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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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地方文化资源是个广义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内容，在实践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做有针对性的调查活动，选择适宜古代文学教学的内容进行调查。地域文化丰富多彩，地方文化古迹则是其中重要的内容。文化古迹是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的名片，也是古代文人足迹留存之地，许多诗词作品都和文化古迹分不开，有些诗词成就了一方名胜古迹，而文化古迹又孕育了诗词。考察这些文化古迹，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环境与氛围，不再停留于书本文字之间。此种实践教学一是可以集体活动的方式由老师组织学生去本地有名的文化古迹考察，二则可布置学生在寒暑假等节假日在自己家乡或者旅游地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的内容可以包含了解这些文化古迹的历史文化背景，搜集整理与其相关的诗词，探讨历朝历代往来文人足迹，分析积淀下来的文化蕴含，并进而结合考察的亲身感受来鉴赏与之相关的诗词，从而感受与文本分析不一样的诗词魅力。其次，地方特色文化也是调查不可或缺的内容。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在自然山水和历史文化积淀共同的孕育下每个地方会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些文化会显现在城市的各个方面。如湖南衡阳的大雁文化、南岳文化；广东肇庆的端砚文化、龙母文化，这些地域文化现在往往成为一个城市的宣传名片，成为特色旅游品牌文化，从而具有当代特色。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中，让学生调查了解这些特色文化，查找相关资料，调查其在城市各处之运用，让学生感受地方文化的同时，也了解和探寻了古代文学作品在今天之运用和古代文化在当今之显现。如可组织学生调查了解城市街道命名、楼盘命名、小学校名等等有什么地域特色，学生在调查研究中不但可以进一步了解当地地方文化，也可以接触到古代诗词在今天之运用。再次，地方民间传说、传统戏曲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不可忽视的内容。地方民间传说有着浓厚的地域风情，与地方风物、特产、古迹联系在一起，往往成为传奇、小说的母题，折射当地民间信仰。对他们的搜集宜采取田野调查，故而在实践教学中多布置给学生在寒暑假以自由组织的形式对自己所在地方的民间传说进行搜集整理。地方戏曲是以艺术形式流传地方传统文化，现在面临发展传播的困境，让学生参与到地方戏曲的了解、传播中去，既培养了学生对家乡传统文艺的认同，又从表演层面让他们体会到古代戏曲的魅力，这是对书本戏曲文本的有力补充。并且也有利于地方戏曲的保护和传承。最后，地方节庆风俗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可以开展的内容。节庆风俗，有着显著的时间性特点，每到端午、重阳、中秋等传统佳节，则可布置学生搜集家乡相关节庆风俗，就不同地区的差异可探讨原因，同时查找有关节俗的民谣民歌，比较其与传统节庆诗词的异同。

2.地方文学文献整理

古代文学有着多元并存的地域性特色，古代文学的地域性特色研究也成为学界的热点，那么与之对应的地域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则是区域文学史的编写与研究之基础。而这自然也应成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地域文学留存的方式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以及碑刻文献，传世文献中的地域文学文献搜集，主要让学生到地方图书馆查阅地方志，找出相关地方文学资料，同时让学生利用文献查找知识，使用文学电子软件，用地方特色词汇搜索出地域文学作品。出土文献的地方特色文献搜集，主要是搜罗整理地方近年来出土文献以及文物古迹、碑刻等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主要的文体有楹联、诗歌、碑刻、墓志等。搜集工作可以与文化资源调查共同进行，如组织学生在考察文化古迹、调查地方特色文化与调查地方民间传说、戏曲等时同时进行搜集文学资料，把参观走访时看到的听到的随手记录下来。在搜集工作完成后，让学生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所搜集的文学作品汇总，分文体、分内容整理。这些搜集与整理锻炼了学生动手查找资料的能力，也培养了他们发现的眼睛，让他们感觉到学以致用的成就感。

3.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

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也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就是基于这样的教学目标，让学生参与到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中来，培养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基础。学生在对地方文化进行课外考察和文献搜集整理中遇到问题，发现问题，教师鼓励学生以此作一个选题，几位同学组成兴趣小组，把相关问题探讨清楚，弄清来龙去脉。如学生在调查某个古迹时发现在此题咏的古代文人有不少，教师据此鼓励学生探讨古代曾经到过此地的共有多少文人，因何而过此，在此题咏的诗词主题有哪些等等。这类学习研究无论选题大小，都为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提供相关参考，也让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从学习深入到研究的领域。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选题是学生在课外实践中自己发生疑问而产生的，对学生而言有研究兴趣和动力，故而在完成一些研究后可鼓励学生将大家共同的研究成果汇总，继而可以向开发地方文化研究资料数据库等方向进一步深入。

4.地域文化的宣传与承继

培养学生文化传承和保护意识，加强和提升其人文底蕴，这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目标之一。课外考察对地域文化的了解，本身就是对地域文化的承继，青年学子必将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参与者与见证者，那么在了解的基础上，让他们运用所学知识对地域文化进行宣传，一方面固然提升其人文知识底蕴，另外也在宣传活动中加强其对地域文化的热爱与保护意识，同时也将古典文学知识运用到宣传写作中。在具体实践教学中，可组织学生课外考察的时候以地域文化为主题进行诗歌创作、古文游记写作等。同时鼓励学生以此为基础，参加一些社会宣传和服务活动。

二、地域文化与实践教学方式

1.课外考察

课外考察是了解、利用、开发地方文化的重要途径。可以从多方面展开：一是组织参观地方文化古迹，这类考察可以事先做好相关知识准备，如布置学生查阅文物古迹的历史地理资料，检索与此相关的古代文学作品，让学生在外出参观的时候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感受其历史人文环境，了解当地的文化背景和人文精神，故而可以在参观完后鼓励学生创作相关的诗词作品。二是调查搜集地方特色文化，这类活动可以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观察当地地域特色，从建筑、街道、饮食各个方面留心其地方特色之所在，在观察与积累中让学生相互沟通交流，共同探讨当地特色文化。三是走访民间艺人、文化名人，搜集整理地方民间传说、传统戏曲，记录那些还存留在口头的故事、戏曲，对一些演出以图片、录像等形式拍摄记录下来。总之，课外考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开展的基本方式，是学生了解和感受地域文化的基础，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搜集整理资料的能力和掌握调查、走访的研究方法。

2．科技创新项目的实施

现今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已成为我国高校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一项学生活动，许多高校以学生项目申报、立项和完成的方式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对于许多大一学生而言，在还没有形成系统专业知识的前提下，他们往往选择关注地方社会、地域文化做完选题，因此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的调查了解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项目来实施，也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途径。笔者就曾在这一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学生以三四人为一组，以当地文化的现状调查和历史考察为主题，选择一个具体的方面来做调查研究。学生通过从撰写申请书到实地调查项目内容及至完成结题报告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既锻炼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积累和加深了他们对地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3.实践基地的平台建设

高校社会实践基地的建设往往依托于当地社会资源，因此在学校周边地区建立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成为深化高校与地方合作的重要途径。而这样一个合作平台，也同样可成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重要基地，而地域文化则为合作奠定基础，让传统文化与社会实践联姻。一是可在地方图书馆建立文献整理实践基地，让学生搜集整理地域文人著作、地方楹联、地方戏曲文本、地方历史文献、地理方志、当地出土的碑志拓片等；二是可把地方文化馆等作为学生文化实践基地，调研地方谣谚、地方风俗、地域特色文化等，并在调研基础上分析探讨与古代文学之关系。笔者曾让学生以实践基地为依托，调研本地街、巷、路等名称由来，并由此分析与地方历史和古代诗词作品之关联。

4.社团活动的开展

学生社团也是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而高校学生社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类别，就是地域文化类社团，这种地域文化类社团是以对地域文化共同的兴趣而集结在一起的不同专业、不同系别的学生，其活动形式也更为自由轻松。因此可以利用这样一个平台，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承与宣传。一方面是将地域文化引入校园生活，进行宣传介绍，这类介绍可以社团刊物为载体，刊载一些介绍地域文化的文章或相关诗词，或者开展地域文化的专题讨论，举办一些以地域文化为主题的古典诗词吟诵比赛，邀请当地艺人进入校园进行传统戏曲的表演。另外一方面鼓励学生走出校园，加强对地方文化的了解和宣传，如以社团活动的方式组织社员搜集整理一些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制作一些地域文化的宣传资料，组织学生到市区一些地方进行宣讲、传发。或者撰写相关作品在校报、地方媒体、网络进行刊发宣传。这些社团活动在丰富学生课余活动的同时，也让学生文学、人文素养得到了提升。

5.学生学术沙龙

篇2

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当代文学自身的特点及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应加强当代文学教学中的地域文学内容，以地域文学为平台充分发挥当代文学的现实性、时代性特征，并以此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人文素养。选择地域文学作为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突破口，首先是充分尊重并体现了当代文学的近年来的地域化发展趋势，凸显了当代文学的“当代性”特征。事实上，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地方色彩、地域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严家炎曾这样总结:“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卿)而自新时期以来，地域经验、地域表达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日渐突出。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及改革文学等政治理性的余波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外来刺激与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的双重刺激下，开始寻找自我经验的独特存在与个性表达。一部分中国作家们将自己追寻的民族之根、文学之根深植于地域经验、地域文化的沃土之中。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都是由自己熟稳的地方一隅人手，道尽中国社会的转型之痛，发展之惑。地域经验、地域文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滋养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尤为可贵。当经济大潮汹涌袭来时，文学曾经的神圣色彩、轰动效应在一夜之间丧失殆尽，此时救中国当代文学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也恰恰是极具地方色彩的文学创作，不仅仅有文学陕军、文学豫军、文学湘军等的异军突起，向文坛奉献了诸如《白鹿原》、《日光流年》等一系列重量级作品，同时余华、苏童、莫言等作家也将此前创作中地域气韵进一步发展成为了独特的文学空间。在文学险些失去深度的艰难岁月里，正是对特定文化空间的深刻剖析承担了文学对于社会、对于人的应有的思考。对于某一特定文化空间的关注与追问，刺激了作家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特征:余华的江南小镇，苏童的“枫杨树村”、“香椿树街”，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阎连科的“耙褛山脉”，实的“白鹿原”等都成为了具有标识性意义的文化空间，也正是他们旺盛的创作赋予中国当代文学生机与活力。近年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促进，地方“军”的队伍不断壮大，文学楚军、文学桂军等相继涌现、渐成规模，并且地域文学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语境的整体发展形成了互动，地域文学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为中国当代文学向纵深开掘提供了动力，而中国当代文学的种种焦点问题也都在地域文学的发展中得到了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的丰富展现。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呈现出并将继续保持着地域化的发展趋势。

