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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量控制政策评估标准、方法和指标
2.1评估标准
公共政策评估是指公共政策评估主体根据一定的政策评估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系统、政策过程和政策结果的质量、效益、效果等方面进行评价或判断的一系列活动。政策评估主要是要了解政策的结果。根据公共政策评估的基本理论,结合具体的评估对象,我们认为开采总量控制政策的评估应按照以下三个标准进行,即政策目标标准、公平公正标准和效率标准。政策目标标准就是以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作为评估政策的依据。政策目标既是制定政策的起点,也是政策制定所要实现的终点。狭义的政策效果评估,实质是将政策实施后的实际结果与政策预期效果进行比较,判断预期效果的实现程度,分析未实现预期效果的原因,进行提出改进的建议。公平公正是公共政策的一项基本要求,因而也是政策评估的一个重要标准。公共政策是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手段。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都意味着对社会价值的重新分配,任何一项政策的有效实施都必然导致某种价值分配的最终实现。政策在满足大多数人利益的同时,也可能导致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为了实现帕累托最优,就要求通过利益的再分配或补偿等方式给予那些受损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补偿,从而体现和照顾最大数人的利益。效率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成本基础上所能获得的经济收益,常用收益与成本之比来衡量。由此引申,政策的效率标准是对比和衡量政策取得效果与所耗费资源,即分析政策效果与政策投入之间的比率和关系。
2.2评估方法
政策评估方法有多种,包括前后对比分析法、成本效益法、抽样统计法、专家判断法和自我评价法等等。根据评估内容,本文采取前后对比分析法作为主要评估方法。所谓前后对比分析法,是指对比、分析政策实施前和实施后政策调节对象是否发生变化、变化的程度如何、是否实现了政策的目标。前后对比分析法又可细分三种:一是简单前后对比法,即直接对比某项指标在政策实施前与实施后的不同;二是“投射—实施后”对比法,即对比政策实施后的实际效果与按实施前所表现出的发展趋势所推导到的效果;三是“有-无政策”对比法,即对比指标在有政策和无政策情景下的差别。在本文中,我们选取实施总量控制政策的钨、稀土和锑的数据作为实例进行政策前后对比分析,选取未实施总量控制的钼来模拟无政策的情景进行“有-无政策”对比。
2.3评估指标
遵循科学性和实用性原则,我们选取了产量、资源储量、保障程度和经济效益4类共11个指标,这些指标主要用于评估开采总量控制政策目标实现程度。
3评估结果
应用上述评估方法和指标,我们对总量控制政策的目标实现程度、公平公正性和政策效率分别进行了评估,其结果如下所示。
3.1标实现程度评估结果
3.1.1目标一:保护优势矿产资源,防止过度开采
从我国钨、稀土和锑产量类指标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来看,开采总量控制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些资源的过度开采局面,起到了保护优势矿产的作用。但由于执行力度、需求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开采总量的控制目标并未完全实现。对比2002年前后我国钨矿产量变化轨迹发现,实施总量控制政策以后,矿山产量仍呈持续增长态势,甚至增速也在增长。这种简单对比似乎表明政策未发挥作用,但深入分析发现其中另有原因。2002年以后,我国进入高速工业化时期,包括钨矿在内的各类矿产品的消费量剧增。2002~2012年10年间,我国钨消费量年均增长率为7.8%,而此前从1980~2001年的20余年的时间里,年均增速仅为1.9%。在需求快速增长的激励下,降低产量几乎无法做到。总量控制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稀土矿山生产产生重要影响。政策实施前,我国稀土矿山生产呈持续增长态势。1990~2005年的15年间,矿山产量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4.1%。2006年实施总量控制政策以后,产量高速增长的趋势逐步得以扭转,在高位维持几年后,受政策和需求萎缩的共同影响,近年进入下降通道。总量控制政策的实施使我国锑矿矿山生产大幅下降。1981~2007年,我国锑精矿产量年均增长率为7.4%,2007年超过16万t,创历史产量最高纪录。从2009年开始,我国对锑矿实行开采总量控制政策,锑精矿产量大幅下降,以后各年虽仍呈增长态势,但绝对量已低于以2004年以后的水平,而且近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也比前期略低,为5.2%。钼矿是我国的另一优势金属矿产,目前未实行开采总量控制政策,本文将其作为“无政策”情景的代表。与钼矿比较,钨、稀土和锑的矿山产量增长显然缓慢很多,特别是2006年以后这种差别更为明显,这也说明该政策确实产生了一定效果。需要说明的是,三种矿产都存在超指标生产的现象。2002~2012年,我国钨精矿实际产量累计121.89万t,同期生产指标79.70万t,实际产量为生产指标的152.94%;2006~2012年稀土实际矿山产量累计为75.74万t,同期生产指标为64.80万t,实际产量为生产指标的122.68%;2009~2012年,锑矿山产量累计为48.48万t,同期生产指标为40.00万t,实际产量为生产指标的121.18%。超指标生产现象的普遍存在,一是由于总量控制政策执行力度不够,政策有时流于形式;二是近年我国矿产资源消费需求增长迅速,价格高涨,刺激企业超指标生产。超指标生产现象使政策削弱了政策效果。
3.1.2目标二:保障矿产资源可持续供应能力
总量控制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改变了资源开采无序、过度增长的态势,开采量的减少或增速减缓无疑将对可持续供应产生正面影响。但由于评估指标的局限性,这一效果很难表达。保有资源储量及其变化是反映矿产资源可持续供应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保有资源储量是已查明的资源储量经开采等活动消耗之后剩余的资源储量,受勘查新增量和消耗量的双重影响。政策实施前后的对比表明,我国钨矿保有资源储量近年略有增长,稀土矿有大幅增加,而锑矿却呈下降趋势。同样实行总量控制政策的三个矿种保有资源储量变化呈分化趋势,表明除该政策之外,尚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与大宗紧缺矿产相比,三个矿种保有资源储量增长缓慢,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对这些矿产的勘查活动采取抑制措施所致。储采比、储消比也是衡量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的重要指标。由于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阶段,资源消费需求快速增加,带动产量持续增长,同时勘查活动受到抑制,导致这两个指标持续下降,无法直接反映总量控制政策的效果。
