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劳动经济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2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劳动力市场信息化的程度不高，没有正规的求职务工信息渠道，大部分劳动力找工作仍靠亲友介绍。在我国，很多地区都是从几个人先转移，然后带动整个村的劳动力转移，这种自发、无序的流动状态无法满足供求衔接，而且不利于管理。③由于我国的劳动合同、保险制度和一些相关法规还不健全，使劳动力在城市务工时得不到必要的保障，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因工致伤、致残的医疗保障中也存在有许多问题。④转移需要一定的成本，农村劳动力在农村都有自己的住房，转移到城市后没有固定的住所，他们只能在工地或简易住房里生活，或到市场购买、租赁住房，导致农村的房子被闲置，而在城里又没有住房的矛盾不断加剧。

3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包括以下四方面：①对农民自身的影响。劳动力的转移为农民增加了一定的经济收入，给城市建设增添了新的力量，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有些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通过不断学习技术、知识，提高了自身的综合素质，经过多年的打拼，他们逐步完成了知识和资本的积累，有的定居城市，有的回到家乡创业，他们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②对农业方面的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就业，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总成本，同时，劳动力的转移也促进了农业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比如，常年稳定外出的务工人员或经商者将自己的土地转让给本村的农民，这加快了土地规模经营的进程，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促进了农业的产业结构和市场农业的发展，有利于今后土地的规模化经营。③对农村的影响。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因受到城市环境的影响，他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丰富了思想、提高了素质，再次回到农村后，他们将这些先进的思想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带到农村，改变了原有的生活状态和习惯，提高了生活质量，使农民更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和技术，并应用在农业生产上，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④对社会的影响。劳动力的转移加大了对农业监管的难度，农村大部分年轻的、有文化的、有一技之长的劳动力都转移并留在了城市，导致新的农业科技无法在农村推广，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向科技化的发展。

篇2

以最近争论的焦点“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为例。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辩题了，因为学界已经基本上肯定了“服务业创造价值”的观点。大家争论的只是，这个观点马克思已经说过了的呢，还是马克思没说但可以从他那儿引申出来的，还是马克思根本就是反对的。由此引发的另一个比较热闹的辩题，就是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大家都认为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应该存在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争论的只是他们是否在剥削，这种剥削如何定性和定量，于是又去马克思那里寻找根据加以印证。

总之，学界对命题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与目前的经济学大方向并无二致，差异的只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态度。这个态度，总结起来，又不外乎有三种：一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疑惑，都是源于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不够深刻的缘故，所以应该加深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一种认为劳动价值论的确有不足和偏颇之处，应该被发展和革新，其内涵和外延都应该进行新的拓展；一种则认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坚持劳动价值论会走回阶级分析的老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所以它应该被否定或是束之高阁。

劳动价值论是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现在大家对命题的基本态度一致，却对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的态度出现差异，这只能说明对理论的整体把握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出现了分歧。在实际争论过程中，争论的核心也的确不断地追本溯源，大家都感到不搞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无法再讨论下去。于是如“什么是价值”、“怎样的劳动创造价值”、“非劳动生产力是否创造价值”、“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等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但是进一步的争论却没有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这是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基本范畴和理论出发点相混淆的缘故。把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手段直接用来分析西方经济学的命题，自然要出问题，反之亦然。二

劳动价值论虽然博大精深，但它的核心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这个“劳动”还有许多的规定，比如“抽象劳动”、“生产性劳动”等，这个“价值”也有自己的定义，它的经典表述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我们就来看看实际争论中的一些情况。

首先是关于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问题。

有的学者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实际上不再把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他看来，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劳动是计划分配的……也就不存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而西方国家却从实际出发，不拘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认为第三产业也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使第三产业得到空前发展，所占比重已超过70%。……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采纳了三次产业的分类，也承认第三产业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已经跳出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凡是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都视为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1]

这段论述的逻辑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三产业属于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但实际情况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扩大，所以第三产业也是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首先，这个逻辑的因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就创造价值。在马克思严密的理论体系中，这只能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第一、二产业的效率提高，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并且第三产业分割价值的比重增加了。其次，“国民生产总值”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从来都是以具体的货币来表达的，无法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来衡量。第三产业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说明它创造了价值。最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也不一样，以之佐证，颇为牵强。这是想证明劳动价值论仍然正确的。再看另一种论述：

