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硕士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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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把汉字带入日本的，并不是正宗的中国人，所以在以训读为前提的标音方法下，逐渐脱离了汉语的语序，产生了日语独有的语序。到了《万叶集》时，汉字的使用已经相当熟练。为了使表意汉字和表音汉字在形态上实现区别，除了像诏书那样根据文字大小来区分之外，就只有改变字体了。于是就出现了草体化合省略化两种方法。草体化是把真假名的草体尽量简化；省略化就是截取真假名的一部分作为整体。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平假名的由来。从使用汉字记录语音到创造假名是日语标记的一个重大发展，具有历史意义。作了解到汉字作为平假名产生的基础，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内部原因是汉字本身就存在简体和草书，外部原因是日本人精通汉字书法和汉语言文学的写作，这些都促成了平假名的形成。

2 近代（明治时期）

德川幕府末期开通港口之后，西洋文化逐渐传入了日本。外语翻译的各国名着也不断出现在日本社会中，还出版了日英、英日辞典等。但是汉文在日本依旧占权威地位，实用大量汉语直译的直译体也很流行。但是想要限制、废除汉语，把文章翻译的更加通俗易懂的学者却依旧大量使用日语固有词汇和俗语。福泽谕吉就是最早提出限制汉字论的，他在《西洋旅行指南》中，把“会社”翻译成“组合”，把“保险”译成“请和”。但是像这种源于俗语和古语的译法并未获得普遍认可，翻译的时候主要还是要依赖简介严密的汉语。到了后来就不依照汉字字典，直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了，于是造出了许多生硬的汉语词，并开始用汉字来标记外来语。但是随着西洋的学问逐渐代替汉字和汉语，再加上汉字的字体复杂，同音异义语的增多，日本开始废弃汉字，直接用外语的发音来标记外来语。>>>>>五万字博士论文如何通过

篇2

借助语料库进行文学作品的分析是近些年出现的语料库语言学的一个应用。这些分析主要集中在对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英文文本）的分析上。分析的方法主要是以语料库为依托，进行一些指标的统计。包括形符数、类符数、类符形符比、句子数、平均词长、平均句长、句长标准差、段落数、平均段落长、段落长标准差等。其中形符数指的是文本中词语的个数，与句子数一起反映文本的篇幅；类符数指的是文本中词语的类别数，单独来看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与形符数一起构成的类符形符比（也叫词汇密度）则反映用词的多样性和语体的正式程度。由于不同容量的语料库类符/形符比不具可比性，故一般用标准化类符/形符比来衡量语料库的词汇密度。语体越正式，词汇密度越高；反之，词汇越口语化，密度越低。平均词长是反映用词的常用性程度和文本难易度的一项指标。而平均句长与句长标准差则反映了文本句子的长度，是否比一些简易文本的句子要长。

肖普勤 黄凤枝（2005）认为语料库除了可以进行上述文本总体特征的统计，在主题和情节、人物刻画以及修辞分析方面也有用武之地。如可以通过关键词词表了解文本的关键信息（包括故事主题、主要人物、时间地点、背景、一些重要的描述性信息等）和主要情节（杨建玫2002 有例证），如可以通过词图理清故事情节的开始、发展、、结局等各环节，如可以借助人物关键词来认识包括外貌、活动、性格、心理在内的人物形象，如可以通过确定适当的检索项辨识作品中修辞方法的使用情况。

上述指标证明了语料库量化分析的这一优势，除此之外，李晋 郎建国（2010）认为，语料库工具在发现文学文本的语言特征、验证理论模式、支撑以往的文学评论、挖掘文本的隐含意义方面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便捷的服务。宋沁潞（2008）认为，运用基于语料库的数理统计与分析的方法来考察某个作家的语言特点，可以为文学的计量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开拓语言学与文学边缘交叉学科研究的新领域。杨秀珍 续娜 刘美瑜（2010）认为，语言研究者借助于料库检索工具可以观察到用传统方法无法发现的很多语言事实，能够对语言本身进行更加客观的描写和解释，增加解释的说服力。针对文学作品中的词汇，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运用语料库手段分析文学作品词汇的方法有助于提高学习外语的效率，增强选词、用词的能力，从而提高对外国语言文化的欣赏水平。