丰富多元的地域文学既充分体现出当代文学的现实性与当代性特征，同时也为当代文学的教学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如果想对当代文学有较为透彻的了解，必须在鉴赏与阐释文本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总结文学发展规律，因此除了培养学生的专业文学理论素养之外，还需使其逐渐具备综合运用文化、历史、哲学等多学科知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能力。当代文学课程多开设于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各方面知识较为薄弱、尚不具备融会贯通的能力，因此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面临着普及与提高的两难抉择。如果将重点停留在文本的简单陈述及表层解说，虽然照顾了学生的兴趣却很难实现提高认识、培养素质的终极目标;如果将重点提升为深人开掘文本的内涵意蕴，学生则很可能会因难以理解而丧失兴趣。事实上，寻找普及与提高之间的最佳契合点就是要寻找一个适当的平台，这一平台应该既能符合学生的情感经验、理解能力又能提供进一步阐释、提升的空间。地域文学恰恰就具备了这样的特质。以笔者所在的河南地方高校为例，近年来河南文学的蓬勃发展就为当代文学的课堂实践提供了难易适中的操作平台。河南地方高校的学生来源主要是河南本地的学生，尤其是以农村学生为主，他们熟悉乡土生活，也对变动中的中国乡村文化有着切肤的体验。河南作家的创作也多集中于对于乡村、农民的描摩，文本中所涉及的场景、人物、情节等多能与学生的自身经验产生重合。因此，学生可以通过自身经验与文本产生共鸣，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适当对学生进行启发，使学生从感性层面逐渐深人到理性思索，挖掘文本的精神内涵及审美特征。比如，在河南作家笔下密集地出现了权力书写，作品多表现人们对于权力的疯狂追逐及由此而来的人性的变形、扭曲。对于权力的迷恋、依赖，既源于中原文化长期以来作为正统文化典型积淀而成的集体无意识，也是中原地带民生多艰的生存环境所造成的精神创伤。由于权力书写所引起的对于人的存在与异化问题的关注，使得河南作家对于现代性有了新的认知，因此产生了对传统现实主义写作的反叛冲动，他们通过保持写作与现实之间的弹性关系，建立突入现实的民间立场及呈现现实的陌生化策略等手段，使现实主义回归本义，恢复了生机。高度发达的权力意识，既呈现于文本中，也沉潜于这些有着长期乡村生活经验的学生的精神深处，并在他们的生活中得到或隐或现的表现。教师的教学可以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空间里，通过特定区域的生命体验，引导学生对权力及由此而来的复杂人性有所审视，并启发他们注意文本所采取的审美策略及艺术手法，使他们能够在充分理解文本的基础上获得一定的理论训练，审美训练，并由此产生一定的自我精神追问。

地域文学除了能够为当代文学教学提供难易适中，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文本平台外，还为课程提供了生动鲜活、话语矛盾交锋的文化生态场域。所谓文化生态场域，指的是影响文学发展的诸多因素所构成的有机体，它既包括显性的文学事件，传播媒介与生存机制等，也包涵着隐性的话语交锋。文化生态场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发展轨迹，而文学创作、文学发展也对其有所反映和介人。研究者指出:“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不同于古代文学，是一个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学科，……它与其所在的当代文化生态场域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叩t叨当代文学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当代文学的教学实践除了文本、作家、文流的介绍与理解之外，亦不能缺少对当代文学产生的文化场域的剖析。只有通过两者充分的结合、互为补充，才能形成对当代文学的丰富立体的理解，使当代文学课程真正向纵深发展。文化场域虽具体可感，却也纷繁复杂，学生对其的把握很容易流于表面，而缺少去伪存真、由具体事件上升为理性思辨的能力。但是如果将众多的文化事件纳人到当代文学课程的讲授中，又不免会有喧宾夺主之嫌。因此，可以以学生们较为熟悉的人与事为契机，从地域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选择典型性事件对中国当代文化生态场进行厘析。仍以文学豫军为例。文学豫军中的代表作家刘震云，其创作类型多样，自以“新写实主义”的《一地鸡毛》打响名号之后，他既创作了《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这样的充满了眩目的叙事技巧，晦涩象征隐喻的实验性文本，也创作了《我叫刘跃进》、《手机》式的饱含着脉脉温情，以平实叙事感人的底层写作，并最终将两种创作风格完美地融会贯通，写就了《一句顶一万句》，以个人的成长注解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历程，对人类寂寞的宿命进行了中国式的表达。刘震云的不断超越，解决的并非只是作家本人的创作瓶颈问题，而是为建构良性中国当代文化生态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向。自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快速确立之时，中国文化的局势就已经由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二元对立转向了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的多元竞争，并且精英文化迅速式微，大众文化快速崛起壮大。面临这一变局，一部分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们曾经大声疾呼，可是他们的呼声却很快寥落。

更多的精英们开始痛苦地审视自身，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创作理念，试图去寻找新路。刘震云的成功，说明了精英话语并非与大众话语、主流话语决然对立，它还是有可能，也有能力对大众话语的庸俗，对主流话语的刻板有所纠正的。这种将话语对立、冲突转化为话语的汇合、互促，也未尝不是解决问题的良策。而这种理念不仅渗透于刘震云的创作中，还表现在他的生存方式里。作为与影视结缘较早的作家，刘震云的名声大震，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影视作品的热播、热映，但刘震云参与的每部影视作品，娱乐性与思想性都得到了较好的结合。甚至包括刘震云每次出场时的着装风格，获得茅盾文学奖时以流行歌曲作为获奖感言的话语方式，都充分地体现出他对精英文化的变通与改造。关于当代中国文化话语冲突的问题，是抽象的玄思，将之与学生们熟悉并引以为傲的家乡文化名人结合起来之后，可以使抽象的问题感性化，具体化，使学生从感性体验中逐步完成理性思考，这既提升了学生的兴趣与参与意识，也符合文学研究的规律，即由感性而至理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归纳问题的规律。在当代文学的教学内容中，强化地域文学，由学生较为熟悉的文本、作家、文流、文化现象入手，可以达到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建构的目的。但对于地域文学的引人，还要适当方可达到最佳效果。这个适当，一方面是指量要适当，引人地域文学，并非把当代文学史讲成某一地的当代文学史，而是要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发展来看地域文学，以地域文学的具体个例来对当代文学的整体发展进行阐释。另一方面是指方法要适当，即在讲解地域文学时，仍需不时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比较，从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现象中发掘共性问题，把对地域文学的微观个体考察引向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宏观整体的规律把握，并从地域文学特殊的解决方式中寻找到某种新质。因此，在当代文学教学实践中适度、科学地加人地域文学的内容，将有助于突出当代文学现实性、当代性的特征，并且能够使教学实践在一个难易适中，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文本平台上展开，有助于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他们的参与意识，使他们能够由感性的文本阅读逐渐深人至理性的规律把握，并对当代文学文化生态场域有一定的了解，达到培养艺术审美与人文精神综合素质的教学目标。

作者：张翼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篇3

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经常随着朝代更迭等政治原因而变动，因此，当我们审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地域性时，有必要考虑到这种变动。历史上，作为地方区域政治、经济中心的扬州，其具置虽然变化很小，但辖区范围却有很大不同。关于这一点，清代扬州学派颇有研究，如焦循 《邗记》中便对历史上的 广陵作了详细的考证。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扬州的文学作品，有时所指区域也不尽一致。殷芸 《小说》卷六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有客相从，各言其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赀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 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这一故事被后世屡用为典故，清代诗歌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句子，如徐元正的 《广陵怀古》:闲追旧迹检残编，绣柱珠帘尽惘然。东阁诗成何水部，扬州梦觉杜樊川。寻春易过佳风月，送老难忘好墓田。莫怪无人能跨鹤，谁赍十万作腰缠。又如李永祺的 《扬州》:青楼歌舞胜杭苏，花月神仙总一途。骑鹤腰缠争艳羡，无人解道董江都。又如纪昀 《扬州二绝句》:跨鹤曾经梦里游，如今真个到扬州。可怜豆蒄春风过，十里珠簾不上钩。小说 也 时 有 描 写，如 《醋 葫 芦》 第 十四回:张煊道: 若论大官人爱的，无过是繁华去处，除了苏、杭，只有扬州最妙。古人有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何不竟往扬州?待小弟也好一陪。

《红楼梦补》第九回更将这一故事坐实为艺术想象:

湘莲便让宝玉跨上鹤背，宝玉只得放心，依言把眼闭了。那一只鹤便展翼凌空而上。湘莲亦跨上了鹤，赶着宝玉，相离左右不远。宝玉连叫: 柳二哥，照应着些。只听耳畔呼呼声响，真如列子御风而行，爽快绝伦。那身躯犹如粘住在鹤背上一般。约有两个时辰，鹤便坠下地来。宝玉睁眼看时，见往来人迹尚稀，而村庄篱落，已入尘寰。湘莲道: 宝兄弟，你虽无十万贯缠腰，幸上扬州不远了。送君至此，行将别矣。当下哄宝玉回头，湘莲已跨鹤离地，冉冉凌空。宝玉仰天观看，旋入杳冥，已无踪影，不胜感怅。望见前边雉堞高耸，知是城垣，便将鸳鸯剑系在身旁，慢慢步入城来。见街市上肩摩毂击，来往行人稠密，不知什么地方。因湘莲有上扬州不远之语，错记林公任所为住宅，逢人便问林老爷家。

以上诸例都将殷芸 《小说》中提到的 扬州等同于现在通常所说的扬州，实际上，在清代扬 州 府 东 北 大 街，就 矗 立 着 一 座 骑 鹤楼。可见，人们早已习惯将这一典故与扬州联系起来了。而有的文学史论著也是如此。不过，殷芸 《小说》中的 扬州却并不一定是后来的 扬州。北宋秦观 《扬州集序》中说:自汉以来既置刺史，于是称扬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治所而已。殷芸是南朝萧梁人，他编撰的小说中的 扬州当时的治所为建康 ( 今南京) ，后世之扬州 ( 时称广陵) 非其所统。

唐代杜佑 《通典》卷一八二 《州郡古扬州下》在叙述古扬州风俗时说:

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每王纲解纽，宇内分崩，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暇先争。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这一段话在研究扬州文化的论著中经常被引用。不过，杜佑所谓 古扬州为上古九州之一，所辖范围包括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之大部或一部分。显然，其中所说的 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之类，不只在时间上有古 今之别，在区域范围上，也不宜与后来的 扬州简单对应。

与此相关，扬州所辖范围与扬州城也有大小之别，通常人们讨论扬州文化与文学主要是以扬州城为中心的，这是合理的。但江都、仪真、高邮、兴化、宝应、泰州诸县皆为扬州府所辖，其文化同样也是扬州文化的一部分。焦循的 《扬州足征录》前十二卷所收志传，传主便包括了上述诸县的人。阮元的 《广陵诗事》所采集的对象，也是如此。而从这样的视野看待扬州文化，则其内涵当更为丰富和复杂。如 《扬州足征录》载录汪懋麟 《吴处士传》，记叙了清初著名诗人吴嘉纪的事迹。吴嘉纪是泰州安丰场人，当地滨海，居民多煮盐为业， 性剽悍，喜斗，遇凶岁，或天下多故，即起为盗。平居无事，口舌愤怨辄杀人，这与人们印象中文静温和的扬州人的性格是不相同的。而吴嘉纪性格孤僻，诗风 严冷危苦，虽然他也有 《扬州杂咏》、 《扬州九日》这样的诗作，也吟咏过平山堂、琼花等遗迹典故，但其中浸着他一贯的悲苦之音，而代表他创作特点与成就的是反映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的诗篇，如他在描写盐民生活的 《绝句》诗中写道:

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

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这些却是很少见于其他扬州诗人笔下的。虽然吴嘉纪与其他扬州诗人如汪楫等有交游，也得到过当时在扬州的王士禛等人的赏识，但他基本上还处于扬州主流文化之外。尽管如此，我们却无法否认，他的创作也是当时扬州文化的一个侧面。历史上早就有人将其诗作置于扬州的大背景下审视，如陆廷抡序其诗曰:数十年来，扬郡之大害有三，曰盐筴，曰军输，曰河患; 读 《陋轩集》，则淮海之夫妇男女，辛苦垫隘，疲于奔命，不遑启处之状，虽百世而下，瞭然在目。可见吴嘉纪的诗反映了扬州特殊而重要的社会问题。而钱湘灵则说: 自王于一死，而扬州无古文; 自吴野人死，而扬州无诗。更把吴嘉纪视为扬州诗歌的代表。

