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金融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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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论文作者中文名】张静;

【英文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崩溃;资本流动;危机预期;汇率制度;

【金融危机论文英文关键词】FinancialCrisis;Collapse;CapitalFloating;PsychologicalExpectationsforCrisis;SystemofExchangeRate;

【论文中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日益增强的今天,我们对经济的迅速发展不能采取全盘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而是应当认真研究其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尽量防范并消除其消极影响。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发展中国家陆续开始推行结构性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和宏观经济稳定计划,以试图打破传统体制的僵化,并保持国内通货的稳定。但所有的这些尝试都未曾在短期内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问题,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绩效、国际收支状况与国际外部经济环境之间表现出日趋复杂的关系,特别是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地区性的危机通过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传递迅速向全球扩散,给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发展造成冲击。人们不禁要问:金融危机因何产生?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透彻地进行金融危机的因素分析---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利弊、待机而动的国际投机资本、经济基础的衰败、国内居民对危机的心理预期。接着将分析和叙述的方法相结合,着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英镑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发生过的金融危机事件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从案例中归纳总结出结论:危机最初表现为固定汇率的瓦解,而后呈现出外汇市场、银行、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出现崩溃的复杂症状。最后根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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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程是根据系统工程理论，综合采用工程技术方法，设计、开发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从而创造性地解决各种金融问题。在具体运用中主要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管理公司风险，并为客户设计、定制一些特殊的金融产品。金融工程为资本资源的优化配置、防范金融风险和加强金融监管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但同时对全球金融体系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金融工程对金融体系的正面影响

1.金融工程提高了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宏观调控的效率。金融工程开发设计出的新型金融工具打破了金融机构传统的专业分工，使其业务种类经营范围扩大。从需求的角度看，金融工程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同时使金融机构更加注重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增强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技术水平，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日趋融合，决策效益增强。金融工程所创造的新的金融产品以高度流动性为基本特征，提高了投融资便利的程度，极大地丰富了金融市场的交易，壮大了市场规模，从而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而中央银行利用金融工程综合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实现宏观调控和风险管理。

2.金融工程强化了现代金融管理。金融业的现代化推动了数理方法的应用研究，反过来，金融管理特别是金融风险的防范，也越来越需要量化决策分析和研究。金融工程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金融运行规律的认识，从而能更好地把握市场的发展动向而进行科学决策。运用金融工程各种先进的理论知识与技术手段，对客户所面临的利益与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分解、取舍和重组，形成客户所能接受的风险收益，进行风险控制。金融工程还可以利用电脑技术与通讯技术及时发现金融市场的不均衡性，从而客观上增强了市场的有效性。用金融工程处理各种证券金融数据，可以比较全面地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度。

3.金融工程可以有效控制金融风险。金融工程是一种系统性的分析方法。其具体运作过程包括五个步骤：诊断、分析、开发、定价和定制。即识别客户遇到的金融问题的本质与根源，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依此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并确定金融产品的开发成本和边际利润，从而为每个客户定制能满足其特定要求的金融工具。由此可见，金融工程是在新的金融产品开发过程中有效地实现经营风险的控制。

二、金融工程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负面影响

1.使金融机构的稳定性下降。金融工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更高效率的产物，其发展在促进金融效率全面提高的同时，也降低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是由于金融工程使得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界限日益模糊，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金融业务的多元化和金融机构的同质化，使金融机构可以涉及诸多领域，金融机构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受到冲击。2.使金融体系面临着新的风险。随着金融自由化及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各种信用形式得到充分运用，金融市场价格呈现高度易变性，金融业面临的风险相应增加。金融机构推出的规避风险的创新工具，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转移和分散风险的作用，但同时也使金融业在传统风险的基础上面临新的风险。

3.增强了金融交易的投机性。金融市场出现的与基本的经济因素无关的不正常波动，往往是因为有投机力量的操纵，并有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从众心理从旁助阵。金融工程为投机活动创造了大批撼动市场的先进手段，增强了市场的有机性。

4.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工程模糊了各种金融机构间传统的业务界限，金融机构为了增强竞争力，逃避管制，大量增加资产负债表以外的业务，这就使得同一种经济功能可以通过不同的金融机构或金融工具来实现，从而使金融监管出现了真空地带。

三、推动金融工程发展，完善金融体系的思考

1.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仍显薄弱，特别是金融信息网络建设的覆盖率、安全性等方面急需大力加强。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同时完善国内的清算交易系统，加快电子化进程，减少金融交易的时滞，增强市场效率和流动性，确保信息基础设施不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为金融工程的运用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