尽管语料库是一种新颖、快捷、有效的分析文学作品的方法，但前人也已看出其存在的不少缺陷。比如宋沁潞（2008）中提到的论文写作的几大难点都与语料库有关，一是用分词软件进行分词并词性标注后存在大量错误，需要使用人工干预的方法进行校对；二是小说中涉及到的很多专有名词，超出辞典范围之外，很难通过分词软件进行识别，增加了研究难度；三是在小说中创造性运用的词语单靠计算机很难识别，必须进行人工干预进行查找。该文最后针对用语料库分析作家的语言特色这一点上还提到，研究一个作家的语言特色除了他使用的词语之外还应该包含句法、句式和修辞方法的选用等方面，而这些研究仅仅使用语料库和统计的方法很难做出令人满意的结论。杨秀珍 续娜 刘美瑜（2010）提出了语料库的另一个不足，即建立费时费力，且研究方法比较复杂，不易在短时间内普及。

笔者总结了一下上述观点，概括出使用语料库进行文学作品分析的四个主要的优点和缺点。优点包括迅速便捷；采用量化分析手段增强解释的说服力；提供文学作品分析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以及提高对文学作品的欣赏水平。不足包括会出现分词和标注错误，需要进行人工校对；语料库分析能力有限；语料库建立费时费力和语料库研究方法复杂。

笔者认同曹莉敏 李海滨（2010）的说法“语料库方法仅仅是对传统文学篇章分析的一种补充”，认为语料库对于文学作品的分析能力有限，且以较浅层次居多。如宋沁潞（2008）虽在其硕士论文中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讨论如何利用语料库分析金庸小说的语言，但分析也仅仅停留在对高频字（词）、低频字（词）的研究上，得出的结论如“金庸小说共使用了三万左右的词条，其高频词都是单音节词，结构助词、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占了很大比例。……低频字主要出现在金庸小说的专名、诗句、奏章中。这些低频字很多都是我们所不熟悉的生僻字，这部分字的使用一方面说明金庸文字功底的深厚及其文史知识的广博，同时也进一步说明生僻字在构词方面的缺陷。……通过《鹿鼎记》中用词与《现汉》中词语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金庸所使用的词语主要还是以典范的现代汉语为基础，为了创作的需要在专有名词、习用语、成语、拟声词等方面有所创新。这些创新的词语不会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障碍，反而因其大量使用带有口语色彩的词汇，或者将成语或俗语改造后使用，使得他的作品雅俗共赏，容易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这一点来讲，这也是金庸作品得以广泛流传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结论，或者显而易见，并不需要通过语料库检索这样的方式加以验证，或者对于金庸小说语言特色的研究并无太大价值，例如文章的第四章 金庸小说语言特色分析就不是在语料库的基础上进行的。笔者认为全文与语料库相关的部分，只有两点可算作闪光之处，一是作者在人工校对的过程中，发现了金庸创造性使用语言的用法，并通过分析该用法发现人物的形象特点，如“羞月闭花”、“一言既出，死马能追”等词刻画出了韦小宝胸无点墨，语言粗俗的特点。二是作者认为金庸语言特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作品中大量的重叠形式，包括动词、形容词、量词等的重叠，具有用语料库进行研究的价值，但同时指出，目前使用汉语词法分析系统却又无法将其一一挑出从而进行研究。

另外，曹莉敏 李海滨（2010）中对《金锁记》一文一些意象词，色彩词，叠音词，象声词以及人物塑造的分析，其实已经脱离了语料库本身，因而笔者认为使用语料库并无多少意义。

