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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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很容易将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的概念混淆，在对英美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的时候也就容易出现错误的观点见解。女性主义教学法注重的是对男性作品中所呈现的女性形象以及社会历史形象进行深入分析，并就女性形象与作用进行细致的探寻。在英美文学中，男性文学作品占据了大多数，而这些作品中往往存在着大量的不平等观念，男作家在对女性形象进行刻画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过分理想化女性形象，作家笔下的女性往往具有完美的性格，或温柔或美好，二是过于极端刻画女性形象，将女性视为社会异类，刻画成恶魔。而这两种形象显然都不是真实的女性形象。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容易产生理解的偏差。随着英美文坛的发展，一些女性作家开始提出了女性主义这一说法，他们以女性群体为背景来书写女性的文学，由于女作家在创作上的人物刻画、主题思想、叙事手法等方面与男作家并不相同，其在一定程度上给女性带来了解放，并且使女性主义从女性文学中被挖掘出来，并作为了一种教学方式逐渐融入了高校的外语文学专业课程中。

2女性主义教学法在英美文学课堂上的运用

2.1女性主义教学法三大核心在英美文学的课堂上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教学时，教师应注重女性主义的三大核心讲解，让学生对女性主义观点有一个正确而全面的认识，便于其进一步学习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第一核心是学生。就目前英美文学作品课堂的教学现状而言，教师仍然是课堂的中心，对于文学具有较好的鉴赏与理解能力的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而英语程度较差，口语表达不够流畅的学生，尤其是女生，却容易受到教师的忽视，无法在课堂上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兴趣。而在英语专业中，英美文学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比例，学生如果没有在课堂上获得应有的教学知识，就容易拖拉后续的知识点学习，难以跟上教师的教学进度，并产生抗拒和厌学心理。因此，教师应当适当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全面的关照和教授每一位学生，使课堂形成互相尊重与合作的学习氛围，削弱学生自我态度，共同进步。第二核心是增加学生课堂权利。在传统教学活动中，教师往往过分强调学术的权威性，学生被动的吸取知识往往难以取到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而英美文学课堂上，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对作品的鉴赏与分析能力，如果单纯的采用教师讲解的方式是无法完成教学目标的，同时也会一直学生的思维活跃性与创造能力。而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则能够改变课堂的教学氛围，使学生的主体角色得到了强化，教师将课堂还给了学生，学生能够主动参与进教学活动当中，从而促进其个人能力的激发。第三核心是培养学生领导能力，对于高校学生而言，采用女权主义教学方式进行教学实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认真聆听自身的想法，同时培养学习经验的独立性。尤其是在英美文学课堂上，教师对于作品的讲解除了进行一些基本方法的传授以外，还应当充分鼓励学生自己去寻找和解开作品赏析的规律，对于一些较为内向的学生，应当利用女性主义理念积极鼓励其走上讲台，与同学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从而锻炼其领导与学习能力。

2.2女性主义教学法在教学中的应用在高校英语专业课程中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是对传统英美文学教学的一种创新和颠覆，其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更为注重课堂中师生的平等，强调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相互作用。对于女性主义教学法在英美文学教学课堂中的应用，笔者将以教材《新编英语教程4》（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例进行应用说明。在教材第一单元中有两篇课文和互动练习、角色扮演以及写作部分四大板块，对于写作部分教师可以进行单独的教学，其余教材内容则在课堂上分为八课时进行教学。在课文的教学中，教师首先进行导入，并以课文题目为主要内容要求学生展开讨论，同时派出代表讲述论点。然后在课堂上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鼓励学生对教学中的重难点进行提问，教师重点讲解文中的语法和段落讲解。关于课文内容的讲解，教师可以采用对话方式进行，并要求学生对文章进行细读，自主翻译。教师在此环节应当充分鼓励处于英语弱势的学生进行发言，使其能够学会主动表达自身见解。课文讲解完毕后，教师引导学生对文章内容进行回顾，仍旧采用师生对话讨论的方式进行课文赏析，并在课后布置基础词汇练习。角色扮演板块部分，教师可以安排学生分组进行练习，对话时间控制在二十分钟以内。学生小组可与教师进行互动问答，从而完成课文问题部分，教师布置练习内容之外，可让学生进行自由提议，并就学生的建议进行部分内容的再次讲解。这样一来，既能够保证课堂氛围的活跃性，同时又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加上师生之间的良好互动，也能够促进学生进行群体合作，从而使其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并逐步培养和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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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论文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解放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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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拉》上帝恶

本文主要参阅《犹太哲学史》(HistoryofJewishPhilosophy),editedbyDanielH.FrankandOliverLeaman(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7)。

相对于以创建体系为枢轴的学说、流派和思潮来说，犹太女性主义哲学与其说是以思想建树为导向，不如说它直接定位于实践之上。在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看来，本身理当直指犹太妇女的现实处境的改善和提高，因此，他们就不仅仅以阐发犹太哲学的奥义为归依，更为关键的是，他们要转换犹太人数千年来绵延不绝的历史和律法、宗教仪式以及社会制度，并使之面向犹太妇女敞开，将全体犹太妇女这一长期被忘却的群体容纳进本应包括这一群体的犹太教传统和现实当中。基于犹太女性主义哲学这一入世取向，其思想就不囿于玄思和义理，而是以多种方式表达出来：从祈祷文到小说，从宗教礼仪到历史无不隐含着他们的努力和希望——试图构思创建出一种反映犹太妇女经验的犹太教。为此，他们常常借助于易被犹太社团和个人把握的形式来阐述他们的哲学思想。但本文仅仅介绍当代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对犹太教本质的理论反思，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思一方面丰富了犹太女性主义哲学非思辨性表达的路向，另一方面非思辨表达本身因其直接的现实性，反过来使反思丰满起来。

一、诊断问题：屈从及其根源

在之初，我们就能倾听到个别的犹太女性主义者的声音。但是，作为一场运动，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出现于廿世纪70年代初期；它试图描述、揭示和反抗犹太教传统规定出的犹太妇女的屈从地位。一般说来，第一批犹太女性主义哲学著作认同犹太妇女身处屈从（subordination）地位这一说法。这种屈从地位表现在犹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中：在日常的宗教生活中，将妇女从家庭聚会的法定人数（minyan）中排除出去（按犹太教传统规定，这种聚会须由10人组成，但并不将妇女包括在内）；在智性活动中，禁止犹太妇女从事学术研究；在上，犹太妇女更是处于无能状态，突出地表现在犹太妇女不能做证人、不能提出离婚这两大方面。针对这一犹太妇女边缘化历史和现状，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从不同方面深挖根源给出了不同答案。R.阿德勒（RachelAdler）在其写于1971年的经典论文《缺席的犹太人：哈拉哈和犹太妇女》中认为，犹太妇女，“在犹太律法和实践中一直被看成是附属性群体”。（1）P.伊曼（PaulaHyman）则在1972年撰写的《另一半：犹太传统中的妇女》一文中主张，“在犹太教中，妇女的地位取决于……性角色等级差别制度以及由之带来的贬损妇女的观念”。（2）C.奥兹克（CynthiaOzick）从多种视角探讨了妇女问题，1979年在《关于发现正确问题的几点说明》一文中，得出如下结论：犹太教中的妇女地位与其说是个神学问题，毋宁说是个社会学问题。（3）B.格林伯格（BluGreenberg）将妇女的无能、被动地位归结到传统身上，认为正是犹太教传统没有将“革命性的道德教诲”运用到犹太妇女当中。（4）J.普拉斯科（JudithPlaskow）主张，由于犹太妇女的“它性”（Otherness）病深深根植于犹太思想的核心范畴当中，犹太妇女的无能状况不过是其基本问题发病的症兆而已。（5）

虽然上述对犹太妇女地位的几种理解具有互补性，但归根结柢没有对同一问题即犹太妇女的屈从地位的根源达成共识。相反，在如下两点上他们的分歧不是缩小了，反而扩大了：为何犹太妇女的屈从地位是犹太教中的根本问题？为何犹太教轻易地将妇女驱逐出去？就P.伊曼来说，性别等级制的终结是犹太妇女解放的出路所在，因为这种等级制是犹太人生活的核心，而B.格林柏格认为，只要男女角色差别以平等为前提，那么接受角色差别观也未尝不可。（6）在C.奥兹克和B.格林柏格看来，实现男女平等本质上是个实践问题，即使传统符合他们的最佳理想，而J.普拉斯科认为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要实现犹太男女平等必须从根本上转换每个的犹太人的思想和实践。

上的差异当然透露出一定的宗教派系分歧的意味，但是运动和变化着的现实则将这种意味冲淡了许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二战以降，犹太妇女的地位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这种现实状况的转变必定进一步促动犹太妇女省察过去的全部犹太教传统。事实上，近廿多年来，犹太妇女参与宗教公共事务的机会越来越多，这使得她们直接面对传统中的微言大义以及这种传统忽略妇女的宗教参与权的种种方式。正是源自现实的切身感受和要求将犹太女性主义家的视角从关注与批判犹太妇女的零度位置转移到查寻在创造和阐述犹太教传统过程当中被这种传统排除掉的犹太妇女的生活经验。R.阿德勒的著作明显地表征了这种转向。1971年，她在《缺席的犹太人：哈拉哈和犹太妇女》中提出，依靠开明的、富有同情心的法学家，犹太人就能在哈拉哈范围与背景下找到犹太妇女获得宗教上的自我实现的道路。但是，1983年，在《我一无所有，故我一无所取》一文中，阿德勒的路向有所改变。她认为，只谋求在哈拉哈范围内宗教律法上的小补小修就会掩盖如下事实，即犹太教传统一概忽略掉犹太妇女深切的关怀、切身的利益和愿望，而且这种传统还将犹太妇女的经验涂抹得了无踪迹。（7）正如该文标题所表明的，既然在犹太传统中找寻不到当代犹太妇女解放的思想资源，我们又何从谈起要在犹太教传统中为犹太妇女的安身立命寻找出可靠的根据呢？

