价格的迅猛攀升，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剖析。综合来看，认为房价迅猛攀升有以下几方面原因：（1）房地产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中低价位商品住房供不应求，以致普通住房市场需求转向中高档次，导致需求过旺。（2）开发融资结构不合理。国内房地产开发商融资渠道主要在银行借贷,信贷比例过高,增加房地产开发的成本。（3）供给市场的垄断。由于房地产具有的区域属性，导致房地产本身具有局部垄断性，政府和少量的房地产商构成市场的垄断方。（4）土地的稀缺性。在所有生产要素中，土地的供给弹性最小，并且土地具有稀缺性、不可移动性、不可替代性等特点，土地价格的上涨加速了房地产价格的上升。（5）居民对房地产实在的消费需求。以往完全由房地产开发商主导的市场，随之转变为以消费者为主导的市场（易宪容,2006）。（6）地方政府的变相鼓励。地方政府的“大拆大建”等方式制造了人为刚性需求，房地产市场失灵导致政府干预,而政府干预产生的政府失灵反过来进一步加重市场失灵（方梅，2006）。（7）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正在向城市转移，从而导致房地产市场必须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需求。（8）投机行为。投机者将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引起投资热、抢购热等问题，最终造成房地产现实价格偏离其真实理论价值从而形成房地产泡沫。

上述一些学者对房地产价格攀升的解释多从微观的各种因素分析入手,这种顺藤摸瓜式探索价格攀升的原因一般只能看到一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原因。笔者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基础作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房地产市场已从以往计划经济时代逐渐融入到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来。在分析房地产市场价格问题时，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应该是供求关系互相作用决定价格。房地产价格的迅猛攀升必然存在巨大需求的支撑，这种支撑又从何而来呢？这就要从“过度城市化”说起。

二、过度城市化

（一）中国城市化现状

城市化是指人类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的一种变化，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口逐渐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逐渐转变成非农人口，城市和城镇的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们的生活方式、居住方式、出行方式不断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备，城市文化不断提升，市民观念不断更新等。从表现形态看,它是人口结构的分化,从事非农业的人口增多,导致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和乡村人口逐步向城市集中的过程,进而促使原有城市不断扩大,又使新城市不断出现和陆续形成。

城市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伴随经济增长的城市发展和人口中心化，另一种是在农村地区基于小城镇的发展而产生的农村城市化（Hualou Long，2007）。在中国，现阶段多数地区的城市化属于第一种形式，即人口大量涌向城市，促使非农人口所占比例不断上升，推进城市化进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得到了迅速发展，在短短20多年中，全国平均城市化水平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9.4%发展到21世纪初已超过40%，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发展历程，现在城市化水平逐渐向世界平均水平靠拢。这不得不说是在政府的“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政策下的结果，因为中国具有农村人口基数大、地区发展极度不平衡的独特国情，这就决定了中国城市化不能仅以速度来衡量。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表示，“未来若干年，还将有5亿农民进城。目前城市化发展并不均衡，在农村人口流动中，有60%走向东南沿海，30%流向中部，西部只有10%。”中国城市人口高度密集，尤以东部为甚。

城市化过程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和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的协调统一，这些都需要时间来磨合。而中国在城市化方面注重指标上的数值上涨甚于对质量方面的把关，从而造成人口的流动远快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

（二） “潜在过度城市化”如何理解

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关系来考察，世界城市化可分成四种模式，即：同步城市化，滞后城市化，逆城市化，过度城市化。（1）同步城市化，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曲线几乎是两条平行上升的曲线。（2）滞后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城市化就是突出代表。（3）逆城市化，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尤其是大城市市区人口郊区化、大城市卫星城镇布局分散化的城市化模式。（4）过度城市化,又称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是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来推动，甚至是无工业化的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造成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程度，不能为城市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造成严重的“城市病”。过度城市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形成的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不平衡（主要是推力作用大于拉力作用），而政府又没有采取恰当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以引导。