笔者认为这是我们在利用语料库进行文学作品辅助分析时需要时刻牢记的一点。语料库可以从大的、较为概括性的方面，通过一些统计数据总结文学作品的一些大致特征。如杨秀珍 续娜 刘美瑜（2010）可以通过自建语料库与Brown语料库对比分析后得出，《暮光之城》系列小说所用词汇普遍短小，词汇密度较高，口语化特征明显，多采用动词，句子简短，叙事简洁、平实，可读性强，适合青少年阅读。再深入一些可以得出动词中一般过去时的高频使用突出小说神秘感，与吸血鬼和人类相恋的主题不谋而合，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但分析也仅限于此，更加细致的分析必须依靠读者自己的体会。笔者还有一点想法，即语料库分析的方法比较适合篇幅较长，或某个作者笔下的一系列的文学作品，这样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可靠性较高，若对一则短篇小说进行语料库分析似乎就有些多此一举了。

结合语料库进行文学作品分析，笔者认为这可以作为随着时展产生的一种新手段，新方法来看待，但由于其较为粗略的局限性，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于此，更不能认为它能替代传统的对于文学作品的深入阅读分析。我们“唯有深入地阅读和分析文本，熟悉包括创作背景等及文学评论界的研究现状在内的内容，才能发现并充分论证文本的深刻内涵。”

参考文献：

[1]曹莉敏 李海滨（2010）基于语料库的《金锁记》语言学分析，《语文学刊》第7期。

[2]贺亚男（2009）基于语料库的文学语篇分析――以《外婆的日用家当》为例，《内江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

[3]李晋 郎建国（2010）语料库语言学视野中的外国文学研究，《外国语》第2期。

[4]梁健丽（2009）1997――2007年语料库研究标题分析报告――从10种外语类核心期刊的标题看语料库研究的发展和趋势，《吉林教育》第10期。

[5]宋沁潞（2008）金庸小说语言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6]肖普勤 黄凤枝（2005）基于语料库的文学作品分析方法初探，《外国语》第8期。

[7]杨建玫（2002）《警察与赞美诗》的语料库检索分析，《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第3期。

篇3

一、相关研究的背景概述

（一）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趋势

教师专业化是指教师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通过专门训练和终身学习，逐步习得教育专业的知识与技能并在教育专业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的从教素质，从而成为教育专业工作者的专业成长过程。

在当代教育改革实践中，教师的工作职能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极大地提高了教师劳动的复杂程度和创造性质。不过，与医生、律师等专业相比，教师的专业性似乎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从而造成与之对应的师范生培养，在专业需求和学科性质方面也有所缺失。师范生是教师专业发展历程的起点，它决定了新教师质量以及他们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因此，作为教师培养的前沿阵地，师范院校应该承担起为教师专业化奠定良好基础的职责，有针对性的探索并开展师范生职业技能培养。

（二）师范生培养和语文课程改革的需要

1992年，原国家教委师范司印发《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基本要求（试行稿）》，1994 年又颁布了《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大纲（试行）》（以下简称《大纲》），两份文件的颁发，对师范生应具备的教师职业技能作了系统而又明确的规定，是对学生进行教师职业技能训练的依据。

但是，研究当前师范生职业技能培养现状，我们发现原有《大纲》中关于师范生教师职业技能训练的内容体系，已落后于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需要。基于当前“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语文教育类师范生职业技能训练内容体系的现状，根据师范生职业需求和语文教师培养实际存在的问题来调整专业设置、培养模式、实践教学，参考语文新课标的目标和内容，进行相对应的语文基本功的培养，优化语文教师专业技能的训练。

（三）教师教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

在当前教育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师范教育与在职教育相割裂，没有实现教师教育一体化，导致新入职教师很难适应从学生到教师的转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了解教师专业发展需求，将师范生职业技能培养放到教师教育一体化中加以审视，认识到师范教育是教师的职前准备期，把职前准备和职业发展联系起来，从根本上提高教师培养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二、文献述评