诸多犹太女性主义思想家以不同的方式对上述观点，即在犹太教传统中犹太妇女缺席论作出回应。他们一致认为，实际上，所有的犹太神学资源都由男性经验构成，且只为他们而存在，因此可以说《托拉》（Torah）只代表犹太人宗教经验的半壁江山。对于这一客观事实，D.塞特尔（DrorahSetel）评述到，犹太教和女性主义之间的真正冲突并不根源于特定的法律和历史当中，只存在在“女性主义关系价值论和犹太人神圣分离论之间的冲突”（8）当中。可以说，正是犹太人对上帝的理解方式即将上帝男性化阐述且支持了犹太妇女长期以来的缺席状态。为此，若解决犹太妇女传统上的无根窘境，还只有重新重视传统。

二、再思传统：批判与融合

如果人们彻底批判犹太传统，那么犹太思想所面临的挑战将是巨大的。的确，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正呼吁人们重新厘定犹太人宗教经验的方方面面即对犹太教整体予以再度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在这项工程浩大的工作中，美国曼哈顿学院宗教系的J.普拉斯科做出了突出贡献。普拉斯科于1990年出版的《重登西奈山：从女性主义审视犹太教》（9）是唯一一部以半体系化方式犹太思想和女性主义的遭遇战的著作。该著作费尽作者20年心血，触及到犹太宗教思想中的诸多核心范畴。

首先引起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注意的是哈拉哈（halakhah）即犹太宗教律法问题。对此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对犹太教正统派来说，哈拉哈问题勿需解决，因此也就没有解决这一说法；对于犹太教非正统派来说，如改革派等，要么解决，要么消解所有哈拉哈问题。这种二重取向——一方面正统派拉比固守传统信条不放，另一方面在当代现实生活中由犹太妇女参与宗教活动所造成的新问题层出不穷，这迫切要求调整或改革犹太教传统——已经带来了人们对哈拉哈中等级制问题的深度分析。R.阿德勒从法律决定论立场转向检视哈拉哈体系的理论前提，就是当前犹太女性主义“元哈拉哈问题”（meta-halachicissues）转向的典范。（10）她提出如下尖锐问题，如果犹太人的宗教生活取决于筛除掉妇女观点和利益的既有知识团体的解释，那么，犹太妇女应该将她们作为犹太人的自我理解和行为奠定于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11）对于犹太妇女来说，既然在《密什拿》（Mishnah）即《塔木德》中犹太教口传律法部分中，她们地位的改变不过是从一种等级制转移到另一种等级制，那么，犹太妇女意欲成为一个自主的宗教群体就只能从犹太教规范资源的边缘或建立自己的立命之本。（12）在R.阿德勒看来，即便灵活运用哈拉哈原则，哈拉哈中等级制问题也不能得到根本解决；换句话说，根除这种问题的唯一途径是转变犹太人生活于其中的普遍规范。进而言之，由于哈拉哈不过是由男性精英把持的宗教话语和经验的总汇，现今，如果让犹太妇女重新做出选择的话，她们还会将哈拉哈看成是表达宗教思想的唯一形式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既然如此，普拉斯科一针见血地指出，假定犹太妇女的屈从地位能够在哈拉哈框架中予以妥善解决，实际上，这种做法不过是在真正探问犹太妇女问题之前就将这一问题的答案完全限定死了（13）：只能在既定的答案唯一的选择中做出决择——屈从。

对哈拉哈的批判引起了人们拷问犹太思想和经典作品的权威性。在这一方面，犹太女性主义家集中讨论了由性带来的诸多犹太教，尤为猛烈地抨击了传统的权威性。他们直追问题的根柢：所有的规范文本对犹太妇女的经验、兴趣和利益保持沉默，这些文本如何能对当代犹太妇女发挥真正的作用？（14）

并不是所有的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都决然否弃犹太教的思想资源，但非正统派女性主义哲学家常常将规范文本的特点归纳为如下两个方面：偏袒和片面。也就是说，从非正统派犹太女性主义观点来看，犹太人与上帝相遇的记录只有一部分被世代相传下来。如今，犹太人只知道犹太男性精英集团如何称谓上帝、人类和世界，如果他们为获得关于与上帝相遇的整全认识，那么必须发现和捕捉现实生活中犹太妇女的真知灼见和切身体验。因此，在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转变犹太教诲之前，他们首先要在传统中倾听到她们自身的声音，勾勒出她们自身经验的轮廓，然后将犹太传统和现实全面重新概念化。

重新发现传统中犹太妇女的经验是一项艰苦的事情，它需要多种领域共同合作共同，方能完成这件对犹太女性主义者来说至关重要且极为基础性的工作。部分地看，这项任务应当由编纂学来承担，由它来对传统文本作出大胆的新解释，补之以考古发现和非规范性资料。但是，这也同样需要犹太妇女在传统资料和自身经验之间的互动当中不断地重新理解、把握她们自身的所知所感以及犹太人数千年来的故事、仪式和观念。由于《米德拉什》（Midrash）和宗教礼仪成为传统和当代经验的交汇点，因此，它们也是犹太女性主义者赖以表达思想的重要途径。从上看，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要界定和接受从多种路径探索出来的新材料，并将之融合入《托拉》，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在传统的意义上，《托拉》具有非中心化特征，它将犹太人置立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中，在这里，全体犹太人的经验成为立法和哲学—神学反思的基础。（15）

在融入《托拉》、扩大《托拉》内涵的同时，诸多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向犹太思想的核心范畴提出了质疑。D.塞特尔从词源学角度了等级制的神学根源。塞特尔指出，希伯莱语“神圣的”（Kadosh）一词意指“分离的”（separate）或“使……分割开”（setapart），其中心含义为“分离性”（separateness），明显带有二元的（dualistic）、对立的（oppositional）和等级制的（hierarchical）意涵。（16）从这种神圣分离论出发，男女不仅仅在等级上彼此殊异,而且妇女比男子距离上帝更远，在等级框架中处于更低的层次上，因此比男性拥有更多的它性（otherness）。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还深刻批判了二元主义等级制，将矛头直指人类中社团或群体之间的尖锐对立状况，这种对立包括男/女、白人/黑人、基督徒/犹太教徒，以及这种对立状况在观念上的反映，表现为诸如精神/物质、神圣/世俗等一组与前者相对应的对立范畴。他们试图调解犹太人和女性主义世界观之间的不合，设法找出一条既能表达出犹太人身份、信仰和实践上的特殊性又能避免等级制或不公正的道路。从现今犹太人的实践来看，必须改写二元主义等级制范式，用犹太女性主义哲学既肯定差异（distinction）又强调联系（connection）的关系说取而代之。J.普拉斯科还深入剖析了犹太神学的核心范畴“选民”（chosenness），认为应当用“部分/整体”模式来取代选民论隐含的等级制模式。普拉斯科认为，选民论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上帝赋予犹太人以特权的意向，与此不同的是，务实的差异性（distinctness）思想既认可犹太经验的独一无二性，又防犯了优越论。该思想并不将犹太人看成是上帝宠儿，将自己和其它人类社团孤立开，而是指向如下立场：所有人类社团或群体的独异性（specialness）在于它们是某一更大的具有自我分化（self-differentiated）功能的社会联合体的一个有机部分。（17）

在犹太教传统中上帝就是一个体现二元主义等级制的最核心的范式。特别是在礼拜仪式上，上帝是一位衣着庄严的国王，常被描绘成一种外在于且超越于尘世的力量，其统治权绝对至上且无限，同时他还是一位宽宥且爱探究的父亲，他知道并能裁决所有人的所思所想。对此，J.普拉斯科评述到，由于这种上帝一直作为男性形象出现在犹太教中，由此形成了上帝/尘世这种呈现为上下不对称状态的二元主义思想，它直接表证为且支持了男/女二元主义等级制。（18）

犹太女性主义家最初通过对性别（gender）的来驳斥上述男性上帝观念。例如R.格罗丝（RitaGross）在廿世纪70年代就提出女性上帝语言观，认为归于男性上帝的所有品质都可以用来称谓作为女性的上帝。她认为，盛行的男性上帝语言传播的不过是这样一种论点：犹太社团将男性看成是标准犹太人，除此之外，别无它意。她评论说，如果将上帝指称为“她”（she），那么这有助于犹太人克服对“上帝=男性”这一等式的狂热崇拜。她说，为此，犹太人必须用新的方式言说上帝，承认成为女性也是融入全体犹太人的一条重要路途。（19）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批判男性上帝语言的正确性体现在它为建构新上帝形象提供了恰当基础，他们不仅仅要改变上帝的社会性别，而且要在更深远的意义上对上帝的本性和力量予以重新概念化。值得注意的是，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是从比喻意义上追求对上帝语言的改造。为此，他们呼吁犹太人要从象征男性上帝的形象中解放出来。他们从多种层面上提供了新的上帝形象，例如，他们从女性视角，将上帝看成是神圣的临在（shekhinah，英译为divinepresence）、母亲和女王；从概念上，将上帝界定为生命之流；从和中立的社会性别角度，将上帝看成是恋人、友人、喷泉和无形的火花。他们强调上帝的内在性高于超越性，认为上帝是授权人（empowerer），而非高不可攀、庄严肃穆的国王。（20）

