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服务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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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型政府建构的必须全能型政府的哲学理念是建构理性，对人类理性充满乐观与自信，全能型政府认为“只要对目标做更为恰当的筹划和理性的协调，就能消灭一切依然存在的不可取现象。”而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苏联的解体说明了人类理性的局限。因为“即使行使权力的人动机十分高尚，由于他们无法掌握许多人变动不息的信息分别做出决定，因此他不能为目标的重要性等级制定出一个公认的统一的尺度。所以，即使是一心为民造福的权力，其范围也是应当受到严格限制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政府能力的限度，“正如市场本身有缺陷易导致市场失败一样，国家自身的缺陷也决定了其行动的有限范围。超越了相宜的范围，国家行动就有可能出现失效的危险。”世界上许多国家之所以选择有限政府，是对人类理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且在政治实践中尝尽了全能型政府的苦头。有限政府在国家治理上的尽管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相对于全能型政府，仍不失为人类一个比较恰当的选择。正如丘吉尔在评价现代民主一样，民主不是一个好东西，但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比它更好的东西。因此，中国建构一个法治的、责任的、有限的现代政府对于今后的发展将大有裨益。中国政府体制从全能型向法治有限型的转变，是一个漫长且艰难的建构现代型政府的过程。从世界政治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现代型政府应具有这三个特征:法治、责任和有限。法治是现代政府良性运行的重要保证，有了法治的前提，政府的权力就不会逾越自己的边界。在责任政府中，“统治者相信自己应对治下的民众负责，应将民众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责任政府不仅在工作中恪尽职责，而且在由过错时也被追责。有限政府包含四个主要原则“一是相对于人民，政府治权始终是有限的;二是掌握治权的政府的行为始终处于有的人民的监督之下;三是人民对政府治权的服从是有条件的;四是治权是一种周期性存在的权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已进行了六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构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现代型政府成为中国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国政府的变迁并不是从全能型政府直接向现代型政府发展，而是要经历一个后全能型的阶段。改革开放后，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全能型政府逐渐变为了后全能型政府。后全能型政府继承了全能型政府的组织资源，具有很强的刚性调控能力，它采用低政治参与和高经济投入的发展模式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后全能型政府发展模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后发展国家来说，是一种有助于应对各种复杂矛盾，有助于在秩序稳定状态下，完成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发展模式。”但后全能型政府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即权力层腐败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腐败和两极分化长期持续将严重腐蚀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政府就会逐步失去人们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也催生社会的极端思想和极端势力，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强调公平、民主、法治的现代型政府将通过民主法治建设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危机的发生率。加强社会建设，壮大社会力量，积极培育社会组织的发展，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公共事物，将为现代政府建构奠定社会基础，提供动力支持。

二、公共服务社会化对现代政府建构的推动

后全能政府主要通过压制底层的政治参与来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化解社会危机，保持发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治建设的进步，人们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并自觉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继续压制公民的政治参与不仅会引发危机，而且也无助于以后的发展。通过公共服务社会化培育公民的理性参与意识和能力，通过公共服务社会化促政府职能的转变，从而推动现代型政府的建构。

(一)公共服务社会化与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政治参与在现代政治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具体地说政治参与的作用体现在约束政府、反映公民的意愿和教育公民。特别是教育公民的作用对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的公民由于长期受的压迫，缺少公民意识，对国家政治生活漠不关心。而“通过政治参与可以学习如何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变得关心政治，增强对政治的信赖感，并感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正在发挥着正确的政治作用……公民通过政治参与，提高了对政治体制的归属感。”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对于公民个人维护自己的权益，提高政治效能感非常有帮助。公民的政治参与对于现代型政府来说也非常重要，没有公民的政治参与，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就无法顺利进行。公共服务社会化是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政府通过外包形式，将政府的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让社会组织加入到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进程中。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来说，这是两者之间的一个互动。在全能型政府状态下，国家吞没了社会，国家和社会没有分离，不存在两者之间的互动。在后全能政府时期，国家和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的分离，呈现出强国家弱社会的局面。在强国家－弱社会格局下，政府能和社会互动，并将自己不能承担的一部分职能移交给社会组织，本身就是建构现代性政府的一个重要步骤。当然，政府在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时，会有所选择，会购买和自己关系密切的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并会给予一定的资源支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能将一部分资源分给社会组织，这是帮助和支持社会力量的发展，这对于社会力量仍相对弱小的中国来说实属不易。中央在提出社会建设的方针之后，地方政府必须建立制度化的机制来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有了制度化的机制，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就会变成常态化的行为，有助于社会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为社会组织权力的获得和能力的提升创造了机会，“社会组织的能力指的是其从事公益，慈善，社会服务等形式内容的专业性能力、组织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能力;社会组织的权力指是其在自我成长和发育的获得的空间大小，与政府对话的权力。”社会组织能力的提高和权力的获得对于参与公共事务非常有帮助，这有助于社会组织和政府进行对话，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行为。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社会化过程中和政府有了更多的沟通，增强了对彼此的了解和认识，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信任，为中国社会建设提供了动力，也为法治、责任、有限型政府建构奠定了社会基础。

