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2 15: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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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文化创意产业通常指产品或服务包含大量艺术或创意元素成分所集结之关联产业，所涉及范围广泛且各国规定不一，通常包括软体开发﹑出版﹑广告﹑电影﹑电视﹑广播﹑设计﹑视觉艺术﹑工艺制造﹑博物馆﹑音乐﹑流行产业以及表演艺术等多种产业（定义来自曼谷台贸中心2009年的《“泰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概况”专题报道》 ）。
文化创意产业最早于1997年出现在英国，泰国则是在1997年金融风暴之后，为了进行经济复苏，在政府的带领下开发文化创意产业。主要分为四大类：（1）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手工业﹑历史与文化观光；（2）艺术（Arts）：表演艺术；（3）媒体（Media）：电影﹑出版﹑广告与音乐；（4）创意（Functional Creation）：设计﹑时尚﹑建筑﹑广告与软体。
二、泰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概况
以历史与文化观光﹑电影业﹑出版业及创意设计四个典型产业为例来说明。
（一）历史与文化观光
泰国无论是商店、娱乐场所、宾馆旅店、山川海滩、城市建筑都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到处有食在泰国、玩在泰国的奇特风味，历史与文化观光是泰国历届政府高度重视的产业之一。泰国在发展历史与文化观光业的过程中一直强调紧密结合当地旅游文化特色，通过举办旅游年活动，民族节目和不断推出丰富多彩的旅游节目，如“泰国旅游年”、“泰国手工艺年”、“泰国妇女观光年”等等。
（二）电影业
泰国电影业近年来蓬勃发展，当代泰国电影崛起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在运用现代电影技巧的基础上突出民族特色，挖掘应用本土民族文化资源，熟练地将一个个泰国故事包装在新潮的影像躯壳之内，最终制作成符合商业标准的颇具本土特色的类型电影产品。在电影创作中，泰国电影正是通过重建本土文化的“主体性”，以小搏大，发展壮大自我，从而与好莱坞影视作品相抗衡。
（三）出版业
由于发达的观光业使得泰国迈向国际化的步伐不断加速，泰国的出版业不断朝国际化及多元化成长。泰国人不喜爱严肃的读书，但并不表示他们完全没有阅读活动。事实上，泰国的杂志可谓百家争鸣，成为泰国出版界的特殊现象，尤其是休闲时尚与设计等类杂志异军突起。无论是外国杂志发行泰文版，或是泰国本土的休闲时尚杂志，在质与量方面都可谓蓬勃发展，反映出泰国人民的创意文化，相对于严肃的阅读书籍更感兴趣，当然也造就杂志的创意产业兴起。
（四）创意设计
近几年泰国曼谷逐渐蜕变为充满原创设计的亚洲新兴生活风格都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泰国创意设计中心的建立。泰国政府近年来致力于设计的发展，为了提升全球竞争力，以“Bangkok Fashion City”为城市延伸，让曼谷晋升为欧洲人口中的“设计之都”，因此于2005年11月，在Emporium购物中心六楼成立泰国创意设计中心（Thailand Creative﹠Design Center，以下简称TCDC）。作为亚洲最具规模的设计研究中心，不但提供平台让专业设计师在此发表作品，还引进国内外创意思维让设计师可以来此取经。让设计变得平易近人，敞开设计大门，开放普罗大众来此参观，获得与时尚创意相关的讯息，成为名副其实的设计图书馆。
三、泰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源头
从时尚﹑影像﹑家具家饰﹑插画到产品设计，他们创意的来源是什么？正是日常生活。仔细体验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认真用心地从日常周围的每件事获得感动，泰国人的慢活，活出了无穷无尽的创意。在全球化的洪流下，风格并不会因此而同质化，泰国人找到一条自己的路，未必适用于亚洲其他国家，但尊重自己文化﹑尊重周遭环境的态度，让泰国变成了一个极具特色及包容力的国家。风格是一种集体式思维的展现。泰国文化创意产业者的共同生活观概括起来有以下三方面：
（一）从生活细节中放大
“灵感可能有各种来源，可能是眼睛看到的，可能是记忆里深层的某部分，不过，这些全都是生活的集结。泰国人无一创意不是来自日常生活，泰国人以同一种语言沟通，以同一种步调生活，在曼谷有许多事情可以看，也很容易感到惊喜，这让我的创作变得非常容易。”曼谷著名的自由插画家Patreeda Prasarnthong开宗明义地说。
泰国文化创意产业工作者关注生活片段，认为每一个时刻﹑每一个片段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是这一辈子最难忘的定格画面。走在泰国街头上，你随时可以发现美。可能是路边小贩切好的一包包可以媲美日本版《Elle a Table》的缤纷水果；可能是巷口小店里用月历纸编成的餐具篮；可能是神龛上祭祀的茉莉花串；也可能是上班族身上平整的衬衫。泰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专注细节能力，这让他们在生活的每一个面上都可以发挥到极致，每个人都想着“怎么样让生活更美”这个课题，而文化创意产业工作者更是擅长于从生活细节中放大，由此产生独特的创意。
（二）尽其所能的与众不同
泰国文化创意产业工作者从学生时代就展现出了他们想要“与众不同”的欲望。Raffles Design Institute 是新加坡排名前三的设计学校，在2002年成立了曼谷分校。当时Raffles的曼谷执行副校长陈国龙观察到泰国学生想要与众不同的欲望，他说：“泰国学生展现出的创意让人无法忽视。这些学生都有学校外的个人生活，而他们的个人生活则清楚的反应在了他们的作品里，有的学生家里做古董生意，创意来源就是古董；有的学生的创意灵感来自他喜欢的潜水活动，无论灵感来源是什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地展现自我。”
泰国文化创意产业尽其所能的与众不同，泰国的麦当劳餐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全球行走多年的麦当劳餐厅进驻泰国，需按照当地的规矩行事，首先将麦当劳叔叔半翘脚坐在长凳上的形象改变为起身恭敬地合起双手，用地道的泰国合十礼打招呼方式亲切地迎接众人的来访。其次，泰国的麦当劳餐厅在环境设计与氛围营造上不像过去麦当劳餐厅一样偏重于欢乐气氛的营造，而是将人文气息导入整体环境中，以较深沉的红﹑紫色调调和用餐环境，让人踏进这里只想停下脚步好好品味生活，让麦当劳以往的速食形象展现另一番慢活意念。面对美国连锁产业的全面入侵，泰国麦当劳向外界证实了连锁速食产业不再只是食物工厂的生产线，在讲求实效与速度的同时，更尽情地发挥无穷的设计创意。泰国文化创意产业者以本身对艺术与众不同的独特见解，包容连锁速食产业既定的企业形象与体制诉求，却也强调本土化与独特性的展现，让连锁速食产业在泰国展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
（三）始于生活，终于生活
新加坡的学生到泰国曼谷读时尚设计，发现泰国同学之间相处非常友善，充满好奇心，几乎没有人沉迷电玩（由于新加坡升学压力很大，学生彼此竞争很强，为了排解压力新加坡学生除了念书，其余时间就是打电玩）。新加坡学生发现，在新加坡可以做的事情只有念书，在曼谷可以做的事情却很多。我国学生到泰国曼谷读媒体设计，发现泰国同学个性开朗﹑乐天随性。一位女生这样描述：“我的室友在路边捡来铁丝，就可以做成灯罩，泰国人很享受生活也乐在生活。虽然，一些泰国人可能在逻辑上比我们稍差一点，但慢活让泰国人在美的感受度上比我们强太多。除了时尚，泰国人最擅长的是产品设计，以笔者的观察，我们的设计通常不是很实际，或是辨识度不强烈，但泰国有太多产品设计，特别是家饰品，简单却很美，而且可使用性非常的强。连泰国电影的搞笑幽默都非常生活化，与香港著名笑星周星驰与日常生活刻意脱节夸张的电影作品很不一样。”始于生活，终于生活，正是泰国创意的不二秘诀。
四、从泰国文化创意产业价值源头中得到的启示
“泰设计”﹑“泰时尚”已经输出亚洲与欧美，在全球舞台上“泰”的容颜与风格轮廓相当鲜明亮眼。然而中国的设计与时尚，对全球或是国内的消费大众而言，形象似乎还是比较模糊。原因出在哪里？泰国和中国有什么不同？同处亚洲，同样是当代交通发达，历来多文化拼贴影响之地，按理来说中国这种多文化拼贴应该是释放出惊人创造能量的张本。“泰设计”与“泰时尚”或许提供了我们一些思考的线索。
篇2
（一）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定义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定义的界定是有关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研究的基础。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学术界尚未出现公认的定义。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分别进行了定义的界定，笔者将其归纳为“5说”：（1）生态系统说：祝杨军（2010）在其硕士论文《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目标与实现路径》里，从生态学及生态哲学的视角，主张大学校园文化本质上是一个生态系统，是以生态哲学视角切入的、消除了本体论意义上二元对立的、理想目标与现实路径相统一的大学校园生态文化体系[4]；于巍（2014）同样基于生态学的学科背景，认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是社会经济等复合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不仅具有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而且可视为一个区域性的、抽象的生态系统[5]。（2）和谐文化说：庄景全（2009）从文化学的视野出发，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是校园内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文化，它是一种有利于学生成长、发育的文化，重视教育的人文性和对个体生命性的尊重。”[6]不过，事实上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包括学生、教师等的众多利益相关者，而本定义的利益相关者主要聚集在学生身上。（3）新文化（观念）说：林莉（2002）主张，生态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最新取向[7]；张娟娟、宁岩鹏（2012）认为，校园生态文化是一种“新的文化观念”[8]。（4）文化环境和精神氛围说：叶宗波（2005）提出，校园生态文化是一种有形或无形的文化环境和精神氛围，是把握道德价值的重要载体[9]。（5）五要素反映说：杜君芳、江红岩（2011）强调校园生态文化是指在教师、学生和管理者和谐作用于校园以及与校园紧密相关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对师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团体意识、群体形态和行为体系”的直接反应，是师生共同适应和改造环境的产物，具有和谐性、整合性和与时俱进性[10]。总体来说，尽管学界尚未对校园生态文化做出统一的界定，但基本上认同上述“五要素反映说”这一观点。
（二）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内涵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内涵议题，国内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将其归纳为“4说”：（1）四生态化说：胡祖吉（2007）指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注重人与环境的和谐，包括学校传统和现代文化观的生态化、教学生态化、管理生态化和行为生态化，具有科学化与前瞻性、系统性与规范性、和谐性与持续性的特点[11]。（2）三文化生态说：高永蓉（2006）认为大学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系统的子系统，必须借鉴生态文化理念致力于校园文化生态的建设，构建良好的管理生态、学术生态和信息生态，以推进新世纪大学的可持续发展[12]。（3）全新文化说：覃逸明、吴文亮（2003）及徐建芬（2008）均认为，校园生态文化是全新的校园文化，它强调校园生态环境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和谐发展的关系，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既要重视客观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又要重视主体人的主观意识方面的培养[13]。（4）三特定环境说：田传信（2012）强调，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可为大学生发展创造良好的特定环境：物质层面的生态文化环境、精神层面的生态文化环境和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环境[14]。
（三）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思想（哲学、文化）基础思想、哲学或文化基础事关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方向和深度，其重要性非同小可，故研究者对此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们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相关论述，笔者将其归纳为“4说”：（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说：贺旭辉（2004）认为，坚持科学发展观，有助于正确认识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含义和建设的必要性，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大学文化传播、开发和研究，有助于坚持以人为本，营造和谐的文化氛围[15]。（2）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说：冯婕、祝杨军（2008）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具有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元素。它一方面揭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存在的系统性、开放性、超越性和动态性；另一方面，又从本体、价值取向和历史性的视野指出了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源头和走向或归宿[16]。（3）生态价值观说：刘艳华、张冬玲（2009）强调，校园生态文化是指校园中全体师生员工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而共同创造所形成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17]。（4）儒家文化说：蒋黎黎、叶爽（2012）主张，建设校园生态文化应努力寻找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点，挖掘儒家文化中和谐观念、义利观和人生价值观的内在价值，发挥其积极作用[18]。
（四）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功能、价值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功能和价值问题，研究者们也提出了多样化的观点，笔者将其归纳为“6说”：（1）践行说：徐达（2012）认为，构建校园生态文化是对“生态文明”的践行[19]。（2）育人说：覃逸明、吴文亮（2003）认为，良好的校园生态文化有利于师生的身心健康，有利于师生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和充满生机的文化观念，从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3]；佟瑛（2008）指出，高校校园生态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实现育人的功能[20]；吴烨；朱玉芹（2011）提出，优秀的校园生态文化品位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环境和氛围，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有催人奋进的激励作用和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21]；蒋黎黎、叶爽（2012）主张，高校校园生态文化承载着“育人重任”[18]。（3）保证说：喻秋兰、余文龙（2011）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大学持续和谐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4）关键说：朱玉芹、吴烨（2011）强调，校园生态文化是一个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关键[23]。（5）基础说：杜君芳、江红岩（2011）认为，和谐的校园生态文化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加强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是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高校的必由之路[10]。（6）“三生态”说：刘月岭、武立敬（2010，2011）主张，大学校园生态文化作为人类生态文化的具体样式，作为生态文明走向生态文化的路径选择，具有“生态育人、生态立校与生态服务”的功能。显然，“育人说”是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功能和价值的主流观点。