通过查阅有关文献和资料，结合作者自身理解，对现有研究现状及观点作出如下归纳：

（一）关于“师范生职业技能”的内涵界定及体系建构（理论研究）

在CNKI以“师范生职业技能”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有记录113条，关于师范生职业技能的研究并不十分广泛。

教师的职业技能具有稳定性和可变性相结合的特点。然而，反观当前各类师范院校开展的师范生技能培养活动，我们大多把师范生技能局限为“三笔一话”（硬笔、粉笔、毛笔、普通话），这显然是不够的。

1994年国家教委师范司颁布《高等师范学校教师技能的教学大纲（试行）》中指出，“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教师职业基本技能指普通话和口语表达、书写‘三笔字’和书面表达、教学工作、班主任工作等方面的技能训练。”

玉林师范学院冯海英在其论文《微格教学在师范生语文教学能力培养中的应用》（[J].中国成人教育，2008年第18期）中将语文基本教学技能概括为教学语言技能、提问技能、演示技能、板书技能等等。

华中师范大学张莉的硕士论文《“农远工程”环境下语文教师职业技能发展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2.）中归纳出的教师职业技能体系指标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教师基础技能，包括口语表达技能、非语言表达技能、书写与写作技能；第二是教学技能，包括教学设计技能、课程开发技能、现代教育技术应用技能、课堂教学技能；第三是教育技能，包括班级管理技能和思想管理技能；第四是教学研究技能，包括课题研究技能、说课听课评课技能、教学反思技能。

列举的前两份资料中，对师范生职业技能的讨论仅仅涉及到“基本技能”的层面，虽然具体到班主任工作、提问技能等要素，但是关注面比较狭窄。早期的相关研究中，相同的情况很多，都比较关注“基本技能”的培养，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三笔一话”，很少关注师范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比如对现代教育技术的掌握程度等能力。后来的相关研究，逐渐注重师范生职业技能的全面性，例如在张莉的相关论述中，除了基本技能，师范生还需要掌握教学研究技能，突出了新时代背景下，教师专业性和科研能力的结合。

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师范生职业技能的内涵及体系建构也将在前人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反映出社会对教师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这也是此类研究的出发点。

（二）关于“师范生职业技能”的调查研究（实践研究）

1.师范生职业技能调查

在CNKI以“师范生职业技能”为主题，并且包含“调查”进行检索，共有记录16条；以“师范生职业技能培养”为主题，共有记录27条；以“师范生职业技能培养”为主题，并且包含“调查”，共有记录4条。

盐城师范学院乔晖著《近十年语文教师职业技能研究综述》（[J].辽宁教育研究，2005年第11期）对目前语文教师职业技能的研究进行了分类，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侧重于师范生基本教学技能训练的分类研究；二是侧重于语文教学程序的技能训练的分类研究；三是侧重于语文教学元素的技能培训的分类研究。

以上提到的三类研究均比较重视语文教师如何教的技能，很少涉及如何指导学生学的技能，对教师的技能要求体现的是以教师为主导的理念，不能适应当前新课标中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理念。

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整理，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外研究教师职业技能发展现状的论文专著较少，相关的调查似乎也没有展开，研究者的重心主要集中在依据大纲对师范生职业技能结构指标体系的拟定上，然后根据指标制定相关培养流程。

例如肇庆学院毋茂盛、王静在《高等学校师范生技能研究》中，仅是依据其多年的教学经验，提出了师范生应具备的3种基本技能，包括语言表达技能、教学工作技能和信息技术应用技能，并对这些技能的重要性进行了讨论。但是，由于研究过程中缺乏实际调查的案例支撑，这些观点显得空洞概念化，也比较片面，缺乏学术深度。

对此，笔者认为，研究可以在体系建构基础上逐步展开的，但是应该以现状调查的实际结果为依据，参考课程标准的实施，侧重师范生视角和新入职教师视角，给师范生培养的探索之路提供一个反向思维的案例支持。