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对一神论的重新理解构成他们摧毁上帝观创建新上帝形象和新上帝观的基础。犹太教中占统治地位的上帝观将上帝看成是独一的，具有唯一性（oneness），因此只能崇拜唯一一种上帝形象。对于仍恪持这一犹太教传统中最为核心的思想的人来说，将上帝视为女性无疑会威胁到犹太教神学根基即一神论信仰。但是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对此种不安和忧虑提出新的办法。用M.福尔克（MaricaFalk）的话说，真正的一神论并不是指信仰“某种单一的形象，而是信仰包融进多维形象的统一体（unityofmultiplicityofimages）”。（21）一神论不是去崇拜描绘成无限的有限存在，而是指一种在变化的繁复形式中并通过变化的繁复形式找到唯一（theOne）即上帝的能力。它需要犹太人努力在丰富的形象中发现这种神圣的统一体，通过这种神圣的统一体来展现人类和宇宙的多样性。（22）

三、新的趋向

自从犹太女性主义思想开始批判犹太教等级制以来，它注意将女性主义世界观和犹太传统思想之间的冲突视为最主要建构题域。随着犹太女性主义思想在深度和广度上的不断推展，它已为诸多犹太哲学一神学问题提供了崭新的答案。一旦人们开始关注犹太女性主义哲学讨论的主题范围，他们马上就会明白，犹太女性主义思想不仅仅涉足妇女问题，而且将思维水平提高到世界即人类和宇宙的高度来讨论妇女问题，关注犹太社区中的妇女，更关注妇女的完美人性。如今，平等权问题已不再紧迫，犹太女性主义哲学长期以来不断反思传统的内涵凝结出的对实践产生深远的理论已改变了现实，同时改变了的现实反过来拉动犹太女性主义理论视界，现在，犹太女性主义哲学的论述范围也越来越深广了。

直到现在，犹太教的核心概念圣约（covenant）才得到极少数的犹太女性主义者的注意。现今至少有两位犹太女性主义思想家将该主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H.拉文（HeidiRavven）提出，妇女在家庭中的经验可以提示出一种完全异于由男子提供出的圣约关系模式。（23）在拉文看来，由于《圣经》和犹太教传统根据观将盟约理论化，犹太妇女必须找出一种女性拥有的反映精神的形象。通过它表现出犹太妇女所具有的爱情和激情。拉文认为,与基于权利和责任之上的男性伦理观不同，女性关怀伦理思想（afemaleethicofcaring）将会为新的圣约模式奠定非常有用且有趣的起点。（24）和拉文相反，C.莱薇特（LauraLevitt）将运用女性主义思想批判婚姻等级制作为出发点，揭力抨击圣约中的意象（eroticimages）。莱薇特追问如下问题：一旦认定犹太教传统将婚姻理解为占有女性，那么，犹太女性主义能否拯救这种对圣约的式理解——也就是说，能否从女性主义视角将这种理解从传统婚姻模式中剥离开来？她认为，自由神学家们倾向于婚姻圣约模式，而不喜欢契约模式，其理由是前者似乎更能凸现平等主义，事实上，故且不说自由婚姻的契约模式仍支持妇女的屈从地位，而且不平等以及潜隐的虐妻行为同样写进了西奈山上摩西和上帝签订的圣约当中了。（25）

另一经典神学即恶（evil）的问题已开始出现在犹太女性主义著作中。当犹太女性主义哲学讨论上帝语言，试图找出反映妇女经验的上帝形象的时候，人类的邪恶以及痛苦问题就已引起关注，因为这个问题是与犹太人充分理解上帝的神圣性密不可分的。与上述兼容并包的一神论的主张相适应，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倾向于将上帝看成是一个反映现实歧义性或模糊性（ambiguity）的概念，而不将上帝看成是一个全善的范式，反之就有将恶排除到神圣王国之外之虞。（26）《圣经》的下述言论已成为理解上帝神圣性的经典依据：

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以赛亚书》45：7）

依此来看，上帝将男性和女性、善和恶合并到一起。而且，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宁愿和意义多维的神性一起斗争，也不愿崇拜纯粹的上帝——不包含人类生存中任何复杂经验的神。

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努力将被犹太教传统抹掉的女性声音重新录入犹太传统当中。在这一长期奋斗史中，他们提出的问题都触及到犹太神学和哲学的根基，由此在实践中为成就如下两大目标而作了准备：（1）推动犹太妇女全面融入犹太生活当中；（2）为世界创造出一个举足轻重的犹太教。正是基于上述智性追求和实践取向，犹太教适应了现代性的挑战，在作出相应调整的同时，仍维护了自身的传统，这就是它的生命力所在。随着缺席者的出场和对犹太女性自身权利的不断伸张，犹太教的生命力不是削弱了，应当说是更丰盈了。

注释和书目：

（1）RachelAdler,"JewWhoWasntThere:HalakhahandtheJewishWoman",inOnBeingaJewishFeminist:AReader,editedbyS.Heschel(NewYork：Schocken,1983),P.13.

（2）PaulaHyman,"TheOtherHalf:WomenintheJewishTradition",inTheJewishWoman:NewPerspectives,editedbyE.Koltun(NewYork：Schocken,1976),P.106.

（3）CynthiaOzick,"NotestowardFindingtheRightQuestion",inOnBeingaFeminist:AReader,PP.120-151.

（4）（6）BluGreenberg,OnWomenandJudaism:AViewFromTradition(Philadelphia:JewishPublicationSociety,1981),P.3;P.36.

（5）JudithPlaskow,"TheRightQuestionisTheological",inOnBeingaFeminist:AReader,PP.223-233.

（7）（10）（11）（12）RachelAdler,"IveHadNothingYetsoICantTakeMore",Moment(1983)8:22-26,P.23;P.24;P.26;P.24.

（8）（16）DrorahSetel,"FeministReflectionsonSeparationandUnityinJewishTheology",JournalofFeministStudiesinReligion(1986)2.1:113-118,P.114;P.115.

（9）JudithPlaskow,StandingAgainatSinai:JudaismfromaFeministPerspective(SanFrancisco:Harper&Row,1990).

（13）(17)（18）JudithPlaskow,StandingAgainatSinai:JudaismfromaFeministPerspective,PP.60-74;PP.96-107;PP.123-134.

（14）（15）（25）JudithPlaskow,"JewishFeministThought",inHistoryofJewishPhilosophy,editedbyDanielH.FrankandOliverLeaman(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7),PP.885-892,P.888;P.889;P.891.

（19）（20）RitaGross,"FemaleGodLanguageinaJewishContext",inWomanspiritRising:AFeministReaderinReligion,editedbyC.P.ChristandJ.Plaskow(SanFrancisco:Harper&Row,1979),PP.167-173,P.171-172;P.169.

篇4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呼啸山庄》 中文译本 体现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使我们开始把翻译作为另一种写作方式,研究其受到的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影响。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我们将女性主义研究引入提供了契机。

源于法国的女性主义一词,大致说来是指女性有关争取与男性同等的社会权利的主张,随后流传到英美并开始普及。其代表人物有Simon、Flotow、Chamberlain等。近几十年来,女性主义一直是语言学及社会学对于文化身份的探讨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之一。妇女的解放运动便是始于语言的解放,以往的女性主义理论家,都将语言作为实验、论证的例证。翻译亦是译者对原文本的解读。翻译研究、女性主义思潮都涉及到了“性别”、“忠实”、“意义与价值的普遍标准”等问题,因此将此联系起来对比研究是有意义的,同时将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应用于英汉翻译实践也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尤其是可以用来指导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翻译。

二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简介

性别研究与翻译研究都是跨学科的学术领域。翻译研究从18世纪就展开了,而性别研究只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才开始快速发展。虽然它们的发展并不是平行的,但却呈现出两个学科相互交融结合的趋势。女性主义对翻译的认识是一种全球宏观关照、局部微观透视的文化翻译概念,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源语和目的语的问题,而是两种差异文化相碰撞时使用谁的话语,为谁、为何目的和如何阐释的问题。尤其当翻译跨越东方和西方、强势和弱势之时,翻译的问题更为复杂。因此,女性主义认为,翻译是一个跨文化、跨语际的违规(transgression)过程,是译者传达、重写并操纵一个文本使它适用于第二语言的读者的过程。译者可以利用翻译即翻译时使用的语言作为文化干预的手段,以此抵制并改变父权话语的支配性结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揭示了传统翻译研究将翻译女性化和边缘化的过程,蔑视那些在以往的翻译阐述中长期存在的某些对女性歧视性的表述话语,旨在消除翻译研究活动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因为传统的语言是以男性为中心的,表达的是男性的思想,它限制了女性经验,阻碍了女性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就是要揭示和批判这种既将翻译又将女性逐入社会底层的状况,以动摇维持这种状况的男性权威和父权话语。因此,它在实践上极力推崇一种译者干预性的(interventionist)翻译实践。在它看来,译者和译本与原作者和原作之间应该是平起平坐的,译作不应该只是盲目服从、忠实于原作,而应该被看做是原作的一个连续体,只有这样,原作才具有继续存在下去的生命力。换言之,“译作使原作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扩大了原作的影响,原作对译作的依赖丝毫不亚于译作对原作的依赖”(张景华,2004)。在翻译策略上,女性主义提倡重写,通过增补、劫持以及添加前言和注脚这三种实践方式来达到突出女性主义身份的目的。受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影响,国内翻译学家们已经开始注意并对它进行研究,一些女性译者也开始接受它的某些观点。在赞同主要翻译原则的基础上,她们的译文在翻译策略、语言表达和审美观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一些女性的差异,虽然有时这种差异并不十分明显,但从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出她们在潜意识中进行的抗争。