从今日展望，停留于原来的劳动价值论，已不能充分解释新的经济现象、市场现象与企业现象。在新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以及资本和传统技术不再稀缺，稀缺的是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经营创新及其载体或称人才。……仅从第三产业的不断成长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渐居首位看，所谓非生产劳动和服务劳动创不创造价值，多年来引起争论，确有其时代意义。否则，就劳动价值观，生之者寡，分之者众，主客易位，道理上说不通。[2]

这是想说明劳动价值论需要发展的。但是他的理由却很奇怪。难道某种东西“稀缺”了就会引起它的质变吗？技术不“稀缺”，就不创造价值，“稀缺”了，就创造价值了吗？“稀缺”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仍然无法与“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直接相联。再看一个：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我国学术界一致认为党政部门的劳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主要理由是党政部门属上层建筑领域的范畴，它们并不参与价值的创造。现在看来，这是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及其经济职能，其实党政部门为此而付出的劳动，理应属于生产性劳动。这种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创造高倍数的价值。[3]

“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以及“经济职能”就可以证明一种劳动创造价值了吗？前一个证据明显与结论无关。“经济职能”也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指的是对经济运行发生作用。影响了经济为什么就是创造了价值，还“创造高倍数的价值”？论者没有交代。就笔者所知，在马克思那里，非生产性劳动也对经济产生影响，可是它不创造价值。

可以看出，上述说法的逻辑漏洞都出现在同时使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之时。并不是说不可以在两大理论体系间做沟通工作，只是做的时候要慎重，不能拿来就用，直接组接。否则，这样的理论探讨不仅不令人信服，而且没有意义。

其次，关于生产要素问题。如有的学者说：

我们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的源泉。和传统的把其归结为人的抽象劳动，即与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体力和脑力支出不同，我根据我的价值定义认为：价值源泉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的结合，白手是不会起家的；另一方面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结合。并且，各种生产要素在不断增加，它们之间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最初由土地和劳动起主要作用，到资本、经营管理加入价值创造，再到二十世纪中期科学技术又加入，并且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而在新经济环境中我要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或财富论。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根据我对价值及源泉的重新认识，我进一步认为这些要素的作用不是平等的，在不断变化，从而我们又说新的意义上的劳动是价值主要源泉，这就是我的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4]

论文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来自

从生产要素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到“加入价值创造”的推理，也就是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为什么比重大一点，它的性质就会变化呢？很简单，因为这“比重”和“性质”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正如作者把“价值论”混同于“财富论”一样。在两个理论中，生产要素的“性质”本来就不一样，这与“比重”的变化无关。我们看到，为了确立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作者不得不抹杀历史，提出资本、经营管理、科学技术以前从未“加入”的说法。这是想要改革劳动价值论的。

再次，关于我国私营业主的剥削问题。

有的学者倾向于不存在剥削或是剥削很少。如下列文字：

生产资料或资产作为商品生产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虽然不是同劳动相并列的价值源泉，但在商品价值的形成中也不能说毫无作用，至少它可以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所以，在现代条件下，所有者的投资所带来的回报，并不全是剥削，其中包含生产资料这种物的社会使用所带来的增值。……过去我国公有制经济内部的“投资饥渴症”、无数损失浪费等等，都同否认资产能够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有关。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观点的谬误。[5]

资本对商品价值的形成“有作用”就说明不全是剥削，这也是一连串看不懂的推理。首先，“有作用”为什么就是“带来一定的价值”？后文说的清楚：“带来的回报”--这就对了，不是“价值”，而是“收益”，那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马克思早就澄清过，此与“价值”无关。其次，资本“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为劳动可以带来价值增值，“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依此推理，如果全部使用资本，没有劳动，价值创造照样进行。资本和劳动属于不同的生产要素，要是它们之间存在这么简单的替代关系，那就不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要素了。倒是西方经济学中大量的理论假设是基于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最后，“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的是资本参与生产中的重要性，并不是资本本身可以“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存在剥削：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二重性的理论，同样适合于对我国私营企业的分析。

