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教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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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课即在进行正式的课堂教学前对课堂教学进行整体设计，内容包括课标研读、文本解读、学情了解、目标设定、重点确立、难点挖掘、过程设计、方法选择、课时安排、课件准备、板书设计等，最终落实到教案编写。课堂如同战场，教案如同作战计划，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对课堂教学质量起着重要作用，其中既体现出师范生对教育教学理论的掌握情况，也体现出他们的专业综合能力，难度较大，可以采取分项过关的方式。可以先过文本解读关，然后练习目标设计，初步掌握目标确定的方法，能够运用比较规范的语言表述教学目标。如:“学生(行为主体)在课堂讨论中(行为情境)，至少能够比较(行为动词)两种(行为标准)课文所用修辞手法(行为对象)的异同。”之后进行教学过程设计的训练，在对程翔的“起领—教读—自读—总结”四步单元教学过程模式、钟德赣的“中学语文反刍式单元教学法”以及潘凤湘的“八步教读法”、魏书生的“六步法”、钱梦龙的“导读法”、余映潮的“板块式”等单篇课文教学过程设计及依据了解的基础上模仿总体教学过程设计，再根据课堂教学过程所需技能分项训练，如导入、提问、讲解、结课、板书等。这样一步一步逐项训练，最后对整个教学设计进行修正，相对会减轻备课的难度，而且比较扎实。

(二)说课:开口论辩。

说课是既要说出课上什么、如何上，又要说出为何要这样上，既考察教师的实践能力，又考察其理论素养，是进行教学研究、培训师资的重要活动形式，可放在课前，也可放在课后。课前说课，主要说为何这样设计，可起到对课堂教学矫正的作用，增强上课的理性;课后说课，主要说为何这样设计及课堂教学实效，可起到检验教学设计的作用，反思意味浓厚。说课能力提升的关键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升理论素养，撰写好说课稿。说课稿一般要涉及五个方面:说教材、说学情、说教学目标及重难点、说教法学法、说教学过程，其核心应是说出教师本人对教材的独特理解及教学设计的思想、思路，力求达到既具备科学性，又具备理论性、可操作性。二是多开口练习。稿子过关后读熟，直至脱稿，把握好说课的时间，提高说课的逻辑性与艺术性，力求语言表达条理清楚，层次分明，字正腔圆，悦耳动听。三是在论辩中提升说课水平。一般训练把说课仅仅作为了一种形式，师范生说课完毕后辅导教师点评一下说课就结束，忽视了说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与同行及专家交流。所以说课训练除了让师范生准备好说课稿，自己多开口练习外，应有重要的一环，即提问与答辩。教师与其他师范生在说课结束后可模仿专家与同行，针对教材内容、目标设置、教学思路、方法选择、重难点突破等提问，使说课者在与专家及同行的对话交流中进一步明晰自己的教学设计，提升说课水平。

(三)讲课:自讲合作。

自讲即按照教案设计，自己在空教室或其他地方反复演练，进一步熟悉教学内容、教学流程、教学方法等，发现疏漏，及时修改。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利于培养师范生的自主学习意识，也为下一步保障小组合作学习的质量打下基础。试讲中的合作学习主要体现为小组活动及班内交流，在个人讲熟之后把全班师范生编为小组，在小组内试讲，进一步发现问题，使教案更加科学，教学更加有效。还可结合年轻人精力旺盛、争胜好强的特点，在组内展开比赛，以赛促讲。小组试讲之后，组内选拔代表进行班内交流。讲课要求抓住重点，突出重点，让学生掌握重点，透彻理解重点，能够结合运用，转化为能力最好。因为师范生的试讲没有真实的教学对象，缺乏真实的体验，讲课易出现两个问题:其一是忽视学生的学，以个人讲解为主。讲课中要培养师范生一种教学生学，引导学生喜爱、理解、欣赏、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意识，而不是当知识的“掮客”。其二是贪多，一节课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结果每个问题都是走马观花，要引导师范生学会一节课着重解决一两个问题。这些都要在师范生自讲与合作学习的反复练习中加以解决。

(四)评课:先写后评。

评课实际属于教学研究范畴，评课训练不仅使师范生具备评课能力，更重要的是起到如何导引教学的作用。从以往师范生的评课来看，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过多关注外在的东西，如教师的仪容仪表、语言表达等，对教学内容是否适切、教学方法是否灵活、课堂结构安排是否合理、学生接受是否难易等涉及较少。还有的要么全评优点，看不到问题;要么全评缺点，一概否定，抹杀授课者的创造，严重打击授课者的自信。作为师范生的能力弱项，不妨先练习写较详细的评课稿，慢慢明确评课的原则、内容、方法后，再写较简略的评课稿，直至最后列出要点评课甚至打好腹稿脱稿评课。评课稿主要包括评课的内容与思路。评课内容包括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程序、板书设计、教学效果、教师素质等方面。评课思路可以有两个:一是按照上述内容逐项点评;二是抓住一项或几项内容点评，先说优点，再提出问题，最后提出建议。评课稿必须有理有据，不能只有论点。评课可培养师范生的反思意识，自我反思有利于师范生专业发展，因此在他评前应该先自评，进行自我剖析。

二、专业核心能力提升策略

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是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语文教学能力的高低，除了与师范生掌握的教育教学理论、学科教学理论高度相关外，其自身具备的听说读写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听说读写能力本身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生区别于其他专业师范生的重要标志，是进行教学的基础、底气、看家本领，可称为专业核心能力。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始于小学一年级，直至大学四年级，本文着重探讨在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课学习中如何有意识地培养师范生听说读写的能力。

(一)听:课例讲座。

教师要对学生的答问做出反应，具备良好听力是教师必备的素质之一，对语文教师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对话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原则，而对话的基础是理解与尊重，其表现则是倾听能力。现在的大学生，个性都比较强，善于自我表现，对别人缺乏应有的尊重与理解，可借助师范生课堂试讲、见习、听讲座等机会，对其进行听的能力的培养。一是善于倾听，在别人讲课解说时尽量不交头接耳、嘀嘀咕咕地说，有问题记下来，可在小组互动、师生互动环节进行表达。二是听课、听讲座要专心听，记录要点。三是边听边思，记录自己的感想、问题。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师范生听的能力会有所提高。

(二)说:备课讲课。

说课就是说备课，是面对同行专家介绍说明自己的教学设计及其设计依据的教学研究活动，是培训师范生的重要方式，也是训练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生说的能力的良机。说课前要求其撰写好说课稿，自己课下反复练习，直至脱稿，然后小组内说课，借助微格训练，调出录像反复查看比对，查漏补缺，提升说课的逻辑性、艺术性，从而提升说的能力。讲课中的讲授技能训练、课堂引导及课例观看后的反思评课，也是提升说话能力的机会，可组织师范生辩论研讨，一方面增加了开口说话的机会，另一方面加深了对教学的理解。比如针对案例发表自己观点的即席讲演，考察了师范生多方面的知识储备，特别是训练了师范生敏捷的思维能力、快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灵活的应变能力。

(三)读:教育名著。

读书，应该是语文教师的一种生活状态，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中阅读能力培养的主要凭借是教材及语文教育名著。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生文学名著读的较多，语文教育名著阅读量较少，对语文教材的阅读也比较忽视，不明白语文教材阅读与一般阅读不同，一是不管喜欢与否都应细读，二是阅读中不仅有教师与文本的对话，还有教师与作者、教师与编者、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从而把语文教材阅读简单化。针对上述情况，可在课程开设之初，向学生开列语文教育名著书单，推荐语文教育名著，如《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导读的艺术》、《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育思想录•中学语文卷》等，以及语文教育报刊杂志《中学语文教学》、《语文建设》、《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中国教育报》、《语文报》等，要求做好笔记，在合适的时机以读书报告会的形式进行交流。语文教材的阅读可以结合课堂教学，形式多样，如朗读、诵读、细读、读书报告会等。

(四)写:教学论文。

研究，也是教师的生存状态，是未来语文教师不可或缺的能力要素。教师需要对教育教学进行创新，如果认为其只是技能的叠加，则教学活动就会很快陷入满足，继而无趣，行而不远，体验不到职业的幸福感、愉悦感。目前，语文教育科研的训练欠缺，毕业后能够写出教研论文者寥寥。只有认真从事教学研究的教师，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教育教学的规律，更好地运用技能传授知识。要学会在调查中了解，在实践中反思，在研讨中提升教学科研能力。要结合教材分析、教案设计、说课稿撰写、评课稿撰写、读书笔记、调查等常规训练活动，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进而把探讨的结果用文字表达出来，并在写作中创新。写作是思维的利器，是教师专业化的必由之路，教师只有写，才会写，如果能够把其中优秀的文章修改发表，对师范生会产生更大的激励作用:一方面在写作中提高了写作能力，保留了精神作品;另一方面也体验到了问题解决的喜悦，增加了对原有问题的认知与解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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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一年级新生这样的认知特点，我在拼音教学中重点开发教学的直观性和趣味性，以达到调动学生的兴趣和营造活跃欢乐的课堂气氛的目的。让儿童在不拘一格的学习方式中积极愉快地度过小学学习的第一道难关──汉语拼音<br><b>大量采用生动、有趣的教具，开发直观性教学。

由于汉语拼音无法进行实物直观，所以它的直观性教学的开发，其实就是开发课堂教具。因为与汉语拼音教学配套的教具不多，所以许多教具都得教师自己来制作。下面我介绍几种教具制作的方法，以供。

（一）依葫芦画标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教具制作方法。主要用于第一课学习新声母、新韵母或整体认读音节。把与新授拼音相对应的图片，照教材上的样子画下来，贴于黑板一即可。这一方法一般都用拼音卡片代替，但拼音卡片有一个缺陷，它是图片拼音同时出示的，而且色彩也不够鲜艳，若教师自制图片的话，就可避免这些缺陷。不过自制图片需要一些时间，且较为麻烦，所以这一教学手段主要用于一些在字形或发音上较难掌握的拼音上。如：单韵母o、u；声母b、d；f、t；p、q；复韵母等。

