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金融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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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论文作者中文名】张静;

【英文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崩溃;资本流动;危机预期;汇率制度;

【金融危机论文英文关键词】FinancialCrisis;Collapse;CapitalFloating;PsychologicalExpectationsforCrisis;SystemofExchangeRate;

【论文中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日益增强的今天,我们对经济的迅速发展不能采取全盘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而是应当认真研究其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尽量防范并消除其消极影响。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发展中国家陆续开始推行结构性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和宏观经济稳定计划,以试图打破传统体制的僵化,并保持国内通货的稳定。但所有的这些尝试都未曾在短期内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问题,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绩效、国际收支状况与国际外部经济环境之间表现出日趋复杂的关系,特别是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地区性的危机通过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传递迅速向全球扩散,给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发展造成冲击。人们不禁要问:金融危机因何产生?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透彻地进行金融危机的因素分析---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利弊、待机而动的国际投机资本、经济基础的衰败、国内居民对危机的心理预期。接着将分析和叙述的方法相结合,着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英镑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发生过的金融危机事件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从案例中归纳总结出结论:危机最初表现为固定汇率的瓦解,而后呈现出外汇市场、银行、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出现崩溃的复杂症状。最后根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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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程是根据系统工程理论，综合采用工程技术方法，设计、开发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从而创造性地解决各种金融问题。在具体运用中主要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管理公司风险，并为客户设计、定制一些特殊的金融产品。金融工程为资本资源的优化配置、防范金融风险和加强金融监管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但同时对全球金融体系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金融工程对金融体系的正面影响

1.金融工程提高了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宏观调控的效率。金融工程开发设计出的新型金融工具打破了金融机构传统的专业分工，使其业务种类经营范围扩大。从需求的角度看，金融工程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同时使金融机构更加注重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增强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技术水平，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日趋融合，决策效益增强。金融工程所创造的新的金融产品以高度流动性为基本特征，提高了投融资便利的程度，极大地丰富了金融市场的交易，壮大了市场规模，从而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而中央银行利用金融工程综合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实现宏观调控和风险管理。

2.金融工程强化了现代金融管理。金融业的现代化推动了数理方法的应用研究，反过来，金融管理特别是金融风险的防范，也越来越需要量化决策分析和研究。金融工程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金融运行规律的认识，从而能更好地把握市场的发展动向而进行科学决策。运用金融工程各种先进的理论知识与技术手段，对客户所面临的利益与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分解、取舍和重组，形成客户所能接受的风险收益，进行风险控制。金融工程还可以利用电脑技术与通讯技术及时发现金融市场的不均衡性，从而客观上增强了市场的有效性。用金融工程处理各种证券金融数据，可以比较全面地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度。

3.金融工程可以有效控制金融风险。金融工程是一种系统性的分析方法。其具体运作过程包括五个步骤：诊断、分析、开发、定价和定制。即识别客户遇到的金融问题的本质与根源，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依此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并确定金融产品的开发成本和边际利润，从而为每个客户定制能满足其特定要求的金融工具。由此可见，金融工程是在新的金融产品开发过程中有效地实现经营风险的控制。

二、金融工程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负面影响

1.使金融机构的稳定性下降。金融工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更高效率的产物，其发展在促进金融效率全面提高的同时，也降低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是由于金融工程使得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界限日益模糊，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金融业务的多元化和金融机构的同质化，使金融机构可以涉及诸多领域，金融机构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受到冲击。2.使金融体系面临着新的风险。随着金融自由化及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各种信用形式得到充分运用，金融市场价格呈现高度易变性，金融业面临的风险相应增加。金融机构推出的规避风险的创新工具，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转移和分散风险的作用，但同时也使金融业在传统风险的基础上面临新的风险。

3.增强了金融交易的投机性。金融市场出现的与基本的经济因素无关的不正常波动，往往是因为有投机力量的操纵，并有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从众心理从旁助阵。金融工程为投机活动创造了大批撼动市场的先进手段，增强了市场的有机性。

4.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工程模糊了各种金融机构间传统的业务界限，金融机构为了增强竞争力，逃避管制，大量增加资产负债表以外的业务，这就使得同一种经济功能可以通过不同的金融机构或金融工具来实现，从而使金融监管出现了真空地带。

三、推动金融工程发展，完善金融体系的思考

1.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仍显薄弱，特别是金融信息网络建设的覆盖率、安全性等方面急需大力加强。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同时完善国内的清算交易系统，加快电子化进程，减少金融交易的时滞，增强市场效率和流动性，确保信息基础设施不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为金融工程的运用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

2.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充分利用现代电子信息手段，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资金流的动态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研究针对金融工程运用及其产品的有效监管手段。具体可采用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级共同监督管理体制。监管部门对金融工程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应有所准备，建立起一套全程的、动态的跟踪管理体系，对市场的发展进行预测把握，引导金融工程的顺利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与此同时，也要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提高监管人员素质。

3.创造金融工程实施的有效主体，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加快企业尤其是国企的改革步伐，积极培育风险管理的市场需求主体，促进企业管理方式和股权结构转变，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完善金融市场，提高金融工程的效率。努力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推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步伐，引进国际金融市场上较为成熟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改善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效率，促进金融行业的竞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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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自由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企业兼并、重组风起云涌，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品种不断交叉，金融各业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客观上，国际金融业已经走上了交叉发展的道路。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日本、美国等实行金融分业经营体制的国家纷纷走上混业道路，混业经营体制逐步成为了国际金融业的主流。

金融混业经营，是指银行不仅可以经营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还可以经营投资银行业务，包括证券承销交易、兼并与收购、保险等，也就是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租赁等全方位金融业务于一身。混业经营有两种模式：一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全能银行制，一个金融机构可同时经营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业务，混业程度最为彻底；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控股公司内部成立各子公司，分别独立经营银行、证券、保险等不同业务。各子公司间设立“防火墙”，严防各业务间的“利益冲突”和“风险感染”，从而达到效率和风险的平衡统一。分业经营则是指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内以及金融业与非金融业实行相互分离的经营体制。分业经营制度和混业经营制度各有利弊，其实行的绩效与一国特定的历史、经济阶段密切相关。

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业一直坚持分业经营制度。1993年中央政府在对1992年以来的银证经营混乱、乱拆借、大量违规资金进入股市等状况进行治理整顿的过程中，为防范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明确了分业经营的思想，随后颁布了《商业银行法》，禁止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同业拆借市场，人为割断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资金联系。随后几年，经济金融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内，金融、证券改革不断深化，制度有所完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开始出现通货紧缩迹象；在国际，经济金融全球化和金融混业经营趋势明朗并加强。相应地，国内分业经营政策出现适度调整和放松。1999年下半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券商融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自6月16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提出“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抓紧实施有关券商融资的各项政策……”之后，8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及中国证监会先后下发或转发了《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规定》和《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国债回购市场；时至11月下旬，有关证券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股票质押贷款以及直接发行债券融资的意见草案正在进一步讨论中，有望近期出台。这些融资方面的措施表明，曾被管理层严令禁止的银证分立的“隔火墙”已不再紧密，出现缝隙，我国金融市场出现混业经营趋向。实际上这一趋向不仅表现在券商融资方面，据《证券时报》11月9日3版报道，工商银行广州分行与广州证券正式签署了一项银行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投资者无需将资金从储蓄帐户提出转入保证金帐户即可从事股票交易，从而实现了所谓的“存折炒股”；自1998年以来，四大商业银行为实施债转股、处置不良资产、有效化解金融风险，先后成立信达、华融、长城及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尽管是一变通做法，实际也已横跨了银行与证券两个领域，无疑为银证加快混业经营准备了条件。

然而，金融混业经营面临许多障碍，混业经营可能引致最大的风险是银行资金大量流入股市，导致工业企业所需资金不足、股市泡沫严重，最终泡沫破裂，银行亏损严重，挤兑破产。西方发达国家金融业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制度较为完善，尤其是证券市场包括上市公司良性运行，在有力的政府监管下，相应减少了混业经营的风险，显示出混业经营的最大优势。相比之下，目前我国金融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别不仅体现在监管方面，主要是银行和证券市场制度不完善，以及上市公司的“国有企业病”。这样，就使我国实行混业经营面临巨大风险，也决定了改革必须有序推进，政策配套。概而言之，实行金融混业经营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国有金融制度不完善，实行混业经营可能引发较大风险。（1）从银行来看，虽然“将专业银行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的说法已提了多年，但是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离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还存在不小的差距。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较为落后，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分支机构自成体系，政出多门的现象禁而不止；没有建立完善的风险监控体系，不能对银行经营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有效的监控。更重要的是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不健全，委托——机制形同虚设，在资金运用上存在风险与收益不对称，没有也不可能走出“一放即乱，一收即死”的怪圈。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银行将居民储蓄存款投入证券市场中就会很容易引起“道德风险”，也就是说银行通过这种地位可以只负盈不负亏，因为我国的银行是属于国家的，以国家信用为存在的基础，但国家对银行却无法完全监控起来，所以信贷资金在股票市场上盈利时还好说，如果亏损时最终仍由国家承担起大部分的损失。这样，银行只追求盈利最大化而忽视证券市场的巨大风险，便会加大股市泡沫和信贷资金的风险。

（2）从证券公司来看，与银行一样，证券公司也存在经营机制不健全问题，内部人控制现象极为普遍（由其国有性所决定，外部监管成本很高且效力有限），存在着追求自身利益尤其是管理层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所以证券公司常常利用自己拥有的巨大资金实力在证券市场上“坐庄”，操纵股价，期望获得最大收益，由股票市场风险所决定这样做也隐含着巨大风险，因为股票价格尽管取决于投资者的预期，但是不可能脱离其实物基础，一旦过度背离，或者相关因素变化，股票价格的波动就往往难以预测，“坐庄”的机构也难以幸免于难，也就是“庄家套牢”，而经营者由于掌握着内部控制权而并不承担相应的风险。这样，即便允许证券公司从银行有限制的贷款，一旦证券公司将资金投入股票交易市场中，也肯定会加大信贷资金风险并加大股票市场的动荡。