（五）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目标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目标，未见直接的、系统的研究报道，也未出现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目标谱系。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或着眼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此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有的具体，有的抽象。概括起来，有“4说”：（1）四目标说：祝杨军（2010）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目标包括教育目标、学术目标、环境目标和系统目标四个部分[4]。（2）三目标说：于巍（2014）强调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实践目标由人才培养目标、学术科研目标及和谐环境目标三部分组成[5]。（3）文化共同体说：张华、闻彦（2011）认为，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注入生态精神，形成文化共同体，是生态文化背景下建设校园文化的目标[26]。（4）四生态化说：李国新（2012）主张，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目标分别为教育目标的生态化、学术目标的生态化、环境目标的生态化及系统目标的生态化[27]；可以看出，本目标的“四生态化说”与祝杨军（2010）的“四目标说”在目标的内涵和外延上有一定的相似性。显然，除“文化共同体说”外，其他“三说”在目标谱系上具有一定的交集，即均将教育、学术和环境纳入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目标体系。
（六）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路径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路径涉及到理论与实践对接的问题，研究者们从多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设想、措施或建议，笔者将其归纳为“6说”，分别为：（1）四层面说：叶宗波（2005）认为，可从校园建设、学校管理、学术研究、情感交流等四个层面上创建良好的校园生态文化[9]。（2）三层次说：佟瑛（2008）提出，要围绕校园物质文化、校园精神文化和校园制度文化三个层次来展开高校校园生态文化建设[20]。（3）二环境说：杜君芳、江红岩（2011）认为，应从外部和内部环境构建和谐的校园生态文化[10]。（4）生态化教育、教学系统说：喻秋兰、余文龙（2011）主张，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化教育、教学系统，可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学校园人际关系和行为体系[22]。（5）生态教学观说：刘海仁（2013）提出，大学生态文化建设的路径应树立生态教学观以促进生态课堂中师生生态主体生命质量的升华，并推动校园生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28]。（6）景观设计说：李静（2007）根据安徽大学新校区南实验楼———笃行南楼的现状与特点，提出了“体现景观特色，营造文化家园”的设计思想，主张应遵循自然式植物配置原则，在相似的空间环境中，展现不同的景观效果和独具特色的校园风貌[29]。（七）其他相关研究以上是有关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议题研究成果的主流，此外，国内的个别研究者还关注高校校园生态文化运行机制的构建、高校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基于大学所属层次（佟英，2009[30]；朱玉芹，2011[23]）和学科专业（朱玉芹，2011[19]）的建设特色，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与其他管理、服务活动的关系（徐建芬，2008；王改红，2011[31]；胡薇，2011[32]）以及关于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机理。对于后者，张华、闻彦（2011）探讨了校园生态文化共同体的生成、核心价值的建立及文化信念和精神品质在多重文化系统中的共享和浸润对校园生态文化利益相关者的文化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催化作用[26]。
二、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篇3
左右花纹不同，不允许通过年检，前后花纹不一样可以通过。
年审时不仅左右轮胎花纹不一样会不给予通过，车辆进行外部改装时比如加装大包围、尾翼、改装轮毂，都会不给予通过年审。所以喜欢改装车的朋友要注意，如果对车辆外观进行改装，要在年审之前改回原状。
轮胎花纹不一样，多数是因为换胎时，为了经济考虑只换一条胎导致的，不过轮胎的花纹是综合舒适性、安全性、排水性、抗噪性、耐用性等多方面的因素设计的，不同花纹的轮胎在这些指数上都是不同的，在换胎是要么换同样花纹的轮胎，要么直接换两条轮胎。
新车前六年免上线，只需要将每两年去一次车管所进行跟换机动车贴既可，而六年以后才开始进行每一年一次的上线年审。如果花纹不一样，为了年审只能重新更换轮胎。
（来源：文章屋网 ）
篇4
关键词：环保；税收制度；和谐社会
1完善环保税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和谐社会是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良性互动的状态，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及公共治理的和谐，是绿色生态性社会、公平性社会和创新性社会的综合。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建立绿色生态性社会、公平性社会和创新性社会。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实现和谐社会的综合目标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我国环保税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我国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主体税种。
我国现行多为征收环境费，地方为了保护其利益对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私下给与保护，降低排污标准而且征收标准偏低，征收依据落后，在征收方式上也不规范，排污资金的使用效果不理想，对保护环境起不到高效调节作用。目前现行的资源税并不是专门的环境保护税，税率过低，税档之间的差距过小，征收的范围狭窄，只是针对使用煤，石油，天然气，矿产品和盐等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益征税，实质上是属于矿产资源占用税的性质，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显的调节作用。各税种自成体系，相对独立，税制内外有别，不利于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竞争。
（2）主体税系缺失。
各种环保性质的条文散落在各个部分和相关的法规中，没有一个合理和科学的体系，各种法律的不同的立法的目的使得各个法条具有不同的标准甚至彼此之间产生适用竟合的问题难以得到解决。目前我国所征收的环保税收的征收范围只是众多自然资源的矿产资源和盐，对我国其它需要保护的其他重要对环境要素没有相关的法律保护，对我国整个环境保护作用有限，难起到税收本该发挥的作用。
（3）税收优惠形式单一。
考虑环境保护因素的税收优惠单一，缺少针对性、灵活性，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果。国际上通用的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式均可应用于环保税收政策中，以增加税收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而我国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4）税收分配管理体制的不合理。
如资源税由于在分配管理体制采取省、地、县三级共享的分成制度，造成各级税务机关对该税种的征收管理偏松和代征代扣未能真正到位，很多地方甚至采取放弃管理。同时由于分配体制的不合理导致大部分的开采利益流向央企和上级财政，造成基层财政对资源税的征管失去积极性。
3国外建立绿色税制的经验与借鉴
西方发达国家为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全面“绿化税制”有税制。
3.1设立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主体税种
（1）对废气排放课征的污染税：如美国70年代开征的二氧化硫税，法国、瑞典、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按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征收的氮氧化物税。
（2）对废水排放课征的污染税：如前西德从1981年起开征水污染税。
（3）对垃圾排放课征的污染税或垃圾税：如挪威1974年开征的饮料容器税，规定对不能回收的饮料容器征收30％的从价税，美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等国在轮胎的生产或销售环节征收的旧轮胎税。
（4）对噪音污染征税：如美国征收的噪音税。
（5）对农业污染物征收的污染税。如比利时、芬兰、挪威、瑞典等国都对农药和化肥征收污染税。
3.2调整原有税制，建立多形式的税收优惠制度
（1）对消费税的调整。包括：区分含铅汽油与无铅汽油，调高含铅汽油的消费税税率，鼓励使用无铅汽油；提高污染型能源的消费税率；在原有消费税基础上，对能源另征能源税或能源消费附加税；取消不符合环保要求的税收优惠，对清洁能源减税。
（2）对所得税的调整。对环保投资支出允许税前扣除或给予一定比例的税收抵免；鼓励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环保设备加速折旧；公车私用的税收措施调整。
（3）对机动车税的调整。征年机动车税时对节能车予以优惠；节能车销售税的税收优惠。
4完善我国环保税收制度的措施
4.1建立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主体税种
（1）建立环境污染税类的主体税种。
大气污染税、水污染税、固体废物污染税、垃圾税、噪音税、开征燃油税。
（2）建立资源保护税类的主体税种。
增强资源税的环境保护功能。在现行资源税的基础上，将那些必须保护开发和利用的资源也列入征收范围，如土地、海洋、森林、草原、滩涂、淡水和地热等自然资源；调整计税依据，以实际开采、占用数量或生产数量为计税依据，并适当提高单位计税税额，特别是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征以重税，以此限制掠夺性开采与开发；将现行其他资源性的税种如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并入资源税，并将各类资源性收费如矿产资源管理费、林业补偿费、育林基金、林政保护费、电力基金、水资源费、渔业资源费等也并入资源税．
（3）建立消费税类的主体税种。
消费税：对资源消耗量大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对导致环境危害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进行征收，发挥消费税在保护环境方面的功能。
（4）建立环保关税。
出口税对国内资源（原材料、初级产品及半成品）征收。进口税对一些污染环境、影响生态环境的进口产品课以进口附加税，或者限制、禁止，甚至对其进行贸易制裁。
（5）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等税种也应体现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环保税收理念。如要取消企业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免税或低税征收的规定，要取消有毒农药、农膜低税率的规定。
4.2建立合理的环保税收体系，包括合理的法律体系和执行体系
建立以资源税收为核心的税收的体制，以针对环境改造行为为主，把资源的开发利用所造成的对环境的影响算入到资源利用的成本中来的制度，对环境改造活动征收而不是对已经形成污染的结果后作出的行政罚款不同，环境税作为一种保护环境的措施，更多是预防性。
4.3贯彻环保税费激励机制，建立多形式的税收减免体制
（1）增值税优惠。对整治污染和利用污染生产的企业实施优惠。除了现行的对“三废”利用的税式支出，还要对从事城市污染和垃圾处理的企业实行零税率，对循环利用资源和节能生产产品的生产企业的优惠。
（2）消费税减免。对环保产品、清洁产品给予税收优惠。（3）关税优惠。对环保产品出口，应给予鼓励，不征税。同时，在国内退税方面应给予优先，争取早退税、退足税。对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治理污染设备、环境监测和研究仪器免征进口关税。
（4）营业税、所得税和印花税减免。
（5）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消费型增值税政策。
4.4完善税收分配管理体制，保障我国循环经济的实现
篇5
生态伦理又称环境伦理或环境哲学，其主要内容是肯定自然界和一切生命皆具有内在价值，人应该尊重生命、尊重自然；人不再是自然伦理的中心，应把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并承担道德人的责任；人与自然应协同发展。它着眼于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最终达到人类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被称为“天人关系”，这是一个与中国古代自然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哲学命题，各家学说对此均有论述。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中，着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符合现代生态伦理的思想正在成为中国生态伦理研究的一大特色，人们在理论倾向上更多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的一致性。的确，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相一致的思想成分，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并不是一种完全契合的关系，还存在着相矛盾、相冲突的地方。
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从根本上讲与道家是一致的。它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同类，因此对自然应采取顺从、友善的态度，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肯定人道本于天道，“赞天地之化育”的同时，又肯定人为万物之灵，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主张尽人事以与天地参。在此基础上，儒家提出了丰富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环境的思想，这些思想蕴涵着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观念。
