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手段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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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法的实施需要相应的手段。人们习惯地把法的实施手段分为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习惯地将行政机关所采用的以命令和服从为特点的手段称为行政手段。我认为，这也是一种不正确的法律观念，容易导致三种手段之间的互相对立，经济手段的变质和异化，也容易导致人们把行政手段想象成专断的手段，还造成了行政机关缩手缩脚、不敢放手执法、片面依赖于司法机关的“法律手段”的被动局面。总之，将行政手段排除在法律手段之外，是不利于行政权威的维护和运用的。其实，这种分类从逻辑上看并没有科学、统一的分类标准，是违反分类规则的。从法学上看，凡是依法实施的手段都是法律手段，依法实施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也是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具体表现为审批和许可、稽查和征收、奖励和处罚及各种强制措施等。这些手段是法律赋于行政机关实施的一种法律手段，而不是行政机关自行设定和实施的人治手段。这种“行政手段”之所以以命令和服从为特点，归根结蒂是由行政法的基础即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决定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在这个矛盾中，公共利益是第一位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支配着个人利益。这种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利益关系，决定着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行政机关具有命令和强制权，个人利益的主体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当然应服从行政机关的命令。否则，政府权威、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就无从谈起，社会也将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同志指出：“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各种适当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1]

总之，行政机关是执法机关，“行政手段”是法律手段。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应以“效率优先，兼顾公正”为原则，用足各种法律手段，大胆执法。

二、依法运用法律手段

（一）基层国家机关的主要任务是依法运用法律手段城市的区级国家机关是我国的基层国家机关，主要任务在于充分地运用法律、法规和规章所提供的各种法律手段，加强行政执法的力度，并总结经验教训，为上级国家机关创设法律手段提供事实基础。相反，区级国家机关的主要任务不在于创设各种法律手段，即使创设了也不一定合法。这是因为，根据《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处罚法》等的规定，行政行为的作出应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或参照。这就意味着，只有法律、法规和规章所创设的法律手段，才有可能是合法的法律手段。因此，区级国家机关应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把精力集中到如何加强执法的力度上来。那种一谈到加强执法，就召开会议、发几个文件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试图以此创造出某些执法手段来的努力也是徒劳无益的。

（二）依法运用法律手段的基本要求行政机关运用法律手段应符合法律的要求，即应依法运用法律手段，这是依法治国的具体要求。

“依法”的“法”，是指法律、法规和规章。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采用法律手段只能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根据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对上级机关的决议、决定、指示、命令和通知等也应执行，也是行政执法的依据。但这些决议、命令等本身必须合法，否则是无效的，就不应执行，因为该“上级”的级别不可能超过制定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并且，只有当这些决议、命令等已向社会公布，有关的法律规范是一种准用性法律规范时，这些决议、命令等才能作为依据。对那些以地方保护和部门垄断为目的的命令和指示等，更应予抵制。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和统一。

依法运用法律手段，不仅要求法律手段的运用应符合法律规范的字面含义，而且还应符合立法的本意或法律的目的。我们不能有意或无意地利用法律规范的字面含义来违背立法的目的。否则，就是了。

依法运用法律手段，还意味着行政机关运用法律手段的权限和内容、程序和形式都应合法。权限合法，是指行政机关在运用法律手段时不得超越职权和。内容合法，是指在行政执法中，行政机关所认定的主要事实要清楚，所确定的权利义务要真正符合公共利益。程序和形式合法，是指行政机关所运用法律手段应符合法定的程序和形式。我们可把权限和内容合法统称为实质上的合法；把程序和形式上的合法统称为形式上的合法。以往，我们的经验是很重视实质上的合法，对此仍应予保持。但从现在起，我认为我们对形式上的合法也应予以充分的重视。这是因为，形式上的合法是最基本的要求之一，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形式上的合法能促进和保障实质上合法的实现；合法的实质就要求具有合法的形式，否则，实质上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怀疑和攻击。

（三）依法运用法律手段的例外法律规范的制定是以例常情况为基础的，因而就不适用于特殊的例外情况。当例外情况出现时，仍教条或机械地按法律规范执法，并不符合立法的目的，反而违反了立法的目的、损害了公共利益，因此并不能认为是依法办事。这时，就应根据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要求来变通法律规范的执行。但这种变通应得到事先的批准；在紧急情况下，事先来不及办理批准手续的，在事后应得到追认或确认。否则，任意的变通，会造成行政专横。