(二)公共服务社会化与政府职能转变公共服务社会化是在中国政府转型分不开的，在从全能型、后全能型向法治、责任和有限型政府的转变过程中，政府必须把属于社会的职能还给社会，把属于自己的职能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为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仅多样化，而且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欧美国家的政府不仅社会管理经验丰富，而且资源雄厚。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欧美政府仍需借助社会力量来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以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处于发展完善的过程之中。面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政府不仅经验不足，而且资源也相当有限，借助社会力量来提供公共服务，可以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不足。否则政府就会陷入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数量单一、质量低下的窘境。中国现代型政府建构过程同时也是后全能型政府不断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现代型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管理社会公共事物及提供公共服务。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和党的十明确提出要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公共服务社会化不仅是政府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的一种创新，也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契机。“公共服务社会化意味着政府向社会转移了一部分职能，那么政府就要把与这部分职能相对应的的权力也一同转移给非政府的公共组织。”公共服务社会化就是政府还权于社会，有权为有能提供了前提。政府在还权于社会的过程中转变自身职能。公共服务社会化要求政府职能从管理向服务转变，从独断型向协作型转变。“政府主要通过政策引导、规则制定等手段，在公共服务领域实行“市场准入”，吸引社会资金(包括各种内资和外资)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从而形成政府与市场相互协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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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力量参与是公共文化服务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

公共文化在本质属性上具有公共性，表现为一定的群体共同享有这一文化。而“社会群体的平等参与是公共文化共享的重要形式特征，是实现其公益性的唯一途径。”[1]实践也证明，高效优质、丰富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结果，社会力量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这是因为，首先社会公众是文艺作品、文化题材的思想源头，他们生活在基层，活跃在各类组织中，所提供的文化服务，来源于生活，贴近实际，为大众喜闻乐见。其次，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有利于传承民族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是靠传承而延续的，社会力量则发挥着贮存、掌握、承载的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是文化传承的“活宝库”，又是文化创新的“执棒者”。再次，社会力量参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上的投入不足。当前，财政投入总量不足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突出问题，而“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现代公民已经不仅是公共选举的平等‘投票者’，也不仅是政府公共服务的‘消费者’，更不是政府立场的反对者，而是变成了改善民生的直接参与者和积极活动者。”[2]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民间隐藏巨大的资本潜力，通过鼓励社会力量自办文化，可以发挥拾余补缺的作用。

（二）社会力量参与是应对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政府失灵”的有效手段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失灵是指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竞争和有力监督，政府人员会直接或间接地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选择，导致腐败活动和寻租行为，损害公共利益。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某些公共文化服务行业，“因政府特许或公共部门垄断生产之后,就成为这一类公共文化物品和服务的唯一生产者或供给者,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阻止潜在竞争者的进入,从而获得超额垄断利润”[3]，进而影响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基于政府失灵的根源，社会力量参与不失为一种应对的有效手段。首先，社会力量参与为广大公众提供了一条获取公共文化部门信息的重要渠道，增强行政的透明度。廉政建设经验表明，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政府腐败行为发生的关键原因。通过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公众能获得与公共文化服务相关的行政预算、公共开支和政策实施等政府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约束政府人员的行为，避免或减少公共文化部门对民意的偏离。其次，社会力量参与有助于社会公众监督公共文化部门的政策决策和政策执行。即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可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成为监督和制约权力的最有效方式，因为社会力量参与“具有其他途径所没有的独特优势，即群众性较强，监督具有广泛性。”[4]只有将公共文化服务计划、生产和供给的各个环节都置于社会力量强有力的监督下，才能切实抑制公共文化部门“失灵”的现象，确保行政偏好与公众的实际文化需求的契合，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三）社会力量参与是社会文化组织和文艺队伍快速增长的必然趋势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改革的推动，浙江省民营企业和各类社会文化组织、民间文艺团队发展的速度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这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组织和人才保障。据有关统计显示，浙江省拥有文体团队30余万支，业余文艺骨干50余万名[5]。另外农村近年来社会文化力量的发展也能见得，目前，全省农村活跃着1300多支电影放映队、1万多支业余文体队伍、500多家民间职业剧团、近2.5万支业余文体队伍、5万余名拥有教学辅导、组织管理和技术服务的骨干队伍，以及51.4万余名业余文体骨干。[6]