(一)兼爱万物。尊重自然
儒家认为“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爱惜它物之生命，也就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爱生灵，兼利宇宙品物。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中，就把“生生”(尊重生命、长养生命)作为人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日生”。随后的儒家哲人也大都从自我生命的体验，转而同情他人的生命，并推及对宇宙万物生命的尊重。以情度情，以类度类，进而效法大自然的厚德载物，博大无私。
苟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主张对自然万物博施以“仁”。汉朝的董仲舒则更明确地主张把儒家的“仁”从“爱人”向爱物扩展：“质于爱民，以下至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宋代张载进一步将仁爱原则推广到包括非生命物质，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外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爱必泛爱，成不独成。要真正的爱人，就必然要爱物。
儒家的这种“生生”、“利物”、“泛爱万物”的思想，类似于当代生态伦理观所主张的把人类的道德关怀从对人扩展到对一切自然生命的思想，但两者也有着本质区别。现代生态伦理学认为物与人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的道德权利，应该受到同样的道德关怀；儒家强调爱有差等，推己及人，由人而及物，以层层向外推扩。这里儒家的人与物虽为一体，但这一体中各部分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所以万物享受的爱的关怀也截然有别，有厚有薄的。对此，明代的王阳明从“大人与物同体”的角度，作出了独特的论证。他认为，在利益分化发生矛盾时，家庭血亲处于中心、优先的地位，先爱至亲、家庭，再爱路人，最后是禽兽、草木，层层向外辐射。爱护草木，是为了使禽兽有足够的饲料，而爱护禽兽则是为了养亲祭礼，所以爱护草木禽兽是围绕自身家庭这个中心运转的。王阳明还认为，如果接受上述这种观点，那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以人为中心，包含义、礼、智、信的整个封建道德准则体系，使五常之德适用于整个自然界。显然，儒家的爱物是有差异性的，强调的是要人们去爱惜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而“爱物”的终极原因是使人生活得幸福，爱物就是爱人类自己。
(二)以时禁发，以时养发
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农业生态环境的好坏与庄稼收成的丰歉关系着历代王朝的兴衰和百姓之生计。因此，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生物的再生产能力，不能不成为历代君王与百姓的大事。儒家正是依据对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从利国富民，保汪人类生产和生活资源的持续性发展出发，要求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要顺应事物的繁育生长规律，“以时禁发”，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为相，他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十分注意山林泽的管理和生物资源的保护，提出了“以时禁发”的原则。他说：“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要求山林与水泽要按时封禁与开放，老百姓在开放时间内去采集捕猎可免征税赋。
孟子、苟子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管子的“以时禁发”思想。孟子主张对生物资源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不违农时，谷不可胜时也。”“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苟子则使管仲生态伦理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早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食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苟子的这些保护主张，是作为圣王安国治邦之策提出来的，并建议有德之君将保护生物资源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
(三)取时有节，物尽其用
儒家注重经世治国，他们所倡导的“礼仪”政治是一种有节制的政治，要求统治者节制自己的行为，克制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把节约人、财、物上升到国策的高度。孔子主张“政在节财”。唐代名相陆贽亦日：“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长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长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人为出。”儒家“政在节财”的主张，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但它客观上具有自然保护的意义，从而避免了对自然的掠夺和资源的浪费。
儒家所提出的节约的主张，一开始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的，儒家从天地自然万物所具有的再生性与有限性规律得出了人事行为要有“节”的结论。“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同时，儒家把节制的要求延伸到自然资源的取用，形成了“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爱物”原则。儒家历代把“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用大网捕鱼、不射夜宿之鸟)自觉地体现在行动上。《吕氏春秋》认为破坏大自然是一种不祥的举动，它必将召来灾祸，使那些象征吉祥的动物都销声匿迹。“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龙不往。”同时只有爱护、珍惜大自然，使各种生物各得其所，生物界才会出现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这都是要求人类对自然资源在爱护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地使用，不能使物种灭绝，才能保持其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正如朱熹所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儒家要求人们珍惜自然提供的生活之源。儒家认为，只有统治者谨慎地对待自身的物质利益，注意节约，鼓励生产，不断地权衡利弊得失，才能使天下的财富丰裕，国泰民安。“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对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天所藏之，是知国之极也。”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物质财富相对匮乏，人们为了很好地生活下去，就不得不实行节俭，所以也就比较容易做到物尽其用。现代社会虽然拥有很高的资源利用技术，但并非一切资源都已得到再利用，而且再利用的费用也相当高。所以，取用有节，物尽其用，仍然是现代社会解决资源短缺与环境保护的一项合理而有效的对策。
二、传统文化中的反生态伦理思想
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被纳入到主客二分的框架中加以研究，但是在天、地、人三才构成的系统中，人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这就如同天、地、人虽然可组成一个“家庭”，但人是“主人”，天、地则是吾家之旧物。
它们虽然也时常得到主人的呵护，但那是由于它们是“主人”的所有物，三者之间的亲密无间并不意味着自然之天、地的独立性或内在性已经为人所尊重、认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仍然弥散着浓厚的反生态伦理的思想要素，二者存在着相冲突的地方。
(一)自然规律伦理化
传统文化中，天道则常常要服从于人伦之理，即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将自然规律伦理化的思想倾向。对自然规律的探究、对自然现象的揭示常常成为推导宗法伦理道德价值的一个逻辑环节，自然的神圣性常常成为论证宗法伦理道德神圣性的铺垫或衬托。如自然界的灾异现象常被用作人事善恶的评价依据，阴阳大化之道、五行生克之序也被作为论证人世伦常的材料。董仲舒就借助了“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逻辑环节，来神化儒家伦理道德。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天”的神圣性是至关重要的，好像没有“天”的神圣性就无法体现出儒家伦理秩序的神圣性，但实际上，“天”的神圣性在这里只是体现人的神圣性工具或手段。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董仲舒搞这一套，主要是为了以宇宙系统确立君主专制权力和社会的统治秩序。”宋明理学的产生，旨在建构儒家道德本体论，即为儒家道德确立终极的价值根据，“心”或“理”的形上意义同样要借助于天、地、人的统一来确立，但是这样确立起来的具有至高道德价值的“心”或“理”，反过来又形成了对整个自然界甚至整个宇宙的统摄、包容之势：“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该无载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倾向，张岱年先生明确指出：“自然与人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有自己的特殊规律，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不得将其强加于自然界，汉宋儒家讲天人合一，其肯定人类与自然界的统一，有正确的一面；而将道德原则看作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就完全错误了。对此问题，应作具体分析。”
(二)重德性，轻技艺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宗法伦理道德精神的高扬，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科学地认识和利用自然，也在自然和人文之间形成了较大的矛盾或张力。具体说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常常受到宗法伦理观的抨击或限制。孔子曾将要求“学稼”的樊迟斥为“小人”，将各种生产或手工技艺看成小器、“末业”，将从事宇宙探询或天文历算研究的看成只是史官或阴阳家所做的事情，从而开启了儒家重德性、轻自然、斥技艺、贬功利的思想。这种观点在中国文化史上不断得到加固而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文价值传统，在历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笔。这种鄙薄探询自然、技艺的传统使得古代众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受到了“于国事无补”或“玩物丧志”等诸般嘲弄，并导致长期以来中国的自然科学总是停留在一种直观、经验的水平上。
(三)重主体。轻客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所构架的天、地、人的思维系统中，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高扬实际上也以独特的视角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一种“重生”意识，即重视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而这与宗法社会促进生命生生不息的伦理要求是完全契合的。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还包含着这样一种内涵，天地万物都统一于人的生命存在中，都可以成为保持生命、延续生命的手段和材料，这实际上就把人的生命的存在看成是最终的目的，而自然的目的性则常被忽视，或所强调的仍然是其工具价值。因此，从这一点上看，尽管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主客二分”在致思路径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忽视自然必然性这点上，二者完全可以殊途同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自然物作为体现生命价值的一种手段，这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如以饮食为例，在西周时就形成了“重食”的氛围，周朝为此设立了专门的“食医”，位于各种医师之首，其主要职责是掌握饮食的搭配。从总体上看，中国的饮食文化非常注意从人与自然相合的基点来决定饮食上的选量与选味，这其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但也有不少糟粕性的东西。在历史上有不少人把追求奢华的生活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一个标志，把占有和消费自然珍稀之物作为个人身份的体现，豪门贵族常以奢侈为荣，竟事侈糜，饮宴常是“食前方丈”，“穷水陆之珍”。他们崇尚口腹之欲，广市齐珍异好，对难得之物嗜食尤甚。隋唐之际，捕食麇鹿、野象之风尤盛，以鹿、象制作的菜肴很多，有用鹿舌制作的名菜日“生平炙”，也有用象鼻制作的特色食品“象鼻炙”。总之，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有许多教训，“滥捕野生动物就是深刻的教训之一。这一教训，在当时并看不清楚。因为野麋鹿等生动物还相当多，鹿肉等又为人们所喜爱，只是到了后世，当麋鹿等野生动物濒临灭绝成为珍奇稀有动物时，才会感到教训深刻，这对于今天来说亦应引以为鉴”。
三、评析
篇6
生态伦理又称环境伦理或环境哲学，其主要内容是肯定自然界和一切生命皆具有内在价值，人应该尊重生命、尊重自然；人不再是自然伦理的中心，应把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并承担道德人的责任；人与自然应协同发展。它着眼于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最终达到人类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被称为“天人关系”，这是一个与中国古代自然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哲学命题，各家学说对此均有论述。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中，着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符合现代生态伦理的思想正在成为中国生态伦理研究的一大特色，人们在理论倾向上更多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的一致性。的确，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相一致的思想成分，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并不是一种完全契合的关系，还存在着相矛盾、相冲突的地方。
