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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妈祖本身没有什么经典著作,历史留下的只有一大堆神话传说。但神话既是科学蒙昧时人类的某种迷信思想的反映,也是人们在同自然和命运搏斗中所产生的愿望和美好理想的象征。它植根于广大民众之中。应当承认,也必须承认,神话也是一种历史文化,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迷人的神话。而妈祖神话,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从海外评价的角度来说,它是中国的“土特产”,她自然也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
妈祖,同神州版图的许许多多地名关联在一起,成为祖国统一和的一条精神纽带。传说香港的香炉峰是由于妈祖庙的流入港而得名。澳门之所以被西方人称为“妈阁”(MACAU),就是由于葡萄牙人初登岸见到妈祖庙殿阁即以之为名。澎湖列岛则由于“屿中曰娘宫屿,其状如湖,因曰澎湖”,其首府马公市也是由“妈宫”间转而来。总之,从祖国东北的丹东至南海群岛的许多地名,都与“妈祖”有关。此外,以天妃宫或天后宫为乡、村、寮、街、巷、澳、路命名的则不能悉计。
妈祖,在中国和平外交史上享有特殊的美誉。15世纪初郑和七次下西洋,前后历时28年,访问了亚、非两洲近40个国家和地区,靠的是祖妈精神统率数万人的意志,才能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在世界航海史和外交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中日友好关系的厉史更是同妈祖密切相关。自15世纪至19世纪,中国的使船和琉球的学者、商人都是以妈祖为护佑而频频往来于两国之间,而长崎的自然航标野间岳(娘妈山的日译),则堪称历史上中日人民友好往来的门户。
妈祖,在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留下了许多光辉的纪录。
妈祖,对推动中国近代商品经济发展起着重的作用。由于中国海运贸易与妈祖信仰息息相关,所以中国沿海沿江的许多港口、商埠的开发,也是以妈祖信仰在当地的开始传播为标志的。各地天后宫保存的清代以来的碑刻,都记载着极为丰富的有关海运贸易和商港开发的珍贵资料。
妈祖,这一名字凝聚着千千万万海内外炎黄子孙爱国爱乡,虔诚向善的心愿。瞻拜妈祖,已成为许多华裔、华桥和台湾同胞寻根谒祖的美好寄托,因此有了今天的“妈祖热”。
妈祖文化不仅是上述所提及的思想文化,妈祖文化的全部还应包括宗教、民俗、文学、艺术、建筑、服饰等等。可以从各个领域去探索、研究。
客家人是汉族一个系统分明的支派。
客家民系有着极为鲜明的特色。它继承着中华民族众多优秀传统品质,又是最具开放性和最善于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汉族民系。客家先民来到闽粤边区和当地土著民族杂居在一起,一方面与当地人友好相处,吸收土著文化和外来文化、海洋文化,一方面面又顽强地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振兴中华作出了卓越贡献。
客家人所居的地方属于绵延千里的大山区,条件极为恶劣,交通极为闭塞,因而受外界的冲击和影响较小。千百年来,他们虽然也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前进,但在客家人的这个文化圈内却始终保留着一些古代的文化特征,诸如信仰习俗等。他们一方面保留中原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又吸收新鲜的东西,使之互相渗透、融合。南宋理宗绍定年间,著名法医学家宋慈任长汀县令,为缩短运盐路程,沟通汀潮经贸往来,打通了汀江韩江间的商业航道,接受了沿海一带崇祀盛行的妈祖信仰,从此妈祖信仰就融入了汀州民众民俗信仰的大潮,成为民间十分崇敬和信仰的“妈祖女哩”。(哩即母亲,把妈祖喻为母亲以上的祖辈之意)。妈祖是民众对这位海上女神的俗称呢称,天后则是清朝康熙皇帝所赐的封号。在客家地区,妈祖信仰和福建沿海及广东潮汕地区一样,十分普遍。可以说,几乎每县都有妈祖庙(宫)。在长汀城区就达6座之多。此外,庵杰(龙门)、古城、策武、馆前、水口、濯口、铁长、羊牯等乡镇也在汀江或其它河边建有妈祖庙(天后宫),尽管规模不一,但建筑风格却大同小异,妈祖信仰还启遍及城乡,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家民俗文化现象。妈祖信仰和妈祖庙宇作为载体,对于了解客家人外传、海交、商贸、民间信仰、居民迁徙、会馆组织等都是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可以认为,研究妈祖文化是研究客家大文化圈中一个有机的整体,应从广义的角度去认识、去理解、去探究,应该多视角、全方位、深层次去发掘。三、汀江与妈祖
汀州天后宫,是汀州群众为纪念聪慧、善良的海上女神林黩娘而建的庙宇,它寄托着汀州民众美好的愿望和追求。妈祖“升天化仙”的祖籍地湄州岛,后人建祠奉祀,这是陆地上最早的妈祖庙。妈祖原是一个地方的民间神,为什么会成为远近闻名至高无上的海上女神?以历史观点考察。总的来说应与航海事业的不断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当然这也与科学不发达,民众有迷信思想以及历朝皇帝出自统治的需要不断给妈祖加封有关。
“客家母亲河”汀江,是福建省四大水系之一,是福建省第三条大江,是唯一通往外省的航道。汀江发源于宁化治平赖家山将军凹,流入长汀境内大屋背、赤凹背、上廖、上赤、庵杰,穿过龙门,流经新桥、大同、汀州镇、策武、河田、水口,左纳南山河,右纳濯田河、再纳武平县桃兰河,经武平县店下,再经羊牯的回龙,直通上杭,经永定县峰市入广东,在三河坝与梅江汇合称为韩江,主流在澄海县入海,全长328公里,其中福建境内285.5公里,长汀境内153.7公里。“汀江自古以来便有舟楫之利”,一度号称“上河三千,下河八百”。到了宋代,汀州已建成相当繁荣的城市。