2.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充分利用现代电子信息手段，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资金流的动态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研究针对金融工程运用及其产品的有效监管手段。具体可采用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级共同监督管理体制。监管部门对金融工程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应有所准备，建立起一套全程的、动态的跟踪管理体系，对市场的发展进行预测把握，引导金融工程的顺利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与此同时，也要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提高监管人员素质。

3.创造金融工程实施的有效主体，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加快企业尤其是国企的改革步伐，积极培育风险管理的市场需求主体，促进企业管理方式和股权结构转变，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完善金融市场，提高金融工程的效率。努力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推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步伐，引进国际金融市场上较为成熟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改善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效率，促进金融行业的竞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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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自由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企业兼并、重组风起云涌，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品种不断交叉，金融各业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客观上，国际金融业已经走上了交叉发展的道路。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日本、美国等实行金融分业经营体制的国家纷纷走上混业道路，混业经营体制逐步成为了国际金融业的主流。

金融混业经营，是指银行不仅可以经营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还可以经营投资银行业务，包括证券承销交易、兼并与收购、保险等，也就是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租赁等全方位金融业务于一身。混业经营有两种模式：一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全能银行制，一个金融机构可同时经营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业务，混业程度最为彻底；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控股公司内部成立各子公司，分别独立经营银行、证券、保险等不同业务。各子公司间设立“防火墙”，严防各业务间的“利益冲突”和“风险感染”，从而达到效率和风险的平衡统一。分业经营则是指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内以及金融业与非金融业实行相互分离的经营体制。分业经营制度和混业经营制度各有利弊，其实行的绩效与一国特定的历史、经济阶段密切相关。

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业一直坚持分业经营制度。1993年中央政府在对1992年以来的银证经营混乱、乱拆借、大量违规资金进入股市等状况进行治理整顿的过程中，为防范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明确了分业经营的思想，随后颁布了《商业银行法》，禁止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同业拆借市场，人为割断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资金联系。随后几年，经济金融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内，金融、证券改革不断深化，制度有所完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开始出现通货紧缩迹象；在国际，经济金融全球化和金融混业经营趋势明朗并加强。相应地，国内分业经营政策出现适度调整和放松。1999年下半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券商融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自6月16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提出“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抓紧实施有关券商融资的各项政策……”之后，8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及中国证监会先后下发或转发了《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规定》和《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国债回购市场；时至11月下旬，有关证券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股票质押贷款以及直接发行债券融资的意见草案正在进一步讨论中，有望近期出台。这些融资方面的措施表明，曾被管理层严令禁止的银证分立的“隔火墙”已不再紧密，出现缝隙，我国金融市场出现混业经营趋向。实际上这一趋向不仅表现在券商融资方面，据《证券时报》11月9日3版报道，工商银行广州分行与广州证券正式签署了一项银行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投资者无需将资金从储蓄帐户提出转入保证金帐户即可从事股票交易，从而实现了所谓的“存折炒股”；自1998年以来，四大商业银行为实施债转股、处置不良资产、有效化解金融风险，先后成立信达、华融、长城及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尽管是一变通做法，实际也已横跨了银行与证券两个领域，无疑为银证加快混业经营准备了条件。

然而，金融混业经营面临许多障碍，混业经营可能引致最大的风险是银行资金大量流入股市，导致工业企业所需资金不足、股市泡沫严重，最终泡沫破裂，银行亏损严重，挤兑破产。西方发达国家金融业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制度较为完善，尤其是证券市场包括上市公司良性运行，在有力的政府监管下，相应减少了混业经营的风险，显示出混业经营的最大优势。相比之下，目前我国金融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别不仅体现在监管方面，主要是银行和证券市场制度不完善，以及上市公司的“国有企业病”。这样，就使我国实行混业经营面临巨大风险，也决定了改革必须有序推进，政策配套。概而言之，实行金融混业经营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国有金融制度不完善，实行混业经营可能引发较大风险。（1）从银行来看，虽然“将专业银行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的说法已提了多年，但是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离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还存在不小的差距。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较为落后，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分支机构自成体系，政出多门的现象禁而不止；没有建立完善的风险监控体系，不能对银行经营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有效的监控。更重要的是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不健全，委托——机制形同虚设，在资金运用上存在风险与收益不对称，没有也不可能走出“一放即乱，一收即死”的怪圈。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银行将居民储蓄存款投入证券市场中就会很容易引起“道德风险”，也就是说银行通过这种地位可以只负盈不负亏，因为我国的银行是属于国家的，以国家信用为存在的基础，但国家对银行却无法完全监控起来，所以信贷资金在股票市场上盈利时还好说，如果亏损时最终仍由国家承担起大部分的损失。这样，银行只追求盈利最大化而忽视证券市场的巨大风险，便会加大股市泡沫和信贷资金的风险。

