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公司商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3 15: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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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虚拟公司
在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虚拟公司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它是一种由人创造的仿真经济模拟环境，在90年代引入我国，在大学中开始实施教学。虚拟公司对真实公司进行结构功能方面的仿造，将真实数据作为其原始数据进行运用。在教学中进行虚拟公司的开展，学生可以根据个人的爱好与需要加入到各个公司中，对不同岗位进行选择。通过大量资料的查找与模拟业务开展，使学生通过感性与理性具体认识经营管理的内涵。虚拟公司进课堂，使学生长期处于模拟职场的环境中，可以锻炼学生的配合能力，形成一种特殊的教学模式。
（一）教学理念改变
对教学方式等进行全方位改革，从教师为主的理论课堂转变为学生为主的实践课堂，注重学生的能力发展和自学能力，通过培养其合作精神，形成积极主动的以生为本的课堂氛围。学生通过对虚拟公司的仿真实践，达到提升专业技能、提高专业认知和增强团队意识的目的。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尽量满足学生的要求，不做决定性的引导。以此形成新型的探究式教学模式。
（二）实施过程
虚拟公司作为一个教学平台需要深入到大学的每一个学期中，对课程体系重新设计和编排，打破原有的教学计划，成为一个相互促进的系统式教学方法。
1.实习阶段
也就是在第一学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还不熟练。进入虚拟公司，首先对其环境进行熟悉，通过交流了解基本的业务岗位职能。对管理模式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同时，对类似的现实企业进行了解，利用讲座等形式，对社会的热点问题进行进一步专业性的关注，提升同学的专业素质水平，提高学习兴趣。
2.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学生开始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与应用。对虚拟公司也有了全面的了解，成为其正式员工，开始进行各种工作。当学生对所接触的工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就能够感受到自己对本专业一些知识领域涉猎的匮乏，会对自己未来的工作、知识掌握、素质提高有更高层次的要求，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专业知识的课程中去。这种情况下，教师进行课程的讲授、专业案例的分析、特殊问题的解决等，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3.竞争阶段
通过学生对专业课的学习，在工商管理方面也有了自己的认知，在管理方面也会产生独特的见解，这个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与兴趣通过职业规划的形式将自己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中，参与虚拟公司之间的竞争。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创业计划，创建属于自己的公司，不断进行改善和发展。在这段时间，课程方面的设置主要以选修和专业课为主，让学生能有充分的时间和技术支持进行公司的组建发展与竞争。
4.过渡阶段
从虚拟向现实的过渡。这一阶段，教师可以同企业一起组建成一个小组，对虚拟公司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评价，结合学生的能力进行培养计划的制定。外来企业也可以根据虚拟公司情况进行人才选择，达到虚拟与现实的接轨。一些同学还可以通过调研和实践等手段对市场进行分析，在社会的支持下，达到创业的目的。
三、学生虚拟公司特点
（一）突出专业性
工商管理的学生在教学的过程中强调思维开放性、业务能力创新性与商业道德领悟性，在教学的过程中是针对知识进行强逻辑性的传授。虚拟公司实际上是对社会进行校园化的缩影，使学生与社会的距离变近，适应市场需求。
（二）强调系统性
虚拟公司改变了原有的教学体系，提出了工商管理的第三层发展，是在人才培养和制定培养计划之后的再发展，在教学过程中辅助教学，同时做好了教学的收尾工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三）体现新型教育理念
以生为本，在虚拟公司中对学生进行技能培训，增强学生团队意识。学生通过适应企业的管理模式，毕业后能够达到企业入职的标准，顺利度过应届毕业生的尴尬期。通过学生的实践，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在知识讲授过程中提高了自，使学生进行个性化发展。
（四）促进教学能力构建
在虚拟公司的创建过程中，不能依靠老师单独的能力，在教学中也要采取团队模式，教师也要根据自己擅长的领域进行辅导教学，使教师能够对学生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及时解答。学生在成长的同时，教师也在不断地进步。
（五）促进创业
对于大学生创业，学校和社会都给予很大的支持。通过在大学期间对实践能力的锻炼，使学生接触到企业的管理与经营，提高了综合素质，培养了创业能力，使学生在毕业之后能够有信心地在创业的道路上发展。
篇2
2研究设计
2.1提出假设
根据最优契约理论，高管薪酬应当体现“赏罚分明”的特征：高管在企业绩效上升的时候应当获得薪酬上的奖励，而在企业绩效下降的时候同样应当受到薪酬上的惩罚，这样才能真正督促公司高管为了企业绩效的提高而努力改进经营管理水平，使得高管个人利益与公司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因此，高管薪酬越是表现出较强的黏性特征，越是偏离了最优契约理论的要义，不仅会助长公司高管对自身利益的过度维护，而且可能滋生高管人员的工作惰性，因为他们无需为投资失败或经营低效而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因此，“重奖轻罚”高管薪酬黏性特征很可能会带来企业存货管理效率的下降。在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如下。H：高管薪酬黏性程度与企业营运效率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2样本选取
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中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变化或者出现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已经或者正在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公司、未准确披露高管薪酬或其他数据的公司。剔除这几类公司之后，最终共得到464个样本公司。本文所用到的样本公司年报数据主要来自于CSMAR数据库，主要利用样本公司2011-2013共三年的相关数据对所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数据的处理主要应用SPSS19.0统计软件和Excel办公软件。
2.3模型设计及变量定义
模型以存货周转率（IT）为因变量，高管薪酬黏性（ECS）为自变量。借鉴王雅琴、徐永强、刘晓雪等研究，存货周转率与成长能力、盈利能力、总资产规模、偿债能力具有密切关系，因此在模型中添加销售增长率（SG）、销售净利率（ROS）、总资产规模（Size）和资本负债率（Lever）作为控制变量，另外补充控制代表公司基本特征的股权集中度（OC），并以行业（Industry）和年份（Year）为虚拟变量。
3实证结果与分析
3.1描述性统计
利用SPSS19.0软件对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得到结果。高管薪酬黏性程度最小值为-2.49，最大值为14.33，平均数为1.04。高管薪酬黏性程度呈现负值的样本数为336个，约占全样本的24.14%，可见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只有少部分不存在黏性特征，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一致。其他变量情况如表中所示，不再叙述。
3.2回归分析
根据所建模型，运用SPSS19.0软件对全样本进行最小二乘法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通过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存货周转率与高管薪酬黏性呈现5%水平上的显著负相关关系，因此接受本文的假设。高管薪酬黏性本质上是对管理者的“重奖轻罚”，即公司业绩上升时公司高管获得薪酬上的较大奖励，而公司业绩下降时高管却并不会受到薪酬上的惩罚或者只受到较小的薪酬惩罚。这样的薪酬机制不仅会增加管理者的非理性和冒险精神，更加会助长国企高管的工作惰性，不利于企业存货管理效率的提高。另外，实证结果还表明，存货周转率与销售增长率和股权集中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资产规模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销售净利率的关系不显著，对提高国有企业存货管理效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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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师为主的理论课堂转变为学生为主的实践课堂，注重学生的能力发展和自学能力，通过培养其合作精神，形成积极主动的以生为本的课堂氛围。学生通过对虚拟公司的仿真实践，达到提升专业技能、提高专业认知和增强团队意识的目的。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尽量满足学生的要求，不做决定性的引导。以此形成新型的探究式教学模式。
（二）实施过程虚拟
公司作为一个教学平台需要深入到大学的每一个学期中，对课程体系重新设计和编排，打破原有的教学计划，成为一个相互促进的系统式教学方法。
1.实习阶段
也就是在第一学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还不熟练。进入虚拟公司，首先对其环境进行熟悉，通过交流了解基本的业务岗位职能。对管理模式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同时，对类似的现实企业进行了解，利用讲座等形式，对社会的热点问题进行进一步专业性的关注，提升同学的专业素质水平，提高学习兴趣。
2.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学生开始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与应用。对虚拟公司也有了全面的了解，成为其正式员工，开始进行各种工作。当学生对所接触的工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就能够感受到自己对本专业一些知识领域涉猎的匮乏，会对自己未来的工作、知识掌握、素质提高有更高层次的要求，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专业知识的课程中去。这种情况下，教师进行课程的讲授、专业案例的分析、特殊问题的解决等，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3.竞争阶段
通过学生对专业课的学习，在工商管理方面也有了自己的认知，在管理方面也会产生独特的见解，这个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与兴趣通过职业规划的形式将自己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中，参与虚拟公司之间的竞争。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创业计划，创建属于自己的公司，不断进行改善和发展。在这段时间，课程方面的设置主要以选修和专业课为主，让学生能有充分的时间和技术支持进行公司的组建发展与竞争。
4.过渡阶段从虚拟向现实的过渡
这一阶段，教师可以同企业一起组建成一个小组，对虚拟公司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评价，结合学生的能力进行培养计划的制定。外来企业也可以根据虚拟公司情况进行人才选择，达到虚拟与现实的接轨。一些同学还可以通过调研和实践等手段对市场进行分析，在社会的支持下，达到创业的目的。
二、学生虚拟公司特点
（一）突出专业性工商管理的学生
在教学的过程中强调思维开放性、业务能力创新性与商业道德领悟性，在教学的过程中是针对知识进行强逻辑性的传授。虚拟公司实际上是对社会进行校园化的缩影，使学生与社会的距离变近，适应市场需求。
（二）强调系统性虚拟公司改变了原有的教学体系
提出了工商管理的第三层发展，是在人才培养和制定培养计划之后的再发展，在教学过程中辅助教学，同时做好了教学的收尾工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三）体现新型教育理念
以生为本，在虚拟公司中对学生进行技能培训，增强学生团队意识。学生通过适应企业的管理模式，毕业后能够达到企业入职的标准，顺利度过应届毕业生的尴尬期。通过学生的实践，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在知识讲授过程中提高了自，使学生进行个性化发展。
（四）促进教学能力构建
在虚拟公司的创建过程中，不能依靠老师单独的能力，在教学中也要采取团队模式，教师也要根据自己擅长的领域进行辅导教学，使教师能够对学生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及时解答。学生在成长的同时，教师也在不断地进步。
（五）促进创业对于大学生创业
学校和社会都给予很大的支持。通过在大学期间对实践能力的锻炼，使学生接触到企业的管理与经营，提高了综合素质，培养了创业能力，使学生在毕业之后能够有信心地在创业的道路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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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公司是个突出案例，说明了组织在如何变迁，但这不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它代表了越来越多企业的发展方向。
虚拟管理
越来越多的管理者和他们的下属都不在同一地点工作，管理者可以时刻监督每个人工作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
管理者现在需要这样进行领导：关注主要流程，同时以员工必须达到的成果来调整绩效。管理者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很好地理解如何构建虚拟项目，确定合适的目的和阶段性目标，规划行动，并且设计指标来分析已取得的进展。
关键在于，管理者必须比较深入地了解何时要使用现有的众多通讯手段。何时打电话最合适？召开电话会议、视频会议、电子邮件还是当面开会？研究表明，当启动一个虚拟项目时，为了就目标、重要阶段、准则和个人义务初步达成一致，面对面沟通常常是最好的方法。它有助于建立起理解和信任关系，这种关系是不可能远程建立的。例如，IBM的项目团队，就是从全体成员一次深入的面对面沟通开始的。
一旦建立起了管理或团队关系，就能用电子邮件和其它电子通讯手段来完成很多事了。话虽如此，但定期召开会议仍很重要，面对面或视频会议都可以。一般来说，面对面会议是为了解决棘手的实时问题，而虚拟会议是为了有效共享信息并评估进展。