二、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力量参与的浙江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依托实力雄厚的民营资本和活跃的民间组织，在政府的积极推动和体制机制的引导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社会力量参与格局基本形成，全省各地涌现了一批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的实践模式和典型做法。

（一）政府+群众个体：丽水景宁群众参与的“文化自治”模式

景宁畲族自治县在构建畲乡“幸福文化”，实施“文化名县”战略的历史进程中，以群众的文化需求为第一导向，大胆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建设“畲乡文化，群众主体”的服务体系。其中，以“文化自治、五权圆梦”为核心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五权”保障机制建设是成功实践之一。所谓文化自治，就是指群众文化活动由群众自己作主，自己说了算。所谓“五权圆梦”，就是实现文化自治目标的五个必要载体，“即保障人民群众在文化工作中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7]文化自治的具体举措是：一是以文化预报为载体，实现群众知情权。即每个月25日前，当地文广部门确定下月将举行的相关文化活动项目，并于月初通过当地的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对文化活动进行公开预告，以方便群众提早安排，选择参与。二是以“文化四合院”为平台，实现群众话语权。所谓“文化四合院”，就是文化部门通过举办各类座谈会，主动邀请群众按照“圆桌会议”的形式对文化工作发表意见、提出要求。三是以“凤舞畲山”为舞台，实现群众的参与权。“凤舞畲山大舞台”由景宁文化部门统一设计，以群众自编、自导、自演、自己组织、自己主持的文化活动为基础，以重大节日、纪念日，各种赛事为契机，在全县范围开展的群众实现表演梦想的文艺活动。四是以文化项目申报制度为载体，实现群众的决策权。文体项目申报制度以“公开透明、自主申报”为主要特征，每个文体项目各乡镇，各业余文化团体，自主包装，向文化部门自主申报，再接受省、市、县评审专家组答辩评审，最后确定项目的经费补助额度和专业指导。该制度让群众自己做主，实现了群众的参与决策权。五是以“文化项目责任上墙制”为载体，实现群众的监督权。2011年开始景宁文化部门每年年初，根据群众的文化需求，确定好全县全年要实施的重点文化项目，统一公开制表上墙，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项目上墙，公开许诺，既让群众知晓一年的活动，也为群众实现监督权提供了便捷的通道。

（二）政府+市场主体：宁波鄞州“天天演”服务外包模式

宁波市鄞州区围绕“打造文化鄞州、建设文化强区”目标，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改革和创新。2009年3月起实施的“天天演”文化惠民工程，为公共文化服务外包提供了思路。“天天演”服务外包流程主要由五个环节组成：一是外包承接商的确定。鄞州区委宣传部、区文广局充当外包服务出资人，引进外包承接商。经过严格的评估筛选，确定和盛公司为承接商，承担产品采购、供需对接、配送以及全程监督等任务。二是需求情况调查。在政府采购之前，由和盛公司负责，乡镇（街道）文化站协调配合，向社会发放文化需求调查表，通过对调查结果分析建立演艺剧目信息库，确定“演艺产品采购目录”，在演出前通过菜单式剧目方式供群众选择。三是演艺产品采购。和盛公司公开向社会演艺需求信息，演出意向单位投标竞争。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广局、政府采购中心、和盛公司负责人和专家、基层文化站以及群众代表组成采购评审小组，负责招标评审，确定中标单位和剧目，签订采购合同。四是文化产品配送。文化产品的配送由和盛公司统筹安排，各乡镇（街道）文化站负责本区域的组织实施，保障演出活动的有序开展。五是监管和考评。在“天天演”服务外包中，监督和考评是环环相扣的。和盛公司作为演艺节目的采购方在乡镇(街道)文化站的参与下，对节目演出方进行全面监督，确保节目按采购协议完成。另外和盛公司接受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局的监督和考评。在“天天演”的服务外包中，政府主导，公司运作，专业生产，公众参与是其运行的四种主要机制。通过服务外包，政府实现了职能的转变即由“办文化”转向“管文化”，提升了公共服务效能。采取公司运作的方式，充分发挥市场配置文化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节约了成本。天天演”面向全国进行采购，进行专业化生产，让群众享受到更高专业水平的文化产品。此外，公众的参与，让基层群众“按需点菜”，充分体现了人民公共文化的享受权和选择权。