2.师范院校的师范生职业技能调查

同时，在CNKI以“师范生职业技能”为主题，并且包含“师范院校”进行检索，共有记录40条；以“师范生职业技能”为主题，并且包含“高等师范院校”进行检索，共有记录19条。

广西师范大学郝向鹏的硕士论文《高等师范生职业准备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8.）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广西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师范生职业技能培养情况进行了了解。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其形成原因进行了探析，并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高等师范生的职业准备现状做出了一些总结。同时阐明了阐明了高等师范生职业准备的相关内容，包括良好的教师职业意识、多层复合的知识结构、出色的教师教学技能、创新的工作能力和对教师职业的关注。

像这样将师范生职业技能研究架构在具体某个高校中的调查研究还有江南大学教育学院的戴云、胡智丹写的《综合性大学师范生职业技能训练现状调查报告――以江南大学为例》（[J].江南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年第3期）；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付明叙写的《早读在师范生职业能力提升中的作用探析――以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为例》（[J].科技创新导报，2013年第4期）等。

可以看出，关于师范生职业技能的研究同时涉及综合性大学和各级各类师范院校。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虽然同样设置了师范专业，但是作为师范生培养的专科性学校，高等师范院校的政策导向、生源特点、就业前景等决定了其不容忽视的特殊性，也使得我们对师范院校师范生职业技能的培养有其不可替代性。要达到相应的教师培养目标，必须使学生在掌握一般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突出高等师范教育的特色，将师范生培养的实践研究推向教师培养的前沿阵地。

3.师范生职业技能培养调查发现的问题及建议

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和现有研究报告的整理，归纳出师范生职业技能培养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第一，重视传统手段和教学经验的继承，缺乏创新意识的培养；

第二，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忽略实践课程的有效开展和训练；

第三，课程设置繁杂，但是实用性和针对性不强；

第四，职前职后教育脱节。

对此，相关研究给出的建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根据学生需求和职业要求，不断更新和调整师范生培养目标及方式；

第二，师范生职业技能训练应做到课内专业知识与课外实践训练相结合；

第三，优化师范生技能相关课程设置；

第四，建立职前职后连贯统一的师范生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实现教师教育一体化和教师终身发展。

以上观点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调查结果和建议不够系统深入，缺乏实证材料相佐证，通常是笼统概括，很少有着眼于师范生各项具体职业技能专门展开的细化分析和建议，相关研究对师范生培养的评价机制也少有着墨。当然，这些成果对师范生培养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也因为其不完备性，使得后续课题有更广阔的发挥余地和更深远的学术意义。

（三）语文学科视阈下的师范生职业技能

在CNKI以“师范生职业技能”为主题，并且包含“语文”进行检索，共有记录4条；以“语文教师职业技能”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有记录6条；以“师范生职业技能”为主题，并且包含“汉语言文学”进行检索，共有记录0条；以“师范生职业技能”为主题，并且包含“语文教育”进行检索，共有记录0条；以“师范生职业技能”为主题，并且包含“中文”进行检索，共有记录0条；可见，在师范生职业技能的研究领域，突出学科性质，专门探讨语文教育方向师范生培养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

周庆元所著《语文教师职业技能训练概说》（[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5（6）：35.）中对语文教师职业技能给出的定义是“语文教师在其从事的语文教育工作中，为了适应和满足工作的需要，通过反复练习而逐渐巩固乃至自动化了的动作或智力的行为活动方式。”

盐城师范学院乔晖著《近十年语文教师职业技能研究综述》（[J].辽宁教育研究，2005，（11）：76.）中认为：“语文教师职业技能是指教师运用已有的教学理论知识，根据语文学科的教学特点，通过练习而形成的稳固的复杂的教学动作方式和智力活动方式的系统。”

