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财务三农金融工作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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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分析人士强调，由于农行股改的复杂之处――横跨农村金融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两大难点，其股改方案远较其他国有商业银行复杂。

目前，农行股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农行的外部审计、不良资产清理和法律尽职调查等工作基本完成，内部改革加快推进，服务“三农”总体实施方案已制定并试点推行。此外，农行对风险控制也加大了规范力度，在组织架构上为有效风险管理提供了体制支持。

2008年11月6日，汇金公司1300亿元人民币等值美元注入农行，农行财务重组启动。“此次注资标志着农行将由国有独资银行变为股权多元的股份公司，为实现上市和公开发行奠定了基础”。农行行长项俊波在注资仪式上表示。注资完成后，汇金公司将持有农行50%的股份，同时财政部在农行的1300亿元所有者权益将保留，双方并列成为农行第一大股东，各持有50%的股份。另据汇金公司董事长楼继伟透露，汇金公司将与财政部共同发起设立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在财务重组完成后，农行预测主要财务指标将与其他3家国有银行财务重组后的数据基本相当。汇金公司对农行注资，标志着农行股改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农行股改就此拉开了大幕。

在不良资产处置上，农行已经确定了基本的方案。与其他3家国有银行明显不同，农行采取的方式是与财政部建立共管基金以剥离不良资产，基金的偿还来源于财政部作为股东的分红、农行每年的所得税、国有股本减持的溢价收入等，而不再向资产管理公司剥离。

实际上，农行不良资产处置的方式与工行股改时损失类资产处置方式类似。2005年，工行将2460亿元损失类资产划归财政部和工行共管基金账户，然后财政部将共管基金账户中的资产委托给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处置。但与工行不同的是，农行的不良资产最终还是委托农行来处置。

在引进战略投资方面，农行股改同其他几家银行也可能会存在差异。在中、工、建等几家银行上市时，监管层对引进战略投资者有明确要求，即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而此次对农行股改引进战略投资者并没有明确要求，建设银行研究部总经理郭世坤认为，在借鉴前几次经验的基础上，此次农行引进战略投资者有可能来自国外，但亦有可能引进境内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此外，郭世坤认为，农行在一定程度上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参与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以解决规范产权问题，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农行公信力和品牌价值，甚至为以后农行选择海外上市打开方便之门。

平衡利益兼顾服务“三农”

国务院会议要求，农业银行改革要以建立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为核心，以服务“三农”为方向，稳步推进整体改制，成为资本充足、治理规范、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效益良好、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强的现代化商业银行。

作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的农行，由于承担着农村金融的重任，所以与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有着显著的区别。

农行股改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商业化改革，大体会按照工行模式进行；其二是立足于服务“三农”，加强农村金融工作，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三农”金融工作推进委员会。但由于该行股改横跨农村金融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两大难点，操作方案还需要相关部门进一步研究论证。

项俊波表示，农行已提出远景目标：10年内成为面向“三农”、连接城乡、融入国际、综合经营、致力于为最广大客户群体提供优质金融服务的现代化全能型银行。

项俊波说，为突出“三农”业务在农行改革中的战略地位，将对“三农”和县域业务进行单独分配经济资本，单独下达信贷计划，单独配置财务费用，单独配置固定资产指标。“三农”业务是农行的“战略支柱业务”，是农行发挥城乡联动优势的着力点，因此将纳入股份公司整体改制。

他说，商业化服务“三农”重在找准切入点，如吉林、甘肃分行选择农户和农业产业化为重点支持对象，福建分行重点发展小企业业务和林权抵押贷款。同时，要研发特色金融产品，如面向广大农民发放农行贷款卡、研发农户联保贷款等。此外，要根据业务特点再造制度和流程，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等。要抢占县域市场制高点，把“三农”和县域业务打造成农行最具特色和最有竞争力的业务。

央行在2008年8月15日披露的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强调，农行的改革基础性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继服务“三农”总体实施方案在八个省（市区）的17个地区、123个县支行试点推行后，2008年3月又选择了六个省（区）的11个二级分行开展“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

农行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服务“三农”之间的关系呢？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认为，此前农行选取了1300多家县支行着重服务“三农”，进行单独核算。而这1300家县支行以外的支行，譬如在沿海发达地区的支行，其服务“三农”业务可能会收缩。

建行研究部郭世坤认为，对“三农”的服务就是亏损、利润低的观点现在需要改变，因为新农村建设需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这种农业运作是有很强的市场取向和盈利基础的，对“三农”的支持方面，不单是农行，其他金融机构也必须更加注重对“三农”的金融服务支持。

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作为上市银行，追求利润与服务“三农”之间突际上存在着矛盾。但不管如何，农行支持“三农”的方向是不能动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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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一个普遍性的难题，一方面“三农”和小微企业对资金的急迫渴求，另一方面，银行出于风险等考虑，不敢对“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由此造成了普遍性的“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本文试从银行主动服务，践行普惠金融、微利金融理念这个方面，来讨论破解“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一、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现状

微小企业在经营融资方面，表现出如下特点：

一是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特点与银行贷款流程不匹配，增加了融资难。小微企业流动资金需求特点：短、频、快、小。即使能从银行取得贷款，贷款审批程序烦琐，资金到位，已经错失商机，失去短期借款的作用。而银行追求较为长期的低风险的稳定收益，对小微企业的贷款风险大、资金需求量小、频率快的特性也增加了银行贷款的管理成本和风险，影响银行贷款的积极性。此外，农户居住分散，金融机构融资服务成本高，农业产业化、标准化程度低，对银行风险管控能力要求很高。

二是抵押物不足。微小企业普遍缺少可供担保抵押的财产。一些地方存在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由于担保公司在自负盈亏的经营情况下往往提高担保条件，或者通过繁杂的担保手续，高昂的担保费用，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影响了融资效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产权等还不能作为有效抵押物，大大制约了“三农”和小微企业获得银行信贷的能力。

三是贷款金额小、银行不愿办理。许多微小企业只需要几万到几十万元，而许多银行不办理一百万元以下贷款，有的银行甚至不办理三百万元以下贷款。办理一笔贷款，金额大和金额小的贷款，对银行来说，所花费的成本基本是一样的，因此，很多银行出于成本和风险控制的考虑，不接受小额贷款申请，而偏好于对大中型企业的金额较大的贷款。

四是小微企业经营与财务管理不规范，经营风险极大，失败率较高。绝大部分的小微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特别是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有的甚至没有建立会计账目，大大降低了自身的信用度。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对部分中小企业集中地区的调查表明，50%以上的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60%以上的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在3B或3B以下。

小微企业中民营企业占绝大多数，其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在用人机制上，很多中小企业具有明显的家庭特色，用人唯亲，家庭成员占据企业的重要的管理岗位，这种管理模式很难吸纳优秀的管理、技术人才，经营管理水平低下，经营随意，经济效益波动剧烈，失败率极高。许多小微企业主金融财务知识缺乏，信用观念缺失，没有贷过款，对银行金融知识缺乏，许多人因信用卡逾期严重被列入禁止类客户，在资金周转出现困难时，只要能借到钱，不考虑筹资成本的高低，有的甚至向民间高利借贷，筹资风险极大，大大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

五是农村金融基础薄弱。我国商业银行主要分布在城市地区，对广大的农村地区，银行网点非常少，县以下地区基本没有，农村地区金融基础十分薄弱，造成了广大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微小企业的融资难。许多银行的贷款审批权限集中上收，基层支行没有贷款放贷权限，也增加了小微企业融资难。

二、“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难的若干对策

针对“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现状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解决。

一是国家要制定财政税收等各种宏观政策，积极引导金融机构深入基层，深入农村和城乡结合地区，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在财政政策方面，设立“三农”和小微企业担保基金，为小微企业提供担保；设立小微企业成长扶持基金，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给予部分或全部的利息免除，扶持小微企业成长。在税收政策方面，对小微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同时，对金融机构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和三农贷款，给予税收优惠。在银行监管方面，对许可证审批等事项，对金融机构深入农村和城郊地区设立机构给予便利，鼓励金融机构完善在农村和郊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金融机构要有微利金融、普惠金融的服务意识。金融机构不仅仅是企业，也是社会公众组织，对整个社会的金融均衡协调发展，承担着重要责任。金融机构不能完全按照追求利润的做法来经营发展，要树立微利金融意识和普惠金融意识。有些许微利能够生存经营下去，就应该坚持下去，在农村和城郊结合地区，金融机构虽然只取得了微利，却有着良好的社会效益，可以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了较大甚至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邮储银行践行普惠微利金融理念，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实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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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6-0081-03

一、研究的背景

2007年2月1日启动股份制改革序幕的农业银行，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已经确定“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十六字方针。从某种意义上看，农行股改与其他商业银行不同，要面向“三农”，这既凸显了农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也加大了农行商业化运作的难度。[1]自2005年起即反复酝酿改革方案的农行，一直在商业化运作与政策性业务的两难选择中徘徊不前。其中，如何服务“三农”，一直被认为是农行改革中最为棘手的问题。在众多的改革方案中，“一行两制”被认为是既遵循商业化原则，又能满足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要求，是一种可以操作的方案。

所谓“一行两制”，是指在一级法人体制下，根据农行在城乡金融业务上的不同特点，以县域支行为平台，再造一套适用于“三农”和县域业务发展的、有别于城市业务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2]

为了解“一行两制”在海南省农行系统中的反应，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金融稳定处就农行县域支行实施“一行两制”方案进行了调研。调研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实行“一行两制”方案有利于妥善处理“服务三农”与“商业运作”之间的矛盾，但成功与否，还需要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与之配套运行。

二、农业银行实行“一行两制”的优势

海南省基层农行管理层普遍认为，实行“一行两制”方案有利于对“三农”工作的条线管理实行专门的制度安排；有利于保障资金的封闭运行，专项配置经济资本，专项下达信贷计划，实现县域资金的良性循环；有利于下沉经营重心，简化业务操作流程，缩短决策链条，提高服务“三农”的工作效率；有利于有关部门对农行服务“三农”工作的监控和督导。

海南区域经济环境和农业银行自身的基本行情也决定了构建城乡双层经营体系、推行“一行两制”的可行性。海南省农业银行系统由于承担着政策性支农任务，与其它三家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呈现资产质量差、财务状况不断恶化的特征，潜伏着较大的金融风险。要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必须走改革发展的道路，必须按照“分类指导、区别对待、有所侧重、分别考核”的原则，因地制宜地实施“南北带动、县域互动”战略，即实现城乡联动、双层经营的“一行两制”新体系。

在新体系下，坚持以县城市场为重点，以骨干网点为支撑，以自助银行、网上银行等虚拟网点为服务延伸，构建海南农行县域经营新布局；以最具区位优势的产业和行业为切入点，以龙头企业和省政府实施“双大”战略所形成的“企业链”上的小企业，以及热带高效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和产、供、销等环节中的中介服务企业等优质客户为目标，构建海南农行业务发展重点客户体系。

具体来说，实施“一行两制”，有利于积极调整经营策略，改革经营管理模式，真正把16个县域支行作为服务“三农”的载体和平台，全面系统地推进“三农”和县域业务优先发展。实施“一行两制”，有利于把城市业务规模做大、业务做精、效益做优。通过抓好海口和三亚南北两大城市业务，充分利用城乡之间的广泛联系，借助企业经营集团化的趋势，发挥城乡产业链条的优势，以城市产业带动“三农”和县域经济。实施“一行两制”，有利于充分利用城市业务在经营效益、集约化程度等方面的优势弥补“三农”和县域业务等存在的不足，以城市业务反哺“三农”和县域业务，通过“非农养农”的方式促进“三农”和县域业务的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以城带乡、城乡联动、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为提升市场价值提供有力的支撑。

三、农业银行实行“一行两制”潜在的问题

总体上看，实行“一行两制”有利于海南省农业银行在商业性经营条件下的可持续性发展。但是“一行两制”作为一种新的改革方案，仍存在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1.“一行两制”方案中并未彻底划清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界限，从而为事后的损失追补预留了空间。虽然“一行两制”模式是期望在一个机构内部平准损失，即支持“三农”的风险在一个法人内部化解，但也说明其可能做不到真正完全的商业化。如果金融机构完全以市场化原则运作，必然会有一些农村金融的有效需求无法得到满足。[3]