（二）活动激趣法

这类教具主要用于较难掌握的拼读过程。把章节读过程以活动教具的形式展示出来。让死的书本"动"起来，寓教于乐以达到激发学习兴趣的目的。例1、在教学b-aba时，由于这是第一次接触声韵相拼，是个重难点。于是我准备了两个大小适当的纸盒。在第一个纸盒上的两个面上分别写上b和p，另一个纸盒的四面分别写上a的四声。教学时，先出示b，再出示a，两个纸盒相碰撞，表示声母b和韵母相拼，得出ba。这样的出示方法简明、有趣，学生也感兴趣，而且制作十分简便。例2、在教学j、q、x与ü相拼时，去掉两点的规则是一个学生最难牢固掌握的内容之一。这个规则的讲解可以用故事的形式来叙述。小ü是学生，j、q、x是老师，学生见老师要脱帽行礼。可利用教具进行表演。把小ü画成一个小学生的样子，戴一顶有两个小绒球的帽子，j、q、x画成老师的模样。教师可以一边讲故事，一边手拿教具来表演。这样，学生即有的听，又有的看，很容易就把小ü的去点规则记住了。例3、为了训练学生的直呼两拼音节的速度，我还制作了一个"快乐大转盘"。先剪一张长方形的纸板，在上面并列挖出两个窗口。在纸板的反面钉一两个圆形的纸板，分别写上下23个声母和24个韵母。练赠直呼时，教师转动两个纸盘，声韵随机组合，学生快速直呼。如果要带调训练，还可以在韵母的窗口上方再挖一个小窗口，在纸板的反面再钉上一个小转盘，写上四声即可。这个"快乐大转盘"制作简便，可反复使用，效果也很好。

大力开展趣味教学，营造愉快宽松和谐的课堂气氛。处于幼童期的孩子，是十分贪玩好动的。单靠图片和活动教具是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的。他们不仅好看、好听、还要好玩。所以上课时让他们动动手，做做知识性游戏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极为有效的。

（一）多开展动手练习

动手练习的形式很多，有动笔的,有模仿老师动作的,有摆放学具的等等。在这儿我想重点谈谈动手摆学具的练习。摆学具这一教学手段数学教学中运用得很多，在语文教学中就很少了，不过它十分适合拼音教学。前面我介绍的"快乐大转盘"是教师摆出拼音，让学生读，而摆学具则是与之相反，是教师发音，学生用拼音片摆出相对应的拼音。练习之前，只需要让学生准备好23个声母和6个单韵母，再让学生自制四个声调。外加一个小圆点（摆整体认读音节和轻声时用）。复韵母卡片不用。摆学具练习要由易至难，循序渐进,先练习找拼音，即：老师读出一个声母或韵母，让学生观察老师的口形，而后快速地找出对应的声韵母。然后再练习拼复韵母，同上，用单韵母来组合。再练习摆带调韵母。再练习摆二拼音节，最后练习较难的三拼音节和带调音节。在进行摆事实放练习时，可以同时开展各种各样的比赛，也可以指名到磁性黑板上进行摆入表演或比赛。摆放练习不仅可以巩固学生的拼音知识，更可以训练学生的反应速度和动手能力，是一项十分实用有效的综合性教学手段。

(二)结合游戏、娱乐来进行拼音的教学

低年级最常见的游戏就是"找朋友"。不过这个"找朋友"可以找不少名堂。可以复韵母找朋友（如：an一个学生拿a，另一个学生拿n）；可以整体认读音节找朋友，也可以两拼、三拼音节找朋友，还可以图文找朋友（如："转笔刀"，一人拿图片，另一人拿相对的拼音词语名称）。形式多样，灵活实用。除了"找朋友"，还有"摘苹果"比赛。在"苹果"后面写上音节，进行拼读比赛。还可以利用拼音的声母、韵母、整体认读音节来编成"汉语拼音休息操"。既可以在上课时进行放松休息，同时又可以巩固拼音知识。"1、点点头，伸伸腰，我们来做拼音休息操。动动手，动动脚，我们来背声母表b、p……2、扭扭脖子，扭扭腰，我们来背韵母表a、o……站要直，坐要正，我们来背整体认读音节表zhi、chi、shi、ri……3、专心听，勤动脑，学好拼音基础牢。"每次不必一次做完，只要做一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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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的留学生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汉语语音、语法，学习水平和难度都有了一定的提高。这时，留学生非常容易产生懈怠情绪。因为与初级阶段相比他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想要达到高级阶段还有非常大的困难。例如有许多学生到了中级阶段，仍然非常努力地学习，可是成绩并不理想，不像初级阶段学习时见效显著，付出就会有回报。遇到这种情况，许多学生会感到无助，对汉语学习失去兴趣，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失去信心。此时，老师通常会和学生聊天，了解学生最近的学习状态，并且宽慰学生，让他们认识到学习的瓶颈期是很正常的现象。如果学生在此阶段稍稍取得了一点成绩，老师应对学生进行适当的鼓励以及奖励，并和学生一起总结成功经验，让他们对自己的汉语学习充满自信。我个人认为，在这个阶段，许多有经验的对外汉语老师都是受到了斯金纳操作性条件作用学说的影响。斯金纳把条件作用分为两类：应答性条件作用（即经典性条件作用）和反应性条件作用（即操作性条件作用）。经典性条件作用是刺激（S）—反应（R）的联结，反应是由刺激引起的；而操作性条件作用则是操作（R）—强化（S）的过程，重要的是跟随操作后的强化（即刺激）[4]。斯金纳认为，操作性条件作用与两个一般的原则相联系：任何反应如果随之紧跟强化（奖励）刺激，这个反应都有重复出现的趋向。任何能提高操作反应率的刺激都是强化刺激。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作用学说也给了我们对外汉语教学一些启示：当留学生处在学习的瓶颈期时，一旦做出了一些努力或者是取得了一些成绩，教师应该给予口头表扬或者物质奖励，给学生一个强化刺激，让他这个好的现象伴随着强化不断地出现，从而提高汉语学习的水平。

2留学生学习汉语的高级阶段

高级阶段的留学生已经能和中国人用正常的语速进行交流，在交流过程中很少出现错误，基本能完整地用汉语表达自己的意思。这个阶段的留学生渐渐开始向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发展。比如有的学生喜欢中国古典文学，课下他们会自己阅读古典文学名著。在阅读过程中，他们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基于他们已有的知识和对汉语的了解，他们可以借助工具书，凭借自己的能力解决相当一部分问题。这种现象可以用格式塔的学习理论进行解释。德国格式塔心理学家苛勒于1913年至1917年用黑猩猩做了一系列试验，证明了黑猩猩的学习是一种顿悟，而不是桑代克认为的尝试错误。在格式塔心理学家看来，学习就是知觉的重新组织。人在认知活动中需要把感知到的信息组成有机的整体，在头脑中构造和组织一种格式塔。这一过程不是渐进的尝试与错误的过程，而是突然的顿悟。[5]试验中的大猩猩，起初无论怎么努力都够不到笼子外面的香蕉，但是当它将两根竹竿连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可以触碰到香蕉。这个过程非常的缓慢而且偶然，但是却是大猩猩的突然发现。高级阶段的留学生面对一些问题时，起初有可能会觉得无从下手，但是，当许多资料和已有的知识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将这些知识和技能在大脑中重新组合，也许会发现这些知识之间的联系，突然顿悟，进而顺利地解决问题。而留学生的汉语水平也在一次又一次独立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了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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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音练习的设计要多样有趣

众所周知，正确的发音不是讲出来的，而是练出来的。语音练习是否能达到操练的实际效果，是否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箝要教材编写者和老师的精心设计。在语言各要素的教学中，语音教学是最基袖的，但同时往往也是最枯燥的，因此，对外汉语语音练习的设计，既要保证充足的分量，更要讲求形式多样、生动有趣，

(一)练习形式丰富多样

语音练习的题型种类很多，包栝音节连读、辨音辨调、扩展练习、朗读语旬、听写声韵调、音节等。1.音节连读对对外汉语教材中的语音练习进行考察，可以发现，“音节连读”是较为常见的练习类型之一，又分为双音节连读、三音节连读、四音节连读、多音节连读等等，但是，目前不少教材中的音节连读练习未能与语义结合起来，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懺。因为如果这类音节连读仅仅写出拼音，而未标注其语义，那么对学生来说，朗读音. 节就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单纯声音模仿，起不到练习的作用。只有在朗读音节的同时了解这个苷节相对应的汉语词语的语义，才能加深学生的印象，也才会增加学生朗读音节的积极性。正如侮秉正先生所言，语音练习必须与语义结合起来。①也就是说，语音教学应该与词汇和语句的救学有机结合起来。2.辨苷辨调语音练习要将听音辨音与发音朗读有机结合起来。很多学生之所以发音不正确，将一些声母或韵母混为一谈，将声调念错，是由于他们根本听不出两者有什么区别。因此，听后“辨音”和听后“辨声调”是语音练习设计中不可缺少的题型。举例说明：

(二)练习内容实用有趣

要让语音操练引起学生的兴趣，除了题型多样化以外，练习内容是否实用而有趣，也是很重要的因素。1.实用性所谓讲求语音练习的实用性，是指多选择那些留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感兴趣的词语和句子进行发音练习。2.趣味性语音练习往往容易枯燥乏味，这就箝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随时作调整，在练习中适当插人一些生动有趣的内容。由于声调不同会造成语理解上的错误，因此朗读时学生们都格外认真地注意自Skdn/kan,shu/shu5wen/wen的声调是否准确，尤其是朗读“我问你”和“我吻你”时，如果某一同学念错，学生们就会哄堂大笑，课堂气氛立即就活跃了。“绕口令”是语音练习中生动有趣的方法之一。“绕口令”必须根据语音教学的具体内容和进度而设计和编排，也就是说要与刚学完的语音知识有一定的“衔接”，只有这样，才能使操练更具有针对性。当语音教学基础发音练习结束后，我们还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一些汉语诗歌、成语、寓言、散文等带领学生朗读，一方面巩固学生的汉语语音发音基础，另一方面进—步提高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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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动时静型

即时间是静止的，观察者面向将来移动。也就是我们去拥抱未来的感觉。在这种模式中，很自然地，“前”对应的是“未来”，“后”对应的是“过去”。在汉语中，这样的例子有前程、前景、前途等，都是用“前”来隐喻将来的时间。

