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模式范文
时间：2023-03-02 15: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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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湘雅医院院长孙虹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执行院长周江林看来，“湘雅模式”的意义在于其为康复医疗的发展提供了政府“少投入、高回报”的多方共赢范本，可复制性很强。对于蓄势涌入康复医疗的社会资本而言，“湘雅模式”无疑是重要参考。
一拍即合
对目前中国康复医学的发展来说，支付政策是拦路虎，人才问题是发展瓶颈。而孙虹和周江林认为，康复意识问题是较之于前两者更为可怕的问题。除百姓和临床医生重治疗轻康复外，医院管理者往往也缺乏康复医疗思维。
成立于2003年的博爱康复医院，在三方合作前，主要提供工伤康复服务。为丰富康复医疗的内涵，医院于2011年提出与湘雅医院合作的想法。出乎周江林的意料，孙虹对处于综合医院边缘学科的康复科颇为重视，双方签订了20年合作协议。
孙虹向《中国医院院长》记者介绍，湘雅医院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骨科等国家重点专科的患者压床极为严重。其中至少一半以上的患者，在脱离危险期进入稳定期后，可以与康复专科医院合作，打通下转通道，有利于提高湘雅医院的床位周转率。孙虹坦言，大型公立医院并不能从此合作中获得大利，但从宏观卫生经济来看，大力支持康复医疗网络建设，可以减轻家庭和社会负担，也体现了公立医院公益性所在。
两者的合作目的有三：一是探索临床医学和康复医学对接；二是探索大型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对接；三是探索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对接。
而这一合作项目与天士力集团的健康产业规划不谋而合。天士力在前两者建设合作关系不久后介入，作为出资方，投资2.2亿元用于医院建设，医院地址得以从长沙以东70公里的浏阳市迁至市区。天士力作为投资商，占股51%；湘雅博爱康复医院作为医院的主体运营方，占股49%；湘雅医院提供品牌支撑、技术和管理指导，不占股，在盈亏尚未平衡之前，每年收取品牌使用费和管理费各300万元，盈亏平衡后，按一定比例提成。医院实行在董事会领导下的院务会负责制，由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院长担任董事会副董事。
孙虹介绍，湘雅医院作为托管方，派出管理团队和相关专业人员，各有关专科形成科室对接，紧密结合。湘雅医院派出五六名全职人员，其中康复科主任、门诊办主任医师出任湘雅博爱康复医院副院长，编制隶属于湘雅医院，工资由湘雅博爱康复医院发放。另有10余名兼职人员，如神经外科、骨科等科室的主任，兼任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科室主任，并由其支付奖金。
医生定期到湘雅博爱康复医院查房和手术。“大型公立医院开设过多康复病区，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在这一模式中，从学科上来讲，湘雅博爱康复医院就是我们的康复病房。”孙虹并不主张在大型公立医院单独设立康复病区，认为保留一定数量的应急和研究康复病床即可。
湘雅医院事业发展部与湘雅博爱康复医院对接，病友服务中心负责康复患者的上转和下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湘雅医院累计下转患者500余人，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平均住院日已呈下降趋势，至2014年底，床位使用率有望提高5%以上。
社会资本具有趋利性，而公立医院托管民营医院的一条重要职责便是监管与指导。“社会资本不能只做赚钱的项目。我们给康复医院的定位是大康复、小综合、高水平、有特色。若偏离该定位，我们便会向投资方提出警示，直接撤出。湘雅医院以这种形式引导社会资本有序进入康复医疗市场，支持社会资本成长。”孙虹如是说。
胜在可复制
合作以来，三方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建立、机制探索几个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到目前为止，已收到良好效果。
合作成效体现在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的快速发展。周江林向记者具体阐述，医院420张康复床位的使用率接近90%。从财务的角度，医院基本实现不负债经营。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医院的亚专科方向为神经康复、骨与关节康复、儿童康复、脊髓损伤康复、烧伤康复五大方向，成为全国首家获得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的民营康复医院。临床上，医院采用双轨制，整合临床和康复资源，质量和安全齐头并进。2013年，医院植物状态患者苏醒30人，92%的神经康复患者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教学方面，医院是6所重点本科和高职院校的教学医院，2014年教学任务将达到200人。科研上，医院正积极与德国开展国际课题合作。
“湘雅模式”的最大意义在于其示范效应，孙虹和周江林均认为该模式的可复制性很强，但必须抓住几个关键点。
从可行性来讲，国家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办医，社会资本也看好康复医疗的发展前景。
就可复制性而言，标准化的东西才能进行复制，因此要首先树立一个标准。周江林表示，医院今年将启动国际最高标准的康复医疗机构认证体系CARF（康复医疗机构质量认证委员会）认证。
“湘雅模式”中，关键一点是龙头综合医院的支撑。没有有力的支撑，康复医院难以独立发展。当前优质医疗资源高度垄断于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发展遇到的共性问题是人才匮乏、公信力不足、学科核心竞争力欠缺。而与湘雅医院合作，提供了跨过这三道坎的可能性。
“从模式上来说，湘雅模式非常便于复制。全国有800余大型三甲综合医院，湘雅医院面临的平均住院日问题，这些医院同样也需要应对。”大型三甲医院的扩张期已经终结，周江林认为，综合医院与康复医院合作，关键在于理念上的高度融合，即对康复的认同需高度一致。
“公立医院托管模式符合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况，避免了股份制带来的资产扯皮等诸多问题，便于快速高效决策。”孙虹说。
三方合作必要使三方获益，若其中一方的利益打折，便会影响合作的可持续性。
在孙虹看来，大型公立医院在其中相较获益最小，但其作为公立医院，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如果引入股份制，对公立医院的盈利能力将更有好处，但也更具风险。“政府不需要巨额投入，便可以建设完善高效的三级康复医疗网络。”孙虹进一步表示，“在经济状况良好的地区，一家高水平的综合医院、一家正规的康复医院，再加上一个有经济实力的出资方，便可以支撑起一个三级康复医疗体系。政府只需要把钱投向社会资本不感兴趣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即可。”
篇2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30-0034-02
高职院校要想获得长远发展，在服务区域经济中发挥重要且独特的作用，就必须培养出既掌握专业理论知识，又能与工作岗位职业能力要求相符合的应用型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提高毕业生质量，那么校企合作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举措。对建筑工程类高职院校来说，通过校企合作，让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能与施工单位、工程咨询单位、监理单位等用人单位进行不同程度的互相接触，不同的专业与不同岗位的实践尽可能地进行无缝对接实习实训，一方面能让学校和用人单位的硬件和软件资源得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一方面又将学生的实践技能型方面的培养落到了实处，提高了培养质量，满足了市场和用人单位的要求。
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发展，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如德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均已找到和建立了符合本国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的校企合作模式。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与行业企业有紧密联系。我国《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强调“要依靠行业企业发展职业教育，推动职业院校与企业的密切结合”。《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中指出要“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从中可以看出国家历来非常重视校企合作在高等职业教育中起到的作用。我国的高职院校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合作也一直在以不同的模式进行中。
一、校企合作的程度划分
1.浅层次的合作。高职院校按照不同的专业设置方向，同用人单位联系确定，建立专业专家指导委员会和实习实训指导委员会，聘请建筑工程类用人单位的专家、专业岗位上的技术能手、高级工程师等为指导委员会成员，与用人单位签订校企合作协议，比如，建立由学校与用人单位的有关领导、专家和高级工程师组成的高职专业指导委员会，定期召开专家委员会，共同审定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及实习实训等实践环节的内容及开设学期和学时安排；在企业或者施工单位的项目施工现场挂牌建立实习实训基地，学生可以在合适的时间，迅速有效安全地进行实习实训，提高W生的岗位实践能力。这些都属于基础、常见的浅层合作层面。
2.中等程度的合作。高职院校利用自身的专业和教学优势，为用人单位提供工程咨询、专业培训等业务，服务行业专业发展和区域经济，扩大经济服务的辐射能力。同时可以根据用人单位不同的岗位需求进行专业对口的人才培养，快速精确地为用人单位培养急需人才。另一方面，依托行业企业的职业技能鉴定与培训中心，为高职学生参加职业技术资格或岗位培训与考核创造条件；以学校与企业合作、公立与民办结合等办学形式和机制开展高职教育，为行业企业定向和委托培养、培训，并到本行业企业对口实习、顶岗实习，为用人单位择优选拔优秀学生提供了便捷有效的途径。这些都处于中等程度的合作层面，在经济发达地区的高职院校和用人单位之间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和发展。
3.更深层次的合作。《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中指出高等职业教育要“从由教学培训为主向教学培训与应用研发并重转变”。因此，高职院校与用人单位以后的深度合作、相互渗透，应不仅仅局限于业务培训和选拔用人，还会以企业的发展需要设定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方面的研究方向，加大科研研发力度，通过和高职院校的科研相结合，最终能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能力并提高科研水平，提高整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使企业向现代化、信息化、科技化和新型化发展。企业也主动向学校投资实习实训室，建立利益共享关系，真正实现“教学―科研―开发”三位一体的合作关系。目前，高职院校和用人单位之间科研方面的合作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深入。
二、校企合作存在问题
1.现行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体系中，专门针对高等职业院校和用人单位校企合作、联合办学的、可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还很缺乏，仅在《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的部分条文中有一些指导性的规定，真正实施时产生的差异性和随意性，导致在实际操作中产生很多纷争，却没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来解决。同时由于政府在校企合作上的法律地位规定不明确，没有规定政府需要履行的法律责任和承担的法律义务，使得政府在校企合作办学中的调控作用难以正常发挥，出现矛盾时纠纷难以解决的尴尬问题依然存在。