三、关于特殊手段的运用

行政法律手段是一种以命令和服从为特点的，是不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同意或接受为条件的手段，即具有鲜明强制性的手段。从单个的行政执法来说，这种手段是必要的，这种手段的运用也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总体上说，政府的存在及运行有赖于公众的信任、理解与合作。行政法律手段的普遍运用，日积月累，就会使公众产生抵触和不满情绪，从而降低政府在公众中的威信，损害政府的形象。为此，从本世纪、特别是本世纪中叶以来，各国的行政执法除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外，还广泛采用了一些特殊手段。这些特殊手段主要是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它们与一般的行政法律手段相比，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强制性较弱，主要是设法取得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自觉履行；二是性质不甚明确，到底是不是法律手段或法律行为，是不是行政法律手段，在理论上有较大的争论。但从法学上说，行政指导等手段即使不是法律手段，由于并没有强制规定公民等的权利义务，是允许由行政机关实施的。在西方国家，之所以广泛采用这类手段，是为了骗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与合作，树立自己良好的“服务”形象，巩固其统治。这些手段在我国也是可以采用的，以便政府与人民间建立起真正的信任与合作关系，沟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同志早就指出，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应多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2]

行政合同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职责而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订立的合同。它的订立与民事合同的订立一样，是以自愿、诚实信用和意思表示一致为原则的。因此，这种方式有利于公众的接受、信任与合作，从而有利于行政职责的圆满实现，增强行政效益。但它的订立又与民事合同的订立不同，并不都是以等价、有偿为原则的；它的履行也与民事合同的履行不同，行政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有权单方面解除或变更该合同（当然，这种变更和解除权也是有条件的，并应承担损失补偿责任）。但是，以行政合同履行行政职责并不是行政执法的一般方式，而是例外方式。并且，行政机关只有在认为以行政合同方式履行职责更为有利于公共利益时才能以行政合同代替行政法律手段。因此，以行政合同实现行政职责并不影响行政权威和公共利益。目前，我国在行政执法实践中一样行政合同的情况并不少见，只是还没有按行政合同来规范和认定而已。例如，我国计划生育、环境卫生和社会秩序等领域的各种各样的责任制，就属于行政合同的范畴，即行政担保合同或行政保证合同，只是目前还不规范，还没有提高到行政合同法制的高度。又如，国有土地有偿出让合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租赁合同、粮食定购合同和公共工程合同等，都是行政合同，只是没有被认定为行政合同而被认定为经济合同罢了。其实，把行政合同认定为经济合同并按经济合同来处理在法律上是错误的，使行政机关被降格为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相等的地位，使公共利益被置于与个人利益同等的地位，对法律的实施和公共利益的维护是非常不利的。

篇2

一、体育社会问题及危害

体育—这一人类社会活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体育的实际社会效能不仅表现在增强人们体质，同时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国家安定团结、丰富文化生活、培养人们良好的个性心理、促进经济发展、发展国际交往和促进人们之间的友谊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现在出现了一些体育社会问题，不仅影响正常的社会生活，干扰人们生活，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正常运行;同时妨碍体育的正常健康发展，既不利于正确地完成体育的目标，也不能充分发挥体育的各种效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并采取有效的方法予以治理。

所谓体育社会问题是指: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与体育运动相关联的社会行为、关系、作用和事实，出现病态或失调，危害了正常社会秩序，并影响体育运动正常运行和协调发展，需动用社会力量解决和控制的社会现象。具体的体育社会问题，有时表现为一种客观行为，如“吹黑哨”、“打假球”、“滥用违禁药物”等等;有时表现为一种客观现象，如“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发展失衡”问题，“我国竞技队伍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以及“‘体育政治化”问题等等。

综合起来说，我国体育社会问题的影响和危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体育的影响:妨碍体育的公平竞争，站污了体育的形象，_对运动员、教练员及人民群众身心产生危害，导致体育畸形发展。第二、对社会的危害:干扰人们的生活，严重时能扰乱社会正常运行秩序，甚至引起和激化社会矛盾。