其次，上市公司上市不转制，制度不完善，使证券市场和混业经营内生巨大风险。国有企业制度是病源，上市公司从改制到包装上市一直未有也不可能离开病毒母体，换言之，这个所谓的“新生儿手术”不干净，以后的发作便具有必然性。有人说，已经改制的上市公司，不仅没有改造国有企业，反而被国有企业改造了。实际上是一种认识颠倒，没有搞清因果关系。股权结构过于集中，上市公司就不可能摆脱“国有企业病”，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因为国有股东本身产权主体不清，没有解决委托问题，国有股东的大量控股延伸出去必然是国家对上市公司经营者监督约束机制的进一步虚置，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权责形式化，出现内部人控制和大股东领导合谋现象，分散的大众股东及其资源被少数人控制并滥用，用手投票机制不能发挥作用，同时流通股比例较小，大量法人股、国家股未能上市流通，通过证券市场兼并收购上市公司的用脚投票机制也有限，不能形成对经营者的改进压力。加之股票发行实行计划审批，壳资源稀缺，保壳、争壳是一种常见现象，上市公司不能优胜劣汰，经营者“败德”，企业效率低下成为必然。多数情况下，经营者会理性地选择随意侵吞国有资产，同时对外虚盈实亏信息，与证券公司合谋操纵股价，直至企业不能维持。审计等中介机构对此无能为力。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做出国有股逐步推出竞争性行业控股地位等决定，为解决上市公司制度问题，实施混业经营创造了条件。

其三，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水平有待提高。由于我国金融机构均为国有，长期以来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一直不太重视，“重发展、轻监管”的问题一直存在。1990年以后，金融监管问题开始引起重视，监管工作有所加强，但多数仍然是合规性监管稽核，风险性监控不足，1992年以后的金融混乱成为必然。随顿，实施分业经营，加强了金融监管，维护了金融业的稳定。但是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水平较低，各监管机构之间不能互相配合等上述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银行和证券市场制度不完善，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以及混业经营的挑战和趋势都使金融监管难度进一步加大，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这当然需要一个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过程，因而，金融混业经营也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参考文献：

[1]陈欣烨《金融混业经营的国际发展趋势分析》，北方经济2006年2期

[2]刘霖叶《我国金融业实行混业经营的约束条件分析》，特区经济2005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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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金融危机是人类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周期性调节机制，是缓和或化解全球经济基本矛盾的重要渠道。在当今产品过剩和买方市场的格局下，全球经济存在着生产能力过度扩张与全球消费有限增长之间的基本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方，即限制供给的过度增长。在供求矛盾积累过程中，要么通过并购来约束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并淘汰部分以落后工艺技术所支撑的生产能力，以缓解矛盾；要么通过金融危机来强行消灭部分生产能力，并大规模集中淘汰过时陈旧的技术，为下一轮技术创新创造条件。显然，前者只能治表、但社会成本很小，后者调整力度很大、社会成本高昂。可见，金融危机是强制性地缓解经济矛盾的一种方式。

正因如此，尽管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具有了广泛而严重的全球影响，是在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一国的经济矛盾向其他国家转嫁和扩展的结果，但把全球金融危机归因于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却是站不住脚的。全球化只是使金融危机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但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并不是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当然不会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也不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但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表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社会总资源的配置必然要通过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跨越国家的界限，市场经济日益具有国际性，国际贸易不断扩大，跨国投资不断增加，包括银行贷款、票据融资和债券发行在内的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分工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加速了商品、资金、信息和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加快了知识和技术传播与扩散的速度，密切了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提高了全世界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日益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它们更多地获得资金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加快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有利于它们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有利于它们更快地得到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技术跨越。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如能加以正确引导和驾驭，可以促进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但经济全球化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光明未来。我国也是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主要受益者。

不仅把全球金融危机归因于经济全球化是错误的，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排斥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也是没有出路的。排斥对外开放，可以规避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同时也必然阻碍发展，陷入落后与贫穷。只有完善对外开放管理体系，建立有效管理全球化经济的制度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只有在加强国际协调合作中，协同行动，避免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维持多边贸易规则的正常运行，才能尽快恢复国际贸易的活力，避免包括出口需求在内的社会总需求深度下滑，早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二、保增长与保就业、发展加工贸易的关系

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出口需求下滑，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抬头，我国出口由人世后2002～2007年年均增长27.5％下降到一位数的增长甚至零增长，而目前为出口进行生产的劳动力已经超过1亿人，就业竞争更加激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企业大量撤离、关闭，内地也有一些企业开始裁员，失业压力不断上升。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但这并未包括城镇未登记失业的情况，更没有反映农民失业情况。前不久，由农业部组织的抽样调查中，根据农民工输出较多的15个省、150个村的情况看，全国外出打工的1.3亿农民工中，返乡率38.5％，60.4％是正常的春节探亲，39.6％失业回乡，失业比例15.3％，有2000多万人。金融危机不仅使大量农民工失业，加剧农村失业问题，而且许多城镇的企业在收缩业务、调整职能部门中裁员，城市的失业问题也同样在加剧。在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过程中，保就业理应成为社会最关心的问题，也应该成为政府干预的首选目标。

保增长应该作为增加就业机会的手段，而增长本身不是目的。一般而言，通过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可以提供一些就业机会。奧肯定率描述了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经济增长率提高可以降低失业率，但“奥肯定率悖论”也比比皆是，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并不鲜见。这是因为：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同样的投资对就业的需求就不一样，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少；资本有机构成越低，对劳动力需求越大。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增长拉动的，增长对就业的贡献就小。伴随着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会产生挤出就业的效果，如果挤出就业大于新增就业，不仅不会增加就业，反而会在经济增长中伴随失业率上升。另外，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加反映为增长，但在经济危机、企业库存超出正常水平的情况下，投资、消费和出口增加往往是企业消化库存、库存下降的过程，企业不会马上增加雇员。

为了降低失业率，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不仅要保增长，更应该考虑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严重冲击的条件下，要放弃理想主义的主张——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附加值低，限制其发展，人为增加其成本、降低其利润率，逼迫其转型，而应该帮助其度过难关，在财税、金融信贷政策上继续给予支持，以保持或增加就业；应该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资本技术构成较低，同量资本如果投资于若干中小企业，会比投资于资本技术构成高的大企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应该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的经营目标单一化——追求收益最大化，在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条件下，它会选择使用劳动力替代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对就业贡献更大。还应该运用财政税收、信贷政策等，帮助返乡农民工创业，帮助城镇失业者创业；鼓励企业缩短工时、减少裁员。

从长期看，一方面，中国每年还有约600～700万的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形成庞大的、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的供给，这一过程至少还要持续十到十五年，即务农劳动力仅需1.8亿左右，上亿农民需要转移出来。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过程没有结束之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就不会改变，人为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政策就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在我国工业化加速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企业竞争加剧、市场集中度提高、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企业的兼并、重组，以及技术进步，又会不断挤出就业。在我国大部分产业还没有形成企业适度规模经营和适当集中的市场结构的情况下，失业问题就构成我国的长期问题。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寻求降低失业率，应该成为我国的长期战略性课题。三、扩大内需与扩大外需的关系

受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出现下滑。据IMF1月28日的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仅能增长0.5％。发达国家下降2％，其中，美国下降1.6％，德国下降2.5％，日本下降2.6％，法国下降1.9％，英国下降3.1％。唯一增长的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降为3.3％。全球将会出现5100万人失业。

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下滑，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欧盟、美国、日本经济衰退，全球失业上升，海外市场需求明显下降，全球贸易增长放缓，我国的出口增速迅速回落。在我国出口依存度已经超过35％的情况下，出口增速下滑使出口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吸收就业的能力减弱，加剧国内经济困难。为了弥补外需下滑，扩大内需是不可或缺的选择。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内需包括国内投资需求和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增加投资可以扩大内需，但投资的增长必须与最终有效需求相适应，否则，又会造成投资过剩。因此，扩大内需的根本在于扩大国内居民的最终有效需求。而居民最终有效需求的增长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居民支付能力提高，二是需求意愿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和购买力提高了，又愿意花钱消费，消费需求才能增加。要提高居民支付能力，就必须增加居民的税后可支配收入；要提高居民的需求意愿，就必须减轻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改善居民的风险预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扩大居民有效需求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200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8.4％、8.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比上年同期增加4.8个百分点。但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预期普遍不乐观，2008年人民币存款增幅快速上升，居民储蓄存款增加4.63万亿元，与2007年相比增长4倍。而居民储蓄存款快速上升蕴含着潜在消费转冷的压力。改善居民的风险预期困难不小，仍需政府长期努力。

另外要看到的事实是：长期以来，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我国投资、出口的增长率一直高于消费增长率，这被许多人称为消费增长乏力。但近五年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2004年增长13.3％，2005年12.9％，2006年13.7％，2007年16.8％)，200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已经增长21.6％，明显高于出口的增长。尽管仍然存在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余地，未来也仍然有一定空间，但两位数以上的消费增长已经不能称是太慢，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率的空间并不是很大。我国还必须高度重视出口的增长。应把扩大内需与争取外需增长结合起来。

扩大内需与发展出口贸易、扩大外需并不是对立的。我国不仅在扩大出口中获得大量直接的比较收益，而且因为开拓了海外市场，形成有效的国际市场供给，大量闲置的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形成实际生产力，有效带动了我国经济增长，这是我国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海外依存度高是我国现实经济条件决定的。在当今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海外需求萎缩，扩大出口难度增加，积极扩大内需是应对金融危机的现实选择；即便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的长期发展也离不开扩大内需。但不能把扩大内需与开发海外市场、扩大出口对立起来，不能把扩大内需理解为排斥发展对外贸易。无论是应对金融危机，还是谋求长期发展，中国都应该继续把扩大外需作为重要支点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

四、保增长与深化改革的关系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利用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是见效最快的政府干预手段，可以避免由于海外市场变化导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滑。

在中央政府出台两年内增加投资4万亿元的政策后，地方政府立即响应，提出增加总额达18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充分显示出我国政府动员资金、主导投资的能力。一时间，政府投资、政府选项目，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正因为如此，在政府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极容易导致对市场力量排斥和对市场机制的扭曲，使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放慢，造成旧体制复归。

政府投资充其量只是诱致性投资，其根本作用在于产生乘数效应，带动民间投资增长，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而不是要替代民间投资，更不能产生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资的同时，还应该实行减税的政策。减税，同样可以产生刺激投资、消费需求的乘数效应，而且不至于产生对民间需求的挤出效应。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旧体制复归。在扩大财政投资过程中应该积极谋求改革。如提高财政投资透明度，加强财政预算披露，强化财政投资监管；在财政投资中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分配体制，在增加财政投资中谋求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进一步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把保增长与推进改革结合起来。

五、保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的关系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三线并举，是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的做法。但显而易见，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顾此失彼、鸡飞蛋打。

扩内需是保增长的手段，既是在金融危机影响深重条件下的急迫选择，也是长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需要。扩大投资和居民消费，可以弥补外需下降造成的不利影响。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在需求扩张中，一些本该淘汰的生产能力又有了市场需求，过剩的钢材、水泥、建材、家电、副食品等又有了销路，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投资结构和创新的压力减弱，市场出清过程被延长，使社会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放慢；在保增长中，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企业救助、产业救助措施，可以维持企业利润水平，避免企业大量倒闭，但同时也意味着在竞争中一些企业生存危机解除，调整产品结构、谋求技术创新、开拓新的生存空间的动力减弱，这又容易导致企业继续维持原有的增长和扩张方式，忽视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社会经济结构的进程放慢。反过来，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一批企业必然要退出生产，这又会使社会投资放缓，经济增长放慢，失业增加。