（三）政府+社会力量：台州“1%文化计划”多方联动模式

为加快推进台州“文化大市”建设步伐，加大对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投入，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实现公共文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公共文化需求，2005年12月，台州市在全市范围内实施“百分之一文化计划”活动。“百分之一文化计划”是指“在项目建设投资总额中提取百分之一的资金用于公共文化艺术设施建设。纳入该计划的投资项目包括所有政府性建设工程、所有城市临街建设项目、占地2公顷以上的工业企业项目、总投资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公共建筑（含各类办公楼、宾馆和商业建筑等）、居住小区（含单体高层住宅楼）等”[8]。用于“百分之一文化计划”专项资金除了提取的建设资金外，还包括财政专款、社会捐助等。“百分之一文化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是：一是工作机构的建立。为了进一步推动“百分之一文化计划”的实施，2009年成立由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的‘百分之一文化计划’建设指导委员会，负责决策重大公共文化项目建设，指导协调公共文化交流活动，制定公共文化项目档案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指导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由指导委成员单位有关人员组成，负责公共文化项目建设的组织实施‘百分之一文化计划’专项资金的监管及具体的协调管理等工作。同时成立由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艺术委员会，负责公共文化项目的评估，参与公共文化内容与质量的把关，对重大公共文化项目提供决策咨询等。”[9]二是建设项目的选择。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组织项目的申报，市建设规划局和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筛选确定可行项目，分批实施。三是设计方案优化。在建设项目确定后，项目主办单位根据项目的特点，设计项目的执行方案，上报相关部门。四是建设项目的管理。对建设项目的管理台州市提出“五个同步”，即实施内容应以及同步投入使用。与此同时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公共文化设施建成后的维护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五是项目的检查监督。“百分之一文化计划”是一项新鲜事物，各建设单位在实施过程中常出现各种问题，以致延误项目的进展。对此，台州市建设规划局和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制定了建设进度的走访制度和督查制度，台州市委市政府将出台“百分之一文化计划”市级相关部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办法，以促进该项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六是评比表彰。搞好试点，树立典型，台州市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通过重点扶持、加强引导试点项目的建设，宣传表彰样板项目、经典工程，推动面上工作的全面开展。“百分之一文化计划”不仅创新了公共文化服务多主体参与的机制，同时首创了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的新理念，拓宽了公共文化实施建设的渠道，体现了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群众共享的建设思想。

三、启示思考：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创新

转变传统的公共文化服务政府垄断供给模式，通过体制机制设计，形成社会力量参与格局，是提高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现实路径。浙江省鼓励和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有益做法和成功经验，无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为创新和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提供启示与思考。

（一）创新投入机制，正确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一个良好的资金保障体系是公共文化服务的血脉。国外经验表明，政府公共财政对公共文化只能进行有限度的投入，政府的责任应该是引导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公众对公共文化进行投资”【10】，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机制。一是要建立公共文化的融资平台，以各种财政手段和政府担保手段为支持，以财税优惠政策为激励，吸纳社会资金的投入。二是完善社会捐赠激励机制，通过减免税费、资金扶持、表彰冠名等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的赞助，引导企业、团体及个人等社会力量捐赠或赞助公共文化服务。三是设立公共文化基金，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主导，广泛吸纳文化产业经营收入、社会团体捐赠和赞助的资金，确保资金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提高资金有效利用率，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稳步发展。四是实施信贷优惠政策，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公共文化服务事业提供支持和信贷政策倾斜。对公共文化服务经营者优化审贷业务流程，提高贷款办理的工作效率和服务层次，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实行灵活的差别化利率政策。

（二）创新运营机制，构建多样化公共文化服务运营模式

实践证明，运营体制落后，供给渠道单一化，供给方式僵化等是当前公共文化设施闲置、供给效率不高的症结所在。因此，要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需要解决运营和管理的问题，鼓励企业、非营利组织、个人等社会化主体参与公共文化的运营和管理，扩大公共服务的总供给量。一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运营模式。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运营模式可以由以下环节构成：政府根据各文化单位的职能，通过指定或政府采购的方式挑选运营机构，并签订服务协议，明确权力责任，制定服务标准，优化人事和薪酬制度，建立绩效考评和激励机制，设立政府部门、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和社会共同参与的监督评价体制等，并据此作为是否适合运营公共文化设施的依据以及文化事业单位负责人晋升依据。二是营利组织运营模式。按照营利组织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同环节发挥的作用以及和政府合作的方式，营利组织运营模式可以采用三种形式，即委托生产、合同外包、特许经营等。三是非营利性机构运营模式。基于非营利性组织在公共文化运营中所发挥的功能，通常可以采用三种模式：服务替代、拾遗补缺和协同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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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政府门户网站”这个概念时,必须明确下列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政府门户网站有赖于各政府部门已有的信息化基础条件。但是,这种基础条件并不一定要求各政府部门已经实现了网络化办公,政府部门只要具备完善的内部办公与业务信息化管理应用系统即可。