三 《呼啸山庄》两个中文译本的对比分析

《呼啸山庄》是艾米莉・勃朗特的具有女性主义特色的作品,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便由于她这部唯一的作品,在英国19世纪文坛的灿烂星群中永远绽放出独特的光彩。作为这部小说的译者,方平(男)和杨苡(女)的译本都非常成功,并且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他们在翻译策略、语言表达和审美标准上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对原文一些与女性特点有关的语句和段落的理解与表达上。本文将通过以下几个例子对两位的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例1:原文:He sat by the corse all night,weeing in bitter earnest.He ressed its hand,and kissed the sarcastic savage face that everyone else shrank from contemlating;and bemoaned him with that strong grief which srings naturally from a generous heart,though it be tough as temered steel.

(杨苡)他整夜坐在尸体旁边,真挚地苦苦悲泣。他握住他的手,吻那张人人都不敢注视的讥讽的、残暴的脸。他以那种从一颗慷慨宽容的心里很自然地流露出来的强烈悲痛来哀悼他,虽然那颗心是像钢一样的顽强。

(方平)他整夜守在尸体旁边,哭得好苦。他按住死者的手,去亲了那张谁都不敢多看一眼的、讥嘲的、凶狠的脸。他深切哀悼死者,那种强烈的情绪出自一颗宽宏大量的心,一方面那颗心又像纯钢那样坚韧。

这段文章对小说主人公Heathcliff的死作出了生动的描述。在世俗的眼里,Heathcliff是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恶魔、大坏蛋。通过把“weeing in bitter earnest”译成“真挚地苦苦悲泣”,以及将“kissed the sarcastic savage face that everyone else shrank from contemlating”译成“吻那张人人都不敢注视的讥讽的、残暴的脸”,杨苡增加了两个词:“真挚地,人人都”来表达她作为女性对主人公悲惨命运的同情以及对当时社会的强烈谴责。与杨的译文比较起来,方平的译文显得较为平淡,不足以表达原文作者此时此刻的悲痛之情。

例2:原文:‘These are the earliest flowers at the Heights,’she exclaimed.‘They remind me of soft thaw winds,and warm sunshine, and nearly melted snow.Edgar,is there not a south wind,and is not the snow almost gone?’

(杨苡)“这些是山庄上开得最早的花,”她叫。“它们使我想起轻柔的暖风,和煦的阳光,还有快融化的雪。埃德加,外面有南风没有,雪是不是快化完啦?”

(方平)“这是山庄上开得最早的花儿,”她嚷道。“这些花儿教我想起了解冻的和风,温暖的阳光和快要消融的残雪。埃德加,外面有没有南风?雪是不是都快融化了?”

这是Catherine大病初愈后看到Edgar给她带来的鲜花而说出的发自内心的话语。为了表达Catherine 对自己身体康复的喜悦之情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杨苡把“soft thaw winds”和“warm sunshine”译成“轻柔的暖风”和“和煦的阳光”,而非方平的“解冻的和风”和“温暖的阳光”,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和风送爽,春意盎然“的完美画卷,显示了她独特的审美观。这也说明,在翻译实践中,杨苡真正走进了小说中主人公的心里,把自己融入到小说的故事情节中,想她们所想,爱她们所爱,从而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

例3:原文:“and that, not because he"s handsome, Nelly, but because he"s more myself than I am. Whatever our souls are made of, his and mine are the same.”

(杨苡)那并不是因为他漂亮,耐莉,而是因为他比我更像我自己。不论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做成的,他的和我的是一模一样的;

(方平)而我爱他可不是因为他长得俊俏,纳莉,而是因为他比我更是我自个儿。不管咱们的灵魂是用什么料子做成的,他和我是同一个料子;

这是Catherine和Nell之间的一段对白,前者表达了她对Heathcliff的情感。从“Whatever our souls are made of,his and mine are the same”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Catherine对Heathcliff深深的爱意。杨苡的译文是“不论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做成的,他的和我的是一模一样的”,方平的译文是“不管咱们的灵魂是用什么料子做成的,他和我是同一个料子”。坦率地说,杨和方两位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是基本一样的,只是在语言表达上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如“一模一样”与“同一个料子”。这个例子说明,不同性别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有着自己的特色,而女性译者善于运用自己的主观意识展现一个女性或译者的主观地位,并能在译文中融入自己的女性意识。

例4:原文:“Oh, if I were but in my own bed in the old house!”she went on bitterly, wringing her hands,“And that wind sounding in the firs by the lattice.Do let me feel it―it comes straight down the moor―do let me have one breath!”

(杨苡)“啊,但愿我是在老家里我自己的床上!”她辛酸地说下去,绞着双手。“还有那风在窗外枞树间呼啸着。千万让我感受感受这风吧――它是从狂野那边直吹过来的――千万让我吸一口吧!”

(方平)“啊,我但愿我正躺在老家的自己的床上!”她苦恼地说下去,只管扭自己的双手。“但愿这呼呼的风是从格子窗边的枞树林里刮来的!让我在风里感受一会儿吧,这是直接从原野里刮来的风啊――让我在风里透一口气吧!”

这是Linton小姐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绝食之后对纳莉的一段表白。原文中的“bitterly,wringing her hands,do let me feel”等词语集中体现了女主人公此时此刻痛苦、悲愤、绝望而又希望获得重生的心情。杨苡的译文“辛酸地,绞着双手,千万让我感受感受”相对于方平的译文“苦恼地,扭自己的双手,让我在风里感受一会儿”来说,更能再现女主人公当时的情感。杨苡以她独特的敏感和细腻的观察,在用词上字斟句酌,在吃透原文的基础上将自己的女性意识融入到原文中,字里行间透示出一位女性主义译者的形象,揭示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从而唤起了读者对Linton小姐的深切同情,实现了她让读者倾听女性声音的愿望。

通过比较两个译本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自觉运用到翻译实践中去,才能使译文生动地再现原著中的女性特点。两部译本的差异表明,女性译者在潜意识里对原作中体现的女性特点更为敏感,并且作为女性身份,对小说的理解与原作者更为接近。

篇5

女性主义思潮源于西方，它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思潮面临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严峻挑战，它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广泛传播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女性文学及其研究也因此呈现出态势。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女性文学在层出不穷的新生文学现象的冲击下变得落寞、边缘，虽然有不少学人关注“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命题，像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文学批评》、陈志红《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等，对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旅行”问题做出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但他们多是从梳理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批评史入手，系统阐释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具体应用及存在问题。而孙桂荣博士的专著《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则独辟蹊径，不同于以往女性文学批评史的线性梳理，在当下女性文学研究中脱颖而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该书选取了一个全新的时间角度“消费时代”(即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新世纪前后)作为论述的背景视域，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将女性主义理论与文学现场相结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做整体把握和精微分析，系统梳理了女性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嬗变，深入阐释了女性主义在当代中国消费时代的具体变化和文本表达，建构了一套适合中国消费时代语境的“中国女性主义”话语体系。该书分为“理论潮流”和“文学生态”上下两编。“导言”部分首先对“消费”、“消费文化”、“消费时代”等概念的内涵、特征做了详细的界定阐释，探讨了消费时代的中国对文学、性别、女性主义的巨大影响。其次系统介绍了本书的独特思路、结构、研究方法和“后女性主义”的核心命题。指出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女性文学批评史，而是立足于消费时代的文学文本实践，是对文本中呈现出的性别观、女性主义观念进行重点考察后进行的全新学理总结，是从作品到理论的归纳法呈现。

“理论潮流”部分充分体现了本书的独创性，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消费时代的“后女性主义”命题，即西方原创性、理论化的女性主义在中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中出现的话语分裂、挪用、改写及被重新编码的现象。这一命题具有消费时代的中国色彩，它研究的是“中国女性主义”的当下形态，即中国女性主义在消费时代文学文本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该部分重点研究了消费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女性主义”表达与西方原创女性主义、与中国女性学界呼唤的精英化女性主义之间的话语缝隙，填补了学界的研究空白，具有较大的学术创新价值。该书用两个章节“‘后女性主义’:消费时代的性别修辞?”、“‘后女性主义’批判的难度与限度”对这一命题的内涵外延、文化语境、批评现状等相关问题做了系统阐述。此外，该部分还独辟蹊径地提出了“女性主义的‘中国焦虑’及其在消费时代的深化”、“‘女性意识’与消费时代的文本表达”、“消费时代的女性或者文学:边缘化之后的双向度选择”等独具开拓性的学术话题，从学理层面对女性主义与中国消费时代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概括总结。