图1显示了中国1978~2003年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的动态变化。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1978年之后，开始推行加快城市化发展的政策。从两条曲线的发展趋势来看，城市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工业化发展的速度，并有赶超之势。中国建设部（MCC）的统计指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3年的40.5%（MCC，20022004），这种增长速度相当于同时期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

中国城市化水平上升之快必然有城市自身发展规律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也归因于人口过度流向东部大城市。在第三世界国家假城市化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许多大城市病，如城市无序蔓延、贫富差异加剧、住房交通拥挤等，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已纷纷出现（叶嘉安，2005）。

一些拉美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被公认为过度城市化，从所谓的“拉美陷阱”可以看出，拥向城市的非农人口从事低级服务行业所占的比重越大，则潜伏的过度城市化的危机就越大。因为同步城市化在于城市化的步伐能够基本上与工业化的步伐相一致，而非农人口进军城市的低级第三产业基本没有促进工业化，同时却造就了城市化指标的迅速上涨，从而导致了过度城市化（张惟英，2006），中国目前情况即是如此。在总体城市化发展水平并不高的情况下，日益显示出了“潜在过度城市化”，而这种“潜在过度城市化”又根本上影响着房地产市场。

三、房地产供求分析

（一）房地产供求机制理论分析

房地产价格是房地产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最重要的调节机制，它是一个复杂的经济范畴，既包括土地价格，又包括房屋建筑物的价格。要根据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因素以及开发商的供给成本和买房者需求情况分析。

在当前各方呼喊房地产市场泡沫的时候，供求这个市场机制，却不被人们重视。就供求机制的实质来说，供求机制反映价格与供求关系的内在联系。如果求过于供，价格就会上涨，从而刺激供应；当市场上供应增加，价格又会下跌，而如果供过于求，价格就会急剧下降，因而需求又增加。这就是供求机制的内涵对于供求机制的作用。郎咸平教授将供求机制用于解释房地产市场，即当供给不变情况下，对住房的需求增加势必带来住房价格的上升，反之，当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住房供给的增加却会带来住房价格的下降。在现阶段的中国，并不存在住房价格下降的趋势，并且这种迅速上升的势头仍然很强劲。

一般情况下，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可分为经济、政治、社会、人口、文化、环境及理化因素等。从微观上考虑单个住宅时，注重分析理化因素，包括房地产自身及周边环境的理化状态以及房地产建筑材料要素价格等，这也是多数讨论房地产价格方面的论文所考虑的因素。行政因素则是宏观上国家或地方政府在财政、税收、土地和城市规划等方面的政策法规措施，这种因素相对来说是突变式的，因而只在房地产市场出现异常情况时使用。而经济与社会因素则是影响整体房地产价格趋势的主要因素，主要包括国家、地区或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状况、就业情况、居民收入水平、人口、家庭、城市形成历史、现状等，这些因素会影响房地产市场的总体供求，特别是影响需求。

（二）房地产价格决定

在一个没有投机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的市场价格是需求和供给相互作用的结果。笔者假定房地产价格的上升是由经济基本因素和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共同决定的。在当前存在房地产投机的情况下，笔者把某一特定时刻房价Pt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Ptf是经济基本因素决定的基本价格；另一部分Ptx是非经济因素决定的非基本价格，它是预期到未来价格发生变动的资本收益或损失。用公式来表示：

房价的第一个组成部分Ptf是房屋的货币价值，它和实际收入Y、短期利率I、理化因素M以及城市人口规模U等相关。房屋是正常商品，当收入增加时，对房屋的需求增大；城市人口迅速增长时，对房屋的需求也在加大，而利率的增加会使抵押贷款支付变多，从而减少房屋需求，要素价格上升时住房价格也上升。所以笔者把房屋的货币价值表示为收入、利率、要素价格及城市化水平的函数：

房价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投机导致的Ptx可由以前d期的房价增长来决定，因为房地产价格是可以预测的，从而导致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购买：