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从根本上讲与道家是一致的。它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同类，因此对自然应采取顺从、友善的态度，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肯定人道本于天道，“赞天地之化育”的同时，又肯定人为万物之灵，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主张尽人事以与天地参。在此基础上，儒家提出了丰富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环境的思想，这些思想蕴涵着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观念。
(一)兼爱万物。尊重自然
儒家认为“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爱惜它物之生命，也就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爱生灵，兼利宇宙品物。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中，就把“生生”(尊重生命、长养生命)作为人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日生”。随后的儒家哲人也大都从自我生命的体验，转而同情他人的生命，并推及对宇宙万物生命的尊重。以情度情，以类度类，进而效法大自然的厚德载物，博大无私。
苟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主张对自然万物博施以“仁”。汉朝的董仲舒则更明确地主张把儒家的“仁”从“爱人”向爱物扩展：“质于爱民，以下至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宋代张载进一步将仁爱原则推广到包括非生命物质，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外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爱必泛爱，成不独成。要真正的爱人，就必然要爱物。
儒家的这种“生生”、“利物”、“泛爱万物”的思想，类似于当代生态伦理观所主张的把人类的道德关怀从对人扩展到对一切自然生命的思想，但两者也有着本质区别。现代生态伦理学认为物与人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的道德权利，应该受到同样的道德关怀；儒家强调爱有差等，推己及人，由人而及物，以层层向外推扩。这里儒家的人与物虽为一体，但这一体中各部分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所以万物享受的爱的关怀也截然有别，有厚有薄的。对此，明代的王阳明从“大人与物同体”的角度，作出了独特的论证。他认为，在利益分化发生矛盾时，家庭血亲处于中心、优先的地位，先爱至亲、家庭，再爱路人，最后是禽兽、草木，层层向外辐射。爱护草木，是为了使禽兽有足够的饲料，而爱护禽兽则是为了养亲祭礼，所以爱护草木禽兽是围绕自身家庭这个中心运转的。王阳明还认为，如果接受上述这种观点，那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以人为中心，包含义、礼、智、信的整个封建道德准则体系，使五常之德适用于整个自然界。显然，儒家的爱物是有差异性的，强调的是要人们去爱惜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而“爱物”的终极原因是使人生活得幸福，爱物就是爱人类自己。
(二)以时禁发，以时养发
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农业生态环境的好坏与庄稼收成的丰歉关系着历代王朝的兴衰和百姓之生计。因此，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生物的再生产能力，不能不成为历代君王与百姓的大事。儒家正是依据对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从利国富民，保汪人类生产和生活资源的持续性发展出发，要求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要顺应事物的繁育生长规律，“以时禁发”，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为相，他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十分注意山林泽的管理和生物资源的保护，提出了“以时禁发”的原则。他说：“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要求山林与水泽要按时封禁与开放，老百姓在开放时间内去采集捕猎可免征税赋。
孟子、苟子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管子的“以时禁发”思想。孟子主张对生物资源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不违农时，谷不可胜时也。”“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苟子则使管仲生态伦理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早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食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苟子的这些保护主张，是作为圣王安国治邦之策提出来的，并建议有德之君将保护生物资源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
(三)取时有节，物尽其用
儒家注重经世治国，他们所倡导的“礼仪”政治是一种有节制的政治，要求统治者节制自己的行为，克制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把节约人、财、物上升到国策的高度。孔子主张“政在节财”。唐代名相陆贽亦日：“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长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长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人为出。”儒家“政在节财”的主张，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但它客观上具有自然保护的意义，从而避免了对自然的掠夺和资源的浪费。
儒家所提出的节约的主张，一开始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的，儒家从天地自然万物所具有的再生性与有限性规律得出了人事行为要有“节”的结论。“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同时，儒家把节制的要求延伸到自然资源的取用，形成了“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爱物”原则。儒家历代把“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用大网捕鱼、不射夜宿之鸟)自觉地体现在行动上。《吕氏春秋》认为破坏大自然是一种不祥的举动，它必将召来灾祸，使那些象征吉祥的动物都销声匿迹。“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龙不往。”同时只有爱护、珍惜大自然，使各种生物各得其所，生物界才会出现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这都是要求人类对自然资源在爱护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地使用，不能使物种灭绝，才能保持其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正如朱熹所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儒家要求人们珍惜自然提供的生活之源。儒家认为，只有统治者谨慎地对待自身的物质利益，注意节约，鼓励生产，不断地权衡利弊得失，才能使天下的财富丰裕，国泰民安。“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对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天所藏之，是知国之极也。”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物质财富相对匮乏，人们为了很好地生活下去，就不得不实行节俭，所以也就比较容易做到物尽其用。现代社会虽然拥有很高的资源利用技术，但并非一切资源都已得到再利用，而且再利用的费用也相当高。所以，取用有节，物尽其用，仍然是现代社会解决资源短缺与环境保护的一项合理而有效的对策。
二、传统文化中的反生态伦理思想
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被纳入到主客二分的框架中加以研究，但是在天、地、人三才构成的系统中，人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这就如同天、地、人虽然可组成一个“家庭”，但人是“主人”，天、地则是吾家之旧物。
它们虽然也时常得到主人的呵护，但那是由于它们是“主人”的所有物，三者之间的亲密无间并不意味着自然之天、地的独立性或内在性已经为人所尊重、认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仍然弥散着浓厚的反生态伦理的思想要素，二者存在着相冲突的地方。
(一)自然规律伦理化
传统文化中，天道则常常要服从于人伦之理，即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将自然规律伦理化的思想倾向。对自然规律的探究、对自然现象的揭示常常成为推导宗法伦理道德价值的一个逻辑环节，自然的神圣性常常成为论证宗法伦理道德神圣性的铺垫或衬托。如自然界的灾异现象常被用作人事善恶的评价依据，阴阳大化之道、五行生克之序也被作为论证人世伦常的材料。董仲舒就借助了“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逻辑环节，来神化儒家伦理道德。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天”的神圣性是至关重要的，好像没有“天”的神圣性就无法体现出儒家伦理秩序的神圣性，但实际上，“天”的神圣性在这里只是体现人的神圣性工具或手段。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董仲舒搞这一套，主要是为了以宇宙系统确立君主专制权力和社会的统治秩序。”宋明理学的产生，旨在建构儒家道德本体论，即为儒家道德确立终极的价值根据，“心”或“理”的形上意义同样要借助于天、地、人的统一来确立，但是这样确立起来的具有至高道德价值的“心”或“理”，反过来又形成了对整个自然界甚至整个宇宙的统摄、包容之势：“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该无载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倾向，张岱年先生明确指出：“自然与人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有自己的特殊规律，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不得将其强加于自然界，汉宋儒家讲天人合一，其肯定人类与自然界的统一，有正确的一面；而将道德原则看作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就完全错误了。对此问题，应作具体分析。”
(二)重德性，轻技艺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宗法伦理道德精神的高扬，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科学地认识和利用自然，也在自然和人文之间形成了较大的矛盾或张力。具体说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常常受到宗法伦理观的抨击或限制。孔子曾将要求“学稼”的樊迟斥为“小人”，将各种生产或手工技艺看成小器、“末业”，将从事宇宙探询或天文历算研究的看成只是史官或阴阳家所做的事情，从而开启了儒家重德性、轻自然、斥技艺、贬功利的思想。这种观点在中国文化史上不断得到加固而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文价值传统，在历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笔。这种鄙薄探询自然、技艺的传统使得古代众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受到了“于国事无补”或“玩物丧志”等诸般嘲弄，并导致长期以来中国的自然科学总是停留在一种直观、经验的水平上。
(三)重主体。轻客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所构架的天、地、人的思维系统中，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高扬实际上也以独特的视角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一种“重生”意识，即重视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而这与宗法社会促进生命生生不息的伦理要求是完全契合的。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还包含着这样一种内涵，天地万物都统一于人的生命存在中，都可以成为保持生命、延续生命的手段和材料，这实际上就把人的生命的存在看成是最终的目的，而自然的目的性则常被忽视，或所强调的仍然是其工具价值。因此，从这一点上看，尽管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主客二分”在致思路径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忽视自然必然性这点上，二者完全可以殊途同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自然物作为体现生命价值的一种手段，这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如以饮食为例，在西周时就形成了“重食”的氛围，周朝为此设立了专门的“食医”，位于各种医师之首，其主要职责是掌握饮食的搭配。从总体上看，中国的饮食文化非常注意从人与自然相合的基点来决定饮食上的选量与选味，这其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但也有不少糟粕性的东西。在历史上有不少人把追求奢华的生活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一个标志，把占有和消费自然珍稀之物作为个人身份的体现，豪门贵族常以奢侈为荣，竟事侈糜，饮宴常是“食前方丈”，“穷水陆之珍”。他们崇尚口腹之欲，广市齐珍异好，对难得之物嗜食尤甚。隋唐之际，捕食麇鹿、野象之风尤盛，以鹿、象制作的菜肴很多，有用鹿舌制作的名菜日“生平炙”，也有用象鼻制作的特色食品“象鼻炙”。总之，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有许多教训，“滥捕野生动物就是深刻的教训之一。这一教训，在当时并看不清楚。因为野麋鹿等生动物还相当多，鹿肉等又为人们所喜爱，只是到了后世，当麋鹿等野生动物濒临灭绝成为珍奇稀有动物时，才会感到教训深刻，这对于今天来说亦应引以为鉴”。
三、评析
篇7
生态文明理论作为一种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兴理论或学说，自大工业之后，逐渐被人们提出和关注，逐渐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在中国，这一理论或学说，引起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是在20世纪末，当初所争论的焦点是：解决温饱与环境关系的问题，争论结果大体上取得一致性观点，就是不走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接受可持续发展道路理念。十七大报告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党的报告，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之一。可持续发展是指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以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
党的十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生态文明建设其实是把可持续发展提升到绿色发展高度，就是不给后人留下遗憾而是留下更多的生态资产。