第二,政府门户网站不仅是政务信息平台和业务处理平台,而且也是知识加工平台、知识决策平台、知识获取平台的集成,它使政府各部门办公人员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交流更加流畅,通过数据挖掘、数据加工而使零散的信息成为知识,使相关人员能够在恰当的时间使用恰当的知识,为行政决策提供充分的信息和知识支持。

第三,后台整合是政府门户网站区别于其他网站的关键所在。

一、政府门户网站的“前台———后台”关系

与互联网门户网站和企业门户网站不同,政府门户网站具有两种“前台———后台”关系。第一种“前台———后台”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双重的“前台———后台”关系,即:门户网站作为连接所有政府网站的前台,并不直接面对各政府机构的业务职能部门,它只是作为一个强大的搜索引擎,快速便捷地为客户找到办理相应业务的政府网站,这是第一重“前台———后台”关系;在此基础上,客户就可以通过具体的政府机构的网站直接面对业务职能部门了,在这里,政府网站与其职能部门之间构成了又一重“前台———后台”关系。

第二种“前台———后台”关系是一种单一的“前台———后台”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客户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即可直接进入业务办理程序,客户无须与具体的政府机构(网站)打交道,也不用知道自己是在与哪个政府机构打交道。此时,客户似乎在通过这个门户网站面对一个“超级政府”,因为人们通过这个门户网站可以办理包罗万象的业务。

无论是第一种“前台———后台”关系还是第二种“前台———后台”关系,都需要对后台业务进行整合。尽管在第一种“前台———后台”关系里,政府门户网站仅仅是所有政府机构的网站业务连接,但是要实现这一点仍然需要对所有政府机构的业务类型进行分类与排列,通过某一主题按照逻辑关系而对所有这些业务进行整理,同时在技术上以及在管理上都对门户网站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在政府机构之间仍然分离的情况下,门户网站应当看作是所有经由该门户网站的政府机构的业务监督窗口。

第二种“前台———后台”关系超越了“电子政务”的概念,已经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电子政府”了。在这里,所有的政府业务部门都已经按照业务流程进行了重组,传统的政府机构已经逐步地淡出了电子政府的范畴而成为电子政府的“业务处理车间”。

因此,所有的政府门户网站都是政府网站,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政府网站都是门户网站;而且,政府门户网站意义上的“政府”的含义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机构”了,它已经超越了现有的政府机构的含义,成为一种虚拟的“超级政府”。

二、国外政府门户网站的发展

政府门户网站的发展直接受益于互联网门户网站以及企业门户网站的发展。与此同时,近些年来政府网站的泛滥也给电子政务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在如此众多的政府网站面前,人们往往不知所措,因此,迫切需要一种“简单、实用、重点突出”的单一政务处理入门网站。大约从2000年开始,在一些信息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完善、电子政务较为发达的国家,电子政务开始走出相互独立、各自为“政”的旧制。这些国家已经认识到,要求民众去浏览每个政府网站才能办成一件事情是对民众不友好的,这与现实中要求每个人必须亲自到每个政府机构才能办成事情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它们在一个统一的政府网站下,将比较分散的各类政府网站综合到一个协调一致的目录下,根据特定用户群的需求开发一系列集成的政府服务项目。政府门户网站开始作为提供政府服务的唯一的电子政务网站。

目前,政府门户网站还处在发展当中,各国的做法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从发展程度来看,总体上还处于第一种“前台———后台关系”阶段,即主要是按照业务流程的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将各政府机构串联起来。但是也还有部分业务已经实现了在线实时处理,正在向第二种“前台———后台关系”转变,新加坡的“电子公民”网站即是这方面的代表。就国际政府门户网站的发展来看,美国、英国和新加坡三国的做法具有典型性,包含着许多网络条件下的政府行政管理与服务的制度创新。下面分别介绍这三个国家建设政府门户网站的情况。

美国政府门户网站。美国是电子政务最为发达的国家,政府网站的数量也最多,共有两万多个。这些政府网站的内容非常丰富,页面数量多达几千万,一般的公民很难通过网络搜索来准确快捷地获得政府服务,这当然就需要门户网站加以引导。