2.在城乡两套资源配置方式中怎么协调配置全行资源，以及具体的操作管理办法如何制定。所谓资源配置，包括信贷资源、经济资本、财务费用、固定资产购置、网点设置和人员配备等。近年来，海南省县域农行基本没有新增贷款计划，财务费用缺口大，固定资产配置失衡，人力资源紧张。

3.“一行两制”方案对风险控制与责任认定较难操作。从贴近县域基层角度看，下放审批权限、独立审批人制度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但权力下放会产生风险。比如，由于天灾人祸等造成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如何划分责任?如果超过风险容忍度，由哪一级行承担责任?如果由支行承担责任，它一定承担不起，后果就是惜贷、不作为而带来信贷萎缩，如果由一级法人承担责任，基层行就会有放贷冲动而大批特批。

除此之外，在具体实行“一行两制”方案的过程中，不容易进行界定分类，特别是对城市业务中的涉农业务的界定较为复杂。而且实行“一行两制”方案，目前仅仅停留在农行的层面，没有外部的配套政策的支持以及宏观的制度安排，将很难落实到位，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四、农业银行实行“一行两制”的对策建议

1.整体改制，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实行“一行两制”政策的前提必须是对农行进行整体改制，没有整体改制，实行“一行两制”与商业化运作方面将出现很多不可预测的因素。[4]同时，农行在业务经营方面与农业发展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将出现新的矛盾。因此，必须在整体改制的前提下，出台外部的配套支持政策，以及做出宏观的制度安排，才能确保县域行的改革落实到位。

2.剥离农村政策性业务。目前，海南省农行的政策性业务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一是扶贫专项贷款和小额农户贷款，二是农村基本建设贷款如小水电建设，三是乡镇企业贷款、供销社贷款等农村工商业贷款。不良贷款占比过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海南省农行的可持续发展。[5]鉴于经营中商业化与政策性难以兼容，农行基层管理人员普遍认为：将目前由农行承担的农村政策性业务全部交割给农业发展银行或以委托方式由县域商业银行，有利于农行股份制改革的顺利实施和可持续性发展。

3.建立政策补偿机制。一是建立中央和省级财政金融支农风险基金，每年从财政预算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通过对为农业提供政策的金融机构提供贴息和其他补偿，用于对农业信贷现实风险的补偿，以保证政策性金融业务落实到位。二是尝试把现实财政支农资金的一部分直接用于对农业信贷风险的补偿，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经济的支持。三是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对有关金融机构开展鼓励低收益高风险农业贷款业务，提供利差补贴和贷款损失的弥补。

4.建立税收、利率、资金回流三大支农激励机制。对在海南省欠发达地区的农行机构服务“三农”的项目或农业贷款占比达到一定比例的，实行普遍的免税政策或减税政策，减免营业税，降低或返还所得税。对服务“三农”的农行机构，应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和差别利率政策，增加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力度，鼓励和引导经营和拓展农村金融业务，制定金融补偿和资金回流机制，规定县域支行每年新增存款在扣除准备金和备付金后，要有一定比例的贷款增量用于涉农贷款。

5.建立财政资金配套机制。配套服务“三农”的财政资金必须与服务“三农”信贷资金互动。同时，对服务“三农”的信贷资金进行贴息，分散信贷资金风险。

6.建立农业保险补偿机制。一是要大力推广农业保险业务。在农村建立多层次、多渠道支持和多经营主体的农村保险体系，提高农业保险的深度和密度，确保农业风险合规、有效地化解和转嫁。二是探索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的基础地位决定了农业经济问题应具有政策性，必须在制度的设计上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建立由国家出资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改变传统的扶贫、补贴方式，将国家对农业的救济、补贴转化为农业保费补贴，分散农业风险，增强其对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风险的承受能力。

7.建立规范的农村中介组织体系。组建符合海南省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政策性担保公司，并鼓励发展民间出资的商业化担保公司和会员出资的会员制担保公司，发展壮大农村互动担保组织，积极拓展符合农村特点的担保业务，缓解农民贷款担保难问题。建立和完善农村动产、不动产抵押登记机构，探索建立便捷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抵押、农村动产抵押登记制度，将林权、土地使用权等不动产，农业机器设备、农用车、农产品和农产品交易合同等动产引入农村信贷实践。

8.建立与服务“三农”相适应的监管机制。监管部门对服务“三农”金融机构的监管，必须区别于服务其他行业的金融机构，要结合服务“三农”实际，出台相应的监管措施，为服务“三农”的金融机构营造良好的业务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1]刘明彦.农业银行改革：困难.模式与前景[J].银行家，2007，(11).

[2]翟传海.对农业银行改革的两点思考[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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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三农”服务

依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农行西藏分行持续加强组织领导，树立明确的思想信念，凝心聚力，切实做好分内工作，将服务“三农”与支持西藏经济发展作为工作基础。现阶段，农行西藏分行近百分之九十五的营业网点针对县域开展“三农”业务，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工作者奋战于“三农”一线，超过百分之八十五的财务资源为西藏“三农”金融保驾护航。目前，在西藏个别地区用作基层营业所网点建设的资金投入超过三亿元，而上述一系列举措使农行西藏分行成为西藏地区最大的上市商业银行，并深化了面向“三农”的市场定位，遵循全行服务“三农”的工作原则。

（二）保障金融扶贫的全面推进

现阶段，农行西藏分行正处于治理、稳定以及振兴西藏的政治高度，全面贯彻上级系统有关扶贫攻坚的政策部署，遵循总分行的相关扶贫金融政策体系，持续深化实施细则，以“普惠制、广覆盖、商业化”的基本理念为导向。同时，“双联户”的“双基联动”贷款及领导挂点服务三农工作等多项政策，从根本保障了金融扶贫受益人群的广度。二零一七年初，西藏省部分农行分行投放涉农贷款超过十六亿元，余额五十七亿元，共发放1.09%扶贫贴息贷款近五亿元，余额超过三十一亿元，惠及多个乡镇。二零一六年开始发放精准扶贫小额到户贷款数十万户，超过二十亿元。

（三）扶持西藏贫困户致富

对于现阶段西藏的实情，农行西藏分行持续推陈出新，找到匹配于自身的普惠金融机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政策与产品创新。对于农牧民缺少有效抵押物的情况，农行推行“钻金银铜”四卡农牧户小额贷款、贫困户“建档立卡贫困贷”等专属产品。在此基础上对个别县市的经济“融资难”问题，农行在和各级政府予以全面对接后，控制了准入标准，出台“贷款对象+政府风险补偿基金”的扶贫产业贷款机制，现阶段发放精准扶贫产业贷款近百笔，金额超过十亿元。同时对于西藏信用环境普遍偏低的问题，农行出台三级信用机制，从根本深化了金融环境，构建了命中守信的还款观念。

（四）做实服务

西藏基础金融服务存在的内质弊病大多处于农牧区，而金融服务的基础也在农牧区。农行主动履行政治职责，通过非常高的成本深化西藏部分区域的金融服务供给，以期达到西藏地区偏远行政村的基础金融服务。根据“金穗惠农通工程”基础，构建有指向性的三农金融服务，进而达到西藏偏远行政村的金融需要，农牧民即使在村子中，也能够享受到便捷的金融服务。经建设“自助银行+物理网点+流动金融服务+三农金融服务点+互联网金融”五位一体的金融服务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西藏个别农牧区金融服务的有效覆盖率。现阶段，在西藏地区总计发放超过三十万张惠农卡，三农金融服务超过三千个，行政村覆盖率超过百分之八十。对于高寒乏氧、地理与社会环境复杂的西藏地区，农行西藏分行全体工作者均发扬“走村串户，背包下乡”的奉献精神，在个别地区通过“背包银行”以及“马背银行”等形式深化流动金融服务，而近年来，农行在左贡县下林卡区域，波涛滚滚的怒江上方，藏东农行工作者冲破千难万阻构建了“索道银行”，而“索道银行”从根本促进了此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意义深远。

二、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农行未来工作的建议

农行西藏分行在全面贯彻西藏各级政府脱贫攻坚决策部署的基础上，从根本落实依附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主要方针，匹配于基层“三农”金融服务的实情，遵循对党与国家、对人民负责的基本原则，持续深化和西藏扶贫工作的有机融合，阶段性和西藏各级政府予以协调，构建周期性的沟通模式，主动落实普惠金融工作，同时为政府的扶贫方针提供建议。

农行西藏分行在未来的发展中会侧重于基层工作人员整体素质的培养，做好基层工作者人文关怀，紧抓“三农”队伍构建。经各种有效的途径，切实深化三农条线业务工作者的培训，侧重于对现阶段业务发展所需的三农信贷政策体系予以培训，让“三农”条线工作者全面了解“三农”金融服务方面的相关政策以及规章，进而从根本促进农行西藏分行“三农”金融服务水平。在此基础上匹配于实情，在完善基层工作人员工作、生活的基础上，构建三农客户名单管理体系与责任追究体系，做到奖优罚劣，进而构建一支靠得住、用得上、业务精湛、素质过硬、具有担当的高效“三农”队伍。

在未来的工作中，依附于西藏“带动两翼、强工重镇、构建基地、东西发展”的基本方针，根据高原特色农畜产品、绿色食品以及林下资源优势全面发展特色产业，主动对接可复制、便于整体推广的项目。主动探索西藏农村产业金融新体系，同时了解相关政策，开发新市场，引导各级客户经理走进园区，了解企业，主动扶持市场前景广阔、具有一定经营实力的农业产业化领军企业。在此基础上将市场予以全面且精准的定位，要体现其专业化、产业化以及品牌优势，要将信誉有保障的特色中小企业信贷支持作为主要的扶持对象，为推动西藏实体经济发展、促进农牧区创业就业服务铺平道路。

建议西藏省上级系统全面深化公共基础条件建构，进而为普惠金融发展夯实基础。建议西藏上级系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条件价差县域的调研，特别是农牧区，要对此类区域进行全面的分析，从根本掌握民众之需，进而因地制宜设计改良措施。持续加强对交通、水电以及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投入，科学调整西藏公共基础水平，在便捷民众的基础上，也利于普惠金融的纵深，进而为深化西藏金融体系奠定基础。同时建议西藏上级系统加强对基层“三农”金融服务工作的调研，第一时间制定出有关“十三五”的相关扶贫攻坚策略与实施明细，同时农行西藏分行需要提高对“普惠金融”工作的监督力度，进而使西藏金融业有更为明确的政策导向。同时，西藏上级系统要提高对农行的扶持力度，根据实际情况配置优质信贷以及存款等政策资源，因此确保普惠金融的全面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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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北大法律博士学位的项俊波出生于重庆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下过乡、当过兵等诸多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其对农民有很朴素的感情,并历练出一股过人的抗压能力和胆气。酷爱文学的项俊波于20世纪80年代在当地就小有名气,如电影《远山》、武侠剧《紫剑传奇》的创作,特别是早在1986年到1987年,国内第一部反映审计工作的电视剧《人民不会忘记》的成功创作,更是让人们给予了他“特别关注人性,注重人物的情感和命运,对人在面对环境中做出各种抉择的刻画非常到位”的评价和赞许。1996年,时任审计署管理指导司副司长的项俊波出任京津冀特派员。1999年,群众举报天津蓟县国税局在税收征管工作中存在严重问题。作为京津冀特派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项俊波带领工作小组进驻蓟县。在这场审计“战斗”中,项俊波表现出的专业水准和审计胆略,得到审计署以及相关领导的认可。三年后,项俊波被提拔为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2004年8月,项俊波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随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主任。项俊波进入央行后,逐步推进风险控制的落实,高度关注比较突出的三类金融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以及跨行业、跨市场风险。由于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均与法律制度的缺失或不协调有关,因此,他认为,现阶段金融立法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规范金融创新法律关系、提高金融监督管理的协调性和有效性以及充分利用市场自律监管等方面。2007年7月,项俊波调任农行党委书记、行长。2009年1月16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项俊波任党委书记、董事长,从此便与农行、农村金融结下了不解之缘。