随即作者在引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我国的私营业主的劳动进行了分析之后，承认存在剥削，于是说：

经典作家曾多次讲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剥削。……现阶段允许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企业剥削的存在和发展，显然不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长远目标，但它却可以成为我们实现目标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存在一定范围的剥削，但它并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漫无边际，而且这种剥削还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引导、监督、控制和调节。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公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制度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剥削，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不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同日而语。[6]

看起来作者十分正确，但细想却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如果想说明这种剥削应该存在，那么那是我国的政策如此，不是劳动价值论证明如此。作者运用劳动价值论的结论只是承认了剥削的存在，所谓目的好，规模小，这些都不属于劳动价值论。整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劳动价值论正确，剥削也应该存在。我可以接受这两个结论，但不能接受这两个结论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又有什么意义？理论研究的目的应该是指导实践，现在变成了实践指导理论，生拉硬扯，结果只能是牵强附会。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以上只是择其要者，篇幅虽少，但其代表的态度却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出现这些现象？我认为这与理论界的躁动情绪有关。政治经济学遇到了挑战，的确需要应战，但也要首先弄清自己的角色与性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来就是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理论分工，更有不同的独立的理论框架和体系。政治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实证经济学，前者探讨的是公平问题，是人性的解放，后者探讨的是效率问题，是财富的增加。两者各有作用。以政治经济学指导营销，恐难如意，以西方经济学争取人类的自由平等，也是无力。三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里，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非生产性劳动的报酬是从生产性劳动创造的国民收入中再分配而来的，即从生产性产业工人创造的价值中分割而来的。可是马克思并没有说非生产性劳动分割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有什么不正当。从理论上说，即使分割的比重到了90%，也与它是否正当毫无关系。既然如此，大家为什么要急着给非生产性劳动正名？

这是因为大家都感觉到了“价值”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社会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创造的价值比分割来的价值似乎更优越。所有接受的人都有这种意识，那是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的确贯穿着这种意识。

换个角度来看。既然在理论上创造的价值与分割的价值同样正当，那区分它们还有什么意义？直接研究价值分割后的形态不是更简洁了当吗？马克思在年青的时候也曾试图像他人一样如此表述价值，但是他之所以后来发明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又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都是为了导出剩余价值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就没有剩余价值论。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不从价值的本质而是从价值的现象开始研究，以价值的最终呈现状态为研究依据，就无法区分劳动与剥削。换句话说，剥削的部分将很容易与非生产性劳动所得混淆在一起。西方经济学就是这么做的。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一点也很清楚。马克思曾转引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话说：“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学说，看来既是错误的，又是危险的，因为它不幸给一些人提供了把柄，他们可以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别人所得的部分仿佛都是从工人阶级那里抢来和骗来的。”[7]当然劳动价值论并没有断言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也没有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但在这个理论中的确突出了生产性劳动的地位，从而特别反衬出了工人所受到的沉重剥削。

因此，劳动价值论是一种特别从社会公平价值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与之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特别从增加财富的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现在学界很多人在争论的问题，是要用劳动价值论去谈增加财富问题。这也不是不能谈，只是不能移花接木地谈。在马克思那里，公平与财富的问题是他早在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解决的问题了。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可以高效率地增加财富，但人不是机器，工人仍在怠工，因为他们的人性得不到实现，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会充分发挥。人类只有自由了，完全可以实现对象性的人性了，经济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那时研究如何提高经济效率的经济学才会真正起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公平和平等，要求劳动创造的价值与报酬相当。因此，界定剥削和剥削量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再进一步说，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比普通的经济学更高更远。他本来就是从哲学研究转入经济学研究的。他的哲学研究的是人性为什么受到压迫的问题，他的经济学也是为了揭示这个问题。他之所以要研究经济学，是因为他在研究哲学和政治的过程中发现，人性受到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要揭示的是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剥削和压迫的问题，剥削是经济问题，是生物性问题，压迫是政治问题，是人性问题。工人们被剥削走剩余价值，不仅仅是吃不上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性压抑的问题，是做人像做动物的问题。所以相对于贫穷，马克思更重视的是异化--人于动物性。之所以要反对剥削，因为那是异化的根源，是人性的大敌。