自此生态文明已由一种理论观点上升为国家制度，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我国在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的关键时期，处理好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问题尤为重要，关系到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但是，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理论，一种制度，至今仍没有一个公认的概念，众多学者在不断探寻中，其中不乏中国学者，也在孜孜不倦探寻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和发展历程，试图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和答案，其现实性和紧迫性就不言而喻。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解读的表现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学者在探寻生态文明的理论渊源时，理所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出的环境伦理思想为解决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提供了思想依据。众多学者试图通过阐述传统文化中的环境伦理学思想的内容，以说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为现代社会政策提供了行动准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大致有以下几种理论观点：
1.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的主题――尊重生命，兼爱万物。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兼爱万物的伦理原则，在尊重自然的一般前提下，尤其强调爱护生物，尊重一切生命的价值，并以此作为衡量人的行为善恶准绳。《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儒家以“仁”作为其伦理思想的核心，道家主张生命的平等，佛教主张“不杀生”。
2.寡欲节用，珍惜自然资源的传统美德。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珍惜自然资源的伦理准则。孔子提倡：“节约而爱人。”（《论语・学而》）意思是：节约费用，爱护人民。荀子主张：“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道家提倡“少私寡欲”。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名与生孰亲？生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耻不殆，可以长久”。
3.天人合一，以和为贵。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既贵为万物之灵，就要遵循自然规律，同时在天地万物生生不已的运化过程中附有特殊的使命。儒家学者在《中庸》一书中指出：“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老子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二、传统文化的中生态伦理思想探究对现代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
随着现代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使人类对生态系统的需求急剧增加，致使人类不断地大规模地向大自然索取，导致当前社会出现一系列的生态环境危机，如何克服这种危机，是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党的十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尊重自然，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秉持的首要态度，要求人们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尊重自然界的一切创造、一切存在和一切生命。顺应自然，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要求人们顺应自然的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保护自然，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承担的重要责任，要求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向自然界索取生存发展之需的同时保护自然界的生态系统。这些措施是对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方针，是国策，也是一项影响是深远的伟大实践活动。所以，对现代生态文明伦理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没有科学理论作为指导，就没有科学的实践活动。生态文明建设同样如此。
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保存着内在而为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宝库中，探寻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对理解现代生态文明理论的是有益的。从十提出的现代生态文明理论看，就其实质，提倡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观点，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重生命，兼爱万物；寡欲节用，珍惜自然资源；天人合一，以和为贵思想是相通的，或者是近似相同的，可见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了许多生态伦理思想，对构建现代生态文明理论是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
三、理性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
党的十八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生态文明观念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是我党发展理念的理论升华。生态文明观点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研究生态文明已成为热门话题，大多数学者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解决当今的生态问题，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有些学者提出疑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对现代生态文明理论的影响究竟有大？甚至有的学者直接提出：中国古人根本就没有认识到生态平衡问题，有些思想能沾点边，有些观点就是以中国人自吹自擂的心理可以牵强附会。但这些观点的出现，并不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的影响，也不是要否定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的价值，问题出在中国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传承上。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解决多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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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界对文化自觉的研究肇始于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先生。先生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6个字高度概括文化自觉的实质。给予文化自觉的界定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1〕。
先生对于文化自觉的释义为我们理解文化自觉内涵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深刻启示。首先，文化自觉应该是一个思维与存在相融合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至少包括四个环节。其一，对自身文化历史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其二，对自身文化现今所处环境和地位有深刻的理解和反思。其三，对自身文化未来发展状态和趋势有科学的分析和预判。其四，拥有建基于前三层含义基础上的体现文化自主转型能力的文化创建之实践。从根本上说，文化自觉最终表现为一种文化的自我创建之实践，这一实践建基于人们对文化的觉醒和反省。其次，文化自觉要求生活在一定文化圈子中的人既弘扬“过去”之文化精华，又彰显“现在”之文化精神；既保留本土文化之优秀特质，又借鉴吸收外来文化之优秀品质。再次，文化自觉要求各文化圈子中的人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文化形式和文化发展道路，也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以至“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一般而言，文化自觉的研究场域侧重国家和民族层次的大文化圈子。鉴于此，文化自觉更多的指在了解本国、本民族文化历史，明晰本国、本民族文化发展现状和地位，以及对本国、本民族文化未来发展状态和趋势有科学分析和预判的基础上，弘扬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之精华，彰显本国、本民族现代文化之精神，保留本国、本民族文化之优秀特质，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文化之优秀品质基础上对自身文化的自主创建。文化自觉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生存和发展之前途命运的理性思考和深度把握，体现了一种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的高度责任感和攻坚克难的担当精神。
二、从文化自觉视角看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构建
任何学科建设与理论构建都需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同理，生态伦理学的构建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工程。我国学界对于生态伦理方面的研究起步晚，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提出生态文化范畴的概念，落后西方国家二三十年。正因为如此，国内学界对于构建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努力肇始于评介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以致于中国的生态伦理学在很长时期内带有浓厚的“西化”色彩，尚未脱离西方的研究模式和学术框架，“水土不服”现象严重。随着中西思想文化的交融、交流与交锋，中国文化的独特气质与魅力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生态伦理学的构建赋予民族文化的意蕴，认为文化自觉是构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生态伦理学必须矢志不渝坚持的“文化精神”。在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实践过程中，应以民族的视角、历史的眼光、群众的路线坚持和贯彻“文化自觉”之“文化精神”，也即要将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将中国传统生态伦理現代化，将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
（一）民族视角：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
中国生态伦理学由于起步较晚，从总体上而言，还未摆脱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固有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生态伦理学的简单叠加与移植。确切地说，中国生态伦理的民族属性未能充分发掘，也即未能实现西方生态伦理的“中国化”。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态伦理品质在相当程度被广大学者所忽视。在不少学者看来，中国传统生态伦理只是一些零散的思想片段，既无精确概念分析，又无严密逻辑论证。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有的生态伦理思想往往被置于比之西方生态伦理次要的地位。事实上，恰如学者云杉所言，“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2〕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现代世界梦寐以求的优秀的生态伦理品质。
学者刘福森认为，中国生态伦理学没有按照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没有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进行重构，并呼吁构建中国人自己的生态伦理学。文化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深深打上了文化圈子（地域）的烙印。也就是说，民族性是文化的先在属性。伦理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与民族特质紧密相连。不同民族文化培育、酿造不同的生态伦理，不同生态伦理追随、契合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国的生态伦理学也是中华民族的环境理论学。中华民族的生态伦理学理应彰显中华民族自己的民族特性和文化特性。这就明确了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构建必须摆脱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内容框架和思维模式，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找到适合中华民族特色、与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相通、能够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合理成分。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构建并非全盘否定西方生态伦理，而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确保中国生态伦理的主导和主体地位，真正实现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
（二）历史眼光：传统生态伦理现代化