在通俗文学方面，同样存在着如何面对扬州所辖范围与扬州城的问题。事实上，在扬州评话的表演艺术家中，著名的柳敬亭以及李国辉、顾玉田、胡德田等人都来自泰州，有一首诗形容泰州籍评话家: 说书自古出邗江，再有京江也人帮。堪笑泰东诸道友，乡音未改学扬腔。这首诗虽语带讥诮，但也表明了扬州评话是由包括了泰州等地在内的表演艺术家共同创造的。而石成金的 《雨花香》，标明题材为 扬州近事，其中除了扬州城的人与事外，还时有写及城外或江都县 ( 第六种《洲老虎》、第二十九种 《枉贪赃》) 等地的作品。

地域文学间的流动性与互动性

地域文学不是孤立存在的，地域之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使地域文学也呈现出流动性与互动性。促成地域文学流动性与互动性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作家的流动，这包括扬州籍作家的外流与异地作家向扬州的流动。关于前者，清阮元撰 《广陵诗事》卷三中有一段记述:

古诗人每得江山之助。吾郡史蕉饮 ( 申义) 之使滇南，乔石林 ( 菜) 之莅闽，陶季( 澄) 之遍历五岳，汪舟次 ( 楫) 之出使海外，说者谓 如康乐之于永嘉、柳州之于柳州也。他若王佐周 ( 令宜) 于蜀，作 《建南新话》; 夏筠庄 ( 之芳) 巡台湾，作 《纪巡百韵》; 赵子淑 ( 有成) 客粤西，作 《浮湘集》;汪默人 ( 淳修) 转饷益州，作 《蜀游草》; 闵东皋 ( 璠) 佐幕滇南，作 《滇游日记》，皆有专集行世。

这当然远不是扬州籍作家在外地创作的全部情况，但诗人所谓 得江山之助，显然不限于籍贯，也包括他们所游历之地。

与此相关，外地人游宦或寄籍扬州的也不在少数。如阮元撰 《广陵诗事》卷三载费此度( 密) 为成都人、孙豹人 ( 孙枝蔚) 为三原人。金农在 《寒绿斋诗集序》中提到 真州诗人的共同追求，而他表彰的吴君，居真州，祖上却是 歙溪大族。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外籍人士，在扬州与当地文人融为一体，创作的作品也成为当地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焦循在 《扬州足征录》的 《自序》中提到 《扬州文粹》与 《扬州足征录》的区别，文粹者，存扬人之文，非扬州者不取也; 足征录者，存扬州之事，事有关乎扬者，不必扬人之文也，义各有取乎尔。扬州人与非扬州人的著作，共同构成了扬州文化。前面屡次提到的王士禛就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他 27 岁始任扬州推官，其在自撰年谱中称:

山人官扬州，比号繁剧。公事毕，则召宾客泛舟红桥、平山堂，酒酣赋诗，断纨零素，墨渖狼藉。吴梅村先生伟业云: 贻上在广陵，昼了公事，夜接词人。盖实录也。正是由于王士禛的倡导，扬州诗文创作出现了一个兴盛的局面。

与王士禛同时的孙枝蔚也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孙枝蔚是陕西三原人，明亡后逃至扬州经商。在扬州期间，筑室曰 溉堂，取意 《诗经桧风》: 谁能烹鱼，溉之釜鞷，以寓不忘乡关之意，诗作中时时流露出思乡之情，如我本西京民，遭乱失所依， 溉堂那足恋，终南亦有梅( 《溉堂诗》) ; 广陵不可居，风俗重盐商 ( 《李屺瞻远至，寓我溉堂悲喜有述》) ; 草堂远在清渭北，说与吾儿今不识( 《夏日寄题渭北草堂》) ; 我家渭河北，飘然江海东。偶逢旧乡里，握手涕泪同( 《赠邢补庵》) 。与此同时，在他的 《溉堂集》中，又有大量吟咏扬州的诗作，表现出一种陶醉于扬州诗酒风流生活的欢乐情绪，如 《后冶春，次阮亭韵》:

头上韶光去若飞，老人相见故人稀。

少年心性犹能在，偷眼船窗看舞衣。

井通西蜀水连淮，行乐芜城未有涯。

怪煞农家能换酒，田间耕出旧金钗。

这种思乡之情与客居之乐的双重表现，构成了孙枝蔚诗歌的一种独特张力，也为扬州文学地域性在与其他地域交汇中形成的艺术风貌，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证。

对于不少游宦文人来说，他们创作的地域性是相当开放的，即使暂居一地，也并一定固守一方。如王士禛在扬州的文学活动，丰富了扬州文学的内涵。比如红桥，在王士禛倡议于此聚会之前，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文学资本。但王士禛在扬州为官 5 年，却在公余闲暇时，遍游周边美景，他声称: 予自少癖好山水，尝忆古人身到处，莫放过之言，故在扬州日，于金陵、京口、梁溪、姑苏诸名胜，皆于簿书期会中，不废登临，而公事亦无濡滞者。这种开放的姿态是研究地域文学中必须顾及的。

除了作家的流动，文学作品的传播也是地域文学流动性与互动性一个表现。朱黄 《龚午亭传》在叙及评话艺人龚午亭的影响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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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域性教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高校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引入地域性的乡土知识，具有一定的引领文化的功能，也是实施多元化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有利于增强古代文学当下性的人文关怀。但在具体的操作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大文化与小传统的辩证统一。如果说文学史中大文化的背景侧重于整体或宏观的考量，以经典的作家及文本形成的精英文学为其典型，那么，地域性的小传统则多表现为乡土化。仅就古代文学的教学而言，国家课程的设置注重主流知识传承的体系，而地方性的乡土文学多反映区域文学的发展嬗变，两者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因此，教师在讲授乡土文学的时候，不能以偏概全，过于强调或热爱“局部”的内容，忽略了整体框架的完整性与多样性，甚至顾此失彼，将两者割裂开来。如明清时期，桐城派古文影响甚巨，但桐城诗学，虽以流派称之，但若以“海峰出而大振，惜抱起而继之，然后诗道大昌，盖汉魏六朝三唐两宋以及元明诸大家之美无一不备”，而认为“桐城诗派所取得的成就和所产生的影响是超过桐城文派的”［3］341。这是值得商榷的。另外，地域乡土知识与主流文学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我们通过校本课程的开发传承地域知识，保护传统文化，但也要将其融入国家课程体系中来，在价值观与审美情趣方面与国家主体精神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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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域性教学的目标意义

若要让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达到地域性目标，那么其基础前提就要对教学的人文主题予以充分地认识，尤其是要让广大学生通过系统地学习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了解，以便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进而逐步提高其道德修养与人生理想。古代文学教学中亘古不变的主题就是“人文关怀”、“教书育人”等。将地域文学内容加入到古代文学教学中，既有利于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化，又有利于对学生视野进行拓展，还有利于对学生的乡土自豪感进行有效培养，使之更好地“接地气”。地域文学貌似较为狭窄而局限，但实质上却包括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与极为深厚的内蕴。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与地域意识相互对照的同时，务必要重视地方性高等院校的自身优势。从目前来看，很多地方性高等院校的主要生源均是来自于本地，且未来毕业之后的工作地点也大多在本地，这些学生往往就会有较强的学习地域知识愿望，在这种情况下，将地域文化加入到古代文学教学中，无疑能够让更多的学生都体验到当地灿烂的文化传统。以江西省为例，江西自古以来就是名家辈出、人杰地灵之地，无论是江西的文学创作，还是江西的文学传统均是一道灿烂的人文风景。就文学观念来看，江西的文学家通常都会具有强烈的正统性，每当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他们都会以大义凛然的态度来予以面对；就文学创作风格来看，江西的文学家具有较强的进取精神与开拓意识。在东晋时期，就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在唐宋时期，文天祥、黄庭坚、王安石等江西籍人士既是文坛巨擘，又是朝廷重臣，他们创作出大量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由此可见，将这些地域文学的特点凸显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对于朝气蓬勃的大学生群体是极为有效的。此外，虽然古代文学传统教学模式侧重于强调“主流性”和“系统性”，但并不妨碍我们从地域文学的角度来切入教学内容，由于地域文学教学带有较为明显的亲切感与认同感,不仅不会阻碍古代文学教学，相反还能够通过学生的切身感受来培养他们解决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

三、古代文学地域性教学的方法途径

（一）课堂专题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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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域-惯习”（Field-Habitus）理论是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通过批评纯粹美学，分析艺术本质，而提出的艺术理论观点，这一理论主要是为解决人本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分裂，在《实践与反思》一书中，他指出，“场域”是“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图式。有位置就能对其占据者、行为者施加影响，在结构之上起决定作用的是由各种权利（或资本）的分布结构、现在与潜在的客观状况界定的，也是由其他位置间的客观关系（统治、从属、同一等）而界定的”。①这个空间隐喻被布迪厄充分运用到美学、文化、宗教等领域。在“艺术场域”，画家、批评家、艺术品购买商、博物馆管理者等都以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统一作用于艺术领域这个社会空间，这些元素在场域中的行动共同创造了艺术品的价值和意义。美是一种艺术，而美学更是关于艺术的哲学，艺术现象及美学特质的考察，都不能仅凭所研究对象单个的内在特质予以解释，而应置于艺术/美学场域的客观系统内，从它们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全面考虑。由此，我们推论，美学场域下的审美教育是由审美主体———即审美实施者、审美环境———即气候，人文地理环境、审美客体———即能够引起美感的客观事物三位一体构成的客观关系的网络；自然，受美学场域操纵的文学审美教育也可从中窥见一斑。“美学场域”下的我国南北经典文学各因其独树一帜，颇具韵味的审美特质，实现了自身的“怡情育美，寓美于悟”。经典文化作品透过细腻的语言，隽永精练地表达各地民俗风情的美轮美奂，更是透过地缘文学表现出了创作的文质与比德，也正是布迪厄“艺术场域”在文学审美方面的完美体现。比如岭南独特的地缘文化、风土人情与地域特性，就营造着岭南文学形态独特的艺术语境。“在当代岭南文学的艺术语境里，可以考证出岭南丰富的物产、发达活络的经济背景，可以反映出闲适灵活、包容务实的民风，可以指认出情趣盎然的俚风民俗，饮食起居的各具其妙、其韵、其趣，尤其是在这种物候生态里孕育的情性风韵，具有异常鲜明的岭南风貌”。