在一个虚拟团队里创建更小规模的团队也是有帮助的。例如，我们知道有一家企业总是把项目团队分成几个小组，每个都负责一项关键任务。这些更小的个人团队共同负责成功交付并整合各自的具体任务。在这些小组工作的最关键阶段，它们通常会聚在一块工作几个星期。该公司发现，真实世界的近距离接触对绩效至关重要，它让个人可以马上对意见做出反应，更深入得探究各种选择方案，在处理问题时更有成效。
无权威管理
传统组织的设计者们担心职权范围和从属关系，他们假定，当职权范围相对较小，从属关系明确时，组织是最有效的。当任务简单，而且可以得到谨慎监督时，这一原则是正确的。但当产品或服务较为复杂，而且不容易观测和监督其创建时，它就未必是个好主意。在这些情况下，往往需要建立复杂的管理关系，因为组织正在尝试提供复杂的产品或服务，而且还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往往需要创建交叉功能和跨境的工作小组。
在这种情况下，各管理者需要与并非其下属的人合作并影响他们，管理者对这些人也没有正式的权力。
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在影响他人方面有着娴熟技巧。他们要学会的最重要技巧是：建设性地劝说；鼓动性地呼吁；交换利益及互相帮助；构建联盟和征求意见。
在这种管理模式上一直非常成功的一家公司，是生产Gore-Tex面料的戈尔（Gore）公司。1958以来，戈尔避开了传统的等级模式，而是代之以基于团队的环境，这种环境培养个人主动性，鼓励创新，并倡导在所有“合作者”之间进行个人交流。雇员们都是合作者，公司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管理者分级。
共享领导权
由于越来越多的工作由交叉功能的全球性团队完成，领导权必须越来越多地由所有团队成员共享。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家公司，在关键阶段，会正式地让所有项目成员轮流担任领导职务。这种领导方法部分地是因为团队成员通常是同级员工；部分也因为目前的工作由不同地方的小组完成。为了在领导权共享的情况下获得成功，这些团队的管理者必须一开始就让小组共同为工作设立预期目标。首先，他们必须说明，共享领导权是一种绩效预期，会得到回报。其次，团队成员必须接受责任，承担并响应同级员工之间的领导。
为了在员工中建立真正的共同领导能力，管理者必须选择没有上级有力指导也能表现良好的团队成员。他们必须鼓励由团队去解决问题，做出决策。
这意味着通常要把关键决策权交给团队。这还意味着，管理者需要更多地采取协助的姿态，而不是指挥的姿态。他们必须能够在会议上示范共享领导权，换言之，要在适当的时候，将领导权移交给能够胜任的下属或同级人员。他们必须训练并开发团队中的个人与集体领导技巧。
在某些方面，这可能是最难掌握的新技巧，因为它如此背离传统管理模式，因而需要比较安心于放弃直接控制权。话虽如此，但鉴于当今职权范围扩大，工作关系遍布全球各地，共享领导权正成为一件必需做到的事情。
建立广泛的关系网络
要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下完成工作，很重要的一点是拥有广泛的关系网络。在今天复杂而虚拟的组织中，管理者需要来自大范围内的个人提供的信息与支持。研究证明，关系网络与工作效率之间有直接关系。挑战在于，建立关系网是件费时的事，需要很长时间才有回报。大多数管理者把重点放在完成任务而非建立人脉上，但在当今世界，他们必须两者兼顾。
归根结底，人脉是通过工作关系建立起来的，比如在开会时，讨论时，给人帮忙时，关系就开始建立起来了。管理者可以从参加公司旅游和教育课程着手，也可以通过社交认识其他人。
最成功的管理者拥有广泛的人际网，当需要支持时，就可以依赖网络中的人。他们知道在何种情况下谁是最有影响的人，还知道谁认识谁，以及谁知道什么。他们在各个层次培养人际关系，以保证获得全方位的观点和准确的信息。
一系列新技巧
全球化为管理者带来了新的压力。管理跨国界的复杂产品和服务需要一套不同于以往的方法。
■通信技术的发展意味着有众多的方式可以与遍布全球的同事交谈。然而，尽管电子邮件和视频会议因其速度快，是简单交流的不错办法，但面对面会议对战略规划而言仍至关重要。
篇5
进入2001年以来，粤美的、万家乐、宇通客车、深圳方大等上市公司就股权转让一事先后的公告引起了业内的极大关注，这些公司的股权转让都涉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管理者收购（MBO）。据报道，还有不少上市公司正在着手MBO计划。可见，管理者收购已经走上我国资本市场的前台，作为一种优化上市公司产权结构的制度创新，MBO将对我国资本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1、MBO及其发展状况
作为70～80年代流行于欧美国家的一种企业收购方式，管理者收购(ManagementBuy—outs，缩写为MBO)主要是指企业管理人员通过外部融资机构的帮助来收购其所服务公司的股权，从而完成由单纯的企业管理者到股东的转变。管理者收购是资产剥离的一种形式，是主要通过借贷融资来完成的“杠杆收购”，即LBO(LeveragedBuy—outs)。国外管理者收购的实践证明，MBO在降低成本、改善企业产权结构、激励内部人积极性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应用。美联储1989年的统计调查表明，MBO的融资额已经占了大型银行所有商业贷款9.9%的份额。到了90年代末期，MBO在美国又有了新的发展,在美国800家大公司中，管理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持有本公司的股票，其中111家公司管理层所持有股份已占总股份的30%（接近于控股）。
近期我国进行MBO的上市公司中，从粤美的看，MBO是“一个政府逐渐退出，管理逐渐突现的过程”；从深圳方大看，MBO是“小老板”（管理者）享受到“老板”权益的变革。由此可以看出，MBO在中国的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其作为降低成本的有效工具变得较为次要，而明晰产权或者说给历史问题一个交待变得更为重要和突出。从更大的范围看，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股票期权制仍然面临很多问题的时候，MBO在明晰产权的同时也不失为上市公司建立高管人员激励机制的一种有效方式。可以预见，MBO将在解决我国上市公司产权结构缺陷，促进公司完善治理以及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2、我国上市公司产权结构及公司治理中的缺陷与问题
截止2001年12月底，我国共有上市公司1154家，总股本为4820.4亿元。而其中流通股本仅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58%，非流通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9.42%，并一直处于绝对控股水平。并且，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也较为复杂，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法人股、内部职工股、流通股等多种股权形式并存。在这种股权结构的安排下，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各种股东行为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国家股东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所有者权能严重弱化。作为国有资产人的国家股股东（包括省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国资局、财政局、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集团公司等）要监控其下级人，但由于国家股股东与其下级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激励制度的无效性等原因，国家股东在公司治理中处于不利地位，无法体现其所有者的权利，形成了国家股股东权力缺位的问题。
第二，法人股东结构不均衡。一是关联法人是法人股东的主体；二是投资公司是第二大法人股东，使得相当数量的法人股份具有非银行金融的性质；三是诸如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力量微乎其微。目前，法人股东的国有成分仍占优势地位，但相对于国家股东其问题较弱。
第三，流通股股东对参与公司治理的兴趣不大。一是主观上绝大部分的流通股股东只对短期利得（即买卖差价）感兴趣；二是客观上的限制，流通股股东（大多为散户投资者）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现行法规也限制了个人股东的持股比例，使得他们一般都拥有企业较小的股权份额和极度的分散性特征，由于监控的成本与效益不匹配的原因，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搭便车”现象，因此他们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极小。
第四，内部职工股东也不关心公司治理。一二级市场的巨大溢价差额使得职工股东对公司治理的兴趣也不大。另外，我国的内部职工持股制度作为一项福利措施可能并没有对职工起到想象的激励效果，这表现在：一是数额较小；二是只要具有公司正式的员工资格就可以取得股份。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本结构中绝大多数股份处于不流通状态且多种股权形式并存及实力分布极不平衡的产权结构，导致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存在以下主要缺陷：首先，国有股权所有者的监督职能处于弱化状态，政府为减少成本对企业采取一些相应的行政干预，形成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政府干预下的股东治理模式，结果使我国公司治理过程存在仍留有行政干预的痕迹，政企尚未彻底分离，政府行为的引入公司导致内部监控失去平衡，国有产权虚置导致内部人控制。其次，无法建立有效的企业家激励机制。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股东对管理者的监督与制约是通过有效率的公司价值评定、公司控制权转移以及其他一些制度安排（如股票期权等）来加以实现的。规范的股份制度与股票市场可以通过一系列市场手段，如公司控制权之争、故意接管、融资安排等来变动公司的股权结构,特别是转移公司的控制权，以新的管理者组织制度达到以强制性约束公司管理者的治理失误，迫使管理者努力工作的目的。但在我国目前的股票市场运行机制下，国家股、法人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重较大且不能上市流通，因而占总股本比重较小的流通股在股票二级市场上的买卖不能或基本上不能发生公司控制权的转移。
3、MBO—优化上市公司产权结构的有效途径
通过MBO将上市公司过于集中的股权有偿转让给公司管理者，引起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使上市公司管理者通过产权制度的这一重新安排，获得所管理公司由于经营业绩提高使公司二级市场股价升值的好处和参与公司剩余分配的权利，有助于公司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平衡。MBO公司往往是具有巨大资产潜力或存在“潜在的管理效率空间”的企业，通过管理者对目标公司股权、控制权、资产结构以及业务重组来达到节约成本，并给投资者超过正常收益回报的目的。MBO和一般公司收购在内容和程序上都有许多共同之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1）MBO的主要投资者是目标公司的经理和管理人员，他们往往对本公司非常了解，并有很强的经营管理能力。通过MBO，他们的身份由单一的经营者角色变为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一的双重身份；（2）MBO主要通过财务杠杆来完成的，收购资金的来源需要大规模的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
显然，MBO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对于企业的有效整合、降低成本、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以及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公司在完成MBO后，其治理结构因产权结构的变革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其资产结构中，管理者的个人资产比例大幅上升；在权利结构中，管理者拥有了绝对的优势，其资产所有者和公司管理者之间的委托链被内部化，通过管理者对公司的收购，实现管理者对决策控制权、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接管，从而降低公司委托成本；在公司实际运作中，由于管理者拥有对公司的绝对比例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他们会强化自我控制。因此，MBO实际上是对过度分权导致成本过大的一种矫正，同时强化了对公司管理者激励机制；对于非公有制上市公司而言，专业管理者的介入将推动家族式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MBO可以有效促进非公有制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第二次创业和持续发展。
4、适当鼓励一部分上市公司进行MBO的尝试
现阶段已有30家左右的上市公司大胆地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管理者收购计划（有的上市公司称之为经营者持股计划）。不少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新年度经营计划时，不忘加上一句“要建立健全对高级管理人才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由此可见，上市公司对于实施管理者收购（MBO）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意愿。
因此，为达到使“上市公司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先行一步”，应适当鼓励一部分上市公司实施管理者收购，用MBO完善公司产权结构，在促进公司完善治理的同时建立高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根据上市公司的情况，以下三类公司可成为先行者：第一类是民营上市公司,这类公司将有可能成为MBO方面的主流。由于民营企业涉及的股权转让无须报财政部审批,不会牵扯到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因此,实施MBO的程序比国有上市公司相对简单。第二类是一些涉足新兴产业的上市公司,这些行业多为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行业,对员工素质要求较高,同时,由于新兴行业竞争激烈,管理者的才能和组织效率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实行MBO的可能性更大。第三类是一些行业竞争激烈,对于技术创新及更新速度要求较高的传统企业,如家电等行业。随着国有股减持方案的不断探索和推进,以及股权激励法律法规的出台,将有更多处于传统行业的国有上市公司走上MBO的道路,促进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分散国有资本的经营风险,从而为上市公司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二、MBO面临的问题
MBO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我国的相关法律与政策的许多空白点，实施起来尚有一定的难度，其面临的突出问题有：