三、视角的双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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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院校的语文教育还停留在此基础上，缺乏对汉语言文学的重视，没有实现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的有效对接［1］。各大院校由于长时间受到教育观念的影响，特别注重对语文理论基础的学习，过于注重应试教育，忽视应该加强在文学素养方面对学生的培养。因而没有把汉语言文学作为语文教育的重点，更无法实现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的良好对接。

（二）汉语言文学教学内容少

汉语言文学主要是通过实践加强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与运用，而各大院校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内容比较少，课程安排比语文教学的其他内容少很多，实践内容也少之又少。本身汉语言文学是开发性的学科，不同于语文教学中的理论学科，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花时间探讨。比如一些诗词歌赋的创作，不是一朝一夕的，必须通过长时间对文学素养的培养，才能创造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汉语言文学教学内容少，是制约汉语言文学开展的关键。

（三）汉语言文学教育普及范围不广

汉语言文学是语文教育中的一个分支，是语文教学的实践内容。大学阶段对语文教学中汉语言文学的内容会比中小学的多些，汉语言文学教育的普及范围很有限，而且会出现脱节的现象。在中小学阶段只是对汉语言文学有初步的了解，只是重视对语文方面的学习，步入大学才会对汉语言文学有进一步的了解，但是中间很多时间，没有对汉语言文学进行学习，导致汉语言文学教育的断层。

二、实现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对接的策略

（一）加大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力度

语文教育不能与汉语言文学教育更好地对接，一部分原因是学校对汉语言文学的重视不够。为了实现二者之间的对接，必须加大对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力度［2］。首先是增加汉语言文学课程，加大对汉语言文学学习的力度，重新学习汉语言在断层阶段的知识，而且注重实践，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加大对汉语言文学的重视力度，实现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的对接。

（二）利用多媒体技术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快发展，多媒体教学得到广泛应用。通过多媒体，搜集更多汉语言文学的教学素材，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兴趣，通过汉语言文学与多媒体技术的融合，对实现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对接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加强语文基础知识的学习

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开展是建立在语文基础知识之上的。如果没有基础知识做铺垫，汉语言文学教育就无法深入展开。以古代文学为例，在教学过程中，首先要让学生了解汉语文文学中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各阶段有哪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哪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代表作都属于哪个风格，文章的寓意是什么。尤其是古代一些词语的含义，需要学生学习。这些古代文学作品的创造格式有什么区别，又有哪些相同点，这些基础性的知识都需要掌握。只有基础知识的熟练掌握，才能多角度地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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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体字必须掌握偏旁的特征，从而理解以此偏旁组成的一系列汉字。如“月”作偏旁在字的左边或下边，古形体是“”，形象地表示出大块的肉，这样再来理解其偏旁义“人或动物的身体部位或器官”，就容易了，而借助形体知识同时可以联系一组字，至于理解“腰、背、脚、腿、肝、肾、脸”等就没问题了。不同的部件具有相同的语义类属，也可借助部件的古形体找到彼此的关联。如“拿、打、看、采、教、有、弄”都与“手”有关，从字形看，学生能明白“拿、打”，其余几个就不好理解了，如果画出这些汉字中与“手”相关的部件的古形体“”，就一目了然。汉字造字之初体现了一定的文化义。通过汉字古形体可以理解汉字的文化义，反过来能促进对汉字的理解。比如，“逐”、“采”是原始渔猎生活和采摘生活的体现。“册”反映出中国古代的书籍材料是竹木简。在区分形近字的时候，适当地运用古字形，也能起到好的作用。如休与体“，休息”经常会写成“体息”，那么直接给出古形体“”，解释其构成为“人靠在树上”，即为休息，这样加深理解就不会弄错了。

（二）词汇教学中古义的探究

对于直接使用的文言词语毋庸置疑是要对该词做出解释。有些词语因为语素还保留古义，这时应当先对该语素进行说明，再分析整体词义，就更好理解了。先看直接含有文言字词的句子，例如：（1）人们在用电话进行交际活动时，究竟是打电话者先说话还是接电话者先说话，是个挺有趣的问题。学生在朗读时断句为“究竟是打电话/者先说话还是接电话/者先说话”，这是因为不理解“者”的意思。这时需要解释“者”是文言用法，意为“……的人”，并说明“者”用在动词形容词或动词性短语后，表示具有某种特征的人，如“乐观者”、“想参加者”等。又如：（2）绿色消费品以其健康、节能、无污染等特点逐渐受到人们的欢迎。留学生首先想到的是“其他”、“其余”，没有想到该词的文言义“它的”。文言字词在现代汉语中只有极少数，不少文言字词作为构词语素组成新词，其古义仍保留在构词语素之中，在理解词语的时候，先要了解语素的具体古义，如：“大快人心”、“久闻大名”两个成语，其中的“快”和“闻”都是古义，意思分别为“高兴”与“听”，与现代的常用义“速度快”“、嗅”相差甚远。

（三）句子教学中的古代语法的简要说明

在句子中，虚词的作用很重要，留学生对虚词的理解往往影响他们对句法结构的理解，尤其是在一些句子中还保留了个别文言虚词，这些文言虚词体现了一定的文言语法现象，所以要使学生了解虚词的使用问题，在让学生了解一些文言语法知识的同时，还要与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进行比较，从而加深对整个汉语语法体系的了解，提高汉语理解和运用能力。古代汉语中的介词结构“于+名词/动词性短语”，常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做补语，表示引进行为的时间、处所；引进行为的对象；引进比较的对象；引进行为的主动者。例如：（3）忠诚于国家是“义”，忠实于朋友也是“义”。其实，在中国人心里，还有个高于“才”和“貌”的“义”字，它是中国儒家思想的重要概念。（4）中国人常说：是你的总归是你的，不是你的，怎样努力也不会成为你的，一切取决于有没有缘分。（5）倒贴“福”字的习惯起源于明朝。以上例句，例（3）“（忠诚）于国家”中的“于”引进行为的对象；“（高）于‘才’和‘貌’”中的“于”引进比较的对象；例（4）“（取决）于有没有缘分”中的“于”引进行为的对象，例（5）“起源于明朝”中的“于”引进行为的时间。在古代汉语中，“数词+量词”用在名词后表示物量，而在现代汉语中“数词+量词”放在名词前，修饰名词。例如：（6）（银子）埋好以后还不放心，他又在旁边竖了一个牌子，上边写了七个大字“此地无银三百两”。句中的“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数量短语“三百两”放在名词“银”的后面，表示“银”的数量。现代汉语则应表述为“这个地方没有三百两银子”。

二、运用古代汉语知识应把握的原则

现代汉语从古代汉语发展而来。我们应注意，运用古代汉语知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代汉语，因此，必须准确找出古今汉语中的某种联系点，恰到好处地运用古代汉语知识。在运用过程中，我们应该把握一定的原则。

（一）要有针对性，解决主要问题

首先，要针对对外汉语教材中经常出现的一些古代汉语知识，通过疏解疑点排除留学生理解汉语的障碍。其次，为了巩固这些内容，可以适当设置一些现代汉语练习，这些练习也应有针对性。比如上文第二部分“于”的古代汉语用法，我们可以找出现代汉语中几个相关的例句，例如：（7）鲁迅生于绍兴。鲁迅生于1881年。（8）他做的事有益于群众。（9）今年的物价高于去年。（10）他受聘于一家外企。（他被一家外企聘用）以上例句针对性强，前三句分别对应古代汉语介词“于”的三种用法：引进行为的时间、处所；引进行为的间接对象；引进比较的对象。第四句“于”的用法表示引进行为的主动者，可能还没有学习到，那么可以通过括号中的同义句式理解“于”，让学生明白“于”是引出动作的发出者。这样，通过讲解的针对性和练习的针对性，“于”的四种用法就容易掌握。

（二）力求简单且明白易懂

尽管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出现的少量古汉语知识影响留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但是我们不能借题发挥，深入展开，大讲特讲古代汉语知识，毕竟我们面对的是外国留学生，最好的做法是结合具体的例句，将其中的汉语本体知识钻研透彻，深入浅出以最简单的话语和明白晓畅的形式表述出来。上文展示汉字的古文字形体，本身就是利用汉字象形的特征使留学生从形体上识别意义，增强可懂性。词义的讲解应做到简单明了，以“者”为例，先看以下例句：（11）电影明星有很多的崇拜者。（12）在这次事故中，他是唯一的幸存者。以上例句中的“者”都指人。同时，为了使学生明白，可以说明汉语双音节词中有不少是“V+者”形式构成的词，都用来表示一类人，如记者、作者、读者、编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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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以音节教学为中心

掌握音节是拼音教学的中心和重点，是衡量拼音教学质量的标准，是充分发挥拼音作用的关键。因此，教学中除了对声母、韵母音、形和拼音技能做必要的指导外，应着重进行直呼音节和书写音节的训练，要以音节教学为中心。那么，在每节拼音课的教学中怎样强化音节教学呢？1．看图引出音节词后，要认真指导学生读准音节词的音，使学生对词的读音和表达的意思有初步的印象。2．引导学生把音节词分解为音节后，要指导学生多读几遍要学习的音节，为声、韵的连读做准备。3．教学声母或韵母后，要引导学生运用声、韵连读的方法进行直呼音节的练习。对学习的音节要求学生带调按四种声调的顺序读，逆顺序读，变顺序读。读的形式最好是“开火车”轮读或指名读，齐读的次数尽量少些。在学生熟读音节后还应再次让学生熟读教材中的音节词。熟读音节和词语不仅会使学生领会并掌握直呼的要领，而且可加深对音节及声母、韵母的识记。4．对学习的音节和音节词要指导学生书写，书写量可少些。也可采取看图写音节、词语或听写音节及词语等形式提高学生书写音节的速度和正确率。

二、要以读写应用为目的

进行“注·提”实验的拼音教学，教师必须明确学生掌握拼音是为了应用在提前阅读和写作上，决不是仅用拼音做识字的工具。因此，教学中要注意设置语言环境，充分利用语言材料把拼音同语意联系起来。如教学拼音除了结合教材中的词、句外，还可让学生用构词率高的音节组词，用所组的词练习说话等。只有把拼音同语意联系起来，使其有音、有形、有义，才能引起学生学习拼音的兴趣，唤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才能有助于学生更好地识记字母和音节；才能丰富学生的词汇，发展学生的语言，促进学生的思维。从而提高学生阅读课文的速度和质量，避免读破词和单字嘣的现象的发生。同时也为学生写作中准确地运用词语，正确地书写音节打下良好的基矗。