2.现行教育管理体制规定的不明确。目前我国的职业院校完全由教育行政部门管理，这些教育管理部门同建筑行业、用人单位联系不多，对校企合作以及职业教育缺乏有效的指导。因此，学校与企业的合作仍处于民间自愿自发的状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由于对双方的责任义务的不明确，缺乏契约精神，引发很多纠纷。双方无法建立长期、稳定、互赢的合作机制，制约了企校联合办学的深入、持续、健康发展。
3.高职院校自身实力的不足。目前高职院校同本科类院校相比，科研的硬件和软件条件均不完备，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水平不高，有的高职院校过多注重解决学生的实习实训，没有更多地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去考虑校企合作互赢的问题，用人单位无法顺畅地获得预期的效益，因此使得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受到阻碍，影响了校企合作的长久开展。
4.市场未发挥真正的引导作用。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各区域、各行业和各企业之间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间很不相同，就业市场还不规范，许多用人单位对大专层次的高职毕业生存在学历和能力偏见，导致高职毕业生就业时没有本科生受欢迎，同时也造成了企业与学校合作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和关注更多的是政府在主导，介入和投身于高职教育的发展还没有成为各行业用人单位自身的迫切愿望。
三、校企合作的模式选择
1.举办专业冠名班。冠名班是指用人单位与高职院校签订用人协议，按企业用工的岗位标准和能力要求，本着学生自愿的原则，通过一定的选拔程序，选拔若干学生组成一个班级，冠以企业名称并挂牌成立。冠名班的教学与管理，由校企双方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理论课程体系、实践课程体系，考核评价方式以及上课的学期和学时安排，充分利用双方的硬件和软件优势，共同参与人才培养过程，实现预定的人才培养目标，最后由用人单位按照协议约定安排学生就业。通过这种方式培养的学生针对性强，学习兴趣高，学生既能在校期间对将来所就业的用人单位提前有所了解，又能提前熟悉企业的工作流程和过程，毕业前即具备较强的岗位职业能力，毕业后能迅速进入工作岗位要求的状态，充分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
2.开办校属企业。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职业院校，根据有关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专业特点，创办开设专业密切相关的校属企业，建立开放性、企业化管理的、集教学生产科研为一体的实践教学基地，实现校企合作。职业院校自办企业的优点是能完全按要求配合教学的需要，极大地便利W校实习实训需要，且校属企业税后利润归学校所有，增加了学校长远发展的经济储备，对提升职业院校的内涵建设、培养双师型教师等都大有裨益。
3.开展合作办学。有时职业院校单独办企业会有一定的困难，职业院校可以凭借场地、教育培训的优势寻找相关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办学，共建生产性校内实训基地，模拟仿真用人单位工作现场的环境开展实践培训，选聘实践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为兼职指导教师，把他们在生产第一线掌握的新技术、新工艺充实到实践教学中去。企业及时向校方提供用工信息，优先接收合作职业院校的学生进行工作现场的实习实训。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招聘时首先考虑该合作院校的毕业生，优先安排学生就业，使校企达到双赢的结果。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市场为导向，校企双方共同推进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企业作为人才培养的主体，会越来越凸显其重要作用。根据《2016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6年有262家企业面向社会首次《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近两成的企业与高职院校共建二级学院或教学与实训机构，发挥办学主体作用，超过85%的企业与学校合作开发专业课程与培训课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在确保高职院校教学内容、培养规格、人才供给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篇3
[DOI]10.13939/ki.zgsc.2016.03.189
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结构和能源供求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我国能源发展面临更大的机遇和挑战。经过中俄双方的共同努力，中俄能源合作近期呈现加快推进的趋势。中俄通过持续创新能源合作模式的方式，努力共建新型能源大国关系。
1 中俄能源合作的具体实施模式
根据中俄双边能源合作的实际成果，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主要采取以下三种合作模式。
1.1 联合开发模式
能源联合开发模式是指进行石油和天然气等地下资源的地质勘探、开采和销售工作，采用新技术提高地下资源勘探和开发效率的合作模式。联合开发模式是两国能源合作的一种有效管理模式。
俄罗斯大陆架面积为620万平方公里，其中400万平方公里富含油气资源，俄罗斯新版《矿产资源法草案》规定，外国公司只能通过与俄罗斯公司建立联合企业的形式参与资源开发。中俄联合企业主要从事在俄东西伯利亚等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等地下资源地质勘探、开发和销售工作，通过采用新技术提高地下资源勘探和开发效率。两家公司执行全面长期合作的协议，合作内容涉及石油的贸易、工程技术服务、勘察开发以及科技信息交流等。开发俄罗斯的地下资源、需要巨额投资，为此，已经背负沉重债务的俄方企业会积极寻求中国企业参与联合开发。这对于双方企业结成战略资源联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从而有利于中方最终取得俄罗斯能源的利用许可。
联合开发的优点是：针对目前俄罗斯缺乏资本和技术条件的现状，在双方联合开发的过程中，中国的资本与技术可以引进俄罗斯企业中参与联合开发，从而为中国油气公司进入俄罗斯市场提供了机会。联合开发模式的缺点在于：联合开发具体实施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分歧与争端，比如两国政府在价格上的分歧，俄能源决策各方间的利益争端，中俄联合企业作为联合开发投资者和实施者双方间的利益争端等。
1.2 技术合作模式
技术合作模式是指以技术合作为基础，以科技合作为主线，以能源产业为平台，通过中俄技术交换、技术互补和技术贸易三种科技合作方式的自动，从而实现以技术贸易为先导的产业合作，将中俄能源合作推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在能源储量方面，中国的可开采年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能源的短缺问题以及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的不合理问题会日益加剧，这就要求必须加强能源技术创新。虽然俄罗斯的能源产量巨大，但在能源的勘探开采方面，存在着开采条件恶化、设备老化、技术落后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节能和提高能效方面也没有制定出有效的措施。目前中俄在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领域的技术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田湾核电站是中俄在核能领域的高科技合作，为两国迄今最大的技术经济合作项目。同时在矿业科技合作方面也有一定程度进展，双方互相引进了一系列先进的钻探和爆破技术等。由此可见：加强技术创新是中俄两国政策的共同目标。双方技术领域的广泛合作为能源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能力的调整和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能源产业结构进一步趋向合理化和高级化。
虽然中俄能源技术战略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优势条件，但是在实际合作过程中也存在诸多的制约因素，进展缓慢，主要原因包括四点。
第一，国际因素的竞争或干扰，尤其是美俄深化能源合作给中国开发俄罗斯油气资源及运输通道建设带来了竞争压力。
第二，两国工商界在技术信息、商务信息等方面缺乏深度了解，缺乏获取信息的有效渠道，对寻求合适的合作项目和可靠的合作伙伴存在一定难度。
第三，两国经贸科技合作的运转机制不畅。
第四，俄罗斯正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国内经济制度建设滞后，各利益集团、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的利益争夺削弱了政府战略和政策的执行能力。与此同时，对外国投资战略性行业的本能排斥等因素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对俄罗斯的能源技术投资。
1.3 安全合作模式
能源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包括：供给安全、价格安全、消费的环境安全、运输安全以及勘探、开发与利用的研发安全等。在俄罗斯方面，尽管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很高，但能源问题对俄罗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却是很现实的。俄罗斯能源安全现状包括：能源出口依赖度日益突出，能源生产下降，能源行业固定资产老化，在能源发展与改造方面的资金投入不足，已探明石油资源开采比例低、浪费严重，原有加工深度百分比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等。
中俄要想采取安全合作模式，构建能源安全合作机制势在必行。在构建能源安全合作机制的过程中需要做到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加强双方政治互信，建立政府间能源战略安全对话与沟通机制，将能源合作纳入地区战略对话。
第二，加强能源企业间的交流和互信，完善市场合作机制，加强勘探开发、炼油化工和石油进出口方面的合作，推动亚洲石油和能源市场的建立。
第三，督促和支持俄罗斯改善能源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加快油气运输管网方面的建设，构建运输安全合作机制。
第四，加强双方法律机制完善，为双方能源合作的顺利进行和保障两国能源安全搭建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框架。
第五，加强反海盗、反恐怖及有组织犯罪等领域的安全合作。
2 中俄能源技术合作模式是最优的合作模式
中俄两国能源合作的标准是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双方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根据这种标准综合分析，技术合作模式是最优合作模式。
中俄两国巨大的资源互补性和经济互利性，是双方进一步加强和深化能源领域合作的强大推动力。目前，在国际能源市场上，中国最短缺的资源是能源资源，而俄罗斯最短缺的资源是资金和技术资源，特别是自2012年以来，俄罗斯在欧洲能源市场遭遇的欧债危机。因此，为了保障本国的能源安全和解决能源短缺问题，两国往往根据自身的国情、世界局势变化来选择合适的能源贸易合作模式。对俄来说，目前石油贸易是最合适的合作模式。然而此模式无法保障合作的长远性和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唯一的办法是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技术资源，推动双方在技术和资金优势上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落实优势互补，实现资源共享，通过先进技术应用示范项目的建立，从而提高中俄两国能源基础研究水平，解决能源发展中的关键科技问题，进一步推进新能源技术创新。
目前中俄两国都将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转换效率、创新能源开发技术作为重大战略。能源技术合作模式可以加强能源开发技术的革新和促进新型可替代能源领域的合作，通过建立中俄科技合作示范区的模式可以进一步拓展合作项目。与此同时，技术合作模式还可以通过企业的技术引进，进而落实到产业上，实现技术成果的转化，使能源产业结构得到合理调整并进一步向合理化和高级化推进，将中俄能源合作推向下一个循环。
参考文献：
[1]程春华.新形势下中俄油气合作特点及思路[J].国际石油经济，2013，21（6）.