一是政策风险，产权改革思想上还不够解放。
二是高素质管理者阶层不成熟，MBO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业务，在实际操作中对收购主体即整个管理团队有很高的要求，不但需要有很强的经营管理能力而且还要有很强的融资能力，而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在管理才能和资金力量方面均显薄弱。
三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体系上，缺乏MBO推行的制度保证。从国内现有的有关法律法规条文看，完全意义上的MBO，其合法性尚不能确定。具体到操作细节上如收购主体、融资等环节都有可能与现行的法律法规相抵触之处，在具体操作中可引用的部分规定只是临时性的、地方性的和政策性的办法和条例，且各地区的规定不尽相同，不具备统一性和立法的权威性。特别是对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MBO涉及到国有股权的转让和国有股减持问题其政策障碍就明显多于民营企业，因此如果不能针对MBO制定相应的股权转让法规，必然会影响到它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的应用。四是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金融机构发育不良是的融资难度大以及缺乏专业水平很高的中介机构。
MBO是杠杆收购，因此融资能否完成是整个MBO能否进行和成功的关键，但国内目前的融资环境较难满足这种需求，表现为：
第一，商业银行对具有较大风险的管理层收购，往往需要有充足的资产做抵押，而根据目前规定，收购方不能以被收购公司的资产作抵押，虽然国内已发生的几起MBO中都采用了银行贷款或民间资本融资，但毕竟是一种变通的做法，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其他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既不允许也没有这个能力介入这种融资业务。目前出台的《信托法》使信托公司可以进行定向委托贷款，信托机构将有可能成为未来MBO融资的主要形式；
第二，融资品种少，收购方的风险和收益不能合理配比；
第三，MBO完成后的还款渠道单一，在国内的实践中，由于企业产权转让市场还很不活跃，MBO融资的还款来源主要依靠企业经营活动中的现金流入，而国外企业的融资还款来源主要是企业转卖或发行上市等产权转让收入、企业部分资产的变现、企业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入。
第四，由于我国MBO收购的股份均为非流通股，其价格的确定多以协议方式，因此公平地确认MBO中股权的转让价格，是防止出现国有资产与集体资产的流失、成功完成MBO的关键。具体的价格的确定则必须遵守严格的资产评估的规范化过程和国有资产的管理规定进行评估和量化。而目前我国中介机构的执业水平尚存在一定差距。
第五是在MBO完成后，如果监管没有跟上，上市公司有可能出现新的以高管人员为基础的“一股独大”，存在转移公司利益的可能。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职工发起的职工持股会或投资公司的法人代表一般为公司现有的高管人员，MBO完成后公司大股东与高管人员之间如何保持独立、发挥相互制衡的作用就成为了新的问题。
三、及时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定，加大对MBO的监管
应该说，尽管目前一些上市公司对管理者收购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实践，管理者通过融资收购所管理公司的股权，完成了管理者向股东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企业理顺产权关系、降低成本、建立高管人员激励机制，都具有有积极意义。但作为一种制度创新，管理者收购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实施过程中还面临许多问题。对它的实施过程和进一步发展还需在制度上进行规范，及时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定，加强监管，防止创新过程中出现新问题。
1、尽快制定针对MBO的股权转让法规。
管理者收购是上市公司收购的一种形式，但由于独特的收购主体使MBO具有不同于一般上市公司收购的特点。监管部门应在准备出台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对MBO做出专项规定，对其收购主体、融资、股权转让等环节做出具体规定，明确实施MBO的合法性。
2、关注收购价格的公允性。
从现有案例来看，大部分MBO的收购价格低于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值。如，粤美的MBO中第一次股权转让价格为2.95元，第二次股权转让价格为3元，均低于公司2000年每股净资产4.07元，转让价格低于每股净资产是考虑了管理者对公司的历史贡献等因素而作出的决定，也不违反现有规定。但因为我国长期存在着产权主体缺位问题，如何界定管理者对原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贡献就成为确定收购价格的关键，同时，在确定收购价格时，如何保证对管理者原有贡献积累进行补偿，同时又不损害其他股东的权益就成为监管收购价格的重点关注点。上市公司应需要聘请具有专业水准及资格的中介评估机构，按照一定的原则及方法进行评估，公平地确定MBO中股权转让价格的合理依据，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一个客观的交易价格，这样才能避免集体与国有资产的流失。
3、严格上市公司实施MBO相关信息披露的要求。
从已经发生了MBO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情况来看，有的没有披露交易价格，有的在收购的原因（意义）方面的阐述过于简单、笼统，没有针对上市公司各自的具体情况说明此次收购活动的原因（意义），有的虽然披露了收购价格，但对收购价格的确定依据未能做进一步说明。另外，在收购资金的来源披露上，一般都是披露为由受让方自筹或自行解决。我们知道，管理者收购所需的资金量是比较大的，一般来讲，这个收购活动的完成是需要管理者通过融资方式来解决，这也是管理者收购属于杠杆收购的一种的原因所在。为此，应要求上市公司加强这方面的信息披露，详细披露收购原因、收购价格、收购价格的确定依据、收购资金的来源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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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社会，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接受国家和市场的双重调控，价格遵循价值规律不断变动，并对供求关系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具有较大的风险，偶然性相对较大。在这种背景下，实施合理有效的采购管理能够规避价格风险，抵抗经营风险及减少价格波动造成的成本、销售压力对铁路商业公司发展的影响，不断增强公司应对市场风险的基本能力。
1.2提升铁路商业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较为强大的价格优势往往是建立在商品本身较低的采购成本上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铁路商业公司的最主要成本主要来自于商品本身的采购价格。在此前提之下，不断完善铁路商业公司的商品采购，能够有效提升公司本身的价格优势，不断提升铁路商业公司的市场竞争力，真正带动企业的高效运营。
1.3提高铁路商业公司的整体效益
商品的采购，特别是对大宗商品采取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管理，不仅可以增强铁路商业公司的议价能力，获得低于市场的平均采购价格，同时，由于采购数量大、配送较为集中，可以节约供应商的生产和配送成本，也使供应商获得更多的让利空间。铁路商业公司与供应商获得双赢，进而提高铁路商业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
1.4提高灵活性
铁路商业公司的竞争能力之一是快速响应外部环境的变化，采购商品的准时交货与商品库存的控制都将影响公司的快速反应能力。
1.5影响质量
商品质量不合格或者不稳定，将导致成本的提高和市场份额的丢失。
1.6有利于加强与供应商的关系
采购管理还将影响供应商的关系，进而影响到铁路商业公司业务的正常运作。因此，采购管理需要推动供应商不断满足公司需求，监控供应商日常运作，保持在技术、价格、交付、速度和创新方面的优势，不断增加或保持公司效益，致力于采购管理的持续改善，寻找理解沟通的平台，发展长期的战略协作关系，建立双赢的供应链关系。
2铁路商业公司采购管理的常用技术
2.1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是一种经济现象，由英国的经济学家马克西•希尔伯通提出。规模经济曲线告诉我们：生产的数量越多，单位成本就越低。在采购实践中，经常用到规模经济。采购的数量越多，获得的价格折让也就越大。在采购谈判中常常拿采购份额或者数量作为交换，就是为了寻求更低的采购价格。
2.2期货采购
对那些价格不稳定且波动非常大的商品，可以采取期货采购。期货采购的关键在于尽可能准确地分析价格趋势。在价格持续上升阶段，签订大单，保持战略性库存，锁定涨幅，防止价格持续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时候虽然库存增加了，但因为价格控制好了，总成本仍然较低。当价格趋于下降时，尽快消化库存，防止价格下跌带来的被动局面，否则库存将成为“烫手山芋”。期货采购的风险较大，通常应请示最高管理层之后再做出决定。
2.3联合采购
应对垄断供应最常用的采购技术就是联合采购。虽然“同行是冤家”，但是在共同面临相对垄断的供应环境时，“敌强我弱”，不进行合作可能连当“冤家”的机会都没有。联合采购让相对弱小的公司形成采购联盟，积少成多，可以增加对供应商的谈判筹码，获得更有利的交易条款。联合采购是竞合关系的生动体现。同行在市场销售时是竞争关系，但不妨碍在采购时进行合作，既竞争又合作，形成良性循环。联合采购通常是公司高层之间良好互动的结果，采购部门主要负责具体的实施。
2.4合同管理
为什么需要采购合同？因为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可以为交易双方提供必要的保障。有了采购合同，一是建立评价与支付机制；二是规范采购人员的行为，令其正直行事；三是可追溯，便于审计；四是产生强制力，交易双方必须遵守条款约定；五是管理采购风险。要进行严格的合同评审。合同评审要由专业的法律人士去做，要么是公司自己的法律部门，要么是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2.5库存整理管理
库存整理及管理也是商品采购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环节———它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实现对于压库资金的减低，使得管理者不断提升采购的合理性。一般来说，库存管理的方式主要有供应商管理、客户管理以及联合库存管理3种方式。每种方式都有其不同的优势，借助合理的库存管理，能够有效控制采购资金，提升公司的整体库存水平。
2.6销售管理
销售管理在企业本身的整体发展过程中对采购起着极为重要的决定作用。在实际管理过程中，管理者要对销售过程中的商品数量、价格及品种等进行切合实际的监督，并建立依托实际情况的销售数据管理库，为企业的整体发展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借助合理的销售管理，实现对于商品采购的合理控制。
3当前铁路商业公司商品采购管理所存在的问题
3.1采购的整体价格管理制度不完善
通过走访调查，以及笔者的亲身工作经历发现，当前我国绝大多数的铁路商业公司都缺乏合理而完善的采购整体价格管理制度。认为采购就是杀价，越低越好，所以片面强调谈判的技巧。实际上，在企业采购事务的整体发展过程中，管理者要充分考虑到包括规章制度、原料价格等多重因素，绝非是单纯的线性管理。然而，当前绝大多数的公司都采用了较为传统的管理方式：内部采购结构职能划分不规范、人员配备相对不完善，进而导致了公司采购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没有有效的管理。
3.2采购的管控具有一定缺陷
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使得大多数铁路商业公司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极为严峻的价格挑战。在这种背景之下，多数采购人员高度重视价格因素而忽视了产品质量、美誉度、售后保障因素，使得企业的整体发展受到了严重限制，忽视了公司整体的发展与利益，长此以往，极其不利于公司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3.3采购人员的管理有待提高
对采购人员的管理存在误区，认为采购人员管理就是经常更换采购人员，以防腐败。这种做法忽视了采购的专业性。采购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务性工作，而是充满了技术与技巧，频繁更换采购人员不利于采购专业能力的持续提升。
3.4忽略与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片面地认为采购控制就是急催交货、慢慢付款，玩经济魔方。拿货的时候要求供应商赶快发货，而到付款的时候反而一点也不着急了，甚至供应商催款多遍也不理睬，能拖多久就拖多久。企业要避免这种错误倾向，应梳理新的采购思维，从传统的采购走向战略采购，尤其要具备战略采购的思想。
4铁路商业公司商品采购管理发展的建议
4.1建立与公司相适宜的各项制度
任何一家独立的铁路商业公司的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基本经营模式。公司管理者应当结合自身实际，逐步构建起一套合理而完善的管理制度，结合价格、库存等多项因素，不断探究能够降低企业价格成本、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整体方式。同时，要学会“审时度势”，及时依托社会及经济市场的变化实现对资源的有效调控，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4.2发展和培育稳定的供应商，形成战略合作
铁路商业公司商品采购不同于一般的采购，其对于稳定供货商的整体需求相对较高。在实际操作中，相关管理者要特别注意发展和培育稳定的供应商，保证货源整体价格低、质量高且售后服务到位，甚至可以依托本公司发展的整体需要，实现对供应商“一揽子框架协议”的签订，实现铁路商业公司本身与供应商之间良好的交流与合作，呈现出互利共赢的良好发展局面。
4.3建立全面的采购信息系统
当今的经济社会是发展的社会、变化的社会，在整体发展过程中，相关管理者要特别注意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建立起更为全面的采购信息管理系统，明确整体职责，实现对于企业的合理有效管理，并能够辅助部门实现对于未来整体价格走势的研究和预测，使企业的发展更加省心、更加“有底气”。
4.4打造一支优秀的管理队伍
采购管理并非简单的购买，而是一项复杂而繁琐的工作。公司要培育并打造一支业务能力强、逻辑思维好、综合分析能力敏锐的优秀采购管理队伍。在对采购工作进行整体整改之前，要特别注意对管理人员进行基于采购工作诸多方面的强化培训，不断提升采购人员的整体竞争力，实现公司整体采购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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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相关概念解析
（一）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内容