我们都知道，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解决人性解放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人性的解放，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经济的发展。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不同导向的学问，即是不同社会价值判断的学问，不能直接互通。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确有冲突，基本理论相悖，但那是因为它们分别处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里，对基本的社会价值判断不同造成的。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同一个窝里的死对头。他们之间的争论，只能是一种基本价值判断的争论，如讨论财富增长重要还是公平重要，或者剥削的标准和意义等等，而不应是各自理论体系中的某个具体问题，更不应用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解释另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或是干脆相互混杂，因为从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去看，对方的理论都大谬不然。

西方经济学的蛋糕理论就是说把蛋糕做大是至关重要的事，财富增长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再去兼顾公平，而他们同时又认为效率（增长财富）与公平平等是永恒的矛盾，所以是否存在剥削不是他们要讨论的问题，只要财富增长就完事大吉。政治经济学则是首先把公平问题放在首位，研究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是首要的，而经济增长以及如何增长则不是它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因而不管我们是搞何种经济理论的研究，必须能沉进去也能浮上来，只有我们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学科的立足点和局限性，才会更深刻地发现它们各自的意义，珍视它们各自的价值。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劳动价值论在当代是否还有用？当然。是否需要发展？当然。只是，讨论归讨论，发展归发展，但要沿着它本来的轨迹讨论和发展，不要僭越身份，否则只叫。劳动价值论既然指向的是剥削问题，研究的是公平标准，目标是人性的解放，那么在当代，在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的今天，需要研究的事情还少吗？就像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的命题，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服务业所得到的价值是否合理，有多少合理。像私营企业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也是早有定论的，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剥削了多少的问题。而且，我们需要的是像马克思那样的量化的研究。至于剥削是不是对经济有利，也不是我们的课题，我们可以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说一声“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然后大声疾呼反对剥削。实际上，不仅是这些具体的研究十分必要，就是基本理论的推展也十分必要。但推展也要沿着原来的方向推展，研究在当代人性是如何受压迫的，为什么经济这么发达，人们仍然感到不自由？隐藏在那些丑恶和荒谬的社会政治现象背后的是什么样的经济根源？经济的不断增长为什么会带来新的异化现象？所以，我们要继承的是马克思在过去做过的工作。

社会需要各方面的理论，反对不平，关注人性是我们的任务。在我国，西方经济学可以用来指导经济，当然还需一边研究和创新，而政治经济学是我们用来把握整个国家方向的理论，因为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国民的幸福和未来的发展当然是比经济的增长更远大的任务。

注释：

[1]何伟《重新认识劳动价值论》，《经济学家》2002年第1期第12页。

[2]沈立人《劳动价值论的理念创新与政策整合》，《经济学家》2002年第2期第23页。

[3]何炼成《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经济学家》2001年第6期第47页。

[4]晏智杰的论述，张兴明《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探索--访经济学院院长晏智杰教授》，《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12月。

篇3

在当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立论的根据。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是，重新建立一个能够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并与原政治经济学在价值观上一脉相承的新经济学。在新时代，新经济学就应该是研究快乐的快乐经济学。

一、劳动使用价值论的提出及其内容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他是最先从商品的分析入手的，他揭示了商品的两重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

在分析劳动使用价值论基本内容前，我们必须概括一下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有关论述。

1.有人认为，马克思不重视使用价值，对此，马克思是坚决反对的。他说:“这位瓦格纳还把我列在那些主张‘使用价值’应该完全从‘科学’中‘抛开’的人中间。”“这一切都是‘胡说’”。马克思把使用价值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说:“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它的价值的前提。”

2.从商品两重性也可看出，马克思是非常重视使用价值的，他把使用价值列为商品的两重性之一。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两重性是由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的，商品两重性是由劳动力的两重性决定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

3.在马克思看来，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表现为商品具有的某种效用，这是实现交换价值的前提，“物品要成为商品，从而成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一定要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因而一定要有某种有用属性。”