我们可以从地域属性和权域属性来分析美国的政府门户网站的情况。从政府行政管理层次上来看,美国政府可以划分为联邦、州与市县三级。由于实行联邦制,三级政府在许多的行政事务管理方面相对独立,因此政府门户网站也就划分为这样三级,每级政府的门户网站的服务内容各不相同,彼此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分工。每个州政府和市(县)政府都建立自己的单一的门户网站,企业或公民根据业务内容,通过访问所在地域的单一的州或市(县)政府网站,即可获得各种不同的服务。每一个政府门户网站都各具特色,包括税收、执照、注册和护照信息以及满足所在地域的每个居民的具体需求的信息。

联邦一级的政府门户网站是“第一政府网站”(firstgov.gov.)。该网站于2000年6月开始建设,已经成为全球功能最为强大的超级政府网站。作为联邦政府唯一的政府服务网站,该网站整合了联邦政府的所有服务项目,并与许多政府部门如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建立了链接,同时也与各州政府和市县政府的门户网站都有链接。作为一个综合性网络门户,用户通过该网站可以接向任何政府网站,包括州和地方政府。“第一政府网站”所要达到的一个首要目标就是,要让客户只须点击3下即可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各类政府信息与服务。它允许用户同时搜索全部2,700万网页,使用一个由私营企业和联邦政府一起开发的高强度搜索引擎,个人通过关键词、主题或机构进行搜索,可以在不到1/4秒的时间内搜索到半兆的文件。从这个意义上讲,该网站与联邦各职能部门、州及市县级政府网站实际上就构成了一种前台与后台的关系,任何企业和公民通过前台网站即Firstgov.gov,可以找到所有美国政府部门提供的所有服务。

从内容分类来看,该网站一方面按地区划分,囊括了全美50个州以及地方县、市的有关材料及网站链接;另一方面又按农业和食品、艺术和文化、经济与商业等行业来划分,各行各业的有关介绍及网站也是随点随通。该网站的设计非常有特色,它将政府服务分为三类,即对公民的在线服务(onlineservicesforcitizens)、对企业的在线服务(onlineservicesforbusiness)以及对政府机构的在线服务(onlineservicesforgovernments)。每一类又分为诸多项目,如“对公民的在线服务”就包括申请护照、天气预报、彩票中奖号码等;“对企业的在线服务”包括在线申请专利与商标、转包合同、商业法律与法规等;“对政府机构的在线服务”包括联邦雇员薪水册变化表、联邦雇员远程培训以及联邦政府职位等。这种设计简单明确,任何一个寻求政府在线服务的人都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所需要的各种服务。

英国政府门户网站。早在1994年英国政府就建立了一个类似于政府门户网站的网站其功能主要是提供政府网站的联接,但是服务的内容很少。2000年12月,英国政府开发出一个服务内容更多、搜索更方便而功能也更为强大的单一的政府服务门户网站系统,它由“英国在线”网站和“政府虚拟门户”网站组成。“英国在线”网站不仅将上千个政府网站连接起来,而且把政府业务按照公众需求进行组合,使公众能够全天候地获得所有政府部门的在线信息与服务。该网站的内容分为五大块:生活频道、快速搜索、在线交易、市民空间、新闻天地。“生活频道”向用户设置了11个主题的服务,用户无须考虑各政府部门的职责和分工。其他的各大块也都包括众多主题的服务内容。

“政府虚拟门户”网站是一个为了让公众和企业获得政府在线服务而进行登记注册的专门网站,它可以使公众和企业通过一个单一的入口同政府的多个部门进行沟通和实现在线办理行政事务。已经在“政府虚拟门户”网站运行的主要服务项目中,包含国内个人所得税在线征收和部分增值税的在线返还等内容。该网站是提供“集成化政府”服务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英国在线”网站形成了又一种“前台———后台”关系。

新加坡政府门户网站。以前,新加坡也是由各政府部门单独地建立政府网站并提供网络服务,彼此之间没有进行一体化的整合。1999年,新加坡的电子政务开始出现整合趋势,一些业务不再按照部门来设置,而是按照流程做打包处理,也就是说,公民或企业在办理网上业务时,不必再考虑要登陆各个政府站点,分别办完各种相关手续,而是按照业务流程,一步步地在一个单一的网站上完成所有这些相关业务手续,实现了“一站式”网上办公。