二“、艺术场域”与地域文学

纵观文学史，古今中外无数文学作品中，何以莎翁的《哈姆雷特》、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经典成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并得以经久流传呢？原因在于它们具备了如下内在或外在的要素：第一，作品内在具有诗学、思想、审美、道德等价值；第二，与当下的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主流诗学一致；第三，作品文本有可阐释的空间，符合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最后，得到评论界、教育界、出版机构等“赞助力量”的支持，即法国操纵学派安德烈•勒菲弗尔所讲的影响权力之一的因素———“赞助人”的支持。只有这样，作品才可能在大浪淘沙的文学史上赢得一席之地。布迪厄认为，“场域”有自身特定的逻辑和必然性，处在相对独立的空间中，但是，它们也因此构成了客观关系的系统而统一于交互性的社会网络中，文学场域也是如此。“一个场域的结构可以被看作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位置是根据他们在争夺各种权利或资本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③布迪厄在阐释文学场域理论时特别强调三个内在关联的环节。“首先，分析文学艺术生产场与权力场两个场域之间的关系；其次，勾画行动者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再次，还需要分析行动者的习性”。④在文学生产场域这样一个动态环境中，如上四个要素全面渗透于这三个环节中，特别是经典文本的演绎与流变生动而形象地呈现出文学生产场与权力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结构以及行动者性情系统三者之间的维度。这正可以用来诠释经典文学的独特场域下的审美及美育特质了。布迪厄“艺术场域”用于美学领域的实质在于它将美学研究置放于一种由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及审美环境构成的有着共同关系的场域空间。这个场域要求审美施为者在社会地理、人文价值、风情习俗的审美环境下生产和创造有审美价值和审美特征的艺术品，以期在历史流变中因其内在无限的阐释空间，恒久的内涵价值且符合当下的主流思潮而流芳百世。而文化作为社会历史的积淀，势必与风土人情、人文地理、风俗艺术、价值观念等联系在一起，文学艺术则以语言为依托形象生动地反映客观现实。文学以文化表现内容为基础，来源于文化，又高于文化；广义上讲，文化包含文学，文学是文化的高地。旨在探讨文化差异与地理因缘的地缘文化，是一种以自然地理环境为依托，受人文地理环境影响的文化系统，它研究同一空间区域内社会群体在政治、经济、历史、军事、语言、信仰、风俗及价值取向、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共性特征。由此，“美学场域”下的文学必然与地缘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相关性。地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深受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等人文环境的影响。我国地缘文化的南北异同造就了经典文学“北雄南秀”的风格特征。从地缘考察，北方地域辽阔，高原峻岭，气候严寒，环境恶劣的生态特征决定了北方文学“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粗犷；而古时的中原更是群雄逐鹿，征战杀伐的是非之地，由此，象征北方文学壮美激昂，豪迈刚劲的“铁马秋风塞北”便应运而生。较之北方的地缘，南方大陆的岭南，尤以广东为主要载体，濒临沿海，受内陆影响较之海外要小得多。岭南城市的文明发达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海洋文化（包括东南亚与西方）。追溯历史，汉代的徐闻港和唐朝时已通经番禺的海上丝绸之路，均成为岭南地区对外频繁交流的桥梁。由此，岭南文学婉约优美，舒缓柔和，意趣横生。清代魏源诗云，“濠镜羊城水气氲，华夷估舶自成群。门前潮汐家家海，詹际榕棉寺寺云”，这些诗句用细波微澜的笔调悠悠地道出珠江两岸贸易的繁荣。如果说，《诗经》是北方文学现实主义的化身，那么《离骚》便是南方文学浪漫主义的写照。纵观南北地缘文化特征，我们不难发现，南北方文化在当时政局变动与震荡中逐渐接受外来中原文化和周边文化的催化。从魏晋到明清，岭南文明、黄河文明相继接受了中央集权下的民族交融，也随着经济文化的对外交流，融入了外来元素，促成了我国文化的兼容与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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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2-0186-06

任何一种地域性的文学通史，其能否成功建构，都有一个前提，即需要确认：在此特定区域空间范围内是否存在相对独特且穿古今的文学演变的过程。这种过程的独特性（与其他区域的区别度）的大小从根本上决定了此种文学史建构的意义大小。因此，文学通史之“通”，主要不是指对相关文学现象全方位无死角的搜罗（这事实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对于较小地域范围的文学通史来说需要做到尽可能全面），而是指对此演变过程之基本环节和线索的完整建构和书写。同理，四川文学通史之所以有可能成其为“通史”，并不仅仅因为在四川这个区域范围内自古而今可以罗列出大量文学现象，而是因为这些文学现象客观上构成了相对独特甚至自成一系的演变进程，虽然这一进程也一直处于与其他区域文学的交互影响之中。那么，四川文学之演进的相对独特性，可以向上追溯到何时呢？已有的书写实践，如杨世民先生的《巴蜀文学史》和谭兴国先生的《蜀中文章冠天下――巴蜀文学史稿》，都一致地追溯到先秦时期。但这并非不证自明的事情。为什么有必要追溯到先秦时期？先秦时期四川文学的书写可能面临哪些理论和技术上的问题？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一、 神话与文学的关系再辨

将四川文学通史上溯到先秦时期，前提条件自然是先秦时期巴蜀地区存在以书面或口头的文本形态流传后世的文学现象。显然，符合此条件的主要是神话传说。①毋庸讳言，学界将“先秦巴蜀文学”当作不证自明的存在，正是因为先秦巴蜀地区的确曾出现过相对而言数量比较可观且颇具独特文化品格的神话传说。在已有的书写实践中，也正是巴蜀上古神话传说填充了先秦时期巴蜀文学的空档。这样一来，很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即谈论神话就是谈论文学。认为神话是文学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文学文体的一种，这种观念在国内学界由来已久。上世纪初，等已经将神话与歌谣等一起划归“平民文学”、“民间文学”。1980年出版的钟敬文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民间文学概论》更直截了当地将神话界定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②著名神话学家袁珂的“广义神话论”也主张“神话的本质，始终在于文学，在于富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文学”。〔1〕

但近年来，这种观念开始引起学界的检讨。有学者指出：“中国神话学研究忽视‘神话’与‘文学’的区分，形成以文学为本位的神话观，使其无法在神话理论上有所突破。”〔2〕还有学者从学术和文化史上追根溯源，认为“中国神话学逐渐从属于文学研究”，与晚明及晚清时期吸纳西学的机制有关，即外来的“神话”“既无法对应中国的‘天’之内容”，“也无法抵达‘格物穷理之大原本’，它只能有启迪民心的教育之用，归属于西学分类的最末等级‘文学’”。〔3〕言外之意，就学理本身而言，神话研究之从属于文学研究并非天然正确，反而是思想史的一种遮蔽。

这种检讨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所谓神话研究的“文学化”存在研究理论与研究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例如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影响甚大的“古史辨”派有很多神话方面的研究，但他们的主要目的只是将已经被历史化的神话（主要是帝王天命神话，以及一些民间传说）重新还原为神话，即不再视之为可信的历史。换句话说，他们虽然将神话传说归入“民间文学”，但总体上说还没有对神话进行真正的“文学”的研究，研究的目的决定了他们的研究仍属于史学范畴。在当前的学科建制下，虽然从事神话研究的学者大多集中在文学系，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神话研究的主流就是文学研究。事实上，当代中国神话研究的主流是在批判性吸收“古史辨”派研究成果基础上对上古神话进行的文化学研究。此类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人类学理论为指导的实证、考据式研究。其基本理念是，上古神话虽然并非信史，但包含着古人精神、信仰、观念衍变的线索，同时曲折反映了上古时代社会、政治、民族、宗教等方面的人类历史，此外，神话在其诞生时代本身也具有尚未得到当代学术充分认识的功能。因此，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试图通过对上古神话的解析，来更加全面地建构古代史的历史文化语境，这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古史辨”派的否定之否定。而对神话的“文学”研究实践倒是颇为边缘化的，而且很多其实尚停留在对其合理性的论证层面，以及对神话传说的普及、介绍方面。③这说明，当代以来中国神话研究的多学科属性至少在研究实践上并没有受到“神话从属于文学”的观念的太多干扰。而在理念方面，即使是明确主张神话本质在于文学的袁珂先生也并不否认神话研究多学科属性的合理性和必要性。④

上述对于将神话研究“文学化”的检讨，从四川文学通史书写的角度来说，倒是有这样一个启示作用，即确实不能将谈论神话简单地等同于谈论文学，并非所有关于先秦巴蜀神话的研究成果都直接地有助于四川文学通史的建构（尽管有间接的助益），或者都有必要被吸收进文学通史的文本之中。虽然文学史同样属于史学范畴，四川文学史先秦部分的书写同样必须有助于更加完整和客观地建构古代史的历史文化语境，但文学史毕竟有自己的侧重点，它的首要任务是清晰梳理文学自身的发展轨迹，而这种梳理自然要以对不同历史时期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的研究为基础（虽然也有必要选择性地包含对文学现象中非“文学性”因素的变化的考察），对于文学“通”史来说就更是如此，因为文学通史既要做到尽可能全面，又必须重心突出，避免成为文学现象描述的大杂烩。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史的书写既属于史学范畴，又是文学的研究。至于神话的“本质”是什么，是不是文学，完全是可以悬置起来的问题，只要承认神话具有文学的属性就可以了，而这一点恰恰是学者们的基本共识。即便反对神话研究“文学化”的学者也不否认上古神话是可以从文学角度加以研究的。因此，对于四川文学通史的书写来说，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认识和表述上古巴蜀神话的文学属性及其演变，以及如何认识其在整个巴蜀文学演进史上的地位。

二、上古巴蜀神话早期文学化的不足

文学通史（尤其是较小地域范围的文学通史）的书写，往往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误区，即书写者经常为了刻意营造文学演进统贯一系的表象，对于文学活动不发达时期的文学现象进行不恰当地夸大。实际上，文学演进过程有盛有衰，本是十分正常的现象，特定时期的低谷并不一定影响整体进程的统贯性。从书写的技术上说，对于这种情况的处理，最重要的并不是去淘选相对好的作品，更不是刻意拔高衰微期的文学成就，而应是客观描述其特点，分析其成因。四川文学的演进历程同样存在相对低谷的阶段，如果进行横向比较的话，元明时期四川文学的整体成就就是比较低的，而先秦时期恐怕亦不能过高估计。

上文已述，先秦巴蜀文学的主体就是神话。而即便是主张神话本质为文学的袁珂先生也指出，神话的文学属性在总体上存在弱变化的过程，即在“原始社会前期的活物论时期”，“文学的含意深厚”，到了“万物有灵论”时期，“文学光辉……隐而不彰”，但“神话继续向前发展”，终于还是会“还它固有的文学的本来面貌”。〔4〕如果考虑到“活物论”时期的中国神话保存极少，在至今留存的上古巴蜀神话中也很难分辨出这一时期的神话，那么，今日可见的先秦巴蜀神话恰恰属于“文学光辉……隐而不彰”的神话。“隐而不彰”的原因，据袁先生的说法是由于此时“各种学科和神话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和宗教紧密结合在一起）”。〔5〕当然，这还只是就神话自身演变的一般情形而言。那么，把先秦巴蜀神话放在中国上古神话的整体状况中来横向地看又如何呢？

我们通常说，与古希腊神话相比，中国上古神话是零星散乱的。所谓零星散乱，实际上意味着它们没有获得比较完满的审美形式。这正是其文学属性“隐而不彰”的核心表现。不过，其实古希腊神话原先未必就不是零星散乱的，它之所以能够获得比较完满的审美形式，也并非神话自然而然的发展结果，而主要是靠着一批古典诗人和哲人的整理和加工。尽管具体的方式有所不同，尽管受到历史化的影响比较严重，中国上古神话中的一部分仍然经过早期智识人的吸收和改造。这种吸收和改造不仅使这部分神话很早得到书面载录，而且使其被较高程度地文学化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诗经》和《楚辞》（尤其是后者）。《诗经》和《楚辞》历来为神话学者所重视，一般来说是由于它们对神话的载录时间较早②，因而保存了不少原生神话的痕迹。换句话说，神话学者看重的多是其文献价值，而非其文学价值。但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诗经》《楚辞》等作品对于中国上古神话作为一种“潜文学”向真正意义之文学的递变，或者说对神话之文学属性的发扬，就具有更突出的意义。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屈原作品中的神话，与其所吸收的神话原型相比，就体现了“神话特质的变化，神话形态和功能的变化，以及神话整个内部构成和再生机制的变化。”〔6〕今天的许多神话学者大概并不乐意看到这些变化，因为这意味着原生神话内涵的转换、变形，他们会希望屈原像人类学家那样尽可能原汁原味地把他所听闻到的神话载录下来。但在文学史研究者的眼中，这些变化就不啻是文学之幸了，因为故事情节更加条贯、圆融了，单纯神异性的神话人物真正成为具有内在精神气质和情感活力的人的形象，生命形式的变幻不再仅仅依据生命一体化的原始神话思维直接地转形，而要接受审美理性的引导，为诗意的形象塑造和文本主题服务，人物与外界之间神秘的相互作用被人物与环境的情感性关联所取代。〔7〕