“文学生态”部分全面透视了消费时代的文学文本中所折射出来的性别意识形态问题。该部分从消费文化语境入手通过八个章节，如“女性小说人物塑造的现实性分析”、“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流变”、“现当代文学语境中的身体话语与性别”、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为主体的女性主义写作的性别误区(“性别魅力的彰显”、“性别修辞”、“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80后”一代的性别偏执等深入细致地阐释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重要现象和作家作品。其中对新生代作家的论述是一大亮点，着重分析了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于经济转型期的新生代女作家如林白、陈染、卫慧、朱文颖、魏微等在创作中呈现出的消费时代特点，如身体写作(表现女性自我主体的望)、身体与物质的关系(性别的利用与依赖)、精神虚无、个人化、边缘状态、“外来者”身份等。这种把新生代文学与消费文化、性别话语紧密结合的研究，开拓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此外，第十三章“走过青春期的性别物语”研究角度新颖独到，分别从“青春期的叛逆”、“玄幻:网络时代的性别偏执”、“一代人的‘身体写作’”三方面展开论述，对消费时代下新崛起的80后青春文学中的性别表述问题做了详细分析。并对“70后”和“80后”不同文学代际的作家进行比较，发掘他们在文学语境、叙述场景、文体选择、叙述语言、叙述姿态等性别表述上的异同性和具体展开方式，揭示二者青春表演的“断裂”本质，即从写作观念、理论资源、表述方式的“断裂”到文学场结构功能的“断裂”。这种对青春文学性别倾向性的系统研究，很好地对接了新世纪文坛创作研究的“当下性”传统，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目前，孙桂荣博士的女性文学研究已卓有成就，博士论文《消费时代的女性小说与“后女权主义”》获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此外，她还出版了《自我表达的激情与焦虑: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性别诉求的多重表达:中国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研究》等专著，并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上海文学》、《东岳论丛》、《中国女性主义》等刊物发表多篇女性文学研究论文，可见她的女性文学研究已走出了一条坚实而独特的路子，衷心祝愿她的学术前景更加美好。

篇6

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相对其他西方批评流派与方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和传播到中国的时间相对滞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国人对“Feiminsm”一词的中译文“女权主义”的普遍误读。“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眼有着某种反感，或惧怕，甚至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权主义一词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时，人们对它之的态度是谨慎的。

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际关涉到的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即接受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同样经过了这种“过滤”的过程。在中国20多年的理论实践中，它不断地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近20年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

一、“译介引进"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被引介入中国，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

1．第一时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由国内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译介国外文学时介绍到中国。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一文，较早地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选编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简介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系统地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进行了译介。1986年，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论原创性、体系性及较大的影响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处境的一个转折点。l980年至1987年间，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种批评范式，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陆续被译介进中国，如黄梅的《女人与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外国文学动态》，1986年第3期)、黎慧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权主义”批评一瞥》(《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时期：1988年前后进人到第二个引介活跃和深化阶段。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引介更系统化和专业化，更注重学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陆续刊发对此类文论的介绍和评述的文章，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加快了对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引介的步伐。一些学者编译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文集、汇编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关学术论著，如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罗婷等编写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过积极地译介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引介者还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对该批评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批评实践勃兴”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不再满足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而是积极地将相关的批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读，进入到一个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的批评实践的勃兴期。其批评视角主要来源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提供的性别视角和重读策略，这一批评实践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同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拓宽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研究视野，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刘思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徐岱，学林出版社，2002)、《红豆——女性情爱文学的文化心理透视》(王立、刘卫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空前之迹l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王绯，商务印书馆，2004)、《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火凤冰栖一中国文学女性主义伦理批评》(王纯菲等，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戴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学术论著均对中国女性文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三、“研究深化"阶段

经过20多年的积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脉，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学者。这些学者大多供职于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通过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启发和带动了一批批年轻学者。再者，一些专门的学术团体和组织机构也在许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发起在郑州大学成立的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大、首都师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文化性质的机构，一些高校还开展了国际国内合作交流活动、立项研究等等。这些均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深入发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实践，来自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扎下根，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完成了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畴的转变。

篇7

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相对其他西方批评流派与方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和传播到中国的时间相对滞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国人对“Feiminsm”一词的中译文“女权主义”的普遍误读。“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眼有着某种反感，或惧怕，甚至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权主义一词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时，人们对它之的态度是谨慎的。

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际关涉到的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即接受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同样经过了这种“过滤”的过程。在中国20多年的理论实践中，它不断地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近20年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

一、“译介引进"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被引介入中国，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

1．第一时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由国内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译介国外文学时介绍到中国。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序》一文，较早地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选编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简介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系统地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进行了译介。1986年，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论原创性、体系性及较大的影响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处境的一个转折点。l980年至1987年间，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种批评范式，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陆续被译介进中国，如黄梅的《女人与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外国文学动态》，1986年第3期)、黎慧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权主义”批评一瞥》(《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时期：1988年前后进人到第二个引介活跃和深化阶段。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引介更系统化和专业化，更注重学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陆续刊发对此类文论的介绍和评述的文章，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加快了对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引介的步伐。一些学者编译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文集、汇编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关学术论著，如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罗婷等编写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过积极地译介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引介者还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对该批评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批评实践勃兴”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不再满足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而是积极地将相关的批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读，进入到一个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的批评实践的勃兴期。其批评视角主要来源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提供的性别视角和重读策略，这一批评实践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同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拓宽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研究视野，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刘思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徐岱，学林出版社，2002)、《红豆——女性情爱文学的文化心理透视》(王立、刘卫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空前之迹l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王绯，商务印书馆，2004)、《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火凤冰栖一中国文学女性主义伦理批评》(王纯菲等，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戴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学术论著均对中国女性文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三、“研究深化"阶段

经过20多年的积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脉，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学者。这些学者大多供职于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通过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启发和带动了一批批年轻学者。再者，一些专门的学术团体和组织机构也在许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发起在郑州大学成立的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大、首都师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文化性质的机构，一些高校还开展了国际国内合作交流活动、立项研究等等。这些均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深入发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实践，来自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扎下根，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完成了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畴的转变。

篇8

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理论传入中国时，人们对它的态度是谨慎的。从“西方”到“中国”，文化过滤是一个关键而复杂的过程，需要研究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吸纳、分析、运用、升华。它不断地被中国的学者们在理论实践中所借用、改造近二十年，最终被“成功地”植入中国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在近2O年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翻译引进”、“理论实践”及“研究创新”三个阶段。

一、“翻译引进"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被引介入中国，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由国内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译介国外文学时介绍到中国。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序》一文，较早地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6年，法国女性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论原创性、体系性及较大影响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处境的一个转折点。l980年至1987年间，虽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种新式的哲学理论，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陆续被译介进中国。第二时期：1988年前后进入到第二个引介活跃和深化阶段。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引介更系统化和专业化，更注重学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陆续刊发对此类文论的介绍和评述的文章，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加快了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引介的步伐。一些学者编译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文集、汇编的女权主义论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关学术论著，都曾通过积极地译介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为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引介者还介绍了女性主义研究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在中国对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理论实践”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已经不能再满足国内学界的研究，他们开始积极地将相关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读，进入到一个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的实践的勃兴期。女性主义理论所提供的性别视角和重读策略成为了他们的主要研究视角，这样的实践活动使中国的女性文学开始成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研究对象。于此同时，女性主义理论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中国女性主义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大，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等学术论著均对中国女性文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三、“研究创新”阶段

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沉淀，女性主义的研究进入到深化期，在当代女性主义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出现了一批专业研究者。他们许多在高等学校或科研院所，通过将女性主义理论的相关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培养出一批批新的学者。在一些高校还成立了女性主义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如1987年由李小江发起在郑州大学成立的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他们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深入发展研究提供了保障。至此，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实践，西方的女性主义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研究，“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完成了“中国化”。

然而，在女性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许多困难和疑问，甚至要面临着被再度被忽略的危险境遇。陈顺馨在其《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论著中指出了女性主义在中国研究的情况下的三重困难问题：（1）理论与实践结合欠佳的问题；（2）一些男性批评的曲解或抗拒的问题；（3）来自女作家或女研究者对其的不能理解而导致的理论、方法和评论对象相疏离的问题。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和困惑，学者们从容应对，许多相应的对策和建设性的意见被提出。如学者乔以纲、贺桂梅等都曾撰文，就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研究对象的确立、理论资源的清理、研究方法的多样与互补及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结语：综上所述，在中国发生和发展走过了二十多年历程的女性主义理论，经历了“翻译引进”、“理论实践”和“研究创新”阶段，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理论已初步形成了，并在中国逐步成为一种对文学进行研究的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

篇9

一、引言

论文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阐释和教学法》（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Interpretation， Pedagogy）由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收录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最具代表性的12篇论文，属于学术文本。

该论文集的译著已于201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笔者承担了部分篇章的初译。本文是基于对该论文集《绪论》翻译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总结，意在该翻译项目的基础上，讨论学术类文本的特点、翻译时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其解决对策。

二、学术文本翻译的主要挑战

本项目原文属于学术文本，主要面向文学批评研究人员和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有兴趣的读者。从文本内容看，文章主旨明确，结构清晰，交代汇编背景，概述学理脉络，提供导读性评论。由于作者文学素养深厚、文字功底凝练，全文毫无阻滞，浑然一体，使译者面临三大挑战。