上市公司所披露信息主要包括财务事项等经营信息和非财务事项信息，主要是指财务会计信息、法律事务、资产评估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财务会计信息是最根本的,它是公司各方面情况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对象
1、公司信息披露的对象首先是公司的股东,包括国家股东、企业法人股东、社会个人股东和外商投资者。
2、公司信息披露的对象还包括公司的各种债权人,如银行、原材料供应商、公司债券持有者等。
3、政府的有关管理部门也是公司信息披露的对象。代表政府的证券监管部门有必要通过各上市公司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掌握各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实现对证券市场的有效管理,保证证券市场朝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维护公众的投资利益。
4、证券市场上存在一些打算购买股票或债券的投资者,他们被称为潜在的投资者。这些潜在的投资者也是公司信息的使用者。
5、公司信息的披露对象还包括公司职工。从自身利益出发,公司职工同样希望公司能以公开的方式提供有关信息。
二、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披露在质和量两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与此同时当前上市公司财务信自披露仍然存在着可信度低、决策有用性不强和时效性差等几方而的问题。
（一）财务信息可信度低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不真实的表现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会计政策与手段使用不当。有的上市公司不顾职业道德，配合庄家炒作进行利润包装，少计费用和损失，不恰当地提前确认或制造收入和收益；二是利用销售调整增加本期利润。为了突击达到一定的利润总额，如扭亏或达到净资产收益率配股及格线，有的公司在报告前做一笔假销售，再于报告后退货，从而虚增本期利润；三是将费用扫在“待摊费用”科目，采用推迟费用入帐时间的办法降低本期费用。
2、违反有关证券和会计法规，编制虚假财务报表，误导市场。
3、利用关联交易操纵利润。我国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情况十分普遍。其主要手段有：①关联购销。上市公司与关联公司之间通过低价购进，高价售出，应收帐款高额挂起，在不产生现金流的情况下，达到形成高额利润的目的；②资产重组。由于我国对资产价值评估缺乏相应的理论体系及操作规范，加上地方政府刻意参与，使得上市公司常以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为依托进行系列资产重组、资产置换，达到将不良资产转让给关联公司，将优良资产转让给上市公司，使上市公司短时间内经营业绩有较大改善；③费用分摊。上市公司改制上市前，一般都将企业社会性的非生产性资产剥离出去，但股份公司上市后仍需要存续的关联公司提供各方面的服务。这些服务涵盖医疗、饮食、物业等多方面。各项服务收费的具体数量和分摊原则是否合理外界无法判断，操作弹性大。当上市公司不理想时，通过调低收费价值和上市公司承担比例，达到增加利润目的。
（二）财务信息决策有用性不强
财务信息披露是会计决策的重要依据，也是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必须考虑的因素，然而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在非财务事项、预测性信息、和财务信息内容上的缺陷使得披露的财务信息决策的有用性不强。
1、非财务事项披露不够
会计信息也是一种商品，相关性差不能适应会计信息的市场需求，特别是对于投机成份较浓的市场，投资者对相关性的需求有时甚至比可靠性还要高。相关性会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企业的社会责任、人力资源、经营背景等非财务信息、对投资者决策尤为需要。上市公司非经营信息的评价已成为证券市场投资选择的重要环节，年报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也随之发生变化，现行年度报告体系往往局限于财务数据及其相关说明，而没有考虑用户全面了解企业的机会与风险以及企业现状与发展前景的需要，在非财务数据的披露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
2、预测性信息披露不规范
我国上市公司预测性财务信息披露的随意化主要表现在：①有关部门对企业披露预测性信息的要求太低。体现在:强制披露主体范围过窄，仅限于上市公司上市时；要求披露的内容太少，仅要求披露盈利预测信息，其他重要的预测性财务信息则没有要求；盈利预测的披露渠道主要局限于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②没有完善的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外部监管机制，对企业约束不够，新上市公司盈利预测的可靠性不高。③责任不清，没有建立盈利预测保险制度。盈利预测存在重大偏差，误导投资者造成重大损失时，由于责任不清，不知追究企业管理当局还是注册会计师的责任，笼统归结为宏观环境的影响，推卸责任了事。
3、信息披露内容不规范
现行财务信息披露制度不系统,散见于各种规定之中,因此信息披露制度不稳定,不易执行。从内容上来看,也不够规范,《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虽对公司收购的信息披露有所规定,但并没有解决下列诸多的问题,如大股东应披露的会计信息包含的具体的内容；公众吸收、消化信息的时间段；对公开披露信息的虚假性,严重误导或重大遗漏方面,以及专业性中介机构公开披露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都没有明确的界定。
（三）信息披露时效性差
现行财务报告模式是根据持续经营和会计分期假设，一般按年、月编制。《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六章第57条规定，上市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的前六个月结束后60日内提交中期报告，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120日内提交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年度报告”。这种定期报告在经济生活较为稳定的前提下，对决策是有用的，信息使用者可以大致准确地顶测企业下一年甚至以后儿年的财务状况。但面临的现实是，知识经济产品生命周期缩短，经营活动不确定性日益显著，因而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期就大大缩短。
三、规范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必要性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规范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不仅仅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我国融入世界资本市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的必然选择。
（一）规范财务信息披露是我国引进外资,推进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发展迅速,需要大量吸收外部资金。近几年西方经济持续衰退,大量资金未能找到适当的投向,资金使用成本很低,而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海外资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但目前我国公司吸引外资或在海外上市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国内公司按国际惯例充分披露信息的困难较大,而国外投资者对国内公司提供的信息也存在许多疑虑。外商投资者难以通过公司提供的信息准确地评价公司的投资价值。因此,按国际通行的方法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增强信息的可比性,不但有利于吸引外资,更将进一步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国际化建设。
（二）规范财务信息披露是防止信息垄断、扩大投资的必然要求
股票市场是一个对信息极其敏感的市场。许多政治、经济等外界因素以及公司的经营业绩,重大事件都会引起股价的波动。一旦这些信息被少数人垄断,他们就很可能利用这些信息在股市上兴风作浪、牟取暴利,而大多数投资者则要蒙受损失。为了防止少数人垄断信息,就必须使信息公开化,通过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让广大投资者同等地获得可能影响股价的信息,保证投资者获得平等的竞争机会。只有建立清晰、明晰、及时、快捷的财务信息披露方法体系，提高投资者去伪存真，甄别好坏的能力，才能使广大投资者的切身利益真正得到保障。
（三）规范财务信息披露是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督的必然要求
目前我国的股份制企业中,由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改组的约占85%,这些公司无论是内部管理机制还是在市场中的行为,多少都还带有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色彩。通过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使公司经常处于社会的监督之中,才能促进经营者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上市公司的素质。
四、规范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对策
事实证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破坏了上市公司的诚信形象，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为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为企业改革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必须规范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
（一）完善财务信息的市场环境
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不真实主要原因在与需求主体缺位，为此必须完善财务信息的市场环境，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高投资者素质。
1、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加强股东等财务信息需求者参与监控的动机和能力首先必须完善公司产权制度。完善的产权制度是股东等市场主体根据真实财务报告进行交易活动的先决条件和基础，只有完善的产权制度，才能使得股东追求资本收益的最大化，才能形成其与公司管理层之间经济上的契约关系，进而形成真实财务报告的需求主体。为此有必要推行三级法人制度使投资主题明确化，落实股东权利使董事会受到股东大会的有效制约；其次必须完善上市公司的内控机制，完善公司章程，明确界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的权限，做到分工明确、责任落实，并尽量避免董事和经理交叉任职，从而确实建立起董事会和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经理对董事会负责的制衡机制。
2、提高投资者素质。提高投资者素质，使其具备一定的会计基础知识，从而能根据自身决策需要，更好地阅读、理解和分析所披露的会计信息。并善用股东权利，针对会计信息披露上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向公司董事及经理人员施加必要的压力，使之得以改进。与此同时，广大投资者还应增加法律意识。投资者应该学会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利益，针对会计信息披露上的一些违法行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有关责任人士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3、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完善证券市场法规体系，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建立以《证券法》为核心的证券制度规范，制定完善的会计准则和审计执业规范。
（二）完善公司财务信息披露内容，鼓励自愿提供非财务信息
企业报告应考虑投资大众的广泛信息需求,满足用户全面了解企业的经营机遇和风险,以及企业现状和发展前景的需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完整类型应包括以下几方面:①企业管理部门对信息的分析说明。主要说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业绩、未来的发展趋势；②财务和非财务信息。包括财务报表信息和经营状况信息；③未来的预测信息。包括企业面临的机遇和风险,企业的发展和开发投资计划；④股东和管理人员信息,包括董事、大股东、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酬金以及关联交易方面的说明；⑤背景信息。包括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目标,企业经营业务,资产的范围、内容、规模,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的影响等。超级秘书网
鼓励支持上市公司对企业非经营性财务信息的披露，主要包括管理当局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发展规划、增值表、环境保护报告等,既有对过去经济事项的解释,又有对现在情况的说明,还有对未来结果的预测。
（三）加大执法力度，建立奖惩机制
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违规披露一方面是其私利因素影响的，然而加大对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监督，建立有效的奖惩机制能够有效的规范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
1、强化业务检查。中注协应建立、健全对事务所的业务检查制度，并加强对同业互查的组织与领导，有步骤地开展执业质量检查工作。在上述业务检查及调查的基础上，针对所发现的会计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证监会应在其职权范围内，对有关责任人予以严厉惩处，绝不姑息迁就，对于其中构成犯罪的应坚决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在注册会计师的惩处上，中注协应会同财政部门、审计署、证监会、司法部门等各方监督力量，尽快建立注册会计师惩戒委员会，制定惩戒办法，统一惩戒尺度，对违法乱纪的注册会计师，及时予以严肃处理。总之，各有关执法部门应强化执法意识，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种会计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公正执法，铁面无私，维护股票市场发展的正常秩序。