以上两种观点，仅仅是对“语文教师职业技能”作出了定义，并没有反映出其涵盖的内容，在论文中也没有构建相应的职业语文教师职业技能体系。

语文教师的职业技能，有学者称之为“语文教师的基本功”。周海生、周秀娟所作《谈语文教师的基本功》（[J].吉林教育科学・普教研究，1995，（5）：33.）中认为“所谓语文教师基本功是指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所必备的最基本的技能和技巧，主要内容包括‘说、写、画、作’四方面。”

扬州大学乔晖的硕士论文《论创新教育与语文教师的职业技能》（[D].扬州：扬州大学，2004.）因为侧重于创新教育，所以对语文教师职业技能的概括偏向教育研究技能。教育科研能力固然是语文教师职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能代替语文教师职业技能的全部内涵。

篇4

我国目前有68所以上的高校招收编辑出版学本科生①,20多年来,为文化产业培养了数千名编辑出版人才。然而,近年来,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就业时却不同程度地遭到了出版单位的冷遇,一项由北京大学开展的调查发现,被调查的164家出版单位中,明确表示需要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的只有15%。就业市场存在着这样一种怪现象:一方面学生毕业面临就业困难,而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又找不到满意的人才,学校培养的人才与用人单位需要的人才存有差距。

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就业能力缺陷的原因分析

就业能力指普通高校中的本科生在校学习期间,通过综合素质的培养而获得并保持在工作中所必须具有的综合能力及心理特征②。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中国编辑出版专业的高等教育,不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学方法,基本还停留在传统的理论型教学模式上,致使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存在一定的缺陷,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学科基础先天不足。目前,不少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往往是由某一母体专业课程加上有关编辑出版课程杂糅而成的。而且,由于母体专业的不同,所设立的编辑出版专业也就或多或少地带上了母体专业的烙印,这对编辑出版专业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是十分不利的。如设在文学院的编辑出版专业,偏重于文学、文艺学、语言学等方面的课程;设在图书馆系的,偏重于图书学、文献学、流通学等方面的课程;设在新闻学院的, 偏重于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等方面的课程。

课程设置不科学。由于历史、现实等原因,编辑出版专业在设置课程时大多优先考虑理论文化类课程,真正的专业课特别是专业实践技能课并不多,而且专业课中又有许多理论型课程,如“编辑学概论”、“出版学概论”、“期刊编辑学概论”等“概论”类课程。各高校所开设的课程、每门课程课时的多少,大多只能由院系视已有的师资力量和设备条件而定,有着相当大的随意性。另外,目前编辑出版专业的教材总体而言距实际需求还有相当的距离,重理论知识的阐述而轻实践技能的指导,与出版业的现状和发展脱节比较严重。

师资队伍薄弱。由于编辑出版专业的教师大部分是从相近专业如汉语言文学、 新闻传播、图书馆学等专业转岗而来,多数不熟悉编辑出版工作,不仅缺乏编辑出版的业务实践经验,而且缺乏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训练。在这样的师资条件下,学生的专业知识和动手能力也很难提高。

缺少实践经验。当前的就业形势对学生的动手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目前高等院校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差,实践经验也不足,无法很快适应职业人的要求,无形中就与企业形成了“就业鸿沟”。造成学生缺少实践经验的原因主要有:第一,目前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仍然是训练记忆的讲授式,教师在黑板上讲理论,学生在下面记笔记,死板教条。学生学到的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动手能力差。第二,我国目前教育评价制度仍以书面考试为主,这就势必使学生只关心课堂笔记和死背书本,缺乏对自己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视。第三,多数高校教师并未受过专业的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在讲授理论、指导学生实践等方面缺乏职业技能,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单一,教学效果不好。

心理素质缺陷。随着竞争机制被全面引入职业社会,“双向选择”所营造的竞争只遵循一个原则:优胜劣汰,这就对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应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们一些毕业生的心理素质却令人担忧。一些学生以自我价值的实现为核心,强调个人本位;自我意识膨胀,生活行为失范;生活追求新潮,安逸享乐;不能正确认识、评价自我,自我评价偏高,而遇到挫折与失败时就会产生失败感或焦虑的情绪而低估自己甚至自我否定;对自己在社会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和应承担的义务认识不够,渐渐表现出了以自我为中心,造成了人际关系的紧张。

