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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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里的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主权独立、、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主权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篇2

现阶段随着外资进入禁令的解除，摩拳擦掌的国际零售巨头将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先进的经营理念和信息技术以及庞大而高效的国际化商业链条网长驱直入，一步步蚕食我国零售市场领地，分割我国零售业的市场利润。中国零售业能否保持有利于自身持续发展的安全状态？本土零售业的地位与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入世后我国零售商业的地位转换

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

流通服务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现代化的大流通，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大生产。从国际经验看，商品流通对生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越来越大，流通已成为工业化加速度的根本动力，成为市场的咽喉通道，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

流通处在供应链的下游，作为供应链终端的零售业，成为整个供应链中的关键环节，成为流通业中最活跃的部分和最灵敏的传导。零售终端、零售商业为全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与广大群众联系最直接、最广泛、最密切。它的媒介商品交换、提供商业服务的职能是其它产业无法替代的。无论从其产业关联度、贡献率、就业比、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都无法忽视。

国民经济先导产业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经济的供求总量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中，消费成为主导方面。消费的内容和水平决定着生产和供给的增长，消费者成为特殊的稀有资源，任何产品要转换为价值必须有消费者购买。零售业作为满足消费需求链的第一个环节，成为整个产品价值链实现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前沿行业。它及时掌握消费者的第一手资料，为上游的生产商提供有价值的需求信息，为消费者的购买提供消费引导。随着我国内外贸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零售业不仅是联系社会经济有机整体的桥梁和纽带，而且已经逐渐上升为先导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国民经济的主要增长点

零售业的迅速发展，对促进工业的高速增长和农业的稳定增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向工业化后期过渡，投资率的提升空间已越来越小，消费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基础作用将越来越强。普华永道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国内的消费群已经超越美国和欧洲的总和，成为全球最具增长潜力的单一消费市场。

然而，横向比较显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仍然明显偏低，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状况更加突出。目前中国流通业（批发、零售和餐饮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尚不足9%，而美、日、英、法等发达国家流通业对GDP的贡献率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达到15%以上。这种差距表明当前我国流通业在这方面有相当的增长空间。

在消费约束情况下，从零售终端、市场终端拉动投资和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对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无疑非常重要。近年来，新零售网点、业态的蓬勃发展成为推进流通领域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并将成为当前及未来相当时期内消费品市场发展的新增长点，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增长点。

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服务业的发展越来越成为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西方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中一直占据绝对优势。近20年来，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和国际投资，已经逐步形成一个新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传统的大烟囱产业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产业。

中国已逐渐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但是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更加落后。在世界经济服务化水平迅速提高的今天，服务业发展的落后实质上是整体经济结构的落后，也是市场经济体系的落后。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满足于传统工业化的成就，不能沾沾自喜于“世界工厂”。要摆脱在旧的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就必须维护本土企业在服务业中的相应地位。零售服务是具有民族性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自己的终端市场交给外国人。本土零售业必须在对阵中成长、壮大自己，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国家也应该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扶持民族零售业的发展。

入世后中国零售业产业安全问题

进入管制效率低下

进入管制是指在一些市场失效的产业中，为了防止资源配置低效率或过度竞争，确保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提高经济效率，政府机构通过批准和认可等手段，对企业的市场进入，包括数量、质量、期限以及经营范围等进行管制。

零售业由于其产业天然特点，使得它产业的进入壁垒很低，无论是规模经济壁垒、产品差异壁垒、人员进入壁垒还是新企业进入的相对费用壁垒都很低，加上理论和实践中对零售业进入的认识不到位，又不属于市场失效产业，使得零售业非常容易过度进入。

零售业相对来说投资少、见效快，往往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缩影。入世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引资指标，出让城市黄金地段，甚至绕过原国家经贸委的规定，无条件协助国外零售业大开分店，给予外资零售企业各种“超国民待遇”。外资进入的管制很有限。有专家算过一笔帐：如果这些来中国“抢滩”的超大型的商业设施为了维持生存，必须增加销售额1700多亿元，这意味着将占国内同类型大店营业额的20%左右。这样大的规模和经济总量，已超过国内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势必给尚处于成长中的中国中小零售企业以致命打击。

交易成本高而利润低

从国际范围看，我们的制造成本很低，但是交易成本（获取信息、讨价还价、订立合同、执行合同、监督合同履行和制裁违约等的成本）非常高，使得零售业的总体利润水平相当低。

首先是中间环节多。从世界水平看中国的分销商各自的毛利水平都不高，2003年中国销售量前10名的超市和中国连锁百强的毛利润率，分别是12.8%及11.95%，而国外平均是20.56%。因为我们的产品常常都需要经过三四道中间环节（批发）才能交付到消费者手中，国内一层又一层的批发商从产品的分销过程获取了近80%的收益，留给零售商的就非常有限。而在美国，批发商获取的比例是20%，其余的则由零售商获得。同时，物流的落后，使得国内流通渠道的总体费用比国际流通行业的平均水平要高出许多。这样，不仅渠道的总体成本变得非常高，零售商的利润也大大降低。