2、加大对违规财务信息的处罚力度。一方面要加大惩处面，除对有迹象显示存在信息披露违规情况的上市公司进行针对性的查处以外,还应对上市公司年报建立正常的抽查复审制度；另一方面加大处罚力度，对信息披露中存在虚假或重大遗漏的上市公司,应给予严格的处罚,比如采用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摘牌等方式,严重的还应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3、建立举报违规奖励基金。只有建立起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形成高效严密的监督网络，才能够有效抑制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上升的势头。因此，很有必要建立一个面向全国的举报上市公司违规违法行为的奖励基金。对于举报者的举报，经调查核实确有其事后，给举报者以重奖。
结论
规范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积极配合，在优化财务信息市场环境的同时，完善公司财务信息披露内容鼓励提供非财务信息，加大监督和奖惩力度，促进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规范，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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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Buy-Outs，MBO)是指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利用自有资金或外部融资来购买其所经营的上市公司的股份，以此完成由单纯的公司管理者到股东法律地位的转变并进而改变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控制权结构的商事行为。0世纪70年代末期，MBO开始在英国迅速发展。0世纪80年代，英国的公营部门私有化和美国的企业并购浪潮推动了MBO的成熟和完善.对英美的企业制度和金融制度的演变而言，MBO意义重大，它是国民经济增长的＿股重要推动力。在东欧，MBO及其派生形式在私有化改革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被认为是操作性强、效果明显和最常见的改革方式。近来，日本在企业重组中广泛运用了MBO方式，并成功地使它从一种单纯的金融工具演变成为改进公司管理和激励机制、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
在我国，MBO从理论上为解决长期困扰国有企业改革的产权模糊和产权主体缺位难题，提供了﹁条较为可行的思路。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MBO在我国的实践具有了良好的经济背景和发展契机。999年，四通集团的产权改革方案开创了我国上市公司MBO的先河，00年上半年，“粤美的”、“深圳方大”和“宇通客车”陆续向管理层成功转让股份的公告，之后又有近30家上市公司大胆提出各种经营者持股计划。截至00年，我国已有8家上市公司或其母公司成功实施了MBO，另有00多家上市公司正在积极准备实施MBO计划。面对实践层面这种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00年月日，国家颁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首次对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和员工持股等问题作出规定，以调控和规范MBO的有序发展。然而，由于上市公司MBO在我国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制度和法律存在较多不完善的地方，MBO实践中出现国有股权转让价格偏低、收购资金来源和收购程序不透明等问题，导致一些暗箱操作、私相授受、变相侵吞国有资产等现象的发生。为防止MBO的不规范操作可能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003年4月初，财政部在给原国家经贸委企业司《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有关问题的复函》中指出，“相关法规未完善之前，暂停受理和审批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收购”。然而，政策层面的态度并不能阻挡实践层面发展MBO的强烈需求，据不完全统计，仅003年向国资委和证监会提交首次或二次MBO方案的上市公司，还在0家以上，而外界难以确定收购方与管理层之间是否具有关联的隐性MBO或曲线MBO，更不在少数。随着国资政策逐步规范和不少地方政府“国退民进”的呼声高涨，003年月以来，国资委先后颁布了《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其中最引人注目是《意见》为规范国有产权转让行为及MBO提出了若干原则性和操作性的规定，这无疑是对003年初被叫停的MBO进行了“解冻”，必将掀起我国上市公司MBO的新热潮。
虽然人们认识到MBO可能会对我国国有企业产权结构调整、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以及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重大意义，但从总体上看，我国MBO产生的实际绩效及其是否切实发挥了有利作用，尚缺乏具体的实证考察和研究文献。这是国家财政部和国资委等有关部门对MBO决策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从财务绩效出发，对MBO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以促进最新出台的国资委《意见》、《暂行办法》和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转移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贯彻、落实和修订。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西方学者对MBO的理论规范分析是从成本、激励理论和控制权等多角度展开的，不同角度得出的理论观点存在一定差异。而从对MBO的实证计量研究来看，得出的结论比较一致，即MBO可以增加企业的价值，捉高资源使用效率。在我国，经济学界对MBO的效应存在一定的争议，上市公司MBO是否真的能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业绩，提高经营和管理效率，从而提高公司价值，还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认真分析。
西方学者对MBO绩效分析的理论假设主要分为价值创造论和财富转移论两大类。价值创造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Jensen的成本说(Jensen，986，989)，Jensen认为MBO通常伴随着高负债，通过高的杠杆率和定期偿债将会约束管理层，减少管理层支配自由现金的权力和由此导致的成本，同时，支付债务、破产的压力也会迫使管理层提高效率。价值创造论认为，MBO还可以通过使管理层成为所有者而降低管理者专属性投资风险(Alchian&Woodward，987)、有利于解决投资者搭便车问题和培育企业家精神(MikeWright，00)，故MBO后的企业业绩将会趋于上升，应该鼓励MBO。财富转移论的主要观点是MBO后的企业绩效上升，并不来源于价值创造，而是MBO通过高财务杠杆和高度控制权使财富从其他利益相关者，如股东、债权人、职工、政府等，向管理层转移。例如Lowenstein(985)的税收利益论认为，MBO的绩效，包括利息支出和管理层的股权收益，都来源于避税所得。财富转移论的主张是应该抑制MBO。即使上述两大学说对MBO的政策主张不同，但它们都假设MBO是能提高企业业绩的，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MBO并不一定会导致企业业绩上升。例如Smith&Abbie(990)认为MBO可能使得管理者采取风险回避态度，拒绝高风险但具有高净现值的项目，甚至并不考虑公司所有投资项目的整体分配组合，而只是考虑那些低风险低净现值的项目。Demsetz和Fama，Jensen认为管理者通过MBO能对公司的所有权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实施有效控制，这将导致竞争效率下降，所以MBO这种所有权集中可能并不能提高企业业绩。
从MBO的实证研究来看，西方企业在MBO后业绩一般趋于上升，MBO的总体绩效为正。这主要是通过对MBO企业的一些关键财务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的，包括销售收入(Bull，989，MuscarellaandVetsuypens，990，Shl8h，990)，收入(Kaplan，989b，Singh，990)，现金流量(Bull，989,Smith，990：Opler，99)和对上述因素的综合考察(Zahra，995)等。Lichtenberg&Siegel(989)发现，MBO企业的生产率有提高趋势，Kaplan(989)和Singh(990)发现，MBO企业的开支费用有下降趋势，这些都表明MBO提高了企业效率。Lintenberg&Palia(997)对98—993年的MBO研究表明，收购后企业业绩与管理者股权比重呈曲线变动关系，即企业的生产率在管理股份为.0—4.4%之间时最低，当超过4.4%时最高。大多实证研究者将MBO后企业业绩上升的解释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但Pankaj&Tancon(995)认为，管理者收购的业绩主要取决于市场结构的完善程度和市场竞争程度。
在我国，MBO处于起步阶段中，这期间学术界对上市公司是否适宜进行MBO进行了广泛的争论。从规范论证上看，可以分为肯定论和否定论两类。持肯定论的学者认为，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和条件的成熟，上市公司应当通过管理层收购来解决长期困扰公司发展的产权问题、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问题。我国MBO的推进，将有利于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产权明晰，促进企业业务创新和经营结构的重组，有利于长线投资理念的形成和发展。持否定论的学者认为，我国MBO与西方国家情况不同，我国MBO实际上是对国有资产的一种处置手段，目前只允许管理层收购，中小股东不能参与，存在暗箱操作问题，难以保证社会公平，必将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所以上市公司不适宜进行管理层收购。从MBO的实证研究看，大多是采取个别案例研究的方法，对“粤美的”、“深圳方大”和“宇通客车”的MBO实践进行剖析，而采用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和论证较少，只有李康等人(003)对我国MBO上市公司的大比例分红现象进行了考察，发现完成和正在实施MBO的公司具有强烈的分红冲动，毛道维等人(003)考察了我国实施MBO的上市公司特征，发现MBO公司在收购前一般为绩良公司，但其考察样本只有8家。
这些研究对了解我国MBO绩效有很大帮助，但是，由于这些研究都从控制权、治理结构和国有资产问题等某些理论角度来考察MBO，未进行整体的分析与评估，而且对我国MBO绩效的实证分析显然是不够的，这使得出的结论缺乏有力的实质性依据。本文希望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重点研究MBO的财务绩效。尽管人们通常认为我国的会计利润容易受到操纵，但是陈晓(999)的实证研究还是表明了上市公司会计报表盈余数字具有很强的信息含量。我们的研究样本为000—00年发生股权转移的8起MBO案例，考察这些上市公司MBO前一年、MBO当年和MBO后一年的财务绩效变化情况。在评价MBO绩效时，选择的财务指标有：()衡量整体业绩的指标，包括每股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和主业利润率，()衡量管理效率的指标，包括投资收益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流动比率，这主要是为了考察MBO公司的风险规避、资产管理和现金流方面的特征；(3)按照股权转让比例和资本负债率对MBO公司进行划分，并考察各组的业绩情况，这主要是为了检验我国MBO中控制权和负债的变化是否能产生降低成本的绩效。
三、管理层收购前后的业绩比较
.样本及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证券报》和巨潮咨询的有关数据，本文选取000～00年间实施了MBO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样本选取的标准是在临时公告中，对实施MBO的事实进行正式公开披露的公司。最终得到8家上市公司，其中在沪市上市的有0家，在深市上市的有8家。将公告日期所在的年份确定为各家上市公司完成MBO的当年，以此确定和整理了各样本公司MBO前一年、MBO当年和MBO后一年的财务数据。表列出了样本公司在MBO前后3年的盈利能力数据。
8家上市公司MBO前后整体的业绩比较
首先分析8家上市公司整体的业绩在MBO前后3年的表现情况，这里主要考察的是MBO公司的每股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和主业利润率。通过对8家公司年报数据的整理和计算，8家MBO上市公司的整体业绩情况如表所示。
从表中可看出，在不同指标衡量下的MBO公司业绩是不一样的。每股净利润是先升后降：净资产收益率逐年上升，且在MBO当年上升幅度较大：主业利润率逐年下降。由于在样本中，万家乐以净资产收益率为指标衡量的业绩在MBO前后3年变化很大(MBO前后3年，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397.07%，-6.68%和33.57%)，如果将其从样本中去掉，则剩余7家公司3年的每股净利润和主业利润率变化趋势与表中所示基本相同，但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就依次为7.%、8.0%和5.37%，在MBO当年略有上升，但MBO之后明显下降。
考虑到股市整体的变化可能对MBO公司的业绩产生影响，又用各家样本公司MBO前后3年的财务指标数值分别减去对应的当年所有上市公司总体指标数值，将其差值进行平均，得到的平均值见表3。
表3的3个指标表现趋势与表的表现相似。如果去掉净资产收益率变化很大的万家乐，则表3中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数值在MBO前后3年就分别为0.76%、.%和-.05%，说明MBO公司业绩与市场平均水平相比，在MBO当年有明显提高，之后出现显著下降。另外，从以上两个表中可以看出，MBO当年净资产收益率上升，而主业利润率是下降的，这说明样本公司在MBO当年和之后的收益增加，并非来自主业经营效率的提高。
3.MBO前后管理效率的比较
对样本公司的管理效率进行分析，选择的财务指标包括投资收益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流动比率，整理计算出的数据如表4所示。
首先是投资收益比率，如果管理层在MBO之后更偏向风险规避，就可能选择风险较低从而收益率较低的投资项目。从表4可以看出，MBO前后3年的投资收益率似乎具有一定的跳跃性，MBO当年的投资收益率显著下降，后一年的投资收益率又大幅度增加。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创新科技，其投资收益率在MBO前后3年中依次为7.8%、-8.4%和.49%。如果将其从样本中去掉，则其余7家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在MBO前后3年的变化趋势仍然是先降后升。这种变化虽不能显著说明管理层为规避风险而选择收益率较低的投资项目，但从各个公司看，在MBO前＿年投资收益率为负的有4家，MBO当年上升到6家，而MBO后一年减少到家，这说明了在MBO当年，公司管理层选择投资项目时，希望尽可能获得正的投资收益，而投资收益率在MBO当年的显著下降，可能是因为这段时期调整投资项目，新项目暂时尚未开始计算收益造成的.