篇4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2013601
1委托研发
企业想要开发新产品，当自身没能力开发或者是自主开发成本过高时一般采用委托开发的方式与高校合作，合作的方式是通过委托合同划分好各自的权利和责任，双方按照合同的规定做科学研究。委托开发是一种松散的合作科研模式，企业提出研发思路和预期的科研成果形式，学校是按照企业的要求进行研究，研究的过程中学校要经常和企业沟通，也要经常听取企业的建议。
委托开发的科研成果一般是归委托方所有，委托方式通过付费的方式获得科研成果。接受委托进行科研开发的学校通常情况放弃科研成果的所有权。具体的成果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属看委托合同的规定，也可能是共同拥有使用权。
2技术引进
技术引进是指企业通过与学校进行技术合作引进比较先进和成熟的新技术。其优点是，能够利用有限的资金和技术力量，较快地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创造出技术先进的新产品，可收到花钱少、见效快的效果，有利于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进一步研究，更好地发挥引进技术的作用。技术是一种特殊的产品，企业从学校引进技术时学校要负责对企业技术人员进行培训，技术引进合同签订之后企业和学校的科研合作正式开始，直到企业完全掌握技术为止。
3联合开发技术协作
联合开发是指企业与学校合作采取联合的方式共同参与科学研究，这种合作形势可以使他们相互协作，优势互补，能够解决由于资源和能力不足所产生的很多问题。这种方式是将企业内外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开发新产品。如从学校请专家、教授、研究员、工程师等来企业进行技术指导、审查设计方案；或与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组成联合设计小组，共同攻关；还可组成各种形式的科研—生产联合体，共同开发新产品等等。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联合开发、技术协作的形式，是我国开发新产品的一种有效的、良好的形式。
4共建科研机构
企业和学校共同建设科研机构是一种较好的合作科研模式，这种合作模式通常是企业出资金学校出人员共建科研机构。企业选择有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和科研条件优势的高校联合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实验室或研发机构，是产学研结合的高级形式。其特点：一是以市场为导向；二是高校以优秀的科研人才加盟，企业投人研发经费，安排产业化人才加盟，形成“人才+资金”的产学研结合模式；三是有比较合理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实行管委会或理事会或董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四是实验室或研发机构独立运作，具有经营自，对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利益分配均有明确的约定。
这种模式适用于有良好合作基础的企业、高校或科研机构，各方均有比较显著的优势和较强的实力，且互补性比较强，属强强联合，是产学研结合的高级形式。
5共建经济实体
共建经济实体是产学研之间最紧密的、以资本为纽带的合作模式，也是最成熟的合作方式。虽然这种模式在产学研结合中所占比例不高，却反映出产学研结合从松散型向紧密型发展的态势。
共建经济实体的特点：一是以市场为导向，是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具体体现。高校、科研机构是技术的源头，企业作为生产、销售的基地，相互结合形成研究、开发、研制、生产、销售一条龙；二是高校与科研机构主要以技术（无形资产）入股，企业主要以固定资产、现金等投资入股；三是有比较合理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四是产权明晰，各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共建经济实体模式一般适用于：一是高校、科研机构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方面具有优势，企业在资金投入、市场开拓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二是合作各方有较好的合作基础，价值观念基本趋同。由于高校、科研机构的主要功能是研究开发，不是企业经营，不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种模式是否有效，取决于企业能否充分发挥高校、科研机构在研究开发方面的优势。
6共享科技资源
篇5
面对这些问题，一些企业不断调整销售政策，甚至调换经销商，但努力过后，仍然是深陷其中，一些企业开始意识到仅仅通过管理，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自己和经销商这两个不同利益体的合作矛盾的，要优化厂商关系就必须优化厂商合作模式，思考着如何通过合作机制及模式的改变提高经销商配合度。这亦是本文要探讨的话题。
优化厂商合作模式的三个方向
如下图所示，笔者认为优化厂商合作模式有三个大的方向：
一、价值链模式。该模式重在改变渠道价值链的分配机制，将经销商的利益更多的与经销商所承担及执行的事项挂起钩来。这往往会牵涉到减少、增加、调整厂商之间的职能分工，提高或降低厂商间的结算价格与利益分配。
二、修补模式。该模式不会对厂商之间的旧有合作模式伤筋动骨，但厂家往往需要调整自己对经销商的帮扶控模式。比如，之前厂家重在向经销商压指标、要销量、催回款，现在转变思想，更多的本着风险共担、共同做市场的理念，切实承担起更多指导、帮助、支持经销商做市场的事务，帮助经销商分销铺货、培养销售团队、健全销售管理等等。
三、强势模式。该模式主要是那些品牌强、产品群丰富的强势企业玩的游戏。比如经销商要继续与厂家合作，必须拿出钱来与厂家成立股份制销售公司，必须由厂家派出业务骨干出任公司总经理或营销总监，必须接受只能专营专卖厂方一家产品的要求。价值链模式：以职能价值驱动经销商配合度
在药品保健品领域，低价开票、底价大包模式盛行已久，这也为许多药品保健品企业造成了骑虎难下的困局。
传统模式之下，厂家自身对经销商的控制力比较低，利润也比较低，想做品牌化运营增加品牌推广投入，想增加公关、促销，加大对整体市场运作的支持，都可能苦于“钱都让渠道商赚了”，拿不出多少预算做投入，只能空想。面对这种困局，厂家往往需要在两者之间做艰难决策，其一以提高零售价抬高供货价，但如果是做处方药的，有招标等限制，如果是做零售终端市场的，又面临价格难免顶到天花板，价格竞争力进一步丧失的局面；其二提高供货价，可是经销商的接受度又成了难题，即便经销商接受了，由于终端供货价也会牵涉到提高的问题，而在终端市场又可能陷入终端不配合甚至被终端“雪藏”与对手乘机挤占市场的风险。
事实上，不只是药品保健品行业才面临这样的问题，快消品等其他行业的许多企业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怎么办呢?梳理厂商之间的职责分工，依据厂商间在渠道营销链上所做的事调整价值分配是必然出路。
如下表所示，将营销链条中的主要成本环节和价值贡献环节进行明晰罗列，将厂商之间的职责分工更加具体化，在清楚了厂家要做到多少，经销商要做到多少，厂商之间又需要协同做到多少之后，结合每一个环节的重要度与成本支出设置扣点、返利等佣金体系，如果经销商在其中做得多、做到位的多，得到的就多，对那些做得少、做到位的不多的经销商而言则刚好相反。
显然，以价值链模式优化厂商合作，有利于引导经销商回归销售过程与那些影响销售的关键绩效环节，刺激它们积极配合厂家的计划执行以实现销售目标。但这对厂家兑现职责的能力和市场投入的决心也提出了要求。比如，如果我们承担促销执行，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组织一支强大的市场推广队伍与促销员队伍，以应对市场的促销需求。
修补模式：以强化帮扶控提升经销商执行力
要提高经销商的配合度与执行力，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自己对经销商销售团队、分销及终端网点等人、才、物诸多资源的掌控与调度能力，弥补现行厂商合作模式的不足。比如，如果我们能很好的渗透、控制经销商的业务员，那么即使经销商老板们有所懈怠，他们的销售队伍也能在网点拓展、生动化陈列、终端客情建设及维护等方面，做好执行。
那么如何才能强化我们对经销商资源的掌控与调度能力呢?联纵智达营销执行力研究中心的经验是单纯的强调管理是个误区，结合强化帮扶等服务反过来达成对经销商的管控才是正途。下面重点介绍几种方式。
一、经销商内化
把经销商内部的人、财、物资源转化成可更大程度为我所用的资源，是开展经销商内化的要义。其中的重点在如何内化经销商的业务员队伍上。这里面可从四个方面下手。
其一，给甜头：为终端进行注册认证，凡新增品规进入，给一定奖励；为经销商负责自己产品的员工给予特别提点返利作为奖金，或者是为其提供购买保险等福利。
其二，给想头：在经销商系统的业务员队伍、促销员队伍中开展优秀团队及个人销售竞赛评选活动，提供财、物、培训、旅游以及荣誉等奖励。
其三，给奔头：为经销商业务员及促销员提供营销及营销管理技能培训，提供向自己跳槽的通道，甚至是提供自己创业当经销商乃至开店的创业支持，比如在信用额度及账期上给予一定的放宽。
其四，给念头：与经销售业务员协同拜访客户开发终端，建立起“一起扛过枪”的认同感与感情；在聚会及相关活动上给予经销商业务员及促销员队伍，和自己的销售团队一样的机会与待遇。
二、嵌入式帮扶控
派遣区域经理、城市经理等中基层管理人员，到经销商处出任主管营销的副总、营销总监、销售经理等职务，主持业务，负责起相应的销售及其管理工作，其中在工资、奖金、五险一金等方面予以相应的担当，不仅是对经销商的支持，同时也是以零距离的监控、管理，在提高经销商的配合度。
三、经销商顾问团
在建材企业与药品保健品企业当中，都已经有一定的企业在通过会议联席、定期走访、固定联络咨询等方式采取经销商顾问团模式。它们通过在优秀经销商中选拔一定的经销商老板，与自己的总经理、营销总监及优秀大区经理一起组成某某企业经销商顾问团，让经销商能更多参与到自身产品研发、产品定价、包装设计、宣促活动及竞争策略建议体系当中来，让厂家的新品推广、宣促活动能够融进更多经销商的思想，提高得到执行的可能性，同时该组织还承担起为市场上的更多经销商提供经营、管理指导，市场顾问等帮扶服务。可见，这种模式的利好作用是双向的，对促进厂商沟通解决实际问题，统一厂商思想及认识，提高配合度有较大的作用。
强势模式：以厂商关系一体化建设促进厂商行为趋同化
对拥有比较强大的品牌号召力的企业而言，它们有条件、有能力采取更为强势的模式，来推进以厂家为主导的厂商关系一体化建设。其中，比较典型的有这么几种模式。
一、细化招商与市场切分模式
这种模式的目的是通过具化以及提高门槛
细化招商，找到理念高度趋同、资源高度匹配的经销商，而对原有的经销商则是不断的以区域切分、渠道切分、产品切分等方式，缩小其势力范围让其回到它能高度胜任的角色。
比如作为中国医药工业二十强之一的山东某制药企业，它都是按医院按品规招商――哪家医院需要什么品规，而自己又未进入的，就专门招募正在和这家医院打交道的医药商业公司或个人商合作，对那些原本拥有多个品规资格多个医院终端的商业公司，则采取切分的方式，让得不到足够重视、达不到一定终端渗透率的品规、医院渠道，从原商中剥离出来。
二、专营专卖模式
这种模式就是要求经销商以专门的公司专营自己的品牌及产品，或者是要求经销商独立专门的组织以专门的业务员团队、促销队伍专卖自己的产品，再或者是直接以专卖门店等终端形态进行推进。在这种模式之下，经销商就相当于自己的准办事处、准分公司。除了宝洁公司是这种模式的典型运用者之外，国内一些行业的强势企业也在采取类似的模式。
比如某功能食品企业，对所有有意加盟的经销商，都将专营专卖作为自己的准入门槛，“不认同不接受就别来做我的经销商”。对那些老的经销商而言，则采取限时限速转型、切分市场、终止合作等方式，多管齐下开展专营专卖的推进。
三、捆绑管控模式
该模式主要通过高额的保证金或者是共同成立股份制销售公司的资产、股金等“股本”纽带，实现自己与经销商的高度捆绑，并以高代价捆绑约束经销商提高自己的执行力，积极配合厂家。