3.1.3目标三:调节市场供需形势,维护经济利益
通过控制矿山开采总量来控制市场供应,从而改变我国优势矿产市场供过于求、价格低迷的局面,维护国家经济利益是总量控制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观察钨、稀土(以铕代表)和锑金属近年价格变化轨迹可以发现,三种矿产品的价格在实施总量控制政策后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特别是2009年我国加强政策执行力度后,效果更为明显。与未实行总量控制政策的钼矿相比,钨、稀土和锑的价格上涨趋势更为明显,表明总量控制政策起到了调节市场供需、从而使价格理性回归的作用。价格的理性回归,增强了我国矿业企业的盈利能力,维护了我国作为全球主要供应国的经济利益。
3.2政策公平公正性评估结果
开采总量控制政策的实施,改变了市场原有的平衡,使价格、产量和消费量均发生变化,重新调整了生产方、需求方和社会整体利益。本文应用福利经济学中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概念,分别代表生产方利益和消费方利益。开采总量控制实质上设定了市场供应的上限,与无政策情景相比,在需求不变的条件下,无疑将使产量(供应量)下降,价格上升。其结果将使生产者剩余增加,消费者剩余减少,即增加了生产方的利益增加,减少了消费方的利益;同时,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之和———社会整体利益减少。由于我国是这些矿种全球主要的供应国,其产品中有相当比例供应国外消费者,因此这一利益调整有益于增加我国国家利益。此外,开采总量控制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一度混乱的开发秩序得到整治,维护了正常的矿业秩序,同时减少了对矿山生态环境的破坏,符合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增加了全社会的利益。在微观层面,政府对生产指标的分配也产生一个公平性问题。2012年国土资源部颁布的《总量控制矿种开采指标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明确了控制指标确定和调整的原则和依据,公开了指标分配下达的程序,使总量控制政策在具体执行层面更加公正和公开。当然也需要看到,生产指标的分配实际上形成了生产的行政垄断,使现有生产者免受外来竞争压力,对于其他市场参与者而言,是一种不公平待遇,也不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
3.3政策效率评估结果
开采总量控制政策所取得的效果已在前文加以论述,本节着重分析政策的成本构成。政策执行主要涉及生产指标的确定、分配和监督,这些工作是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日常管理工作的一部分,无需过多的专门投入;对非法盗采的查处是总量控制政策得以实施的关键,但本身就是矿政管理的重要内容,并非总量控制政策专门成本。总量控制政策有两项专门成本,一是企业的生产能力闲置成本,二是政策引起的市场波动给产业的健康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由于生产指标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企业的生产能力往往保持有一定的冗余,部分生产能力可能长期处于闲置状态,造成资本的浪费。政策执行力度的前后不一,以及其他相关政策作用的叠加,可能会引起市场的巨大波动,给矿业产业以及下游应用产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形成巨大社会成本。2011年前后稀土价格的暴涨暴跌便是一个实例。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充分肯定了幼儿教师在教育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同时对幼儿教师的素质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要求,也给幼儿教师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新《纲要》的教育理念与精神的贯彻和实施,关键在教师。教师的教育观、课程观、儿童观直接影响着教师的教育行为,进而影响幼儿的成长和发展。因此,新《纲要》迫切要求对幼儿教师角色进行重新定位,以使教师树立全新的课程观,以科学正确的态度对待课程。
幼儿教师思想观念的转变
1.幼儿教师由权威者变为尊重幼儿、与幼儿互动的合作者
在旧有课程框架中,面对幼儿而言,教师是一切由他说了算的权威,幼儿的需要被人为地扼杀,幼儿感兴趣的没人指导,幼儿不感兴趣的却被强行灌输。在课程开发中强调以幼儿为主体,充分尊重幼儿学习需要,学什么,怎么学都可以由幼儿来决定。因此,教师应善于观察、分析、发现幼儿的兴趣需要,并结合培养目标开发课程。过去幼儿教师是知识的占有者、控制者和仲裁者,是幼儿获取知识的唯一来源。但在课程开发中,课程的开放性使幼儿多渠道地获取知识,使幼儿教师说的话不再是权威,不一定具有说服力。因此,幼儿教师必须放弃居高临下的心态把自己和幼儿放在同一平面上,以朋友的身份与幼儿共同合作。
2.幼儿教师必须建立多元的课程观
自20世纪中期泰勒提出课程编制的“目标模式”以来,课程领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思潮以其多元性、开放性、多样性、差异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复杂性等,逐渐渗入到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在此背景下,一种多元的、大课程观逐渐取代了对课程的片面的、狭隘的理解。后现代课程观认为,课程不仅仅是课程专家的专利,也不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特权,而是由实施课程的主体——教师与儿童共同建构、共同参与的活动。这样的课程目标鼓励把幼儿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发展作为教育的广泛目标,尊重并鼓励幼儿的个性特点,鼓励教师对课程实践的反思批判和发挥创造性。课程随着教师和儿童的互动交往过程而不断展开、调整,不断发现、探索新的活动内容和形式,因而课程也是不断生成的,具有高度的动态性、灵活性和开放性。