其次是应收账款周转率，较高的应收账款周转率意味着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力度增加。由表4可知，MBO当年和后﹁年的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均高于MBO前一年，这可能是大多公司的管理层加强了对公司的管理，对一些赊销政策予以取消。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胜利股份，其应收账款周转率逐年稳步上升，在MBO前后3年的数值分别是5.8、7.4和0.89。也有一些公司，MBO当年的应收账款周转率比MBO前一年有显著提高，但是过高和太严格的赊销政策不利于促进销售额的增加，所以MBO后一年又将周转率适度调整，例如宁波富邦，3年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是3.95、47.和33.73。但总体而言，MBO之后，赊销的控制力度比MBO之前加强，应收账款的收回时间加快，这可能反映公司对现金流的需求增加了。
再次是流动比率，这可以反映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和现金流压力。上市公司能否按期偿还短期债务，要看公司有多少债务和多少可变现的流动资产。流动比率越高，偿还短期债务的能力越强。从表4可知，MBO公司的流动比率逐年下降。根据一般的共识，流动比率维持在附近较为合理，但是MBO公司这一比值逐年远离这一数值。洞庭水殖、武昌鱼和鄂尔多斯3家公司的流动比率在MBO前一年最高，达到3.7、3.5和3.85，但在MBO当年分别下降到.8、.08和.8，从其年报考察，这主要是因为流动负债增加造成的。这可能造成MBO公司的现金流压力增加。
4.不同股份转让比例的MBO业绩比较
根据MBO公司的股份转让比例为标准，对其进行分组。整理计算出来的有关数据如表5所示。
在8家MBO公司中，阿城继电器通过对公司辅助生产分厂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员工持股计划进行曲线MBO，由于在公告中没有对这部分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进行公披露，故无法得到其股权转让的比例，所以表5中没有包括阿城继电器。将其余的公司以0%为间隔进行划分，得到转让比例在0%以下的有3家，其中朝华集团最低，只有.44%，转让比例在30%以上的有4家，其中永鼎光缆最高，为49.86%。从各组的业绩看，除了30%一组的每股净利润表现为下降，其余各组每股净利润有上升趋势；各组主业利润率几乎没有提高的迹象；而净资产收益率的表现以0%一30%的一组最佳，由于这一组包括业绩起伏较大的万家乐，将其从该组去掉，则MBO前后3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布为.69%、.79%和9.938%，与其他组相比，也是MBO后净资产收益率业绩表现最好的一组。转让股份比例在0%一0%的一组业绩也较佳，而转让的股份比例在30%以上的4家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均有所下降，转让比例在0%以下的公司除了丽珠集团在MBO当年净资产收益率有所上升，其余的家上市公司均表现为下降。
5.不同资产负债比率的MBO业绩比较
再按照MBO当年资产负债率比MBO前一年上升的幅度为标准，对MBO公司进行分组比较，其目的是检验伴随MBO的负债变化是否对成本和公司业绩产生影响，整理计算出来的有关数据，如表6所示。
对这些公司进行分组考察发现，除了武昌鱼、洞庭水殖和鄂尔多斯MBO当年的资产负债率分别比MBO前一年上升3.06倍、63%和67%外，其余的MBO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上升幅度并不太大；而资产负债率下降的公司负债率变化幅度也较小，幅度最大的永鼎光缆只下降了4%。这种格局使样本公司整体的资产负债率呈现上升趋势，8家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在MBO前后3年是逐年上升的，依次为43.83%、50.88%和55.8%。但从净资产收益率衡量的业绩看，资产负债率上升幅度较大的两组业绩是下降的，而资产负债率下降和略有上升的两组净资产收益率却是上升的。在负债率下降的一组包括万家乐，如果将其去掉，这一组MBO前后3年净资产收益率仍从7.33上升到5.99。从这一点看，负债增加能对管理层产生激励作用和减少成本，从而提高公司业绩，这一观点对我国的MBO情况并不成立。
四、结论
从以上的研究与分析中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MBO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和净资产收益率衡量的业绩(除万家乐外)均在MBO当年有所上升，而在MBO后一年下降。按主营业务利润率衡量，样本公司业绩下降。由此表明价值创造论对我国MB0公司还不能成立。另外，研究表明，MBO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的表现略优于主业利润率的表现，而根据有的学者研究，主业利润率在反映公司业绩上比净资产收益率更为稳定，纵的程度少(陈小悦、徐晓东，00)。这说明，一方面，MBO公司当年的业绩上升可能是财富转移造成的，而非价值创造，另一方面，MBO公司可能通过会计方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盈余操纵。从MBO公司的每股净利润看，不仅3年均高于市场平均值，并且在MBO当年明显上升，这可能是因为公司管理层在购买股权以后，为提高自己手中的股权价值而在每股净利润上做文章。建议对MBO板块加强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规范和监察，以保护中小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第二，在对MBO的管理绩效进行的分析中，发现MBO公司的现金流比较紧张。管理层在收购后会对投资进行调整，以求尽快获得投资收益，结合已有研究指出的MBO公司大比例分红现象，必须引起注意的是，MBO公司管理层可能在个人财富不多的情况下，以负债方式筹集购买股权的资金，从而在MBO之后的经营中对支配公司现金的需求增加，导致公司现金流量出现紧张局面，加重公司的经营风险，并影响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加强对MBO公司管理层决策权的制衡机制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设，防止管理层收购加剧“法人资本主义”的弊端。超级秘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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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企业家或者企业看作道德主体，则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可能是源于企业家或者企业的纯粹道德良知。②企业社会责任道德理论指出，企业必须将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道德约束（Phillips等，2003）[18]，这要求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必须关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和指导性的道德准则。同时，Linthicum等（2010）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视为一种建立和维持声誉的途径。如果一个企业看重它的声誉，那么保护这一声誉的意愿可以抑制企业及其管理层参与不被社会接受的活动。因此，管理层可能基于加强企业声誉的战略动机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并通过限制盈余管理来降低对企业声誉的潜在损害（Kim等，2012）。Laksmana和Yang（2009）研究发现，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不佳的企业相比，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较好的企业有着可预测性更高、更加持续和平稳的收入。Hong和Andersen（2011）基于美国数据研究发现，对社会越负责的企业的应计质量越高，且从事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低。此外，根据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的理论，委托人（股东）与人（管理层）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委托理论进行扩展，则委托人可能是社会或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在这种情形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可以降低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利益冲突和成本，缓解可能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上述理论均支持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的假设，这一关系也与Kim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国内亦有学者对此问题展开研究。朱松（2011）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市场评价越高，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也越高。钟向东和樊行健（2011）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财务业绩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也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抑制盈余管理。邓学衷等（2011）亦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企业盈余管理对社会责任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综上所述，如果管理者秉承“公心”———基于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目标，出于建立和维护声誉、提高财务业绩的战略动机，或者出于道德约束的利他动机来履行社会责任，我们将观察到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H1：盈余质量较好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然而，有限理性理论（Simon，1955）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者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个体的理性被信息、时间或认知能力等约束条件所限制。盈余质量低的企业管理者可能通过“信息超载”（informationoverload）的方式（Agnew和Szykman，2005），借助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所带来的声誉效应掩盖其所做的盈余操纵及其他不当行为，转移公众的视线（Hemingway和Maclagan，2004）。因此，社会责任的履行很可能与管理者追逐自身利益有关联（McWilliams等，2006）。如果管理者出于投机动机履行社会责任，那么他们可能误导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价值和财务业绩的判断。
基于此，学者们展开了大量研究。Fritzche（1991）研究发现，管理层追逐自身利益或组织的经济利己主义时，道德准则可能仅仅只是弄虚作假的烟雾弹，管理层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掩盖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不当行为。Petrovits（2006）研究发现，财务报告中利润略大于0的企业会更倾向于履行慈善活动（如资助慈善基金会），这表明企业为了达到特定阈值（如利润0点）、避免亏损，会有动机进行盈余操纵，同时战略性的运用企业慈善项目来加以掩饰。Prior等（2008）以26个国家的593家企业作为样本，研究企业是否会使用企业社会责任从战略上来隐瞒盈余管理。他们从SiRiproTM数据库中选择指标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变量，使用业绩调整的修正Jones模型来衡量盈余管理，最终发现盈余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Chih等（2008）从FTSE全球指数数据库中选取46个国家的1653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将样本划分为社会责任表现较好和较差的两个子样本，研究了在社会责任表现较好的子样本中的企业是否存在盈余管理。他们发现，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在应计盈余管理中更为激进。在Kim等（2012）看来，企业可能将参与社会责任作为维持声誉的一种手段，通过履行和披露社会责任为企业营造出一种透明的形象，以获取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通行证”，从而“躲”在貌似透明的社会形象背后进行盈余管理。这一动机在某种程度上与Prior等（2008）的研究结论一致，即企业基于机会主义，在从事盈余管理行为之后，会试图通过履行和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来掩盖它们的盈余操控行为。高勇强等（2012）基于中国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可能会利用慈善捐赠来掩盖或转移外界对员工薪酬福利水平低、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的关注[6]。此外，通过在理论的框架下关注管理者的投机行为，Petrovits（2006）和Prior等（2008）发现，基于对自身职业生涯或个人名声的考虑，管理层可能也会更多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些投机取巧的动机和我们对“诚实守信的商人”的理解相反。综上所述，如果管理者更多的是出于“私利”考虑，基于掩盖或转移公众对企业不当行为关注的动机来履行社会责任，我们将观察到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负向影响关系。基于此，我们提出与假设1存在竞争性的假设2：H2：盈余质量较差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以沪深两市2005~2011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相关数据均来自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设计开发的CSMAR数据库。对于初始数据，本文进行了如下的处理：（1）剔除归属于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样本期间被冠以ST、PT的财务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样本；（3）剔除在发行A股的同时发行有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样本；（4）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上市公司样本；（5）剔除总资产或所有者权益小于零的样本；（6）剔除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样本。根据上述标准进行筛选，最终得到9371个有效的公司/年度样本观测值，其中，观测样本的年度分布情况为：2005年1158个、2006年1147个、2007年1167个、2008年1289个、2009年1365个、2010年1448个、2011年1797个。此外，为了控制异常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对模型中涉及的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的选择和度量1.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借鉴沈洪涛等（2011）的做法，本文选用上海证券交易所2008年5月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中涉及的每股社会贡献值来衡量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具体计算公式为：每股社会贡献值=（净利润+所得税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期应付职工薪酬-上期应付职工薪酬+财务费用+捐赠）/期初和期末总股数的平均值2.解释变量———盈余质量的度量。（1）修正Jones模型（Dechow等，1995）。现存最常用到的研究盈余管理的方法就是通过Dechow等（1995）的横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估计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具体来说，首先使用模型（1）分行业－年度回归。在模型（1）中，TACCj,t是j公司在第t年的总应计利润，它是净利润减去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计算得到的；TAj,t-1是j公司在第t-1年的期末总资产；ΔREVj,t是j公司在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动；PPEj,t是j公司在第t年末的固定资产总额。此外，该模型在传统估计方程中加入常数项，有利于消除异方差和缓和模型缺乏规模变量而引起的计量偏误。由于盈余管理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不同策略，为了综合考虑企业对盈余的操纵情况，本文对DAj,t取绝对值后作为盈余质量的第一个变量DA1。由于DA1反映的是企业对盈余进行操纵的程度，所以取其绝对值作为盈余质量变量时，数值越小说明盈余质量越好。（2）修正Jones模型的改进（Kothari等，2005）。Dechow等（1995）的研究还发现，在Jones模型下，企业的极端绩效会对计算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为克服这种现象，同时增加盈余管理研究的可信度，Kothari等（2005）将公司的绩效代入Jones模型的估计过程中，提出两个改进的模型，其中之一为业绩调整的修正Jones模型：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ROAj,t-1作为业绩的替代变量，同时在销售额变动的基础上扣除应收账款的变动，得到模型（3）。其中，ROAj,t-1是j公司在第t-1年的总资产收益率。与文中计算DA1的方法一致，对模型（3）分行业-年度回归的残差取绝对值，得到盈余质量的第二个变量DA2。此外，Kothari等学者还提出另一个与业绩相关的修正Jones模型，以控制业绩与企业应计之间相关性。具体做法是，对于每个行业内的企业，按照总资产收益率排序并分组，然后为每一家企业选取总资产收益率最为接近的企业作为配对样本，采用模型（1）、（2）计算每家企业的DA1，将企业与配对样本的DA1相减（配对公司值为减数）作为该企业盈余质量的第三个变量DA3。综上所述，本文采用Dechow等（1995）的分行业年度的横截面修正Jones模型以及Kothari等（2005）的业绩调整和业绩配对的修正Jones模型分别计算可操控应计利润，考虑到盈余管理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不同策略，对计算得出的可操控应计利润均取其绝对值。作为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衡量指标的DA1、DA2、DA3，均为指标数值越小表明企业的盈余质量越好。（3）盈余质量的另一种衡量指标是应计质量。根据调整的Dechow和Dichev（2002）模型计算盈余质量指标（DD），这一指标广泛应用于财务报告质量的研究文献之中（Francis等，2005；Rajgopal和Venkat－achalam，2011）。为计算该变量，首先分行业－年度回归如下模型：在模型（4）中，ΔWCj,t为j公司第t年营运资金的变动，具体地说，为应收账款、存货和其他资产的变动之和，减去应付账款和应交所得税的变动；CFOj,t为j公司第t年经营性现金流量；ΔREVj,t为营业收入的变动；PPEj,t为j公司第t年末的固定资产价值；TAj,t-1为j公司第t-1年末总资产。在对模型（4）分行业－年度回归后，得到各企业各年度的回归残差，根据第t年和之前4年的回归残差计算标准差，即得到企业第t年的应计质量指标，该指标数值越小则表示企业的应计盈余质量越好。3.控制变量。本文在回归模型中使用了一些控制变量，以避免可能影响盈余质量和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遗漏变量问题。之前的文献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大规模的上市公司更有动机去强调它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因此本文控制了企业规模（Size）。另外，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价值正相关，具有高度道德承诺的企业的市场价值更高，企业价值高的企业会承诺高水平的企业社会责任以保持它们在市场中的地位，因此本文控制了企业价值（TobinQ），并预测企业价值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产生正向影响。为了控制与杠杆作用相关的盈余管理动机以及杠杆作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潜在影响，本文控制了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Leverage）。我们加入营业收入增长率（Salesgrowth），以控制企业增长机会的影响。此外，由于Petron（i1992）研究发现企业在自身财务业绩不佳时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倾向于通过盈余管理规避损失，因此参照Choi和Pae（2011）的做法，在本文的主回归模型中分别引入反映企业亏损情况的虚拟变量（LossD）和反映企业现金流情况的虚拟变量（NegcfoD）。最后，我们还加入了年度虚拟变量（Year）及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以分别控制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变量的定义和度量见表1。