保增长，不是维持落后生产能力和落后生产方式的生存，也不是通过简单维持落后的生产技术条件和经营模式换取经济增长。必须把保增长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把保增长与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创新能力结合起来，果断压缩高污染、高消耗和严重的资源依赖性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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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居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资产？企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融资品种？而从根本上讲，社会的金融资产结构最终是决定于居民的财富配置需要还是企业的融资要求？由此而另有所言的是，对于金融资产结构的改革政策及措施，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影响程度与着眼基点。

其二，变更金融结构的政策无疑是着眼于改善金融体系的效率。而对效率的理解，此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层几乎都是从单一金融资产的功能出发，去考虑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进而希望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虽然近年来风险的分布防范也开始被纳入金融结构政策的关注视野，但是，究竟怎样才算实现了金融体系的配置效率？社会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又怎样才算称得上协调、适应、合理？似乎都是模糊不清的。

其三，近十余年来，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突出变化无疑当首推股票市场的发展，目前股市却集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应该讲，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大都可归咎于中国转轨时期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自身制度构建上的缺陷，以及法规制定和实施的不完善。但使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每一个问题的凸现和解决，无一不触及到股票扩容和资金扩容的矛盾？这一矛盾困扰股市已多年，管理层在平衡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上用心良苦，也常常导致具体政策摇摆不定。然而对此矛盾，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总的政策取向下，人们的习惯思维往往是把它视为中国特有的背景关系，却不是直接看作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如果是一个问题，那么就有必要质疑，中国的股票资产历经数年的快速增加是否已经超越了居民现阶段的实际需求？而我们对股市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看得过重？对其发展进程设想得是不是也过份乐观？

二、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与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

以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常的思维范式是去探寻一个理想的金融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品种，以及各种品种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相对规模，才更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细一掂量，这一思维范式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似是而非的缺陷。对于不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各种金融体系，是否能够直接、孤立地加以对比，区分出孰优孰劣、何种先进而何种落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从经济发达国家中选择出视为成功的金融体系作为构建的参照物，引入新的金融资产品种。需知，从技术角度讲这是极为简单易办的事。再者，怎样才算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也是无法量化、难以评估的，尤其是事后更难以说清、确知它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因果关联性。

其实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只是理解金融体系效率内涵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摆在首位的另一方面，是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

金融体系及其所属的金融资产结构作为社会经济制度构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是一个历史范畴，历经了漫长的渐进演变。翻开各国的金融史，在不同的历史时序阶段，金融结构的变化表现出大多是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或是权力人物的强制政策而振动反复，偶发性的金融事件迭出不已，经济运行也由此受到刺激或扰乱的影响。但就大的事件框架来讲，它总是呈现出与实质经济的发展并行推进的。一个成功的金融结构体系只有适应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质经济状况，以及各国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才会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而其自身也才能在不断的振动和变化中完善和存留下来。

提出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或许在金融理论上可称是一种新的见解，其实这是源出于诺思的思想。诺思在其著述中曾提出了一个深邃且不同凡响的结论性见解，他指出，“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是适应效率而非配置效率”。这里，虽然诺思是针对经济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讲，并没有细到具体涉及金融体系以及金融资产结构，但其分析思维却是独辟蹊径、颇富启迪的。按传统的各种分析经济增长模式，都是主要透过经济变量，从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改变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又往往把技术创新置于决定性的位置。诺思却是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认为富有适应性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分析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中，领会、借鉴、引入诺思的“适应效率”的见解具有两重理论含义：

其一，置于金融资产结构基础上的金融体系对于实质经济的作用并非中性，它既能推动，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存在着适应或不适应的金融资产结构体系。就这层含义讲，金融适应效率的见解同戈得史密斯的金融是上层建筑的思想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存在着区别。作为研究金融结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戈氏理论的分析视角，是要说明决定金融结构的是国民财富、国民产值、资本形式、技术条件、储蓄水平等实质经济，对于不同的国家、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及其变化的方式都存在着差异，从金融结构的状况能够判断出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程度。这里，戈氏思想虽然很注重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差异，却强调的是金融结构与实质经济之间、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联与一致。而我们从诺思思想提出的金融适应效率则一是欲突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二是欲突出金融结构可能是适应的，也可能是不适应的，不适应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造成破坏性作用。

其二，每一种金融资产——货币、债券、股票等，都具有独自特有的融通资金、配置资源的功能，但却无法按自然科学的思维从技术性的角度直接推导出它对社会经济的作用。纵观金融发展史，可以作为印证的案例比比皆是。银行券的产生能够克服黄金作为货币在数量上的短缺，却屡屡出现人为的发行失控；十九世纪英国工业资本的集聚主要是依靠股份募集方式，而在法国，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则是归之于一种特殊银行——动产抵押货款银行的建立。人们谈论股票的作用往往会将其与英国铁路的早期兴建联系在一起，可当在采矿业中兴起股票热时，却被杰弗里斯称之为“最要不得的现代金融手段之一”，因为在当时的勘探技术条件下盲目采矿的成功概率太低，并且，当约翰·劳将这种现代金融手段带到法国，作为财政部长的他虽尝到了扩大港口的好处，却也因密西西比泡沫的破灭而身败名裂。

从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出发分析，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主要适应于实质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要。构成实质经济的因素很多，生产力的推进、生产方式的变化、新的发明和技术变革、人口变化等，但最根本的、或者说作为基本前提的，是一国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财富积蓄程度。这么讲，似乎是易于理解的无异议见解，然而我们发现，一旦落实到具体的问题或者政府有关的政策上，却不时表现出含混甚至错误的思维。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金融资产的品种到底是由企业决定还是由居民决定？对此问题，政府的金融资产结构政策着眼的基点往往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企业的需求。且人们在研究金融问题时通常的思维也是把“金融资产”与“金融工具”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关注的是社会物质要素的转移和配置，其倾向性同样不言而喻。然而颇令人思索回味的是，莫顿在其影响力极大的《金融学》教科书中，却在开篇定义中将管理个人资源列为研究金融的五条理由之首，并将家庭的金融决策置于企业的金融决策之前。其实，这一问题就表象看，虽然是企业以及中介机构在设计、推出不同的金融资产，企业从自身的经营也的确需要考虑权益资本和负债资金的比例，但它最主要的需求筹融资金。如果单从这一需求讲，企业原本更希望的是金融资产形式简单与均一，以此能降低费用和简化程序。而它之所以又表现出热衷于金融品种创新，更多的动机是出于迎合居民的资产选择需要。应该讲，反而是拥有财富的居民才更关注、更需要收益与风险各异的多样化金融资产，这种多样化能够使收入不同的家庭根据各自的效用曲线达到资产配置的目的。

中国在近二十多年的经济转轨时期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过程最能印证，也最能用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予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财政、小银行的资金分配格局，一个重要直接原因是人们的收入太低（1978年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每人平均21.90元），要保证一定的社会储蓄率和投资率，不可能建立在居民自愿储蓄的基础上，只有采取国家财政方式强制进行国民收入的分配，当然从根本上这又要归咎于计划经济的制度性原因。80年代初期，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急速膨胀，是由于人们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引致收入大幅增加，储蓄存款成倍增长；此后银行信用逐步扩展到独木撑天的局面，而人们并不理睬发展金融市场的改革措施，没有燃起对股票、债券的热情，仍然唯一选择银行储蓄。原因在于虽然当时多数人口袋里有了剩余的钱，其数量也只能够应了这么一句话：“银行存款是穷人的储蓄”（莫迪利亚尼）。跨入90年代之后，股票市场得以迅猛崛起，神速发展，这当然与股票这一资产的独特诱惑性有关，但作为背景基础的原因根本还在于此时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富人阶层、产生了中产阶级。

经济理论的探讨总是带有现实的针对性。分析至此，本文转入重点想突出的观点，那就是，从金融资产结构适应与否的角度看，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不是太慢，而是已经冒进；股票资产的数量不是太少，而是其需求早已超越了现阶段居民的财富程度。对于这种不适应，借用一句警言：“眼前没有大崩溃，只是脚下地面的轻微颤动是一种预兆”（奥弗斯通）。

三、中国特征的股市欣快症与股市政策的冷思考

认为中国股市存在泡沫，此种观点时有见诸于报刊，不过其含义是讲股价高了。而要认为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已处于冒进状态，不仅与眼下股市政策相悖，或许也难以得到多数理论研究人士的认同。因为下面几组数据太直观不过了。

中国股市产生至今只有十多年，而国外成熟股市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中国股市的总市值不过四万多亿，仅占GDP的0.5，且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够流通，而发达国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都在1以上；

中国的银行储蓄存款超过7万亿，贷款额近12万亿，而企业每年通过股市筹集资金却只有一两千亿。

然而认真一推敲，上述数据只能够说明中国股市需要发展和发展的前景，却难以否定发展冒进，不能作为说明现阶段中国居民需要更多股票形式金融资产的充分理由。

认为股市发展冒进，可以从两个层面予以分析。

第一个层面是基于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

在对中国股市建设进行回顾和评价的时候，没有人会低估这么一个成就：仅仅十余年的时间，几乎走完了发达国家两百年的路程。然而这同一事实恰恰也正反映了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即它不是社会工业化大生产初期的产物，而是跨越社会生产发展阶段的泊来品。

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考察，股票市场是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框架下问世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制度的基础、股票市场存在的前提是作为企业组织形式的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社会化大工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它与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长同步，同时与居民的收入财富增长和储蓄投资方式的变化同步。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股市历史上，虽然也屡屡发生大幅暴跌和长期低迷，但不可能出现发行上市压力和股市不堪重负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中国，社会化规模经营的大工业企业是通过高度集中的分配制度，采取政府投资、国家所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业已形成覆盖各个领域的庞大国有体系，并在这种以国家独资为资本组成形式的企业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与之对应契合的社会分配机制、福利机制、储蓄和投资运行机制。在这样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绝对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背景下建立股份制度，只可能采取改制、转型、变革的方式，不可能再表现为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在建立股票市场的问题上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企业制度的变革同金融资产结构变化之间的冲撞和不同步。

一方面，企业的转制从技术程序讲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即可完成，并且国有独资企业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势必存在着股票发行的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在居民储蓄投资方式基础上的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却具有很大程度的渐进性质。因此，中国股票市场从其产生一开始就潜在性的面临着股票供给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