我们知道，作为神话文献，巴蜀神话在整个中国古神话世界中是独具特色的，地位十分重要，甚至被认为是“唯一可以和中原神话比肩并论的地域神话。”〔8〕但是，比较而言，上古巴蜀神话在文学化方面就明显逊色于北方中原神话集群和荆楚神话集群。就目前所知，上古巴蜀神话在先秦时期没有得到较好的整理和书面载录。①古蜀国和古巴国是否拥有成熟的文字系统，在学界尚有争议。在先秦古籍中，保存巴蜀神话较多的是《山海经》。②但一般认为《山海经》属于“巫书”（其中《山经》是祭祀一般山川的指南，相当于民间的“封禅书”，《海经》则是周边之国的氏族志）③，其文本本身的文学价值比较有限。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上古神话只有经过书写才可能获得有价值的文学形式，只不过我们实际上难以从后世各种正史、野史、方志、笔记等文献对上古巴蜀神话的零星载录中真切地还原其作为口耳相传故事的原初文本形态。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者，在社会生活状况多变的条件下，口头文本本身在流传过程中较容易发生变异和各种再组合；二者，书面载录不可能完全忠实，反而往往出于各种书写目的对口头文本以及旧有的书面文本进行改造；三者，部分改造可能是出于文学目的，但这就导致原初口头文本的文学性与以书面形式附益的文学性杂糅在一起。神话学的文献考据工作或许可以还原原初口头文本的某些意象和情节元素，却无法真切形象地告诉我们这些故事在先民的口中具体是怎么讲的，正如石昌渝先生所言：“复原的只是神话内容，而不是神话的文体原貌。”〔9〕但是，从文学的角度说，其意义在理论上应落实在这或许存在过的具体讲法（即完整的语言形式）之中，而不能仅仅由梗概性的描述来提供。当然，这是对原生神话进行文学研究的一种普遍性困境。

由于上古巴蜀神话没有在先秦时期获得比较完满的审美形式，四川文学通史的书写在涉及先秦部分时就可能显得捉襟见肘，甚至采取顾左右而言它的策略。在不能不谈及审美形式的时候，只能宽泛而简单地强调神话想象的奇幻、怪诞、夸张等，主要内容则可能以文献的整理和考据代替审美分析，或者以反映论为依据，用神话的文化内涵代替审美分析。这实质上就是上文所说的以神话学的研究代替文学的研究。在文学史的书写中，文献的整理和考据只能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工作，不应成为主要内容，文化内涵诚然并非与文学属性无关，但这种相关的前提在于必须时时将其置于与文本语言形式相统一的审美整体中来考量，而通常的神话学研究思路是将神话文本当作无关审美形式的文化标本来解析其文化内涵。在这种情况下，神话文本的语言形式表面上仍然存在，实质上却处于被肢解、被遮蔽的状态。

从四川文学通史书写的角度看，上古巴蜀神话在先秦时期文学化程度较低，还直接影响了地域文学演进的统贯性，也就是说，在以神话传说为主要内容的巴蜀先秦文学与巴蜀汉代文学之间存在一定的断裂。众所周知，汉代是巴蜀文学的第一座高峰，出现了以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为代表的文学大家。但是汉代兴起的巴蜀辞赋并没有从先秦时期的巴蜀神话那里得到太多的滋养，反而主要是接续和发展了《诗经》《楚辞》以来的文学传统。学界通常将这种断裂的原因归之于外在的政治和文化变迁，即秦征服蜀国、巴国后，“通过派遣官员、移民、带领巴蜀子弟出征等多种途径，使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合流”〔10〕，到了西汉，文翁兴学，教化普及，中原儒家文化更是成为巴蜀地区文化主流。这对于巴蜀文化来说，“既是一次提升也必然有所丢失。神话传说的压抑，便是丢失的一种。”〔11〕这种分析从宏观的大背景着眼，固然不无道理，但如果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审美形式不完善才是更为直接的原因。比^而言，楚国同样为秦所灭，秦汉时期，楚文化同样与中原文化合流，但《楚辞》《庄子》等代表荆楚文化和文学成就且吸纳、融合了大量荆楚神话元素的作品在新的主流文化话语系统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从而不仅使先秦楚文学能够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发挥巨大影响力，同时也使楚地文学保持了更好的地域延续性。而上古巴蜀神话由于文学化程度较低，在新的主流文学话语中自然就处于被压抑、被边缘化的状态，无法在后来的巴蜀文学发展中起到更直接的作用。

至于上古巴蜀神话为什么文学化程度较低，根本原因恐怕要从政治体制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去寻求。简单来说，一者，古蜀国、古巴国那种宗教巫术氛围浓厚的神权政体限制了文学审美的自觉和文学精英的产生。二者，古蜀国、古巴国为秦所灭的时间虽然较早（在前316年，此时距离秦的统一尚有近百年时间），但秦以法家思想为政治意识形态，实行以耕战政策为中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对于强兵很有效，却十分不利于精神文化土壤的培育。因此，巴蜀之地在秦统治的百余年间，虽然摆脱了旧有的神权政体，虽然融入了中原文化的一些层面，但仍然不能产生能够将神话高度文学化的文化精英。谭兴国先生在其所著《蜀中文章冠天下――巴蜀文学史稿》中曾感慨：“如果天降荷马于巴蜀大地，对这些神话传说加以小说化的整理，未必不能产生伟大的史诗。”〔12〕这个感慨道出了阻碍巴蜀神话传说文学化的关键问题在于缺少文学家，只是先秦时期巴蜀大地没有出现荷马，也没有出现屈原，实在并非完全由偶然所致。

三、上古神话的文学史书写路径

尽管上古巴蜀神话存在文学化不足的问题，但对于四川文学通史的建构来说，它仍是绕不过去的部分。既然我们承认上古神话（尤其是上古原生神话）也有其固有的文学属性，即便没有经过文化精英的审美熔铸，它也仍然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态。那么应该如何把握上古神话（以及上古巴蜀神话）的文学史位置并将其呈现在地域文学史的书写实践之中？本文认为大体可从以下几个步骤着手：

首先，要完善神话谱系的还原和整理工作。目前学界对上古神话的梳理大多还限于横向的母题或内容分类，如上古巴蜀神话按母题可分为大石母题神话、治水母题神话、蚕神母题神话等，按内容性质可分为自然神话、英雄神话、起源神话等。但是，纵向的梳理还有所不足。巴蜀神话虽然以口头形式代代相传，但今天可以作为研究资料的主要还是历代载录的书面形态文本，这些文本中的很多神话故事表面上都以上古为时代背景，但实际上夹杂了大量在后世神话思想和各种其他机缘引导下进行的改造。因此，有必要借助现代神话学理论和考证手段对历代文献所载录的神话作尽可能准确的年代还原，梳理衍变的轨迹，辨识出上古巴蜀神话的概貌，以便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比较可靠的文本基础。举例而言，巴蜀神话中有一个著名的五丁神话，其故事见载于多种古籍且情节版本各有不同。据李诚先生研究，通过对这些不同版本的分析，可以勾勒出五丁神话故事在历史上复杂的衍化过程，但这个故事最基本、最原始的内容就是大力神移蜀山、立巨石。此后由于某种机缘，这个神话与产生于另一地的石牛神话结合起来，初步形成了五丁以石牛开路的神话情节。再后来，五女故事以及由其衍化出来的蜀妃故事也在流传过程中加入到这个神话之中。〔13〕这样就在将该神话历史化的同时赋予其某种政治道德的意涵，但这些附益恐怕是秦灭亡以后的事情了。

第二，揭示上古神话的“意态结构”。由于上古原生神话的文体形式几乎是一个无法讨论的领域，因此，如何进行美学分析就成为文学史书写需要面对的关键性困难。在这个问题上，石昌渝先生的观点是颇有启发的。他认为神话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意态结构方面”，它指的是“情节构思间架”。例如在《山海经・大荒北经》所载黄帝与蚩尤争斗的神话故事中，黄帝代表正义贤君，蚩尤代表邪恶叛逆，两方各显神通，前者先失败，后请来天女作帮手，终于反败为胜。“这个情节定型为一种意态结构模式，为后世小说反复采用。” 〔14〕本文认为，对这种“意态结构”的分析总体上可视为对中国神话本体的美学层面的分析。虽然这个概念是从中国神话影响叙事文学的角度提出的，但我们说神话有其固有的文学属性，根本依据恰恰在于神话的叙事性。虽然汉学家浦安迪有一个颇有见地的说法：“希腊神话以时间为轴心，故重过程而善于讲故事；中国神话以空间为宗旨，故重本体而善于画图案。” 〔15〕但这只是相对而言。无论是希腊神话，还是中国神话，骨子里都是叙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用“神话”这个似乎可类比“话体”文学的词来对应西文mythology并无根本的不当。

神话的“意态结构”应该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课题。程金城先生在讨论中国神话与中国叙事文学原型生成的关系时对此有进一步的发挥。他从卡西尔的神话理论中得到启发，认为神话的感性结构、概念结构以及神话思维方式是探讨上述关系的基本维度，而这些维度其实可以视为对“意态结构”之结构的深入阐释。“神话的感性结构”大体是指神话所体现出的感知外界宇宙世界的“观相学”方式，如中国神话与地理、博物的特殊关系，如神祗形象的独特性等，都与此感性结构有关。神话的概念结构则是指从神话中抽象出来的“对万物的追问及其包含的哲理”，其在中国神话中主要表现为远古祖先的各种观念和精神，如超越自然束缚、呼唤超人力量的精神，如关于方位、四季、地狱等的观念。后来，随着神话历史化的演变，世俗化、道德化的理性意识也进入到这种概念结构之中。神话思维方式则是规定上述感性结构、概念结构的前提。〔16〕上古巴蜀神话在意态结构上与中国其他上古神话集群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尽管内在的同源关系决定了共性是主导方面，但对于地域文学史的建构而言，最核心的工作应该是分析和描述差异性，突出巴蜀神话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并非没有因由，其根源在于相对特殊的地理状况、政治空间、生活方式等所造就的巴蜀先民相对特殊的思维模式和人格精神。

第三，分析和描述上古神话影响后世文学的方式和机制。神话对后世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学界讨论比较多的。这种影响大体来说有两大途径，一是神话的母题、意象等作为素材为后世文学家所借用，这多见于诗歌，然亦不限于诗歌。借用的同时也不断翻新其内涵。二是上文所说的“意态结构”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上古神话的“意态结构”不只影响后世中国小说，而且也影响到一般视为抒情文学的中国诗歌。后者其实往往也包含着叙事成分，更重要的是，这些叙事成分或因素所呈现出的仅保留骨架和神韵的特点恰与中国上古神话的形态暗自契合。鲁迅说，中国神话在后世文学中只是“第用为诗文藻饰，而于小说中常见其迹象而已”〔17〕，多少是估计过低了。当然，不论是母题、意象的频繁借用，还是“意态结构”的广泛渗透，本质上都是上古神话所包含的上古文化精神影响后世文学的题中之义。至于四川文学通史的书写，在这方面自然应着眼于上古巴蜀神话对后世巴蜀文学的影响，大致可以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在专论上古神话的部分，集中列举母题、意象、意态结构在后世巴蜀文学中的呈现和演变，如有学者讨论了杜宇化鹃作为一个母题和典故在古今巴蜀文学中运用和变化的轨迹。〔18〕二是在作家个案研究中讨论这种影响，如李白诗与巴蜀神话的关系。

在具体的书写实践中，以上三个步骤（尤其是后两个步骤）应该充分结合起来。分开来说，第一个步骤主要是前期性、基础性的工作，第二个步骤应视为主体内容，第三个步骤可作为延伸性的论述。

〔参考文献〕

〔1〕〔4〕〔5〕袁珂.中国神话通论〔M〕.成都：巴蜀书社，1993： 2， 1-2，28.

〔2〕w新.检讨中国神话学研究的“文学化运动”〔J〕.燕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3）： 85-90.

〔3〕谭佳. 神话为何属于文学研究？――以晚明、晚清西学分类为起点〔J〕.百色学院学报，2013（6）： 9-14..