（三）实证模型参考Choi和Pae（2011）的模型，本文估计了如下回归模型来检验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关系：在模型（5）中，CSRj,t为j公司第t年的社会责任表现；QAj,t为j公司第t年的盈余质量，分别由DA1、DA2、DA3和DD来度量。H1意味着β1<0，即盈余操纵程度较小、盈余质量较好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社会责任，表明企业倾向于更多的从事社会责任活动以回报社会。H2意味着β1>0，即盈余操纵程度较大、盈余质量较差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社会责任，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更可能是为了转移公众的视线，掩饰其对盈余所做的操控。同时，考虑到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是典型的短面板，借鉴Petersen（2009）的方法，所有回归结果在报告t值时，均采用公司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性标准误。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单变量分析1.描述性统计。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1）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的均值为1.0799，中位数为0.8536，但都与最大值5.4257相去甚远。这符合预期，一方面，数据表明当前半数以上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低于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即使进行了99%百分位的winsorize处理异常值，在样本中仍包含个别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很好的企业，不过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如此超高的企业社会责任值并不是普遍情况。（2）关于盈余质量的指标，在分别采用修正Jones模型、业绩调整以及业绩配对的修正Jones模型时，DA1、DA2、DA3的均值分别为0.0950、0.0913和0.1324。此外，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盈余质量指标（DD）的均值为0.0334，中位数为0.0282，最小值为0.0047，最大值为0.1172，企业间总体变化不大。（3）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变量（Size）的均值为21.7099，中位数为21.5624，说明样本企业的规模基本符合正态分布；企业价值（TobinQ）变量在25百分位上的数值都超过1，表明大多数企业的估值都高于资产的账面价值；企业资产负债率（Leverage）的均值为0.4847，中位数为为0.4996，表明样本中半数以上企业的负债小于所有者权益，企业偿债能力尚可；营业收入增长率（Salesgrowth）均值为21.22%，在包含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2008年观察值的样本中，仍能有这样的结果，说明中国企业的成长性是非常不错的。2.单变量差异性检验。如表3所示，按照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一个样本组的CSR值小于中位数（以下简称：组1），另一个样本组的CSR值大于中位数（以下简称：组2）。在组1和组2中，分别计算盈余质量变量（DA1、DA2、DA3、DD）的均值，并对组间均值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见表3）表明，采用修正Jones模型计算的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DA1、DA2、DA3），在组1中的均值小于在组2中的均值，且DA2、DA3指标的组间均值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个结论初步印证了本文的假设H2，考虑到不同变量在差异性检验中存在的不一致结果，我们在后续的多元回归分析中予以进一步检验。3.相关性分析。表4列示了主要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分析结果。从表4的分析结果来看，盈余管理程度指标，无论是修正Jones模型计算的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DA2、DA3），还是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应计盈余值（DD），都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初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2，在之后的多元回归分析中本文将进一步展开检验。此外，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与企业规模（Size）正相关，表明大规模的企业有更强的动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本文使用不同模型计算的三个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DA1、DA2、DA3）与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应计盈余值（DD）高度相关。表中各变量之间（除解释变量的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大部分都小于0.4，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表5检验了企业盈余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在列（1）到列（3）中，我们分别采用修Jones模型及其相关衍生模型计算的指标作为关键解释变量，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回归后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进行更多盈余管理的企业，其社会责任表现值（CSR）越高，由此，假设H2得到验证。第（4）列中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应计盈余值（DD）的系数亦在1%的水平上显著。此外，企业规模（Size）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个结果与“政治成本假说”一致，即大规模企业有着更强的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这些企业受到媒体和投资者更高的关注，它们因此更注重自身的公众形象。企业价值（TobinQ）的系数显著为正，Choi和Pae（2011）基于韩国的企业样本研究表明，价值高的企业会致力于履行高水平的社会责任，以维系它们在市场中的领先地位。本文的研究结论与这两位韩国学者的观点一致。总的来说，结果支持假设H2，即积极操纵盈余的企业会更多的履行社会责任以转移公众视线，掩盖其对公众不利的行为。
（三）稳健性检验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具有说服力，本文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1.交换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本文构造了以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为被解释变量，盈余质量指标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由于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转换有利于解决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Choi和Pae，2011），因此，本文参考Kim等（2012）、Hong和Andersen（2011）[22]的做法构造模型（6）进行检验。表6的列（1）至列（3）分别呈现了以可操控应计利润值（DA1、DA2、DA3）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值（CSR）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4）给出了以应计盈余指标（DD）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值（CSR）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显然，逆向的回归结果证实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盈余管理存在正向影响关系的结论，即社会责任与盈余质量存在负向影响关系，这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2。企业价值（TobinQ）的回归系数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有着高市价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企业规模（Size）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企业规模越大，盈余质量越好。2.解释变量的选择。为了减少盈余质量变量上的测量误差，我们分别使用了由修正Jones模型及它的两个衍生模型、Dechow和Dichev模型计算的四个反映应计盈余质量的指标，回归后得到一致的结果。在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基本Jones模型及它的三个衍生模型③计算可操控应计利润指标，作为盈余质量的变量（分别用DA4、DA5、DA6及DA7表示）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变量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水平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3.变量标准化处理。参考Laksmana和Yang（2009）的做法，本文将所有连续型变量减去其均值后除以标准差进行标准化处理（这样做是因为指标的单位不一致）。④我们将标准化处理后的变量（即表8中带有“_s”后缀的变量）代入模型，替换原变量重新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见表8）仍然与假设H2保持一致，只是系数的大小不同而已。4.差分模型的设置与检验。为了尽可能地减小模型中因疏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所有变量的当期值与上期值进行差分得到变动值（即模型7和表9中带有“Δ”前缀的变量），并用变动值构造如下change模型，对模型（7）进行回归，结果（见表9）仍然与假设H2保持一致。5.样本期间的选择。为了排除在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中金融危机影响的可能性，本文从研究样本中排除2008和2009年观察值，并重新进行上述回归。结果（见表10）与前文假设H2保持一致。
（四）内生性检验由于企业自身特征可能会影响盈余管理程度，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因此，为了克服样本自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Heckman（1979）的两阶段回归法进行检验。具体做法是：第一阶段，参考Cohen和Zarowin（2010）以及于忠泊等（2011）的做法，主要考虑公司规模、财务业绩及成长性等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使用Probit模型回归并估计InverseMill’sRatio（IMR）。⑤具体模型如下：在模型（8）中，被解释变量QA_dum为虚拟变量，当企业盈余管理程度⑥大于行业年度中值时，该变量取1，否则取0。解释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市账率（MTB）、总资产报酬率（ROA）、营业收入增长率（Salesgrowth）以及资产负债率（Leverage），我们同时在模型中加入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和年度虚拟变量（Year）以控制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第二阶段，将IMR代入模型（5）得到模型（9），该模型可以修正由于自选择偏误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表11的PanelA部分报告了Heckman（1979）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公司规模较小、市账率较高、营业收入增长率较高、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表11的PanelB部分为Heckman（1979）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控制了盈余管理的自选择偏差后，盈余管理仍然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2。此外，控制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也与文中主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四、进一步研究
（一）企业股权性质的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二十多年以来，民营企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国有企业占优势的局面并未得到较大改变。目前，60%以上的中国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为国家。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多元化导致企业行为承载着太多的政治任务（如保障就业率、社会稳定等）（黄速建和余菁，2006），其经济目标的实现是为非经济目标的实现服务的，而且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更注重自身的政治前途（吴联生等，2010）。因此，国有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更有可能是基于政治动机而非投机动机。然而，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产权更清晰，经营目标更单一。当非国有企业面临较大市场压力时，基于IPO动机、增发或配股动机、扭亏保壳动机，往往会更多地考虑进行盈余管理（刘凤委，2005），通过供销价格差异、资产置换、资产剥离等方式粉饰财务报表（陈信元，2003），以调高业绩。企业性质决定了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完全来自于外部压力。非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更倾向于“战略慈善”，其对经济动机的考虑更加明显（辛宇和左乃健，2012）。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文预期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盈余质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向影响应该更显著。根据股权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组，得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子样本，分别用分组样本对模型（5）进行回归，以验证在不同股权性质下，盈余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如表12的列（1）、（2）、（5）、（6）所示。在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盈余管理程度指标（DA3、DD）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国有企业的样本中，我们没有发现该类变量系数的统计显著性。进一步，我们对国有和非国有样本组中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表明，列（1）、（2）中DA3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的卡方值为4.31，p值为0.0380；列（5）、（6）中DD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的卡方值为3.99，p值为0.0459。总的来说，非国有样本组的盈余管理程度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大于国有样本组，组间差异在统计上显著。这表明，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掩饰盈余操纵行为的做法，更多的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由此可见，由于非国有企业政策支持度以及政治关联度相对较低，因此，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更易受到自身盈余质量水平的影响。
（二）企业股权集中度的影响自Berle和Means的经典论著《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于1932年问世以来，企业的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的效率问题就成为公司财务研究领域长盛不衰的焦点问题之一（陈德萍和陈永圣，2011）。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尚未达到半强势有效，大股东控制权对企业发展的干预仍然在较大范围内存在。因此，本文拟针对非国有企业样本组，进一步考虑企业的股权结构对盈余质量与社会责任间关系的影响。股权集中度作为衡量股权结构的指标，可以看作公司治理效率的度量。在股权分散的企业中，广大中小股东“搭便车”的心理严重，难以对管理层进行有效地制衡和监管。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理论框架的管理层机会主义假说，管理层更可能出于私利的考虑进行盈余管理，并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来掩饰对盈余所做的操纵。此外，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对公司股价造成的潜在压力，一般不太可能直接对中小股东构成致命威胁。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其更有可能无视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及其后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所做的掩饰。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文预期在非国有企业中，相对于股权集中的企业，股权相对分散的企业的盈余质量与社会责任之间的负向影响关系更显著。在非国有企业的样本组中，使用赫芬达尔指数（前10大股东持股比率的平方和）的均值对样本进行分组，得到股权相对集中和股权相对分散的两个子样本组，对子样本的回归结果见表12的列（3）、（4）、（7）、（8）。在股权相对分散的企业中，盈余管理程度的衡量指标DA3、DD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股权集中的企业中，我们没有发现该类变量系数的显著性。进一步在股权集中和股权分散的组间进行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结果表明，列（3）、（4）中DA3的系数差异性检验的卡方值为2.99，p值为0.0839，但列（7）、（8）中DD的系数未通过差异性检验。因此，我们有所保留的认可，在非国有企业样本组中，股权分散的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的回归系数大于股权集中的企业。由此可见，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掩饰盈余管理行为的做法，更可能存在于监管力度相对薄弱的股权分散型的非国有企业中。