三、要进行大量的直呼音节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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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人学率已经超过15％，高等教育正式从“精英教育阶段”进人到“大众化教育阶段”。高等教育走过精英教育阶段后，在大众化教育阶段还要不要精英教育，对此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大众化教育阶段仍然存在“精英教育”，但却混淆了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与精英教育阶段的本质区别；一些学者仅从“大众化”概念的表象出发，试图用“量”的扩张来说明“质”的下滑的合理性，进而对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提出质疑。

对“精英教育”这个概念在认识上的分歧，必然造成指导思想上的自行其事和实践上的各取所需，进而对高等教育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重新审视“精英教育”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科学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精英教育是伴随教育发展过程而出现的一个概念。当教育发展成为一种特权之后，它只能为所谓的“精英阶层”所享有。这其实就是一种为“少数人集团”服务的“英才教育(elististeducation，也译为精英教育)”。“英才”即精英，是指“由于具有权力、才能、财富等而被视作最好或最重要的社会集团”[1]，很显然，按照今天的精英标准，当时所谓的英才未必人人都是精英。随着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日渐明显，欧洲各国也越来越重视精英教育。对精英的选择逐渐摆脱了“政治经济的阶层”标准，而偏重于通过心理测验等等精确而公平的选择方式[2]。1957年，前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美国朝野震惊，以科南特、里科弗为代表的要素主义教育学者猛烈抨击美国在与前苏联脑力战役中失败的原因是“对优秀智力的漠不关心”，强烈呼吁要重视“智慧的训练”[3]。美国随后制定了精英教育的政策和法规，特别是1958年《国防教育法》出台，提出“为了国家安全必须选拔我国大批的天才儿童，并努力进行天才教育”[4]，把精英教育的作用提升到国家存亡的高度，这一时期，精英教育的发展可谓登峰造极。至此，不论历史上关于精英的评价标准有何变化，精英教育一般都是指一种优秀人才的培养模式，它的主要功用是“教育和培训经过严格选拔的学生，以使他们适应需要高标准和高度创造性的脑力工作”[5]，这是从人才培养质量的维度上理解和使用“精英教育”一词，它既适用于基础教育领域，也适用于高等教育领域。1973年，马丁·特罗教授根据他对美国高等教育历史的研究，首次提出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即按照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人数占全部适龄人口的比例(毛入学率)，将高等教育发展过程划分为精英教育、大众化教育和普及教育三个发展阶段。他把高等教育毛人学率小于15％的阶段定名为精英教育阶段，并总结归纳出这一阶段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和特征。他的有关论文报告在OECD举办的国际会议上发表后，“精英教育”阶段这个概念被世界各国教育界广泛认同，并用以衡量本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自此，精英教育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按照量的规定来划分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称谓，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第一阶段的标识。于是，精英教育的概念就具备了双重涵义：或指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精英教育阶段，或指一种以培养社会精荚为目的的人才培养模式。当从后一个角度来使用精英教育一词时，人们往往习惯于按照高等教育发展第一阶段(精英教育阶段)的一些质和量的特征来把握它的涵义。

正是因为精英教育这一概念在发展过程中有了较大的变化，所以对精英教育的理解出现了很大的分歧。特别是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之后，人们对“精英教育”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基础上，而忽视了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与“精英教育阶段”的所谓“精英教育”的必然联系与本质区别。一些学者即使把“精英教育”理解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但对精英教育的范围界定也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学者认为“精英教育”是专指高等教育领域的人才培养模式；有的学者把所有高于本科层次的硕士生、博士生教育视为精英教育，而把所有本科、大专、高职层次的教育均统一到大众教育[6]；有的学者则坚持精英教育至少有两大块：一块是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另一块则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所培养的本科精英人才，也应属于精英教育[7]。还有一些学者指出，精英教育涵盖国家的整个教育层次系统，即不论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存在精英教育。

“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是不要精英教育，而是要更加保护精英教育，政府必须支持、保护、发展精荚教育，这是政府和全社会的责任”[8]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的创始人马丁·特罗教授的这段话，表明精英教育在大众化教育阶段不仅必然存在，而且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大众化教育阶段毕竟不同于精英教育阶段。进人大众化教育阶段以后，高等教育不仅表现为量的扩张，还主要表现为质的转变，即在教育观、教育功能、课程与教学形式、学生经历、领导与决策、学术标准、学术管理、入学与选拔、院校管理等方面发生根本变化”[9]。如果说前一阶段对精英教育的把握还主要是从“量”上分析，那么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则更强调“质”的突破。

随着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精英教育的外延在不断拓宽，内涵在不断丰富，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与精英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在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上已经大相径庭。如果不给“精英教育”赋予新的内涵，或继续用前一阶段的精英教育模式来指导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但高品质的精英教育发展得不到保证，而且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也会受到阻碍。

首先，两个“精荚教育”不是同一个概念，其内涵存在质的区别。前一阶段的“精英教育”虽然也包括“培养模式”意义上的涵义，但其本意是对高等教育发展过程阶段的划分，是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这一发展阶段的指谓。虽然马丁·特罗教授本人也承认，这一数值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不是一个固定的区别标准，各国可以对精英教育阶段标准进行新的划分[8]，，但15％这一数值毕竟得到了多数国家和学者的认可并采用。而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再具有划分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功能，而是专指存在于高等教育始终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在质上具有规定性，但在量上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由于各国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其精英教育规模不可能用一个标准或尺度衡量，它是一个动态数值，其决定因素既有国别间的横向差异，也有一个国家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纵向变化。其次，两个“精英教育”的教育对象选拔墓础存在质的差别。在精英教育阶段，因为人学人数极其有限，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均被视为精英教育。进入精英教育的教育对象是进入高等教育的全体学生，其教育对象选拔的基础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其毛入学率的计算基数是全体适龄人口数。在精英教育阶段，“精英教育阶段”同“精英教育”(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同人才培养模式)基本处于“全包”的关系，而在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同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不是“全包”的关系，它本身处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第二个阶段，二者属于“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大众化背景下接受精英教育的对象，不再是全体进入高等教育的学生，而是其中一部分优秀学生。因此，其选拔基础应是可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少数优秀学生，其计算基数不再是全体适龄人口数，而是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

由此可见，在精英教育阶段，整个金字塔都被视为精英教育，而在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只能是接近这座金字塔塔尖部分的优秀学生。尽管大众化教育阶段金字塔的塔基在不断扩张，进入金字塔的门槛也在降低，但进入塔尖部分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第三，两个“精英教育”的实施主体在学术地位上存在质的差别。前一阶段的高等教育机构数量较少，既然同属“精英教育阶段”，也就基本上承担了精英教育的任务，其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目标没有多大的区别，因而也就不存在重点院校和普通院校之间的分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与高等教育多样化的过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9]。特罗教授把高等教育多样化定义为“对应于规模的扩大，新阶段的要素成为制度和结构，整个高等教育多层化、多元化的过程”[5]。可见，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种类、形态和职能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高等教育资源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激烈竞争中必然进行分化和重组。高等教育机构在国家的宏观调控和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层次上按照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在办学模式上按照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进行重构，并带来办学职能的重新分工、人才培养目标和办学目标的重新定位。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再由全部高等教育机构承担，而只能由研究型教育机构和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的专业学科来承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日益表现出国际化趋势，现代性和开放性更加显著，学校的目标定位不再满足于立足本土，而是强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对精英学生的吸纳也跳出了本国的界限，向世界开放招生，表现出跨国界、多文化的特征。

第四，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的入学选拔标准将出现质的提升。在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入学选拔标准一般采取刚性指标，其衡量学生能否入学的标准都是一维的，刚性的，并且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和统一招生。不管考生报考何类学校，都是采用一个评价标准。虽然国家通过改革招生考试制度，对考试科目和内容进行了改革，录取分数线根据各省(市、自治区)的招生指标划定，但结果是照顾了“公平”而牺牲了“效率”。进人大众化教育阶段后，随着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和社会对各类人才需求多样性的凸显，多样性必然成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重要特征。这种变化随着高等教育机构办学模式的重新定位而出现多样化的入学选拔方式，这在已经进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国家可以得到证明。大众化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入学选拔方式在向柔性化、开放式转变的同时，更加突出高排斥性和高选择性。而对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而盲，其历史使命决定了入学选拔方式必然是“柔性化、开放式”与“高排斥性和高选择性”的统一，并侧重后者。因此，国家对高等教育关注的重点要逐步由面向“全体”的高等教育转向面向“精英”的高等教育。中央政府只抓“精英教育”层面，实行全国统考统招，为优秀考生进入精英教育机构接受精英教育打通渠道，而将非精英教育交由地方政府操作。

正是由于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的内涵缺乏正确的理解，因而出现许多有违精英教育规律的现象。例如，不了解现阶段精英教育只能是金字塔的塔尖部分，有的学校不顾自身的历史和条件，盲目追求发展精英教育，盲目攀高和追求升格，勉为其难地搞所谓精英教育。又如，没有弄清现阶段精英教育的入学选拔方式是“柔性化、开放式”与“高排斥性和高选择性”的统一，有的精英教育机构在招收学生的时候没有做到高排斥性、高选择性，使大批本可以接受高等精英教育的优秀青年被人为地边缘化，而一些不该或本不适合进入精英教育机构的青年却抢占了这些优质资源，使精英人才的选拔通道受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有些精英教育机构为了眼前的利益，明显越位，搞短期行为，发展非精英教育，同一般高等教育机构争夺非精英教育生源。这些现象既损害了教育公平，又降低了教育效率，严重阻碍了我国高等精英教育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大众化教育阶段之前的“精英教育”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阶段划分的数量概念，兼具“发展阶段”和“培养模式”的双重涵义，处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第一阶段，是建立在适龄青年总量基础之上的数量概念。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不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而是处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第二阶段，是建立在高等教育总量基础之上的数量概念。前者侧重强调量的划分，而后者侧重强调质的本质。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建议用“高等精英教育”代替被泛化的“精英教育”，并赋予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高等精英教育的定义：高等精英教育是指建立在高等教育总量基础之上的、由精英教育机构承担、具有质的规定性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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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赖以建立的前提。对特殊对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门学科朝着精密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对外汉语教学的特殊研究对象，熙在1989年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语研究，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是后备力量，离开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就没法前进；另一方面是对外汉语教学本身的研究，而这决不仅是教学经验的问题。四年之后，盛炎、沙砾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途径和方法”。（盛炎、沙砾，1993）到了1995年，我们对特殊的研究对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就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的学习和教学，即研究外国人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规律和相应的教学规律。研究的内容则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全过程。从“学”的角度，要研究学习者是如何学会并掌握汉语的；从“教”的角度要研究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内在规律，以便指导教学实践。（《纪要》，1995）只有研究对象明确，才能产生具有指导意义的具体的研究成果。我们根据研究对象，可以分别开展学科理论研究、汉语本体研究和方法论研究。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点。既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的学习和教学问题，那首先要把“学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汉语本体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汉语研究。