其次，融资途径窄、债务成本高。国内零售企业大多数属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融资好比上青天，上银行贷款要抵押、上市条件又非常苛刻；国内零售企业偿债能力很低，长短期负债总数明显高于国外企业。资金的约束明显提高了企业的成本。海外零售企业可通过银行、上市、保险公司、基金、债券等多种途径去完成融资。

另外，信用环境的不健全也无形中提高了信息的搜寻成本，降低了企业利润。

条块分割、整合难

从国际零售业的发展历程和我国零售商业的发展趋势来看，零售企业的集团化、现代化、国际化，商场、超市的连锁化、品牌化、资本化将成为零售商业发展的基本趋势。然而，由于中国特有的体制和人文环境，企业调整、转型与整合面临的障碍一时间难以解决，企业的跨地域、超规模发展困难重重。国内零售企业的联合与地方利益、企业利益、个人利益有很大关系，企业管理层缺乏联合的动力。

当前不少主管领导对流通市场的并购重组还存在片面的认识，将做大做强简单化，把打造几个特大型企业视为当前行业发展的唯一出路。事实上，勉强合并，表面上看好象有了规模经济，但是由于人事、产权、管理问题难以解决，即使合在一起，也很难有真正的整合。华润收购万佳不到一年，总经理挂印而去引发一系列动荡；物美因为业态的不同而从首联退出；联华收购家友后，家友原来的管理团队全体离职。

在国外，企业之间的合并重组是一种市场行为，企业对各自的资金支配、人员先做好统筹安排后，再坐下来谈合并的事宜，而国内的情况正好相反，政府主导的色彩仍然太浓，这些由政府捏合而非市场形成的商业航母，虽然能够形成规模优势，但规模并不等于核心竞争力。

一体化供应链管理滞后

今天，中国零售业仍然停留在实物管理、门店管理的阶段，物流配送能力相当落后。欧美大型零售企业早已经超越门店管理阶段，转向对后台的供应链管理。如沃尔玛直接向供货商（制造商）采购，低价格和规模只不过是其成功的表象，背后是它出色的后勤物流配送（存货补充）能力。7-11开始将物流路径集约化转变为物流共同配送系统，以实现高频度、多品种、小单位配送，逐渐掌握整个产业链的主导权。

由于政策原因，近1-2年跨国零售巨头难以成体系地进入中国，他们在海外形成的业务和链条关系无法连接起来，加之本地化进程的时滞，给中国本土零售业留下了一定的成长空间。随着磨合、适应期的结束，跨国零售巨头将逐渐建立具有全国性战略态势的物流及采购系统，这些系统一旦完成，他们的扩张行动将是不计成本的。

目前国内零售企业仍然凭借其暂时相对供应商的强势地位，收取昂贵的“进场费”，而不是靠供求双方资源有效整合产生的链条和协同效应来赢利。对“通道利润”过分依赖、工商关系的紧张、供应链技术管理的落后等等，本土零售业一体化供应链体系的构建依然任重道远。

外资的垄断日益凸现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零售业竞争的主要地区。截至2004年4月，50家最大的零售企业中，已有40多家在华落户；而分布的地区也从最初的几个城市和经济特区延伸到内地和沿海20多个省市。

虽然外资零售企业目前在华数量并不大，但它们的优势很明显：首先是管理规范，实力强大；其次，它们在中国的发展计划相当庞大；再次，由于我国城市商业规划和商业立法的滞后，给他们创造了相当的发展空间。据中华商业信息中心统计，从店铺的销售额数据看，外资企业平均每平方米销售额为2.06万元，内资企业仅为1.40万元；在门店方面，5000米以上乃至万米以上，外资零售企业已占有绝对的优势；在销售方面，2003年全国前30家连锁企业销售总额为2704．2亿元，而同期沃尔玛一家公司，在中国直接和间接购买的商品就已达到150亿美元。

一旦不再有地域、股权和数量等方面的限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的扩张策略将全面转向“内资收购”，这是企业规模急速扩张、也是快速杀伤中国零售业的有效措施之一。种种迹象表明，外资对中国零售业的垄断正在日益凸现，并愈演愈烈。

总之，我们只有正视自身的差距与不足，战略上邈视敌人，战术上高度重视敌人，抓紧时间，踏实行动，才有可能保持有利于自身持续发展的安全状态，并积累长足的发展后劲，真正支撑起中国零售业未来的天空。

篇3

频出的故障，特别是“7·23”事故的发生，暴¶出高速运行下的隐患。事故原因尚待查明，此时降低运行速度，既是对“δ知风险”中人的安全的高度重视，也有利于在增加安全冗余的前提下，改进技术管理，积累运行经验。作为一个新型的、复杂的大系统，高铁包含的固定设施、移动设备、控制系统、运营管理等子系统，无疑需要足够的磨合。循序渐进的方式，既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也是世界各国高铁在磨合乃至挫折中不断前进的普遍经验。