中国有着悠久的生态伦理思想文化，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因此，中国并不缺生态伦理思想。早在神农氏时代，就有“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之类的保护生物资源的禁令颁布。大禹时代又颁布了《禹禁》。周朝更加注重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的系统思想、资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相应的管理机构均已出现。随后流行的儒道释家在生态伦理方面造诣更高。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释家的“万物皆佛、众生平等”都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重要思想渊源。就连当代西方著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代表柯布及其学生格里芬都公开看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并希望中国借助自己得天独厚的思想资源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中国传统文化是有机整体主义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根基的儒、道、释所倡导的天地人和、阴阳互动的价值观念，不仅是生态运动的哲学基础，也应成为未来后现代世界的支柱性价值观念”〔3〕。我们要做的是将这些生态思想精华保留、延续下来，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提供深厚的哲学基础和有力的价值支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的独特性和启发性，对挖掘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资源，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津津乐道。但是，多数学者只是停留在对中国传统生态伦理的宣传与说教层面，并未深入分析传统生态伦理对现今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的实用性。更确切地说，传统生态伦理由于“尘封已久”，在未深入“雕琢”的情况下很难适应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构建需求。因为“伦理同哲学一样都是有时代性的”。生态伦理几乎同人类文明史同在，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中潜在发展的观念形态和价值体系。如果从历史的维度考察生态伦理，可以把生态伦理看做一个随历史条件和时代内涵不断演变的概念。翻开生态伦理思想发展史，我们能够发现，总体而言，生态伦理在每一个时期都会摈弃与时代不符的旧思想，更新与时代相符的新内容。生态伦理，这面历经时代沧桑巨变，发端于原始文明，成熟于农业文明，沉睡于工业文明，觉醒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度前夜的精神旗帜不能说是属于哪一个时代，而是一个随时代变更、完善的概念。从这个意义可以确定，生态伦理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高扬“扬弃”与“更新”旗帜，从而具备贞下起元、历久弥新的独特品格。处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拐点处，今日的中国需要认真思考传统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需要慎重把握传统伦理思想的时代转换。也就是说，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必须审慎应对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将传统生态伦理吸收到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中并不是对传统生态伦理的简单回归，而是促成传统生态伦理与现代生态伦理的最大耦合，实现传统生态伦理与现代生态伦理的时代转换，使我国的生态伦理学既保持民族文化传统，又适应现代生态伦理发展的需要。
（三）群眾路线：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
一般而言，受知识背景、资源禀赋、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影响，理论往往由社会精英分子首先发现和掌握。然而，理论和事实一再表明，国家抑或民族文化的强弱，从根本上而言，并不是由精英文化决定，而是取决于大众文化。因为，真正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内在精神特质的恰恰不是精英文化，而是大众文化。对生态伦理思想史进行简单回顾与考察，不难得出结论：一般而言，生态伦理首先作为精英文化而存在，并呈现出不断转化为普通民众保护自然的道德实践的发展趋势。经典作家早有研判——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强大的力量。众所周知，任何科学理论都以掌握和服务民众为宗旨。生态伦理存在的目的是使之成为“万民膜拜”的社会法则，并随之化为自觉的道德实践。因此，产生、活跃于精英阶层的生态伦理必须转化为普通民众的内化价值和外化实践。也只有如此，才能体现生态伦理的内在价值。那么，如何将生态伦理转化为普通民众的道德实践呢？这就必须经历一个使精英生态伦理大众化、通俗化的过程，姑且称之为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过程。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使精英生态伦理大众化、通俗化，也即作为精英文化的生态伦理如何能够成为普通百姓津津乐道的通俗话题？众所周知，社会精英文化只有通过普通百姓内心早已认同的文化形式才能得以传播和延续。这就需要充分挖掘和发挥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衔接紧密的文化形式—民俗文化的中介力量。对此，关于什么是民俗文化，知名学者刘福森教授早有见解：民俗文化在民族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下孕育和发展，在文化传统的延续中保存和传承，并通过民间信仰、民俗节日、民俗礼仪、民间文学艺术等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以特定信仰、节日、礼仪、文化艺术为主要内容的民俗文化形式就是沟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桥梁，是实现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化的中介力量。不难得知，民俗文化直接产生并依附于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这就决定了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直接决定普通百姓的日常行为。因此，要使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充分发挥民俗文化的中介作用，把理论化、抽象化的生态伦理通过民俗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展现给广大民众，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主动认同并自觉实践不失为一大良策。从根本上说，走群众路线，将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其最终目的是要使保护环境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的一种信仰。这才是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重点和难点。
三、结语
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要构建得有声有色、有血有肉，必须将“文化自觉”精神贯穿始终，以更加理性、更加主动、更加负责、更加自信、更加开明的态度将生态伦理在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精英—民俗之间进行恰当融合与适时、适度转换。值得着重一提的是，在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传统生态伦理现代化，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是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过程中的有机环节，缺一不可。不过，三环节中，将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使保护环境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的一种信仰是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的根本要义之所在。我们甚至可以说，生态伦理“民俗化”的程度与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的效果呈正相关。
〔参 考 文 献〕
〔1〕.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J〕.中国社会科学，2000，（01）：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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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2-2139（2013）-8--02
世界园林有东方、西亚、欧洲三大系统，中国古典园林为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之最，东方系园林以我国园林为代表。中国古典园林是指以江南私家园林和北方皇家园林为代表的中国山水园林形式。中国的古典园林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极具艺术魅力，它深浸着中国文化的内蕴，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史造就的艺术珍品，是我们今天需要继承与发展的瑰丽事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类的生存环境逐渐受到破坏，生态文化建设随之日益受到关注。从维护城市生态系统平衡，改善生态环境这一角度出发，我国的古典园林艺术对当代具有很大的启示性作用。本文以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理念为基础，结合当下的生态文化建设，探讨古典园林艺术中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关系对当下的生态文化功能。
一、何谓“生态文化”
在探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于当代的生态文化功能之前，有必要对“生态文化”这一概念加以界定：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解决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取向。生态文化重要的特点在于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解释现实社会，处理现实问题，运用科学的态度去认识生态学的研究途径和基本观点，建立科学的生态思维理论。生态文化是不同民族在特殊的生态环境中多样化的生存方式，它更强调由具体生态环境形成的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从人与自然关系这一角度来讲，中国的古典园林艺术中从多个方面体现了生态文化思想，对当今城市文化特别是城市园林文化建设具有很好的传承与借鉴功用。
二、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于当代生态文化功能的具体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古典园林和现代城市景观具有相同的出发点：即设计出更加适宜人类生存的理想环境。由此可见，古典园林的设计理念和方法对现代城市园林景观建设无疑具有重大的文化借鉴意义。本文从生态美学的角度对古典园林进行解读，对古典园林的生态美学意韵进行探究，从中探寻出可供现代城市园林景观建设借鉴的合理因素。本文认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于当代生态文化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空间布局上的生态文化功能
园林通常是由实体和空间这两部分组成的。实体是指建筑、山石、植物等造园要素，是产生视觉形象的主体；而空间是指包围实体的空场，是人们休憩游赏所必需的。实体构成空间，空间围绕实体。所谓“曲径通幽”、“豁然开朗”等园林艺术效果，都不是一个单一的空间所能展现的，而是需要把若干空间按照一定的序列组织起来，创造出“引人入胜”的动态感受。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在空间布局上充分体现了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模仿自然的生态文化特质，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一个造园手法――借景。计成在《园冶》中强调：“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是指在造园时要借助于园外的自然山水景色于园内，这就避免了园内景色与外界的纯自然景色相脱离的弊端。园林作为人工空间的营造艺术，必然关注人工空间与自然空间的和谐统一。造园侧重于因地制宜布置一系列院落，需要在园外的人工环境与园内的“自然山水”之间营造一系列从人工到“自然”的过渡性空间。以文人画家为主体的中国造园家更加注重“自然美”，突出“自然”在园林中的统帅地位，因此努力使建筑的人工性弱化，反映在空间的通透性、材料的自然化和布局的自由化方面，有助于将人工性建筑融于“自然山水”。
（二）诗文题词上的生态文化功能
中国古典园林的文化特质最为明显的体现就在于匾额、楹联、摩崖题刻以及“诗条石”等形式上。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谈及大观园时便论道：“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声色”。诗文题咏，与某些景象相结合，被组织到景象之中，点出景象的精粹所在，阐明景象的思想、情趣，促使景象升华到精神的高度，从而成为园林艺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古典园林都是由官宦之家所营建，他们都具备很高的文化修养，所以往往会把自身的审美情趣体现在园林中的牌匾、楹联上，从这些诗文题词的具体内容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人思想中亲近自然、寄情山水、与外在的生存环境和谐相处的文化旨趣。这里以皇家园林清漪园为例，清漪园位于北京城西北，圆明园之西，玉泉山之东，是一座山水结合、以水为主的自然山水园。“清漪园的总体立意为：静观万物，俯察庶山；崇朴鉴奢，以素药艳；博余名景，集锦一园；外旷内幽，求寂避喧。”[1]关于清漪园中的匾额楹联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描写园林景物的，有助于人们对景象的更深一层的领会。如宝云阁石牌坊上的“山色因心远，泉声入目凉”，便是以情景交融而点出意境之所在。二是诠释景象原型的，有助于人们对造景渊源的认识。如十七孔桥侧的“烟景学潇湘细雨轻航暮屿，晴光总明圣软风新柳春堤”。这些诗文题词中无不体现着园林建造者对自然山水的尊重与喜爱。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诗文题词中所体现的生态文化理念给当代社会最为深切的启示就在于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该充分保护自然，寻求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
（三）意境营造上的生态文化功能
意境是中国艺术的创作和鉴赏方面的一个极重要的美学范畴，是中国传统审美追求的最高境界。“意”即主观的理念、感情，“境”即客观的生活、景物。“意境产生于艺术创作中此两者的结合，即创作者把自己的感情、理念熔铸于客观生活、景物之中，从而引发鉴赏者之类似的情感激动和理念联想。”[2]中国的古典园林主要是在摹仿自然山水的基础上加以人工改造，这种改造不单单只局限于布局安排的外在形式方面，更体现于建造主体将自身的审美情趣移入园中，从而营造特定的意境。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在意境营造上所体现的生态文化功能就在于园林意境是以“实境”为基础的，对于“实境”营造而言，无论是天然山水园亦或是人工山水园首先要符合自然的规律，反映自然的原型，在古人看来就是遵循自然界山水、植物、动物的外在结构关系，使园林在形象上与自然风景有共同的特征。在这一点上，天然山水园无疑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园址的自然山水本身就给人以非常直观的自然感受。相反，人工山水园在营造实境时受到更大的制约。若要在相对局促的庭园空间中创造震撼人心的自然山水体验，就必须借鉴山水画的表现手法，从自然山水中提取典型要素，将自然山水的典型片断浓缩于咫尺庭园之中。以拙政园为例，拙政园是以江南水乡为原型，通过提炼和艺术加工来营造园中山水的，全园以植物之景为主，以水石之景取胜，充满浓郁的天然野趣。
结语