二.体育社会问题的治理

1、治理体育社会问题的必要性。

正因为体育社会问题同时具有两方面的危害和影响，所以要对体育社会问题进行治理。另外，治理好体育社会问题，对消除体育中不公平竞争现象，维护体育原有的纯洁的精神，促进体育的健康发展，让体育更好地为建设我国的“两个文明”服务，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具有现实的意义。同时，我国的某些体育社会问题几近“疯狂”，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如前段闹得沸沸扬扬的“黑哨”事件，但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要“捂着盖子”，不敢揭开。当我们为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而欢呼时，又有谁知道正是中国的这种“国粹”—“假球”、“黑哨”，耽误了我国足球运动多少时间。

2、治理体育社会问题的手段。

①行政手段。因为目前我国政府是利用行政力量来对体育实施宏观调控，那么治理体育社会问题就少不了要通过使用行政手段。采用行政手段治理体育社会问题，是通过制定体育的方针、政策、调拨体育经费、任免体育官员、审批体育社会团体、开展重大体育活动，以及通过对各种体育理论的选择和评价，组织研究体育的发展战略，编制体育的规划和计划来实现。

②法律手段。法律手段在治理体育社会问题中起着主导性和规定性的作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各体育社团的群众团体法等。它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稳定性和不可违背性，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定:“在体育竞赛中严禁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禁用药物检测机构应当对禁用的药物和方法进行检查”，“在体育竞赛中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的，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直接负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这是对解决“滥用违禁药物”问题的直接写照。在运用法律手段对体育社会问题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应注意两点:其一，具体针对某些问题的法律条文，随着这类具体问题的解决而自动失效，对于这些条文要予以扬弃。其二，对可预见性的新的体育社会问题，应通过立法的手段提前予以控制，以避免这类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和恶化。

③纪律手段。纪律是国家机关或社会团体为自己的成员规定的行为准则，与法律不同的是，因各组织的性质、目标不同，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纪律，所以纪律有多样性的特点。纪律是法律的辅助手段，也具有强制性和不可违背性。纪律手段在治理行为性体育社会问题中起着重要作用。

④社会舆论手段。社会舆论可以督促某些现象性体育社会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对一些行为性体育社会问题具有控制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社会行为的导向。社会舆论往往暗示出特定社会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以体育这一特定社会现象作为一个社会层面，它的基本价值规范是“更快、更高、更强”，基本行为准则是“公平竞争”。这正是社会舆论一直关注和监督足球运动中的“假球”问题和“黑哨”问题的原因。其二是社会行为的约束。社会舆论是一种公意，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对少数人的与众不同的言行，特别是越轨行为具有压力。如“吹黑哨”、“打假球”等是少数人的行为，这些人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往往会改变或放弃自己原来的行为。

⑤其他手段。包括道德、习俗、信仰等手段，它们主要是通过对人的思想、观念、认识等产生作用，然后再对治理体育社会问题产生影响。如“运动场暴力”问题，不仅影响正常的体育比赛，还对运动员和观众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通过对运动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后，可以适当地缓解或解决这一问题。这些手段虽然不像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来得强烈和直接，但在治理体育社会问题过程中，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3、治理体育社会问题的基本要求。

①应具有客观性。只有对实际问题进行正确、客观的认识，才能发现问题的症结，进而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然而，我们的认识往往受到许多主观因素的影响，不能作到公正和客观，这要求我们对具体的体育社会问题作具体的分析，有效的治理必须建立在正确、客观的认识上。

②应具有针对性，或称选择性。在治理体育社会问题过程中，无论是采取哪一种治理方式或治理手段，都要针对具体的问题。或者说治理具体的问题时，采取的方式、手段应有选择性，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否则适得其反。

③应具有灵活性。在治理某一问题时，往往有多种方式或手段可供选择，在选择具体的方式和手段时，要依据问题的发展和变化，灵活地变换选择，才能有利于体育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控制。

④应具有适时性。体育社会问题都是发展变化着的，因此在治理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适时性。比如，相关的法律条文一定要适用于现时期的问题，而不应只是对过期问题的鞭答;社会舆论一定是关注现时期的问题，而不应仅是对未来假想问题的谴责。

4、治理体育社会问题的两个基点。

治理体育社会问题的基点应该放在对现行体育体制和体育法制的改革和完善上。包括体育社会问题在内的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几乎都与相应的社会制度和体制的失调有关，并且在导致社会问题的各种原因中，体制和法制的失调往往是根源性的。由于我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变迁的广泛性和迅速性，使得某些体制和法制上的东西存在缺陷或混乱。如我国的足球管理体制，“中国足协”既是民间足球协会又充当足球运动行政管理机关，既是“甲级”联赛的组织者，又是管理者、经营者，还是执法者。这种体制，与我国球迷痛恨的“黑哨”、“假球”等问题的出现，有着莫大的关系。《体育法》只对体育比赛中的裁判权利义务作了一些规定，但没有对裁判的违纪违法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罚。甚至在中国足坛“黑哨”现象曝光后，却一时找不到适当的法律条款来惩处。