1.表达形式多样。原文虽是学术文本，但其表达形式并不单一。《绪论》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论文集的汇编背景和汇编依据，是叙事；第二、第三部分概述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与现状以及相关文学批评的兴起与发展，是描述；第四部分阐明该论文集的结构安排、章节主旨和编者的评论，是议论。翻译过程中，如何将这三种表达形式准确地再现，并如原文自然切换毫无阻滞，是一大挑战。

2.语句凝练。作者多用长句，信息表达密集，语言凝练；而汉语多用短句和散句，这使译文与原文在句式上很难保持一致。在翻译时，文本内容和语言形式是否应尽量靠近原文，是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策略，是译者需首先思考的问题。故翻译策略的确定和语句的处理是第二大挑战。

3.术语频现。“术语”是指“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本项目中术语涉及面广，包括生态学术语、女性主义术语、文学批评术语等。如何根据术语的特点和术语的定名规则，综合利用各种文献资料，提高术语翻译的准确性，是第三大挑战。

三、学术文本翻译的解决对策

学术文本的目的是探讨某一学科内最新的思想、视角和研究方法，以补充和启示相关研究做。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文学批评在国内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为让读者直面这股文学研究思潮，宜忠实地再现原文的语境，让读者在译文中移步，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具体对策如下：

1.表达形式：分明主次，综合呈现。原文的表达形式看似复杂，实则在真实文本并不罕见。“真实文本所呈现的特点并不局限于一种类型。”“也许议论性的文本类型可以通过叙述实现，也许指导性的文本会采用描写的形式，等等。”翻译此类文本时，要分辨出“其中一个目的是统领性的，而另一个目的是一种手段”。

在原文中，作者通过叙述交代论文集的由来，通过描写展示理论的发展脉络，又由议论引导读者阅读。换言之，议论是此文的统领性表达形式，而叙述和描写是辅助议论的手段。因此，翻译时需把议论确定为主要表达基调，领会作者使用叙述和描写的用意，注意文中转换的节点，将三种表达形式不失主次地综合呈现。

2.语句：信息为主，易读为辅。根据语言的功能，文本可分为三种类型：“信息型”、“表达型”和“呼唤型”。此篇《绪论》是“信息型”文本。翻译这类文本，“其目标是保证内容的不变，若转换过程中，信息保持完整，则可认为翻译是成功的”。其次，译著的目标读者是进行女性主义、生态学或文学批评的研究者或相关人员，他们对文本信息的关注是首要的。但《绪论》主要起介绍功能，除理论性外，也需兼顾易读性。

因此，笔者需以保证信息的传达为首要原则，不进行有损于原文逻辑的修饰与改动；在尽可能保持信息对等的前提下，再考虑译文的易读性与流畅性。

3.术语：语义溯源，统一管理。人文社科术语翻译中，术语的“单义性”和“稳定性”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去查明可能有的现存等价术语的情况”，“充分利用现存合理的等价术语”；术语的“理据性“要求译者采用语义溯源法，“术语的确定要符合其所代表的语义内涵理据，要确保其准确性”。

本项目术语涉及面广、语义专业，要求译者：首先，查阅国内已有的相关文献与术语词典、网络术语库等，对于已译介的术语，借鉴合理的现有译名；其次，对尚无等价语的术语，进行语义溯源，准确理解后，据其语义理据翻译，并与总项目负责人及其他翻译成员讨论，进行统一的术语管理。

四、翻译实例分析

1.表达形式实例。原文的开头，作者叙述了论文集汇编的缘起，语言简实，娓娓道来，并无学术著作的艰深晦涩，易于增加读者对本书的兴趣。因此，翻译时必须体现这种简实的叙述风格。例1：

原文：“When that proposal was denied， Gaard approached Patrick D. Murphy with several fine conference papers and the idea for a special issue of ISL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which Murphy had founded and was editing at the time.”

译文：在戈德的建议遭到否决后，她将其中几篇优秀的会议论文转交给了帕特里克・D・墨菲，建议在墨菲创办且时任主编的期刊《文学和环境的跨学科研究》上刊登一期特刊。

在第三部分，作者追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回顾其形成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用描写展现事件的具体细节和发展的波澜壮阔之势，翻译时须将这种态势在语气上表达出来。例2：

原文：“Since 1990 there has been an eruption of ecofeminist literary analysis. Although individuals have been working in this vein for decades， the majority of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is being practiced by younger academics who have received their degrees since 1990 and doctoral students who are building on the wealth of materials.”

译文：自1990年以来，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学分析不断涌现。尽管个别学者在这一领域研究了数十年，但从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力军则是1990年以来获得学位的更年轻的学者和依靠丰富材料进行研究的博士生。

在第四部分，作者对各篇论文进行导读性评论，带领读者鸟瞰该论文集，是全文的精华，翻译时要呈现严谨凝练的论述风格。例3：

原文：“While ecofeminist theories and practices have developed and diversified in the twenty years following d’Eaubonne’s first book， her work remain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ecofeminism's Western articulation.”

译文：尽管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在德・奥博纳的首部著作问世后的20多年中不断发展并日渐丰富，但其著作始终是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语句处理实例。对长句的处理，笔者采用“信息为主，易读为辅”的对策，力求最大程度地无损原文信息。下例中只将介词短语提前，并未对长句进行切分和重组，虽稍显冗长，但能更大程度地保留原文信息，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离原文更近。例5：

原文：“Likewise， definitions of literature， its genres， and its canons that attempt to establish timeless universals by relying on a few male authors and ignoring the contextual， historical， thematic， and aesthetic dimensions of literary production can also be only distortions.”

译文：同样，通过依靠一些男性作者并忽略文学作品的语境、历史、主题和审美维度的方式，来对那些试图确立永恒而普遍适用的文学及其体裁和标准进行定义，也只能是曲解其意。

3.术语翻译实例。针对原文术语具涉及面广、涉及领域专业型强的特点，笔者采用语义溯源的方法。例6：

原文：“We can relate ecofeminist principles and interpretation to existing literary study by building on feminist attention to the concept of the “other”.”

此例中，“other”是一特定概念。根据语义溯源法，通过查阅，笔者发现，汉语中已经存在与“other”对应的等价术语――“他者”，与作者表达之意一致。因此，根据术语翻译的稳定性要求，笔者采用“他者”这一译名。

五、结论

本文是笔者对自身参与翻译项目的反思。该项目原文属于学术文本，表达形式多样，语句凝练，信息密集，术语频现。学术文本的目的和功能决定译者需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翻译文体学、术语翻译研究等应用型理论为本项目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法启示。结合实例，本文认为翻译学术文本时，应对其表达形式进行主次分明的综合呈现，对其语句的处理以保留信息为主、照顾易读性为辅，对其术语翻译须采用语义溯源和统一管理的方法。

参考文献：

[1]冯志伟.现代术语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

[2]Trosborg，Anna.Text Typology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2：14.

[3]Trosborg，Anna.Text Typology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2：17.

[4]Trosborg，Anna.Text Typology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2：14.

[5]Baker，Mona，and Gabriela Saldanha.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Second edition）[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48，116.

[6]Baker，Mona，and Gabriela Saldanha.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Second edition）[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48，116.

[7]魏向清.人文社科术语翻译中的术语属性[J].外语学刊，2010（6）：165.

[8]魏向清.人文社科术语翻译中的术语属性[J].外语学刊，2010（6）：166.

[9]Garrd，Greta，and Patrick D.Murphy.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Theory，Interpretation，Pedagogy[M].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8：1.

[10]Garrd，Greta，and Patrick D.Murphy.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Theory，Interpretation，Pedagogy[M].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8：5.

篇10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8-0065-01

一、引言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并且引入了新的文学研究维度――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探讨女性审美的存在及其特征，尝试建立女性的符号、话语，体现了女性主义特有的思想创造性。20世纪上半叶，英国著名女作家、男女平等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弗吉尼亚・伍尔芙围绕着妇女与文学写下了大量的论文和随笔，作为女权运动的先驱，1929年她发表了长篇论文《一间自己的屋子》。文中作者揭示了长期以来处于男权中心社会中的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要求女性“成为自己”，并为女性争取独立自主和文学创作的权利。

二、女性作家的写作条件

（一）物质条件

伍尔芙指出，18世纪以前欧洲妇女要想成为一名作家几乎是不可能的，许多英国女作家被迫使用男性笔名来减轻社会压力。女性作家在在其成长道路上有着数不清的障碍。她指出“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也就是说妇女写作应该具备与男人相同的创作条件。这间“屋子”指的是女作家的居住空间，同时也象征着妇女的创作空间。

（二）生活经验

生活经验对于作家，无论男性女性，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没有经验等同于没有灵感。女性社会生活空间的缺乏直接导致了女性社会经验的缺乏，给他们从事写作活动带来了重重障碍。伍尔芙指出，哪怕是托尔斯泰，如果没有作为士兵时所了解的战争，作为一名富有的年轻人所了解的社会和生活，以及他的教育给他带来的各种经历的话，《战争与和平》一书将会变得难以置信地乏味无趣。

（三）社会地位

没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女性连与男性进行对话的平等权利都没有。伍尔芙感叹“奴仆一般的社会地位，使得女性几乎与写作绝缘”。“在十六世纪，任何一位具有伟大天才的女性必定会发狂、自杀，或者在村外孤寂的茅舍中了此余生，半巫半魔，被人惧怕又被人嘲笑”。因此，她认为女性要想写作，必去争取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