娃哈哈和格力是其中的典型。前者要求经销商打有息保证金的“联销体”，能让娃哈哈新推出的任何一个新产品在短时间内铺满它全国市场的600万个终端，而这对众多的企业来讲，即便在一个区域市场，要把当地市场的目标网点铺货率做到百分之六、七十，可能都需要三、四个月。后者是以与经销商共同成立股份制销售公司而闻名。对格力来讲，当初采取这样的方式促进厂商关系一体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区域内多家经销商共存带来的区域市场秩序保护及价格政策方面的执行不力。显然这两者都是成功的。
四、压力升级模式
篇6
2009年经济危机过后，中国经济又“热”了起来，中国汽车企业更是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从2009年就业难到2010、2011年的“用工荒”，从招聘市场上就能看出各大汽车企业都是在上新项目，扩大产能，招兵买马。在企业内部，也可以看到一种现象，人员储备不足，培养不够，员工发展跟不上公司发展的速度等。这些挑战是摆在公司高层和人力资源部门面前的重大课题。
如何能在人才市场上占尽先机，在人才储备和培养方面取得主动权？校企合作无疑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不断完善校企合作，各种模式综合并用，可以大大解决我们的用人难问题。此以上汽通用五菱的实践经验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校企合作的背景及意义
外部环境：汽车行业蓬勃发展，大量需求汽车专业人员；我国汽车行业目前正集体面临着人才严重匮乏的困境；在高校对口专业人才的招聘争夺十分激烈。
内部环境：公司快速发展，对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非常紧迫；公司人员的知识结构分析结果表明，需要补充和培养优秀的人才做后备。
通过校企合作，广泛宣传公司形象，可以提升企业的社会地位。促进公司与学校的合作，加强公司与学校的密切关系，与学校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可以早期发现优秀的学生，降低招聘、用人方面的成本和风险。企业参与高校教学活动，将公司人力资源开发计划与高校的教学大纲相结合，设置适合企业发展的课程，缩短员工融入公司的时间，可以缓解公司专业技术人员紧缺及招聘、培养周期长的现状。充分利用高校专业及师资优势，可以向公司输入更多先进的理念、技术及工具，为公司培养更多的人才。
二、企业人才培养现状简析
1、上汽通用五菱所处地域位置的限制，对招聘到高素质的员工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车辆工程、发动机等专业技术人才招聘难、培养周期长。
2、企业技术力量有限，获取先进科研、技术有一定的困难，对企业长期发展需要的高端人才培养后劲不足。
3、高校有强大的师资与科研力量做后盾，走在国内、外先进知识与技术研究的前沿。
4、公司与高校具有过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汽车碰撞试验、规模经济研究等项目，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与武汉理工、南京理工大学合作车辆工程、工业工程、工商管理研究生班等，在公司内都得到了良好的反应。
三、校企合作方式尝试及实施
1、助学金
操作方式：资助成绩优秀的贫困大学生大三、大四两年学费或读研究生，并于资助时签订就业意向/劳动合同，根据资助的实际金额决定为公司服务的期限，一般可为5-10年。
目的：提前挑选优秀学生，参与课程设置，让学生深入了解公司，加快大学毕业生融入
流程：公司通过学校发出助学通知——学生报名——公司与学校共同挑选学生——公司与学生签订协议——公司与学校商讨学生大三、大四课程设计/研究方向——大三暑期到公司实习/在公司进行研究——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题目由学校和公司决定——在公司进行毕业实习——学校和公司共同进行毕业答辩——毕业进入公司。
2、奖学金
操作方式：设立奖学金，奖励达到公司设定目标的学生，奖励对象覆盖1-4年级的学生，负责提供大三暑期社会实践/实习基地，在技术中心承担简单工作，设立实习课题，如就某个课题进行调研。学生在实习结束前要向公司/学校提供调研报告，或就某个问题提交解决方案。
目的：在学生中宣传企业，让学生切身感受企业的文化，并参与企业的持续改进，吸引潜在员工加盟公司。
流程：定期在学校内宣讲公司奖学金制度——每学年初评奖信息——学生报名——评估——颁奖——暑期社会实践。
建立奖学金制度，以企业名字命名奖学金名称，奖学金每学年评奖一次。每年10月份，由校方对上一学年的优秀生进行提名，并将拟奖励学生的资料交公司进行商议，公司在11月份内确定获奖学生名单，并于12月份学校放寒假前到学校颁奖，同时公司当年“双向选择”的人才需求信息。具体资助金额可根据企业经济实力量力而行。要求获奖学生在暑假到公司做7-14天的社会实践实习。
奖学金经过几年在高校的顺利运作，扩大了公司在高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达到了设奖目的，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公司掌握了优秀学生的信息，对高校的招聘选择更具有了针对性，使近几年的校园招聘有了新的突破。
3、在职研究生班
操作方式：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确定研究生培养的专业领域，选择适合企业的院校进行合作，采用不脱产的方式，学校定期派教师来公司进行授课，以公司资助和员工自己承担费用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公司高端人才
目的：培养企业高素质人员，为公司快速发展储备人才。
流程：研究生专业调研——校企合作谈判——签订合作合同——公司内培养对象选拔——参加考试——授课——验收。
为了满足公司快速发展对高层次技术和管理人才的需要，帮助员工实现职业生涯发展目标，可根据公司对相关专业人才的需求选择合适的大学合作，联合开办在职的研究生班，如车辆工程硕士班、工业工程硕士班和MBA班等。公司可提供资助并与员工签订培训协议，设定服务期限，具体时间和金额可双方约定。
4、项目研究
操作方式：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确定所需的专业领域，引进在职研究生、博士来公司做课题研究，与高校联合培养研究生，毕业前公司与学校、个人签订就业协议，学生毕业后可留在公司工作，如不在公司工作，研究课题成果属公司所有。
目的：定向或提供研究培养高端技术人才基地，留住人才。
流程：所需专业调研——与学校/个人沟通——签订合作合同、就业意向——公司内课题研究——毕业留公司工作或另择业。
5、短期培训班
操作方式：每年根据公司的需要，挑选出一定数量的课题，请高校专家来公司进行讲座；公司员工参与学校的学术研讨；派遣公司高资质员工赴学校讲学，与高校师生进行研讨。
目的：培养企业高素质人员，了解当前先进的知识、技术。
流程：公司内讲座可按培训流程，参与学术研讨可按外培或出差流程，赴高校讲学可按出差流程。
6、博士后工作站
操作方式：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确定所需的专业领域，引进博士进公司博士后工作站工作，来公司做课题研究，出站后可在公司内担任管理或技术职务，可以更快融入公司，为企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篇7
“家园合作”是一种双向互动活动，需要家庭教育与幼儿园教育的相互配合。一方面，幼儿园视家长为促进其孩子学习过程中的积极合作者，保证使家长了解孩子在幼儿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发动家长为幼儿园教育提供教育资源，并对家长的教养方式和与幼儿园合作的方法进行指导；另一方面，家长要向幼儿园提出自己对教育孩子的看法，对幼儿园为孩子提供的一切做出反应。
二、“家园合作”的重要意义
当前，幼儿教育界流行一个公式：“5+2=0”，意思是幼儿在幼儿园5天生活所取得的成绩只要在家里度过2天就会消失为0。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幼教机构和家庭在幼儿教育过程中的相互协作的重要性。尽管孩子在幼儿园阶段没有太多的学习任务，但幼儿的生活能力、学习能力以及良好生活习惯的培养经常会出现“5+2=0”的现象，这就需要家长和幼教工作者密切配合。
三、家长在教育孩子方面存在的误区
一是家长习惯包揽一切，忽视幼儿的独立意识。突出表现为幼儿在长辈的关爱和父母的精心呵护下，久而久之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事事等别人来为自已做的不良习惯，幼儿的独立意识会被忽略。
二是重视早期智力开发，忽视身心全面发展。突出表现为家庭教育小学化问题严重，只重视眼前智力的培养发展，忽略了培养孩子生存、合作、交往的能力，忽略了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
三是过分溺爱子女，忽视幼儿品德教育。突出表现为父母在生活中一味地迁就孩子，导致幼儿经常以自我为中心，性格执拗孤僻，不懂得感恩父母，不懂得尊重他人，不懂得与人分享。
四、实现“家园合作”的有效途径
上述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幼教机构的指导，更离不开家长的配合，要在家庭和幼儿园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采取诸多方式来影响家长行为从而引导幼儿，使教育的意图逐渐地、自然地转变为家长的愿望和动机，从而让幼儿在积极的活动中得到发展。
（一）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
家长要承认幼儿的独立人格，减弱并逐渐消除幼儿的依赖心理。平时多和幼儿平等交谈，让幼儿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受；放手让幼儿去做他喜欢且不违反原则的事，使他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在这些活动过程中，让幼儿逐渐意识到，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和独立能力的人，不是事事必须依赖父母。家长要对孩子放心，该放手的时候一定要放手。
（二）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让孩子受益终生。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对幼儿进行早期教育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家长必须高度重视并从以下几方面付诸行动：
1.培养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在学前准备中，让他们学会自己铺床叠被，自己起床，脱穿衣服、鞋、袜，学会洗脸、洗脚、漱口、刷牙。家长应当要求孩子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学习简单的劳动技能，会开、关门窗，扫地、擦桌椅，会自己取放玩具、图书、其他用具等。
2.教孩子学会自我管理。让幼儿自己整理图书、玩具，收拾书包和生活用品等；要懂得爱护和整理书包、课本、画册、文具；学会削铅笔、使用剪刀、铅笔刀、橡皮和其他工具，并能按教师的要求制作简单的玩教具等。
3.孩子生活规律化。小学生活正规而有序。家长要提前培养孩子的时间观念，让他们懂得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事；什么时间不该做什么事情，并控制自己的愿望和行为。如该写作业时一定要认真写，写完后收拾利索才能去玩；教孩子养成早起早睡、按时吃饭的习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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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而金融全球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统一的货币体系，这就决定了在当前加强区域货币合作的必要性。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货币一体化就开始成为国际金融界的研究热点，并已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得到实践，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发展