企业文化:浓缩全体员工的智慧结晶

作为我国分支机构最多、城乡跨度最大、覆盖面最广、员工人数最多的大型商业银行,“靠什么凝聚全行的合心力”是项俊波来到农行后必须首先思考和面对的一个战略性问题。细心的人们会发现,2010年1月21日,农行首次在京了企业文化核心理念。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农行有条不紊地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企业文化宣传活动,包括内部培训、内部简报、内部演讲、内部评选等,以此来统领农行的思想和凝聚力。项俊波认为,农行企业文化核心理念是在充分吸收农行企业文化建设大讨论成果,经过广泛调研访谈,深入梳理历史传承,深刻剖析文化现状的基础上形成的,是45万农行员工智慧与心血的结晶。面对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农行将践行“面向‘三农’,服务城乡,回报股东,成就员工”的企业使命,传承“建设城乡一体化的全能型国际金融企业”的企业愿景,坚守“诚信立业,稳健行远”的企业核心价值观,秉持“五大理念”,即“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以效益为目标”的经营理念,“细节决定成败,合规创造价值,责任成就事业”的管理理念,“客户至上,始终如一”的服务理念,“违规就是风险,安全就是效益”的风险理念,“德才兼备,以德为本,尚贤用能,绩效为先”的人才理念。项俊波表示,企业文化核心理念的确立,只是农行文化建设的第一步,文化深植和文化推广才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风险管理:时刻紧绷这根弦

到任农行的第二天,项俊波并没有呆在北京坐等汇报,而是随即赶往河南省分行兰考支行,突击查账并检查支行的金库和安全管理。第二天,他又马不停蹄地赶赴农行周口市分行项城支行。之后,他又出现在农行项城支行距县城最远的李塞营业所。在一系列下基层调研中,项俊波为以后的政策制订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2007年11月8日,项俊波率先改革风险管理体制,风险管理将由分散管理向集中管理转变,由单一风险管理向全面风险管理转变。针对由于制度执行不力而导致案件发生的问题,他组建了五支监督检查队伍:飞检队,主要负责突击查账、查库;神秘人队伍,主要负责对网点文明规范化服务进行明察暗访;整体移位队伍,主要对分支机构进行整体接管,全面审计;巡视队伍,主要负责对各分行班子工作情况进行巡视监察;审计特派办队伍,将现在分散在各分行的审计特派员队伍集中起来,每年重点彻查8〜9家分行。

基于农行的业务性质,资产质量和“三农”贷款风险一直是决策层高度关注的经营指标。项俊波认为,虽然当前“三农”和县域经济发展形势很好,机遇也很多,但“三农”和县域业务风险压力大的现实还没有根本改观。同时,随着农行服务“三农”力度不断加大,客户数量大幅增加,业务规模迅速扩张,经营管理战线明显拉长,风险隐患也越来越多。而现在股改上市和业务大发展对风险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对于怎么掌控好“三农”信贷风险,项俊波认为应从四个方面下功夫:一靠识人。也就是要筛选好的客户,只有选好客户,选可靠的客户、放心的客户,才能真正管控好风险。而筛选好的客户,则需要眼光、智慧及经验。要把工作扎扎实实做到实处,从各个渠道掌握客户信息。二靠机制。也就是激励要保障,约束要到位。“三包一挂”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因此要继续总结“三包一挂”的精髓,丰富其内涵,结合各地实际推广应用。同时,要进一步完善“三农”风险管控体系,尽快完成县支行风险经理派驻工作,建立风险防范长效机制。三靠定价。要依靠合理的定价有效覆盖风险。合理定价的前提是做好风险容忍测算。项俊波表示,服务“三农”的账一定要算清楚,风险账更不能是一笔糊涂账。每个省分行、二级分行、县支行都要测算清楚。每种产品、每个行业的利润风险平衡点都要算清楚。而后在此基础上,本着覆盖风险的原则,制订合理的利率水平。四靠惩戒。要加大风险排查和案件查处力度,使“三农”业务风险检查常态化,及时发现风险点,堵住薄弱环节和风险漏洞,有效防范案件隐患。要保持对风险案件的高压态势,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绝不姑息。

率先改革风险管理体制,是农行做好股改准备工作、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的重要举措。项俊波上任三年来,农行在内部风险管控方面成果显著。截至2009年末,包括国家注资和置换因素,农行的不良贷款率已下降至2.91%,涉农贷款不良率也下降至4%。

农村金融:水火不相容的“铁锅理论”

2008年10月,国务院批复农行股改方案的十六字原则是:“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一方面是政治要求,定位于“三农”,另一方面是商业性可持续运作。如何实现两者的完美结合,一直是学术界近年来争论不休的话题。面对“三农”金融服务和商业化经营之间水火不容的说法,项俊波给出了这样一个新解:“如果在火上加个锅,通过烧火把锅里的水烧开,水火不容便迎刃而解。”项俊波相信,这口锅就是“‘三农’金融部”,它能够帮助农行走出一条服务“三农”和商业运作有机结合的新路。

从2008年3月开始,农行先后选择了甘肃、福建、山东等8家分行,开展了“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试点。项俊波认为,过去两年的实践证明,“三农”和县域业务实行事业部制管理,对“三农”和县域业务起到了促进作用,也得到了中央和有关部门的认可。综合考虑前期试点情况和新的改革要求,农行下一步将深化事业部制改革,以8家分行为重点,以点带面,不断深入。

2009年底,农行专门着重研究了事业部单独核算有关问题。项俊波一直认为,单独核算是事业部改革的核心。深化事业部制改革,必须将“三农”金融部单独核算这本账搞得更精、更准,把这项工作做得更扎实,真正实现事业部核算“分得开、算得准、说得清、信得过”。为此,项俊波提出建议:一是要千方百计做好事业部核算体系建设。抓紧完成事业部单独核算基础建设,新核算报告系统和财务管理系统要尽快上线运行,要定期拿出报表。搞好科技系统支持,抓紧打牢事业部的核算基础。二是要进一步提升单独核算的精度。不但要拿出总账,还要拿出各分项的细账。通过管理会计、成本作业等方式,着力建设更加精准高效的事业部全面核算体系,力争尽快实现能够按机构、区域、产品等多维度核算事业部财务信息和经营成果,为“三农”经营决策和精细化管理提供有效支撑,也为国家给予扶持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三是要全面检验、评估事业部的核算政策制度和规则。单独核算不仅要拿出“三农”金融部的财务核算报表,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改革试点,评估单独核算的制度办法及政策措施是不是能准确、公允地反映事业部经营管理成本收益,满足信息披露和精细化管理的要求。因此,项俊波要求8家深化改革试点行,要高度重视核算评估工作,要拿出完整的单独核算评估报告,为不断完善事业部单独核算体系提供依据。

经过这几年的辛勤耕耘,农行的“三农”业务概括起来呈现出“四大亮点”:一是为农户金融服务的能力明显提升。2009年累计投放农户贷款1500亿元,超过了过去5年的总和。二是县域信贷大幅增长。在金融危机冲击加剧,“三农”改革发展面临诸多困难的态势下,农行加大信贷投入,实现了“三农”和县域贷款大幅增长。2009年累计发放县域贷款1.3万亿元,余额1.19万亿元,增速高达43%,比农行贷款增速高10个百分点。三是“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深入推进。在农行新旧矛盾交织,改革发展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目前,“三农”金融部组织治理架构、单独核算体系、专门信贷制度和产品体系、风险管控制度、有效的绩效考评和投入机制已初步形成。四是外部形象极大改善。在农行支农形象不佳,“离农”、“脱农”旧印象根深蒂固的条件下,农行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积极化解各种不利影响,社会形象大为改观。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以来,先后有21个省(区、市)的党政主要领导对农行服务“三农”工作作出批示。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核心媒体,也纷纷对农行服务“三农”工作进行了正面宣传。

人才培养:实现管理精细化

长期以来,农行的人员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人员众多,水平参差不齐,结构老化是农行人员的一个缩影,而这也是项俊波到农行工作以来高度关注的战略问题。项俊波认为,人员问题是农行的核心竞争力问题,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本,尚贤用能,绩效为先”的人才理念。近年来,根据农行的人员现状,农行一方面通过校园招聘形式大量招聘高素质、高学历的国内和海归人员,另一方面不断加大内部培训、上挂下派、出国学习、内部招聘等内部培养力度,为打造国际一流的现代全功能型的商业银行储备一大批现代化、高层次人才。

针对总体人员偏多而县域“三农”人力资源人员不足、年龄偏大的突出问题。项俊波认为要多管齐下。在存量上,继续在内部挖潜、精简中后台、充实前台的同时,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简化手续,解放人力资源。在增量上,农行的人员总量已经很大,不可能无限增加。总行在用工计划增量分配上要向“三农”金融部倾斜,至少保证每个县支行每年引进一名大学生,再配以一定量的劳务派遣工。“三农”金融部减员腾出的指标要全部用于补充事业部人员。配的人员要多培训、好好用、留得住。争取用几年时间,逐步缓解人员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最后,要抓好培训工作。一方面要培训客户经理,增强其拓展客户、执行制度、防范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对目标客户进行培训,增强其对农行产品、制度及流程等基本知识的了解,培养诚信文化。要培训一批“种子客户”,通过他们一传十、十传百,既达到了宣传农行的效果,也培育了农行的客户市场。

股改上市:大象起舞

2008年10月,期待已久的农行股改正式拉开帷幕,股改方案获国务院通过。2008年11月,中央汇金公司与农行签订了注资协议,汇金公司向农行注入1300亿元人民币等值美元,农行财务重组启动。在注资仪式上,项俊波表示:“此次注资标志着农行将由国有独资银行变为股权多元化的股份公司,为实现上市和公开发行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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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农银国际作为农行在香港全资附属的投资银行机构,一直参与农行的财务重组工作,也将参加H股主承销团的工作。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4月11日曾表示,农行上市一切顺利,相信该行募股书“很快会出来”。 权威人士透露,农行将在三季度完成上市,但具体的上市时间和规模依然没有最后敲定,可以确定的是H股融资规模大于A股融资规模、新股发行规模在220亿到300亿美元之间。还有一些分析师预测,此次IPO有可能筹资2000亿元人民币(合290亿美元)。

全球最大IPO

此前,来自海外和中国本土的投资银行为争夺农行上市项目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中金成为唯一一家同时入围A股与H股的承销商,另共有5家外国银行入选。据外媒援引未具名知情人士消息透露,农行已选定高盛和德意志银行作为其A、H股IPO牵头主承销商。

麦格理和德意志银行的入选颇令投行业震惊。人们曾认为,这两家投行无望在这宗有可能成为全球迄今规模最大的IPO中,获得利润颇丰的簿记管理人资格。尤其,对于2008年才开始扩张其区域股本市场业务的澳大利亚投行麦格理而言,获得这项承销权是个意外之喜。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称,它们的入选,凸显出美国及瑞士以外的投行在中国竞争关键承销业务的能力正与日俱增。

农行则表示,选定以上投行是因为其综合实力强,在国内外资本市场有很高的知名度,具有丰富的中国大型企业上市融资经验,并与农行保持着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

虽然农行IPO佣金结构还未确定,但若按2.5%的费率计算,参与的投行将可分享约5亿美元的佣金。

各家入选的投行,4月15日已与农行管理层及政府官员在北京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晤,正式启动了此次IPO进程。

农行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尚未上市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四大国有银行中,中国建设银行在2005年10月完成IPO,是最早公开上市的国有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则分别在2006年6月、10月公开上市。三大行均采取A+H方式上市。而农行的最终上市,也将标志着中国银行系统长达10年改革的大致完成。

若IPO成功,农行将有望超过工行2006年在沪港两地的上市筹资191亿美元,同时也超过在2008年上市的VISA197亿美元的集资。而从2009年6月A股IPO重启至今年3月31日,A股IPO募资规模为3150亿元,农行2000亿元融资将成为全球最大IPO。

漫漫股改路

回望农行启动IPO的进程,可谓走过了一段漫漫长路。

在三大国有银行陆续完成IPO之际,直至2007年1月19日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才明确农行“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股份制改革原则,而原央行副行长项俊波也在同年6月出任农行行长(现任农行董事长),接手改革工作,农行也有了较为明确的改革方向。