古代,汀州没有公路,交通极为不便。汀州各县市和外界经贸往来的通道主要是靠汀江航运。汀江沿岸居住的客家先民的生产、生活和汀江有着密切的关系,妈祖信仰和汀江航运更是有着直接的联系。据有关史料记载,南宋理宗绍定年间,著名法医学家宋慈出任长汀县令,打通了汀江、韩江间的商业航道,使汀州与广东潮汕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大大加强。但汀江河道曲折,水流湍急,有险滩27处,“三百滩头风浪恶”。州县吏和商贩们在潮州了解到妈祖作为海上航运保护神有祷必应的传说,很自然的接受了妈祖信仰,并按潮州“三圣妃”宫的样式在长汀自建一“三圣妃宫”以求得妈祖庇护。
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它是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基础,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所有理论都是构建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对于劳动价值论,在新时期有必要对其进行更深人的认识。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由来与演进
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是由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奠定的。
(一)英国学者威廉·配第最先提出劳动价值论
1,配第在价值理论方面的成绩
配第在价值理论方面的成绩主要表现为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第一个考察了商品价值问题,第一次有意识地把商品价值的源泉归因为劳动,从而确立了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价值量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商品价值量与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时间成反比;认识到劳动分工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认识到商品价值量取决于劳动,也意识到货币的价值量也是由劳动决定的。
2,配第在价值理论方面的缺陷
配第在价值理论方面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不同的范畴;其价值和价格概念也含混不清;没有把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区分开来;把使用价值及价值混为一谈。
(二)亚当·斯密对劳动价值理论有所发展
斯密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斯密明确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他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且还对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做了一定的分析。但是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也有不彻底性,他认为:(1)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2)商品的价值是由交换时所购买到的物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3)商品的价值是由“多种收人”,即工资、利润和地租决定的。斯密的第三种价值决定论被后人称为“斯密教条”。
(三)大卫·李嘉图提出了在资产阶级限度内最彻底的劳动价值论.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完成者
大卫·李嘉图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有了更正确的认识,实际上他是把使用价值看作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着,并且他始终坚持商品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观点,对斯密劳动价值论中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他同意斯密的商品价值分解为“三种收人”,但不同意“三种收人”决定价值。但李嘉图无法从价值规律的范畴内说明价值规律同利润规律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无法解决价值规律同平均利润之间的矛盾。所以说,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不能完整的解释价值规律。
(四)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创立过程