篇10
（一）资本市场动机盈余管理中的资本市场动机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证券融资动机、收购动机和达到分析师预测动机。1.证券融资动机上市公司为了符合IPO条件，往往会在IPO前一年通过盈余管理，调高利润。而在IPO成功之后，被调高的应计项目会被调回。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都得出了类似的研究结论，国内学者结合中国特有的经济环境背景，验证了在我国上市公司IPO过程中，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张宗益、黄新建，2003）。另外，上市公司存在着为避免亏损而实施盈余管理行为。尤其在我国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亏损将面临退市风险，因此，为了保存稀缺的上市“壳资源”，便出现了避免连续亏损而实施的盈余管理行为。陆建桥（1999）发现上市公司一旦出现亏损，在出现亏损年份往往存在显著的、向下的盈余管理行为，学者们称之为“洗大澡”。2.收购动机在企业收购过程也存在着盈余管理行为。在控股合并中，收购企业则会调高利润，这样可以获得更高的换股比例。在合并期间，调整应计项目约占收购企业总资产2%，在收购结束后，调高的盈余会被转回。3.达到分析师预测动机管理者为了使企业的盈余符合分析师预测，会进行盈余管理，尤其是当预计实际盈余无法达到分析师预测时，企业管理者通常会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来调高盈余。盈余管理的方向与分析师预测有高度相关性，当分析师做出“买进”投资建议时，公司往往调高盈余；当分析师做出“卖出”投资建议时，公司往往调低盈余。
（二）契约动机企业是“若干契约的结合”，利益相关者期望这些契约能够得到监督。常见的契约有债务契约、管理层报酬契约以及公司章程等。基于国内外研究，我们重点讨论债务契约和管理层报酬的盈余管理动机。1.基于债务契约的盈余管理动机既然企业是“若干契约的结合”，那么企业也就存在违反契约的风险，而债务契约是存在于企业中很典型的一类契约。当企业盈余降至债务契约临界点时，也意味着企业面临违反债务契约的风险，为避免额外的违规罚款，企业可能通过调整应计项目来增加盈余，而改变折旧方法是管理者常常使用的方法之一，如将加速折旧转变为直线法。当然，除了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也会用来避免违反债务契约风险，例如在股利支付契约中，管理者可以直接修改股利支付条款或者削减股利支付额。2.基于管理层报酬契约的盈余管理动机一旦企业存在管理层报酬契约，就会存在基于管理层报酬契约的盈余管理动机。基于理性人假设，为了实现个人薪酬最大化，管理者会在政策法规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的操纵报告盈余。Healy（1985）研究了在设有奖金上下限和没有设奖金上下限两种情况下，管理者会有怎样不同的反应。即如果显示在设有奖金上下限时，管理者倾向于通过应计项目降低当期收入，在没有设有奖金上下限时，管理者倾向于通过应计项目增加当期收入。
（三）政治成本动机政治活动理论认为政治活动中需要利用会计信息，政策法规的制定实施都需要得到会计数据的支持验证。因此，企业管理层基于政治动机的原因将会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选择最有利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具体政策程序。目前，在反垄断和反倾销调查中，常常涉及政治成本动机的盈余管理，实证研究重点也集中在这两个方面。对申请进口减免税公司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这些公司在申请当年会通过递延应计收益来调低当期收益，以使自身符合进口减免税的标准。同样，受到反垄断调查的公司一般都会在调查当年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行为。在对加拿大多家申请了反倾销的企业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这些企业普遍调低了利润，以期获得加拿大外贸法庭的支持。但是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为了实现反倾销调查而进行的盈余管理能够被股票市场识破，而且能够及时修正被调低的盈余。
二、新会计准则实施对真实及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影响
会计准则的作用在于降低内部管理层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然而，会计准则毕竟不能穷尽所有，难以兼顾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这就需要管理层做出必要的职业判断。2007年1月1日，新会计准则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强制执行，新会计准则以原则为导向，趋同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自实施以来，关于新会计准则能否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缓解盈余管理一直受到学者的激烈争论。对新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沈烈和张西萍（2007）认为新会计准则的实施给盈余管理提供的空间有消有长，但总体来说应该是消大于长。
（一）新会计准则对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影响会计准则是会计信息相关性和可靠性均衡的结果，准则制定者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应当给予管理层哪些职业判断，以及职业判断空间的大小。随着新准则的实施，我们需要了解在新准则实施之后，应计盈余管理的水平和频率是上升还是下降了。一方面，新准则扩大了管理层职业判断的范围，增加了准则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公允价值的运用、研发费用可以资本化）。另一方面，新准则也对盈余管理的重灾区进行了一定限制（限制资产减值的转回，规范企业合并，限制公允价值的运用，完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下面就新准则对应计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作详细分析。新会计准则给予管理层更多的职业判断空间，理论上来说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会增加。与旧会计准则相比，新会计准则最大的特点是引入公允价值概念。38项具体准则中，涉及公允价值的就有20项，管理层可以利用公允价值来操纵盈余。如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中规定：使用非现金资产偿债进行债务重组时，企业可以按照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冲减原债务账面价值，差额将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这必然就存在了盈余管理的空间。又如准则《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规定：当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备“换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风险、时间和金额方面与换出资产显著不同”、“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不同，且其差额与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相比是重大的”两个条件之一，便可认定该项交换具备商业实质。在判断是否具备商业实质的过程中，需要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新会计准则在提供了更多职业判断空间的同时，对盈余管理重灾区也给予了一定的限制。1.旧准则规定合并报表的合并范围是母公司控制的投资单位，母公司可以任意改变投资比例，从而改变合并范围。新准则修改了合并范围的规定，要求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扩大的合并范围。另外，建立了严格的合并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因此通过合并报表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大大缩小。2.旧准则规定已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在资产转销后可以转回，这一规定为我国上市公司实施应计盈余管理提供了条件（赵春光，2006）。新准则规定资产减值一经计提，日后不能转回。3.新准则虽然引入了公允价值概念，但同时也对应用公允价值做了严格限制，避免企业滥用公允价值。4.新准则相对于旧准则，更加注重会计信息的披露，制定了严格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这不仅有利于信息的传递，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而且限制了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
（二）新会计准则对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影响新准则对应计盈余管理的滥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如资产减值转回的限制、合并范围的限制等。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完善，监管机构对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也加强了监督。市场分析师和投资者的不断成熟，使得企业利用应计盈余管理操纵盈余更易被市场察觉，因此，我们分析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受到限制的企业会转而进行成本更高的真实盈余管理。与应计盈余管理行为相比，真实盈余管理具有隐蔽、不易面临监管的优点。实际上，我国上市公司长期以来一直重视真实盈余管理，只是理论界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随着新会计准则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全面实施，大量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受到限制，理论上说真实盈余管理将被更多的上市公司所采用。当然，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所付出的成本要大于应计盈余管理，并且不是所有上市公司都符合实施真实盈余管理的条件。另外，能够实施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企业，说明其质地较好，管理层对企业前景有着良好的预期，能够向市场传递利好消息。对于不同的盈余管理动机，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变化也有所不同。前面已经讨论了盈余管理的三大动机，其中在资本市场动机中，有保盈、保增长和配股等。一般来说，具有保盈动机的公司，其经营业绩处于较差状况，虽然新准则限制了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但这些具备保盈动机的企业很可能自身不具备实施真实盈余管理的条件和能力，因此新准则的实施不能显著促进这些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使用水平。而对于具有配股动机的企业，其经营状况处于良好，当应计盈余管理受到限制后，这些企业更可能也更有余地实施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篇11
由于债务成本利率水平和还本付息明确，我国企业能感受到债务成本的存在，但感受不到权益成本的压力。普遍把公开发行股票视为一种无需还本付息的廉价筹资方式。同时，资本成本，特别是权益成本估算模型的应用还存在大量的技术困难。例如，缺乏作为无风险基准收益率的短期国债市场，投资者投资分散，组合程度低。近年来，有些证券公司计算了β值（即单个股票超额报酬率对市场组合超额报酬率的敏感程度），但未形成共识和受到广泛接受，经验判断仍然非常重要。
既然现代公司财务管理中强调资本成本的重要性，而在现实中又难以估算，我国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如何对待和应用资本成本？笔者认为：
一、在经营理念上，企业需要了解资本成本的意义，但主要应致力于正确地进行投资、经营和田资决策，不必过分关注资本成本的具体数值。
建立和推广资本成本理念的目的，并不在于精确计算实际上不能准确估算的资本成本数值，而在于促进企业树立为股东创造市场价值而不是帐面价值的经营理念和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目标。资本成本是资本市场对企业的外部评价指标之一，其估算应该由资本市场来完成。在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未形成资本成本估算方法和数值共识时，企业不必过分关注本企业资本成本具体数值，特别是以技术创新为经营哲学的成长型公司，因为快速成长企业的预期收益率往往大大超过资本成本，资本成本并不是其主要考虑因素。融资决策的关键在于匹配经营风险，增强企业的财务弹性，保持合理的资信等级。例如：1998年微软公司资本收益率为52.9％，资本成本率只有14．2％，英特尔公司资本收益率为42.7％，资本成本率为15．L％，因此成长型公司应致力于形成和强化企业的竞争优势和价值驱动因素，诸如技术创新、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增值服务等，股票市场对企业价值的评价会通过套利交易原理在股价上反映出来。
二、资本成本理念在投资决策中的应用。
在企业进行投资决策中引入资本成本的概念，旨在帮助我们判断单项投资和组合投资的风险程度，以及这种风险的代价——即它的市场价格是多少。也就是将资本投资与金融市场上相同风险的投资相对比，从而设法确定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1）采用贴现现金流方法评估投资机会价值，从而必须具体算出权益资本成本时，可以采用几种普遍接受的方法估算权益资本成本区间值，并作为敏感性分析因素。目前，可供选择的做法包括：a、在现有国债收益率基础上加上相应的风险溢价；b、借鉴国外投资机构对我国境外上市公司β值的估算结果来估算国内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直接参照上市公司权益资本回报率水平。（2）采用其他合适的估算方法和评价指标，代替资本加权成本的估算。包括：a、采用内部收益率法；b、调整现值法（APV），它将项目的每项现金流量分为无杠杆作用的营业现金流量及与项目融资相联系的现金流量，这种分类是为了采取不同的贴现率；c、在兼并收购中，可以采用市场盈利率（P／E）、股票市值／帐面值（MV／SV）以及EBITDA倍数。
三、资本成本理念在公司分部管理中的应用。
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其经营的业务领域和跨越的区域也随之增多和变广，会划分为若干分部（子公司或事业部），对分部的成本效益管理也必须引入资本成本理念。每个分部所使用的资产都必须进行融资，那么波分部的资本成本也就是公司期望分部从它的资本投资上所获得的最低报酬率。其可以接受的标准，可以考虑：a、参照可比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收益率；b．直接根据股票价格信号而不是资本成本来评估公司继续经营的经济价值；c、参照长期债务成本。
四、资本成本理念在融资决策中的应用。
按照保持与公司资产收益风险匹配、维持合理的资信和财务弹性的融资决策和资本管理的基本准则，借助财务顾问的专业知识，利用税法等政策环境和金融市场的有效性状况，确定融资类型、设定弹性条款、选择融资时机和地点等。
随着产品市场竞争加剧和金融系统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企业资产预期收益和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科部投资者与企业对经济和金融形势、公司发展前景评价的差异日益增大，股票市场又往往对信息反应过度或不实，导致企业价值高估或低估，这些因素显著影响企业资本成本。例如，A股、B股及境外上市股票发行价格差异甚大，境外上市融资成本大大超过国内A股，盲目追求境外上市将付出巨大代价，企业融资决策时只有考虑这些因素，才能更好地匹配资产收益风险，降低融资成本。
篇12
上市公司是股份公司的一种，指可以在证券交易所公开交易其公司股票、证券等的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公众可根据各交易所规则，自由买卖相关的证券及股份，成为股东，享有股东权益。
（二）超募
在新股?l行开始“市场化”后，由于新股的定价机制缺陷，导致上市公司实际募集到的资金超过投资项目计划募集的资金，这种现象称为超募现象，由于超募所得的资金便被称为超额募集资金简称为超募资金。
二、国外研究综述
20世纪末，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在股权融资方式上，国外学者认为公司选择上市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股票的发行获取企业经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出现融资超募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国外学者主要专注于研究公司上市发行股票的目的和融资超募现象的成因。
Ibbotson（1975）研究发现，公司上市具有集聚现象，某一段时期内上市的公司数目明显地多于另一时期。Taggart（1977）主要研究了企业的上市动机，研究发现，当企业的市场价值被高估时，即市场对公司资产定价的评估显著高于公司的账面价值时，相对于其他融资方式，企业更倾向于进行股权融资，获得超过预计筹资额的资金即超募资金。Pagano、Panetta和Zingales（1998）选取了意大利的30000多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利用这些公司1982年到1992年十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大部分的上市公司是进行股权融资，用所获得的超募资金调整公司的资本结构而不是将资金投向研发。
Carter（1990）认为承销商的声誉越好越有助于提高投资者对发行公司的价值判断的一致性，降低发行公司的风险，提高发行价格，从而容易造成融资超募。
Michael C.Jensen（1986）首次提出了自由现金流的概念，当发生融资超募时，上市公司会拥有大量的自由现金，对资金支配更加自由。Michael C.Jensen（2004）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拥有的大量自由现金流的运用效果不佳，未能创造应有的价值。Fresard（2010）基于委托问题，阐述了上市公司拥有的闲置资金越多，公司的内部人员，尤其是高层，出于利己动机越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转移资金谋求个人利益。Kim和Weisbach（2008）以全球38个国家新发行的16958只股票及其他12373只股票为样本，对公司募集所得资金的投向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利用市场对其资产价值的高估，择机上市，主要就是为了获取股权融资超募资金，资金分配不合理，闲置会影响到企业发展。
三、国内研究综述
自2009年10月30日我国的创业板上市以来，融资超募问题大量出现，国内广大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首次公开募股融资超募现象。目前，国内的相关文献研究比较少，其中绝大部分属于描述性规范研究，主要集中在超募现象分析，融资超募原因、后果及治理对策方面。
方先明（2011）以创业板第一批上市的28家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分析发现该批公司均存在严重的融资超募现象，平均超募率高达118.7%。这个现象也被称为创业板市场“高发行价、高市盈率、高超募率”的三高现象。
周婷（2011）认为导致创业板融资超募的宏观原因有宏观经济环境、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的客观性和投资者的教育缺乏；直接原因则是我国当前特有的新股发行定价机制及现行的发行询价机制自身存在的缺陷所导致“三高”现象。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尤其是审批环节并未完全市场化是造成创业板超募现象的根本原因。
方军雄（2010）从中国资本市场新发行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以此为时间轴，选取从1991年至2010年在中国上市的1220家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募股的融资超募情况作为研究样本。研究我国的新股发行制度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超募程度的影响，认为影响超募程度的主要因素有发行市盈率、股票收益率、发行费用、通货膨胀率以及发行制度等，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融资超募程度随着新股市场化改革的深人呈现出显著性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