在汉语本体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点是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汉外语的比较，从而找出学习的难点，“所谓难点，就是中国人看来容易，外国人学起来困难的地方。在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汉语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就是难点。”（王力，1985）研究语法结构，研究语音规律，对本国人来说，一般规律也就够了，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只掌握一般规律是学不会汉语的，常常一用就错，这种错误往往启发研究者去注意中国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问题，于是促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习惯用法”和“例外现象”的研究。这种从教学中发掘的研究课题，具有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独特视角。其研究，不仅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本身，也对现代汉语研究起了促进作用。在汉语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彼德、陆俭明、邓守信、王还、刘月华、赵淑华、佟秉正、舆水优等。

至于研究“教”和“学”，与其他语言作为外语教学是有共性的。这也就是在创始阶段，我们不断引进、介绍各种外语教学法的原因。外语教学法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已经很多。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无疑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法，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在研究汉语教学法时，正如张清常先生所指出的：“一不能忘记汉语本身的特点，二不能忽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千百年经验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视国外某些教学法它们一方面显示其优越性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的这种缺陷。”（张清常，1990）这是十分中肯的话。

下面我们对教学法研究略事回顾：1985年第一届国际汉语讨论会上，汉语教学法研究与国际上交际法原则盛行一时相同步，并开始探索结构与功能相结合、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路子。1987年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教学法研究不断创新，预计有可能形成“结构——功能——文化”三位一体的教学法新路子，并向综合教学与分课型教学相结合的新模式拓展。1990年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人们对教学法又有了新的思考，以历史的态度对以往的教学法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从而发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法是完整的唯一可行的，而且可以普遍适用的。应该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不同的语言教学目的和不同的教学阶段对教学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普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教学法的研究——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各有千秋》（[美]杨觉勇）一文代表了这种思想。到了1993年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吕必松总结到：“更快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已成了各种语言教学法流派的共同目标，这也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不可逆转的一种发展趋势。”（吕必松，1993）没有一种教学法是全能的，也没有一种教学法是毫不足取的。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不同的教学对象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今后，我们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兼采众长，摒弃其短，探索汉语教学的新路子。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近年来在研究中比较注重教和学的调查研究，注意统计分析（定量、定性分析），创造条件搞各种教学试验等科学的方法。

4．研究领域正在拓宽。语言教学的研究，是受语言理论研究制约的。80—90年代，国外普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乔姆斯基的理论已经不似70—80年代那样风靡一时，代之而起的是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潮流所及，社会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作用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开始是关注汉语教学中文化背景和文化知识的介绍，继而进入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开始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领域。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深入研究并在语言教学中引入语言所表现的文化内涵，是将语言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胡裕树等，1989）不同的语言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是有一定差异的，这种文化差异是第二语言学习的障碍之一。近年来，关于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排除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讨论，已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之一。研究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对比，主要是以汉语为背景的中国文化和以英语为背景的欧美文化、以日语为背景的日本文化的比较；另一个是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研究。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内容都与语言学习和教学直接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胡明扬，1995）探讨了究竟哪些文化因素最有可能直接影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文章认为，在语言教学中注入文化因素应考虑到外国学生的母语和汉语在文化上的异同，不要喧宾夺主，不要把语言课上成文化课。这篇文章廓清了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一些不够清晰的认识，有助于大家形成共识。总的看来，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讨论汉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比较多，讨论汉民族文化对汉语学习影响的文章还比较少。领域虽已打通，深入下去还值得探讨。

5．研究成果十分可观。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本体研究成绩尤为突出，这是汉语研究专家与对外汉语教师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的结果。对外汉语教学从一个新的角度开拓了汉语研究点，它受到汉语专家热情的关注，从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研究提供帮助；而对外汉语教师，掌握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特点与难点，从那些中国人习焉不察的问题中，小处人手，大处着眼，发掘带有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研究课题，体现了学科的特色，为汉语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篇章、汉外语对比以及与汉语教学有关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中，语法研究又占更大的比重，在前四届讨论会的论文选中，有关汉语本体研究的论文共160篇，占全部论文总数363篇的44％，而其中仅语法研究的就有90篇，又占总数160篇的56％。这些论文涉及下列三类内容：一是从宏观上研究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路子，探讨浯法教学的改革。二是针对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深入分析语言事实，发掘语言规律。三是在汉语语言现象的分析与描写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种研究的势头，与80—9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的语法研究不无关系。近年来，中国的语法研究异常活跃，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硕果累累，新人辈出，成为语言学科各个部门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龚千炎，1996）影响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语法研究，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研究特色：一是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涉及到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功能语法等。二是体现了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特别是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形式与意义密切配合，交互验证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研究。三是结合汉语与外语的比较，深入发掘汉语的特点，渗透着理论的思考。

在教学研究方面，对汉语诸要素教学的研究更深入、更具体，有不少新的教学设想，得出不少有教学参考价值的结论。通观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可以说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不断有新的进展。首先，对“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路子，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其次，进一步明确丁以总体设汁为主导的教学过程的四大环节。对各个语言教学环节和各种浯言技能训练的研究，更有理论的深度，对教学也更具指导作用。对于各种语言技能从设课到训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规范。最后，建立并在不断地完善有效的汉语水平考试系统等等。

自1987年中国对外汉语教材规划会以来，对外汉语教材建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几年来编出了上百种不同类型、不同课型、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色的汉语教材，可谓洋洋大观。在这些教材中，大都能较好地体现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则，并带有不同的教学法理论倾向，应该说各具特色和优势。（杨庆华，1995）对外汉语教材的建设与发展，实际上反映了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索。今天，更新教材的呼声日高，我们期待着新一代教材的尽快问世。

学会成立以来，研究的重点开始由“教”转向“学”。学习者学习行为的过程和规律的研究直接影响着教学水平。研究的范围涉及到对学生特点和需要的分析，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的描写，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的偏误分析及中介语研究，外国人学习汉语行为过程的调查与实验，以及对课堂上师生之间相互作用的观察研究，等等。学习规律研究中提出的若干理论、模式和假设，对促进汉语教学研究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的转变，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的说来，研究成果应该重视，值得提及。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全面体现语言规律、语言学习规律和语言教学规律的教学路子，世界各国的同行们都处于探索过程中，力求逐渐加深认识，不断地改进处理方法，争取良好的教学质量。（吕必松，1993）这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明显的不足

1．关于学术方向。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指出：“由于近年来我国涉外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和内涵等问题上便产生了某些不同的看法，甚至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本身也产生了某些怀疑。”（《纪要》，1995）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分歧，不但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对象，而且也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对课堂教学也不无影响。面对这种局面，学术方向出现摇摆。

这次座谈会经过坦诚的切磋，在学术方向上可说达成共识，从而明确了学科的性质，规定了学科的内涵，维护丁“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的唯一性、稳定性和严肃性。会议指出：“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根本的区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学，教学规律也没有足够的共同点，所以它们不可能属于同一学科。”（《纪要》，1995）这样就摆正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今后，发挥学科优势，突出学科特色，把握住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方向，仍是不容忽视的。

2．关于研究视角。从总体上看，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略嫌偏窄，一个领域的各部门的研究也多有失衡。在汉语本体研究中，词汇及其教学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几年来毫无改善，极需加强。近年来，语音及其教学的研究，有滑坡现象，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质量有待提高。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数量在历届论文集中呈递减趋势。汉语语段、篇章，汉语风格及其教学的研究，除个别文章，几乎无人间津。

在教学研究中，探讨一般教学法的文章较多，而探讨具体语言要素教学的文章较少，能为单项语言技能训练寻找出有效方法的文章更少。在学习研究上，缺乏有份量的各种教学实验，也还需要更多的学习行为的调查报告及相关的科学数据。由此看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应更开阔些。

3．关于学术课题。在学术课题的选择上，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研究课题还没有被攻克。比如，我们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具有国家水准的汉语语言能力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我们虽有《当代北京口语语料》，也还只是初级产品，还有待于系统地、全面地开发研究，我们迫切地需要通过开发研究为对外汉语口语教材找到真正的现代汉语口语标准。我们虽然有《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那还只是一个“暂拟”型的或“提要”型的理论框架，似嫌陈旧，我们还应研制一个适合外国人学习汉语语法的应用型的教学大纲。有些基础研究工作，个人难以完成，有关部门应组织人力，成立课题组，共同研制。比如把近年来分散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整理归纳，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一方面便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从中发现薄弱环节，以便补苴罅漏，填补空白。有些几经繁难，辛勤劳动研制成功的基础项目，对外汉浯教学界的同仁要充分利用，如《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现代汉语句型系统》、《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系统》等，要物尽其用，不可束之高阁。（张旺熹，1996）

4．关于论说方式。科学研究的成果应以严谨的形式来体现。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科研论文还只是教学总结，或断想式的经验之谈，甚至写成了工作报告，严格讲来这都不能算作科学研究论文。有的论文选题不错，然而或论证角度欠妥，立意不明；或逻辑层次紊乱，让人难明事理；或浅尝辄止，失之于肤浅。有的论文所用语言不是科学论说语言，过于散文化或口语化。有的文章不列“参考文献”，也没有注释，引文也不注明出处，看不出自己的新见解，甚至对所研究的某一问题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甚了了，不能充分掌握某一问题所有的资料。这些都是对外汉语教学在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过程中要加以克服的。走向成熟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应该有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者，并且取得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三、乐观的前景

1．语汇及其教学研究将迈入新起点。长期以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比较重视语法教学，把词汇及其教学的研究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于是，词汇的教学与研究就成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至今依然如此。