马克思在巴黎期间的笔记中否定了李嘉图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同时在方法论上反对李嘉图在价值理论中所用的抽象方法。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两个著作又开始承认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学说。随后在《1857一一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终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最终在《资本论》中完成了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体系建设工作。马克思创建的科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内容包括包括:商品二因素理论,劳动二重性理论,价值量决定理论,价值形成理论,商品拜物教理论,价值转型理论,国际价值理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理论等。其中的核心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人的活劳动是价值产生的唯一源泉,其他劳动与生产要素都不创造价值,不能成为价值的源泉。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在相同的时间里,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倍增,等等。
二、当今现时代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
(一)生产精神产品的科教文卫劳动,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服务性劳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问题
在当今这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商品生产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时代,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仍然能够对现有的经济现象进行科学的解释。而且尽管处于信息时代,但必须承认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耗费的活劳动,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才是创造新价值的唯一源泉。北京大学胡代光教授就对否定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论”进行了批驳。他这样说道:“有人提出了所有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论。认为进入新世纪和新技术发达时代,还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那肯定被认为脑子出了问题,而且聪明的马克思、恩格斯也会在坟墓里发笑”。这种理论“将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化为乌有了。”从劳动价值论角度来分析,胡代光认为,生产要素在现今,不但包括资金、厂房、机器、知识产权、信息、管理等要素,这些新要素都具有资本化特点,都不具体创造价值,只有和具体的生产性劳动相结合,才能够创造出来新的价值。而生产性劳动则是既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既包括生产物质资料,又包括生产精神产品的科教文卫劳动,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服务性劳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已愈益对其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劳动者整体既包括工人,又包括科技人员、管理人员,乃至被雇佣的指挥劳动或监督劳动的人员,他们都以各种不同方式参与商品价值的创造。”仔细揣摩其涵义,笔者认为,做这样的论述的原因是:这些生产精神产品的科教文卫劳动,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服务性劳动,既创造了使用价值,又创造了价值,在作为商品出售时,也同时包含了剩余价值。“我国轻视知识和排斥知识分子的问题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思想根源,主要是来自小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由此产生的民粹派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劳动的分工体系来说,知识生产、智力创造也越来越独立于生产环节之外,脑力劳动作为一种复杂劳动就越来越成为价值的主体。但是劳动价值论不仅适用于工业经济时代,而且同样适用于知识经济时代。”只不过这种商品或服务在购买时与物质性的商品的不同点在于:这种劳动就是劳动者的具体劳动本身,而不是凝结在商品中的转化为物化劳动的活劳动。
所以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转化为物化劳动的活劳动与其他的生产性劳动,特别是服务业的生产性劳动的最大不同在于,转化为物化劳动的活劳动是最终凝结在物质资料当中的,而其他的生产性劳动,特别是服务性劳动,其劳动并不是凝结在物质资料当中的,在购买时就意味着对这种劳动的即时消费。比如:擦鞋工为顾客擦鞋,理发师傅为人理发,在其劳动力的购买中就直接实现了消费;而不是像金银等物质财富的提炼一样,在消费的同时有人的劳动凝结在待加工的原材料上,最终使其转化为金银,并能在其物质的存在期内一直具有相应的价值。服务性劳动等其他未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在消费的同时就已经消耗的尤影无踪。但由十这两种劳动都具有相应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所以,除了由于两种生产性劳动的作用对象存在差别而使其最终存在方式不同外,其本质都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活劳动,具有相同的性质,应当同样予以重视。其本质上都创造了社会财富。