四、过度城市化引致房价上涨传导机制

（一）理论分析

城市的发展并非一种无序的蔓延，而是有其内在的规律。“城市增长边界”就是内在规范城市土地增长规模的隐形机制。通常，规划一个城市增长边界总是适应于某个时期的预期发展，而且定时地重新评估和适时扩展。城市增长边界附近的土地基础设施薄弱，只有在城市正常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开发时才会逐渐完善该地区的基础设施，从而进一步壮大城市规模。因而，边界的发展不是随意就能加速的，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建设是根据城市发展需要而进行，并且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逐步完善。

在城市化速度与基础设施建设速度相一致的情况下，住房逐渐合理地郊区化。而当城市化速度快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时，必然会导致城市的基础设施供应满足不了人口的膨胀。从房地产开发角度看，开发商一般偏向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的地段，而基础设施薄弱的城郊地段无法为居民提供基本便利，从而鲜有问津。

在当前住房需求旺盛的情况下，一些具有开发潜力的城市增长边界均被房地产商争相投资开发，而住房需求仍在进一步膨胀，开发商的目光又转向了内城旧房区。这些地段周围的基础设施水平较高，自然免不了要增加不少单位面积的投资总费用，从而中心城区的旧房改造的房地产价格就随之增高，其价格一般远远高于城市边缘地段。

（二）传导模型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多是选择规模扩张的方式，而非由小城镇发展成为中大型城市。因此，建模所涉及的城市化模式就依据规模扩张形式。

在城市化初始阶段，农村人口缓慢流向城市，到中期阶段，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城市向郊区扩张，城郊地带逐渐发展，市中心也在扩大。城市化引起了整体土地价格上涨。在城市化过度发展下，人口规模过度膨胀，住房需求旺盛引致了对土地的需求加大，市场旺盛加快供给。由于短期城郊基础设施限制，开发商转向内城旧房改造。由于中心城区地价高于城郊低价，导致供给价格上涨。贫富市民对房价上涨的反应不一，富人需求曲线上涨更多更快，从而由供求关系决定了房地产价格的整体攀升。

（三）基于福州房地产市场的分析

据福州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近年来福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增幅不到10％，而2005年的房价比2004年涨13.4％，2006年则比2005年涨了近30％。需求的前提是收入,没有收入，便不可能产生有效需求。2006年11月份，当福州的房价以10.4％的涨幅坐上全国70个大城市的第一把交椅时，福州房市营销策划界的一位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是合理的”。那住房需求从何而来？

福建是著名的侨乡，旅居世界各地的闽籍华人华侨1 088万人。若以简单的收入房价比过高来说明福州现在的房地产泡沫严重就不大科学。福州市所辖八县以及市郊所辖区的的华侨比例之高虽没有具体统计数据，但以福清，连江，长乐等地的情况来看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直系华侨亲属。每年的这些外汇收入并没有纳入居民收入统计，而这方面的收入远远高于市区的一般工薪阶层。在福州的住房购买者中，本地市民占比例并不大，大部分来自市辖八县。所以在福州房地产市场，并不存在供求原理失效之说，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供求关系带动了房价的迅猛攀升。

福州城市化进程速度从1992年的38.1%到2005年55%左右，13年间增长了近17个百分点。在福州市城市化进程中，房地产住房需求呈现城郊化及返内城现象。同步的城市化所带来的是协调的城郊化的发展，而“过度城市化”的结果是加快城郊开发，而城郊发展的基础设施水平赶不上需求，从而转向内城的改造。返内城“房改房”极大且迅速地推动了高端城市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引致房地产住宅平均价格水平抬升。2005年市中心地区楼盘房价最高，平均在5 000元以上，而城市边缘地带平均为3 000多元。由此，内城旧房改造引领房地产价格攀升可见一斑。

五、结论

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固然存在投机泡沫，并受到各方面要素价格上涨的影响，但透过现象看本质，终归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是在住房市场供求机制的约束下进行的。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似乎又给房价以强有力支撑（崔巍，2006）。房价上涨过快的根源在于加快城市化速度的政策以及对实质城市化的曲解。