中国古典园林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中，基本上沿着“自然―模仿自然―由人工表现自然或改造自然―回归自然”的轨迹发展的。当然，这个回归不是单纯的重复，而是更高境界的追求。而今，园林以其绿色空间的内涵，突现了其生态效益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在日益发展完善的城市设计方面，在城市景观的塑造中，生态美会给人提供直观的环境体验和对生活境界的启迪。在城市建设中，越来越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尊重自然，充分认识并合理地开发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乃至将整个地球作为人类生态环境的整体来关注。人类本能的对自然的回归意识变得越来越强烈。
通过以上几个特点的描述，可以看出在中国园林设计史上一直都从生态文化的角度去考虑植被、景观、道路、亭、廊等的布置和安排。尽量将景致置换为天降之景致，错落有致，层次分明，植被互融，有的利用天然地形的构造来塑造整个园林的景致，或以天然水体为主体，或以山地为主体。中国园林艺术的发展是曲折变化的，但在这条道路上始终保存着自己的那种“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思想。造园不仅反映出人们委婉含蓄、丰富细腻的情感表达方式，而且寄托了人们对理想生活环境的追求，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具体体现。中国传统园林以朴实无华的自然特征和内敛含蓄的情感表现，对当代的生态文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篇10
中国内地学术界一般观点认为，汉语志愿者到国外若出现不适应，该情况会随其在异国时间的延长而减弱；但林德成研究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安然为林德成导师。她说，该论文以两个“优秀”的结果顺利通过盲审，并参评广东省优秀学位论文。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的论文报告已得到中国国家汉办重视，双方联合深入研究，为汉办志愿者工作提供依据和帮助。
林德成来华留学前曾在泰国普吉岛一所高校任职，其工作常与中国赴泰汉语志愿者打交道。
林德成说：“此前与汉语志愿者的交往中留意到，他们或多或少存在文化上的不适应，于是产生对该问题深入探究的想法。”
篇11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111-05
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是我国当代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一类新形态，是指以某一主导文化产业为核心，吸引大量彼此产业联系密切的创意产业、创意工作者及相关服务机构在某一特定的文化地理空间范围内集聚，形成相对集中的区域集合体的一种业态现象。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既有经验表明：文化创意产业的集群发展，有助于整合产业生产要素，实现产业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能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鉴于此，自2004年起，推动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成为我国诸多省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十一五”期间文化部先后命名了两批共4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四批共204家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园区。那么，时至今日，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到底处于怎样的一个状况，有哪些不足又亟待作出改进呢？下面笔者试从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出一定程度的解答。
一、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态势
从总体上看，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集群发展已初显成效，但仍处于低水平的发展阶段。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形态。就文化创意产业要素、资源的空间整合形态而言，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主要存有三种类型：文化创意产业带、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其中文化创意产业带是依托一定的自然生态资源或人文生态资源，政府将一些创意园区或创意企业集合起来以形成点状密集、面状辐射、线状延伸的文化创意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消费和流通一体化的带状走廊，如上海徐汇滨江文化创意产业带、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带、苏州河创意产业带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是由政府规划的一个空间有限和具有明显地理区域，且文化创意产业和设施都高度集中的地方。这些园区主要是由文化创意企业和一些自己经营或自由创作的创意个体集合组成，如杭州和达文化创意园、泰州文化创意产业园、中国光华文化创意园、羊城创意产业园等。文化创意产业基地主要是依托龙头企业拉动效应，牵动整个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分工和集聚，进而带动文化产业增长。如上海张江创意产业基地、河北东方文化创意产业基地、新疆“7坊街”文化创意产业基地等。这三种形态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来完成集群的，市场在其中的导向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它们与真正成熟的产业集群还存在一定的距离，这种集群式发展具有一定的单一性和主观性，不能完全满足文化消费的市场需求，它们与“集群”本身需要达到的经济目的、需要实现的杠杆效益、需要获得的资本回报尚存在差距。
2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基本格局。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空间分布与我国主要经济区的空间分布紧密相关，也与该区域的原有产业基础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六大创意产业集群。首都创意产业集群以北京为核心，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其在创意产业中的地位是其他城市无法替代的，已经形成文艺演出、广播影视、古玩艺术品交易等优势行业；长三角创意产业集群的上海是该地区的龙头城市，带动杭州、苏州、南京的工业设计、室内装饰设计、广告策划等行业迅速发展；珠三角创意产业集群的广州、深圳是我国创意产业基地的聚集区，广告、影视、印刷、动漫等行业走在国内前列，滇海创意产业集群的昆明、丽江、三亚，在影视、服装等行业比较有特色；渝川陕创意产业集群的重庆、成都、西安的创意产业主要是网络动漫游戏产业等；中部创意产业集群以湖南长沙为代表，其电视广播产业已形成独特的创意产业链。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目前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格局尚处于区域集聚的低水平发展阶段，没能打破行政区、经济区的界限，突破行业、部门和所有制的制约瓶颈形成生态集聚。
3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优势作用。尽管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还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但由集群发展带来的集聚效应已日益凸显。首先，它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从2000年的不足1000亿元，迅速提升到了2004年的2440亿元、2006年的5123亿元、2008年的7630亿元和2009年的8400亿元，年均增幅达到百分之二十几，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幅。普华永道国际会计公司在《全球娱乐和媒体业展望：2009—2013》中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近年来的全球文化产业市场份额增速较快，排名逐步上升，目前已位列美、日、德、英之后，世界排名第五。而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有关文件，中国创意产业的发展是全球所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中速度最快，也是目前规模最大的。[1]（P202）我国文化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由此亦有了较大提升，一些演艺企业的创意品牌已享誉国际，常演不衰，如《时空之旅》、音乐剧《蝶》等。其次，它有力地推动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性和创新性决定了其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实体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推动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有助于在与其相关的传统产业中深植文化因子，帮助相关传统产业切入到全球产业链的高端，迅速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如我国景德镇陶瓷创意产业集群和绍兴县纺织业创意产业集群就是通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实现经济转型的典型代表。目前景德镇的陶瓷业和绍兴的纺织业都已走出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困境，正迈向国内乃至国际创意的尖端。
二、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
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新世纪以来，我国开始步入科特勒所说的“感性消费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一切产品都可以成为内容的载体，由创意给人带来独特体验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赢得消费者的青睐，包括汽车、建筑、服装、食品等在内的大量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都需要注入创意内容以提升其产品的附加值。这样的时代呼唤能向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提供巨大能量的文化与创意经济价值和服务的产业集群。于是顺应时势所需，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开始迅速发展起来，集群效果也已经初步显现，但同时其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业已暴露出来，这些问题正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可持续性发展和健康成长。具体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制度规范困境。目前，我国文化创意集群发展存在“一哄而起”、“各方逐利难调”的状况，缺乏相应完善的政策对之加以良好地规范。有调查发现：我国西部诸多县市，在当地经济欠发达、地方财力比较有限的情况下，仅凭当地领导意愿，盲目发展动漫游戏产业园区，结果因脱离当地的文化资源和具体条件而难以实施。[1]（P205）而在我国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虽然政府口头上大力提倡支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但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缺位”与“越位”并有，公共服务不够，土地、房屋、税收等配套政策迟迟未能出台并加以落实，结果导致园区相关方争相逐利，各自为政，创意园区难为为继。如北京大山子798文化艺术区，因成功地混合了工业建筑和新艺术空间而成为颇有盛名的文化创意园区，但随着其集聚效应的提升，该园区成为各大房地产商凯觎的对象，该园区的地产租价迅速飙升，使得许多创意企业和艺术家因负担不起持续高涨的房租而纷纷退出。
2资源利用困境。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资源浪费现象较为严重，产业资源利用率相对较低。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同质化竞争比较普遍。拿动漫产业来说，目前挂国家牌的动漫产业基地有近50个，其中有文化部命名的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还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科技部等命名的国家数字媒体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国家网络游戏动漫产业发展基地、国家动漫创意产业基地园区和人才培养与研发基地、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国家动漫产业发展基地等6种园区，而在地方省市这种多头管理、多处挂牌的情况更是比比皆是，如江苏南京就几乎每个区都有自己的动漫产业园。这种同质化竞争使得产业资源被分散使用，资源利用率相对下降，而由此建立的创意企业多半显得小而弱，难以形成集聚效应。二是文化资源的粗放式开发现象严重。目前我国一些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在发展文化创意集群过程中是按照工业文明的标准和价值尺度来进行的，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对传统文化资源和当代民族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采取简单粗放式的文化开发方式，忽视传统文化资源和当代民族文化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精神价值，结果导致一些无形或有形的文化资源招致毁灭性打击并快速消失。如新疆锡伯族人大代表富春丽，就曾公开批评：“我们建立了民族风俗博物馆、发展民俗文化和特色旅游，但是忽略了民族文化的本质是语言和文字，我们的锡伯族语言正在慢慢消失。”三是产业链缺乏有机整合。目前我国大部分创意园区存在着上、中、下游布局不平衡的现象。创意产业集群内部的上游内容原创及开发、中游创意产品的生产与包装、下游创意产品的营销、传播、消费、延伸开发等大多处于互相独立、各自为政的发展状态，这也就使得这些创意园区难以推出优质的核心产品，缺乏打入海内外市场的能力，造成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
3人才支撑困境。目前，我国的文化创意人才严重匮乏，不论是人才总量还是人才结构都远不能适应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需要。首先，从数量上来看，有数据统计显示，我国文化创意类人才存在着很大的缺口，就拿数字艺术产业而言，大约需要40多万的数字艺术创意人才，但目前实际从业人员仅有3万余人。其次，从结构上来看，有数据统计显示，当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复制模仿型人才多，高端原创型人才少；加工型人才多，高端经营管理型人才少；单一技术型人才多，高端复合型人才少；人员结构比例中高、中、低技术人员呈金字塔形结构排列，存在严重的人才结构性需求矛盾。高素质的文化创意人才、文化创意产业经营管理人才、复合型的文化创意专业人才和国际性的文化创意人才是目前中国最为紧缺四类文化创意人才，这四种人才的开发与培养将是中国未来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而造成这四种人才缺乏的原因，主要是国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历史较短，长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创意人才培养方面未形成规模，且缺乏科学性与专业性。