在上述股改原则中,“面向‘三农’”和“商业运作”最为不易协调。由于农村金融向来被视为是难以盈利、带有社会责任的低利润业务,其他三大行早就淡出农村金融市场,只有农行一直背负服务“三农”使命,在社会责任与金融经营间寻求出路。

确立股改原则后,农行从2007年年底开始在浙江、山东等8个省份进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试点,此后全国渐次铺开。并于去年3月,进一步在董事会下设立了“三农”金融发展委员会,深化“三农”的组织架构。

根据农行今年3月公布的《“三农”业务中长期发展规划(2008-2017)》的“3510”计划,农行将用3年时间,到2010年成功探索出“三农”业务发展的有效模式,实现“三农”信贷投放明显增加和服务明显改善;用5年时间,到2012年在“三农”和县域市场蓝海战略取得重大进展;用10年时间,到2017年,“三农”和县域业务发展成为全行的支柱业务。

除了“三农”试点营运之外,农行更进一步为未来上市进行部署。2008年5月,工行原董事会秘书、战略管理部总经理潘功胜转任农行副行长,主管股改工作。潘曾参与工行上市案,对于国有银行应该如何诉诸商业语言、争取全球投资人认同已有实战经验,其调任农行对于商业化模式的股改极有助益。

2008年10月21日,农行股改方案获国务院批准。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向农行注资相当于现有财政部所持资本金约1300亿元人民币的等值美元,以当时汇率折合共约190多亿美元。此前汇金曾给予建行225亿美元、中行225亿美元、工行150亿美元注资。

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一样,农行的股改基本路径为:通过国家注资剥离不良资产进行财务重组;股份化择机引进战略投资者;IPO募集充实资本金。农行股份有限公司在2009年1月16日挂牌成立。注资后财政部与汇金各占农行50%股份,农行约8000亿元不良贷款则放入汇金和财政部的共管账户中进行核销。

农行董事长项俊波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透露,2009年该行实现净利润650亿元,增幅达26.3%。2009年年底,农行资本充足率达10.07%,不良贷款比率为2.91%,按年下降1.41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105.37%,按年大升41.8个百分点。上述财务指标均达到了监管层要求。

而英国路透社报道指,虽然数年来农行的巨额IPO一直在预料当中,但负责该领域的银行家很少有预期其会这么快启动IPO。分析人士认为,该行对资本需求迫切。2009年年底,农行的坏账拨备覆盖率只有105%,远低于150%的官方目标;而该行的一级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仅为8%,其他多数国有银行的这一比重达到两位数。

定价争议

尽管农行年内IPO已成定局,但具体的上市时间表目前仍是未知数。

目前市场上关于农行上市的时间说法不一,一种说法为今年6月,一种说法是今年9月。“最终上市时间还需要看资本市场的情况,依然存在不确定因素。”该行副行长潘功胜表示。

而知情人士称,4月13日,农行股改领导小组成员曾举行会议,讨论上市事宜,会议表示,要加快上市步伐。央行、银监会、证监会、财政部和农行等相关部门人士参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农行将国有银行股改的成功经验与“三农”问题有效结合,已具备了最终上市的基础。在2010年里,什么时候做好准备,随时上市都合适。

农行的IPO定价也是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一位银行业分析师表示,若以目前上市国有商业银行的PB均值2.3来推算,农行IPO价格大致约为3.1元左右。

有投行人士则表示,农行的IPO定价将取决于宏观经济、行业情况、公司本身能力和二级市场目前走势。就农行而言,主要看其利润增长率、收入增长率、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等,但能否将“三农”事业部这块核算清晰,依然是对农行IPO定价的挑战。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由于农行的业务中,农村和农业要求占一定比例,且应不断上升,因此在盈利能力方面会稍逊于前几大银行,其发行时的市场估值可能会稍低于它们。

不过,有参与承销商选秀的投行人士表示,“三农”事业部已在去年年底渐渐迈入盈利之路;由于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城市地区,而城市的快速发展期已接近尾声,逐渐要进入稳定发展期,下一步经济快速发展的区域,反而会是接近城市的农村地区。因此未来十年,中国农村的成长速度会超越城市发展速度,农行正处在逐渐释放潜力的关键时期。

数据显示,2009年农行“三农”金融部贷款比年初增加3645亿元,贷款增速达44%,高出全行贷款增速10.6个百分点。

社保基金或成唯一战投

此外,社保基金是已披露的农行引入的唯一一家战略投资者。目前有消息称其将入股农行150亿-160亿元左右,预计资金一个月内到账。

此前,农行曾先后传出与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美国富国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签订战投协议的消息,但均被农行否认。农行董事长项俊波去年11月份曾公开表示:“我们国内的战略投资者是有的,海外的选不选还没有定下来。”

已经上市的工行、建行、中行均引入了境外战略投资者,其中工行引入高盛、运通和安联三家;中行引入瑞银、李嘉诚基金、苏格兰皇家银行;建行则引入美国银行。

“除全国社保基金以外,农行上市前将不再引入其他战略投资者。”日前有媒体援引农行某高层称。

据报道,事实上,农行是否应引入战略投资者特别是外资战略投资者,以及何时引入,一直是争议不断的敏感问题。知情人士称,其他几家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之时,适逢全球资本市场环境相对低迷之际,国际上对中国银行业的认知水平不高,对其风险抵御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均持犹疑态度;为了与国际先进的银行接轨,所以各家银行均在上市前引入了战略投资者。

这些战投在最初工、中、建、交上市过程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银行上市后的实际经营情况看,外资战略投资者对提升国有银行的管理水平和改进公司治理层面作用有限,加之此后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不少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折戟沉沙,一些战略投资者迫于财务和国内自身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在解禁期后选择了撤退。这也使得各界开始反思引入战投的作用和意义。

农行上市之际,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的国际认知水平已今非昔比,而同期真正有实力也有余力入股的外资银行已屈指可数,合格的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殊为不易;另一方面,在上市前引进战投的入股价格往往有较大优惠和折让,而银行上市后又面临较大增长和获利空间,“国有金融股是否被贱卖”亦成为舆论质疑的焦点。知情人士指出,在目前引入战投并不迫切的情况下,将有关问题放到上市后再考虑,未尝不是一个务实选择。

而社保基金入股农行,与其他国有大行上市前引进境外战投,性质与意义差别较大。它更像是长期财务投资者。不过,也有投资锁定期的安排,预计为3-5年。

尽管社保基金投资在农行总股本中占比微薄,但无疑会为其带来丰厚收益。可以作为参考的是,在交行、中行、工行上市前,社保基金曾分别投资100亿元、100亿元、180亿元,日前据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透露,投资回报累计达250%。

可能打压股市

业内人士认为,农行的IPO进程将成为未来影响二级市场涨跌节奏的一个主要变量。“很难想象这一动辄可能涉及千亿人民币的IPO计划,会在二级市场的无声无息中实现平稳过渡。”一位市场人士说。

同时,在经历了去年的疯狂放贷后,为补充资本充足率,今年银行扎堆融资,对市场也形成了不小的压力。市场人士预计,三大行在A股和H股再融资总额最高将接近3000亿元。

3月,中行公布了A股发行不超过400亿元可转债,以及不超过H股总面值20%的配售计划。以现有市值计算,融资规模最高可达850亿元。此后工行董事长姜建清表示,工行将适时发行不超过250亿元可转债及不超过20%的H股配售,此次发行后未来3年内将不再需要二级市场融资。以现有市值计算,最大融资规模将近1100亿元。

建行则表示,有望今年实施完成再融资计划,方案还在调整中。兴业证券预计,其A+H股融资额度为800亿到1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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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三农”资金瓶颈也日益突出，据各农业主管部门统计，我县“三农”发展的融资需求量较大，在支农项目上，主要集中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机械化发展、农业科技应用、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新农村建设等五个方面。在支持主体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类：即一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特别是粮棉油购销深加工企业，短期需资较大，按每个龙头企业平均融资500 万元左右计算，共需融资近2亿元；二是农村专合组织，目前大批专业合作社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基础设施、农田改造、设备（农机）购置、流动资金等方面急需投入，按每个合作社每年融资30万元计算，共需资金近2亿元；三是水产养殖业，全县10亩以上水面的养殖户约2800户，按户平最低需资4万元计算，共需资金1.12亿元，另还有近1200户主养黄颡鱼、黄鳝等名特品种的农户需要贷款1.2亿元，两项合计需2.32亿元；四是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土地租赁、改造、农机购置等需资金3.3亿元。以上四项合计就需资金9.62亿元，而实际上，除涉农企业和水产养殖户贷款满足率较高（达70%）外，种养大户满足率仅为30%，合作社及家庭农场的贷款几近空白。

近年来，我县县辖金融机构特别是涉农机构，如农行、农合行、邮储行、农发行、村镇银行及小额贷款公司等，都把支持“三农”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和经营重点，积极克服体制机制和客观环境的负面影响，稳步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对县域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支撑作用。总体呈现五个特点：

(一)支农体系逐步健全，但扎堆县城。近年来，在上级相关政策的指引下，我县从三个方面加强了金融支农体系建设：一是改革强化已有银行机构的支农功能，如：农行开展“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农信社改制成农合行，邮政储蓄银行调整信贷支持方向；二是引入或组建以服务“三农”为主导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如引入湖北银行（原荆州市城市商业银行），组建中银富登村镇银行；三是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先后设立了宏泰、众和、万祥3家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金都在1亿元以上。截止去年底，全县已有工、农、中、建、农发行、农合行、邮储行、湖北银行、中银富登村镇银行等9家银行机构、82个银行网点，另有1家外资贷款公司花旗信贷、3家小额贷款公司、18家保险公司、1家民营担保公司，初步建立起了针对“三农”的专业化、多样化并存的金融服务体系。不过，功能齐全的金融机构大都聚集在县城，如3家小额贷款公司都在县城内办公，只有县农行、农合行、邮储行乡镇网点较多，但网点服务功能和审贷权有限。

(二)金融服务方式多样，但应用偏低。我县金融机构除对“三农”发展给予贷款支持外，还提供金融基础知识宣传普及、支付结算、银行卡助农取款、人民币反假和残损币兑换等服务。在支付结算上，目前在各乡镇共设转账电话2678部、ATM机106台、POS机693部；在银行卡助农取款上，农行采取整村推进策略，共发行惠农卡100多万张，农合行福卡也达到了全覆盖，各种惠农补贴、农村养老保险和外出农民工资金汇划已实现了一卡通；在人民币管理上，加强了反假币知识宣传，开展了残损币鉴定，推行了属地兑换，极大地方便了农民朋友。2013年，按照“政府主导、人行推动，一家商业银行主办、其他涉农金融机构参与、职能部门协调支持、乡镇村组配合”的工作模式，共建设村级惠农服务联系点327个，覆盖全县所有行政村，基本做到有牌子、有专人、有宣传资料、有验钞机、有转账电话，并依托惠农服务点开展小额取现、转账汇款、小额零辅币调剂、人民币反假、金融知识宣传等银行基础金融服务。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惠农服务点的功能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三)涉农贷款逐年递增，但比例失衡。据统计，县辖农行、农合行、邮储行、中银富登村镇银行4家机构近3年来涉农贷款呈逐年增长态势（见

图一），涉农贷款占比也逐年提高。2011年涉农贷款余额18.1亿元，占全部贷款的58.67%；2012年占比为62.15%；2013年涉农贷款余额上升到28.94亿元，占比达65.09%，全年涉农贷款累放额达到33亿元，占全部累放额的60%。从贷款投向分布来看，主要侧重于农业企业，传统小额信用农贷份额明显减少。涉农企业的贷款占全部涉农贷款的比例逐年增加，2011年为73%，2012年为77%，2013年为80.5%。与此相反，对农业生产主体（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小额农贷）的支持额度及占比则逐年减少，其中，对合作社及家庭农场的贷款占比几近于零，对普通农户的小额贷款由2011年的22.58%下降到了2013年的12.3%，两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