房地产商万科集团董事长曾说，1981年~2005年，仅仅25年的时间，中国城市化率由20%迅速跃升至43%；而与发达国家80%以上的城市化率相比，仍有大幅度的提升空间。未来10多年中，预计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将保持年均1%左右的增长速度。不言而喻，这将带来大量新增的住房需要。这也是城市化对住宅行业的直接影响。面对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爆炸式的城市化速度，未来10年，中国城市将新增7 000万户家庭，这接近一个美国，接近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和，超过整个日本。而在万科看来，一切关于住宅行业长期前景的问题，其答案都包含在人口变迁之中。

未来15年是中国城市发展最快的时期，据估计城市化率将由目前的42%提高到60%，3亿多农民转为市民，加上新增人口，总共达4亿，新增单套房屋需求约1.5亿套。供求关系在短期内可被开发商操纵，但开发商无法操纵长期供求关系，长期供求关系受价值关系的决定，价格过高或过低都会向价值靠拢。因而，房地产市场的经济周期符合供求分析，而当前的价格迅猛攀升又直接源于有效需求的强力支撑，“潜在过度城市化”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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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在多边贸易体制不断受挫，尤其是多哈回合谈判失败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战略如火如荼地展开。具体包括：2002年10月发起的以“开创东盟事业倡议”的名义与东盟10国分别开展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或美国与单一的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2002年11月发起的美国与南非关税同盟FTA谈判；2003年11月发起的美国与安第斯国家的FTA谈判；2004年8月达成的美国与中美洲及多米尼加FTA；2003年6月达成的美国―智利FTA；2003年9月达成的美国―新加坡FTA；2004年8月达成的美国―澳大利亚FTA；2004年8月签署的美国―摩洛哥FTA；2004年4月发起的美国―巴拿马FTA谈判；2004年6月开始的美国―泰国FTA谈判；2005年3月发起的美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FTA谈判；2005年12月达成的美国―秘鲁FTA；2006年1月签署的美国―阿曼FTA；2006年1月签署的美国―巴林FTA；2006年2月达成的美国―哥伦比亚FTA；2006年3月达成的美国―马来西亚FTA；2007年2月达成的美国―韩国FTA。美国签署的FTA的数量正在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一个FTA网，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其石油消费量历年均占世界石油消费总量的1/4左右，据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到2025年，美国的石油消费将达到每天2730万桶，占世界石油日消费总量1.192亿桶的22.9%。与此同时，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其进口量由1990年的每天802.6万桶增加到2005年的每天1352.5万桶，其中2000年至2005年六年间的进口平均增长速度达到4%，2005年的石油进口量已经占到世界石油进口总量的27.1%。由此可见，石油安全问题在美国国家安全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美国在实施FTA战略的过程中，有着比较显著的石油安全方面的战略考虑。美国运用FTA战略，通过加强与石油出口国及石油运输通道所在国的经济政治联系，从客观上促进和保障本国的石油供应。同时，石油安全问题敦促美国政府寻求与石油出口国之间的战略联系，以签署FTA的方式达到稳定石油供应的目的，石油安全是美国签署FTA的重要动因之一。

一、美国与石油输出国之间签署FTA的实践

从美国2005年的石油进口数据中可以看出，美国的石油进口以西半球为主，从西半球的进口量几乎达到总进口量的一半。其中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石油贸易伙伴国，从加拿大进口的石油占总进口量的16.06％，在所有贸易伙伴国中占据首位。其次是墨西哥，比例达到12.18%。在以集团为单位的统计中，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伙伴国的进口居首位，达到27.13%，从中南美洲的进口量居其次，达到21.21％；中东占第三位，达到17.34％；西非占第四位，达到14.37%。在美国主要的石油贸易伙伴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与美国签署了双边或多边FTA，也有一部分已经列入美国FTA的谈判对象范围，或者与之谈判已经进展到一定程度，自由贸易协定的最后签署指日可待。美国FTA网络的石油安全布局清晰可见。