所有这些打包服务都可通过新加坡的政府门户网站找到。该政府站点就像一本政府白皮书,完全代表政府,而不是政府的某一个方面。例如,该网站有一项统一的接受用户反馈的业务,用户发往政府各个部门的意见、建议、反馈等都通过这里的统一格式进行。

与美国的first.gov不同,该中心站点将政府服务划分为政府信息与电子服务、新闻公告、为企业的信息与电子服务、为非新加坡公民的信息与电子服务以及电子公民服务等几大块,虽然看过去没有像美国的first.gov那样将电子政务划分为G2G、G2B、G2C三大部分那么简洁,但是,从逻辑上看仍然清晰明了,栏目的设置让人一目了然。就电子政务来说,最重要的是其前台的业务流程设置与后台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的业务协调处理上。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新加坡的电子政务建设别具一格,深受人们的称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电子公民中心”和“政府电子商务中心”。

“电子公民中心”始建于1999年4月,其目的是将政府机构所有能以电子方式提供的服务整合在一起,并以一揽子的方式轻松便捷地提供给全体新加坡公民。“电子公民中心”将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人生过程划分为诸多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里,你都可以得到相应的政府服务,政府部门就是你人生旅途中的一个个“驿站”。每一个“驿站”都有一组相互关联的服务包。例如,在“就业驿站”里,你可以找到这些服务包:“雇佣员工”(专为雇主设计)、“寻找工作”(专为求职者设计)、“退休”、“提高技能”和“在新加坡工作”(专为外国人提供)等。目前“电子公民”网站里共有9个驿站,涵盖范围包括:商业贸易、国防、教育、就业、家庭、医疗健康、住房、法律法规和交通运输,这些驿站把不同政府部门的不同服务职能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例如,在“家庭”驿站里,“老人护理”服务包来自卫生部,而“结婚”服务包则来自于社区发展部。

“政府电子商务中心”于2000年12月正式开通,它实际上就是新加坡政府的采购系统,它把新加坡政府各部门和机构的财务系统与采购软件整合到一起进行工作。政府部门的贸易伙伴可以在网上得到政府招标的邀请并购买招标文件,供应商可以在网上索要发票、检查付款情况、提交产品目录和竞标。同私营部门的B2B交易中心一样,它也是通过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供应商的激烈竞争而获得价廉物美的产品,通过网上下单而节约更多的时间,通过更低的库存而减低成本。目前,政府通过“政府电子商务中心”采购的产品价值已经达到1.1亿美元,今后还要求将80%的政府采购都搬到“政府电子商务中心”上来。

三、对我国政府门户网站建设的建议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主要依两条途径展开。一是政府上网。政府上网工程促使政府网站的数量快速增加。据最新统计,政府上网工程实施3年来,全国政府部门建立的网站已突破1万个,3年净增10倍。二是建立纵向的业务应用系统。我国以“金”字工程为主体的纵向业务应用系统不断增加,由最初的3个增加到现在的12个,许多政府职能部门也在建立自己专门的电子政务应用系统,并且都希望尽量能够向“金”字工程上靠。仅仅依据这两条途径,其负面效应已充分暴露。一方面,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各级政府机构建设电子政务的积极性都很高,政府网站数量也快速增加;另一方面,政府网站的社会应用水平却总是提不上去,条块分割、信息孤岛的弊端尽管世人皆知却就是解决不了,很多专网都说自己是“金”字工程,不能共享,所以,每个政府网站所提供的信息与服务数量都很有限,彼此独立,业务流程串不起来,电子政务的快速、便捷、公开、透明的优势自然也就显现不出来。这种状况严重地制约了电子政务的社会化应用水平,将对未来电子政务的顺利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建设政府门户网站能够有效地解决这种困难局面。政府门户网站已开始受到关注,例如,在我国的电子政务建设规划中就提出了建设“两网一站四库十二金”的内容,其中的“一站”即是指政府门户网站。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在往这方面努力,开始花费很大的精力来建立自己的政府门户网站。但是,从有关的电子政务建设规划来看,我们对政府门户网站的性质、特点、作用还缺乏清楚的了解,将政府门户网站等同于一般的政府网站,对政府门户网站与电子政务建设的其他相关问题也未作明确的安排。另外,就已经建立起来的地方政府门户网站来看,除了北京市和上海市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外,大多数地方政府做得还很不理想,有些甚至还停留在政府上网阶段。

针对今后电子政务及政府门户网站的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一)在继续建设12个重要的业务应用系统的同时,提高政府门户网站在未来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中的地位,将政府门户网站看作是实现我国电子政务战略的核心。一方面,通过“金”字工程提高那些重要部门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加强办公资源的整合,消除“条”与“块”之间的割裂状况。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就意味着,通过发展“金”字工程加强对经济生活的监管,通过发展政府门户网站来体现电子政务的“服务于民”的本质要求。

