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产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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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目前，我国的影视基地大大小小已经有100多个。纵观世界影视基地的发展，无论是美国好莱坞，印度的宝莱坞，还是中国的横莱坞，均凸现了影视基地内在的特点和秉赋优势：

1.专业性明显。建立影视城的目的就是专门为影视剧的拍摄提供相关的优质周到的服务，建立起要素体系(包括影视拍摄基地、影视学院、演员公会和演员经纪、设备租赁等)、策划制作体系(包括剧本创作、栏目运营、动漫制作等)、展示交易体系(影视博览、电影节、院线建设等)、影视后产品开发体系和实验区服务(政策咨询服务、网络通讯服务、娱乐文体服务等)体系等相互合作和联接的产业集群网络系统，为影视剧组的拍摄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如提供场景、道具、住宿、饮食等，既方便剧组拍摄，又提高了基地的服务专业化程度和水平，同时又增加了基地的收入。

2.规模效应凸现。在影视城的地域范围内，享受减免税、特殊补贴等优惠政策，规模效应日渐凸现。中央电视台所属的涿州影视城占地2197亩，海宁中国武侠（影视）文化产业基地”，占地面积也有2000亩，横店影视城占地4963亩。影视文化产业是这些基地的主导产业，2010年，入驻横店影视实验区的企业达到382家，实现营业收入30.17亿元，上交总税费2.19亿元，同比增长48.98%；横店影视城成功晋级5A，接待游客841万人次，同比增长21.88%；横店影视城、明清民居博览城合计旅游收入4.91亿元，同比增长13.13%；横店影视娱乐公司票房收入21881.35万元，同比增长155.63%。

3.类型多样化。我国的影视基地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是从各地兴建各类影视拍摄景地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在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尤其是面临产业的转型升级，影视基地的建设也蓬勃发展，其功能也从以往的单一外景拍摄功能逐渐向多领域、多形式和综合性方向发展，横店影视基地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它实现了由单纯外景拍摄向国家影视试验区的跨越。

4.聚集效应显现。这种聚集效应体现在强大的带动效应、显著的经济效应和良好的协同效应，因为影视基地的形成过程就是资源和经济要素特殊聚集配置的过程。影视基地通过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和设施，吸引相关企业入驻，形成产业聚集进而升级为产业集群，从而形成区域经济独特的聚合力，使生产力的空间布局得到优化，辐射力增强，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如，2010年11月成立的中国（无锡）数字电影产业园，方圆6平方公里，是一家集电影的申报、摄制、发行、交易于一体，人才培训、创新创业体系相融的知名数字电影产业基地。它可以引进影视企业500家，影视专业人才3万人，年影视产业产值达200亿元。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杭州西溪创意产业园，近年来，它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注重影视产业规划，实施精品战略，加快培育龙头企业。中国（浙江）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实验区、浙江电影审查中心都已经成功落户园区，园区影视产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建成了以剧本创作、影视拍摄、影视制作、电影审查、电影发行、院线放映为主要特色的文化产业布局，园区已成为国内影视产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名人名企高端集聚区，产业发展成效显著，影视作品产量领跑全省，已形成年产电影5部、电视剧30部，影视剧1200集的作品制作能力。

5.市场全球扩张。今天，经济全球一体化，文化产业国际化，经营跨国化。只有拥有国际市场，才能做强做大影视产业。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把全球化划分为三个版本：一是1.0版本。这个版本阶段，贸易是跨国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二是2.0版本。这个版本阶段，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国设立相对独立的公司；三是3.0版本。这个版本阶段，跨国公司将产品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分配延伸到最具比较竞争优势的国家。浙江影视基地内的企业可以借鉴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模式，先从全省性和全国性的3.0版本开始，然后迈向全球化3.0版本。

6.知识产权开发。我国影视节目经营以播映权出售为主，而国外更看重版权的销售和开发。无论是美国还是日韩都在价值链条的销售、播出，以及衍生产品开发等环节最大程度地实现了价值增值。2001年，日本制作的动画片产值在美国动画片市场上约占43.59亿美元，其中版权收入39.37亿美元，录像、DVD软件的销售收入为4.14亿美元。这就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首先，有效的经营可以充分挖掘影视产品的价值潜力，使产业价值链充分延伸。其次，构建产业价值链并不只有一条路可走。不同产业制度、产业特性下的产业价值链构建也可以存在差异。西方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为影视产业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更有利于个人创意和产业价值链的增殖。如跨国影视巨头维亚康姆的扩张，就是建立在为内容产品进行严格的版权保护之上。