(二)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和第三部类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
如前所述,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活劳动与不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是有区别的。正是由于这两种生产性劳动是不同的,在经济运行中就应该认清这两种生产性劳动的具体特性。如果不能弄清这两种生产性劳动之间的不同特性,在经济建设中极易造成经济发展的失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已经根据性质将生产物质资料的部门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生产生活资料的第二部类,而且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的扩大再生产要按照比例协调发展。我们如果将不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所属的生产部门称之为第三部类,那么第三部类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等三个部类也要协调发展。
假设在三大部类不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所生产的所有产品和劳动都进行交换和消费,那就应该是这样的情况:第一部类能够为第二部类提供全部固定资本投资和向第三部类提供部分固定资本投资,而巨第二部类能够为所有部类提供物质生活资料和向第三部类提供部分固定资本投资;同时第三部类应该能为前两个部类及自身所必需的不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而这种情况在现实生产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在现实生产中存在的是扩大再生产。只有扩大再生产才能够提供人们的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和新增加人口的消费需要。那么在扩大再生产中就应该也是第一、第二、第三部类协调性的出现增长,不能出现不协调而使经济出现不健康的增长进而引发经济危机。这样产生的不健康增长应该有如下几种:
第一,当第一部类所占有的资源过多时,有可能会由于没有相应的消费品与劳务(此处指没有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劳动,下同)与其交换,从而导致消费资料和劳务的缺乏,大量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因为找不到买主而破产,进而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第二,当第二部类生产消费品过多,而第一类没有相应的物质补偿,第三部类没有相应的劳务提供,根据价值规律,生产资料和劳务就会价格急剧上涨。这样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的经济虚假增长,但最终经济会因发展过于不平衡而陷人经济危机。
一、家风的内涵
家风,也可被称作门风,顾名思义,家风就是一个家庭的风气和风尚。家风是一个家庭的主旋律,是家庭成员为人做事的道德标准,并且可以通过每一个成员的具体言行来得到体现。家风,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指的是一种良好的家庭风气,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也就是说,只有那些能够促进家庭成员健康发展、提升家庭成员道德品质的家庭风气,才能称得上是家风。反之,那些落后腐朽、与社会主旋律不相适应、对家庭成员乃至社会有害的风气,就不能称其为家风。
中华文明不似于西方文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华民族一向重视家庭,个人都是在以家庭为依托的伦理关系中成长发展的,不似西方强调个人主义,每个人都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原子个人。在中华文明之中,个人不能离群索居,一定要在群体之中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家庭是个人向社会发展的第一个社群层级,个人的道德素养也是最初在家庭之中得到熏陶培养的,由此可见,一个良好的家庭风气对于个人形成完善的人格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人常说,什么样的家风能出什么样的人,家风,作为一种基础的教育力量,是个人成长的第一个空间,对个人的道德思想以及人格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一个人都会或多或少的带有家庭的印记。这种无声的教育,无形的力量在潜移默化之中对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为人处世的行为方式进行着基础性的培育。