（2）从证券公司来看，与银行一样，证券公司也存在经营机制不健全问题，内部人控制现象极为普遍（由其国有性所决定，外部监管成本很高且效力有限），存在着追求自身利益尤其是管理层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所以证券公司常常利用自己拥有的巨大资金实力在证券市场上“坐庄”，操纵股价，期望获得最大收益，由股票市场风险所决定这样做也隐含着巨大风险，因为股票价格尽管取决于投资者的预期，但是不可能脱离其实物基础，一旦过度背离，或者相关因素变化，股票价格的波动就往往难以预测，“坐庄”的机构也难以幸免于难，也就是“庄家套牢”，而经营者由于掌握着内部控制权而并不承担相应的风险。这样，即便允许证券公司从银行有限制的贷款，一旦证券公司将资金投入股票交易市场中，也肯定会加大信贷资金风险并加大股票市场的动荡。

其次，上市公司上市不转制，制度不完善，使证券市场和混业经营内生巨大风险。国有企业制度是病源，上市公司从改制到包装上市一直未有也不可能离开病毒母体，换言之，这个所谓的“新生儿手术”不干净，以后的发作便具有必然性。有人说，已经改制的上市公司，不仅没有改造国有企业，反而被国有企业改造了。实际上是一种认识颠倒，没有搞清因果关系。股权结构过于集中，上市公司就不可能摆脱“国有企业病”，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因为国有股东本身产权主体不清，没有解决委托问题，国有股东的大量控股延伸出去必然是国家对上市公司经营者监督约束机制的进一步虚置，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权责形式化，出现内部人控制和大股东领导合谋现象，分散的大众股东及其资源被少数人控制并滥用，用手投票机制不能发挥作用，同时流通股比例较小，大量法人股、国家股未能上市流通，通过证券市场兼并收购上市公司的用脚投票机制也有限，不能形成对经营者的改进压力。加之股票发行实行计划审批，壳资源稀缺，保壳、争壳是一种常见现象，上市公司不能优胜劣汰，经营者“败德”，企业效率低下成为必然。多数情况下，经营者会理性地选择随意侵吞国有资产，同时对外虚盈实亏信息，与证券公司合谋操纵股价，直至企业不能维持。审计等中介机构对此无能为力。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做出国有股逐步推出竞争性行业控股地位等决定，为解决上市公司制度问题，实施混业经营创造了条件。

其三，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水平有待提高。由于我国金融机构均为国有，长期以来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一直不太重视，“重发展、轻监管”的问题一直存在。1990年以后，金融监管问题开始引起重视，监管工作有所加强，但多数仍然是合规性监管稽核，风险性监控不足，1992年以后的金融混乱成为必然。随顿，实施分业经营，加强了金融监管，维护了金融业的稳定。但是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水平较低，各监管机构之间不能互相配合等上述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银行和证券市场制度不完善，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以及混业经营的挑战和趋势都使金融监管难度进一步加大，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这当然需要一个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过程，因而，金融混业经营也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参考文献：

[1]陈欣烨《金融混业经营的国际发展趋势分析》，北方经济2006年2期

[2]刘霖叶《我国金融业实行混业经营的约束条件分析》，特区经济2005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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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金融危机是人类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周期性调节机制，是缓和或化解全球经济基本矛盾的重要渠道。在当今产品过剩和买方市场的格局下，全球经济存在着生产能力过度扩张与全球消费有限增长之间的基本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方，即限制供给的过度增长。在供求矛盾积累过程中，要么通过并购来约束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并淘汰部分以落后工艺技术所支撑的生产能力，以缓解矛盾；要么通过金融危机来强行消灭部分生产能力，并大规模集中淘汰过时陈旧的技术，为下一轮技术创新创造条件。显然，前者只能治表、但社会成本很小，后者调整力度很大、社会成本高昂。可见，金融危机是强制性地缓解经济矛盾的一种方式。