第二个层面是基于中国特色的股市欣快症。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在其产生初期，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股市欣快症的特征有四：一是全民介入。“从事股票投机的强烈欲望，紧紧地吸引了从自耕农到拥有贵族头衔第一王子的各个阶层”（马克思）；二是股价攀升企高，涨升无理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三是很快抛开货币，包括存款和信贷；四是持续期限很短，例如英国的运河热潮3年，铁路狂潮5年。

中国股票市场的初期阶段也同样未能避免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表现出自身的特色和极大的复杂性。

作为欣快症共有的特征，中国股市形成初期，也表现出全民介入股市的高昂投资热情，也曾出现股价被推至离奇的高度。然而股票投资热潮并没有出现失控。这当然与政府强有力的行政调控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转型时期特定的背景之下，投资者的热情起到了缓解企业转制造成的发行上市压力，同时也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欣快。推进企业体制改革和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的期望、转变单一银行信用和分散金融风险的金融改革要求、谋求资金的利益驱动，这些都令政府和企业倾注出与投资者不相上下的热情。在供需双方的合力之下，股票市场呈现出快速的发展。而股市政策也定位于一方面要保护投资者的热情，控制企业上市的节奏，强调稳定；另一方面要适应政府和企业的需要，坚持大力发展。

中国股市欣快症的结果，不是泡沫的破灭，而是发展的冒进。原因是在持续不断的发行、上市压力之下，泡沫难以产生，反而，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政策导向下，历经十余年的供求抗衡，支撑股市发展的资金已经出现了透支。

判言中国股市发展的冒进，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

其一，股票是风险性极高的奢侈品，不是任何收入阶层的人都可以投资的金融资产品种。凯恩斯的《通论》中曾指出，股市是富人的俱乐部，应该提高华尔街的门槛。巴杰特有句名言，“常识告诉我们，售书的不应从事蛇麻投机，银行家不应倒卖松脂，铁路不应由侍女来筹建，运河不应由享俸的教士来兴修”。中国股市的发展政策应该是不违背常识的负责任政策。在股票充分普及、投资渠道畅通的现今背景下，银行储蓄存款呈现出居高增长，这更多的只能说明在现阶段居民需要的是低风险的金融品种。

其二，股市发展冒进与股市存在泡沫，这二者是意指迥然不同的问题，针对的政策和解决的措施也截然相反。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如果是认为股市出现了泡沫，可供选择的措施是加大发行上市力度，压低股票价格。而判言股市发展冒进，采取的对策应该是减缓发行上市数量，让股市有一段休生养息的时期。近两年股市政策几经反复，终于宣布停止国有股减持，严格了增发的条件，而很快我们可能听见另一种质询：有哪一个国家的股市，曾经出现过每月、每周持续不断发行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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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遍缺乏金融管理的意识

目前，我国的民营企业虽然在经营规模、经营业绩等方面与国有企业相比日渐靠近，甚至诞生了阿里巴巴、华为等超大规模的企业，很多企业也创立了符合自己公司特点的金融管理体系。但总体来说，我国的民营企业在金融管理方面还存在的意识不足的问题，表现在：一是不注重投融资管理，或者即使有这方面的意识，也没有完整的操作体系；二是企业金融管理手段落后，目前企业没有专门的金融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对金融管理认识不清，管理手段较落后，重视日常工作核算，忽视财务数据分析。

2.企业资金回收困难

企业收款工作难度较大，对欠债单位没有提前进行信用分析和风险分析，对借债单位的资金流动情况没有认识，造成企业资金难以回收，资金链出现断层。同时，较多的企业也未安排专职人员负责资金回收工作，导致资金回收过程不合理、回收慢，极大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营。

3.融资渠道单一

虽然企业资金来源有自有资金、银行借贷以及金融市场融资这三种，但目前我国民营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是银行贷款，少数一部分的民营上市公司可以从资本市场获得一部分资金支持。单一的融资渠道使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相当程度的制约，与此同时，全国各商业银行也而临着比较大的风险和压力。进入21世纪以来，各级政府财政部门逐年增加财政资金中用于化解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资金所占的份额，然而截止到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仍然保持在三成左右的较高水平。各大商业银行中很大一部分旧的不良贷款还没有消化，新的不良贷款又保持着不断增民的趋势。导致这一结果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企业融资渠道过于单一狭窄，商业银行承担着众多的民营企业的融资任务和负担，外部因素很容易干扰甚至干预各商业银行的金融决策。金融机构在提供贷款的时候更多地是考虑借贷风险和风险规避，民营企业的还贷能力不断受到质疑，从而导致了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

4.企业金融资本结构不合理

企业的金融资本结构与经济体制有较大的联系，当前较多企业新增的贷款都以非正常的途径消耗，造成了企业资产的流失，致使企业遭受较为严重的经济损失，同时也导致了坏账现象的大幅增加，直接影响了企业的银行贷款信用，进一步导致企业金融资本结构的不合理，阻碍企业的经营发展。

二、加强民营企业金融管理的相关对策

1.加强民营企业金融管理意识

一是努力完善自身管理体系。金融投资与管理主要分为五个步骤：即确定金融投资的政策、进行投资的分析、着手组建金融投资的组合、对投资的组合进一步修正、评估投资的组合所能取得的业绩。在这五步中，确定金融投资的政策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只有做出正确合理的决策，才能使后面几步合理展开，使企业获利。值得注意的是在决定金融的相关投资政策之时，不仅需要根据国家对于宏观调控采取的经济政策理解和掌握，还需要结合市场目前经济发展状况而定。只有在投资的过程中有足够的风险意识，才能在风险真正到来之时有效防范，降低影响。二是设立专管部门以及人员。企业进行金融管理工作，要有专门的人员、部门去管理。对企业的贷款进行专人管理回收，然后传递给相关科室，划分明确好权利、义务以及责任。积极进行欠债单位资金负债比率、资金周转速度的对比、分析，检查欠债单位在资金流动方面是否存在问题，通过制定分析表格查找欠债超期的因素，然后制定出合理的回收资金手段。企业还需要根据收款余额保留坏账准备金，让专一部门、专一人员对企业金融进行管理，使企业的金融管理效率有效提高，并促进企业其他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2.规范企业内部的预算和编制工作

企业的预算质量会直接影响其经营活动，因此企业内部的预算和编制工作十分重要。首先，预算相关的管理人员必须加强预算编制调查取证，确保预算编制的真实有效；其次，对于已编制好的预算不可随意更改，加强预算和编制工作对于资产管理所具有的约束力，使金融投资有效合理进行；再次，对有关部门虚报预算的行为要严惩，保证编制过程的公平公正；最后，要对预算项目记载详尽，有证可循且提高金融资产的使用管理效率。规范企业内部的预算和编制工作，可以为企业在金融投资与管理方面提供坚实的资金基础，以促进企业内部投资与管理工作的稳妥进行。

3.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通过完善银行对企业的贷款体系，全方面、多层次地给企业提供资金渠道。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在银行贷款方面的经验，简化银行向企业放款的手续，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进一步完善银行金融体系，使银行定期向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利率信息、政策信息；提高银行结算效率，创新金融工具，促进企业资金进一步流动。政府还需要建立合理的政策体系。从法规法律着手，通过资本创新、政策法规的协调，给企业融资创造出良好环境；出台相关的政策吸引外商对企业的投资。外资引入可以弥补我国企业资金的缺口、技术缺口，促进企业金融管理水平的提高，使我国企业更好适应全球化的经济竞争。规范民间借贷。民间借贷能够促进企业融资的顺利开展、缓解企业资金上的供求矛盾、利用收集社会上的闲散资金。民间借贷也可以补充我国银行对企业放款方面的空缺，缓解了企业进行资金筹集的难度，促进企业经济进行自我调整。

4.利用ERP进行精细化金融管理

ERP系统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金融管理效率以及人力资源利用率，优化各项资源配置。它还为企业打造了一套标准作业流程，让企业领导实时掌握自己产品的销售状况、资金进出状况，及时捕捉到产品的市场行情。此外，企业采用ERP系统还让在外管理人员跨区掌握企业的状况，做到信息的良好沟通，增强企业精细化金融管理的效果。信息顺畅沟通使企业管理人员及时掌握企业状况，对整个企业做出全面、及时地分析。例如，现在企业在财务经营管理的会计核算上淘汰了传统手工的账务方式，转向了现代化ERP系统的方式。大大降低了企业人为因素对精细化金融管理效果的影响。企业还要及时更新升级精细化金融管理软件，积极开发，在此基础上提高企业信息化的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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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所理解的“金融危机”成因

我认为导致次贷危机的原因是美国政府的目光短浅和过于自信。

1.次贷危机的产生

根据资料，我了解到，所有的一切都起源于“次贷危机”。1999年，互联网开始流行。在布什时代，互联网的热潮逐渐退去了，美国要寻找新的经济活力。于是，他们将目光集中在了房地产上。政府提供60倍的按揭贷款。所以申请贷款的人越来越多。2007年，美国人的按揭贷款已和国内生产总值一样大。而且，后来有很多申请贷款的人无法还款，这种无法还款的比率越来越高，引发了次贷危机。

2.全球金融危机的产生

次贷危机，是不足以产生金融危机的。2000年，在美国出现了一种法律监管不是很完善的CDS信用违约互换，CDS成为了最时髦的金融产品。因为没有很强的法律监管，CDS这个金融产品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在发生次贷危机的同时，还发生了一些事情。以前美国证监会规定只有在股票上涨时才可以卖空，现在股票下跌时也可以卖空。这个变化加速了股票的下滑。以上内容加上次贷危机、CDS的膨胀和大企业的降息，引发了金融危机。

3.我的观点和想法

这次金融危机是政策上失误所造成的后果。政府在决定按揭贷款这一政策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一政策的弊端，没有为自己的决策留后路，而是一味地追求经济腾飞。政府、组织似乎是照顾了中低收入的人民，却使企业与公司亏损、破产。经济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子，从小商铺到企业，从股票到银行……一环连一环，一个环会影响相邻的两个环。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事情发生得太快，连政府都来不及控制，只能花费大把的资金追随在事态后面，试图控制大局。

次贷危机的“危”在于贷款款额过大，就算人民把贷款全部还清，国内生产总值就全部赔进去了，美国的经济将无法自给。何况，人民无法还清贷款。再加上，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不断降息，会导致通货膨胀;钱不值钱，贷款的窟窿不但没有变化，还有可能会缓慢变大，形成了恶性循环。从上述资料看，政府似乎是非常富裕的，但是那些资金都是从各种税中来的，且其中企业、公司所交的税占大多数。很多企业、公司都因为政府的降息，导致收入减少，股票也因为美国证监会的政策改变而一路下跌，越下跌，卖空的人越多，也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把企业、公司的本金全部抵消了。而且美国是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发达国家，每个国家几乎都和美国有各个方面的关联，美国出了事，世界必定都会受影响;因此美国的金融风暴就刮遍了全球。