根据以上事实，笔者认为为了有效的治理体育社会问题，应该合理地改革我国的某些体育体制，进一步完善体育法制。具体的说:在体育体制的改革方面，应确实分清行政、管理和经营的性质、权限和责任，不能因体制自身的混乱，而成为体育社会问题产生的“温床”;在体育法制方面，《体育法》中应该具有详细的对违反有关规定作出处罚、处理的条文，不能因自身的漏洞，而让某些体育社会问题的产生有空可钻。

三、正确认识当前存在的体育社会问题

1、应该充分地认识到体育社会问题存在两个方面的影响和危害，不能文过饰非，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治理。同时应客观认识到体育社会问题与其它社会问题相比，其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冲击力要相对较小，在治理体育社会问题过程中，不要将之盲目扩大化。

篇3

引言

随着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推进，“龙头企业＋农户”的农业经营模式在各省市不断发展。但是，这种经营模式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违约问题，较高的违约率一直制约着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程。违约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龙头企业违约。当龙头企业在面对宏观经济不景气或企业自身经营管理较差时，会选择单方面更改合约，侵蚀农户利益以最大化自身利益。二是农户违约。例如，当农户面对市场价格明显高于合同约定的收购价格时，可能会选择将农产品私自出售而违约。现实中，由于龙头企业具备信息技术等优势而地位明显高于农户，因此龙头企业违约的概率也明显大于农户。以下以四川省白羽肉鸡产业化养殖中的某龙头企业为例，利用博弈论分析农业产业化中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契约关系。

理论综述

1.理论定义

龙头企业是指在某个行业中，对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具有很深的影响、号召力和一定的示范、引导作用，并对该地区、该行业或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这里所讲的龙头企业是指公司企业，即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形成的、符合现代大生产专业化分工，按照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建立起来的资金雄厚、辐射面广、带动力强的企业或者企业集团，在农业产业化生产组织形式中起着主导作用。“龙头企业＋农户”又称为“公司＋农户”组织模式，是指龙头企业与农户通过签订农产品远期交割合同，事先约定双方交易的数量、质量与价格问题，从而形成契约关系。在不改变现有的农户家庭经营的前提下，通过“公司＋农户”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统农业的分散经营方式，形成专业化生产、区域化布局和社会化服务，使分散的农产品生产汇聚成为规模化的农产品生产基地，改善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和规模效益，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并通过这种模式进一步开展农产品的深加工和跨区域销售，节省分散农户走向市场的交易费用，实现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和流通增值，促使传统农业走向产业化道路。

2.文献综述

农业产业化的概念最早是由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高德伯格在1957年定义，其相关问题在国外有相当长的发展时间，研究已较为成熟。在我国被称为农业产业化的概念，与国外的“农业综合经营”基本相同。国外的学者主要是从农业产业化的纵向协调方面来分析农产品的生产与分销。迈厄尔和琼斯在1963年提出“农业纵向协调”这一概念，其后约斯考与格里格等人利用新制度经济学与交易费用原理进行研究。关于公司加农户模式中的契约问题，萨托里乌斯和科斯坦指出，这种模式的稳定发展需要较多的龙头企业，以防止企业的垄断，同时还应加强农户的合作以及成立农业合作组织以增强其话语权。国内学者对农业产业化中龙头企业与农户关系的研究内容主要有：陈灿等（2011）从供应链管理的角度研究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合作关系，实证结果发现，龙头企业对农户的关系治理包括信任、互惠、互动强度、伦理4个因素，其中前3个因素直接促进了企业合作满意度的提高。刘凤芹（2003）运用不完全契约理论进行研究，得出违约率高的主要原因是合约的不完全性，提出通过规范合约与加大违约后的处罚力度能有效降低违约率。还有些学者从如何改进“龙头企业＋农户”的关系模式方面进行研究。比如，“龙头企业＋政府＋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等创新模式。对违约的研究，更多学者偏向于农户违约的研究。比如，当市场价格高于合同约定价格时，农户选择违约。而在本研究的案例中，由于白羽肉鸡的养殖技术具有较强的资产专用性，一旦农户投入大量资本，农户选择违约的概率非常小。同时由于龙头企业占据强势地位，更为常见的是龙头企业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频繁更改合约，损害农户利益的行为。