〔6〕〔7〕何炜.论屈赋神话及其向文学的递变〔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2）：135-142.

〔8〕袁珂，岳珍.简论巴蜀神话〔J〕.中华文化论坛，1996（3） ： 35-37.

〔9〕〔14〕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4： 55，55.

〔10〕〔11〕〔12〕谭兴国：蜀中文章冠天下――巴蜀文学史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14，4，4.

〔13〕李诚.巴蜀神话传说刍论〔M〕.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 96-102.

〔15〕浦安迪.中国叙事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2-43.

篇8

[作者简介]张学军，玉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广西玉林537000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0-0140-03

朱依真是粤西乾嘉时期的重要词学家，号小岑，广西临桂人，清乾嘉间粤西(今广西)诗坛上的重要诗人。“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袁枚晚年至粤西，常与之唱和，推之为“粤西诗人之冠”。著有诗集《九芝草堂诗存》、词集《纪年词》、杂剧《人间世传奇》《分绿窗剧》等。今仅存《九芝草堂诗存》(道光二年刻本)，凡八卷，四百二十余首。丁绍仪辑《词补》独缺岭右，曾觅其词而未得，殊以为憾。

一

朱依真的词学观体现在其《论词绝句二十八首》，收录于况周颐辑《蕙风丛书》，该书《粤西词见》选有朱依真之词，后附其论词绝句22首，其自跋称此为少作，20年后他又补作了6首，也一并收录于此，共为28首。这组论词绝句，论述的范围古今各半，对晚唐五代至清中叶有代表性的词人词风作了中肯的评价，同时也对当时的粤西词人给予了很大关注。其中有一些独特的见解，总体倾向大概上是承继了浙派的词学观而又有所超越。

词盛于两宋，衰于元明。元明以后词人大多以作曲方式作词，使词曲合流，失去词之特色，而流于俚俗。朱彝尊曾严厉批评元明词坛，一是充塞内容无聊或绮靡污秽之作：“宣、政而后，士大夫争为状寿之词，联篇累腰，殊无意味”，“陈言污语，俗气熏入骨髓”；二是违背词之特色：“强作解事，均与乐章未谐”，“间有硬语”，“排之以硬语，每与调乖；窜之以新腔，难与谱合”。朱彝尊等浙派词人提倡恢复词之本色，其理论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宗南宋，崇醇雅、清空词风，以纠正元、明鄙俗词风。针对明代词的弊病，他们提倡以南宋姜、张词风为圭臬，学习他们的清空、醇雅，以表达家国之恨的幽情暗绪。如朱彝尊认为“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汪森认为南宋姜词“句琢字炼，归于醇雅”。其次，推尊词体，提高词的地位。词历来被认为诗之余，浙西派词人则将它提升到与《骚》《雅》同等的地位，提出词与诗一样，可以假闺房儿女子之言寄托家国之恨。朱彝尊说：“词虽小技，昔之通儒钜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最后，艺术上提倡回归词之本色。浙西派词论主张词别是一家，无论前、后期的浙西派词论家都标举神韵、清空、淡远、清丽的标准。他们选编《词综》也好，自己的创作也好，大多体现出这种特色，就是将感情化作清丽淡远的意象，用清新别致的语言含蓄蕴藉地表达出来，用朱彝尊的话来说是“空中传恨”，厉鹗则将此种词比作淡雅悠远的南宗画。浙西派词论的缺陷在于过分强调了“空中”寄情，其创始者有国破家亡的亲身经历，于词中隐隐寄托这种情感，但其后继者们缺乏这种情感，就只能在“句琢字炼”上下功夫了。而且朱彝尊后期为了迎合统治者，又提出“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吟太平”，这也给后世以不好的影响。

朱依真评词，有很多地方与浙西词派如出一辙，同样标举醇雅清空，推崇南宋雅词。如他对姜夔评价最高：“合是诗中杜少陵，词场牛耳让先登。暗香疏影精神在，夜月清寒照马塍。”推举醇雅清空的词体，评姜词是“天风海雨骇心神，白石清空谒后尘”；称赞张炎指悟宗门之功时也说“鼓吹尧章岂妄言”；对张翥的评价是“蜕岩乐府脱浮嚣……宋人风格未全消”；对北宋词人则推举秦观，说其“贫家好女自娇妍”、“风流终胜柳屯田”，这正是从雅俗的角度对秦、柳二人的评判；还有评周邦彦云：“词场谁为斩荆棒，双手难扶大雅轮。不独俳谐缠令体，铺张我亦厌清真”，着眼点也是在于“大雅轮”和“俳偕”、“荆榛”的对立，这种对立正是雅俗之辨，这与前首扬秦抑柳是一致的。他对浙西词派的前后期代表朱彝尊、厉鄂也评价很高，说朱彝尊是“中兴力挽古风颓”，对厉鄂尤其推崇：“樊榭仙音未易参，追踪姜史复谁堪，一时甘下先生拜，合为词家作指南。”又云：“当年姜史皆回席，辛苦无从觅金针。”由此可见朱依真论词的主要旨趣和浙派清空醇雅的格调颇为接近。

二

朱依真有些见解也不是完全和浙派相吻合。浙派末流由于极端的流派观念，独尚姜、张的清雅，而一概排斥豪放的苏、辛。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卷5中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铤览近日词家，颇怪其派别之讹，非但无苏、辛，亦无周、柳，大抵姜、史之糟粕耳。”朱依真评词对苏、辛的看法明显与浙西诸人不太一致，如他认为姜词的清空正从苏词中来，世人只知苏、辛词豪放，但真正认识苏词的人并不多：

天风海雨骇心神，白石清空谒后尘。谁见东坡真面目，纷纷耳食说苏辛。

他将苏轼与辛弃疾区别开，而将姜夔的词风上溯到苏轼，未始没有一定的道理。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中云：“读东坡先生词，于气格韵律，并有悟到空灵妙境，匪可以词家目之，亦不得不目为词家，世每谓其以诗人词，岂知言哉?”[4](P4323)此外对于的评价，浙西词人向来持否定的观点，而朱依真却给予了相当的好评：

质实何须诮梦窗，自来才士惯雌黄。几人真悟清空旨，错彩镂金也不妨。

主张兼采梦窗的错彩镂金与白石的清空醇雅，对张炎讥诮梦窗词“七宝楼台”、“质实”进行反驳，认为“错彩镂金”的形式未尝不可以内蕴“清空”之旨，这种看法还是颇有新意的。又如评史达祖：

雕梁软语是形容，柳昏花暝意态中。项羽不知兵法诮，也应还著贺黄公。

贺裳《皱水轩词笙》云：“常观姜论史词，不称其“软语商量”，而赏其“柳昏花暝”，固知不免项羽学兵法之恨。史达祖有《双双燕》咏燕词，姜白石不取其中“软语商量”之句，而认为“柳昏花暝”之句更好，贺裳讥之有如项羽不知兵法。朱依真则认为前者只是外在的形容，后者才是内在精神所贯注的意态，这些评述都是颇有见地的。还有对于浙派巨擘朱彝尊词的得失也一针见血：

燕语新词旧所推，中兴力挽古风颓。如何拈出清空语，强半吴郎七宝台。

后有一段自注云：“词至前明，音响殆绝。竹咤始复古焉，第嫌其体物集，不免叠垛耳。”朱彝尊的词不失为清词中一流的作品，但他主要从清雅的格调方面下功夫，忽视内容方面的拓展，虽追踪南宋词人姜夔、张炎，风雅与白石相近，但在意度的高远、气象的清越方面，则远逊于白石。因而朱依真

并不盲目崇拜，而是以辩证的眼光作出评判，一方面，他积极肯定了朱彝尊的力挽词坛自明代以来衰颓之风的历史贡献，同时也指出其《查烟阁体物集》“叠垛”、“位订”之不足：“如何拈出清空语。强半吴郎七宝台。”这个评语颇有穿透力，也是被公认的一种看法。钱裴仲《雨华盒词话》就曾指出：“吾乡朱竹坨先生自题其词曰：‘不师黄九，不师秦七，倚新声，玉田差近。’余窃以为未然。玉田词清高灵变，先生富于典籍，未免堆砌。咏物之作，尤觉故实多而旨趣少。”

三

朱依真的《论词绝句二十八首》对于粤西词坛来说具有极大意义，从词学的维度开启了粤西地域文学意识。有清一代，粤西文风丕振，文坛兴盛，文学人才辈出，使粤西文学地位大大提高，也促进了粤西地域文学意识的觉醒。地域文学意识觉醒的前提是对地方文学自身价值的体认和肯定，其外在的表现是对地域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和编选出版，并对本地域的文学创作给予恰当的评价。粤西地域文学的地位和价值首先在诗、文方面得到了肯定和确认，粤西诗文总集、选集的编撰刊行远远早于粤西词集的出版刊行，其刊行的数量也比词要丰富。比如诗集有康熙年间汪森编撰的《粤西诗载》，继而有道光年间先后刊行的张鹏展编撰之《峤西诗钞》和梁章钜编撰之《三管英灵集》等；文集有康熙年间汪森的《粤西文载》与咸丰年间朱琦、唐岳、龙启瑞辑刊的《涵通楼师友文钞》等。虽然有些诗文集的编撰者并非粤西本土人氏，但通过他们编撰的诗文集以及他们的阐发，一方面对粤西本土文学给予了肯定，也使粤西本土文学得到保存和传播；另一方面对于广大的粤西文人来说，未尝不起到了一种地域文学意识的启蒙以及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粤西词学的发展相对于诗文较为迟滞，尤令人扼腕的是，粤西词集的刊行只有况周颐在光绪年间选辑刊行的唯一一部《粤西词见》。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况周颐分析道：

粤西诗总集，有上林张先生鹏展《峤西诗钞》，福州梁抚部章钜《三管英灵集》，词独缺如。地偏尘远，词境也。顾作者仅邪抑，不好名，不喜依傍，作亦不传也。地又卑湿，棂椭椒楮，不十数年辄虫朽不可收拾。(《粤西词见叙录》)

吾粤词人诚寥寥如晨星，然皆独抒性灵，自成格调，绝无扶门傍户、画眉搔首之态。可传以此，不传亦以此。(《粤西词见》卷二)

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受传统“词为小道”观念影响，仅把作词看作一种游戏，而没有对自己的作品加以有意的收集整理，所以造成大量作品散佚无存，特别是清初康熙以前的词作，几乎无从查考。虽然如此，从现存的文献上考察，粤西词学中的地域意识最早应该是由朱依真的论词绝句开启的。粤西词学的发展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其在晚清的成就与影响也确实远高于诗文。朱依真的论词绝句，对当时的粤西词人给予了很大关注，向世人介绍了粤西词的代表作家，如谢良琦、冷昭等词人：

侯精都不解疗饥，癖嗜疮痂笑亦宜。一夜梨花惊梦破，何如春草谢家诗。(评谢良琦)

十载无能读父书，摩挲遗谱每唏嘘。词人竟美遗山好，蕴藉风流哪不如。(评朱若炳)

岭西宗派说纷孥，谁倚新声仿竹姹。独有春山142

冷居士，闭门窗下咏琵琶。(评冷昭)

其中的一些评语，或评价过高，对此，况周颐解释说是“意在以诗传人，不得以论古之作例之”，也是符合实际的。这些作家由于偏处一隅，身份低微，在当时词坛名不见经传，但却为后来临桂派的崛起作了很好的铺垫，对推动粤西文人词的创作起了很大作用。还有，随着清代粤西教育、文化的发展，妇女的诗词创作也得到了繁荣。朱依真对于这一现象也给予了关注，其论词绝句对粤西闺阁词人的创作给予很高评价：