究其原因，是忽略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是成年人、外国人这一根本特点，混同了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的汉语教学。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学龄前就掌握了汉语的基本语汇及其用法，他们在达意上没有困难，以后的任务是扩大词汇量及提高语言表达水平的问题。外国成年人学汉语要一个词一个词地学，要掌握每个词的用法，日积月累，熟能生巧，最终才能掌握一种语言。如果只学一些干巴巴的语法规则，充其量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标准句，稍一活用，常常是一开口——动笔就错误难免。特别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外国人会觉得语法条条不管用，而一个个词的用法才真正解决问题。以至于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学生看来，汉语语法规律不像其他语言那样严密、系统，而且有不少语法规律不好归纳，甚至等于学一个个词的用法。”（舆水优，1991）其实，早在三十年代，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说过：“学习中国语言有三大困难，其实只是一个，即中国语词的问题。”（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这是因为语汇是语言存在的唯—‘实体，语法也只有依托语汇才得以存在。语法也可以说是无数具体语汇的具体用法的概括与抽象。因此，胡明扬说：“语汇教学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也正因为如此，加强语汇研究和语汇教学就成了当务之急。”（胡明扬，1996）现在，我们看到，语汇及其教学的研究已经迈入新起点。《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的正式出版是其标志。这是一部为外国人编的汉语学习的原文词典，它收词3700多个，有准确的释文，丰富的例证，简明的用法，更宝贵的是备有错用的提示。这是语汇及其教学研究的新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汉语学习和教学的需要。

最近，语言学领域新出现一个叫做“最小程序”（MinimalistProgramme）的新论点，这一论点将各种语言之间的不同归结为其虚词成分和词汇方面的差异。，（袁博平，1995）与此相关，又有“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之说，认为：“语法理论，无论是转换取向或功能取向，若不跟词汇分类相结合则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突破。”（郑定欧，1995）理论语言学的这些新发展，必将对语汇和语汇教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带来新的契机。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注入新的思想。

2．学习规律的研究将出现新推进。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重点多集中在“教”和“学”的内容，以及“怎么教”这两方面，对“怎么学”的研究重视不够。语言学习和获得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研究语言的学习和获得的规律，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对提高教学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国内汉语学习规律研究起步较晚，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我国较早的学习规律研究是对比分析，即从两种语言本身的比较来预测学习中的难点，继而是中介语研究。研究者认为在学习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学生使用的实际上是一套独立的语言体系。这套体系既不是学生母语的语言体系，也不是第二语言的体系，而是学生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研究这套语言体系，可以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而学生的语言偏误正可以观察中介语在学生头脑中的运作情况。七十年代，国外第二语言教学中，偏误分析曾风靡一时，风尚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曾把错误分析、对比分析和中介语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为学习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吕必松，1993）近年来，克拉申（Krashen）的输入假设理论也曾影响学习理论的研究，如区分“习得”与“学习”，采用吸收可理解的输入信息提高听力教学的质量等。八十年代，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理论，这不仅仅是一种语法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语言习得理论。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这些原则是天生的，人的头脑中固有的。有人认为，目前世界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发展趋势是，以语言原则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袁博平，1995）对外汉语教学的学习研究必将在这一趋势影响下，展开新的研究未来。

3．电脑化教学研究将跨向新高度。应用现代技术进行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视、听材料进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仅仅是利用电视机、收录机的效能开展教学。近年来，计算机辅助汉语教学迅速发展，也仅限于以常见情景；常用句型为线索，配以常用语词和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教学，还不能充分发挥这类设备为语言教学所能提供的多方面的可能性，如综合性、直观性、可选择性等，开辟教学的新路子。

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发展，诸如笔输入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新的希望。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开辟教学的新途径，研制新一代教材，促进科学研究，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仅以多媒体为例，编写多媒体教材应立即着手去做，多媒体是既能处理文本信息，又能处理图像、图形和声音的多功能技术，并具有人机交互的能力。以这种技术研制的新一代教材，是一种文字、声音、图像立体发展的教材，必将给对外汉语的教学带来一场革命。又因多媒体信息量大，具有跨时空特点，可变平面教学为多元立体化教学，因之也更符合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我们相信，必将会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一番新的景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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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裕树1989《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两个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纪要》，《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1期。

胡明扬1995《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陈亚川1990《汉语教学研究的拓新与深化——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读后》，《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吕必松1993《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郑定欧1995《“凝固”析——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r）引介》，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讨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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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炎等1993《对外汉语教学论文评述》，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舆水优1991《通过常用语法错误来看处所词的用法》，《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张清常1990《对外汉语教学法·序》，现代出版社。

赵金铭1985《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举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1987《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举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1989《近十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篇11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更加严格，培养出具有较强外语应用能力的专业技术人才、积极开展课程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教育部将开展双语教学作为提高高等学校英语教育质量的举措后，各个学校在双语教学中都进行了探索和实践。我校从2003年起，在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学生中挑选了英语和数学基础都比较好的学生开展部分课程的双语教学试点研究。从2005年起，又将自动化专业的招生全部改为双语改革试点班。电路分析课程因为课程性质和地位，比较适合开展双语教学，从2003年起就被指定为双语教改课程，至今已有四年的教改实践。本文结合笔者在南昌航空大学开展的电路分析双语教学，谈谈笔者的经验和心得体会，和同行进行交流。

一、对双语教学的理解

1．理论定位

《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辞典》给出“双语教学”的定义是：“Theuseofasecondorforeignlanguageinschoolfortheteachingofcontentsubjects”。即能在学校里使用第二语言或外语进行各门学科的教学。简言之，“双语教学”的界定是将学生的外语或第二语言，通过课堂教学和有意识构造的特定语言环境，经过若干阶段的训练，使之能代替或接近母语的表达水平。中国，双语教学是指除汉语外，用一门外语作为课堂主要用语进行学科教学，目前绝大部分是用英语。它要求用正确流利的英语进行知识的讲解，但不绝对排除使用汉语，避免由于语言滞后造成学生的思维障碍。教师应利用非语言行为，直观、形象地提示和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以降低学生在英语理解上的难度。双语教学要求教师在课堂上坚持使用目的语——学生要掌握的外语，鼓励学生在力所能及的情形下使用目的语，这是双语教学的关键所在。

2．教学目标

双语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具备两种语言能力。但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不是在学校里开设两门独立的语言课程，例如，把英文和中文作为两门独立的课程，而是指通过采用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帮助学生在有意和无意之间学会两种语言的使用技巧。两种语言中有一种通常是学生的母语，另一种是目的语。也就是说，双语教学用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使学生通过授课语言的运用来达到掌握两种语言的最终目标。

3．教学形式

双语教学项目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包括：①学校使用一种不是学生在家使用的语言进行教学，这种模式称为：浸入型双语教学；②学生刚进入学校时使用本族语，然后逐渐地使用外语或第二语言进行部分学科的教学，其它学科仍使用母语教学，这种模式称为：保持型双语教学；③学生进入学校以后部分或全部使用母语，然后逐步转变为只使用外语或第二语言进行教学，这种模式称为：过渡型双语教学。中国不是一个双语国家，语言环境并不是中外并重，所以中国的双语教育环境决定了它的目的。在中国，双语教育属于“外语”教学的范畴，而不是“第二语言”的教学范畴，中国的双语教育只能是上述界定中的“保持型双语教学”。

二、电路分析课程双语教学的实践

我们开设双语教学的目的是既能实现专业课程的培养目标，又能提高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这几年我们开展电路分析双语教学，主要有以下几点实践经验：

1．英文教材的选取和处理

双语教学必须使用英文原版的学科教材，没有原版教材，双语教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套优秀的原版教材是实施双语教学的关键。

我们选用了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FundamentalsofELECTRICCIRCUITS》作为原版教材。这本教材和国内通用的电路分析教材在体系结构和内容编排上最为接近，内容体系完整，例题和习题丰富多样。除状态方程、非线性电阻电路分析和传输线理论外，涵盖了目前我国电路教学的基本内容。为弥补内容上的不足，我们还推荐学生选择了邱关源编著的《电路》作为参考教材，这两本对照性比较好的教材可以给学生在课外复习和自学中提供帮助。

除此之外，这本英文版教材的另一大特点是语言浅显易懂，解释详尽，对于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基本上都能够独立地读懂。由此可见，教材的选取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教学中，对教材的处理也非常重要。比如，在节点电压法一节中，对含电压源的电路原版教材介绍了一种非常简便的方法——“generalizednodeorsupernode”用来处理非参考节点之间通过电压源直接相连的电路，这种方法比中文版教材中介绍的方法更简洁；但是，通过观察法列节点方程在原版教材中却介绍的过于简单，而这一点在中文版教材中是花重笔墨书写的。因此，在授课过程中，我们的做法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同时兼顾。

比如，课堂上老师介绍专业名词时会一并解释其中文涵义，比如“thepassivesignconvention”字面意思是无源元件的符号惯例，用术语表达即关联参考方向，这样学生在阅读中文教材时就很方便，理解也更透彻。另外对于原版教材和国内教材在元件符号和书写符号上的差异，老师在课堂上需要向学生明确指出。另外由于该原版教材的例题和习题难度偏低，我们在课堂讲解中还引入了大量中文参考书和辅导书上的例题作为补充。

2．外教集中上课进一步提高学生英语水平

我校自动化本科专业在2005级、2006级实行双语教改试点，并且与荷兰泽兰德大学开始中外合作交流。从二年级开始，除了每学期开设两门双语教学课程外，还有荷方派外教到我校就合作课程进行集中授课。外教集中授课一般安排在每学期的中后期，此时由我校老师开设的双语课程的大部分课时已经结束，学生已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在此基础上再由外教授课进行综合提升，既提高了学生的外语听说读写水平，又使他们的专业知识得到了运用和提升，同时也学习到外教的先进教学理念和求真求实的精神。

三、英文多媒体课件的研制

1．英文多媒体课件的研制的意义

开展双语教学既要充分地利用双语教学为契机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综合能力，最终实现学生掌握目的语的目标；又要兼顾专业课程的教学目标，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因此，在总学时不增加的前提下，课堂教学内容必然更为丰富复杂，这无疑对授课老师和学生都有一定的挑战。