与此同时,有必要对政府上网工程进行调整,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政府门户网站建设上来。因此,今后的电子政务要从重视数量转向重视质量和效果。

(二)将政府门户网站建设与政府机构改革相结合。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将秉持“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所有这些要求都与政府门户网站一致,政府门户网站可以作为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

篇4

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有利于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促使资源在各个部门合理流动，资源得以有效利用，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与速度。同时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全体公民应该具有均等的机会享有公共服务。因此，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共服务均等化从其字面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全体公民具有同等权利共同享有由政府提供的满足人们需要的公共服务。然而，在现阶段是否真的能够共同享有？公共服务指的是哪些？应当指出，由于我国公民所处地域不同，享有的公共服务并不是绝对的平均化，而是在承认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适度差异的基础上，分别享有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公共服务的内容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具有不同的目标和表现形式。也就是说，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应该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提供过程要体现公平与效率。现阶段公共服务所包含的内容，我国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共服务是指满足人民基本生活生产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如公共医疗、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公共设施等。

我国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差异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各级政府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公共服务。然而，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使得各地区政府的财政能力参差不齐。因此，目前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大致统一的公共服务。表1通过整理1996-2007年各地区有关数据，以各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为权数，分别计算出各年份衡量公共服务水平的三个指标人均教育经费、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床数和15岁以上人口文盲半文盲的比重的标准差，将之除以各年份对应指标的全国平均数，得出各指标1996-2007年的标准离差率，分析我国近年来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状况。

表1中，从数据的横向分析，我国各地区人均教育经费相差较大，标准离差率大部分都在0.5以上，各地区的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床数相差最小，标准离差率都在0.3以下，各地区的15岁以上人口文盲半文盲的比重比较适中，大都在0.4左右。从数据的纵向分析，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床张数的标准离差率呈逐年降低的趋势，15岁以上人口文盲半文盲的比重的标准离差率则变化不稳定，2000年和2007年的标准离差率超过了0.5，总体趋势是上升的，人均教育经费标准离差率比较均匀，1998-2005年标准离差率都超过了0.5，2001年高达0.7264，总体趋势是下降的。

可以看出，虽然各地区提供的公共服务更为完善，各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不断缩小，但是现阶段各地区公共服务提供水平的差异仍然是较大的。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对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意义

（一）转移支付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制度保障

居民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大部分是地区性公共服务，所以必须合理调节各地区的财力，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虽然市场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方式，能够利用利益诱导机制，但是各地区经济非均衡增长是绝对的。因而只有依靠政府调节才能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各地区提供公共服务，必须有充足的财力作为保证，因此转移支付制度作为调节各政府间财政能力的重要工具，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途径。

（二）纵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效果比较分析

各地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与其财政能力息息相关，以人均财力作为衡量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指标，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本文整理1996-2007年的有关数据，计算出各年份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总收入、人均财政支出的标准离差率，如表2所示。其中人均财政收入的标准离差率代表转移支付前各地区公共财政能力的不平衡程度，人均财政总收入标准离差率代表中央对地方补助后地区间公共财政能力的差异程度，人均财政支出的标准离差率代表各地区间总转移支付后财政能力的差异程度。通过以上三个标准离差率的数据分析我国现阶段纵向及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效果。

根据表2数据，可以总结以下几点：

比较人均财政收入与人均财政总收入的标准离差率，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有助于缩小地区间财政能力的差异，而且缩小的程度越来越大，但2003年反而扩大了地区间财政能力的差异。

人均财政收入标准离差率大多在0.8以上，说明我国各地区初始收入的差异是比较大的。人均财政支出较人均财政收入的标准离差率小，说明在整体转移支付制度下，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是不断缩小的，而且数据表示，总的转移支付使各地区的公共财政能力差异保持在相对平稳的水平。但是各地区在接受总转移支付以后，财政能力的差异仍然超过了0.5。转移支付对于改变我国各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的作用比较小，即平均缩小差异的28%，最高也仅为37.2%。

最后一列数据可看出，由于中央加强了对地区的过渡期转移支付的规模，中央对各地区的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在整个转移支付制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说明我国纵向转移支付制度的均等化效果比较好，而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的均等化作用比较小，在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没有很好的发挥其作用。

参考文献：

1.刘溶沧，焦国华.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与转移支付制度创新[J].财贸经济，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