(四)贷款期限日趋灵活，但利率偏高。从贷款期限上看，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均能根据“三农”主体的生产、经营周期，灵活确定贷款期限，主要有三个月、半年、九个月、一年和一年以上，最长期限达十年，一年期贷款居主导地位，占60%左右。近三年来，贷款期限逐步延长，2011年一年期贷款占比（占涉农贷款总量）为65%，一年以上的占13%，2013年一年期贷款占比下降到58%，而一年以上的贷款占比则增加到21%，一年以下的贷款基本没有变化。

在贷款利率上，各行均遵循风险定价原则，综合考虑资金成本、风险水平、综合回报率等因素后确定利率的浮动范围，与央行基准利率相比，银行机构最高上浮比例控制在2倍以内，小额贷款公司在4倍以内。目前一年期银行机构涉农企业贷款平均利率在8%左右，农村种养大户和小额信用贷款利率在9%-10%之间，实际贷款利率普遍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30%-60%。

(五)信贷产品日渐丰富，但管理滞后。近几年来，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信贷产品上以引进、借鉴、推广为主，适当自主创新，支农信贷产品日渐丰富，如涉农企业供应链融资、速贷通、融货达、助保贷等，农户贷款有欣农贷（牲猪、蛋鸡、葡萄、水产等）、好乐贷、定存贷、多享贷、富民贷、助业贷、“金梧桐”创业贷款等信贷产品。今年县农行主推集约担保贷款，中银富登针对新农村建设创新推出了“宜居贷”（单户最高额度2万至10万元，期限3至10年）。在担保方式上，一是担保(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龙头企业担保、自然人担保、联保)；二是抵押 (房屋、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水面滩涂养殖权、存货)；三是质押(存单、国债、保单、理财产品)。还款方式主要有：利随本清（主要运用于农户小额贷款）、按月付息到期还本、等额本息和等本递减还款方式。在贷款审批上，各行积极优化审批程序，建立快速审批“绿色通道”，农户贷款一般在3-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涉农企业类客户在10个工作日至1个月内办理完毕。但是我们也发现，各金融机构在贷款营销与管理上创新不足，没有针对基层网点和从业人员少的实际，出台严谨高效的前期审贷方法和贷后管理措施，还是沿用以前的“五包”（包放、包管、包收、包赔、包利）管理责任制，涉农不良贷款由2011年的3428万元增加到2013年的7267万元，两年内增长112%，进一步加剧了信贷人员对“三农”的慎贷、惧（或拒）贷和惜贷心理。

面对金融支持“三农”发展的现状，从政府、金融机构和“三农”三个层面追根溯源，发现存在“五不五难”现象：

(一)基本条件不达标，信贷融资准入难。银行机构对“三农”客户的审核标准为：个人客户的人品及信用记录、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种养面积、产量、产值、基础设施投入等）、生产经营时长、连续利润状况（一般3年盈利）及潜力，法人类客户还要考察是否有规范的治理结构、完整的财务制度、资产负债比例不超过70%、现金流、还款来源等。而新型农业经济组织由于起步晚，很难达到银行贷款标准。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一是组织架构不规范，普遍存在组织架构流于形式、规模小、制度不健全、成员权利义务不明晰、一人掌控情况；二是业务经营不规范，没有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社员与合作社之间利益分享、风险共担的紧密型联接机制尚未建立；三是财务管理不规范；四是避险机制不规范，未计提公积、公益、风险“三金”，抵御自然灾害、市场风险的能力明显不足，遭遇风险损失的几率大，很难达到银行贷款的准入条件，故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济组织贷款只占很小的比例。

(二)金融产品不适配，信贷供求对接难。主要表现为五个不适配：一是小额农贷不适配。小额农贷最高额度为5万元，一般农户因耕作面积小，加上国家惠农补贴，基本能够自给自足，很少需要贷款。部分农户因子女上学、建房、第三产业等非农业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又不符合农户小额贷款准入要求。农村经营大户由于承包经营规模大，小额信用贷款资金难以满足。二是抵、质押方式不适配。在形式上农村虽有五权（房屋产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水面滩涂养殖权、集体土地所有权）抵押，但由于缺少产权登记交易平台，实际无法流转变现，形同信用贷款。三是贷款期限不适配。金融机构纯农业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1年，从表面上看农业生产一年一茬或一年几茬有其固定的生产周期，但受市场价格因素影响，农产品不可能即收获即进入市场出售，从而造成不能按期还款，对个人信用及银行收益带来负面效应。四是还款方式不适配。对一些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采取“按月付息、到期还本”的还贷模式，而种植、养殖业与加工企业有所不同，不是每月都能产生现金流，无法按月付息。五是贷后监管不适配。现行的贷后管理方式难以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实施有效监管，不能动态掌握贷户情况，易产生信贷风险。受此影响，银行信贷很难与“三农”实现有效对接。

(三)银农沟通不紧密，信贷主体甄别难。从金融机构来看，一方面总是以“支持者”自居，视“三农”为“被支持者”，未以支持“三农”和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发展为己任，很少主动了解他们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对金融基础知识和自身信贷产品与服务的宣传普及不够，未对新型农村经济组织等潜在的信贷主体进行定向指导培植，未建立良好的沟通协作机制，对其经营情况知之甚少，无法对其风险进行审核甄别。从农业主体来看，如果不缺资金，一般很少与银行联系，加之缺少必要的财务收支报表，银行很难象审查企业那样来审查农业主体的资信状况。一个高高在上、不愿俯下身子，一个固步自封、害怕麻烦，这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致使银行与农户心存隔阂，缺乏信任，渐行渐远。这些问题直接损害了银农关系，既影响银行的放贷信心，也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信用环境不优越，信贷风险防范难。农业贷款风险来自四个方面，即自然风险--天灾（农产品欠收），农民健康风险--伤病，产品市场风险--价格，农户道德风险--信用。信用风险表现为：一是农村诚信意识不强。现阶段，农村信用观念养成主要靠一个地方的民风自然形成，有的地方民风纯朴，则诚信意识强，有的地方崇尚个人收益，为达眼前利益无所不用其极，恶意拖欠银行贷款的事件时有发生。二是农村市场缺乏诚信教育制度和信用培养评价机制，农村诚信教育和征信知识宣传仍停留在面上，不深入、不系统，诚信教育体系不完善，未开展信用培育，未建立信用评级档案。三是农户对个人信用自我保护意识不强，部分有借款资格的农户出于人情，隐瞒借款用途为他人用款立据（即冒名贷款），一旦出现风险不能归还，一方面使自己留下不良信用记录，被银行列入贷款黑名单，另一方面影响到金融机构支农热情，

加剧了“惧贷、惜贷”心理。以县农合行为例，2013年该行不良贷款为6794万元，其中“三农”不良贷款占到81%，农户贷款成了风险形成的重灾区，某镇营业网点因“三农”不良贷款居高不下，连续换了3任负责人，撤换人员专职负责贷款清收，严重挫伤了信贷人员支农扶农的积极性，也影响了该行的经营战略。(五)分担机制不健全，信贷资产保全难。农业及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天生具有弱质性，一旦遇到经营风险，银行信贷资产难以保全。一是自有资产少，抵押不足，加之未建立农村抵贷资产流转、交易平台，抵押品变现难度大，银行债权难落实；二是区域担保公司缺乏，银行贷款难以通过担保公司来抵偿；三是农村保险市场缺位，不能分担银行资金风险；四是政府补偿力度不够，正向激励政策落实不够。由于地方财政资金不够宽裕，不能实现财税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的有效衔接。鉴此，金融支持“三农”需要承担较高的风险代价。

(一)新型农业经济组织应加强自身建设，增强资本积累和信息沟通。合作社应严格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成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制度，加强社务管理的民主决策。建立成员账户制度，明晰成员在合作社中的经济权益。规范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盈余分配制度和会计账簿，确保成员出资、公积金份额、生产资料与产品交易、盈余分配等产权资料记录准确无误。建立资本补充机制，每年从可分配盈余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补充资本金。建立良好的内部积累和风险防范机制，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要注重扩大生产规模，广泛推广应用农业科技，稳步提高机械化水平，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此外，各农业经济主体还应注重提升在银行的信用，尤其是在不缺钱时建立信誉，注重信用记录、积累担保条件，主动和银行建立长期密切业务关系，提早进行融资准备，让银行了解自己。

(二)银行应创新农村金融产品，主动与“三农”对接。辖内金融机构应针对农业的生产特点，根据不同的生产组织模式，实行不同形式的信用合作，创新农村金融产品。一是推广土地流转等多种经营权质押信贷产品。二是对龙头企业带动型可推广“公司+合作社+社员”的信贷模式，提供企业为社员担保、订单质押和仓单质押等组合贷款。三是对专业大户和科技人员带动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可推广以大户和带头人为核心的联保贷款和组合担保贷款。同时根据农时和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流，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利率和还款方式。每年在“三农”资金需求高峰时，深入涉农企业、基层乡镇、村组、农户了解信贷需求，宣传信贷产品，主动为“三农”发展排忧解难。

篇8

《中国农村金融》：首先，祝贺顺德农商银行顺利获批发行农合系统首单ABS。请您先介绍一下顺德农商银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及发行情况。

姚真勇：顺德农商银行2014年首期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金额共153370万元，分为优先A级、优先B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其中优先A级资产支持证券占73.02%，发行金额为112000万元，评级为AAA/AA+，加权平均期限0.96年；优先B级资产支持证券占9%，发行金额为13800万元，评级为A/A，加权平均期限1.47年；次级资产支持证券占17.98%，发行金额为27570万元。

《中国农村金融》：请介绍一下农合系统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的背景情况。同时，顺德农商银行有哪些“积淀”与超乎寻常之处，才能成为试点单位，并发行农合系统首单ABS？

姚真勇：2013年7月2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中，要求“逐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常规化发展，盘活资金支持小微企业和经济结构调整”。2013年8月2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将其作为盘活资产存量的重要政策措施。银监会和人民银行部署了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2013年11月，银监会合作部在北京召开信贷资产证券化工作会议，选定六家农商银行作为全国农商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工作试点单位，试点总额度为50亿元，顺德农商银行幸运地入选为其中一家，取得15亿元额度，是六家农商行试点中额度最大的一家。

顺德农商银行的前身是成立于1952年、具有六十多年发展历史的顺德农村信用合作社，2009年底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是广东省首批成功改制的农村商业银行之一。改制四年半来，顺德农商银行各项业务实现了又好又快、稳健可持续的发展。截至2014年6月末，总资产历史性地跨越2000亿大关，达2001.32亿元，对比2009年底改制时的1015亿元，翻了一番；各项存款余额1389.98亿元，比改制时的846.88亿元增长了64.13%；各项贷款余额973.58亿元，比改制时的497.19亿元增长了95.82%；不良率则由改制时的2.38%降至0.87%；资本净额达170.37亿元，比改制时的86.64亿元增长96.64%。今年上半年，拨备前利润21.94亿元，同比增长23.98%；利润总额19.56亿元，同比增长10.56%。年化ROA为1.56%，年化ROE为19.54%。目前，顺德农商银行所有核心风险指标均达到了银监会公布的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是全国首批28家农商银行标杆银行之一，也是广东三家农商银行标杆银行之一。按照2014年度英国《银行家》杂志的排名，顺德农商银行在全球1000家大银行综合排名第339位，在全国100家大型银行中排名第37位。

顺德农商银行具备一定的经营实力和良好的合规与内控能力，同时，始终秉承“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的宗旨，专注于服务当地经济，存贷款份额均占当地银行业首位，受到了当地政府和广大客户、市民的支持。在服务好“三农”和小微经济的基础上，顺德农商银行也重视开展金融市场业务，经过长期努力，树立起了一面富有农合特色的旗帜。自2000年加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以来，顺德农商银行一直表现活跃，自2002年以来，连续多年被评为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优秀债券承销商，以及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优秀结算业务成员单位、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优秀交易成员。目前，顺德农商银行债券交易量与承销量均排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前列：2013年全年的债券业务量1.82万亿元，在全国农商银行系统中排名第4位，在全国2000多家金融机构中排名第46位。2011年还取得“债券结算业务”和“非金融机构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商”两项新的业务资格，是目前全国仅有的同时具备这两项业务资格的两家农商银行之一。2013年6月，顺德农商银行还以承销商及财务顾问的身份，主导承销了广东省佛山市第一期区域集优中小企业集合票据，为顺德中小企业募集资金1.4亿元。