（一）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锁定加拿大和墨西哥两个最主要的石油供应国。

1.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与美加石油贸易

美加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从1986年5月21日开始，到1987年12月10日达成协议，1989年1月1日起生效，共经历了一年半的谈判期和一年的国会批准期。协定签订之前，美加两国的能源贸易长期以来都是在政府政策的干预下，在充满矛盾的情况下进行的。1973年底，由于中东国家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美国面临石油短缺的危机，此时加拿大却临时停止了对美国缅因州的工业用油的供应。后来加拿大虽然恢复了这一供应，但它为了满足国内需求和维持储备，不断削减对美国的石油出口。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原油从1973年平均每天132.5万标准桶下降为1980年平均每天45.5万标准桶。1980年，加拿大政府又通过“国民能源计划”，减少外国资本对本国石油和天然气业的控制程度。与此同时，加拿大为了减少石油出口，还对原油的出口价格实行控制，对出口原油征收出口税。这些政策加剧了美加两国在双边石油贸易上的矛盾。

对美国而言，如何减少对海外特别是中东石油的依赖，始终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课题。美国希望通过《美加自由贸易协定》有保证地获得加拿大的能源供应。双方经过谈判，达成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能源协议。具体条款包括：双方保证将在双边能源贸易中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双方都不对双边能源进出口贸易进行任何形式的数量或价格限制。只有在能源枯竭、为了保持国内储备，或因受到军事威胁、涉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对能源出口实施数量限制。但在实施这种限制时，实行限制一方必须保证对方能获得过去三年内其在本国能源供应中所占有的份额的能源供应等。协定签署后，美国当时的贸易代表克莱顿・尤特将能源一章称为“协定的明珠。”

加拿大是净能源输出国，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最重要的能源伙伴。2005年，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石油平均每天217.2万桶，占美国日石油进口总量1352.5万桶的16.06％，占加拿大日石油出口总量220.1万桶的98.68％。美加能源贸易在FTA签署后稳步上升。两国能源贸易因自然地理毗邻因素形成了加拿大西部油气供应美国中西部地区、加拿大东部近海油气供应美国东部地区的南北垂直贸易格局。美加之间紧密的能源合作关系是两国经济密不可分的一个具体体现，对美能源贸易为加拿大能源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构成了加拿大总体外贸顺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获得加拿大稳定安全的能源供应也是美国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

2.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美墨石油贸易

墨西哥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同时，墨西哥也是个石油生产大国。据BP公司统计，墨西哥2005年石油产量为每天375.9万桶，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4.8％。墨西哥是一个净能源输出国，多余的能源输出以原油为主。《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于1994年1月1日生效，其中的能源条款列于协定的第二部分货物贸易的第六章。NAFTA签署后，墨西哥成为美国最重要和最稳定的石油贸易伙伴国之一。以2005年石油贸易数据为例，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石油为每天164.7万桶，占美国石油总进口的12.18％，占墨西哥石油日出口总量206.5万桶的79.76％。美国是墨西哥最大最重要的石油贸易伙伴，而墨西哥是美国仅次于加拿大的第二大石油进口来源国。

（二）争取促成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稳定石油供给的总后方――中南美洲的石油供应

1.中南美洲石油储量及与美国的石油贸易情况

BP（2006）对2005年世界石油贸易的统计显示，除NAFTA成员国外，中南美洲是美国最大的石油进口来源地，占美国石油进口量的21.21%。同时，美国也是中南美洲诸国石油出口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南美洲石油出口中有81.29%流向美国。美国从中南美洲进口的原油比例从1989年的14％稳步上升到2006年的19％，其波幅较之中东及非洲要小很多。所以对美国而言，保持稳定供应的石油总后方――中南美洲的石油供给对整个国家的战略意义显著。在中南美洲各国中，源自委内瑞拉的原油进口维持在总进口额的12―15%之间；源自厄瓜多尔的原油进口稳步上升，由1%左右上升至2006年的2.4%；源自哥伦比亚的原油进口由1989年的2.4%逐年上升到1999年的5.8%，后又下降到2006年的1.5%。