3.教师集课程实施者与主动的课程开发者于一体
传统的课程是游离于教学之外的,课程是由专门的教育行政部门、教育专家、学科专家等制定的,教学就是由教师把这些预先制定的课程付诸实施的过程。正因如此,课程运作中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教师是主要的也是关键的课程实施者,但他对于教给学生什么,不应该教什么,应该在什么时候教,以什么方式来教等却没有任何发言权。“教师对知识的限定即是处理、准备‘药剂’,并按照‘处方’的剂量分配知识”。这种现状将随着新课程的不断实施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新课程确立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三级课程管理政策,课程不再全部由国家统一制定,而有部分内容留给了地方和学校来开发和实施。如此以来,教师不再仅仅是一个课程的忠实实施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课程发挥作用的主体,这与其说是对教师权利的认定,还不如说是对教师相关职责的设定。
课程开发中幼儿教师教育实践的转变
1.具有选择和生成课程及教育活动的本领
由于课程开发对幼儿教师来讲是一个新的领域,而要致力于这一活动,必须具备相关的知识、技能。显然目前幼儿教师中的大多数还没有承担这一任务的足够的能力。因此,幼儿教师具有选择和生成课程及教育活动的能力,在园本课程开发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选择和生成课程及教育活动的依据是国家和地方的纲要和课程指南,一般而言,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应在如何创造性地运用那些主要由课程专家和有丰富经验教师们编制的材料上下工夫,通过课程园本化的过程,使课程和教育活动能在最大程度上适合自己的教育对象,这样,他们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快快乐乐地与幼儿打交道了。
2.教师与其他课程设计者一起分享课程决策的权力
失业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而出现,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我国作为社会主义人口大国,失业问题自然不容小觑。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同时也为剖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有机构成与失业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资本有机构成与失业问题关系的相关理论分析
(一)资本有机构成的含义
马克思把资本划分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在此基础上,他合理地结合了劳动二重性学说,提出了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所谓资本有机构成,就是“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应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这一定义可从两个方面理解,实物形态方面,资本是由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构成的,这二者之间存在一定比例,这种比例由生产的技术水平决定,成为资本的技术构成;价值形态方面,资本是由一定数量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构成的,这种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称为资本的价值构成。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资本的价值构成,资本的价值构成反映资本的技术构成。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清晰表明了资本统治条件下技术变化对资本与劳动的影响,也为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失业的含义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失业人口的本质就是劳力商品的相对过剩,即超过资本平均增殖需要的劳动力人口的过剩。所谓失业,是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完全处于闲置状态。它意味着劳动者失去了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活动的机会,也失去了获得劳动报酬的机会。而失业的影响,从积极方面看,适当的失业有利于企业提高竞争力以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等。但失业问题的存在也会滋生很多负面效应,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影响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解决好失业问题是一项迫切而重要的现实任务。
(三)资本有机构成与失业的关系
资本有机构成是由技术水平决定的,所以,若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则意味着这个生产过程只是基于原来的技术水平上。这种情况下,随着不变资本的追加,相同比例就需要更多的可变资本来填补,所需劳动力数量也就随之增加。不仅如此,由于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劳动力需求大于了劳动力供给,工人的工资还会有所上升。
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引起资本构成质的变化。马克思指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必然引起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呈绝对减少和相对减少趋势,因此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最强有力的杠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资本积累的增加,促使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就会相对地下降。但由于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是由可变资本的多少,而不是由总资本所决定。因此,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于失业的影响,要分为两方面。