二、各国政府如何面对金融危机

“救市”这个词是在“金融危机”后出现的。“救市”的意思就是对金融危机采取救助措施。

平息金融风暴的方法我并不十分了解，但是我认为现在各国政府使用的方法只能缓解暂时发生的状况。要真正平息金融风暴，我认为需要长一些的时间。毕竟金融风暴就是慢慢到来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是等待以及在最短的时间内酝酿出最好的解决方法。

1.各国采取的措施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一定的救市措施。主要采取措施的是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国家，举几个例子：

德国政府将拿出最多5000亿欧元用于救市，英国政府宣布向皇家苏格兰银行、哈利法克斯银行和莱斯银行注资370亿英镑，法国将拿出最多3600亿欧元用于金融救助。而美国则已拨出7000亿美元救市，还有4500亿备用。政府只有拨出大量的资金，才能填补贷款和股票下跌形成的经济漏洞。

这些出资救市的国家基本上是发达国家，而我们生活的亚洲似乎没有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这对我们来说算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2.我的观点和想法

如上述观点一样，我认为金融风暴不是能轻易平息的。其实美国政府拨款救市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要维持国家正常运作，还有安定民心，重新给予企业、公司信心的作用。它要告诉人们：“既然这个经济漏洞已经出现了，就要有耐心，有信心。”

我认为除美国外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国家应该循序渐进，不要浪费太多资金用于环缓解暂时的经济困难，应该想办法让大企业、公司恢复运作能力，因为一个国家的财力大部分是靠这些企业、公司作基础的。

而关于美国的救市措施80年前，美国也曾经有过一次经济大萧条。当时的政府就通过把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开营业从而降低了商业银行的风险，保证了储蓄用户的利益。再经过时间的磨合，和财富的积累，使美国的经济又飞上了世界的顶端。然而现在，我们又面临了更大的金融危机，所以，我认为美国的企业家、政府应该用长远的眼光研究出一套完善的救市计划。我认为美国政府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是保证人民的生活质量，第二步才去考虑怎样填补经济漏洞，最后再考虑如何使美国经济再度腾飞。

三、金融危机的影响议论文总结和疑问

1.金融危机的影响议论文总结

对于这次金融风暴的成因，我的观点是：这是政策有漏洞导致的全球性灾难。而对于各国救助措施我的观点是：每个国家都应该循序渐进，制定长远的计划，保证人民生活质量，并且尽快让企业恢复生产力，拉动经济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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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市场经济论文

一、市场经济下发挥财政与金融政策调控作用中存在的问题

1.对市场调控的滞后性

政府采用财政和金融手段调控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普遍存在滞后性的现象。即市场经济变化速度很快，很多问题潜藏于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只有在一定条件刺激下才会爆发出来。此时政府在采用相应的调控手段，付出的代价大，有亡羊补牢之嫌。市场经济发展虽有规律可循，但我们在把我市场运行规律的同时，总会出现失真现象。就是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发展最为完备的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美国也无法有效克服之中市场调控的滞后性。2008年，爆发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2.政府制定财政和金融政策无法协调统一

政府在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的过程中，制定相应的财政与金融政策是最常采用的手段。但是二者毕竟有所不同，因此政府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总会出现二者无法协调统一的问题。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下，我国政府一开始提出的主要是从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出发，采用了4万亿的赤字刺激财政手段，的确在当年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一年后发现只是凭借财政手段刺激经济发展，还远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在2009年才开始连续十几次的货币信贷降息手段，通过银行整合社会资金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当然，在此之前，也采用了降息手段，但是幅度较小，作用不是很明显。因此，不管是我国政府还是国外政府在采用财政和金融政策调控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总会出现不协调一致的现象。除上述问题外，还存在政府财政部门和银行等金融部门整合效率差、侧重于政府财政手段忽视金融手段等问题。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市场经济下做好财政与金融有机的整合工作。

二、加强市场经济下财政与金融整合的建议

1.深入考察把握市场运行规律，做出前瞻性的财政与金融整合调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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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售回股票是80年代在美国资本市场上诞生的一种金融工具。1984年11月，美国著名的德雷克塞尔投资银行(DrexelBurnhamLambert)在帮助阿莱商品公司筹资时首次设计和运用了可售回股票。该投资银行曾因善于创新而名燥一时，曾是美国杠杆收购市场的执牛耳者，其天才收购家迈克尔.密尔肯创造的垃圾债券(JunkBonds)等工具曾闻名于世。虽然1990年由于垃圾债券市场的崩溃和密尔肯的被捕，德雷克塞尔投资银行倒闭了，但其首创的可售回股票却在实践中不断被改进和完善，赋予股票以新的生命力，成为当今国际资本市场重要的金融工具。

可售回股票“售回”的实现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并经历了以下的演变过程：

（1）现金。即持有者将可售回股票售回给发行公司，发行公司以预设的价格付给持有者现金，双方股权关系结束。这是最初的“售回”方式。很显然，以这种预设方式发行的可售回股票，对发行公司来说类似于“或有负债”，所筹集的资金不能列入发行公司的股本金，因而丧失了扩大股本再筹资的优势；另一方面，以现金买回可售回股票无疑会造成发行公司短期内的大笔现金流出，使公司的财务状况恶化。为了避免这些缺点，投资银行家在实践中创造出了新的“售回”方式。

（2）普通股。即持有者将可售回股票售回给发行公司，发行公司不是以现金的方式结算，而是从发行公司获取相当于普通股市价和预设值之间差额的普通股。例如某投资者持有发行公司发行的两年后预设价格为每股20元的可售回股票1000股，两年后该公司普通股市价为每股15元，那么，持有者就可以从发行公司处免费获得500股普通股，原来的1000股可售回股票也将失去“售回”权，这样，此后投资者共拥有该公司1500股的普通股。这种方式对投资者来说，由于二级市场预期效应使股价的调整，“售回”前后其财富量并没有变化，利益不受影响；但对发行公司来说其意义就非同一般：以普通股方式售回的可售回股票就不再是“或有负债”，因而发行后列入股本金是顺理成章的；另一方面，“售回”无须支付现金，不会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可见，普通股“售回”方式比现金“售回”方式有了很大的改进。

（3）选择权。即允许发行公司在普通股、现金、优先股和债券四者中选择一种，在不影响投资者利益的情况下“买回”可售回股票。显然，这种方式给发行公司以更大的选择权，使公司能够根据自身的经营需要和财务状况灵活选择最有利的方式“买回”可售回股票，同时不影响持有者的利益。这是目前国际上最流行的可售回股票的“售回”方式。可见，可售回股票是适应投融资双方需求的不断变化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类型的股票，并在实践中经历了不断创新的演变过程，是投资银行家智慧的结晶，是典型的金融工程产品。

不过，可售回股票的“售回性”是相对的：只是约定在未来的某一时段才能实施，例如如果约定的时间是两年，那么两年之内不能行使，须等满两年后的一段时期内方可；实施是有条件的，必须是同一发行公司的普通股的市价低于预设值时；一旦实施，不管是现金的方式，还是普通股的方式，或者是普通股、现金、优先股、债券等组合或任选一种的方式，“售回权”即告丧失。因此，可售回股票并不是对股票本质的否定，而是在对其功能进行改进和完善基础上的创新，极大地增强了股票的灵活性和吸引力。

可售回股票诞生以来之所以能获得市场的认同并不断发展，是因为它满足了投融资双方的利益。从投资者角度看，可售回股票由于有预设值的规定，因而大大降低了股票投资的风险，使投资者可以放心大胆地购买不了解的股票，有利于首发股票的顺利销售。从发行公司的角度来看，可售回股票能够保证公司股票以较高的价格发行出去，筹集到较多的资金。一般来说，采用这种方式发行的公司多是中小企业，知名度不大，投资者不大了解，而路演(Roadshow)推介的成本又较高，其普通股票较难推销。采用可售回股票就可以避免这些不足，通过预设价值使股票以不低于其真实价值的价格顺利发行出去。公司之所以愿意作出这种承诺，是了解自己公司的真实价值并坚信未来的成长潜力，是经理层信心的表现，从而通过示范效应带动市场投资者的投资热情。

进一步讲，可售回股票的优点和市场效应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可售回股票极大地增强了股权融资的灵活性。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外源融资”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即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现代企业融资理论已经证明，股权融资比债权融资的成本要高。从比较利益的角度看，企业应该优先选择债权融资。但是由于债权融资所筹资金只是一种负债，有还本付息的压力，而股权融资所筹资金则是股本金，没有财务压力，因而一些公司乐于采用。股权融资与二级市场有直接关系，市场火爆时市盈率较高，股票可以溢价发行，会吸引众多公司发行股票。但在市场冷清时，发行溢价小，很可能折价发行，公司一般不愿意进行股权融资。可有时恰恰这时公司急需资金，需要进行股权融资，如果发行普通股，则价格较低，对公司老股东不公平，也不能反映公司的真实价值，不能筹集到足额的资金。而采用可售回股票则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由于有最低价值的设定，使公司的股票能在二级市场低迷时，以较高的价格发行出去，及时筹集到所需的资金。可见，可售回股票比普通股具有同样的筹资功能，且发行不易受二级市场波动状况的影响，从而使股权融资的灵活性和吸引力大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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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出于竞争和金融业本身发展的需要，世界许多国家纷纷放松对本国金融业的限制，实行金融自由化，由此推动了全球金融业混业经营发展和金融监管改革。本文拟就我国金融业混业趋势和相关的监管问题作肤浅探讨。

一．混业经营的界定及在我国的发展前景（一）对混业经营的界定

综观全球的混业经营，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1．商业银行在其法人实体内部设立非银行金融经营部门，一个法人多种金融业务；2.商业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投资，设立控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与其投资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商业银行）是母子关系，一个法人一种金融业务,母公司是金融机构，来实现商业银行与其它金融业务的混业经营。3．一家非金融的母公司控股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银行与其它金融机构的关系是兄弟关系，它们同属于同一个母公司。这种兄弟关系的混业经营，也能通过业务的协同，来实现银行与其它金融机构析利益共享，但不能直接从其它金融机构中取得利润，只能通过业务关系或关联交易来实现。我国光大集团，及美国金融控股公司是该模式。

严格来讲，第1种混业是绝对的混业经营,如德国的全能型银行；而第2种混业含有分业的性质,从机构上体现出分业的迹象，如英国、日本，我国的中信也是第2种模式，信托公司控股银行、证券。第1和第2种模式中，控股金融机构通过投资收益可以从被控股金融机构中获取利润，真正实现金融业务一体化。

第3种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混业经营。第2种和第3种模式又都源于本国分业经营的历史背景，是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为了冲破政策限制的产物。三种不同模式的混业经营对宏观金融监管提出了不同要求。