2.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提出及进展

1990年6月，老布什发表了《开创美洲事业倡议》（Enterprise for the Americas Initiative）的讲话，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将整个美洲（共34个国家，古巴除外）联系在一起的自由贸易体系（FTAA）。但随着谈判的深入，由于农产品补贴等问题无法达成共识，致使FTAA的谈判于2005年11月中止，至今没有突破性进展。

由于FTAA谈判的搁置，美国采取了逐步推进的策略，先与单个国家或次区域签署FTA。2002年12月，经过两年谈判，美智两国达成协议，并于2003年6月签署了协定。该协定于2004年1月1日生效，是美国与南美国家的第一个FTA；2003年1月，美国和中美洲国家发起FTA谈判。截至2004年3月，美国相继与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多米尼加分别达成协定。除哥斯达黎加以外，美国与各国FTA纷纷进入实施阶段。哥斯达黎加于2007年10月7日进行公民投票，结果有51.7%的投票者赞成批准美哥FTA，但该协定要付诸实施，还有待哥议会在2008年3月1日前通过13条补充法律。2003年11月18日，佐利克正式通知国会准备与安第斯共同体进行FTA谈判。2005年12月，美国与秘鲁完成了FTA谈判，并于2006年4月签署。2006年2月27日，哥伦比亚与美国达成协定，并于同年11月签署。由于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各自的国内政治原因，导致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止。

美国与中南美洲国家的FTA中并没有直接的石油条款，而是在投资条款中详尽地规定了成员方对另一成员方的投资者和投资进行保护。以美哥自由贸易协定为例，其投资条款被列于第十章，由投资条款、纠纷的解决以及三个附件组成。投资条款由范围和覆盖领域、与其他条款的关系、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待遇的最低标准、出现纷争情况下的待遇、充公和补偿、转移（主要指资本汇出）、表现的要求、高级管理和董事会、投资和环境、利益的拒绝、非常规措施和特殊形式与信息要求等十四条组成。条款非常详细，其覆盖的领域包括没有在附件中列明的所有领域。

对于FTAA，美国一直以来坚持采取多方措施继续向前推进。2007年10月10日，美国商务部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出访巴西，与这个FTAA谈判最大的阻力国家的发展部、工业部和对外贸易部部长米格尔・若热（Miguel Jorge）进行商业对话，并于11日发表了商务对话的联合声明，声明中包含增加商业机会和促进创新和增长等内容。

（三）启动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战略，争取全球储量最大的石油供应区

1.中东的石油储量及与美国的石油贸易

根据BP（2006）统计，世界一半以上石油储量在中东。截至2005年底，世界已探明储量中，沙特阿拉伯占22%，伊朗占11.5%，伊拉克占9.6%，科威特占8.5%，阿联酋占8.1%，卡塔尔占1.3%，阿曼占0.5%，加上其他国家，中东石油储量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61.9%。

虽然美国一直以来不断推行石油来源多元化策略，但中东依旧是美国最大的石油进口来源之一。以原油进口为例，2006年，美国自中东进口的原油比例达到总进口额的20%，与中南美洲基本相当。但是美国与中东的石油贸易不稳定，历年进口比例波动幅度较大，但总体而言美国的多元化政策在不断生效，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在逐步降低，从中东的原油进口比例由1990年的30.4%下降到2006年的20.4%。

2.中东自由贸易区的发起及进展

中东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能源的缘故，在美国的国家战略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1945年2月14日，沙特国王与罗斯福总统达成了“石油换安全”的历史易，从而与这个中东诸国中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保持长久而良好的国际关系，为美国稳定中东石油供给起到重要作用。2003年美国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从而控制了中东第三大石油储备国。这些非常手段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并且战争会带来诸多难以预料的后果。比如，伊拉克2005年5月的原油总产量为每天190万桶，反而比2003年1月美国入侵伊拉克前夕下降了70万桶，这些使美国意识到和平手段依旧是稳定中东石油供给的最主要方式。