一方面,资本总额的增长会促使可变资本的绝对量增加,劳动力需求量也会绝对增加。马克思指出:“积累的增进,虽然使资本的可变部分相对减少,但并不因此排斥它的绝对量的增加。”资本有机构成是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之间的比例,它是反映劳动力需求的相对数。因此,只要积累规模的增长幅度超过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幅度,就能增加就业工人的数量。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在实现扩大再生产以增加就业的同时,还有利于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另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引起失业增加。因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就意味一定的不变资本对于可变资本的需求量下降,对劳动力需求随之减少,相对人口过剩产生。马克思指出:“对劳动的需求是由总资本中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决定,所以它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递减。”因此,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引起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除此之外,技术进步简化了操作方法,也会形成相对过剩人口。
因此,在资本构成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技术水平没有发生变化,资本积累会增加就业。但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即生产技术水平提高的条件下,资本积累会造成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绝对量增加与资本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并存的情况。
二、我国失业问题
(一)我国失业问题的现状
现阶段,我国就业形势总体向好,但也面临许多问题和矛盾。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降低了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虽然随着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劳动力需求的绝对数量也可能增加,但我国正面临着新一轮改革措施,呈现出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失衡的总体特征。需求与供给两方面因素同时作用的情况下,严峻的就业形势和现状不容轻视。
(二)我国失业问题原因分析
1.资本有机构成对我国失业问题的影响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及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必然出现劳动力供给的增多以及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形成相对过剩人口。目前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经济水平不断发展,促进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与此同时,我国人口规模大、增长快,新增劳动力数量增多。于是日益减少的劳动力需求与日益增加的劳动力必然造成我国劳动力的供大于求。虽然相对过剩人口存在一定的正面效应,但它同时会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浪费,滋生社会不安定因素。同时,城市失业人口的大量存在会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又会使得城市就业情况雪上加霜,这就加剧了形成了城乡贫困的恶性循环,不容忽视。
2.结构性因素对失业的影响
首先,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调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必然造成对城市就业人员的挤出效应,吸收不了的劳动力就会成为失业人口;其次,国企改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依靠大量资源和人力投入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冲击,使一部分人失业;另外,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渐下降,特别在年龄偏大的普通劳动力身上表现尤为明显。而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还存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资源枯竭型城市等地区就业矛盾突出的情况。
3.就业体制、政策的原因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企业必须做到有进有退,通过裁员等方式,释放多余的人员,这势必造成大量人员下岗失业。同时,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一些经营不善的企业停产甚至破产,也造成大量失业人员的产生。加之由于户籍、社保等方面的政策壁垒还未完全打破,就业机会的不平等,限制了劳动者在城乡、地区间的自由流动,使部分劳动者就业困难。
三、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对我国失业问题的启示
(一)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缓解就业压力