（二）我国金融发展趋势是混业经营，但分业经营仍将是今后一段时间的政策选择。

金融业混业经营将是21世纪金融业发展的趋势。因为金融业混业经营有利于金融创新，能改善金融服务，更好服务于投资者和社会大众，从而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混业经营有利于金融企业开拓市场，优化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增强其国际综合竞争力。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目前又即将加入WTO，金融业的国际接轨勿容置疑的决定了混业经营将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趋势。

然而，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社会中的特殊而又核心的产业，金融混业经营的实行是有条件的，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面性，金融混业经营相应地加大了金融风险。因此金融混业经营诸多条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较高的金监管水平。

目前我国正处在从长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金融混业经营的条件尚不成熟，分业经营仍将是现阶段的政策选择。主要因为：1．宏观监管环境方面：（1）我国金融监管机构风险控制能力较差，,实行混业经营不利于保障金融体系的安全。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水平较低，具体表现在：金融风险的监管仍处于事后监管，扮着"救火队"角色，监管还不能实现超前性和预警性，监管机构仍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监管手段和方式已逐步市场化，但还带着深深的"计划"印记，监管手段也显得单一，不能满足混业经营监管的需要；在分业经营的体制下，形成了分业监管的基本框架，但监管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协调性较差，不能适应混业要求。随着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的成立与运作，标志着中国金融业全面实施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格局，金融监管当局由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三驾马车"组成。由于现代金融业的迅猛发展，各金融领域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根本不可能做到泾渭分明。

（2）我国金融法律体系尚不健全，加上我国金融市场的发育水平较低，其中资本市场虽然初具规模，但还不成熟，投机性仍较强。加上,实行混业经营有可能引发较大风险。目前,尽管以《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为代表的金融法律框架基本形成,但还只是粗线条的,亟待进一步健全。在1993年以前，我国金融业实行的也是混业经营。到1992年下半年时，社会上出现了房地产热和证券投资热，银行大量信贷资金通过同业拆借市场进入证券市场，导致了金融秩序的混乱就是一个教训。

2．微观主体制度基础方面：金融机构内控制度脆弱,缺乏混业经营所要求的严格自律制度。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较为落后,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导致银行法律规章和约束机制往往"形同虚设"。而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大都建立在较严格的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基础之上。金融机构风险自始至终都受到来自金融机构自身和国家监管两股强大的力量控制。因此，要使监管更加有效，不能单纯依赖监管当局的现场和非现场检查，而应将重点放在金融机构建立有效的内控制度上，金融机构要建立有效的内部约束和激励机制，尤其是约束其分支机构的行为。如果金融机构自身缺乏约束能力混业经营势必会加剧金融体系的风险。

（三）混业经营在我国初露端倪

1．政策转变：全球性金融创新的推动着金融的全球化，我国即将加入WTO，金融业混业经营势不可挡。面对新形势，中央政府开始对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银行、证券、保险三业出现了互相渗透共同发展的趋势。1999年8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颁布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从事同业拆借和债券回购业务。同年10月27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又一致同意保险基金进入股票市场。

2000年2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证监会又联合了《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为抵押，向商业银行借款。这十分重要的"三着棋"，使得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长期分隔的局面终于被打破了。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直接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意味着货币市场的需求将会增加，这不仅会活跃银行间同业市场，使商业银行增加资金运用渠道，而且还为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调控市场开拓了更加广阔的空间。由于保险公司的资金是长期、低廉的资金，保险资金进入股市，使得证券市场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为股市增加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同时也适当拓宽了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进而满足了保险公司长期投资的需要。允许券商向商业银行质押贷款，就意味着商业银行可以间接进入股市，也就意味着我国的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政策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2．金融控股公司出现：目前中国光大集团拥有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光大信托三大机构，同时持有申银万国证券19%的股权，此外还拥有在香港上市的三家子公司：光大控股、光大国际和香港建设公司。去年12月15日，该集团又宣布与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联手组建中加合资人寿保险公司。目前的光大集团就是在一个金融控股公司下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同时又实现了在同一利益主体下互相协作的混业经营局面。

以信托公司名义注册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并列控制着16个直属子公司、10个地区子公司、7个海外子公司、3个香港上市公司以及4个下属公司，涉及境外内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融资租赁、实业、房地产、旅游以及贸易等几乎是全方位的行业。

以保险公司名义注册的平安保险公司可全资控股平安信托投资公司，信托公司又以61%的比例控股平安证券公司。

业内人士认为，虽然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在我国尚很不规范，但却为中国金融业未来的混业经营指出了一条路子。

3．未来发展趋势判断：笔者以为，鉴于金融风险的防范和金融业本身的发展规律，我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必然会遵循循序渐进的发展节奏。

面对日益加大的混业经营趋势，尽管总体上我国金融业尚不具备条件，还是应该在坚持整体分业经营的前提下大胆试点：选择内控制度较好管理水平较高的少数金融机构以适当的混业模式试点。鉴于我国当前的分业管理体制，混业经营的模式在今后较长阶段将以前述第二和第三种模式为宜，即一个法人一种金融服务，通过控制或控股某些法人（从事金融服务的法人）来达到一个集团的混业经营，实现金融机构控制金融机构和实业机构，以及实业资本控股金融机构的资本融合。通过这两类模式，可以为宏观金融监管积累经验，也可为微观金融的制度创新提供缓冲时间。目前有关部门正加紧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工作。

而金融百货商场或全能化银行的模式已属真正的混业经营，该模式要求微观市场主体和宏观监管当局有完善的监管体系和较高的监管效率，只能是我国混业经营具备一定发展基础后的趋势，因为从我国金融业的实际出发，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需要一个条件的创造过程。

二．混业经营趋势迫使我国金融监管需要作出调整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水平较低，混业经营趋势又对我国金融监管提出了挑战

：（一）混业经营加剧金融风险。

混业经营趋势源于金融创新的需要，混业经营趋势又进一步提高了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能力。金融创新能力的提高将加剧金融风险：因为金融创新的产生是金融机构提高其自身竞争能力及逃避金融监管的需要。金融监管于金融创新的关系本质上是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最优化问题，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金融监管代表宏观面，它寻求的是稳定，效率和公平的平衡，而金融创新则代表了微观面，它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从短期内看，二者是矛盾的，但从长远考察，二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金融发展史表明，创新与监管是金融业发展的永恒主题。"监管--创新--再监管--再创新"由此推动金融业的不断向前发展。混业经营一方面提高了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能力，增强了竞争能力，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造成金融市场的频繁动荡，加剧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给金融业带来了巨大风险，越来越大的金融风险已经成为金融监管的难点和重点。当然，监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营造一个创新环境，提高金融效率，我们不能单纯为了防范风险而牺牲效率。金融监管要有应变能力，适时跟踪金融创新活动；加强监管不能扼杀和阻碍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具有"双刃剑"的作用，金融监管也同样具有"双刃剑"的作用。这就提出了监管的适度性问题。

否则就会对金融创新和资源配置产生负面影响。

（二）我国目前的分业监管模式不适于监管业务多元化的在华外资金融机构。

例如，一些银行集团的商业银行业务、证券业务在华虽然是两块牌子或两家机构，并分别由人行和证监会监管，但两机构同属一个集团，两机构可以充分互通信息、人员，调拨资金。这种外资合业经营而我国分业监管的模式使人行、证监会、保监会彼此间难以共享信息，对外资机构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难以有效监管。

因此，混业经营趋势迫使我国金融监管需要作出调整，提高监管有效性和灵活性。

三．混业经营下国际金融业监管改革的趋势

英国的大卫·卢埃林(DavidLlewellyn)教授在1997年对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进行研究，发现有13个国家实行单一机构混业监管，35个国家实行银行、证券、保险业分业监管，25个国家实行部分混业监管，后者包括银行证券统一监管、保险单独监管(7个)、银行保险统一监管、证券单独监管(13个)以及证券保险统一监管、银行单独监管(3个)三种形式。并且受金融混业经营的影响，指定专业监管机构即完全分业监管的国家在数目上呈现出减少趋势，各国金融监管的组织机构正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即全能型监管）的模式过渡。那么混业经营下国际金融业监管模式改革的趋势究竟是部分混业监管抑或是全能型监管呢？让我们简要考察几个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情况。

（一）英国监管机构改革：70年代以后，英国政府放松对银行业竞争的限制和对金融业的管制，英国各金融机构间竞争激烈，金融工具、金融交易手段不断创新，金融业务、金融品种不断交叉，呈现出混业经营的局面，特别是1986年的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大*"("BigBang")式的改革，使银行业可以从事其他业务，如从事证券及其他投资等，更是加剧了这种趋势。但此时英国的金融监管并没有跟上混业经营的步伐，以至发生巴林银行倒闭事件，自此，英格兰银行开始注重对银行业全面业务的监管，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银行业务，而是迫于银行业务及金融市场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为迎接金融全球化、自由化的挑战，英国政府1997年在劳工党上的台后专门成立了金融服务监管局(FSA)，负责对银行、住房信贷机构、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的审批和审慎监管以及负责对金融市场、清算和结算体系的监管。英格兰银行审慎监管银行业的职责被剥离，其任务是执行货币政策，发展和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充当最后贷款人以及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另外，所有的自律组织合并为一个单一机构，所有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由金融服务监管局负责。新成立的金融服务监管局负责所有金融机构和市场的审慎监管和日常监管，英国开始正式实行全能型的混业监管模式。

（二）台湾的一元化监管改革：台湾早在八十年代就逐步放松了对银行业务的限制，允许混业经营。但过去长期存在着金融管理规范不健全、金融管理机构多元化等问题。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台湾各种国际金融业务规范和金融管理机构出现了整合的趋势。1997年11月，"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草拟了《金融监督管理制度改进方案》，方案中明确提出将设立专门机构负责金融监理事务，其目的在于改变以前各自为政的状况，力争做到金融检查的一元化。

（三）美国金融监管的变革：99之前美国金融监管是一种二元多头制模式，其银行可在联邦或州政府注册领照，联邦和州有各自的监管机构和法规制度，也可同时在联邦和州注册，接受监管。美国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有4个：一是货币监督官，二是联邦储备体系，三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四是州金融监管机构。面对金融业新形势，因监管机构的重叠设置，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大大降低了监管的效率，因此于1999年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法案》(简称《法案》)允许以金融控股公司方式实现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之间的相互渗透，为保证金融监管的健全性，《法案》对金融监管框架也进行了改革。按《法案》规定，由联邦储备体系(FRS)继续作为综合管制的上级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实行监管，另外由金融监理局(OCC)等银行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州保险厅分别对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分业监管，因而采取了综合监管与分业监管相结合的模式，该模式通过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实现对金融服务领域的全面统一监管,避免了旧监管体系按金融机构分类监管的弊病,顺应了金融服务业混合经营的发展趋势。尽管美国金融监管与英国有较大差异，但可以看出全面监管的必要性。