2003年5月9日，布什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的毕业典礼讲话中倡议在十年内建立“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从而揭开了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序幕。在此之前，美国已经与以色列和约旦分别签署了FTA，为中东计划打下基础。美国与以色列的FTA于1985年9月1日生效，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双边FTA。美国与约旦的FTA经过三轮谈判后，于2001年12月生效。

在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战略开启后，美国积极展开行动，效果颇佳。2003年1月23日，美国和摩洛哥启动FTA谈判，2004年3月2日达成协定，2006年1月1日协定实施，该协定被美国视为中东计划的第一步。2004年1月26日，美国与巴林正式发起谈判。2006年8月1日，美巴FTA正式生效，该协定使美国朝实现中东自由贸易区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又对波斯湾地区产生了示范效应。2005年3月8日，美国与阿曼正式开始FTA谈判，同年10月3日，FTA达成，2006年1月19日，两国代表签署了该协定。阿曼成为中东地区第五个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2004年9月，美国贸易代表通知国会将与阿联酋进行FTA谈判。该谈判于2005年3月正式开始，到目前还没有达成协议。

（四）通过BITs和TIFAs争夺非洲新兴石油市场的石油开采权

截至2005年底，整个非洲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为1143亿桶，占世界总储量的9.5%。而美国从非洲进口的原油比例由1989年的22%上升到2006年的26%。

美国在非洲并没有像在其他石油储量大的地区一样大规模开展FTA战略，一方面是因为非洲很多国家都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经济发展落后，市场经济不规范，进行FTA谈判障碍较大。另一方面是非洲多数国家由于资金和技术的缺乏，没有自主开采石油的能力，多数国家需要与其他国家的石油公司进行合作。而美国石油公司是各国中较早进入非洲地区的，为保障美国公司在非洲投资的利益，美国积极与多个非洲国家签署双边投资协议（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和贸易投资框架协定（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s）。迄今为止，美国已经与39个国家签署了BITs，其中非洲国家有八个；而美国与其他国家或一体化组织签署的TIFAs共有31个，其中与非洲国家或一体化组织签署的有十个，包括西非经济货币联盟、东南非共同市场、阿尔及利亚、加纳、利比里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南非和突尼斯等，占美国签署的TIFAs的32%。在这些投资协定的庇护下，美国石油大企业争先恐后同西非产油国签订合约，继尼日利亚和安哥拉后，美石油企业还进入了几内亚比绍、乍得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并逐步向整个几内亚湾地区扩张。美国在非洲几内亚湾地区的石油勘探和开采活动已覆盖20万平方公里，涉及近十个国家。

目前，美国在非洲仅选定南非关税同盟作为FTA谈判对象，与其五个成员国进行FTA谈判。该谈判于2003年6月2日正式启动，至今并未达成协议。

二、美国的FTA战略与石油运输安全

由于石油运输的独特性，美国不仅加紧与石油出口国签署FTA，保证石油供给的稳定，还积极与能确保石油运输通道安全的国家密切联系，谋求FTA的达成。

（一）美国巴拿马FTA――确保通过巴拿马运河的石油运输的安全

美国与巴拿马运河有着比较深远的渊源。巴拿马将巴拿马运河的经营权收回之后，经营运河的收益达到GDP的6%。巴拿马运河是美国进出口货物的重要通道。美国与亚洲贸易的1/3是通过运河抵达目的地或美国的。巴拿马运河也是世界石油重要战略运输咽喉要道之一。每天石油运输的通过量为61.3万桶，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而且巴拿马境内还有一条全长130公里的备用输油管道，从太平洋沿岸的查库阿珠尔港到加勒比海沿岸的博卡斯―德尔托罗港，一旦运河被关闭，这条输油管道是能源运输的最佳选择。

美巴两国于2004年4月26日正式开始谈判，2006年12月19日达成了贸易促进协定（TPA），2007年6月28日正式签署，但协定还需经过两国国会批准后方能生效。美国通过与巴拿马签署TPA，巩固了美国进出口货物通过巴拿马运河的安全，也进一步保障了美国石油运输安全。