中国人历来都是相当注重家风建设的,从古至今,关于家风的文字记载更是数不胜数。例如“养身莫善于寡欲”这是孟子的家风。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对千百年来我国家风的文化内涵起着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家风文化其实就是儒家文化在一个家庭范围内的展现。儒家思想是一种极度重视家庭伦理的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延续之中,这种思想早已深入人心。自古以来,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他们在有意无意之中,都将这种儒家道德观念融入到了家教之中。历史上著名的《颜氏家训》就清晰而深刻的体现出了一系列儒家的道德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风大体以孔子所倡导的“仁、礼”观念为根基,强调“修身”“齐家”,包括了对老人、妻子、兄弟、仆从的对待之道。而孟子进一步为角色发展了行为规范,包括了人们众所周知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等。再是“睦族”,及个人在庞大家族中的本分。作为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千年的国家,儒家所倡导的道德观念已深入中华民族的骨髓之中,并且,通过一代代家庭长辈的言传身教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成为传统家风的道德价值取向。
二、建设家风文化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在西方经济文化的入侵和渗透之下,在这个传统与现代相碰撞的文化背景下,为了适应时代潮流、维护家庭稳定乃至社会稳定和谐,如何传承、改良我们的家风实为迫在眉睫。
当前的科技革命、电子网络等各方面的发展,使我们面临着伦理的重建问题。面对目前的现实社会,就社会关系而言,不少层面的人与人的关系被物质至上主义所侵蚀,转化为裸的物与物的关系,经济利害的关系,钱与权的关系,欲望满足与否的关系,一切都是可算计的,现实公利的。
就家庭层面而言,回顾过去的百年,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家庭制度、家庭价值遭到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家庭功能经历了逐渐弱化的过程。近30年来,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中国家庭又经受着第三次冲击,发生了从结构、制度到价值观的全方位的变化。传统的优良家风在这种背景下遭遇到无情的摧残,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亦面临着危机。家庭裂解、离婚率增长、单亲家庭增多,日趋严重且腐蚀着整个社会。
就个人而言,作为国家的希望、未来的主人,今天的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们的素养好坏与否关系着国家的兴衰与命运。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物欲横流,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文化伦理建设方面的滞后,现实和期望之间的落差、传统思想跟消费文化之间的冲击都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困扰跟压力,如何应对这些负面化的情绪、如何适应社会、如何培养健全的人格,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
社会、家庭、个人,在现实发展中所遇见的种种困境,它的解决都最终归结于个人自身。家风无关贫富,只关乎德性,弘扬良好家风,是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道德基础的迫切需要。《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确立了重要遵循。家风虽不能涵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部,但它对引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却发挥着最基础的作用,是人们的价值观形成和精神成长的重要起点。
三、建设家风文化的途径
1、言传身教
《论语・子路》篇,说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由此可知,父母长辈的实际行为表象对良好家风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建设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家风,我们不但要继承这些前人的优良传统,更要把它们与爱国敬业、自由平等、遵纪守法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并通过父母长辈的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使之得到传承。
2、与时俱进
萨丕尔认为语言的特殊性质明显反映了人们的观念和习俗。并且在其《语言论》一书中明确指出:语言和我们的思路不可分解地交织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同一回事。语言能够反映文化已经成为毋庸赘言的事实。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人们的观念与习俗,或者说文化不可避免地会折射在其语言生活当中。或者直接说,他们的语言就是其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客家人的客家方言的背后同样蕴涵着深厚的客家文化。
要通过客家方言去了解客家文化,首先须弄清何为“客家”。