此外，德国是实行“全能型银行式”混业经营最成功的国家，其金融监管也相应地极为续密。德国银行监督局依据银行法、投资公司法、证券交易法、股份公司法等对银行的各种业务经营进行全面监督，以控制银行所承担的风险。

四.几点结论：

从混业经营下国际金融业监管改革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出：

1.一方面，金融业监管模式是各国金融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同时受制于各国的经济体制，制度，文化传统等。另一方面，金融业监管模式也应该随着金融业的不同发展水平适时作出调整。因此，面对混业经营趋势，事前设定一成不变的我国金融业监管模式是不切实际的。我国金融业监管模式应该根据混业经营试点中出现的具体情况逐渐调整成熟。

2.从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金融业监管机构改革看，笔者认为，业务统一客观上要求监管机构的统一。

混业经营下的金融业监管趋势是以德国，英国为代表的全能型混业监管，政府监管机构的设置倾向于集中单一。这是各国宏观金融监管水平提高以后的结果，也是真正混业经营下实现有效监管的必然要求。

3．现阶段及今后一段时间，金融控股公司作为我国混业经营的试点模式，仍应将坚持分业监管原则，但应进一步加强三个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避免出现监管交叉和监管真空。由人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建立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就是一个举措。但我国的金融监管应为过渡到全能型混业监管早作准备。

与此目标相适应，建议将政府监管机构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可考虑将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建立相对独立的金融监管局。由于中央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和特殊地位，在未来全面放开混业经营之前，金融监管局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但赋予它较大的自和较强的独立性。中国人民银行内部仍保留"金融监管"这一职能部门，其主要负责对银行业的监管。

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下，金融监管局的职责是：（1）负责三个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工作；（2）对金融控股公司试点中出现的监管真空履行职责；（3）金融控股公司各下属子公司依据各自的主营业务分别划归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监管。在三个监管机构分业监管的基础上由金融监管局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综合监管，比如研究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条件;审批金融控股公司的业务范围，允许或禁止金融控股公司以自己名义或通过控股子公司从事的某些业务;会同财政部研究确立控股公司内各公司会计报表的并表原则。涉及境内外企业的，要考虑不同国家的会计制度差异和会计年度的差异;研究实施对整个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监管，包括资本充足率要求、流动性要求、监督大额内部交易、防止集团内不良关联交易等。

待混业经营条件成熟，金融监管局再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集中全面地行使金融业监管职能。

参考资料：1.《英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徐忠/中国改革报20000年8月14日

篇11

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又称世界金融危机、次贷危机、信用危机，更于2008年起名为金融海啸及华尔街海啸等，是一场在2007年8月9日开始浮现的金融危机。自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随后即使多国中央银行多次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也无法阻止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直到2008年9月9日，这场金融危机开始失控，并导致多家相当大型的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

倾销，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经营者以低于国内市场正常或平均价格甚至低于成本价格向另一国市场销售其产品的行为，目的在于击败竞争对手，夺取市场，并因此给进口国相同或类似产品的生产商及产业带来损害。反倾销，顾名思义是指一国(进口国)针对他国对本国的倾销行为所采取的对抗措施。贸易的全球化趋势愈强，各国对本国产业的保护倾向也随之愈强，反倾销就成为大多数国家主要采取的贸易保障制度。随着世界经济贸易关系的不断发展、国际市场竞争的几近白热化、各国关税水平的不断下降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际间的倾销与反倾销的斗争显得更加激烈。

1反倾销的国际新趋势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一国政府是与各国通力合作共抗危机，还是采取保护主义姿态，这是各国政府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日趋密切，一个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一项重大经济举措，不仅要考虑本国的发展，更要考虑对他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为了解决本国因金融危机而引起的经济下降、金融机构破产、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等经济社会问题，通过拉动内需，从而刺激本国经济的发展，这原本无可非议，但问题是，目前不少国家刺激经济的计划都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这就不得不令人们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多了一丝忧虑。

1．1反倾销的主体变化

从反倾销的主体看，由过去传统的几个发达国家指控倾销转变为反倾销全球化。反倾销作为贸易救济的主要形式，长期以来一直是发达国家保护本国市场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伴随着中国出口贸易额的快速增长，国外对华反倾销愈演愈烈。根据wro的反倾销统计，1995—2006年中国遭受国外反倾销调查案达1245起，其中发达国家526起，占42．2％，发展中国家719起，占57．8％。2007年上半年，国外对华反倾销立案调查数20起，比2006年同期减少13起，但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案就有16起，是发达国家的4倍。从发展中国家的国别看，对华发起反倾销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大国，如：印度、土耳其、阿根廷、南非、巴西、墨西哥等。

我国已连续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国。仅2009年前10个月，我国就接受了涉及多个领域、行业的多起反倾销调查，例如：3月秘鲁国家反垄断和保护知识产权局倾销和补贴调查委员会公布决议，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材料作为鞋面的便鞋和运动鞋征收临时反倾销税；6月美国某公司向美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对中国进口编织电热毯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6月巴西外贸委员会18日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客车和货车轮胎征收反倾销税，未来将可能对进口自中国的轻型轿车轮胎征收反倾销税；7月秘鲁国家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委员会下属倾销和补贴调查委员决定继续维持对从中国进口的3种冲浪板实施征收反倾销税措施，期限3年；7月阿根廷生产部工贸及中小企业国务秘书签署决议，对中国的手动厨房用点火器开展反倾销调查；7月泰国财政部决定延长热轧钢反倾销税收措施5年；7月阿根廷生产部宣布，对除运动鞋之外的中国鞋类产品实施进口反倾销措施；8月欧盟委员会在布鲁塞尔宣布，欧盟已对从中国进口的葡萄糖酸钠发起了反倾销调查；8月印度某公司向印反倾销局提出申请，要求对原产于中国等国的树脂启动反倾销调查；8月欧盟反倾销委员会通过投票表决，支持欧盟委员会对产自中国的无缝钢管征收为期5年的正式反倾销税；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对中国轮胎实施3年惩罚性关税。从上述我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可以看出，当前国际反倾销的主体已经由原来的几个发达国家转变为反倾销全球化。

1．2反倾销运用的手段变化

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在经过八轮多边贸易谈判后，各成员国的关税税率已经大幅降低。进口关税税率的下降，使得利用关税壁垒的作用日益下降，新的更有效的贸易壁垒，如反倾销结合反补贴、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层出不穷。以中国出口大蒜为例，2009年1—4月出口大蒜数量为602，983．0吨，同比增长7．5％，金额为23，409．6万美元，同比下降20．2％，平均单价为388．2美吨，同比下降25．8％。但是，反倾销和技术壁垒一直是大蒜出口的两大“拦路虎”。长期以来，我国大蒜出口价格比较低，许多进口国为了保护本国大蒜企业，一直寻找时机对中国大蒜实行反倾销调查。近几年来，日本、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对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制定了苛刻的技术标准。从世界各国反倾销运用的手段来看，已经由单一的关税壁垒转变为反倾销为主导的多元化非关税壁垒。

1．3反倾销的应诉情况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前，反倾销的应诉率极低，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但随着贸易体制的不断发展，反倾销作为世界贸易组织认可的贸易保护措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许多国家和企业从具体的个案实践中认识到，应诉与不应诉的结果差别很大。应诉就有双赢的机会，不应诉就等于承认倾销，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后，很可能会失去原来开拓的市场。因此，世界反倾销应诉热情高涨。同时，也促使各国努力完善反倾销法。各国在制定反倾销政策时，为了避免与国际规则发生冲突和矛盾，也尽可能参照国际惯例和规则，以便有效地保护本国贸易市场。

为应对反倾销保护本国市场，我国政府也作出了积极的应对。2009年9月27日商务部颁布了新的《出口产品反倾销应诉规定》，简称“新规”。相比较4年前出台的旧规，新规重点突出了行业协会在反倾销应诉中发挥的作用，几乎涵盖了应诉工作的整个流程。新规指出，行业协会应成为应诉企业和商务部的桥梁。除了对出口商品统计监管系统和贸易救济案件信息收集反馈机制的建立外，还要建立律师信息库，这样就可把在行为中曾严重影响或损害我国企业、行业利益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通知应诉企业。此外，在应诉过程中，行业协会还要组织应诉企业参加听证会、与国外调查机关和相关行业组织或企业进行磋商、谈判等工作。行业协会还应根据应诉企业的要求，就有关替代国、市场经济地位和分别裁决等技术问题的抗辩、国外调查机关的实地核查等问题予以协助。为使工作能够落实，行业组织按新规可从会费中设立促进会员企业应诉的专向资金，用于定期组织有关反倾销法律知识的培训。而新规中，商务部将加强对反倾销案件调查和应诉工作相关信息的公开和传达。对于商务部公布的信息，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也应立即通知涉案企业。对于一些特殊的案件，商务部还将给予行业组织有关应诉案件的意见。这些应诉案件包括：调查机关对我企业实施歧视性政策和调查方法的，行业组织之间就企业协调应诉工作无法形成一致意见的，涉案产品在调查国或地区市场份额较大的，涉案产品在调查期内出口金额较大的以及其他需要征询的重要案件。从世界各国反倾销的应诉情况来看，由过去怠于应诉变为积极应诉，并取得良好效果。

2中国反倾销的应对策略

在国际反倾销呈现出新趋势的情况下，国际反倾销规则也日趋完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反倾销形势考验。为了保证我们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增强企业的领域竞争优势，中国应积极寻求应对策略。

2．1中国政府应当采取的应对策略

在国际大形势下，中国应倡议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外，还应对国际贸易体系进行改革，特别是要加强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政策的监管，呼吁更多国家实行财政扩张政策，并保持政策的同步性。在区域经济中，中国应积极融人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地区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设。近年来，中国已与巴基斯坦、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等国签署了FTA，与澳大利亚、海湾合作组织、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等的自由贸易谈判也正在加紧推进。同时，中国一东盟自贸区也将于2010年建成，推进区域一体化有助于消除不利条款的影响。

中国政府在积极完善有关立法、推进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为企业应对国内外经济事务提供有效服务的同时，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层次，实现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目前，我国货物贸易出口的层次比较低，55％以上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85％以上由外资完成。服务贸易发展出口严重滞后，服务贸易出口占我国贸易总额的10％，明显低于世界20％左右的平均水平。客观的市场容量也要求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了实现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企业也要掌握和利用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规律，一方面稳定或延续中低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保持出口贸易的数量增长；另一方面要创造和积累中高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扩大产品出口，达到改善贸易结构，提高贸易质量的目的。