4.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但同时也认为使用价值具有社会性。“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不是对他本人即卖者的使用价值，而是对第三者即买者的使用价值。”

5.马克思看到一种商品在不同角度、不同环境、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使用价值。“至于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情况则不同。按照劳动过程的性质，生产资料首先分为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或者更进一步地加以规定，它一方面是原料，另一方面是工具，辅助材料等等。”

6.马克思认为，一定的使用价值只是资本增值的手段，“……资本对采取任何特定的使用价值形式作为自己一视同仁的化身加以采用或抛弃。”

7.马克思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使用价值，一方面他把使用价值看成是现实的具体物的属性，即“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他把使用价值看成是抽象的、类的存在，即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的范畴，“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它才属于后者的研究范围。”

8.马克思看到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所特有使用价值的作用，也正是主要由于这一点，马克思才把使用价值引入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内。“……剩余价值本身是从劳动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所以在我看来，使用价值起着一种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中完全不同的作用。”

9.马克思认为，“货币的使用价值就是:货币创造交换价值，创造比他本身所包含的更大的交换价值。”在这里货币的使用价值实际上作为资本来让渡，它的使用价值就是获得利润。

10.马克思认为，“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但是对买者来说，这些服务只是使用价值，只是他借以消费自己收入的对象。”他还认为，“服务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因为服务不是作为物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

11.马克思看到了使用价值在总供给与总需求平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应该强调的是，马克思认为，从总体而言使用价值对社会资源的分配起决定作用。“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我们在论述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分配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这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以上我们简略地概述了一下马克思有关使用价值的论述，尽管上述的介绍存在着许多不周全之处，但本人认为，这基本上反映了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主要观点。下面本人就根据马克思有关使用价值的主要观点，对劳动使用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做一下初步的概括和总结:(1)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商品的两重性。(2)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前提，劳动的直接目的是创造使用价值。(3)使用价值除了代表商品的自然属性外，它本身也具有社会性。(4)从整体而言，对使用价值的重视使资源的配置趋于合理化。

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样，的使用价值论也必然是劳动使用价值论，这是价值取向的根本要求。正如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所说:“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7]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济学，当然也要以劳动和劳动者为本位。

二、确立劳动使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并不是忽视或不看重使用价值的，只是出于革命性的需要，他在构筑其理论体系时，必然选择最能证明其革命性的那部分概念和内容，作为其论述的主线。尽管如此，由于使用价值的特殊重要地位，马克思还是大量地论及了使用价值。从他的大量论述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现在看来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1.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商品的两重性。这说明，从商品两重性构成角度看使用价值与价值是同等重要的。因此商品两重性的论述必然是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同样也应是劳动使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我们明确这一点，其最根本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对价值的研究，得出的劳动价值论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基石;那么我们通过对使用价值的研究，即可得出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基石——劳动使用价值论。

2.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前提，劳动的直接目的是创造使用价值。这说明，从价值实现角度看，使用价值已经成为交换价值和价值的核心，离开了使用价值，也就无所谓交换价值和价值，因此，劳动的直接目的当然是创造使用价值。这一点对我们的启示是，作为企业必须首先注意新产品的开发，不断创造具有新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获得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的创造当然也包括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而且这是使用价值创造的重要内容之一。3.使用价值除了代表商品的自然属性外，它本身也具有社会性。我们的国家和企业必须明确，为谁创造使用价值，为谁创造价值?可以说，这一条标明了劳动使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的根本取向，从而也证明了劳动使用价值论，能够成为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石和逻辑起点。

4.从整体而言，对使用价值的重视使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化。可以说，这一条是政府和企业重视使用价值的必然结果。政府重视使用价值，就必须重视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哪些是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或过剩的产品，政府都应该在宏观上有所把握，政策的制定就应该以此为据。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即创造使用价值过程中，就应该对市场进行调查和预测，然后才能决定创造哪些使用价值以及创造商品的数量。

三、劳动使用价值论与快乐经济学

一般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价值理论包括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狭义价值理论即指劳动价值论。根据前文的研究，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应该包括: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使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最终要解决财富的公平、公正分配问题;劳动使用价值论最终要解决生产过程的合目的性问题。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核心和灵魂就是“以人为本”，即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