一、客家民系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权威的《辞海》中“客家”这一条目这样说道:“相传西晋末永嘉年间(四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九世纪初)以及南宋末(十三世纪末)又大批过江南下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后遂相沿而成这一部分汉人的自称。”客家人与当地生民、土著共处,开发了东南沿海腹地这片蛮荒山区。他们在适应、改造崭新的自然物质环境和社会习俗过程中,一方面继续保持了汉族古老文化和语言,没有随祖地中原汉人走相同的变化道路;另一方面,也发展、变革了自身,以及与操赣、闽、粤语的旁系和百越后裔土著接触,又融入了他们的一些特点,从而形成了一个与中原汉人有别的群体。宋末至明清时期,在赣南、闽西的这个群体又一批批陆续往粤东北迁徙,被当地的福佬人及广府人称为“客家”。从此,“客家”这一称谓便一直延续至今。
客家方言是客家人所说的话,属于汉语方言之一。它有别于其他的七大方言都是以地域而得名,客家方言则是以客家这一民系来命名。这也侧面反映了客家民系在世界范围内分布之广。客家话的词语丰富多彩,既保留有相当一批古汉语词语,反映历史的沉淀;又有了自身变更、创新的以及与土著或旁系接触融合的一些词语,承载客家特有的文化。下文主要从客家方言中的语词、熟语、谚语等语言现象来揭示其反映的移民文化和地理文化。
二、客家方言体现的移民文化
一般学界认为客家的形成有五次迁徙,如此大规模的迁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客家人行走天下移民世界且在海外商界不乏成功者,因此还有“东方犹太人”之称。这是客家文化中的移民文化。客家先民从遥远的黄河流域一路迁徙至今天的粤、闽、赣交界处。因外来人的身份而被迫到了偏远的山区安家落户,与当地的百越土著共同磨合、共同开发蛮荒山区。
来自中原地区的客家先民对于故土有着沉重的思念,而身在异乡最好的寄托便是乡音。客家先民也认为客家方言是中原音韵,是族群的象征,也是联系起整个客家民系的纽带。因此即便过去千百年,客家话也还保留着中古音韵。在客家人中也有一句“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组训,这也可以看出客家方言对于客家人的重要。但是语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词汇更是这个语言系统中发展最活跃的因素,不管客家人怎样固守客家话,在与古百越少数民族长期的接触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古百越语的痕迹遗留在客家方言当中。最明显的即表现在客家方言的词汇上。
邓晓华在《客家话与苗瑶壮侗语的关系问题》(1999)一文指出,词汇学的证据表明了客家话与苗瑶语(特别是畲语)和壮侗语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最基本、最常用,最有客家话特色的一批词来源于苗瑶语和壮侗语。在他列举的68个客家话最常用,最基本的口语特征词当中,有三分之二的词的音义形式与苗瑶语更接近。这就反映了在历史上,由中原而来的客家先民南迁到粤闽赣交界地区后与古百越的畲、苗瑶语族群以及壮侗语族群之间有过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这种语言上的接触正是客家移民文化的印证。
在客家族群的先后五次大迁徙中,曾出现过回迁的现象。这就导致了闽西、粤北地区的客家话内部比较一致,而赣南地区的客家话则比较复杂。不同的移民层次带来的差异也反映在了词汇上。以“荸荠”为例,赣南的早期移民所居地域以及移民层次较单一的地区今一般说“马荠子”或“马荠”(于都、宁都、石城、瑞金、安远、定南等普遍如此),而移民年代较晚和移民层次纷杂的地区今一般说“荸荠”。据韦树关(2000)考证,“马荠”一词中的“马”是台语素,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中的水果即为“mak7”,那么很显然“马”这一语素是古百越语在客家话中的底层遗留。“马荠”又是客家方言与古百越语接触的一个例证。而移民年代较晚的和移民层次纷杂的地区,如大余、南康、崇义,上犹等,没有与百越杂处的历史,因此用的是“荸荠”
三、客家方言中的地理文化
在前面提到过,客家先民南迁到粤闽赣交界处的山区,在那里安家落户,繁衍生息。在客家方言中有很多语词及熟语能够反映出客家先民的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有很多的词汇与山居稻作相关。这些词当中有一批是外区罕见的特征词,这类词对内有很强的“一致性”,对外有很大的“排他性”,是客家方言的“代表”。(温昌衍,2005)
例如“”,山脊义,有屋(屋脊)、岭。“坑”,ha1,山沟、山谷义。在客家话中,如果说一个地方很偏僻、很闭塞、很多山,也会说成“蛮山”、“蛮坑”。vo1,凹陷成窟处,有熟语“大~细湖唔好行”,值得注意的是,因地面凹陷成坑,则有可能会有积水,而客家方言是将之称为“湖”的。小小的水洼,也能称作湖,可见客家先民居住的地理环境特点是山多湖少。
还有一些词汇是与稻作文化有关的。如“陂”,pi1,堤坝;“圳沟”,te5k1,水渠,水沟。圳沟通常是在水田之间用作储水用的一条水沟,陂则是为拦水而垒砌的堤坝。而同样的客家话中的“旱地”hn6 thi3一词,则是指山上种作物的地(与水田相对)。由此可见客家先民有着深厚的山居稻作文明,并且形成了这样山地的地理文化。
结语
客家是我们汉民族一支独特的民系,客家方言很好的记录了这支民系在迁徙中所形成的客家文化。其实,本文所谈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客家文化还有很深厚的内涵值得挖掘。我们研究客家方言与客家文化,是为了更好的发扬、传承这种文化中的精华,摒弃其中的糟粕。(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M].商务印书馆,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