当然，很多人还是希望，现在的“降速”，是为了更好的“磨合”，更是为了促进将来的“安全提速”。就在“7·23”事故后，仍有不少人继续选择高铁，甚至还有人憧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能再快些便捷些。事实上，更好、更快、更强，这是人类对文明进步的共同追求。而已经展现了社会价值和发展前途的高铁，正让更多国家和人们坚信，其δ来如同当初的飞机一样，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深刻变化。这对于“铁轨上的中国”来说，尤显重要。

篇4

近年来，消费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尤以食品安全问题最为突出，从“苏丹红”到“三聚氰胺”再到“染色馒头”，接连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触目惊心。据《2010—2011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报告》显示，近七成人对食品安全状况感到“没有安全感”。在一个“民以食为天”的社会中，出现如此之多的食品安全事件，必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1 “消费安全问题”的出现与“国家与社会”理论

“消费安全问题”的出现，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伴随着中国政治和经济改革而产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

在西方学理传统中，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论断，一种是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关系构架，另一种是黑格尔所倡导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关系构架。目前关于理想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模式，国外学者提出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市民社会制衡国家、市民社会对抗国家、市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等，还有学者认为在民主体制下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理想的格局是强国家和强市民社会和谐共存。

自从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及与之相伴的政治社会结构的变迁，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变了过去国家统筹一切的“强国家——弱社会”的状态，社会力量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不断得到提升，逐步向“强国家——强社会”的方向发展。然而，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政府该如何进行职能定位，成了关键性问题。

在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出现的背后，政府职能缺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监管制度不完善、相关政策安排未能及时跟上食品产业的迅速发展、执法不力等等都是造成食品安全事件泛滥的原因。而这些原因的出现，都跟政府未能进行准确的职能定位有关。

作为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改革目标的“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根据学者唐士其的观点，这种关系模式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而就国家层面来说，它要求国家作为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者在尊重社会及其各种组织法律上的独立性的前提下积极介入社会生活过程，对后者的活动进行多种形式的协调与引导，或者为它们创造适宜的活动环境与条件。也就是说，在“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下，国家应该积极扮演一个监督者的角色来规范社会生活。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国家及其职能部门都不能很好地对其职能进行定位，不是滥用权力就是职能缺失，如此这般，必然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消费安全事件层出不穷也就不足为奇了。

2 解决“消费安全问题”的对策

2.1 准确定位政府职能

如何准确定位政府职能，既是解决“消费安全问题”的难点，也是关键点。在职能定位这一问题上，个人认为可以参照福山的观点。福山在国家这个概念上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提出了国家概念的两个维度，即范围与强度。在此基础上，他将国家概念区分为国家职能的范围和国家力量的强度：“前者主要指政府所承担的各种职能和追求的目标，后者指国家制定并实施政策和执法能力特别是干净的、透明的执法能力——现在通常指国家能力或制度能力。”因此，作为“守夜人”的政府，它应该既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

2.2 培育社会资本

唐士其认为在“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下，国家和社会不是处于对立和冲突状态，两者处于相互制约、合作并彼此依赖的有机统一关系中。而这种模式要求建立国家与社会，尤其是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一种协同合作、相互监督的良性互动机制。

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有赖于社会资本的存在，这种社会资本是指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具体来说，包括信任、互惠规范和网络参与等，能够很好沟通、平衡和发展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协作。

从解决“消费安全问题”的层面上来说，社会资本的意义在于它对增加社会信任方面所起的作用。社会资本着重于那些文化价值和态度，这使得公民有合作、信任、理解和彼此产生共鸣的倾向——相互以公民而不是陌生人、竞争者或潜在的敌人来对待。因此，社会资本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基础，能够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信任与合作。社会资本能提高社会的凝聚力，把人们从缺少社会道德心或共同责任感的利己主义者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算计者转变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和有社会公益感的社会成员（肯尼斯·纽顿，2000）。

在解决“消费安全问题”的实践过程中，应该注重并充分发挥消费者协会等社团组织的作用。福山认为，自发性社会群体——政府与个人之间的中间社会团体对于维系和培育社会资本尤其重要。但目前我国的社团组织发展不健全，其自治性和民间性亟待加强。以消费者协会来说，它本该在消费领域扮演重要角色，通过其职能的有效发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但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的消费者协会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极为欠缺的。

3 结语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种转型具体表现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从表面上来看，这体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但实际上，其深层次的含义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构。当下在经济领域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消费安全问题，都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强国家——强社会”这种理想的关系模式构建起来后，这些问题将会得到改善。

参考文献

[1]何增科.市民社会：民主化的希望还是偶像——八十年代以来国外市民社会研究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8，（2）.

[2]魏立颖.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综述[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9，（3）.

[3]唐士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82——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