新经济学——快乐经济学，应该研究三大方面问题:一是生产领域的公正问题;二是分配领域的公正问题;三是消费领域的合理化问题。生产领域的公正问题要解决生产什么和为谁生产的问题。如生产粮食还是生产，建楼堂馆所、豪华别墅还是修希望小学等等。分配领域的公正问题要解决利益分配的广泛化，避免利益向少数人集中。如子女上学、医疗保障、社会保险等问题。消费领域的合理化问题要解决如何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明消费。如封建迷信、铺张浪费、跟风消费等等。

快乐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就应该从生产领域开始。我们还是借鉴马克思的分析方式，即从分析“商品”入手。马克思已经发现了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重性。通过对价值分析得出劳动价值论，并以此建立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当代，我们就要通过对使用价值的分析，确立马克思的劳动使用价值论。并以劳动使用价值论为逻辑起点，建立新经济学——快乐经济学。

现实在变化，社会在发展，随着现实的变革，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也应该大发展。我们要善于在理论体系内部寻求新的生长点，使理论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08-716.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54-7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篇4

(二)工人的集体利益诤诉是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劳资纠纷或冲突的主要内容经济转型之需的企业架构重塑所涉及的工人利益具有群体性特点，尤其是在资方单独主导下的企业架构重塑过程中，工人将作为一个群体成为事实上的企业架构重塑的承担者和执行者。如果工人预期企业的架构重塑可能会带来自身福利的不确定时，理性的策略将是以群体联合的方式进行利益抗争，并以集体压力的方式迫使资方在企业架构重塑时充分关注工人的利益诉求。当然，工人的群体利益诤诉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即使是在工人内部，“搭便车”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某些时候，即使对自身权益感受并不明显的个体性工人，甚至可能会借此机会向资方寻求既往权益未兑现或未满足的可能性，尤其是那些在企业结构重塑时已有意愿离开的工人，这一动机可能更为明显。但是，不管基于何种动机，企业架构重塑给工人带来的权益影响均是集体性的，基于集体权益诉求可能形成的行动压力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资方主导下的结构调整，即使能够调整，其成本也将会大幅上升，这在已有的案例中得到了充分印证②。

(三)基于集体权益诤诉的行动效应扩散明显与集体权益诤诉密切相关的是工人的集体行动。虽然，工人的集体行动有助于迫使资方关注工人的利益诉求，对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好处，但无疑也会迟滞企业架构重组的进程和更多的成本支付;更重要的是，如果资方在此过程中处理不当，可能倒逼理性度本就相对不足的工人将以更加激烈的方式表达抗议，使得微观层面的企业劳资风险向社会释放并形成行动效应的扩散，进而迫使企业之外的力量，如政府、地方工会乃至一些从事劳工权益关注的NGO组织也加入其中，使得问题解决的程度更加复杂，这显然不是利益各方希望看到的结果。

二、转型背景下企业自生能力的培育路径

没有企业，就没有就业。因此，转型背景下企业架构重塑的初衷是通过竞争力保持和提升来促进就业稳定的冀望，而实现冀望的根本就在于企业自身能力的培育。

(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市场冷暖荣萧的首要感知者是企业，因此，应按照党的十报告所强调的那样，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市场层面，要充分尊重企业基于竞争力培育的、包括产权结构调整、管理架构重塑和劳动力资源重分等在内的各项资源配置行为;政府层面，要创造包括财税政策改革等在内的良好制度环境，更好地服务企业为应对转型所需要的帮助，某种程度上，对因结构调整而导致就业压力较为明显的企业或行业，政府应有兼具就业安全和企业或产业发展的一揽子方案，尤其是因企业转型短期所可能带来的就业阵痛问题，政府要加大力度建立和完善包括失业保险等在内的社会服务体系，为企业聚焦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和竞争力重塑创造积极条件。