首先,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目前,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然而根据我国国情,城市工业和服务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余地不大,农业本身却存在巨大的就业潜力。因此,必须依靠农村自身的发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第一产业内部转移。其次,继续发展第二产业,增强对第三产业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应加快机器的更新换代,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加工深度,延长产业链。同时,还要抓好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再次,第三产业越发达,越能吸收从第一、二产业转出的过剩劳动力。因此,加快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低的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是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量的最现实选择。第四,积极发展新兴产业。技术进步会促进或创造就业。新兴产业部门会随着技术和资本积累的不断提升应运而生,制造巨大的就业需求,还可带动相关产业和部门的发展,促进就业。
(二)积极发展培训教育事业,提高劳动者就业素质
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彻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政府对经理层、公司对政府、公司对债权人的契约关系仍未完全理顺,呈现出薪酬管制、政府干预和债务软约束的治理特征,这些仍不明确的契约安排使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问题和信息不对称比较突出,由此引发的过度投资很普遍。过度投资指资金被用于净现值为负的新投资项目,或者不主动从已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中退出,甚至盲目进行多元化投资。过度投资行为使得许多生产要素和资源被浪费,企业风险也增加很多,企业价值被损坏,广大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也被损害。本文从影响公司投资行为的一个新的角度——会计稳健性来研究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制约作用。
一、会计稳健性原则与过度投资行为治理的研究概况
Basu(1997)[1]关于会计稳健性的定义在学术界还比较认可即“会计人员在财务报告中对于好消息的确认比坏消息的确认有更高程度的标准”,即在事项基本确定发生的情况下才确认“好消息”,或者采取在后续一段期间内确认“好消息”带来的收益;而应尽早积极的确认“坏消息”带来的损失。会计稳健性是会计处理的一项基本原则和会计信息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产生的最重要的契约原因是为了合理分配管理层、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Watts,1993)[2]。会计稳健性是一项可以协调企业内部各契约参与方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契约得以有效执行的机制,有助于显著减少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各契约参与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此外,稳健性能够约束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成本(Watts,2003)[3]。目前我国对于会计稳健性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因素,如银企关系、股权性质和结构、董事会特征等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朱茶芬、李志文,2008[12];孙铮等,2005[11];刘运国等,2010[14];黎文靖,2009[13])。此外,我国在金融危机的宏观背景及新准则与国际会计趋同的背景下,有些学者研究公允价值计量方法与会计稳健性原则的权衡(姜国华、张然,2007[15];毛新述、戴德明,2009[17];张荣武、伍中信,2010[17])。虽然目前已有很多文献研究会计稳健性,但关于会计稳健性的经济后果的研究的文献还很少。
在完美资本市场上,信息是完全对称的,企业会将资金投资于所有净现值为正的项目,不会存在过度投资行为(Jensen,Meckling,1976)[4]。但在现实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问题以及管理层“帝国建造”等原因,过度投资在企业中很普遍。国内外对于过度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过度投资产生的原因、过度投资影响及制约因素及过度投资的计量方法等,而当前重点和难点是过度投资制约因素的研究。当前主要是从公司治理的各个角度来研究过度投资的制约,如从债务契约、薪酬契约、独董制度、所有权结构、自由现金流量等角度进行的研究。
二、会计稳健性对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制约作用的理论分析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管理者的过度投资行为,必然损害外部投资者利益,导致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些冲突并不能完全通过契约来解决,因为并不存在完全的契约,以及考虑到契约的成本问题。因此,在不完全契约条件下,这些冲突可以用公司治理机制来减缓。为了有效监督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可验证的会计信息被外部利益相关者需要。而财务报告系统的关键来源是可验证信息,这些信息有利于评价和监督管理层的战略和决策(Watts,Zimmerman,1986)[5]。国内外已经有学者对会计信息质量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如Biddle、Hilary(2006)[6]、李青原(2009)[18]均发现高质量会计信息能通过监督和改善契约,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来提高公司运作效率。而高质量的财务报告系统必须具有稳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