（二）美国阿曼FTA――保障源自中东的石油运输安全

霍尔木兹海峡位于阿曼半岛和伊朗之间，连接波斯湾和通往印度洋的安曼湾，是中东石油输往欧美东南亚和大洋州的运输咽喉。目前每年有7.5亿吨以上运往世界各地的中东石油经过这里，占海湾地区石油总出口量的90%，全球石油产量的五分之一及出口贸易量的三分之一，被评价为西方石油大动脉。

阿曼地处波斯湾的出海口，由于其显著的战略位置，美国与阿曼有着比较长久的战略合作关系。两国于2005年3月8日正式开始FTA谈判，2005年10月3日达成协议，2006年1月19日两国签署该协定。美国与阿曼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不但对美国的反恐和大中东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现意义显著，更为维护来自中东的石油运输安全提供了一定保障。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通过与我国主要的和潜在的石油供应国签署FTA以稳定石油供给

我国是个贫油国，以石油为主的能源安全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与石油供应国保持良好的政治外交关系是保障石油稳定供给的重要手段，同时还应积极利用FTA工具，以13亿消费者的大市场作为吸引，与石油供应国建立起更紧密的经济贸易联系。

我国的FTA战略起步较晚，在整体战略布局上与美国相比略逊一筹，尤其是在以FTA作为稳定石油供应工具方面。目前，我国已经于2004年8月6日正式启动了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的FTA谈判，意图与这个每年供应我国石油进口总量约40%的产油地区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往来。我国应加快谈判速度，争取尽快与GCC达成协议。前苏联地区石油储量丰富，在我国石油供应中占重要地位，我国应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平台，先构建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并以此为基础尽快构建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与此同时，加快论证中俄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努力争取开启中俄FTA谈判，为维持和稳定俄罗斯对我国石油供应奠定基础。

（二）通过与经济欠发达的石油伙伴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来保障我国石油公司的投资利益

西非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石油供应地区，据BP（2006）统计，2005年我国从西非进口的石油为每天57.4万桶，占我国石油进口总量的16.96%。我国石油公司在非洲地区投资活动频繁，我国应加快签署或不断完善与非洲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在投资条款中加入详细的保护成员方投资者和投资的条款，并增加与能源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条款，同时在投资条款中包含比较详尽的争端解决条款，防止能源开采后双方出现争执无法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发生，以此保障我国公司的利益，待时机成熟后再开启FTA谈判。

（三）在FTA中加入能源条款

与重要的石油伙伴国签署FTA时加入能源条款，以条款的形式约束成员方提供稳定的石油供给。对于能源国来讲，能够保证石油进口国石油需求的稳定性才是保障能源安全，利用能源条款使双方形成稳定的石油供需关系，对双方意义都很重大。

（四）通过签署FTA争取能源运输通道安全

目前，我国能源运输主要以海运为主，在原油进口当中，有80%以上的原油进口要经过马六甲海峡。目前有两条可能建设的运输通道会分散我国的石油海洋运输风险，一是通过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运河或输油管道，另一个是缅甸的实兑港到中国昆明的输油管道。虽然两条线路都还存在诸多争论，但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应该加强我国与石油运输通道国的政治经济联系，在条件成熟时再以签署FTA的方式，通过加强双边经贸关系达到对运输通道的控制或增强影响力的目的。

通过对美国的FTA战略与石油安全的分析，笔者认为FTA战略可以为一国的石油安全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增强国家石油安全的目的。同时，石油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国选定FTA合作伙伴国时，会将石油安全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此，在我国FTA战略逐渐开展之际，在选择伙伴国时，要将石油安全因素充分考虑进来，同时重视FTA战略在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方面的重要的工具性作用。

但是，需要言明的是，虽然FTA与石油安全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但保障一国的石油安全并非FTA签署的唯一目的，FTA也并非保障石油安全的唯一方式。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本文为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区域性安排中的新贸易保护措施研究”（编号：2006023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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