篇9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迅速，高校自然科学学科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人文社会科学的现状却与其形成鲜明对比，变得越来越冷门，古代文学学科是其一。这种 “冷遇”不但体现在高校的招生和就业上，同时也使古代文学学科的教学面临着诸多问题。

近年来西安市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在本地高校日益高涨的建设地方经济文化的热情下，充实、加强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地域文学知识，有意识对其中的一些乡土特色进行挖掘、渲染成为了在现阶段我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一、引入地域文化对古代文学教学的迫切意义和必要性

将地域文化因素古代文学教学中，不仅是因为古代文学内容本身对地域文化知识就有所涉及，更重要的是其具有的重要时代意义以及现今古代文学教学急需改革的迫切性。

长期以来，现行的文学史教材编纂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时间为线索，对于文学的空间问题则极少去考虑。并且，绝大多数教师在讲授时按部就班的使用现行教材，地域文学教学的自觉性也因而难以催生。由于地域文学知识常常受到忽视，导致了学生大量缺乏相关知识，地域文学的教学问题随着时代也变得越来越严峻。

不可否认，西安正在走向世界，而通晓本地乡土历史的人似乎太缺少了，西安市作为十三朝古都，文化遗址景点名胜丰富，近年在发展文化产业旗帜的引领下，一大批融入了历史渊源和现代景观设计的文化公园应运而生，如曲江遗址公园、大明宫遗址公园等，这些城市公共空间成为市民的娱乐放松提供了好去处，在休闲之余，却很少有人去追寻这些遗迹的人文内涵。因此，地域文学知识与古代文学教学相结合的形式也能对服务地方、社会、文化的问题产生一定的积极意义。

充实地域文学知识，对于陕西省本籍学生乡土自豪感的培养以及本地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的承接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地域文学或许给人以一种局促的感觉，但是当我们对其了解越深，越能感受到其广阔的内容，无论歌舞升平的盛景还是满目疮痍的末世，都被一一展现。既有生动外部世界，亦有真实的心灵图景。西安在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建设理当在地域传统的土壤上深深的扎下根来，同时，作为地域文化传统中重要而形象的载体，如果学生对地域文学能够有更多的了解，就会加深对于自己乡土的热爱，从而对家乡做出更多贡献，因而对于当地文化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西安本地高校云集，每年都有无数的学子从全国各地赶来求学，当他们掌握一点当地的地域文化知识，不但可以从文化上加深对西安的认知，有助于自己更好地融进西安这块热土，更可以把西安的风土人情弘扬出去，扩大西安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二、当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1.庖丁解牛的过分运用，对古代文学的审美性、文学性缺乏重视。

伴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科学主义思潮泛滥，认为世界上无论是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理性世界还是感性世界都可以层次化、数量化、程序化。这样必然造成对人的精神家园的恣意蹂躏和践踏。中国古代文学在我国古代先民的情感诉求与审美上有着集中的反映，如一味地加以科学归纳，分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把对美的追求变成条分缕析的干巴知识，无益于提高学生的实际文学素养。

2.对学生的主体性角色认识不足

作为人文社科教育长期的教学活动中，存在着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这样的模式很容易导致教师的专横独断，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原本生动的课堂教学活动一下变得死气沉沉。

笔者在高校讲授大学语文课程两年有余，认为绝大多数学生已形成自己独特的认识视角，并且其解读视域也逐渐个性化，因而，如果对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关系仍不加以重视，要想达到授受双方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共同提高的教学效果也就变得不切实际。

三、地域文化视野在高校古代文学课程中的应用

综上所述，当代高校古代文学的教学应该建立在地域文学的基础之上。地域文学和文化可以丰富古代文学教学内容，同时在西安在发展国际化大都市的大背景下，亦可培养一种尚德尚智、求实求新的教学风格。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以下方法途径值得尝试和借鉴。

1.课外实践考察

地域文化的教学更为倾向实践，这是课堂教学单一的弥补，同时，对于学生学以致用的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也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如在讲授地域文化结合古代文学作品时，带领学生亲近自然，进行实地考察，由此将文学情景再现。如在学商隐的《乐游原》一诗中的名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时，可以带动学生前往位于西安东郊的青龙寺参观，因为此诗正是写于此地的乐游原上，对风吟唱，忆古思今，不但可以让学生对诗歌本身有更深层次的领悟和理解，更能引发学生的兴趣。

2.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教师可以成立相关的科研团体，以阅读书目介绍和文献资料提供等形式从而将学生对地域文化的学习兴趣和科研的热情充分的激发出来。另外，可以大胆地让那些基础扎实且善作思考的学生参与研究地域文化课题，达到读书笔记由课题形式带动，毕业论文的写作由读书笔记带动的形式，这样既能能够将第一手文献资料掌握，同时，能够理性的思辨地域文化现象，从而将学生独特的创新能力引导、激发出来。

3.学科交叉渗透

文学研究在人文社科研究的体系中从来都是一种宏观性的研究体例，要善于对学生从大文化的背景出发，重视在教学过程中交叉多种学科，另外，也要以多元化的形式对地域文学和文化设施进行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交融着文、史、哲等学科，明显的不平衡性存在文学的地域分布中，并且，文学的地域特征又具有民族性和本土性的特征。因此，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应该强调地域性和文化性，应该强调用新的文化观念和美学观念来阐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以便进一步促进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和教学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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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学的崛起和发展，标志着文学新势力的新一轮动态，儿童文学是最容易与少年儿童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文学体裁，相对于诗歌、散文、小说而言，儿童文学是我国目前文学界力量相对比较薄弱的一面，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方面，但在培养未成年人健康人格中，它的作用却不容低估，并且由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等综合因素的不同，作品应更致力于特殊群体少年儿童心理的探索和研究。

一、儿童文学形象的来源和特点

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所呈现给观众的，不应该是硬邦邦生冷的文字，而应该是一幅幅生活的童话，以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生活，而又以现实生活影响艺术形象，在其中所有的艺术形象，包括其产生的思想、感情，都应该切实符合这个主题。

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而言，“西部儿童文学”目前只是一个并没有在学术圈内形成主观认定的学术概念，这里的信息、教育和生活接触面相对还很落后，从而造成少年儿童的认识差异，对不同社会事务，尤其是各种新事物的判断力、认知力和理解力，可能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这就要求作家们必须通过抽象的概念化的形式表达，来折射出主观的存在着的感受和愿望，要以具体、生动的形象经历类似的体验。

文学地理的研究，必须遵循以空间为主体的综合性研究，儿童文学亦是如此，要使作品最直接的受众，有参与其中的强烈愿望，唤醒对生活最直接的感受，这样才能产生出思想和感情的共鸣。

二、儿童文学作品的性质和规律

“问题少年”“网瘾少年”等不同社会青少年儿童问题的产生，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先天性的主观能动性引导不足，因此，这也就要求，儿童文学作家在反映社会生活时，其作品中的一切都不能是纯客观的反映，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必须包括真、善、美的基本三要素，必须包含本人对生活的评价、对真理的追求，包括作者正确的爱恨情仇。

东南沿海地区逐渐成为了新潮与时尚的代名词，在此之下，消费物价水平的快速增加，以及知识更新速度的几何数爆炸化增加，使得不光成年人，还有很多的未成年人的思想和眼界相对都很开放。对于新知识的确立，还有新知识与实际的对接，都似乎是逻辑下必需的结果。而在西部地区，这一切的发展，都是很缓慢的，而且有时候不一定能发展下去，给青少年造成书籍与现实不符的困境，将儿童文学置于高高在上的空间里，是很真实的现状，所以西部儿童文学的创作，更应该加强文学与现实的性质规律，不仅要凸显出其特有的魅力，更应该在此基础上做好与现实的嫁接。

事物的发展和变化都是有规律的，万事万物都要从大环境的细节出发，从眼睛所看见的感性出发，形成对其艺术形象的塑造，才能给青少年读者阅读与实践浑然一体的感觉。

三、儿童文学作品的源头的影响

不论是什么作品，阅读之后都会给读者带来思考和判断的空间，这也是文字最大的价值魅力。而不同的是，儿童文学作品带给的空间，往往都要追溯到其艺术形象的源头，在已经形成的单一性的地方引入阐述性的方式，才能回归到现实的本真，从生活的角度出发，看待和讨论问题，这也是其他文学所不能及的。

角想象下的儿童文学形象，是凭借成人自我判断的意志去想象和猜测的，这里面已经夹杂了不能去除的成人世界的缺陷，所以基于这种自主性和选择性，儿童文学要在随波逐流中保持天真和单纯，这也是西部儿童文学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如何才能在文字语言之外，用其他的方式潜移默化中表现出属于儿童的话语权，也是必须要承认和进行的。

如果说，社会道德想要整体提升，那么儿童文学将是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科技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一系列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开始变得畸形，这不是一个环节的缺失，这是在形成的过程中，缺乏尝试和研究。把视线全部放在了得到结果和要出问题时已经为时晚矣，要从源头处形成第一道防线，在少年儿童自觉不自觉中灌输正确的处世经验、道德价值、科学技术等，这也是对当代社会现象的反思，散发出浓郁的现代气息。

四、儿童文学作品的定位模式

儿童文学应该是带有地域性的，但又好像是没有地域性的，要想把握这两者中间的度，就得思考。南北儿童文学的交融和汇合，并不能单纯地把他们以地理位置划分，而是要以其作品本身的视角和主角形象、故事探究等很多个方面综合考虑，千万不能说把某一项作为审核标注割裂开来，目的是要在已经存在中的去结合新的角度，让作品更加贴近大众。

每一位青少年儿童，都是这个世界明天的太阳、祖国的未来、家庭的希望，他们需要的是来自于世界的关爱和理解，并不是简单的溺爱，要在一定程度上为其制定正确的前进方向，而不是直接为他们行为增加负担，这是每一位父母要思考的，这一切最好的老师就是阅读，在阅读的基础之上，让孩子身心健康发展，把儿童文学的定位还给他真正的主人。

西部少年儿童同样也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而且儿童文学的魅力在这里没有黯然失色，作为一个整体的部分，要看到自身发展所遇到的困境，包括青少年儿童阅读的教育，这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篇11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5）10A-0049-04

地域文化是从地域角度考察文学所生成的文化及其语言风格。早在3000多年前，《诗经・国风》就是按15个地区来汇编诗歌，显示各地风土人情的不同。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性特征的重要体现和孕育民族精神的基础。研究、挖掘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地域文化，探讨、优化地域文化对初中语文教学的影响，是当今时代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

一、对“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相关概念的概述

（一）地域、地域文化

什么是“地域”？首先，“地域”应是一个地理学的概念，它必须具有相对明确而稳定的空间形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地区的范围”。其次，“地域”还具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的意义，即具有相对明确而稳定的文化形态。再次，“地域”应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因为它所反映的事物或者关系往往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综合体。另外，“地域”还应是一个比较性、对照性的概念，任何地域都应有一个可资比较、对照的参照物，然后此一地域之特点才能彰显。对地域可以有多种划分，空间的、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但从历史实际和学术研究的实际来看，最值得重视的还是行政（政治的、社会的）的和文化的划分。以行政区域（比如数量众多的以省、市为单位的文化史和文学史），以文化区域（比如晋、徽、闽、巴蜀、齐鲁、东北之类的文化史和文学史）对地域进行归类。[1]