如何提高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能力

“三加一”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出版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既要掌握出版领域的专业知识,又要学习其他相关专业知识,是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出版编辑人才所必备的条件。国内有学者提出了“三加一”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宽基础、精专业的编辑出版人才。为了适应用人单位需要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编辑人才的要求,高校可以在现有学科、专业基础上进行培养编辑人才的“三加一”培养模式,即本科前三年的课程可以学习中文、数学、计算机、英语等专业的课程,第四年重点对编辑班学生的相关编辑专业核心课程进行有针对性的讲授和相关的技能训练。

课程设置科学化。为培养更多适合实践要求的有用人才,我们必须重建现有的课程体系,减少“概论”类课程,增加专业类课程,如图书、期刊、报纸、网络编辑实务,选题策划、市场营销、畅销书特征分析、校对印刷实务、版权贸易与出版物管理等。同时,有条件的高校还可以采取情景模拟的互动教学方式,增强学生的真实感受与实践能力。例如由学生扮演出版社编辑、总编辑或社长、作者等模拟某一选题策划的全过程, 使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理论与知识体系分析、解决具体问题。

增强教师的实践能力。教师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中无疑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着重加强对编辑出版专业教师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投入,如组织其出国进修、到企业培训等,使教师熟悉出版工作规律,不断丰富实践经验,注意研究出版动态,总结典型案例,积累信息资料,努力成为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专家。教师与编辑身份的重合,在一定程度上会提升编辑学教师的魅力,也会加大学生对其授课内容的信服度,从而获得显著的教学成效。

丰富实践经验。首先要加强实践性教学。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强化实践育人意识,切实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合理制订实践教学方案,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学校应根据本专业的特点,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岗位需求为依据,以传统实践课程为突破口,以西方及国内先进地区的实践教育经验为参照,全面提高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职业核心能力和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其次要建立编辑出版实践基地。企业无疑是培养大学生实践能力的最好平台,所以学校应该着重同相关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建立实践基地,实现“校、企、生”三赢。最后要建立健全实践教学质量考核评价体系。实践教学质量是一个综合性指标,以质量标准来预测、考查、追踪、控制各种因素的优化过程,使其达到最佳。学校应根据目前实施的学分制管理办法,对生产劳动、专业劳动、课程实验、教学实习、社会实践、生产实习、毕业设计等实践环节,都有明确的教学要求和考核办法,并把要求和规定编入到实纲中,分发到学生手中,使学生明确相关评价标准的重要性和实施细则。

提高心理素质,完善性格习惯。“习惯练就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好的习惯和性格对人有着极大的积极的影响力。现代社会,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情商的塑造和培养上,认为情商较智商能够更大程度地左右人们的成功。因此,大学生应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注重培养沉稳、果断、正直、诚实的优良品德,养成独立思考、雷厉风行、乐观进取的个人作风,这些性格品质对今后的求职乃至事业成功都是至关重要的。

结语

在出版产业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出版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人才资源,高校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既要符合高等教育的规律,又要遵循出版产业发展的规律。如何培养适应出版事业发展需要的人才是社会、行业、高校面临的共同课题,只有进一步明确办学定位,改进和创新培养模式,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搭建产、学、研相结合的平台,才能培养出素质高、能力强的编辑出版人才。

注 释:

①张锦华:《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现状研究》,河南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②刘宏妍:《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参考文献:

1.腾跃民:《编辑出版人才培养的新模式》,《编辑学刊》,2006(5)。

2.王鉴:《实践教学论》,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赵泓:《数字时代编辑出版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中国编辑》,2007(2)。

4.王和平:《从传播看编辑出版学学科名称的不合理性――兼论“大编辑”、“大出版”观念的树立》,《出版发行研究》,20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