三、关于《一间自己的屋子》

（一）暗喻与象征

在小说《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伍尔芙假设莎士比亚有个妹妹，虽然与其兄长一样天资聪慧，却因遭受父权制的压制而沦落，继而自暴自弃，庸碌无为，最后自杀身亡。作者还虚构了一个叫“牛桥”的大学，是对牛津、剑桥之类最高学府的虐称，隐射了父权文化统治下的学术机构，代表着权威的价值观和标准。第二章中，大英博物馆书架上陈设的有关女性的书籍，特别是某教授关于妇女在德智体等诸方面都比男性略逊一筹的声明，都暗示着传统的文学观对女性创作的排斥。

（二）双性同体

在《一间自己的屋子》最后一章，伍尔芙提出诗人与小说家的创作心灵应该是雌雄同体的。雌雄同体即指同一个主题既有明显的男性人格特征，又具有明显的女性人格特征，即兼有强悍和温柔、果断与细致等性格。“如此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两种势力主宰，一个男性，一个女性；在男人的脑袋里，男人统御女人，而在女人的脑袋里，女人统御男人。最正常、最适宜的情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的时候”。 但雌雄同体不意味着双性一定要完全相等、平衡。只有两性和谐，创作者才能轻松、愉悦，才会才华横溢，才能写出最优秀的作品，即“双性写作”的理想。

四、结论

篇11

 

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出身于伦敦一个书香名门，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传记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位男权意识严重的家长。他培养家中的男孩上牛津、剑桥等一流名校，可女儿却只能留守在家接受来自父母的教育。儿时的不平等遭遇为伍尔夫日后投身女权运动埋下了深深的伏笔，她不仅成为西方女性文学评论的理论先锋，也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她娴熟运用手中笔墨，为女性的独立解放摇旗呐喊，为推动女性文学和女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一间自己的房间

在伍尔夫的早期代表作《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她提出女性要写作，必须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间房既是女性潜心创作的物质空间，也是女性心灵归属的精神空间。然而，伍尔夫感慨道，这样一间独立的书房对于19世纪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而言，无疑是难以企及的空中楼阁。简·奥斯丁终其一生都只能在全家共用的起居室里写作，她的大部分作品都在一种藏藏掖掖、时断时续的状态下完成。

伍尔夫认为，要使女性自由创作，充分展露其才华，除 了自己的一间房，还得拥有每年五百英镑的收入。只有这样双性同体，女性才有可能四处行走，置身于广阔的生活天地中，获取更丰富的写作素材和人生阅历。而不是像简·奥斯丁那样足不出户，因此她的生活阅历和活动空间决定了她的小说只能写一些中产阶级家庭的日常故事。让伍尔夫倍觉惋惜的还有夏洛蒂·勃朗特，她之所以“傻得以一千五百英镑售出了她的几本小说的版权”，【1】 除了缺少人际交往和人生经验，生活拮据也是她不得以廉价出让的原因之一。所以伍尔夫设想，如果夏洛蒂拥有三百英镑的年金，如果她对这个纷繁的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她将会创作出更出色的作品。同样不幸的还有乔治·艾略特，她用一个男性的笔名遮掩自己女性的身份以免遭人耻笑和攻击。因为女性写书在当时被认为精神错乱，非疯即傻。不仅如此，乔治·艾略特由于爱上了有妇之夫而必须得隐居乡间“自绝于尘世”。【1】 可想而知，这将对她的创作产生多大的伤害！而在欧洲的另一端，出身名门的托尔斯泰却能无拘无束地穿梭在各种场合，与各阶层的女子自由交往，后又投身战场，记下生活与战争的点点滴滴，这才有了传世巨作《战争与和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假如托尔斯泰携一位有夫之妇“自绝于尘世”，是断然写不出大气磅礴的《战争与和平》的。

在以男性为绝对中心的父权社会，很多女性不战而败，心甘情愿地成为“房间里的天使”，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就该与写作绝缘，浑然不觉地充当着男性的的女佣和附庸。自我牺牲、纯洁优雅是这些“天使”最重要的美德，她们丧失了自我，一味地臣服于男性。伍尔夫除了哀其不幸，还怒其不争。为此，她大声疾呼：女性要独立，要成为自己，必须杀死“房间里的天使”，打破男性强加于她们的道德桎梏，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获得思想的解放和行动自由。

然而，在一个男性占主导地位、女性被边缘化的的父权社会中，女性想要通过当时的一些妇女组织和女权运动与男性分庭抗礼无异于与虎谋皮。因此，伍尔夫不同于那些激烈声讨的激进女权运动者，而是另辟蹊径试图缓解两性冲突。她认为男尊女卑的始作俑者是存在了几千年的父权文化制度，而不仅仅是当下的某一些男性。在男性文化霸权的长期统治下，女性不仅是受害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执迷不悟的参与者。所以她劝诫女性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双性同体，先要认识自我，重建自我，“建立一种自主又开放的女性自我，既独立于男性，又与男性、与整个世界有着生生不息的相互依赖、相互促使的关系。”【2】 既然男权文化在两性头脑中根深蒂固，男女完全平等很难实现，不妨忘却幽怨与愤怒，承认两性的差异，将两性中美好的部分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使两性和谐共存。

二．“双性同体”的理想境界

在伍尔夫看来，两性的和谐首先是“头脑的和谐”。【1】她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受两种力量的制约，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性的头脑中，男人支配女人，在女性的头脑中，女人支配男人。正常和适意的存在状态是，两人情意相投，和睦地生活在一起。”【1】 正如柯勒律治所言，睿智的头脑是双性同体的。“双性同体”这一概念最早由柏拉图提出，指人类最初身兼两性、浑然完整的圣洁状态。荣格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认为人的情感和心理总是同时兼有两性倾向，即男性的强悍果断和女性的温柔体贴。伍尔夫沿袭“双性同体”这一意象，将它引入自己的多部文学作品，《奥兰多》就是其中一部最具夸张特色并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自传体小说，对“双性同体”有着充分而精彩的诠释，是伍尔夫最具魅力的作品之一。

奥兰多在三十岁时由男变女，“性别的改变，改变了他的前途，却丝毫没有改变他的特性。”【3】 三十岁前的男性奥兰多“年轻、富有、英俊，他所得到的喝彩声，无人可比。”【3】 而三十岁后的女性奥兰多虽然在男性的眼中“一直是而且永远是女性的典范、佼佼者，完美无缺”，【3】 但此时的她却处于迷茫混乱的状态，对自己的人生心有余悸。在男权社会，无论多么完美的女性都是社会的“第二性”，处于他者的从属地位，优雅高贵如奥兰多者也概莫能外。根据当时的法律，身为女人就不应拥有任何财产双性同体，因此奥兰多被剥夺了对祖传豪宅的继承权。回想曾经作为男性所拥有的特权，奥兰多百思不得其解。在她看来，除了性别，所有其他方面都与过去别无二致。为何曾经由他统治的世界仅仅因为性别的改变使她步履艰难？伍尔夫的一段男女有别的言论恰到好处地回答了奥兰多的疑问：

男子的手可以自由自在地握剑，而女子的手必须扶住缎子衣衫，免得它从肩膀上滑落下来。男子可以直面世界，仿佛世界为他所用，由他随意塑造。女子则小心翼翼，甚至疑虑重重地斜视这个世界。【3】

伍尔夫并未让奥兰多在性别转变之后即刻进入两性和谐的理想状态，而是让她在两性间摇摆不定，轮番发现两性的弱点，一次次陷入彷徨困惑，一步步通过不断磨合逐渐走向双性融合的理想境界。奥兰多先男后女的人生经历不仅使其收获了双重的人格，也促成了其诗作的成功和人生价值的实现。奥兰多既是伍尔夫“双性同体”观的形象化表现，也是她女性主义思想的理想化产物。在这个身兼两性的人物身上，寄托了伍尔夫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她认为男女两性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必须从根本是消除两性之间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消除建立在两性对立基础上的整个社会意识、思维模式、伦理价值标准。”【4】 只有这样，女性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才能与男性和谐相处，与整个世界和谐共生。

三．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三重意义

首先，“伍尔夫作为把女性思想全面引入文学批评的第一人，她不仅把批判父权文化的意识、情感和思想注入了文学批评，她还改变了批评话语惯有的表述方式，从而使女性主义思想以截然不同于父权理论的声音在文学批评中脱颖而出。”【5】 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不仅仅停留在为女性争取独立的物质环境和自由的文化空间上，她还呼吁女性应敢于冲破男性文化霸权为女性设定的缄默温顺的话语模式，要大胆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让男性、也让整个世界听到女性发自肺腑、掷地有声的独到见解。伍尔夫身先士卒，不断挑战男性文学规范的统治地位，大力倡导从女性立场出发，用女性话语进行女性写作。因此，一位西方研究者在评价伍尔夫时说，“她以自己的力量、失败及困惑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主要建筑师与设计者。”【6】

其次，伍尔夫作为把重建女性主体引入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人，她不仅仅致力于改善女性外在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还将女权主义运动的中心指向重建独立自主的女性主体。“伍尔夫之前的女权先驱们倾向于向男性社会争取各种平等的权利，包括选举权、受教育权和劳动就业权等，而自伍尔夫之后，女权运动就增加了一个新目标：在女性主体内部重建女性的精神世界。”【7】 伍尔夫强调女性在重建自我的同时双性同体，也应与男性建立一种互相扶持、互相合作、开放包容的两性关系。女性应走出“自己的一间房”，与男性、与整个社会融合在一起。“尽管伍尔夫对‘女权主义’这一称谓十分反感”【8】，但纵观西方整部女权主义运动史，伍尔夫以其开阔的胸襟和宽广的视野成为当之无愧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

最后，伍尔夫作为把“双性同体”理论引入女性文学创作的第一人，她既不屈服于男权文化的权威，又不局限于女权意识的单一，而是倡导男女两性同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共同创造和谐美好的人类社会。“伍尔夫反对无限夸大女性与男性的差异，强调两性和谐并存，男人与女人不再是对立的二元，这是当代女性主义文论的积极方向。”【9】 “未来的女性解放，肯定不只是男女平等那么简单，而是如何建立一种尊重性别差异的平等。它意味着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要有更多的对异性的了解和尊重，也要有更多的对自身性别的内省。”【10】 由此可见，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不仅体现了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对两性关系在未来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结语

总之，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为后世女性文学批评开启了理论先河，也为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所主张的在女性独立基础上的两性融合更为两性和谐共存开拓了新的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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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弗吉尼亚·伍尔夫.奥兰多[M]. 林燕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79、12、102、107.