所谓地域文化，是指一个地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包括历史文化、商业文化、以及道德观念、地方风俗、思想行为习惯、活动方式、、文学艺术、法律规范、学术文化等因素在内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需要注意的是地域文化与地方文化、乡土文化的联系与区别。“地方文化”是指地方特色文化，即具有明显地方特征的文化，是某一地区在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从这一意义来说，“地方文化”就是“地域文化”。但两者之间又不能画等号，“地域”是根据一定标准与相邻或不相邻的地区区别开来，有着较明确的概念，而“地方”则比“地域”更是一个伸缩性强、方便使用的模糊概念。[2]“地域文化”和“乡土文化”的区别就更明显了。首先，从划分依据看，地域文化有着严格的标准，是依据各个文化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进行划分的，如吴文化、楚文化等。而乡土文化的划分则没有严格的标准，在实际使用中，多依据行政区划划分，如上海文化、海州文化等。其次从空间范围看，地域文化的空间范围有着较为明确而稳定的界限，不能任意而定。而乡土文化的空间范围则具有一定的伸缩性，可根据实际需要作灵活处理。

（二）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地域文化

在笔者索引文献中，侯兰花在其硕士研究论文《中学语文中的地域文化教学研究》提出了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这一名词，这应该是我们目前索引到的最早提出这一名词的人，但其并没有对此做出十分详尽的解释。[3]后来，杨春菊[4]、马建[5]等研究者都开始对此进行论述。他们认为：作为一种文化，地域文化是渗透于我们生活和学习的每一个角落的，它不一定是以自己独立的形式出现，但不可否认它的存在。这样，语文教学中的地域文化也就可以理解为渗透于语文教材、语文活动等一切形式的语文教学中的关于地域文化的因子。如苏教版初中语文七上第三单元《民俗风情》中的《社戏》《端午日》《本命年的回想》等，第四单元《多彩四季》中的《三峡》《济南的冬天》等，七下的《展示华夏文化魅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登岳阳楼》《巍巍中山陵》《木兰诗》《黄河颂》等，八上杜牧的《泊秦淮》中渗透的“秦淮河文化”，八下林嗣环的《口技》所渗透的清代京中地方特色文化，九上鲁迅《故乡》和九下的《藤野先生》都反映了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文化背景。

二、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意义探究

在笔者索引的文献中，有很多专家和学者对地域文化研究的意义提出了具有独到见解的看法。2004年，刘伟铿的《地域文化研究》一书在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此书是我国出现较早的专门研究地域文化的书籍之一。在《地域文化研究》中，作者首先提出了“地域文化研究大有可为”的观点[6]，给予地域文化研究以极大的肯定。随后，各位相关专家和学者都就地域文化研究意义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关于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的意义，专业人士多从如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对于文化传承的积极意义

地域文化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而传承下来的，中华民族各地的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都一直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文化的作用在于它对人们的思想熏染，一个地域的文化，无时无刻不在熏染着本地域的子民。因为有了特定文化的熏染，才有了北方人的粗犷，南方人的细腻。地域文化之所以有如此作用，是因为它的发展适应了这个地区的发展，而且是以这个地区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并作用于人的思想。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人们视听模式的改变，这些原来人们喜闻乐见的地域文化似乎正在渐渐远离我们的时代，有不少已经到了濒临灭绝的险境。地域文化已经像是一位阅历丰富的老人，她们带着满腹经纶，在这个全新的时代边缘感受寂寞，慢慢地睡去，这一睡，可能就成永别。文化传承最基础的群体应该是孩子，只有让孩子了解一种文化，喜欢一种文化，它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传承，所以说，进行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的研究对于文化传承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对语文教材编写的意义

语文教材编写是我国语文教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现代语文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必须编写什么样的教材。语文教材应该是开放而富有创新的，应尽可能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及学生的要求，并能够根据社会的需要不断更新发展，而地域文化的特征正好适应了这个要求。

1.丰富多彩、风格迥异的地域文化丰富了语文教材

中国幅员辽阔，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着悠久历史。中国文化以汉族文化为主体，亦称华夏文明或中华文化。它最早源于5000年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经过夏、商、周三朝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别，构成了经济发展方向与水平的差异，并形成了丰富多彩、风格迥异的区域文化特征。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冯天瑜教授在河北教育出版社等联合出版的《中华地域文化大系》总序中就对中国文化的地域归属作过很明确的阐述，他认为按照自然条件和经济文化类型，中国首先可分作东、西两部。从黑龙江的爱辉到云南的腾冲之间作一连线，东半壁是向太平洋倾斜的低度高原、丘陵和平原，季风气候使之干湿交替、季节分明，数千年来形成发达的农耕经济、繁富的典章制度和精深的艺文哲思;西半壁以草原、沙漠、高山、高寒高原为主，属大陆干旱性气候，自古以来，繁衍着粗犷奔放、富于流动性和生命活力的游牧文明。东部农业文化区可分为由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农业文化亚区和西南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农业文化亚区。中原农业文化亚区，自北而南又可分为燕赵文化副区、三晋文化副区、齐鲁文化副区、中州文化副区、荆楚文化副区、吴越文化副区、巴蜀文化副区、安徽文化副区和江西文化副区。中原农业文化亚区向北延展为松辽文化副区，向南为闽台文化副区和岭南文化副区。西部游牧文化区可分为蒙新草原――沙漠游牧文化亚区与青藏高原游牧文化亚区。[7]地域文化的丰富和迥异在很大程度上为语文教材的开发提供了便利的素材，它的这个特点极大地丰富了语文教材。

2.时代久远、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拓展了语文教材

从地域文化的差异形成历史来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氏族宗法制的彻底解体，我国地域文化的格局就已在宗族藩篱的废墟上显现出早期的规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地理差别，从经济上制约了文化的区域构成;邦国林立，则从政治上强化了文化的区域分野;大师并起，则从学术上突出了文化的区域特色;上古时代丰富多彩的民风遗俗的流播传扬，又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区域文化氛围，这种超长的延展性就有效地拓展了语文教材。

3.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地域文化开放了语文教材。

中华文化既是一统的，又是多元的。在中华文化的版图中，各种文化和谐发展而又各自保存自己的特色。钱穆先生形象地说：“中国是一个大家庭，她能具备好几个摇篮，同时抚养好几个孩子。这些孩子成长起来，其性情习惯与小家庭中的独养子不同。”不同的地域文化之间之所以能够和谐相处，是因为它们之间有相同的文化因子，这就是儒家思想。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语文教材也开始呈现出多元的色彩，其集中体现为语文地方课程的开发。因此，地域文化的这一特征也为语文课程的开发提供了多元化的可能，一定程度上开放了语文课程开发。

（三）对学生学习发展的意义

一切和教育相关联的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意义应该归结到对学生发展的影响上，这才是教育的真正要义，地域文化研究也不例外。任伟在《地域文化与语文教学――以新郑文化为例》一文中，对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于学生发展的意义进行了探索：

1.地域文化影响学生的精神气质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把语文教学也看做一种文化活动，地域文化对它的影响必然也要经历一个外显（地域文化因素）―内化（人的精神气质）―外化（一定的地域文化特征）的过程。对教学起决定性影响的一定是内化的精神气质。

2.地域文化培养学生的现代精神

地域文化是一个源于空间上对文化进行区分的概念，但地域文化一旦形成，在时间上就有了延展性。在今天我们培养学生的现代精神品格，地域文化是一个最好的资源。

三、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的研究现状

（一）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诚如上面所述，我国对地域文化研究的起步并不快，但取得的成果是十分喜人的。就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的成果来看，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1.成功地对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进行了分类

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目前大致倾向是将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教材运用类研究。此类研究是将地域文化研究的重点放在现行教材之中，努力寻找了教材中的地域文化因素。此类研究的目的是找出教材中的地域文化因素并利用这些因素来实现对学生的教育。

第二，拓展性研究。此类研究是在前一类的基础上对地域文化研究的一次拓展，他们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教材之外的诸多领域，如实践活动、口语交际等。此类文献很多，约有40篇，如王庆友的《寻找地域文化与语文实践的和谐共生之路》[8]、马建的《传承地域文化精髓 促进学生素质发展》[9]等。

2.探寻了语文教学中渗透地域文化的路径

关于地域文化的渗透，笔者索引的文献意见几乎一致，都是利用语文教学的各个环节进行渗透，具有代表性的路径有：

第一，依据初中教材“课后探究内容”，引入地域文化。第八次课程改革提倡开发教材，课后探究内容既可以深化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又可以扩展他们有关背景的知识面。教师应尽可能寻找与当地文化相联系的材料，尽量贴近学生的生活，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背景知识越丰富，阅读理解的水平就越高。

第二，以单元后的“语文实践活动”为依托，引入地域文化。如果说“课外探究内容”受课文内容限制比较大的话，那么单元后的“语文实践活动”回旋的余地就大得多了。

第三，以“开展语文研究性学习”为依托，引进地域文化。《语文课程标准》强调，应该注重跨学科的学习和研究性学习，初步养成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语文素养。因此，只要有利于语文素养的提高，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归入语文研究性学习的选择范围。

第四，以写作训练为依托，引进地域文化。相对于我们的教材而言，写作训练是比较宽泛的，这也有利于地域文化的引进。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1.从作用方面看

很多文献都只停留在对地域文化的研究，有的甚至只针对某一种地域文化，有的则带有非常明显的商业色彩，这给后来研究者的索引借鉴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

2.从研究视角看

一般的研究视角都局限于语文教学与当地地域文化的结合，未从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出发，对初中语文中的地域文化教学作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从学习者的角度去研究地域文化的也基本没有，在笔者索引的文献中，能注意从教材中地域文化分类的角度研究的也特别少。这样，就造成了研究视角的单一性。

四、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设想

著名科学家波普尔曾经说过：“科学与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大量新问题的问题。”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目前还存在着各种问题，而且还肯定会不断有新的问题产生。同样，也说明了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未来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可能会出现以下趋势：

一是从解决问题到问题解决的转变。课题研究从教育教学中来，到教育教学中去，为学生终身发展服务。现阶段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传承意识培养研究，都着眼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如何从紧紧抓住教材的思维转移到促进学生的终身发展上来，需要我们研究者理性的思考。

二是逐步走上规范化的轨道。随着国家和社会对地域文化的逐渐重视和地域文化传承理论的不断成熟，地域文化可能会成为我们教育教学中非常重要的范畴，成为学校的重要教育手段。这也需要专家学者做出引导，以期建立合理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高金吉，汤兆成.康熙海州志（标点本）[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34-65.

[2]吴功华.桐城地域文化研究[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78-80.

[3]侯兰花.中学语文中的地域文化教学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6：4.

[4]杨春菊.浅谈中考语文试题的地域文化性倾向与备考策略[J].语文教学之友，2008（7）.

[5][9]马建.传承地域文化精髓 促进学生素质发展[J].小学教学参考（综合），2013（10）.

篇12

课文有丰富的地域文化内容，如《难忘的泼水节》一文记叙的是一个感人的地域文化故事。“一年一度的泼水节”，被傣族人民视为最美好、最吉祥的日子，是傣族最隆重的节日。教师应该采用图文对照的方法，引导学生自主观察，进行探究式阅读，感受傣族人民和一起过泼水节的快乐。在这篇课文中就涉及到民族、节日、风俗等多种传统文化，需要教师搜集、查找资料，引导学生了解傣族的节日和民间习俗。再如教《广玉兰》一文，在学生了解了广玉兰树、花的特点及写法之后，再引导学生了解广玉兰是我们南通市的市树，课后可以带领学生观察校园、路边的广玉兰树。进而可以引领介绍学生认识，因为是南通市的市花，每年秋季南通的展览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云集南通，为一年一度的“港口经济贸易洽谈会”增色不少，博得中外来宾的赞赏，促进了经济发展。在不知不觉中让学生接受家乡南通的地域文化熏陶，学生自然感到无比自豪。

新课标明确要求学生“能较熟练地运用阅读和浏览的方法，扩大阅读范围，拓展自己的阅读视野”。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进行有效的拓展延伸，而有效的拓展延伸要立足文本，然后对教学内容作有益的补充。这样做可以增强教材的趣味性，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也能让学生了解自己的家乡风俗特点，传承优秀的地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