1.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
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The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简称OCA）起源于二战后国际经济学界对于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优劣的争论，该理论主要研究用什么标准判断货币区的最优性，满足何种条件可以加入货币区，以及加入货币联盟、实现货币一体化的利与弊。最后货币区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蒙代尔（1961）、麦金农（1963）、英格拉姆（1962）、凯南（1969）等。
蒙代尔（1961）最早明确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主张以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在当时的背景中提出了大胆的设想：一些国家可以放弃自己的货币，在本地区范围内实现共同货币。这一设想的优点是降低了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及汇率风险，缺点是容易造成实际工资下降，影响就业，因此他强调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性，认为地区内高度的生产要素流动性是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麦金农（1963）提出以经济的高度开放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经济开放程度是指一国生产消费中的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的比率。在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中，如果为了解决国际收支赤字问题，采用本币贬值政策势必引起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以至于带来国内物价的上涨，但为了控制物价，又会引发国内需求下降和失业人口增加。同时由于“货币幻觉”的作用，还可能造成工资成本的上升，从而抵消货币贬值的效果。因此，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应该组成相对封闭的货币区，这将有利于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
此外，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各自提出了自己关于最优货币区选择的参照标准，如：凯南（1969）以低程度产品多样化、英格拉姆（1969）以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G·哈伯勒（1970）和弗莱明（1971）通货膨胀率的相似程度、爱德华·托尔和托马斯·威莱特（1970）以政策一体化程度等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在19世纪80年代几乎处于停滞状态。80年代末，这一理论又重新复活起来，经济学家开始研究有关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与收益。90年代以来，欧洲经货联盟（EMU）的发展使得经济学家加强了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有：德瓦拉詹和罗迪斯（1991）、巴尤米（1992）、里斯（1997）、德弗罗和恩格尔（1998）等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对早期的OCA理论建立模型分析，并运用大量历史数据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评估和实证分析，主要包括测定地区间实物冲击、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OCA标准的内生性分析、货币联盟与政治联盟的关系、汇率工具的效应、货币联盟中最优币种数目以及其他相关的货币调节机制，主要包括财政转移、信贷及资本市场在最优货币区的作用等问题。90年代克鲁格曼在深入研究蒙代尔和麦金农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最佳货币区理论，建立了GG-LL模型，用以解释加入固定汇率区各国的经济结构应比较接近并且经济联系紧密，这样发生汇率波动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货币区经济发展趋于稳定。
最优货币区理论自19世纪60年代初产生以来，对国际货币一体化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这一理论的开创者蒙代尔由此获得了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80年代以来，最优货币区理论又得到了极大拓展，克鲁格曼（1993）甚至认为“最优货币区问题应当成为国际货币经济学的中心”。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三种模式
1.单一货币联盟模式
单一货币联盟模式是指区域内成员国承诺放弃本国货币发行权，在区域内创立和使用全新的统一货币模式。目前最为成功的典型实例即欧元区统一货币模式。从欧洲货币联盟内部来看，由于使用共同货币，形成统一大市场，欧元区各国之间能真正实现商品、资本、人员和劳务的自由转移，使各国资源能够更好地优化配置、合理利用。同时，按照《马约》的四个趋同标准，加入欧元的国家应自觉维护财政纪律，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以维护统一货币的稳定，促成成员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欧元启动后削弱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欧元的结算量已经上升到24%，从中期来看，世界金融资产的30%～40%将以欧元计价，欧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也将增加，这有利于稳定国际金融局势和国际货币体系。
2.多重货币联盟模式
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指先通过地区内次区域货币合作，然后再过渡到单一货币联盟的合作形式。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它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近期，建立危机救助机制；中期，建立区域汇率稳定机制；远期，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
3.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
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是指使用一种别国货币，如美元，在政府法定或私人部门的事实选择下，最终直接取代本国乃至本地区的货币，发挥区域货币的职能或作用。这种货币一体化方式又被称为美元化路径。二战后，国际社会逐步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许多国家目前仍选择显性或隐性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将美元作为本国货币的“名义锚”。同时，货币替代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普遍现象，许多拉美国家实行“双轨货币制”，即本币和美元都是国内的法定通货，有的拉美国家甚至取消本国货币直接使用美元作为其本位货币。在东亚，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影响在东亚次区域采取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只要各国愿意接受这种货币，就可以在该区域采用它作为次区域的共同货币。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及路径选择
1.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
如前所述，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它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原因是“亚洲传统”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的渐进性。这种独特的“亚洲传统”是指东亚合作的灵活性、渐进性、协商性和非政治性。灵活性是指东亚各国在贸易自由化、统一市场进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建立统一货币体系等方面不强求一致；渐进性是指东亚各国经济差异较大，可以分批加入货币一体化组织；协商性是指目前东亚经济合作尚处于对话机制阶段，远未完成制度化建设的进程；非政治性是指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领土争议和国家统一等问题，目前东亚经济一体化应多讲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不讲或少讲政治，不谋求共同的外交和防务政策。以上这些“亚洲传统”极大地影响着东亚区域经济货币合作，使这一进程变得十分缓慢和渐进，充满艰辛，这也是东亚一体化和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区别。
转贴于中国论2.东亚货币合作的路径
笔者认为，东亚货币合作可选择如下路径，并分为三个阶段循序渐进地进行：
(1)初级阶段——建立危机救助机制
东亚货币合作的直接目的就是就是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新的金融危机，在东亚建立某种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是近期东亚货币合作的中心工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14个亚太地区经济体的财政部与央行主要官员在马尼拉亚太地区高级财政金融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加强地区金融合作新机制的设想，又称“马尼拉框架协议”，在APEC范围内建立了“马尼拉框架”集团，与亚洲开发银行（ADB）、世界银行及IMF协作进行经济信息交流与经济形势监控，并确定每半年举行一次会议。此外，东盟（ASEAN）10国强化彼此的监督机制，10国财长每年聚会两次，进行政策协调。这一监督机制后被扩展到“10+3”监督进程，在2001年5月的檀香山财长会议上提出了设立“10+3”早期预警系统。2000年5月6日在泰国清迈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定”，又称“清迈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一笔备用贷款基金，估计将达到200亿至300亿美元，各国出资额将按照其外汇储备额比例分摊，只要东亚外汇储备中的10%至20%被用来作为地区基金，参加的国家就能够很容易地克服任何清偿危机，而不需要来自发达国家的任何帮助。一旦亚洲地区发生短期资本急剧流动等情况将相互提供干预资金，以应付紧急之需，同时还将交换经济和外汇方面的信息，建立起一个预防新的货币危机的监督机构。迄今为止，日本已经同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缔结了货币互换协定。2002年3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和日本银行总裁速水优在东京签订了必要时向对方提供最高约合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协议，显示旨在稳定亚洲地区货币的合作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2)中级阶段——建立区域汇率稳定机制