(二)借助资本经营等诸多手段，逐步建构与经济转型相适应的财务结构企业层面经济转型的应有之义是对原有产业所依赖的制度、技术、市场以及劳动力等资源沿循可持续竞争力培育方向进行调试与重组，在此过程中，其财务结构必将出现变化，原有产业结构下的建立在承债式基础上的“重资产”财务结构要进行适度调整，而包括股权出售等在内的资本经营手段将被广泛应用，其目的是通过增量资金的不断聚合，逐步建构与经济转型相适应的财务结构，在抑制财务风险的同时，为企业的持续经营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在企业内部营造因经济转型所需的共识和行动，降低转型过程中的摩擦成本，为转型成功创造积极条件历史经验表明，危机往往是推动重大变革的契机，因为，危机状态下的理性利益相关者更易于抛却纷争而达成共识。就现实的经验看，企业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路径依赖”的管理困境，打破困境的不二砝码就是主动或被动地制造危机，换句话说，任何理性的个体一般不会主动迎接变革。就经济转型而言，企业更多地困境是现有的经营态势难言乐观，在不想被市场抛却的前提下，除了突围别无它法。因此，作为转型主体的企业，应在转型之初进行充分的意识动员，让企业所依赖的不同要素所有者感受困境，并据此形成共识，减少转型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摩擦成本，在事涉企业财务重组、劳动力调整等方面，相关的利益主体要做出适度的让步，以实际行动支持企业的转型过程，为企业可持续地自生能力培育提供切实支持。

三、转型背景下的劳动关系调整策略建议

没有稳定的劳动关系，经济转型将难以完成，因应经济转型之需，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劳动关系调整策略。

(一)广泛动员各类资源，最大限度地消解劳动者对经济转型可能带来的利益担忧，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劳资合作创建信心基础观察到的事实和前述案例均表明，经济转型过程中之所以出现劳资争议，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劳动者对事关个人经济福利的前景充满了担忧，某种意义上，是劳动者对企业主动或被动的经济转型有某种不信任感，即使企业做出了某种程度的利益承诺，但相较于短期利益偏好较重的工人而言，这些承诺也将难以取得工人的信任，理性或非理性的集体维权行为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企业也不得不面临经济转型和劳资稳定的双重压力，如果压力的应对策略不当，劳资双方利益受损将不可避免。因此，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有必要动员各方资源，尤其是政府和资方更有责任去引导、说服和教育工人正确看待经济转型背景下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兼顾问题，至少在这一过程中，要清晰地告诉工人，企业的转型并非简单地“减员增效”，也并非简单地“甩包袱”，相反，而是要让工人相信，经济转型是一个事关劳资利益重组和双赢的必然过程，合则两利、败则两伤。当然，要让工人相信包括资方等在内的游说信息，较为可行的办法就是双方缔结一个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的合约，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由独立的第三方对合约的缔结、执行和评估进行监督和审查。

(二)经济转型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并通过集体谈判权落实工人的知情权，为经济转型中获取工人支持创建沟通渠道集体谈判权是工业化社会利益相对弱势的工人一方抑制资本强势力量的制度安排，也是确保劳资动态合作、争而不破的有效制度。就经济转型而言，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将会涉及到包括劳资在内的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重塑，利益主体间的纷争是难免的，也是客观存在的。就已经观察到的案例来看，面对可能的纷争，资方采取的策略要么是对工人进行信息屏蔽，任由虚虚实实的信息自由传播;要么是借助所谓的资本强势一味地强行压制，但这样的结果必然会带来工人集体性的维权行为，尽管这些维权行为在某些时候还具有非理性的特征。而消解工人因应经济转型可能出现集体维权行为的可行办法就是:在转型之前和之中，尤其是转型之前，充分尊重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并通过集体谈判，告知工人企业要干什么、准备怎么干、有哪些后果、需要哪些支持等等信息，通过这些信息的交流与互换，在听取工人意见的同时，更好地完善相关方案，尽可能地将转型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和对工人福利的冲击降到最低或工人可承受的范围。更重要的是，通过集体谈判这一机制，可以让工人感受到尊重与尊严，这既是工人劳动权利的应有之义，也是现有劳动关系法律制度赋予工人的应有权利，如果工人无法知晓其服务对象将何去何从，又将有多大的意愿、能力和行动去投入其中为其服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