专业至精

《中国农村金融》：成为试点单位后，顺德农商银行为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进行了哪些努力、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

姚真勇：2013年11月取得试点资格后，我们立即展开了各项筹备工作，于12月初选定了主承销商、信托公司、评级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合作机构，并正式启动了首次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工作。为顺利开展本次项目，成功发行首期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精挑细选确定入池资产。为了贯彻监管机构对于项目风险控制的要求，保证投资者的利益，我们在资产池组建阶段即对拟入池的贷款制定了严格的合格资产筛选标准。除了入池资产的信用质量，我们在整个资产挑选过程中还对资产池的行业集中度、支行集中度和借款人集中度等指标进行有效监控，并借鉴了主承销商/财务顾问的经验，利用顺德农商银行较为先进的信贷管理信息系统，从项目初期就对资产池和资产支持证券的现金流匹配进行规划，设定了专门的监测指标，动态调整资产池，从多个维度优化资产池筛选。

第二，就抵押权变更登记事项与登记部门进行协调与沟通。与当地登记部门协调沟通入池抵押贷款抵押权登记变更事宜，确保实现抵押贷款及其附属担保权利的全部转移。本次项目安排了超过资产池资产数量一半的抵押贷款入池，而抵押贷款批量入池伴随的抵押权变更登记问题一直都是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的一个操作难点，实践中也少有地方登记机构办理过类似业务，几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在本次项目开展过程中，我行与房地产登记部门保持了积极沟通，共同商讨了抵押权变更登记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顺德当地登记部门对于业务创新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和开明的态度，我们在办理抵押权变更的过程中获得了房地产登记部门的大力支持，顺利完成了抵押权确权登记工作。

第三，协调行内各个部门及支行，齐心协力推进项目工作。由于资产证券化业务对于行内而言，还属于比较新颖的业务，许多部门对该项业务并不十分了解。为此，我们在行内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并对资产证券化业务知识进行普及，增强支行及总行各个部门对该业务的理解。为加强整个项目工作的领导和协调，本人亲自担任项目领导小组组长，行长担任副组长，各相关部门主管行长及部门负责人任组员，抽调了投资银行部、金融市场部、信贷部、公司部、计财部、合规与风险管理部等相关部门业务骨干组成了项目工作小组，确保全行能够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地推进项目工作。

第四，就项目需求进行系统开发，为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提供系统支持。为履行我行作为贷款服务机构对入池资产进行尽职管理的承诺，履行有关管理职责，在我行各级业务和技术人员大力支持和配合下，经过数月的开发和测试工作，成功上线了信贷资产证券化系统。该系统改造项目为我行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有效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系统支持。

第五，积极开展销售工作。为确保本期证券的成功发行，我行在项目开始之初，就展开了对本期证券的销售工作。在项目获批后，我行金融市场部、投资银行部还与主承销商一起组织了各地的路演，走访客户超过50家，为我行能够成功发行本期债券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中国农村金融》：按照国家有关部委出台的资产证券化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顺德农商银行成功发行首单ABS之前，都做了哪些筹备工作？

姚真勇：自2005年3月21日人民银行牵头主持召开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协调小组第一次会议以来，国家有关部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与资产证券化业务相关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主要有：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颁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银监会颁布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人民银行颁布的《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规则》和对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要求的公告等。这些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制度的出台，有效解决了资产证券化试点的市场准入、参与机构职责定位、金融监管、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和交易、税收制度、投资人保护、抵押权批量变更登记等一系列法律空白问题，将资产证券化纳入了合法规范的轨道。

作为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发起机构，需通过设立特定目的信托转让信贷资产，要具备《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5年第3号令，以下简称3号令）中规定的七个条件。在提交的资料方面，根据3号令以及《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2005年第7号公告），我行与信托公司联合向银监会、人民银行分别按照规定报送了由发起机构和受托机构联合签署的申请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计划书等11份文件和资料。经过银监会及人民银行的审批，顺德农商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符合监管方规定的各项条件，获批发行。

在本次信贷资产证券化工作过程中，我行投入了来自投资银行部、信贷管理部、公司银行部、金融市场部、合规与风险管理部、计财部、信息科技部的多名高素质专业人才，包括国家注册会计师、律师等。同时还在原有的业务系统基础上进行优化，增加了资产证券化项目业务处理、会计核算和管理信息等功能，以满足资产证券化业务开展的需要。为保证业务能顺利开展，我行还研究、制定了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办法、资产证券化业务实施细则、资产证券化业务会计核算管理办法、证券化信贷资产管理办法等内部制度，对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操作规程、会计处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进行规范及明确。

如虎添翼

《中国农村金融》：顺德是民营经济与小微企业发展的宝地，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顺德农商银行来说有哪些重要意义？对贵行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有何帮助？

姚真勇：从我行经营的实际情况来看，若能够借助信贷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业务手段，则可以对我行在拓展服务实体经济资金来源、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拓展中间业务，以及实现风险资产规模控制、业务结构调整等经营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而深入推进我行业务发展模式和盈利模式的战略转型，促进各项业务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达到更好地服务当地经济、服务“三农”与小微企业的目的。我行发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有以下积极意义：

第一，盘活存量资产，提高我行服务“三农”与小微企业的能力。顺德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我国民营经济与小微企业发展的先行者，小微企业发展非常快，我行的贷款也是以民营企业、“三农”、小微企业为主要投放对象，本次信贷资产证券化选取的资产也是全部选取了优质的小微企业贷款和“三农”贷款。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我行可将现有的信贷资产重新组合并打包转化为证券化产品出售，这将有力地盘活我行优质存量信贷资产，优化资产结构。与此同时，我行将由此获取高流动性的现金资产，释放原有的信贷规模，用以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特别是“三农”、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为更好地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提供新的出路。

第二，优化我行资产负债结构，提高资产流动性。长久以来，我国银行业资产长期化、负债短期化趋势明显，资产负债期限结构错配问题较为突出，流动性管理压力较大。资产证券化业务将为我行提供新的资产负债管理手段，可使我行灵活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减低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对流动性的影响，明显提高风险控制和管理能力。通过证券化的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功能，可以将较难流动的中长期贷款置于资产负债表之外，及时获取高流动性的现金资产，重新盘活部分资产的流动性。

篇9

农行正在试图给出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财经》记者获悉，农行已制订《农业银行服务三农总体实施方案》（下称《方案》），并在八个省级分行展开试点。

这一方案的核心是“一行两制”的城乡联动经营模式。所谓“一行两制”，是指在一级法人体制下，根据农行在城乡金融业务上的不同特点，以县域支行为平台，再造一套适用于“三农”和县域业务发展的、有别于城市业务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

农行有关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行两制”的总体设想是“一级法人，双线经营，分别核算，统筹发展”。他透露，农行将重构服务“三农”的组织模式，打造成为中国惟一拥有农业信贷专业化经营管理体系的大型商业银行。

目前农行已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八个省级分行的部分县域支行展开试点，包括福建、湖南、吉林、四川、广西、甘肃、安徽和重庆。试点从今年10月启动，历时三个月。试点结束后，农行将据此对总体方案进行补充和修订，并于明年初在全行全面推广。

在专家看来，较之此前关于农村金融的种种设计，农行的尝试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但根本问题仍然没有厘清，即并未彻底划清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界限，从而为事后的损失追补预留了空间。虽然“一行两制”模式是期望在一个机构内部平准损失，即支持“三农”的风险在一个法人内部化解，但亦说明其可能做不到真正完全的商业化。如果金融机构完全以市场化原则运作，在包括中西部在内的农村地区，必然会有一些农村金融的有效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由此可见，仅仅宣传商业化的农村金融，是不全面的，”世界银行高级专家王君强调，“农村金融的供给和需求，不可能也不应该由商业化的金融机构完全承担，更重要的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战略设计公共政策（包括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有效结合，而这一问题并非不可能操作。”

行中之行

在“一行两制”构想下，农行根据“三农”和县域客户信贷需求时间急、金额小、用信频、期限短的特点，在“三农”和县域业务的评级、授信、担保、定价、流程、审批、授权、激励、风险分类、损失核销等方面，建立一套有别于城市业务的组织运营体系。其主要思路是：以县域支行作为开展“三农”和县域业务的经营载体，推行适度分权的“三农”信贷业务模式，下沉信贷业务决策中心。由一级分行结合实际，灵活确定二级分行和县域机构信贷业务审批权，在县支行和二级分行设立信贷业务审批审查中心。区分经济环境和管理能力，授予二级分行500万元－3000万元“三农”信贷业务审批权；授予县域支行农户贷款审批权10万元－50万元，个人贷款审批权20万元－200万元，小企业贷款审批权100万元－500万元左右；授予绝大部分二级支行和分理处农户贷款审批权3万元－10万元。

与贷款审批权限同步下放的，还有“三农”和县域客户信用等级认定权限及贷款定价权限，同时授予一级分行一定的信贷产品创新权和相应的管理办法、操作规程制定权。此前，与工、中、建等其他商业银行一样，农行基本实行省级分行以上的中央集权式信贷审批模式，东部地区的二级分行有一定审批权，中西部二级分行基本没有审批权。

目前，农行已经设立了农业信贷部，定位于县域业务综合经营管理部门，统筹管理分散于公司业务部、机构业务部等各部门的所有县域信贷业务；在27个一级分行设立了农业信贷处，归口管理辖内县域信贷业务；所有大部分涉农占比较高的二级分行均设立了农业信贷科，定位于县域业务经营中心，“使二级分行成为权力中心，主要负责营销县域信贷业务，了解县域金融需求，配合总行、一级分行开发特色产品。”

“新的一行两制模式，其核心就是深化扁平化改革，适度放宽二级分行经营权限，下沉经营重心，缩短经营链条，提高服务效率。”周清玉称，这些二级分行的风险管理模式也相应作出调整，比如推行风险定价，全面推行风险经理派驻制、独立审批人制，并建立不同于城市行的等级评价体系及绩效考核机制。

“新的模式相当于事业部制，实行专门会计科目，对‘三农’和县域业务的资产负债权益收入支出盈亏等项目进行单独归集统计，准确核算经营成果，并计划每年向国家有关部门、股东和社会公众报告农行服务‘三农’的有关情况。”农行计财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按照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原则，《方案》将县域支行分为四类，即粮棉大县支行、贫困县支行、和青海地区支行、经济强县和大中城市郊区支行；不同类型的县域支行实行差别定位，确定相应重点服务领域。

“由于农行涉及整体改制并面临上市，在《方案》里，农行服务‘三农’的定位并不是包打天下的，而是瞄准县域经济的中高端客户，包括重点农户中的养殖、种植大户。虽然对城乡客户采取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原则，但仍要坚持商业化和可持续性发展。”周清玉称。

农行还将增设乡镇营业网点，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小额信贷服务功能的县域网点，重点发展农户、个体户、微型企业和小企业的小额信贷业务；在网点覆盖不到的地区，由客户经理组提供流动金融服务；通过控股、参股等方式，扩大设立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试点的规模。

根据《方案》的规划，未来三年内，农行的农村网点将超过1.6万个，投放到县域的自助设备不少于6000台，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基地的服务覆盖面达到50％以上，对全国千强镇的支持面达到50％以上，直接对农户的信贷服务覆盖面达到30％以上。

回归“三农”之路

自2005年起即反复酝酿改革方案的农行，一直在商业化运作与政策性业务的两难选择中徘徊不前。除了财务问题，如何服务“三农”，一直被认为是农行改革中最为棘手的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认识农村金融的性质。”世界银行高级金融专家王君曾经在《财经》撰文表示，一旦将农村金融理解为政策性业务，需要仰赖政府补贴，就必然会产生逆向选择，无法分清政策性亏损和经营业性亏损的责任。

正是基于此，分拆方案是一种界限清晰的选择，亦多为学者推崇。其中包括按照区域分拆、按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分拆、按涉农业务和非涉农业务分拆，不一而足。然而，在现实考虑中，涉及员工安置、财务调整等巨大的利益重组，最终并未被采纳。