4.张昕.完美和谐人格的追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思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06(12)：221-225．

5.马睿.从伍尔夫到西苏的女性主义批评[J]. 外国文学研究，1999(3)：1-7.

6.拉尔夫·科恩编.文学理论的未来[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53

7.王建香.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诗学思想形态[J].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11)：66-70.8.伍厚恺. 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2.

9.蔡岚岚.伍尔夫文学创作的“双性同体”观[J]. 牡丹江大学学报，2008(6)：12-13.

篇12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9-0219-02

一、引言

女性主义思潮发源于18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以社会性别论，或社会性别差异论（gender theory）为其理论基石（鲍晓兰，1995：1-18）。女性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等现论的影响，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将这些影响折射到了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观是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其理论功用主要为女，即在翻译中尽量“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人”（Simon，1996：20）。

意义问题自20世纪以来，一直是人文科学所关注的热点之一。其中，关于意义的生成、确立、解读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多元性等问题的探讨与翻译研究密切相关（刘云虹,2002）。而在对翻译文本中意义的阐释过程中，现代阐释学与接受美学为意义的多层次、多角度彰显提供了理论立足点。

而本文重点探讨现代阐释学中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接受美学中姚斯的“读者中心论”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影响,并对其理论指导下文本意义话语空间的有力拓展。

二、当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的是，坚决反对在文学作品中将女性置于社会下层，并将翻译附属于文学的哲学传统。为此，女性主义必须探讨翻译是如何被“女性化”的过程，解构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以及构成其哲学基础的性别逻辑，因此对翻译的性别角色，对规定性的“忠实”伦理以及语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质疑。女性主义认为原作在地位上等同译作，语言反映性别歧视的现实，并且强化了性别歧视，翻译不是一种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涉及到文化干涉和协调的创造性活动（张景华，2004）。

女性主义翻译观主要代表人物有L. Flotow, S. Simon, G. Spivak, L. Chamberlain, B.Godard, S. Lotbiniere-Hawood等。她们的观点主要有：（1）消除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2）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译文与原文应享有同等的地位；（3）翻译不单是具体的语言“技巧”问题，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蒋骁华，2003）。

女性主义者对一系列翻译理论基本问题都有自己的阐释。概括起来，大致是：（1）翻译哲学：突破（传统翻译理论的）二元对立思维；（2）翻译标准：符合女性主义要求；（3）翻译目的：延展女性话语权；（4）翻译策略：尽量让女性在语言中显现；（5）翻译方法：以女性主义方式改写原文；（6）译者的地位：与作者平等；（7）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平等互补，等等（Simon, 1996: 1-38）。

三、“视界融合”与“读者中心论”

（一）现代阐释学：“视界融合”

“视界”（Horizon）可以译作视野、视阈、视界，意指“看”的区域，包括人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达默尔从哲学上赋予了这个概念以新的含义。首先，视界的基础是历史性的：人如果不把他自身置于这种历史性的视界中，他就不能真正理解历史流传物，即历史文本的意义。其次更重要的是，视界不是封闭的和孤立的，而是在时间中进行交流的“场所”。因此，视界是不断地运动的，当这一视界与其他视界相遇、交融时，便形成了新的理解，这就是“视界融合”。所以他说：“人类此在的历史运动在于：它不具有任何绝对立足点限制，因而它也从不会具有一种真正封闭的视界。视界其实就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与我们一切活动的东西。视界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所以，一切人类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传统形式而存在于那里的过去视界，总是已经处于运动之中了。”（伽达默尔：1999）这就是说，不仅我们现在的视界而且过去历史的视界都是开放的和变化的，它们处在一种视界融合的过程之中，于是过去和现在、主体和客体、自我与他者都融为了一体，构成了一个无限的、开放的统一的整体。

在此基础上，我们做出进一步具体的阐述，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的主体――理解者，还是理解的客体――文本，都是历史地存在的。两者都各自具有自己的视界。视界指的是理解的起点、角度和可能的前景。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作的视界，而理解者具有现今的具体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者。两种视界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种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变化引起的差距，是任何理解者都无法消除的。伽达默尔主张，应在理解过程中，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界，视界融合的过程也是视界碰撞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用一种视界代替另一种视界，而是必定同时包括两者的差异和交互作用（张德让，2001）。

女性主义使我们发现翻译是历史、文化、意义等各种差异碰撞和交锋的场所，我们将此理论应用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阐释上，则可对女性主义翻译者的翻译观进行深刻细微的剖析。

（二）接受美学：“读者中心论”

接受美学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同英美新批评、巴黎结构主义的本文中心论相对，接受美学提出读者中心论。在他们看来，创作作品既非文学活动的终点，也非文学活动的目的。相反，作品总是为读者而创作，文学的唯一对象是读者。未被阅读的作品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姚斯指出，文学并不是一种“自在之物”，而是“为他之物”，因此，阅读活动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

也就是说，在作者―作品―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作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必将走向死亡。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读者，作品才能在一代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丰富和充实、展示其价值和生命（姚斯，1987）。

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一）现代阐释学：“视界融合”拓展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在”视界融合”的理论下,接受者通过”期待视野”在阅读和诠释中,过滤掉自身不需要的东西,改造异文本中的某些因素,吸收其有用且能与自身价值观相结合的部分。译者原有“视阈”决定了他的“不见”与“洞见”，决定了他将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乐黛云，1995：110）。

在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上，译者极力提倡“重写”（rewriting），要求对翻译文本进行以女性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干预和改写，极大地拓展了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女性主义者一般通过三种翻译策略完成其“重写”过程：

第一是“补偿”（supplementing），指对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进行补充，在补偿过程中，译者基于自己性别立场或信仰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改写。第二是通过“前言”和“脚注”对文本进行干预。女性主义译者常用前言来解释原作的主旨，说明自己选材和翻译的目的，概括自己的翻译策略。第三是“劫持”（hijacking）或“挪用”（appropriation），指女性主义译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或主观意图，对文本中不符合女性主义的观点进行改写。

让伽达默尔的“视界”（“先见”）挑战我们的“视界”（“先见”），让我们与伽达默尔的文本在双方“视界融合”的游戏之中“忘乎所以”。这或许是我们对伽达默尔最好的纪念。

（二）接受美学：“读者中心论”奠定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读者阅读活动中所伴随的理解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译者作为读者在接受作品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从而在接受活动中居于中心地位（刘云虹，2002）；其对文学作品作出积极的反应及参与，并将其所理解文本的期待带给其他读者。使原文―译文的关系转化为作者―读者（译者）―读者（译文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存在。

“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替女人说话”（Gauvin, 1989:9)。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让读者倾听到女性独立、自强的声音，让语言及作品起到积极地干预意义创造的作用，操纵文本，运用语言对文化，对受众进行干预。在这里，“读者中心论”的思想得到最有力的体现，“读者中心论”成为女性主义译者的理论基石之一。

五、结语

认知型的“镜”式的翻译取向是精神外向度的，及物的，它所力求实现的是对作为翻译对象的原文意义的符合，而主体性的“灯”式翻译则是精神内向度的，及心的，它所观照的是用译者自己的精神理念照亮原文的意义（刘华文，2002）。

女性主义翻译观打破了传统翻译观对意义阐释的封闭性与静止性，揭示出翻译活动并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上去操作的，译者积极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用译者自己的精神理念照向自己神秘而复杂的“精神国度”，通过翻译活动为争取女性的政治权利不懈地努力，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Gauvin, L. Letters from an Other[M]. Trans. S. Lotbiniere-Harwood. Toronto: Women’s Press, 1989.

[2] Simon, Sherry.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3] 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M].北京:三联书店,1995.

[4]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5]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6] 蒋骁华.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J].中国翻译, 2003,(4):10-15.

[7] 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C]//乐黛云,勒・比松.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8] 刘华文.拓展翻译研究的话语空间[J].中国翻译, 2002,(1):61.

[9] 刘云虹.在把握自身方向中借鉴[J].中国翻译, 2002,(1):62.

[10] 西蒙.翻译理论中的性别[C]//吴晓黎，译.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