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能在短期内解决外部冲击与金融危机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东亚地区的金融不稳定，也难以保证东亚经济在长期内的稳定增长，因此建立一整套区域汇率稳定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篇9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而金融全球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统一的货币体系，这就决定了在当前加强区域货币合作的必要性。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货币一体化就开始成为国际金融界的研究热点，并已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得到实践，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发展
1.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
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The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简称OCA）起源于二战后国际经济学界对于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优劣的争论，该理论主要研究用什么标准判断货币区的最优性，满足何种条件可以加入货币区，以及加入货币联盟、实现货币一体化的利与弊。最后货币区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蒙代尔（1961）、麦金农（1963）、英格拉姆（1962）、凯南（1969）等。
蒙代尔（1961）最早明确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主张以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在当时的背景中提出了大胆的设想：一些国家可以放弃自己的货币，在本地区范围内实现共同货币。这一设想的优点是降低了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及汇率风险，缺点是容易造成实际工资下降，影响就业，因此他强调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性，认为地区内高度的生产要素流动性是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麦金农（1963）提出以经济的高度开放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经济开放程度是指一国生产消费中的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的比率。在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中，如果为了解决国际收支赤字问题，采用本币贬值政策势必引起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以至于带来国内物价的上涨，但为了控制物价，又会引发国内需求下降和失业人口增加。同时由于“货币幻觉”的作用，还可能造成工资成本的上升，从而抵消货币贬值的效果。因此，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应该组成相对封闭的货币区，这将有利于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
此外，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各自提出了自己关于最优货币区选择的参照标准，如：凯南（1969）以低程度产品多样化、英格拉姆（1969）以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G·哈伯勒（1970）和弗莱明（1971）通货膨胀率的相似程度、爱德华·托尔和托马斯·威莱特（1970）以政策一体化程度等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在19世纪80年代几乎处于停滞状态。80年代末，这一理论又重新复活起来，经济学家开始研究有关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与收益。90年代以来，欧洲经货联盟（EMU）的发展使得经济学家加强了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有：德瓦拉詹和罗迪斯（1991）、巴尤米（1992）、里斯（1997）、德弗罗和恩格尔（1998）等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对早期的OCA理论建立模型分析，并运用大量历史数据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评估和实证分析，主要包括测定地区间实物冲击、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OCA标准的内生性分析、货币联盟与政治联盟的关系、汇率工具的效应、货币联盟中最优币种数目以及其他相关的货币调节机制，主要包括财政转移、信贷及资本市场在最优货币区的作用等问题。90年代克鲁格曼在深入研究蒙代尔和麦金农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最佳货币区理论，建立了GG-LL模型，用以解释加入固定汇率区各国的经济结构应比较接近并且经济联系紧密，这样发生汇率波动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货币区经济发展趋于稳定。
最优货币区理论自19世纪60年代初产生以来，对国际货币一体化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这一理论的开创者蒙代尔由此获得了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80年代以来，最优货币区理论又得到了极大拓展，克鲁格曼（1993）甚至认为“最优货币区问题应当成为国际货币经济学的中心”。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三种模式
1.单一货币联盟模式
单一货币联盟模式是指区域内成员国承诺放弃本国货币发行权，在区域内创立和使用全新的统一货币模式。目前最为成功的典型实例即欧元区统一货币模式。从欧洲货币联盟内部来看，由于使用共同货币，形成统一大市场，欧元区各国之间能真正实现商品、资本、人员和劳务的自由转移，使各国资源能够更好地优化配置、合理利用。同时，按照《马约》的四个趋同标准，加入欧元的国家应自觉维护财政纪律，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以维护统一货币的稳定，促成成员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欧元启动后削弱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欧元的结算量已经上升到24%，从中期来看，世界金融资产的30%～40%将以欧元计价，欧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也将增加，这有利于稳定国际金融局势和国际货币体系。
2.多重货币联盟模式
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指先通过地区内次区域货币合作，然后再过渡到单一货币联盟的合作形式。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它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近期，建立危机救助机制；中期，建立区域汇率稳定机制；远期，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
3.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
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是指使用一种别国货币，如美元，在政府法定或私人部门的事实选择下，最终直接取代本国乃至本地区的货币，发挥区域货币的职能或作用。这种货币一体化方式又被称为美元化路径。二战后，国际社会逐步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许多国家目前仍选择显性或隐性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将美元作为本国货币的“名义锚”。同时，货币替代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普遍现象，许多拉美国家实行“双轨货币制”，即本币和美元都是国内的法定通货，有的拉美国家甚至取消本国货币直接使用美元作为其本位货币。在东亚，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影响在东亚次区域采取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只要各国愿意接受这种货币，就可以在该区域采用它作为次区域的共同货币。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及路径选择
1.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
如前所述，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它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原因是“亚洲传统”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的渐进性。这种独特的“亚洲传统”是指东亚合作的灵活性、渐进性、协商性和非政治性。灵活性是指东亚各国在贸易自由化、统一市场进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建立统一货币体系等方面不强求一致；渐进性是指东亚各国经济差异较大，可以分批加入货币一体化组织；协商性是指目前东亚经济合作尚处于对话机制阶段，远未完成制度化建设的进程；非政治性是指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领土争议和国家统一等问题，目前东亚经济一体化应多讲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不讲或少讲政治，不谋求共同的外交和防务政策。以上这些“亚洲传统”极大地影响着东亚区域经济货币合作，使这一进程变得十分缓慢和渐进，充满艰辛，这也是东亚一体化和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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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亚货币合作的路径