龙头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案例

四川省某龙头企业在与农户合作过程中，该企业依靠自身的强势地位，时常隐性违约。具体来说，该企业故意拖欠农户养鸡款。调查发现，许多农户养鸡款已被该企业拖欠半年以上；同时，信息严重不对称导致该企业在决定农户养鸡利润方面拥有绝对话语权。农户在向该企业交鸡时，该企业会对农户养鸡的料肉比、鸡肉质量、药用情况等作一系列考核。但是这些考核指标农户完全不了解，每次只有被动地等待该企业的考核结果，而每次的考核结果对农户的利润影响重大，有时甚至因为考核不达标而让农户向该企业赔钱。在该企业与农户的合作关系中，由于资产、技术上的专用性问题，农户投入资本后，只能被动接受该企业的安排，几乎没有话语权。如今与该企业合作的众多农户基本都处于被其拖欠养鸡款、养鸡利润越来越少甚至亏损的状态。

龙头企业违约的博弈分析

假设龙头企业履约的收益为E0，违约带来的收益增加值为b。当该企业违约时农户寻求法律手段使其收益下降到E1，农户寻求法律手段的概率为p（0＜p＜1），该企业因违约造成的其他罚款、声誉损失为C。因此，该企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时的期望收益为：E＝（E0＋b）×（1－p）＋（E1－C）×p。该企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条件为：（E0＋b）×（1－p）＋（E1－C）×p＞E0。整理此式可得：C＋E0－E1＞b×(1÷p－1)。公式的右边为贝克尔和斯蒂格勒（GaryBecker、G.Stigler，1974）所称的腐败诱因，它是按照一定概率计算的腐败的私人收益。在本模型中，左边可看作龙头企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受到法律制裁的成本。当龙头企业违约时的期望收益大于履约时的期望收益时，龙头企业便会选择违约。在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博弈支付矩阵中，龙头企业的策略为{违约，不违约}，农户的策略为{沉默，寻求法律手段}。假设龙头企业不违约时农户的收益为E2，而当龙头企业违约时，农户利益受损为C1,农户采取法律手段的成本为C2，龙头企业违约的概率为q（0＜p＜1），农户对龙头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寻求法律手段的概率为p（0＜p＜1），因此支付矩阵如下表所示：当龙头企业违约，农户选择寻求法律手段时，龙头企业的收益为E1－C，农户的收益为E2－C2＋C；当龙头企业违约而农户选择沉默时，龙头企业的收益为E0＋b，农户的收益为原初始收益E2减去龙头企业违约带来的损失C1；当龙头企业履约，农户选择寻求法律手段时，龙头企业的收益为E0，而农户的收益为E2－C2；当龙头企业履约，农户选择沉默时，龙头企业的收益为E0，农户的收益为E2。再求解纳什均衡：对龙头企业而言：违约时的期望收益为：E违＝p×（E1－C）＋(1-P)×（E0＋b），履约时的期望收益为E0。纳什均衡条件为：E违＝E0，化简可得：p＝b÷（C＋E0＋b－E1）。对p求d的一阶导数可得：dp÷db＝（C＋E0－E1）÷(C＋E0－E1＋b)2＞0，故p为b的增函数，即当每单位龙头企业机会主义带来的收益b的增大，农户选择法律手段的概率也会增大。其中：E0－E1为龙头企业违约后农户寻求法律手段龙头企业所受到的惩罚，当惩罚力度增大时，农户选择寻求法律手段的概率p减小。对农户而言，农户寻求法律手段的期望收益为：E法＝（E2－C2＋C）×q＋（E2－C2）×（1－q）。农户选择沉默的期望收益为：E沉＝（E2－C1）×q＋E2×（1－q）。纳什均衡条件为E法＝E沉，化简可得：q＝C2÷（C1＋C）。可见，q为C2的增函数，C1与C的减函数，即当农户寻求法律手段的成本C2越高，龙头企业违约的概率q越大；当龙头企业违约给农户带来的损失越大或者龙头企业因违约造成的其他罚款、声誉损失越大时，龙头企业违约的概率q越小。