正因如此，尽管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具有了广泛而严重的全球影响，是在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一国的经济矛盾向其他国家转嫁和扩展的结果，但把全球金融危机归因于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却是站不住脚的。全球化只是使金融危机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但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并不是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当然不会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也不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但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表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社会总资源的配置必然要通过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跨越国家的界限，市场经济日益具有国际性，国际贸易不断扩大，跨国投资不断增加，包括银行贷款、票据融资和债券发行在内的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分工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加速了商品、资金、信息和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加快了知识和技术传播与扩散的速度，密切了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提高了全世界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日益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它们更多地获得资金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加快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有利于它们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有利于它们更快地得到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技术跨越。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如能加以正确引导和驾驭，可以促进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但经济全球化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光明未来。我国也是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主要受益者。

不仅把全球金融危机归因于经济全球化是错误的，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排斥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也是没有出路的。排斥对外开放，可以规避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同时也必然阻碍发展，陷入落后与贫穷。只有完善对外开放管理体系，建立有效管理全球化经济的制度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只有在加强国际协调合作中，协同行动，避免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维持多边贸易规则的正常运行，才能尽快恢复国际贸易的活力，避免包括出口需求在内的社会总需求深度下滑，早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二、保增长与保就业、发展加工贸易的关系

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出口需求下滑，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抬头，我国出口由人世后2002～2007年年均增长27.5％下降到一位数的增长甚至零增长，而目前为出口进行生产的劳动力已经超过1亿人，就业竞争更加激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企业大量撤离、关闭，内地也有一些企业开始裁员，失业压力不断上升。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但这并未包括城镇未登记失业的情况，更没有反映农民失业情况。前不久，由农业部组织的抽样调查中，根据农民工输出较多的15个省、150个村的情况看，全国外出打工的1.3亿农民工中，返乡率38.5％，60.4％是正常的春节探亲，39.6％失业回乡，失业比例15.3％，有2000多万人。金融危机不仅使大量农民工失业，加剧农村失业问题，而且许多城镇的企业在收缩业务、调整职能部门中裁员，城市的失业问题也同样在加剧。在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过程中，保就业理应成为社会最关心的问题，也应该成为政府干预的首选目标。

保增长应该作为增加就业机会的手段，而增长本身不是目的。一般而言，通过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可以提供一些就业机会。奧肯定率描述了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经济增长率提高可以降低失业率，但“奥肯定率悖论”也比比皆是，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并不鲜见。这是因为：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同样的投资对就业的需求就不一样，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少；资本有机构成越低，对劳动力需求越大。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增长拉动的，增长对就业的贡献就小。伴随着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会产生挤出就业的效果，如果挤出就业大于新增就业，不仅不会增加就业，反而会在经济增长中伴随失业率上升。另外，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加反映为增长，但在经济危机、企业库存超出正常水平的情况下，投资、消费和出口增加往往是企业消化库存、库存下降的过程，企业不会马上增加雇员。

为了降低失业率，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不仅要保增长，更应该考虑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严重冲击的条件下，要放弃理想主义的主张——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附加值低，限制其发展，人为增加其成本、降低其利润率，逼迫其转型，而应该帮助其度过难关，在财税、金融信贷政策上继续给予支持，以保持或增加就业；应该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资本技术构成较低，同量资本如果投资于若干中小企业，会比投资于资本技术构成高的大企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应该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的经营目标单一化——追求收益最大化，在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条件下，它会选择使用劳动力替代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对就业贡献更大。还应该运用财政税收、信贷政策等，帮助返乡农民工创业，帮助城镇失业者创业；鼓励企业缩短工时、减少裁员。

从长期看，一方面，中国每年还有约600～700万的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形成庞大的、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的供给，这一过程至少还要持续十到十五年，即务农劳动力仅需1.8亿左右，上亿农民需要转移出来。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过程没有结束之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就不会改变，人为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政策就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在我国工业化加速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企业竞争加剧、市场集中度提高、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企业的兼并、重组，以及技术进步，又会不断挤出就业。在我国大部分产业还没有形成企业适度规模经营和适当集中的市场结构的情况下，失业问题就构成我国的长期问题。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寻求降低失业率，应该成为我国的长期战略性课题。三、扩大内需与扩大外需的关系

受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出现下滑。据IMF1月28日的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仅能增长0.5％。发达国家下降2％，其中，美国下降1.6％，德国下降2.5％，日本下降2.6％，法国下降1.9％，英国下降3.1％。唯一增长的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降为3.3％。全球将会出现5100万人失业。