笔者认为，东亚货币合作可选择如下路径，并分为三个阶段循序渐进地进行：
(1)初级阶段——建立危机救助机制
东亚货币合作的直接目的就是就是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新的金融危机，在东亚建立某种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是近期东亚货币合作的中心工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14个亚太地区经济体的财政部与央行主要官员在马尼拉亚太地区高级财政金融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加强地区金融合作新机制的设想，又称“马尼拉框架协议”，在APEC范围内建立了“马尼拉框架”集团，与亚洲开发银行（ADB）、世界银行及IMF协作进行经济信息交流与经济形势监控，并确定每半年举行一次会议。此外，东盟（ASEAN）10国强化彼此的监督机制，10国财长每年聚会两次，进行政策协调。这一监督机制后被扩展到“10+3”监督进程，在2001年5月的檀香山财长会议上提出了设立“10+3”早期预警系统。2000年5月6日在泰国清迈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定”，又称“清迈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一笔备用贷款基金，估计将达到200亿至300亿美元，各国出资额将按照其外汇储备额比例分摊，只要东亚外汇储备中的10%至20%被用来作为地区基金，参加的国家就能够很容易地克服任何清偿危机，而不需要来自发达国家的任何帮助。一旦亚洲地区发生短期资本急剧流动等情况将相互提供干预资金，以应付紧急之需，同时还将交换经济和外汇方面的信息，建立起一个预防新的货币危机的监督机构。迄今为止，日本已经同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缔结了货币互换协定。2002年3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和日本银行总裁速水优在东京签订了必要时向对方提供最高约合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协议，显示旨在稳定亚洲地区货币的合作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2)中级阶段——建立区域汇率稳定机制
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能在短期内解决外部冲击与金融危机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东亚地区的金融不稳定，也难以保证东亚经济在长期内的稳定增长，因此建立一整套区域汇率稳定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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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前言
说到校企合作模式，是学校与企业建立的一种合作模式，是当前社会竞争激烈，是教育行业，大中专院校等职业教育院校以及一些本科院校为谋求自身发展、抓好教育质量、大力提高育人质量、实现与市场接轨等而有针对性地为企业培养一线实用型技术人才的重要举措，其初衷是让学生在校所学与企业实践有机结合，让学校和企业的设备、技术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以切实提高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采取与企业合作的方式，有针对性的为企业培养人才，注重人才的实用性与实效性，这对于培养出更高质量的人才具有非凡的意义。
1.关于校企模式现状的分析
对于教育行业，尤其是大中专院校等职业教育院校来说，校企合作模式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要比其他的模式多得多。因为对于大中专院校等职业院校来说，进行校企模式主要就是为了培养应用专业型技术人才，所以他们的学时比一些本科院校要短，实习期往前。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学校的学生能在毕业时就能很好的掌握专业技能知识，能直接上岗为社会做贡献、能找到工作养活自己呢？这个答案是否定的，虽然有的高校确实进行了校企模式，但他们在学校的实践机会还是特别少的，学习理念还是过多的偏向传统教学，更多地学到的都是些理论性的东西。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企业的参与性不够积极。其主要问题原因是因为对于企业来说，对于商人来说他首要追求的永远都是利益，商人和企业都不做赔本的买卖，因此有些情况下明知道做一些东西对社会是有益的，但看不到利益的情况下，商人是不愿去做的。而校企模式其中就有这样的一个弊端，校企模式中企业在这中间获得的国家补助非常有限，这对他们来说既要浪费心力却又得不到实在的好处，所以积极性也就不高，这也是目前校企模式现状所存在的一些问题。[1]
2.关于一些不同校企模式的探索分析
2.1共同合作式
此种校企合作模式主要是由学校与企业双方签订合同协议，由双方共同为学生、为人才的培养负责，共同为了学生定制相应的课程，因为毕竟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最终是要进入企业为企业服务，为企业盈利的。而此种模式，就早早的将企业带进校园，让学生更早地接触他们以后就将为之服务的企业，这样他们也就对企业更熟悉，更亲切。此种模式需要双方都要付出努力，比如学校在教授学生的同时，由企业也派人如高级技工等来辅导老师教学，教授学生们企业将来所需的技能，从而定向地培养出企业所需要的人才。
2.2校企一体式
此种校企模式其实细分的话也可以分成两种，但因为其主要思想都是将学校与企业的联合故此杂糅成一种探讨之。对于学校和企业的联合一体化可以是将学校和企业股份制化，双方各占百分之多少多少的股份，这样能大幅度提高学校和企业的积极性，所创造的价值都有自己的一份，因此在这样的合作模式下双方的合作关系显得更亲密，更加没有隔阂；还可以是由学校出资自建个企业等，这样的校企一体化可以说是“自产自销”，由自己为自己提供人才，为自己创造出利益，这样会督促学校更加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只有好的人才才能创造出好的价值。
2.3企业订单式
此种校企模式主要是由企业对满足自己需求的相应的学校进行下订单任务，而学校方面则会让同学们承担这些订单，让学生们动手操作完成这些订单，把传统的理论教学改成实际操作的模式，学生在动手完成订单的同时，既加强了动手实践能力，对于企业的需求也有了相应的了解，在此同时也将课本上生硬的理论知识结合自己的实践操作从而加强记忆，加深理解。对于企业来说，这样做可以节省加工成本，对于学校来说这主要为了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避免学生光会说不会做，学校还要进一步开放，允许给予学生们相应的订单工资，这样既能学到知识还可以赚些零花钱，这对于学生来说，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3.关于校企模式意义的分析
对于校企模式，笔者还是认为其意义十分重要。对于上文的现状问题，都是瑕不掩瑜的，贯彻校企模式是一个方面，但如何正确的落实校企模式却又是另一个不同的方面。校企模式对于教育行业，尤其是大中专院校等职业教育院校来说，是正确的模式理念，如果引入了校企模式却还没有成效的话那就是在具体实施中存在一些问题。校企模式的引入无疑是让学生尤其是大中专院校等职业教育院校来说在平时有了更多的实践时间，他们的实践动手时间大大地加强，与之对应的实践动手能力也就越来越强，这对于加强学生专业能力有着不容小觑的意义。而对于企业逐利的这点我们也无法指责，企业商人逐利是天性，而我们相信我们的模式理念是正确的，那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所以我们要发展我们的校企合作模式，只需要制定一些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亏损的但是对企业来说是吸引人的条件，这样他们自己就会“愿者上钩”。而且校企合作模式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如果实行订单式或者半工半读的教导方法，除了上文中提到的能激发学生创造性、学生能赚到额外的零花钱外，还可以当做勤工俭学项目，对于一些家里贫困的同学来说，真是福音，能够让他们在培养职业技能的同时，还能减轻家里的负担，顺利完成学业。而且除了对学生的好处之外，对于学校里的老师和企业的员工来说都是福利。一些实施校企合作的学校，尤其是大中专院校等职业教育院校来说，他们的老师都是从专门专业的高校毕业的，理论知识当然不用担心，但是如果加上校企合作模式下实践的部分，让老师在教课前进行实践培训，这样一来，对老师来说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更能帮助他们领会教课内容，让他们再把自己所无所得传授给学生，这样反而会使教学质量得到根本上的提高；而对于企业员工来说则恰恰相反，他们也许早已忘记了一些专业技能的原理，但却依靠着自己多年来在岗位上的经验去解决一些问题，如果让他们接受理论培训，这样也可以使他们对专业技能的领悟更上一层楼，对于企业来说也是福音，反过来在校企合作模式中他们可以和教师一起，互为表里，共同授课，可想而知，这样双重教导下的学生质量能不高吗？[2]
4.结语
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在求新的教育事业里，校企合作模式无疑是为教育、为社会提供优质的人才打开了另外一扇门窗，这样带有创新精神的教学模式，不仅可以为高校、为社会提供一批批人才，还为企业、为社会经济价值做出了贡献，实施校企合作模式，进行多元化互动，成为经济与教育交汇点，是政府在二十一世纪实施人才战略、加快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时代背景下，所提出的适应时代变化的战略发展模式。虽然校企合作模式目前还处于探索与实施的初级阶段，但正如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一样，会有一天，校企合作模式在经历完探索后，实施起来如野火燎原般在中国的高校，尤其是大中专院校等职业教育院校中普遍展开，即使采取的校企合作方式不一样，但包容性强的多元化校企合作模式会在高校中展示出自己独特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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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外合作是必然选择
2004年，中国外文局开始实施外宣期刊“本土化”战略性创举。今日中国杂志社先后在埃及和墨西哥建立了中东分社和拉美分社，实现了秘鲁版和土耳其文版的海外发行，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期刊海外合作发展模式。
10年来，“本土化”工作取得了不少值得分享的成功经验。对象国政府高层、主要媒体的关注程度，读者对中国信息渴求的强度，我驻外使领馆的支持力度，都远远超出了想象。期刊发行量不断提高，并以几个海外驻点为中心向周边国家辐射。
10年的本土化发展实践证明，外宣期刊“本土化”的决策，符合外宣期刊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境外读者的实际需求，不仅为外宣期刊在国外的出版发行探索了新的途径，而且为中央大外宣战略部署开辟了新的阵地，为提高对外宣传的影响力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了贡献。
二、外刊成功登陆的启示