在2006年7月的农行分行长会议上，时任农行行长杨明生重新提出“农行要留在县域农村金融领域”。事后看来，这一定位最终使得农行避免了被分拆的命运，但并未从根本上回答如何面对“三农”的问题。

事实上，自1998年以来，包括农行在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一直在撤离农村市场。1998年到2001年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应撤并了3万多个县及县以下的分支机构、网点。其中农行由于网点最密，撤减的网点数量也最多，从6万个撤减到目前的约2.5万个，在岗员工数量也减少了19万，达到当前的45万人。

大撤退的结果是，农行目前虽然有55％的贷款分布于县域，但只是存量，且大部分贷款集中于经济金融发达、“三农”问题并不突出的“三大板块”，即珠三角、长三角和渤海湾地区。目前支撑农行盈利的主要支柱，仍然来自“三大板块”和城市业务。截至今年上半年，“三大板块”创造经营利润占全行近70％，加上其他大中城市的业务，比重占到80％左右。

在这一背景下，一种意见认为，农行在网点收缩后，已经将面向“三农”的低端业务让给农信社、农业发展银行和邮储银行，本身的绝大多数业务都是商业可持续的；而且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其盈利前景也是可以预期的。

农行有关人士亦向《财经》表示：“从同业以及农行部分经营行的发展状况看，‘三农’和县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信贷市场，只要控制好收益和风险的关系，商业银行是能够取得经营效益的。”他同时强调，现阶段农行将不再撤并机构、分流人员。

尽管如此，整体改制毕竟未能划清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金融的界限。2005年末，农行在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仍设有机构3160个，在地区有各类机构502个。由于地区没有设立农发行和农村信用社，农行是惟一的农村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政策性的公共服务职能。

农行内部的资料也显示，农行在中西部的部分县域保留分支机构是以自身亏损为代价的，到2005年底，农行在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支行亏损面高达34％。农行行长项俊波在今年年中的分行行长工作会议上亦明确表示，在592个国家贫困县及、青海等其他一些特殊地区，基本不具备商业化经营条件。

为此，农行在相关调研报告中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加紧研究建立普遍服务基金，专门用于补贴特殊地区网点；或者出台针对这些地区分行的特殊政策和办法，妥善解决其可持续发展问题。

“财政资金怎么和金融手段结合，哪种模式最适合中国国情，尤其是西部地区，值得深入研究；首要一点是，相应权责利是否明确，在现行机制下恐怕很难。”财政部有关人士向记者坦承。

“农行此次的《方案》区分了可以盈利和不可盈利的地区，已经优于原来笼统的划分方式，但西部地区并不一定全是商业不可持续的。这和效率、控制成本能力有密切关系，而且需要相当大动力并且取决于市场竞争压力。这个压力来源于开放的市场，不盈利就从市场退出，否则在现有未界定清楚责权利的情形下，无论哪个机构承担面向‘三农’的政治责任，都可能必然亏损。”王君亦分析称。

在他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应包括由政府提供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包括现代化的有担保的交易框架、农村征信体系、通过其他零售渠道例如小卖部等发放贷款以及提供商业化的农业保险）以及由财政出资，对那些必要但是却不盈利的农村金融供给提供补贴。“补贴的者可以通过招标竞争，但切忌不能通过低利率发放农贷的办法补贴，而是对交易成本补贴，对最终消费者补贴等，从而发挥补贴的效用最大化。”王君强调。

激励之道

在盘根错节的背景下，农行的“一行两制”方案有着明显的“中国特色”。“既力图遵循商业化原则，又能满足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要求，是一种可以操作的方案。”一位接近农行的人士如是称。

农行四川分行信贷部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总行对试点基层行的权限、费用、人力资源的配置都已给予支持，各项措施已经落实到实施阶段，包括机制调整、人员配备、人事结构调整、工作倾斜重心等，进展明显。

据悉，四川农行把全省186个县级支行划分为丘陵类、山区类、平原类、资源类、贫困类五类，分别制定不同考核指标，并调剂5亿元贷款规模用于“三农”业务，150万元费用用于三个试点的二级分行（绵阳、巴中、资阳）。同时开始对其网点设施的改造，正在着手有针对性制定一些产品以及管理办法，“整个对于‘三农’的审贷流程、风险控制流程包括会计科目的核算全部在改造之中”。

但上述人士也表示了一定担忧，“明年一旦在全行推广，‘一行两制’的难处可能会凸显，即在城乡两套资源配置方式中怎么协调配置全行资源，以及具体的操作管理办法如何制定”。而所谓资源配置，包括信贷资源、经济资本、财务费用、固定资产购置、网点设置和人员配备等等。近年县域行基本没有新增贷款计划，财务费用缺口大，固定资产配置失衡，人力资源紧张。

“全行资源中城乡业务各配给一半，至于能不能全部满足，城市业务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资源的供给和发展永远存在一个缺口的问题。”农行总行前述人士 坦承。

不过，在他看来，截至9月农行县域贷款的数据已基本接近县域贷款占整体贷款规模50％以上的目标，“说明在配给上应完全可以实现。”

截至2007年9月底，农行存款余额51744.85亿元，贷款余额34445.22亿元，其中县域贷款16320亿元（含涉农贷款11310亿元），比年初增加1832亿元，占全行各项贷款余额的47.38％。不良贷款余额下降44.29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2.11％。经营利润705.68亿元，同比增幅65.76％，几乎完成全部年度计划。

对于农行提出的县域信贷管理体系，《财经》特约研究员陆磊评价说：“从贴近县域基层角度看，下放审批权限、独立审批人制度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但需要强调的是，权力下放会产生风险，内控制度设计很关键。”比如，由于天灾人祸等造成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如何划分责任？如果超过风险容忍度，由哪一级行承担责任？“如果由支行承担责任，它一定承担不起，后果就是惜贷、不作为而带来信贷萎缩；如果由一级法人承担责任，基层行就会有放贷冲动而大批特批。”

陆磊称，“一行两制”能否有效实施，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激励基层县支行服务高风险、高成本的“三农”业务，以及对基层客户经理的责任追究制度的可操作性。

据了解，针对上述问题，农行也正着手构建城市业务和三农业务并行的“双百分制”绩效考核体系。所谓“双百分制”，周清玉解释说，“就是城乡两个业务各100分，各占全行总资源的50％，城市业务做得再好也只能得50分，如果农村业务做得不好，相应的资源就调整奖励到其他做得好的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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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几家银行相比较，农业银行是最后一家实施股份制改革的大型银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行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农行“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改革原则开始，历经3年多的时间，农行已从一家历史包袱沉重，经营管理水平相对落后的国有银行，一举转变为一家受到全世界瞩目、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大幅改善，资本实力和财务基础显著增强、经营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明显提升的现代化大型商业银行。

2009年，农行实现净利润人民币650亿元，同比增长26.30％，截至2009年底，资本充足率为10.07％，不良贷款率2.91％，拨备覆盖率从2008年底的63.53％上升到2009年底的105.37％。这些成绩的取得不仅反映了农行在自身发展中实现的质的飞跃，更为重要的是，这标志着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这一巨大历史工程已经画上圆满的句号。作为四大国有银行的农行是如何在“大船难掉头”的行业定律中实现了完美蜕变?

以创新和变革为推动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实现可持续发展

创新管理手段　实现业务流程再造

农业银行以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为目标，切实转换经营机制，推动业务经营转型和管理精细化，加快内部改革步伐，努力创新管理手段、变革管理措施。首先，按照流程银行和岗能匹配的要求，对总行各部门的职责边界进行梳理和优化，将总行各部门纳入七大板块，以提高市场响应速度和管理决策效率。其次，逐步推进分支行管理体系改革，分行各职能部门按照总行七大板块进行设置，针对城乡差异化特点调整优化支行的组织架构，构建布局合理、经营高效的分支行组织机构体系。再次，积极实施运作流程再造，对市场营销、信贷审批、业务操作等核心业务流程进行改革。

加快业务经营转型　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

农业银行重点在客户、业务、机制等方面实施了对公业务的战略转型。在客户方面，优化客户区域、行业结构，并对客户进行细分，构建了总行、一级分行和二级分行分层服务的三级核心客户群，实现了名单制管理，建立综合化、差异化、专业化的营销和服务体系。在业务方面，注重挖掘对公客户的新兴业务需求，为客户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方案，并以投资银行业务为重点，大力发展新型中间业务，实现以存贷汇传统服务为主向以增值服务为主转变，以获取利差为主向以分享增值收益和中间业务收入为主转变。在机制方面，优化业务流程，加强对公业务板块的整合与协作，实施业务综合营销和产品交叉销售，提升对公服务能力。此外，农业银行还根据县域客户的需求，加快城市成熟金融产品向县域客户推广的适应性改造，逐步形成高中低端产品搭配，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有机组合的特色产品体系。

建设全面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提高风险识别水平

近年来，农业银行启动了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稳步提高了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的水平。进一步完善了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在董事会层面设立了风险管理委员会，设立了风险管理部门，承担整合风险管理的职责，构建了完整的风险管理板块；积极推行风险主管、风险经理两级派驻的体制，增强风险管理的垂直性与独立性，并且综合运用经济资本、限额、资产组合、风险定价、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等工具，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此外，农业银行正在逐步建立独立垂直的内部审计体系。

实施财务资金综合改革　优化考核体系

近年来，农业银行稳步推进财会管理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了层次清晰、权责统一、有效制衡的财务决策管理体系；完成了城市行和二级分行财务集中改革，建立了集约化的财务管理体系；建立了城乡有别、境内外联动，以经济增加值(EVA)和风险调整后经济资本回报率(RAROc)为核心的综合绩效考核体系，为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有效的基础平台；推广了应用财务管理系统(FMIs)、业绩价值管理系统(PVMS)和事业部核算报告系统，初步构建了财会管理综合平台，为准确地反映县城金融业务和分部门、分产品的业绩价值提供科技支撑。此外，农行对资金差额管理的模式进行了有效改革，实行金额资金管理，由资金归集行按照市场化的内部资金转移价格(FTP)对所有资金来源实行全额集中，对所有资金的运用实行全额配置，目前一级分行已全面实行人民币全额资金管理。

开展服务　“三农”的改革工作

为更好地探索大型商业银行服务“三农”的新路径，2008年以来，农业银行以深化信贷制度改革、推动金融产品创新、完善风险管理、拓宽县城金融服务渠道为重点，开展了面向“三农”的金融服务试点工作。从2007年10月开始，在八个省(区、市)的123个县开展了新时期服务“三农”的试点工作，2008年10月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共1027个县，2009年10月又将面向“三农”金融服务工作在全行范围内推开。在试点工作中，农行成立了三农金融事业部。

抓住“城镇化”、“产业转移”机遇未来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历了世界经济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过程以及西向东的产业转移，从而也形成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和产业转移进程。城镇化创造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和城镇住宅的投资需求以及巨大的消费需求，成为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强劲动力。同时，产业转移也带来巨大的消费需求和商机。服务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服务于中国的“产业转型”将是农行未来保持稳健增长的重要机遇。

争取县域业务中的高端客户

未来农行要发挥自身的优势，首先要抓县域金融业务中的高端客户。哪些是农村的高端客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村科技园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县域规模较大工商企业，这些都是农行的高端客户。只要抓住了这些高端客户，农行的利润就有了保障；与农信社等中小金融机构相比，农行拥有全国最多的网点，覆盖面最广的遍及全国所有县的电子化网络，能提供对公、对私、银行卡和电子银行四大系列230多种产品，是农村金融机构中唯一可以做证券交易第三方存管业务的银行。这些都是农行抓牢高端客户的资本和优势。

抓住中国城镇化的历史机遇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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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挥农行电子化优势，提供高效便捷的资金结算服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核心作用。

2.发挥农行业务综合的优势，提供多种形式的理财服务。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资金的增殖保值需求强烈。农行要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延伸产品链条，不断推出更多的新兴理财业务品种，引导广大农村居民树立正确的理财理念，满足其日益提高的理财需求。

3.发挥农行资源集聚的优势，为客户量身定做专项问题解决方案。相对于城市企业，农村企业由于规模小、人才匮乏，管理水平普遍较低。而作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农行具有专业人才、信息集中，资源整合能力强的独特优势，能够为客户提高包括信息咨询、财务管理、产品设计等在内的一揽子服务，切实帮助企业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益。