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下滑，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欧盟、美国、日本经济衰退，全球失业上升，海外市场需求明显下降，全球贸易增长放缓，我国的出口增速迅速回落。在我国出口依存度已经超过35％的情况下，出口增速下滑使出口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吸收就业的能力减弱，加剧国内经济困难。为了弥补外需下滑，扩大内需是不可或缺的选择。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内需包括国内投资需求和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增加投资可以扩大内需，但投资的增长必须与最终有效需求相适应，否则，又会造成投资过剩。因此，扩大内需的根本在于扩大国内居民的最终有效需求。而居民最终有效需求的增长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居民支付能力提高，二是需求意愿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和购买力提高了，又愿意花钱消费，消费需求才能增加。要提高居民支付能力，就必须增加居民的税后可支配收入；要提高居民的需求意愿，就必须减轻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改善居民的风险预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扩大居民有效需求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200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8.4％、8.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比上年同期增加4.8个百分点。但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预期普遍不乐观，2008年人民币存款增幅快速上升，居民储蓄存款增加4.63万亿元，与2007年相比增长4倍。而居民储蓄存款快速上升蕴含着潜在消费转冷的压力。改善居民的风险预期困难不小，仍需政府长期努力。

另外要看到的事实是：长期以来，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我国投资、出口的增长率一直高于消费增长率，这被许多人称为消费增长乏力。但近五年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2004年增长13.3％，2005年12.9％，2006年13.7％，2007年16.8％)，200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已经增长21.6％，明显高于出口的增长。尽管仍然存在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余地，未来也仍然有一定空间，但两位数以上的消费增长已经不能称是太慢，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率的空间并不是很大。我国还必须高度重视出口的增长。应把扩大内需与争取外需增长结合起来。

扩大内需与发展出口贸易、扩大外需并不是对立的。我国不仅在扩大出口中获得大量直接的比较收益，而且因为开拓了海外市场，形成有效的国际市场供给，大量闲置的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形成实际生产力，有效带动了我国经济增长，这是我国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海外依存度高是我国现实经济条件决定的。在当今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海外需求萎缩，扩大出口难度增加，积极扩大内需是应对金融危机的现实选择；即便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的长期发展也离不开扩大内需。但不能把扩大内需与开发海外市场、扩大出口对立起来，不能把扩大内需理解为排斥发展对外贸易。无论是应对金融危机，还是谋求长期发展，中国都应该继续把扩大外需作为重要支点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

四、保增长与深化改革的关系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利用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是见效最快的政府干预手段，可以避免由于海外市场变化导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滑。

在中央政府出台两年内增加投资4万亿元的政策后，地方政府立即响应，提出增加总额达18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充分显示出我国政府动员资金、主导投资的能力。一时间，政府投资、政府选项目，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正因为如此，在政府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极容易导致对市场力量排斥和对市场机制的扭曲，使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放慢，造成旧体制复归。

政府投资充其量只是诱致性投资，其根本作用在于产生乘数效应，带动民间投资增长，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而不是要替代民间投资，更不能产生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资的同时，还应该实行减税的政策。减税，同样可以产生刺激投资、消费需求的乘数效应，而且不至于产生对民间需求的挤出效应。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旧体制复归。在扩大财政投资过程中应该积极谋求改革。如提高财政投资透明度，加强财政预算披露，强化财政投资监管；在财政投资中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分配体制，在增加财政投资中谋求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进一步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把保增长与推进改革结合起来。

五、保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的关系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三线并举，是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的做法。但显而易见，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顾此失彼、鸡飞蛋打。

扩内需是保增长的手段，既是在金融危机影响深重条件下的急迫选择，也是长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需要。扩大投资和居民消费，可以弥补外需下降造成的不利影响。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在需求扩张中，一些本该淘汰的生产能力又有了市场需求，过剩的钢材、水泥、建材、家电、副食品等又有了销路，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投资结构和创新的压力减弱，市场出清过程被延长，使社会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放慢；在保增长中，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企业救助、产业救助措施，可以维持企业利润水平，避免企业大量倒闭，但同时也意味着在竞争中一些企业生存危机解除，调整产品结构、谋求技术创新、开拓新的生存空间的动力减弱，这又容易导致企业继续维持原有的增长和扩张方式，忽视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社会经济结构的进程放慢。反过来，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一批企业必然要退出生产，这又会使社会投资放缓，经济增长放慢，失业增加。

保增长，不是维持落后生产能力和落后生产方式的生存，也不是通过简单维持落后的生产技术条件和经营模式换取经济增长。必须把保增长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把保增长与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创新能力结合起来，果断压缩高污染、高消耗和严重的资源依赖性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