中国是国外著名品牌极力抢滩的主力市场之一，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一方面享受着来自西方的大量奢侈品，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时尚前卫的杂志了解西方的生活方式。西方传媒行业依托其成熟的海外发展模式，顺利打入其他国家市场。总结他们的海外发展模式，存在以下成功经验：
首先，国际传媒公司普遍重视品牌经营。为拓宽市场，国外期刊在品牌拓展的策略中注重国际化发展，积极向海外输出版权，发行多个国际化的“本地文版”。著名的《德国国家地理杂志》自1946年创刊以来，秉承“将政治、科技、地理集于一体”的理念和决心，经过近70年的锤炼，借助旗舰杂志的品牌影响力，首创全球第一家全彩印刷地理杂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更是其品牌延伸的典范。目前，杂志将自身品牌向图书、图片库、教育产品、地图、电视节目、网站等方面推广，充分发挥了品牌强大的影响力。
其次，重视国际化人才培养。世界大型的跨国传媒集团无一例外拥有全球最顶尖的人力资源，他们以一流的学识和能力为集团的发展贡献力量。直接在海外组稿、编辑、印刷和发行杂志，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选聘熟悉国际期刊业游戏规则的人，达到进入海外主流媒体市场的目的。
再次，产业化经营模式比较成熟。期刊的产业化是在规模经营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外刊注重组建专业化的期刊策划、发行、广告公司，进行专业的期刊市场调研、定位及营销策划、期刊的发行、广告业务等。业务的分工与独立不但为期刊内容质量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保障作用，而且使得广告、营销更为专业，提高了整体效益。比如美国《财富》杂志，专门设有以总编辑为首的编辑系统和以总裁为首的经营系统，以确保编辑质量和经营收益。
三、海外合作模式探索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中国的一批期刊杂志也已经成功登陆海外，与国际传媒集团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2003年8月，《读者》授权美国大路文化传播公司，组织其在北美地区的分印发行，这一举措突破了仅仅依靠经销商或国家出口公司的发行模式，标志着《读者》成功登陆北美市场，创国内期刊之先。《中国国家地理》走出国门也取得不俗战绩，2002年，日文版的《中国国家地理》（又名《中国地理纪行》）在日本东京创刊发行。《女友》、《瑞丽》等女性时尚杂志也纷纷出版海外版，深入到海外华人社区。中国的IT、科普、时尚类品牌期刊与国际同类品牌的质量已经相当接近，既出现了《世界服装之苑》这样的与国际大刊同步的品牌，也出现了《时尚》、《中国国家地理》这样中西融汇，本土与国际结合的品牌。
针对自身特点，今日中国杂志社也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海外合作模式，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第一，组建本土化策划团队。实现文版主编和本土顾问团队密切合作，邀请境外媒体人撰稿，与当地通讯社保持良好交流，做到期期有重点，形成了各文版独特的“本土化”特色。
第二，积极尝试与海外期刊出版集团合作办刊。2010年9月，《今日中国》土耳其文版首发式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宫小生、土耳其外贸部长、土耳其数码集团首席执行官参加首发式并发表讲话。、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国外文局有关领导专程赴土耳其参加此次活动。该文版由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与土耳其当地传媒集团合作出版，每期发行10，000份。以经济报道为主体，为土耳其读者提供实用信息。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土耳其文版期刊。
第三，与海外新闻媒体合作，借力网络新媒体促成链接。2010年，墨西哥分社促成了墨西哥和秘鲁国家通讯社墨通社和安第斯讯社与局属中国网的合作，大幅度提升了外宣媒体在对象国的有效传播。墨西哥坎昆国际气候大会期间，网络合作平台及时准确地为中国媒体发出了中国声音。
第四，多渠道合作拓展发行网络。杂志不仅在墨西哥建立了完善的发行网络，还批量打入中美、加勒比海附近全部未建交国家，形成了“北墨南秘”格局。近十年的发展，杂志发行覆盖墨西哥境内全部32个州及主要公共场所，在墨西哥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读者群。2009年10月，《今日中国》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了首发仪式，这是中国杂志首次正式进入秘鲁主要发行渠道，也是中国的文化产品首次在秘鲁全境同时发行，受到当地政府、媒体和各界的高度重视。为期刊日后向周边的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等安第斯国家扩展构筑了平台，也为期刊西文版“本土化”战略在拉美地区发展的机构设置搭建了“北墨南秘”布局的框架。
四、海外合作的大有可为
从策划、编辑和印刷、发行“两头在外”的格局，到当地媒体精英参与选题策划和内容报道；从吸纳海外力量设立办刊分设机构，到与海外期刊出版集团合作办刊。 如今，期刊“本土化”工作面临的不再是如何走出去，而是思考如何走进去、走下去、走得更宽、走得更远。
2010年10月，由《今日中国》杂志社出资修复的墨西哥城中国钟举行了竣工仪式。修复工程纪念牌匾上镌刻着“适逢墨西哥独立200周年，今日中国杂志社捐资修复”大字，还刻有杂志社社标和墨西哥城市徽。墨西哥城市政府网站、墨西哥新闻报、太阳报、方程式电台、电视11台等官方网站和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千年电视台、34电视台和墨西哥国家通讯社电视台还进行过专访。中国的中国网、新华网、人民网、人民日报、国际台国际在线、英文中国日报、新民网、新浪网、科技日报电子版以及其他地方网站都对此进行了报道。为中国期刊的海外发展树立了积极的国际品牌形象。
事实上，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海外华文媒体对祖国的媒体有着强烈的合作热情，其中不乏在海外有着相当影响力的主流华文媒体。与此同时，国际传媒集团也迫切需要在中国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希望开展双方合作。 “走出去”应该是一个互利互惠的合作，而不是单纯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
成功的合作是双方共赢的。对于引进方，引入国际上同类期刊中适合本地市场的内容，既可以弥补本地组稿的局限性，又能够刺激杂志向国际化水准看齐；对于输出方，既可以使自己的资源得到再次利用，获得一笔额外的版税收入，又可以扩大自己品牌的海外影响力和知名度。而最大的获益者最终还是广大的读者，引进内容加强了期刊话题的深度和广度，使读者能够接触到更多更好的文化成果。这也是国内外媒体人合作的初衷和达成共识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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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先来看看那些IT企业进军汽车行业的方式：与整车企业开展跨界合作，切入点往往是具体的产品，如打造智能汽车、研发车联网系统等。比如乐视与北汽在今年上海车展上展出的合作成果，为一款应用了乐视智能系统的互联网汽车。又如百度与上海通用、奥迪、现代签署合作协议，推出车联网解决方案CarLife。如果说IT企业进军汽车行业，给我们带来的是响应“互联网+汽车”理念的转型，那么潘石屹此番与汽车行业的碰撞，带来的则是“汽车+SOHO”的创新模式。
汽车+SOHO
――为汽车创业打破空间限制
在了解这一跨界合作之前，首先要了解SOHO3Q。SOHO3Q是SOHO中国的最新产品，提供现代化的共享办公空间，租赁方式非常灵活。租客可以只租一个星期或一个月，只租一张办公桌或一间办公室，而且可以随时随地用手机预约、付款，是契合当下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时代需求的办公空间。SOHO3Q还提供免费Wi-Fi、复印打印、会议室、咖啡等服务，租户只需要带着手机和电脑来工作。目前北京和上海的SOHO3Q几乎已经满租。
SOHO3Q近期频频传出跨界合作的消息，继与美国硅谷新兴互联网巨头Uber、中国平安集团、在线订餐平台“饿了么”等企业战略合作后，又与上海国际汽车城科技创新港展开合作。通过合作，SOHO3Q内的汽车相关行业的创业团队不仅能获得包括政策、技术、资金等在内的扶持，个别优秀的团队还将作为种子用户入驻科技创新港进行加速孵化。此外，双方还将在金融投资领域探讨深度合作并建立互联网创业的对接通道。
上海国际汽车城发展十五年以来，已经聚集了70多家整车和零部件企业的独立研发中心。但是其地理位置远离市中心，身处其中的许多企业又有在市区设立窗口的需求。而SOHO3Q分别在市中心的SOHO复兴广场和SOHO东海广场设有办公位置。通过与SOHO3Q互换办公中心，就可以很好地解决企业在两地办公的需求。因此，无论是对SOHO3Q还是汽车城来说，都有一部分客户更适合在对方的空间发展，合作实现了双方的客户资源互换。
潘石屹表示：“在互联网的时代，没有什么是有边界的。所以我们愿意用开放的态度，陆续尝试与不同行业领军人物合作。而互联网则帮助我们将彼此看似不相关的资源进行整合互补，从而为彼此的用户提供更为多元化的服务。”
潘石屹口中的“互补”在于双方的差异化，一是体现在不同的服务和政策上，创业者可以从中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二是不同的产业导向，为创业者们未来的产业对接提供了更多元化的选择。对于汽车行业的“创客”们来说，双方的合作为他们带来了更广阔的窗口：在SOHO3Q，他们能与其他创业者进行平等的思想碰撞，将社会的优秀创新理念导入汽车产业；在汽车城，他们将有更多的机会与主机厂、零部件企业等进行对接，使想法和创意能更快地产品化、市场化。
汽车+家居
――创造新概念生活方式
正是差异化带来了诸多的跨行业合作案例，恰如“互联网+”给各行各业吹来了互联网思维的新风。“汽车+X”的创新合作模式除了如“汽车+SOHO”那样助推汽车行业的创业，还给人们创造了新概念的生活方式，那就是“汽车+家居”。在“2015亚洲消费电子展”上，福特宣布携手海尔U+、天合光能以及台达集团共同打造“福特智・能生活”试点项目，并将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率先展开。
同样地，要了解这一跨界合作，在此先介绍一下 “海尔U+”。这是一个智慧生活开放平台，一经成立就受到了行业的广泛关注，先已经联合微软、阿里、魅族等数十家厂商进行合作，并孵化出了众多品类产品。
福特通过与智能家电、光伏能源以及电力管理领域的领先企业合作，为试点项目提供福特Fusion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台达车辆充电桩、天合光能太阳能系统以及“海尔U+”智能家电。通过全面整合电动车辆、太阳能电力以及智能家用电器，福特智・能生活能够大幅降低家庭污染排放。试点项目将对参与家庭的碳排放情况进行监测，以了解电气化车辆、太阳能以及智能家电对环境及能源支出的益处。
跨界合作令各方先进的环境保护技术得到更好的利用，并通过这一整体化解决方案为现代中国家庭打造节能环保的生活方式。今天许多环保技术产品价格越来越平易近人，这令当下成为选择全新家庭能源结构的最佳时机。而燃煤发电厂仍是国内主要的电力来源。因此，电气化汽车需要更多地采用清洁能源才能为提升环境品质做出贡献。在合作中，天合光能的角色便贯彻了这一理念。
“海尔U+”运营总监王征表示，“随着汽车在中国的日益普及，汽车成为家庭的延伸，U+智能生活的物联网和车联网的跨界合作将为用户带来更加舒适、方便和绿色的生活。” 引入中国的“福特智・能生活”试点项目也曾在美国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购买的最为“重量级”的电器产品――电动汽车能够成为家庭转向清洁能源的催化剂，推动减少家庭能源支出以及碳排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