为了在有限的课时内较好地完成双语教学任务，提高课堂授课效果，我们制作了针对原版教材的多媒体课件，实施全程多媒体双语教学。一方面，照顾到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尚未完全过关，通过多媒体的形式，可以帮助学生跟上讲课进度。另一方面，作为非英语专业的老师，英语的流利程度也会给老师用英文讲述专业知识带来一定的挑战。使用多媒体形式上课，既帮助了老师顺利授课又节省了板书时间，老师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基于目的语的教学交流之上，为提高双语课堂教学效率赢得了时间。

2．英文多媒体课件的研制和使用

一个好的多媒体课件首先要有好的选题。多媒体课件的优势之一就是能够以动画、影像等形式将教学内容变静为动、变抽象为具体、变微观为宏观，所以，那些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用传统的教学手段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且达不到很好的教学效果的内容，就可以成为好的选题，比如一阶、二阶动态电路、交流电路功率分析等。由

于电路分析课程理论性较强，可以搜集到的动画和影像比较少，因此我们在课件中加入了一些Pspice仿真，通过波形的显示，给学生直观的感受，加深他们对电路现象的理解直至运用分析电路。

其次，多媒体课件还应具有明晰的结构、顺畅的逻辑、合理的色彩搭配。既要产生良好的视觉效果，使得学生在课堂上能感受到声、光、色的愉悦，更要突出课程重点，为教学内容服务。

当然使用多媒体教学形式并不排斥传统的黑板教学，实际上传统教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特有的优势，更能体现师生间的交互，使用多媒体课件时应该将两者的教学理念和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

实践表明，多媒体电路分析双语教学，很好的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课堂气氛活跃，授课效果良好。到学期结束时，学生的语言理解能力、英语书面表达、口语表达都有较大的提高，同时实现了专业课程的培养目标，实现了开设双语教学的初衷。

四、电路分析课程双语教学的体会

在开展电路分析课程双语教学的四年来，我们感觉到在一般工科院校开展双语教学还是可行的，关键是要具备两个要素——第一是要有专业能力过硬、教学方法高效的师资，以及授课教师对双语教学的投入；第二是要有学生的积极配合。可以考虑以下方法和建议提高双语教学的效果：

1．专业课程开始前，学生的外语学习和运用能力需要达到能基本满足专业课程学习的要求，这样才能很好地贯彻专业课教师的教学思想和达到教学目的。

2．要提供较为充分的专业课程的目的语相关阅读材料，使学生在课堂外能较方便地接触到目的语的同时还能强化专业课程的学习，这样学生就会对双语教学产生更浓的兴趣，从而形成双语教学的良性循环。

3．加强双语课教学的专业课教师的师资培养，提高专业课教师的外语水平。

4．建立较完善的双语教学的研究和交流机制，加强同外语课程及其他双语教学的专业课程的教师的交流，加强校际间同行的交流。

五、结束语

在高等院校开展双语教学，目的是培养具有较强外语能力的专业技术人才。为此，在开展双语教学的各个环节，教学双方都应该积极投入，乐于付出。尤其是老师，应该从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上做出新尝试和创新，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实现学生的外语水平和专业能力的提高，为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能自如的利用外语获取更多的知识和信息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CharlesK.Alexander,MatthewN.O.Sadiku.FundamentalsofELECTRICCIRCUITS.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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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颜秋容、谭丹、李妍.电路理论双语教学探索与实践［J］.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07.29（2）

篇12

幼儿识字教育是人类文化教育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经验颇多。十九世纪初，法国的卡尔·威廉从三岁半开始识字，四岁阅读，五岁时已能掌握三万多单词，八至九岁时，能用六个国家的语言进行学习。二十世纪初，美国的斯斯特娜夫人的女儿维尼从一岁半开始识字背诵，两岁能写日记，三岁能写诗，四岁能写世界语剧本，五岁时能用八国语言讲话，并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三岁时能读会写，四岁时阅读大量专著，七岁时能读但丁和达尔文的著作。德国著名诗人歌德也是从四岁前就开始读书、识字的，父亲还叫他学习英法等多种外国语，八岁时会用四国文字进行读写。汉字教育在我国源远流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少名人成名成材也都是从幼时开始识字的。相传唐朝诗人王勃六岁善文辞，九岁读《汉书》。李白“五岁诵六甲，七岁观百家”。杜甫“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白居易在五、六岁时就能作诗。宋朝词人晏殊七岁时能写文章，并同千余进士一起参加廷试。曹子建也是七岁吟诗。王夫之在七岁之时已经读完十三经。幼儿汉字教育绝非只有古代才有，现代也有大量事例。无产阶级革命家刚满三岁就开始识字和写字，五岁读《千字文》、《三字经》，还向祖父学习对联、字画与碑文。著名学者郭沫若三岁识字，七岁作诗、对句。女作家谢婉如四岁开始向其舅父杨子敬学习识字，能通读《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名著[1]。在当代超常儿童的研究中，也发现不少幼儿识字的生动事例。有一个七个月的孩子竟识字四百多个，另一个两岁半的孩子识字达一千多，还有一个四至五岁的孩子识字多达两千余个[2]。江西的宁铂两岁时能背诵诗词，五岁上了小学，六、七岁开始攻读医书，十二、三岁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柳州的刘俊伟，从一岁两个月开始识字，一岁七个月时能识字七、八百个，三岁时识字一千多，背诗近百首[3]。魏敏在两岁时开始识字，她每天识一至两个字，渐渐地一天能学二十多个字，近四岁时已识汉字一千多个，并能看报，能阅读《动脑筋爷爷》、《中国历史故事》等儿童读物，到五岁时识字已达两千多[4]。又有褚庆能六岁能读《365夜》、《普希金童话诗》、《红楼梦》、《水浒》等书籍。四川的陈科平三岁半跟父亲识字，四岁能读《人民日报》。杜影在五岁时掌握了五千汉字。华裔美人何美山，两岁读字典，一年后读大英百科全书，九岁零三个月进入华盛顿大学[5]。以上这些事例证明幼儿汉字教育是古今都有的，也说明幼儿期有巨大的识汉字潜能。事实胜于雄辩，幼儿汉字教育是可能的。

幼儿为什么能识汉字呢？这与汉字的特点和幼儿的感知特点、注意、记忆、思维的特点相一致，有着密切的联系。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有它的特有的表意功能，汉字又是方块字，有自己独有的造形规律。只由总数不过二十三、四种不同的笔画就组成了几万个不同的汉字，变化有序，奥妙无穷。不同的笔画按一定的数量、顺序、配置原则组合成一个个方形，变成一个个图案，宛如美丽的小花。笔画的顺序、长短、数量、笔度的细微变化，有如魔方，因而对幼儿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幼儿识字时，汉字的造形能使汉字与背景相互区别，方便幼儿感知。每个汉字都由一个图形表示，幼儿识字，如同看图画，每个图形又都表达出不同的意义，形义一致，义形统一，把图形与文字所标志的事物意义联在一起，有助于幼儿理解字义，又能使幼儿以图作为识记的支撑点，进行记忆。所以幼儿认起字来兴味无穷，毫不费力。幼儿的认知方式是一“模式识别”方式，汉字的形状容易经常引起幼儿注意，映入幼儿眼帘。只要使幼儿反复接触汉字，字就会“模式般”地印入脑海，终生难忘。如果不失时机地让幼儿识字，就会为幼儿成材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研究证明，幼儿本身有识汉字的要求，科学的汉字教育，对幼儿身心发展是有益的，因而，幼儿汉字教育不仅可能而且也是必要的。

现代教学论揭示，学习者是学习的主体。唯物辩证法揭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教育，对学习者来说，不过是一种外力，是促使主体变化和发展的条件，要使学习者主体接受，必须通过学习者本身的需要，让学习者本身内化吸收。幼儿汉字教育的道理也是如此，教而无功，教而无果不能算是汉字教育。这就牵涉到幼儿本身有没有识字的要求，幼儿本身有识字要求，就能像海绵吸收水分一般地接受汉字教育，本身没有知识要求，就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劳而无功，教而无果。关于幼儿有无识字的内在要求这一点陈鹤琴先生早在30～40年代就进行过实验研究。他研究后指出：“识字是儿童所迫切要求的。”因为幼儿学了汉字之后可以自己独立地看故事书，不用由别人讲给他听。陈先生对此作了调查，他说：“据了解，有的儿童主动地向哥哥姐姐们学习认字识句。学了一些字句之后，就抓到故事书死啃，儿童对识字确实有迫切的要求，但为什么幼儿园不进行识字教育呢？”[6]陈先生和张宗麟合著的《幼稚园的读法》中指出：“读法与图画手工都是属于发表自己意见的。儿童喜欢看图，喜欢涂鸦，喜欢东做西扯，这是发表自己意见的活动。字不是一件神秘的东西，可以当作图画看的……无论图画、手工、读法，都是儿童发表意见的方式，都可以做的。”[7]显然识字是幼儿求知的需要，上讲的表现，是幼儿发表意见的一种活动，是幼儿内在的要求，符合幼儿心理需要，对幼儿当然是有益的。正因为如此，陶行知先生及他的助手们在南京燕子矶幼儿园也曾进行识字教学实验，陈鹤琴先生及其助手在鼓楼幼稚园等处也进行过系统的实验。时期延安第一保育院也有识汉字的要求，并明确规定“识字50个，并会写自己的名字”[8]。后来，陈先生于五十年代初，我国《幼儿园暂行规程》公布之时，在总结自己实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幼儿园应该进行识字教育的真知灼见。他指出：“在今天来说，识字是儿童能够做的，识字是儿童所迫切要求的，幼儿园大班儿童可以开始进行识字教育了。”[9]

今天，人们的思想境界和积极性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人们不再停留在传统经验的总结和已有实验的印证，而是开展了更新更科学更大规模的实验研究。近几年来，我国大陆已有几万名婴幼儿接受汉字教育的实验，联想识字、听读游戏识字等各种实验在天津、北京、南昌、广州等大中城市的近百所幼儿园进行，实验对象达数千名，收效显著。而且，幼儿汉字教育实验还超出了国界，已经在使用汉字的亚洲文化圈诸国和地区进行。日本用“石井认字教育法”教幼儿识汉字的幼儿园已有几百所。香港的幼儿园三岁识字，五岁写字，上学前能独立阅读[10]。日本石井勋教授经过长期的婴幼儿汉字教育实验之后曾有句名言：“婴儿在会说话之前已具备识别汉字的能力。把汉字作为符合婴儿模式识别能力的模式教育来尝试”[11]是可能的，必要的。