结论与建议

在上述博弈中，理论上可通过加大对龙头企业违约后的惩罚力度、降低农户寻求法律手段的成本，降低龙头企业违约的概率。但根据对实际案例的调查发现，由于在农村地区法律诉讼成本很高，因此农户在龙头企业违约后选择寻求法律手段的概率非常小。因此，要降低订单农业中龙头企业违约的概率，还需要采取其他方式。

1.推进龙头企业股份制改革

（1）IPO注册制改革政策的落实指日可待，为推进龙头企业股份制改革增添了动力。随着该项政策的落实，我国的证券市场将吸纳不同规模的企业，以往无法依靠证券市场融资的龙头企业，在该项政策落实后，龙头企业应着手准备上市，通过上市获得融资，建立股份制企业。（2）要吸引当地农户入股，将龙头企业与农户结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龙头企业通过农户所占公司股份向农户分享企业经营利润。龙头企业定期向农户公开财务信息，以打破目前龙头企业与农户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农户也能根据龙头企业的实际经营绩效了解企业合理的利润分配信息。

2.完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业产业化的顺利推进，必定需要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1）要加大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宣传力度，让农民认识到加入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好处。（2）建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必须明确产权关系。产权的界定能够促进市场交易的进行，而明晰的产权关系有助于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产权的不明晰将导致市场效率低下。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要明晰产权，并不意味着要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资产细分到各个农户，而规范的管理与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显得更为重要。在最为重要的利润分配问题上，要调节好各个农户的利润分配关系，做到风险共担、利润共享，以减少农户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中的“搭便车”行为。通过运作完善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大幅度提高农户对龙头企业的话语权，降低龙头企业违约的概率。

3.完善政府服务体系

（1）政府要对农业产业化模式中龙头企业与农户加大扶持力度，在税收、信贷方面给予两者政策优惠，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帮助农户以较低的成本获取贷款以发展农业。（2）随着市场交易不断扩大，面对纷繁复杂的市场交易信息，需要政府及时建立农业信息系统，帮助企业与农户及时获取最新农业信息。（3）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解决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合作关系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政府完善法律法规，使龙头企业与农户违约时能受到相应的惩罚，并且能以较低的交易费用获得违约方的违约金。政府完善法律法规不仅是有完备的法律，更重要的是法律执行过程是否简便。复杂的诉讼程序导致的较高诉讼费用，也会使利益受损方选择沉默，而影响整个产业链的生产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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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灿，罗必良．农业龙头企业对合作农户的关系治理[J]．中国农村观察，2011（6）：46－57．

[3]刘凤芹.不完全合约与履约障碍———以订单农业为例[J]．经济研究，2003（4）：22－30．

[4]曾益.湖北京山县蛋鸡养殖产业链合作关系研究[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5]陈灿.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与交易的治理模式———基于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交易的实证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3（4）：43－50．

[6]刘江涛.订单农业中的“农＋企”关系博弈及政策选择[J]．商场现代化，2008（19）：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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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慧，蔡文著.订单农业中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关系研究的新进展[J]．河北学刊，2013（2）：128－132．

篇4

许多教师反映，培训班挺多，还要签到，但有时学的内容不能直接用上。何况，一边上课，一边还要惦记着班上的事，继续教育、培训问题，容易流于形式。教师们期待在有限的资金和客观条件下，可以根据教师的需求，安排时间，提供真正的学习机会，引导教师成长。

职称评定更合理一些为了评职称，挑灯写论文。这么多的老师，这么多的论文，有多少是真正有意义的？那么多的材料谁能保证一点水分都没有？教师们呼吁建立公平的职称评估机制，淡化学历与职称，取消外语考试，看重教师的实际水平，建立公平的教师评估机制。尤其建议取消流于形式化的教师职称论文。

我能不能少受点“伤”孩子在学校与同学发生打斗，家长来了，先打老师，老师能还手吗？老师的权利谁保障？农村老师不比城里老师轻松，收入少也就罢了，能不能到手都成问题，老师的心能不受伤？许多教师建议，应该用法律手段保护教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权益，比如《教师法》应明确工资问题，直接由国家统拨。

关于学生

让学生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许多教师建议，国家真正通过法律把儿童的休息权落实，制定严格的作息制度，严格作息时间，不能额外加课和所谓的补习，一旦违反，要追究相关法律责任。让我们的孩子做到“该上学的时间上学，该放学的时间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