4市场开发困境。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是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赖以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动力。因此，进行市场开发，不断提升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量是推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必要之举。但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主体以中小企业居多，尚属“幼稚产业”、“幼稚经济”，这类产业的市场开发往往具有多变性和高风险性的特点，从而也增添了这类产业市场开发的困难。具体来说，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投融资不足。文化创意产业在我国尚属新兴业态，新兴产业的市场开发往往要比已有传统产业的市场开发更具不确定性，因此，需要更多的资金准备，没有足够的资金准备，在初期发展阶段，新兴产业往往很难在既有市场结构下打开缺口，占据一席之地。然而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融资渠道并不多，难以融到充足的市场开发资金，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企业的市场开发融资中，有70%是通过政府注入和向银行借贷完成的，有20%是通过获得风险投资或者股权投资实现了融资，只有10%的企业是从上市渠道获得了资金。这种以政府和银行投资注入为主，投资主体相对单一的融资格局显然是不利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市场开发的持续健康发展。二是创意市场立法不完善。由于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和服务是以“信息符号”为载体来提供，具有生产和服务的意识形态性、便捷性和即时性的特点，这使得它的市场开发具有不可预测的特点，而当前这个行业又缺乏规范的行业标准和公约，行业立法相对滞后，缺少完善的信用评级体系和专业评估公司，这就使得这个行业的市场开发难以获得“准信”，且难以有序进行。三是内容原创力不够，缺乏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核心产品。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目的，是要提高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扩大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在海内外市场的占有率。但是我国已有的一些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所推出的一些文化产品和服务缺乏原创性，且“入心”不够，缺乏市场占有力。如深圳环球数码媒体有限公司曾历时3年，汇聚100多位艺术家，总投资高达13亿元的中国首部全三维数字动画魔幻电影《魔比斯环》，票房收入竟不足500万元。
三、推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
集群发展的策略探讨 “十二五”规划的五年，将是我国和平崛起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动相互叠加的五年，也是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通过集聚发展，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和综合规模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迎势而上，努力克服各种困难，突破既有困境，推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又快又好地发展。这也就要求我们当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1加快完善产业集群发展的法规体系。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电影条例》、《演出市场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再加上其他各种行政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法律框架背景，这也使得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做到有法可依。但由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起步较晚，发展水平较低，因此，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一套专门支撑和规范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法规体系，这也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持续健康发展。为了更好地支撑和规范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集群发展以及协调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内部各方的利益，当前需要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立法工作：一是要着力于制定能总揽全局、关照各方、驾驭大势的权威性文化产业大法如《文化产业促进法》；二是要着力于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三是着力于完善有关创意产业财政投入保障和预决算比例的立法；四是要着力于完善新兴媒体、网络监管方面的立法；五要着力于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与企业、部门与部门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法定等等。另外，我们还要对我国现有的文化产业政策作出调整，加大政策对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倾斜度，进一步细化在税收、土地、工商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如在税收方面，我们需进一步扩展免税政策和税利返还政策对文化创意产业集群项目的覆盖范围；在土地方面，我们要出台相关政策以支持文化创意园区的企业和机构以划拨、竞拍等多种方式取得必需的土地；在工商管理方面，我们要建立政府绿色通道，适度下调文化创意园区的工商注册登记门槛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在福利方面，我们要给予创意园区职工子女就近上学的优惠政策等等。
2着力优化产业集群发展的区域布局。如前所述，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在区域布局上存在同质化、不均衡发展等问题，这些问题造成了产业资源的大量浪费、流失，制约着创意集群的持续健康发展。为了优化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区域布局，当前我们须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大力创建特色创意集群，避免同质化竞争。这一方面，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创意园区、基地的建制和管理体制，避免同一类创意园区、基地，多部门挂牌的现象泛滥；另一方面，在进行创意园区、基地规划时，要注意依托当地优势资源，扬长避短，放大特色，从而形成比较竞争优势，如“十一五”时期建成的江西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河南焦作太极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等就是很好的典型。二是要科学开发，创意利用乡土文化资源，推动欠发达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这一方面要加强对欠发达地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规划和管理，避免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简单开发既有乡土文化资源；另一方面要建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对接扶助机制，建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资源共享平台，以推动欠发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集群发展，实现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协同平衡发展。
3积极拓展产业集群发展的融资渠道。目前，我国创意产业集群发展主要是依靠政府的资金注入，投资主体相对单一，融资瓶颈日益凸显，不利于长远发展，因此，我们应在继续增加政府投入的同时，注重引导社会投资、银行贷款筹资、民间资本投资、上市融资等，以建构起较为完善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为此，当前，我们亟须在以下一些方面作出努力：一是要加快立法以鼓励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基地建设进行捐赠；二是要尽快建立公信度高、服务效率高的文化产权评估公司，以此推动重点领域的文化创意企业进行股权融资，特别是推动同质文化创意园区、基地实现跨区并购重组；三是要完善授信模式，加强和改进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基地发展的金融服务，建立健全有利于金融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基地发展的配套机制；四是可以仿照英、美等国，采取发行彩票和倡导志愿者行动的办法来筹措创意园区、基地发展资金和节省创意园区、基地的内源资金等等。
4努力构建产业集群发展的人才规模培养机制。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在集群发展之后，对创意人才的需求特别巨大，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创意人才培养上形成规模发展的态势，多管齐下，兼收并蓄。具体说，一是要发挥好高等院校的主渠道作用。这就要求高等院校须首先解决好学科理论与实际应用衔接的问题，完善文化创意产业学科的理论体系和学科建制，将文化创意产业学科教育与实际的就业岗位需求紧密挂钩起来；其次要变革和创新高等院校培育创意人才的方式和手段，从教材建设、课程设置到具体的师生互动以及专业实践都要增强创意性、复合性和应用性。二是要鼓励和引导各地方的研究所、社科院等学术研究机构相互之间及与国外一些学术研究机构互动、互助、互促，实现优势资源互补，联合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层次的创意产业设计、管理和经营人才。三是要注重创意人才的引进、激励和再培训。为此，我们应开辟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绿色通道，走以关系（朋友、亲戚、师生）引人、以项目（提供才能展示舞台）引人、以赛事引人的路子，采取公开招聘、兼职、短期聘用、项目合作、咨询、讲学、开办工作室、创作室等多种形式，争取引进一批国际一流的海外高端创意人才；对已经在创意园区从业的人才，应当定期定制地对之实施再培训，以不断提升他们的创意水平和个人综合能力。另外，政府和创意园区应相互配合建立创意人才激励机制，对于优秀创意人才在保险、住房、晋升、奖励等方面给予倾斜和优惠，以留住人才。
篇12
［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4.004
埃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1900—1980）是美国著名的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原籍德国，曾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它使人向非人化方向发展，人与物、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都被异化，因而是病态的消费异化的社会。学界对弗洛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弗洛姆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关系、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分析和社会改造理论及人道主义与人学思想等方面，但都没有对弗洛姆异化理论的具体内容及成因作系统探讨，也较少涉及它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问题。本文拟在分析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异化现象的批判及其成因的基础上探讨弗洛姆异化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一、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异化现象的批判
总体上，弗洛姆认为，人类有“自我保存的需求”和“生存的需求”，人性是一种潜能、创造性和理性，对自由、幸福的欲求是人的天性，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性格模式。如果一个人按照人性的特性和规律去充分发展，他就可以达到精神的健康；如果一个社会以符合人性的、满足真正的个人需要为基准，它就是健全的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个不健全的社会，它以人的病态化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人的异化。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对资本主义造成人的病态化及消费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弗洛姆认为异化主要是心理学问题，是一种心理体验。所谓“异化”，就是一种认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人把自己看做一个陌生人”［1］(P106)。弗洛姆认为，在现代社会，异化几乎无处不在，“它存在于人与他们的工作、与他所消费的物品、与他的国家、与他的同胞，以及与他自身的关系中”［1］(P109)，消费异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已经在物质上进入了富裕社会，但人被异化的范围也更广泛了，已经由生产领域延伸到消费领域。消费本来是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手段，但消费的这一功能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被异化了，消费被赋予了其他意义——一方面，它成为人们在劳动中失去自由的一种补偿，成为人们逃避现实痛苦与不幸的避难所；另一方面，统治者对消费进行操纵和控制，使消费成为一种实施社会控制的工具。消费异化使消费的主体、客体和消费行为都发生了异化。
1.人所创造的世界成了人的主宰者
弗洛姆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造世界，然而人却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创造者，反而成为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的奴隶。人所释放出来的力量越强大，人就越感到作为一个人的渺小和无能。在劳动分工越来越细、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组织越来越庞大的工业社会中，人所创造的世界没有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和确证，人所生产出来的消费品也没有成为人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的必需用品，它们反而成为人的偶像和控制人、奴役人的上帝，物欲驱使使得生产者成为消费行为实现自己的必需手段，人不过是消费得以实现和持续的环节，人对物的消费异化为物对人的消费，消费异化成为社会存在的重要特征。“人所创造的世界却成了人的主宰者。在它面前，人俯首帖耳。他竭尽全力地安抚它，巴结它。他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成果反过来成了他的上帝。”［2］(P159)
2.商品使用价值被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