幼儿汉字教育对儿童究竟有益还是有害？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是看所实施的汉字教育是否科学。科学的汉字教育有益无害，不科学的汉字教育有害无益。对此，陈鹤琴先生曾指出：“这要看你用什么教材，你怎样教？”[12]陈先生一向反对用“人之初，性本善”的旧教材和“那种脱离儿童知识实际的干燥无味的材料”[13]来作为幼儿汉字教育的材料，并尖锐地抨击那将对幼儿“只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样的识字教育是摧残儿童的教育”[14]。

科学的汉字教育对幼儿不仅有益无害，而且益处很多，十分必要。拼音文字音形一致，见形能读音，识字时主要是音码在左脑上发生作用，属于单脑文字；而汉字是音、形、义的统一体，识字时需要音码、形码、义码同时在左右脑上发生作用，形成统一的暂时联系，属于复脑文字。因此，幼儿识汉字有利于右脑的开发。日本的一项实验指出：十年前实施汉字教育的幼儿园孩子智商提高很多，从五岁开始识字的智商115，从四岁开始识字的智商125，从三岁开始识字的智商达130。这项实验的结论是：三岁至五岁是人一生中学习汉字最快、记忆最强的时期。心理学家查德·林曾对英、美、法、西德、日本五国儿童的智商也进行过测查，测查结果是：欧美四国儿童智商平均100，日本儿童智商平均111，原因是日本儿童学习了汉字。可见，幼儿识汉字可以提高智商。[15]幼儿汉字教育有利于促进幼儿智力发展。因为感知汉字可以发展视知觉，听读字音，能在大脑形成声觉表象，发展幼儿的听觉；识记字词的任务能促进幼儿注意力、记忆力的发展；识字需要对字的音、形、义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异同，需要紧张的思维活动，汉字本身既有具体图象的特点，又概括地标志着现实的事物，就可以成为幼儿从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桥梁与中介，有利于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也有实验研究证明，幼儿对识字不仅不感到压力和负担，反而会因学会了本领而自信和充满愉快，萌发出爱好学习的感情。同时，识字、组词、造句的过程也发展了清楚、连贯的语言表达能力，为幼儿升小学作了良好准备。有个案证明，如果教育得法，幼儿学识字的能力能超过学龄初的孩子，而且在入小学之后并不会成为“顽皮孩子”。观察发现，这个被实验者在上小学之后，对课堂上出现的已认汉字的重新出现并非漠然视之，而是表现出极其浓厚的兴趣，因为幼儿时的识字，只是认字形，读准字音，浅显地释字义，而学校上课则要当堂“四会”，这个被实验者并非无事可做，而是更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写字、组词、造句等活动中。这一个案证明，儿童入小学后对所认识而未完全掌握的汉字是能激发其识字动机，并获得良好效果的。

三、幼儿期是开始识汉字的关键年龄，时不再来，机不可失，应抓住这一时期进行汉字启蒙教育。

早期年龄阶段上的关键期理论问题提出并得到丰富与发展之后，对婴幼儿教育方面有两点启示：第一，人的早期经验的获得存在着关键期，如果人的智力和行为特点在早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它将永远得不到发展的机会，甚至会丧失人的智力和行为特点，成为低能儿、，各地先后出现的“狼孩”、“熊孩”、“羊孩”、“猪孩”都是证明。第二，儿童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潜能。不同知识、技能的获得也有一个不同的关键年龄。因为人脑接受外界环境的特点刺激的能力，是随着神经系统的成熟顺序决定了某一特点的刺激在某一特定时期提供才算合适。即什么年龄学习什么内容最为有效。于是，探讨儿童各种知识、技能发展和行为习惯形成的关键期，就成为研究者持久而不断的课题。人们已经发现，六个月左右是婴儿学习咀嚼和喂干食物的关键期，两岁至三岁是计数能力（口头念数、按物点数、说出总数和按数点物）发展的关键年龄，弹钢琴要从五岁开始，拉小提琴从三岁开始，四岁则是幼儿绘画发展的关键期。那么，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在何时？汉字教育有无关键年龄？这是研究者感兴趣的课题。一些研究指出：从出生到四岁是形状知觉发展的关键期。汉字如同图像，这一时期也是汉字教育的时期。也有人指出：两岁至五岁是识汉字的关键期。这些研究给我们以启示，如果能抓住识汉字的起始关键年龄进行早期汉字刺激，合理施教，那么，起步早，收效快，识字潜能充分发展，能为提早学习其它知识、开阔眼界提供有效的文字工具。反之，如果错过了汉字教育的时间，时不再来，机会已失，识字潜能得不到充分发展，甚至终生泯灭，这将延误儿童成材，甚至难以成材。所以，我们必须抓住幼儿期，不失时机地进行汉字启蒙教育。

四、幼儿汉字教育与小学识字教育的实施存在诸多不同。它与小学识字教学在指导思想、进行步骤、方式方法上存在着不少差别。

幼儿期的教育不等同于学校时期的教育，它不以传授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为根本宗旨。这一时期的教育任务在于启蒙，着重萌发幼儿的求知欲望，重于培养幼儿的好奇心理和学习兴趣，为入小学、为将来的发展打下一个基础。幼儿汉字教育也是为入小学作心理准备，启发幼儿对汉字的兴趣。因此，它与小学识字教学有着诸多不同，绝不能与小学识字教学画等号，也不宜把小学语文教材切一部分下放到幼儿园，更不能直接搬小学语文教材教法去超前。

幼儿园汉字教育与小学识字教育的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目的任务不同。小学生识字是有任务的，它根据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要求，有目的、有系统、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要达到一定的识字量。幼儿汉字教育无识字量要求，不追求非要识多少字。第二，识字的形式与时间不同。小学生识字主要是通过上课来完成的，低年级每天一般有一节识字课，除当堂复习巩固之外，还有自习课，甚至有一定的课外识记和抄写的任务。幼儿汉字教育随意性强，即算每天识字，一天识字的时间也不能太长，一般不超过15～20分钟。第三，规格质量不同。小学生识字有既定的质量规格，一般要求达到读准字音、认清字形，解释字义、会书写。幼儿识汉字的要求只须认读，不必重书写，解释字义也非常浅易。对同一个汉字的认学要求一般只需要读准字音，大致懂得字义，认清字形，形成对整个字的清晰表象即可，不必区别字的细微差别。第四，学习者的责任与义务不同。小学生对识字应该有义务感和责任感，要考试，要评定成绩。幼儿识字，不是带强制性的规定，不布置作业，不检查，不考试，对平均识字量的设计也要合适。一般认为，幼儿一般掌握200～300个字词，达到能独立阅读低幼读物的水平即可。第五，幼儿识字个别差异大。小学生识字的质和量都有统一要求，幼儿汉字教育却要更多、更大范围的承认识字的个别差异，对每个幼儿，都要顺其自然，认多少算多少，不搞统一指标。第六，教学方法不同。小学生识字主要采用正规上课制度进行，以课堂教学为主。教学一个字的顺序，一般是字音字义字形。字形教学一般是小学生识字时新的心理因素，是识字教学的重点。幼儿汉字教学却另辟蹊径。应着重汉字环境的创设，在一定环境中潜移默化，熏陶感染，反复接触，自然学会。幼儿识字还应通过各种活动，尤其是寓汉字教学于游戏之中。陈鹤琴先生曾研究指出：幼儿识字应“通过各种游戏式的教学法”和“结合认识环境”以及“唱歌、图画、做手工”等活动进行。他说：“从教学法方面来说，儿童很喜欢游戏，我们就可以通过各种游戏式的教学法……儿童对社会和自然环境总是发生很大的兴趣，我们就可以结合认识环境来进行识字教育。儿童对唱歌、图画、做手工，也是感到很大的兴趣，我们也可以在这些活动中找出机会来进行识字教育，儿童最喜爱听故事，我们就可以利用图画故事来进行识字教育。”[16]陈鹤琴先生和他的助手张宗麟等在鼓楼幼儿园进行识字实验，总结出来的识字教育方法有七种：一是“方块字法”，即将汉字写在骨牌或厚纸方块上，让儿童在玩骨牌玩纸牌中认识汉字。二是“圆球子法”，即把汉字写在圆球子上，分甲乙两组，甲组写名词，乙组写动词，分两个布袋装好，然后叫儿童做传袋摸字的游戏。三是“游戏歌谣法”，即先由教师引起儿童游戏和唱歌的动机，接着在游戏中教儿童歌谣的词句。四是“故事法”，即用联络故事、看图、涂色、剪图、贴图等种种活动来让儿童识字。五是“随时施教”。即随便什么时候，随便什么地方，碰着机会就教儿童识字、读书的方法。如车子上写“车子”，门上写“门”字，要儿童起立，教师就出示“起”字等。六是“自述法”。即把儿童要表达的话，经过教师替他略略变化，然后写在用皮纸订的小本子上，让儿童顺着句子读下去。七是“拼句子”。即把缀法盘中的三十二个圆子写上儿童经验范围内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数词、量词等，并都移在甲沟里，然后教师就盘中的字词，随便说一句话，让儿童逐字在盘子中找圆子拼句，谁先拼成并放得端端正正就是谁胜利。[17]这七种方法的游戏味很浓，并有机地结合着幼儿感兴趣的各种活动和各种作业，妙趣横生，对今天，仍不乏启迪。

注释：

[1]吴俊昌：《早期教育是提高人素质的关键一环》，载人大复印资料《幼儿教育》1993年第8期第20页。

[2]吴凤岗：《论幼儿早期教育》，载人大复印资料1981年第6期第5页。

[3]吴祖锐：《三岁幼儿刘俊伟》，载人大复印资料《幼儿教育》1982年第1期第12页。

[4][5]李英奇：《简论幼儿教育》，载人大复印资料《幼儿教育》1984年第6期15—16页。

[6][9][12][13][14][16]陈鹤琴：《幼儿园应该进行识字吗？》，载北京出版社、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陈鹤琴教育文集》下卷第207页，第208页，第207页，第207页。

[7][17]陈鹤琴：《幼儿园的读法》，载北京出版社、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陈鹤琴教育文集》下卷第71页，第7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