二、确立县域支农的主体地位，创建服务“三农”新机制

在行政区域上，“三农”直接隶属于县域，在经济统计上，绝大多数“三农”经济被纳入县域范围；就农行自身来看，县域经营基础雄厚，比较优势明显，因此，做好商业化支农文章，必须明确县域支农的主体地位，发挥县域支行的支农作用，以此为切入点，上下联动，相互配合，加大资源整合，建立农行整体服务“三农”的有效渠道。但是，一方面，在经济市场化条件下，生产要素总是由低效区域向高效区域，由低效产业向高效产业流动。而总体来看，我国“三农”经济依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比较效益低，投入产出比不高的状况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从而造成了基层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积极性不高，甚至一些原本主要承担支农任务的金融机构纷纷将资金由“三农”领域撤出，转而投向效益较高的城市区域。另一方面，县域支行也存在业务授权不充分，产品开发力量不强，综合服务能力薄弱的困难，单纯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有效承担商业化支农的职能，需要依托农行整体优势，统筹规划，在资源配置、业务考核、产品开发、组织流程等方面，科学布局，梳理整合，健全完善“三农”导向型业务激励机制，调动县域基层行服务“三农”的积极性，构建全行面向“三农”的整体合力。

（一）创新县域支行业务考核，强化服务“三农”激励机制

要充分考虑县域支行所处的经济环境现状、业务结构特点以及所承担的特殊任务，在考核指标的设置上，要加大对三农业务的引导力度，如在信贷投放上，增加对“三农”领域放款比例，实行与城市行相对优惠的差别利率浮动机制，适当降低县域支行上存准备，在利润考核上，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等，让基层行能够享有更多的利益激励，提高服务“三农”的内在驱动力。

（二）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塑造服务“三农”业务模式

农行各级分支机构从上到下都要牢固树立一级法人意识，加强对“三农”业务的研究，联系本地区、本单位实际，制定中长期“三农”业务发展规划，完善配套措施，将服务“三农”的事业与农行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同时，按照“三农”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在人员培训、机构设置、资金计划、费用匹配、电子化建设等方面，加大对“三农”领域和县域支行的倾斜力度，并形成制度性安排，不断强化基层行发展“三农”业务的责任。

（三）加快金融产品开发步伐，完善服务“三农”载体

针对目前“三农”领域经济相对薄弱，金融产品匮乏的实际，以及农行乡镇一级机构已大量撤并的情况下，尤其要加快适应“三农”业务产品的开发步伐，以此为载体，提高对“三农”的吸引力。要跟随金融产品电子化发展趋势，实施差异竞争策略，瞄准“三农”实际需求，以农行现有成熟的网上银行、银行卡、电话银行等电子银行产品为依托，不断推出适销对路、独具农行特色的金融产品，特别是结算类、信贷类、理财类产品，有效解决“三农”领域结算难、贷款难、理财产品缺乏的现状，打造产品优势，弥补自身在农村机构网点的不足，巩固农行“三农”领域竞争优势。

（四）理顺业务组织架构，健全服务“三农”的组织体系

根据农行面向“三农”的市场定位，重新梳理业务发展组织架构，尽快形成“三农”业务专业化、精细化经营格局。如以重点产品拓展为重点，建立专业化营销队伍，提高“三农”业务市场拓展能力；针对“三农”业务面广、分散的特点，科学划分“三农”业务重点区域，完善授权、审批管理，提高业务审批效率；成立专门的“三农”产品研发团队等。

三、完善三农业务风险管理新体系，促进服务“三农”的可持续发展

农行支持“三农”经济发展，既是“老传统”，但在当前政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下，也是新课题，其中隐藏的风险不可忽视。必须在经营理念、制度建设、企业文化等方面大胆创新、全面规范，建立风险防范、分担、补偿机制，完善全程风险管控体系，实现农行业务与“三农”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营造良好的风险防范文化

坚持以人为本，以全面加强执行力建设为重点，通过持续开展学习教育、完善制度建设、强化监督监管、加大责任追究等措施，切实提高制度规范的穿透力，自觉形成时时、处处、人人依法合规经营的深厚文化，使制度要求成为每位员工从事业务经营的习惯行为，逐步构筑起有效防范风险的长效机制。

（二）创新信贷管理，重点抓好信贷风险防控

信贷支农是服务“三农”的主要方式，从农行长期服务“三农”的实践来看，信贷领域无疑是风险的高发区。在这方面，除了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行业、产业政策，严格信贷准入；严肃信贷纪律，严格岗位分离，加强授权、授信、调查、审查、审批以及贷后管理等基础性工作外，还要创新管理方式，探索预防、分散风险的新途径。比如积极借鉴国内外其它金融机构成熟经验，创新担保、抵押模式，控制潜在风险；按照市场化原则，增强金融产品主动定价意识，形成以价格覆盖风险的机制。加强与担保公司、商业性保险公司等社会中介机构的合作，借助其它社会资源，有效分散风险。积极探索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途径，变竞争对手为竞合关系，通过采取联合贷款、银团贷款等方式，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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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3-0153-02

2006年12月20日中国银监会颁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地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的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和境内外各类资本加大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投资,增设网点,设立村镇银行。这一举措标志着中国农村金融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2007年1月起,银监会出台了《村镇银行管理暂行办法》、《贷款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办法》等办法,并选择在内蒙古、吉林、湖北、四川、甘肃、青海6个省(区)的农村地区开展首批试点工作。2007年3月1日,中国首家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在四川省仪陇县金城镇正式挂牌开业。这是中国第一家为“三农”量身定做的村镇银行。2007年10月,在总结6省(区)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将试点范围由6省(区)扩大至31个省(区、市)。当前我国村镇银行已达100多家,未来两年内,村镇银行预计要发展至2000家,即有条件的地区一个县一家(刘明康,2009)。村镇银行的建立,对解决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等问题,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培育健康、多元的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有效增强对农户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村镇银行发展很快,但问题也很多,并已发展成为影响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认识村镇银行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对其进行科学分析,提出应对之策,显然是当前我国村镇银行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我国村镇银行存在的主要问题

1.村镇银行的市场定位问题

设立村镇银行的初衷是为“三农”服务,缓和农村金融“贷款难”问题,由于农民无法像企业一样出具企业财务报表来证明个人资信状况,因而,村镇银行对于农村贷款的程序相对一般商业银行要更简单,一些村镇银行甚至还推出了2万元以下贷款无需担保的优惠政策。从村镇银行运作近四年情况看,贷款程序的简化和这些优惠政策为农民群众在村镇银行贷款提供了便利,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村镇银行的信用风险,一旦出现问题贷款,农民能够提供的抵押品诸如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小企业厂房设备、没有房产证的房屋等是很难变现的。

据一些村镇银行经营者透露,村镇银行的股东都是为赚钱才来投资的,各家村镇银行为吸引股东都制定了近期盈利分红计划,不可能只考虑政策性金融的需求,他们认为村镇银行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其次是发展问题,只有在发展壮大后,村镇银行才能更好地为“三农”服务,带着这些想法,他们往往为降低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将贷款投向悄悄地转向城市企业等盈利性较高、风险较低的客户,从而背离了村镇银行设立时服务“三农”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忽略了赖以存在和持续发展的基础――面向“三农”。

2.村镇银行的“吸存难”问题

首先,村镇银行由于成立的时间较短,规模小,一般居民对村镇银行不了解,社会认知度不高。据浙江龙湾农业合作银行对100户居民的调查,82%的居民认为村镇银行是“杂牌军”,钱存进去会打了水漂;45%希望将钱存入势力较强的信用社;37%希望将钱存入国有银行;仅10%愿意将钱存入村镇银行,目的是支持其发展;另有10%将钱存入村镇银行,目的是希望得到优惠贷款(数据重叠部分为多项选择)。浙江象山县经济形势不错,象山国民村镇银行也获得了象山各政府机关的大力支持,但在当地人眼中,它只是一家“个人银行”,因而他们不愿到仅在咫尺的象山国民村镇银行存钱,宁肯排队等候在各家商业银行或农信社,象山国民村镇银行加大宣传力度,然仍应者寥寥,究其原因,多数农户质疑将钱存在村镇银行是否安全。

其次,受自然灾害和市场条件影响,农业生产一直风险较高,且收益相对较低、不稳定,农村存款总量有限,也导致村镇银行的吸纳农户存款较少。再次,一般村镇银行网点较少,且没有加入银联,村民存款、取款都必须要到网点来,很不方便,也是导致村镇银行不容易吸纳存款的重要原因。

3.村镇银行的治理结构问题

2007年1月22日银监会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村镇银行发起人或出资人中应至少有一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按照这一规定,村镇银行的最大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于这一规定,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持审慎乐观态度,因为各商业银行更热衷于异地开设分支机构,投资参股村镇银行是他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各商业银行对这一规定更多的理解为是一种“政治任务”。从村镇银行的治理结构来看,与其他正规商业银行类似,其组织形式是股份有限公司,应有完备的法人治理结构。虽然各村镇银行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三会一层”的议事机构,但因为主发起行为最大股东,董事长均由主发起人银行人士担任,拥有强大资金支持和影响力,促使村镇银行独立法人自主决策无法充分体现出来,法人治理不可避免地向主发起行倾斜,从而极大地消弱了其他法人治理的力量,导致村镇银行的其他股东权力逐步被边缘化,法人治理流于形式。

此外,人才瓶颈问题、经营的外部环境问题、风险控制问题及监管方面的问题都会对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二、大力发展村镇银行的政策建议

1.加强金融监管,明确“三农”的目标定位。

组建村镇银行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战略决策,让一些有扩张需求的优质金融机构的服务延伸至村镇,既是对优质金融企业的发展引导,又能为农村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还可以通过股份制等企业组织形式,吸纳民间游资,解决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融资难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农业升级换代,贫困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因而,组建村镇银行是一项具有前瞻性、全局观的重大决策,是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一项重大创新,是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

服务“三农”是村镇银行生存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当前,我们并不缺少大银行,缺的是能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特别是能为贫困落后地区的农村农民服务,贷款门槛较低的小银行,解决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因而,在此背景下,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加强监管,明确村镇银行服务“三农”的目标定位,新的村镇银行设立,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以县为单位,扎根农村,重点放在金融机构服务力量薄弱和农村信用社网点分布不到位的贫困边远农村地区。村镇银行特色在于“三农”,基于“三农”而生,偏离“三农”方向其存在即不合理。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建立起对村镇银行服务“三农”的考核体系,特别要对其服务“三农”的贷款情况进行考察评价,同时,建立相应的退出机制,对违背“三农”服务宗旨的村镇银行应有相应的惩戒措施直至退出农村金融市场。

2.加强自身建设,破解“吸存难”问题

从源头上讲,有关各方要严格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遴选,确保其有良好资质,主发起行应选择创新能力强、对农村小客户比较熟悉、精于管理的高级管理人员。在经营管理方面,能稳健经营,加强风险控制,尤其要以良好的业绩、丰厚的利润回报股东;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引导职工恪尽职守,消除经营中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加强内涵建设,以优质的服务和舒适的环境吸引客户,以现代化的手段为客户提供方便,不断提高经营管理与服务水平,为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声誉。在加强自身内涵建设、吸引客户的同时,也要加大自身宣传力度,让公众了解村镇银行的业绩和主要业务,增强一般民众对村镇银行的认同感。此外,村镇银行应加强政企互动,与地方政府建立日常联系制度,积极参加政府经济工作会议,争取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的大力支持,努力争取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的存款。

3.完善村镇银行治理结构,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金融监管部门应支持业绩优良的村镇银行扩大股东人数,防止一股独大,这样既能扩大村镇银行的资金来源,实现资本构成多元化,又可以改善村镇银行的治理结构;应注重维护村镇银行作为独立法人的经营管理的自和决策权,推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金融监管部门要建立健全村镇银行相关法律法规,对村镇银行实行适当的优惠政策,如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给予政策性贷款利差补贴、允许申请央行再贷款、减免税收等,为村镇银行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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