2．2行业协会应当采取的应对策略

行业协会虽然是民间组织，但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看又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从各国的实践看，行业协会作为反倾销提诉人的案件占绝大多数，而以政府反倾销机构或单个企业作为提诉人的情况十分罕见。因此，作为整个行业的代表者，它可以通过收取会费的形式来筹集资金，建立反倾销基金以专门用来建立信息渠道，配备反倾销专业人员，聘请律师，组织企业应诉。利用整个行业的资源来克服单个企业势单力薄的不足，这就可以解决应诉不及时的问题。为防止遭受反倾销，行业协会可以在整个行业的企业当中充分开展协调工作，规范企业行为，组织各个企业有序地进行出口，防范企业相互压低价格进行不良竞争，改变目前各自为政的混乱状态，形成有序的出口局面。

作为企业利益的代言人，行业协会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反倾销预警机制是行业协会维护产业经济安全，有效运用反倾销手段所不可缺少的前瞻性工作。反倾销预警是最基础的反倾销工作。通过建立起来的反倾销预警机制，一方面对企业的出口规模和速度进行指导，另一方面帮助企业提前做好应对反倾销调查的准备。行业协会还可以组织行业培训，规范反倾销工作程序，在本行业以及企业内培养和锻炼一批相对稳定和过硬的反倾销队伍，改变过去反倾销工作中被动局面。

2．3中国企业应当采取的应对策略

在经营中中国企业应注意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企业在对外经营时不仅要遵守国内的法律和法规，还要遵守国际及其他国家的法律、法规，注重研究WTO相关法规及协议，遵守国际惯例。出口企业应按国际规范进行经营管理，会计帐簿要规范、完整、清楚，以便应对反倾销问卷调查。

在遭遇反倾销调查时，中国企业应积极应诉，寻求保护自身权益。反倾销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程序，再加上每个环节的时限要求十分严格，而每个环节对应诉成败均十分关键。在应诉的每个环节企业都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利用涉案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销售、生产情况为自己辩护。企业在反倾销诉讼中，除了要积极应诉外还应注意通过参加各种复审原判，重新恢复出口。反倾销行政复审，主要用于确定所课征的反倾销税是否应该调整或取消。实践中，复审的形式有年度复审、新出口商复审、临时复审和日落复审等多种，利用不同的复审手段出口企业可达到免征或停征反倾销税的目的。

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企业需创新企业的营销观念，加强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提高产品技术层次，获得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专有技术知识产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比如专利技术产品很难遭受反倾销。企业需要成立跨国公司进行国际化经营，形成网络化生产、研发和销售体系，既可提高竞争档次，也可通过海外投资及内部转移价格方式规避反倾销，而且全球化程度越高的产品，其归属问题也很难解决，所以越难提起反倾销。

2．4反倾销诉讼人才培养的应对策略

篇12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原因及影响

（一）金融危机概述

2007年，由美国次货危机引起的支付危机愈演愈烈，美国股市暴跌，众多大银行破产倒闭，造成投资者的恐慌，直至导致美国全国性的金融危机。随后金融动荡迅速波及世界各个角落，各国经济发展陷入泥潭难以自拨，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海啸，其影响持续到现在。

目前虽有迹象表明我国正从金融危机的影响中逐渐恢复，但近年来，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各个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在不断地提高，国际外部环境的变化将直接导致我国靠出口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受到严重的挑战，也增加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难度。同时对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民生的进一步改善、社会的长期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二）金融危机形成原因分析

1. 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实现了各种资源的无国界障碍流动，反过来又增加了各国经济联系的联系和依赖性，使全球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然而，这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危机蔓延的可能性和广泛性。美国次贷危机后，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著名的雷曼兄弟等一系列的金融机构相继宣布破产或被政府接管，全球股市持续下跌，世界市场上的资金流动性严重减弱，最后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世界范围内各经济主体都难以幸免。

2. 在此次的金融危机过程中金融论文，“次贷”是被提及最多的词，次贷危机也成了此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次贷是次级抵押贷款（Sub prime Market）的简称，作为一种新型的融资方式，旨在为购房者提供融资便利让中低收入者可以购买起住房。这些次级贷款产品大大增加了金融系统的信用风险。同时由于相关政策的改变如连续加息和房价下跌，使得大量的次级贷款者难以支付月供，造成违约增加。加上次级抵押贷款公司将风险转移给整个资本市场，和这种金融创新产品推销范围的广泛性，所以也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影响。

3. [1]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由于自身的缺陷导致市场运行中出现许多难以依靠本身解决的问题，加上市场对利益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这必然需要有力的监管措施。在次贷危机暴发前，信用评级机构对于高风险性的金融产品如MBS、CDO等都给予了很高的信用评级中国。由于虚假的高信用评级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间接造成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表面非理性的繁荣。在这过程中，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监管的监管缺位，对金融市场的宏观调控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当市场参与者理性不足时，监管当局责无旁贷，应积极采取措施将危机消除在萌芽阶段，否则越演越烈将一发不可收拾。

（三）金融危机对农村信用社的影响

作为传统传统农业大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农村、农业、农民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冲击和直接的影响。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三农”为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场全球性金融风暴的大环境下，农村信用合作更是难以置身事外，其业务经营及管理必然受到影响。

1. 客户资源流失，经营利润增长放慢

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渗透和蔓延到各领域，农村、农业、农民承受的市场风险和压力逐渐增加。以农副产品为原材料的加工业由于出口需求的缩减，导致企业经营效益不理想，一方面影响相关农业企业的资本流动，另一方面导致农民收入减少，从而造成农信社客户资源的流失。受大背景环境的影响，预期收入和购买力的下降，对于农村的生产和农户的心理难免造成负面影响，也不利于农信社相关业务的开展。农信社的存款、贷款额增长率相较于之前都有一定幅度的下降。[2]对于“以贷为本”， 缺少中间业务支撑的农村信用社，盈利问题将是最大的难题。同时由于受监管政策的影响，各农信社之间的竞争相互渗透异常激烈，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客户资源特别是优质客户资源的短缺。

2. 竞争压力加剧，市场份额面临挑战

农村信用社明确定位于三农。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三农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深入推进，农信社“一农支三农”的地位已受到挑战，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意识到农村市场的重要地位，也采取相应措施，加大力度对农村金融业务的支持，如农业银行“惠农卡”的推行、邮政储蓄银行小额农贷产品的面市。加上民间借贷盛行，金融危机之下农信社的市场环境复杂性和面对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农村金融市场市场竞争日趋剧烈，农信社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3. 金融创新压力加大

目前农信社提供的服务几乎集中在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上，信贷种类偏少金融论文，金融创新也主要是以借鉴为主，创新性不足，同质化严重。同时由于金融危机的关系，之前的金融产品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3]如受农户欢迎的小额农贷因市场的不景气形势，市场需求下降，导致深度推广难度增加。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虽然让如专业合作社的组建、消费类的新兴产业的资金需求增大，但由于处于初期的探索阶段和金融危机的冲击，农信社可作为之处有限。也有些农信社把部分资产投资于房地产行业，但房地产行业的不稳定性使农信社陷入困境之中。加上，农信社自身条件的限制，如金融创新观念不强、金融人才缺乏、金融工具创新能力有限等等都加剧了目前农信社金融创新的压力。

4. 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阻力增加

由于历史积累和现实问题，农信社普遍存在着经营效益不佳、服务机制不健全、人才观念落后、电子信息化程度度等问题。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目标就在于解决历史积累上所留下的问题和改善农信社在经营管理体制。但当前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农信社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不仅与金融改革的预期目标相距还很大，同时也难以适应当下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为了实现我国农信社的可持续发展，农信社的体制改革也在不断的深化，但金融危机的到来对于农信社的改革必然造成影响。在农信社面临各方面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推动农信社的改革，增强实力，实现向现代化银行的转换，难度可想而知。

二、农村信用社应对金融危机对策分析

面对金融危机，农信社如何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化挑战为发展机遇，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关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 解读金融危机深层问题，总结教训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带来的不仅仅是巨大的灾难还有深刻的经验教训。我国农信社应深刻解读引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在这场危机中，不管是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把握、政府的金融市场监管还是对于市场机制的灵活运用，农信社有所作为的地方还很多。各国也纷纷总结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经验之谈，其中马来西亚央行行长泽提认为金融机构本身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农信社应努力增强自身的实力，夯实基础，加强内部治理和稳定性。同时，金融危机也暴露出各金融机构在风险防范上的管理漏洞，这也对农信社提出了建立和强化风险防范机制的要求。

（二）构建农村信用社营销体系，巩固市场地位

面对竞争压力加剧、市场份额面临挑战的现状，农信社关键在于做好市场营销，提高广大农户应对金融危机的信心，扩大市场份额，巩固市场地位。农信社应充分发挥其立足于农村农业农民的先天优势，做好市场细分，明确目标市场，注重于潜在市场的发掘和培训和客户资源的有效管理。树立“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营销观念，改进服务质量，以优质贴心服务取胜。加强营销人员队伍的建设，为市场营销提供优秀的人才保障。利用多种营销手段，形成整体的营销策略，真正起到维系客户、培育客户的忠诚度、抢占市场的作用。

（三）寻找市场突破口，实现金融创新

农信社对于原有的金融产品可根据市场需求作出适当调整后继续加大推广力度。如原本的小额农贷投放一般以男性为主金融论文，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向农村妇女推广。积极寻找市场突破口，进行产品创新，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对于富裕的农户可尝试消费型或住房类贷款的推销；对于因金融危机返乡的农民工，可鼓励支持其进行创业；[4]对于国家鼓励提倡的绿色环保型、科技实用型、区域特色型中小企业，加大支持力度着力解决所面临的贷款难问题。积极开发中间业务的创新工作，在做好原先业务，如工资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农信社根植于广大农村的优势，可逐步开展代收保险、水电费、民政补助款、等业务，急广大农民之所需以提升农信社金融服务影响力，获得良好口碑。同时可尝试电话银行、投资理财、金融咨询服务等新业务，以提供了更加优质全面的金融服务。

（四）引入现代金融理念和机制，加快体制改革

金融危机对于农信社的体制改革来讲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借此次金融危机的契机，农信社应挺住各方面压力，严格遵循国家和省市各级的政策要求，坚持以三农为主要服务对象，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向现代金融企业迈进。引入现代国内外商业银行先进的运作管理模式和观念，树立以效益为目标，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打破原有体制的束缚，健全法人治理的企业结构，尽快完善运行机制适应市场要求，将农信社改革往实处和深处推进，以致力于符合现代商业银行发展需要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

参考文献：

[1].何五星．金融可持续发展导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漆晓霞．金融危机中农村信用社风险防范之思考[J]．审计与理财， 2009，(08)．

[3].王芳．金融危机对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的影响探讨[J]．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09 ，(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