影视基地产业发展模式

影视基地的产业发展模式，按产业集聚方式不同，可分为产业集群式发展模式和大型集团式发展模式。

1.产业集群式发展模式。影视产业集群普遍被认为是一种“高效的产业组织形式”,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也同样适合于影视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经过多年电影业发展，好莱坞逐渐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影视融资环境，集聚了大量与电影有关的生产要素，进而形成一个影视产业集群，好莱坞模式的成功证明了影视产业选择产业集群式发展模式是可行和有效的。因此，国内的影视产业发展也自然选择了同样的路径，其成功的典范就是浙江横店模式，这是目前中国最为成功的影视产业发展模式和被普遍模仿的模式。截至2011年上半年，横店已集聚了从事影视拍摄与制作、影视节目展示与交易、设备与服装道具租赁、电影院线与影院经营的企业425家，每年全国的十分之一以上的电视剧在横店完成，总数达到1300集以上。在这种模式中，高度的产业集聚是基础。好莱坞与中国横店相比较，其发展模式基本相同，即以集聚方式集中各种影视产业发展的生产要素；目标也相同，就是要将其建设成能承载一个庞大而完备的影视产业体系的集聚地，远远不是仅仅建设几个外景拍摄地或摄影棚如此简单。在横店集团的发展过程中，在经历过以拍摄基地为横店影视实验区的核心基础的过程之后，横店集团的领导者，及时着力于将发展重心转型，在以全球规模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和目前国内最大规模的室内摄影棚，以规模化拍摄基地为优势实现了影视制作成本的大量节约的初期经营目标吸引业内影视制作机构蜂拥而来后，横店集团更被影视人看重的是拥有国内最完整的影视产业链，而且其产业链的各环节环环相扣、高速运转，确保影视公司能够在横店这一基地中顺利完成“拿着创意进来，拿着钱出去”的影视产业流程。同时，横店还坚持以影视文化为品牌来带动旅游业发展的多元化发展战略，通过创新开发的影视旅游产品不断吸引大量的游客，进而又带动了与影视产业高度相关的产业，如会展业等的发展，构建了闻名中外的“横店”模式。横店影视文化旅游已成为国内旅游的著名品牌，成为国家旅游局首批“AAAA级国家旅游区”之一。完善的产业链是核心。横店影视城在政府的支持下，围绕影视中心全力打造产业链，其内容覆盖多个体系：一是生产体系，即外景基地、大型室内高科技摄影棚等。二是制作体系，成立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制作公司。三是影视交易体系。成立了影视产品交易中心、组建了电影院线等。四是产品开发体系。通过影视文化企业开展与影视有关的产品开发。五是服务体系。如行政审批服务、宾馆餐饮服务等。

2.大型集团式发展模式。大型文化集团，由于集聚了影视产业发展所需的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其特征表现逐渐趋向于产业集群，这些大型文化集团的经营范围涉及电影、电视、出版、动漫、报业、网络等多个领域，是影视产业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在一些无区位优势，又无政策优势；既无资本优势，又无技术优势的地区，一批具备雄厚实力的大型影视集团的崛起证明了作为实现影视产业发展突破的重要方式，大型影视集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型影视集团式发展模式，能够迅速实现影视产品——传播的产业链各环节的平滑转换，有利于形成有效率的产业集聚，极大拓展延伸产业链，避免了影视企业群而不合的弊端。打造增长极(龙头企业),做强做大产业链,最终形成特色产业集群是影视集团式发展模式的一般培育路径。在20世纪90年代初，湖南广电就开始打造龙头媒体集团的影视发展模式的尝试，广电集团为全国第一家成立，电广影视为中国影视上市第一股，通过强化产业链联通与拓展，打通了产业链上下环节，创造了多元化的盈利模式，从而降低了整体产业链的经营风险。借助大型影视集团开发的品牌影视剧、电影节等一系列品牌产品和活动，积极地拓展衍生产品，使得盈利手段更加多元化，同时还可带动影视文化相关产业的发展。大型娱乐集团拉动型模式，对其他地区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能够迅速打通影视产品——播出的产业链转换，保证产业链顺畅，降低投资风险，吸引更多的投资资金；其次，大型媒体集团有利于形成有规划、有规模的产业集聚，自然衍生产业链，避免了各地影视、动漫园区企业规模小、各自为政、群而不合的弊端。

篇2

为了弘扬韩国的传统文化遗产,韩国十分重视文化遗产和旅游业的互相促进发展,具体实施主要从两方面入手：①地域选择。以民俗村来选定地域,韩国人把民俗村的活动组织得有声有色,在汉城城南有一个古代民俗村。一进民俗村,村口就有韩、中、英、日四种文字的介绍。进入村内,可以看到李朝时期先民们的衣食住行、建筑景观和祭祀活动。宗庙的祭祀典礼和音乐都被看做无形文化财产。②时间和内容的选择。韩国还十分注重以民俗节和祭祀活动来吸引游客。例如江陵端午祭和祭日演出的假面戏年年在当地举办盛大的旅游活动,吸引了国内外百万人次参与和观光,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巨大的文化产业,发展了当地的经济。为了吸引外来游客,那些表演人士每天都要去不同的场地进行传统技艺表演。

同样,意大利的乡村生态旅游、美食文化旅游很发达,尤其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傀儡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意大利政府积极抢救和保护这一古老剧场木偶艺术。木偶艺人们根据一些古代诗歌、浪漫传奇或流行的歌剧情节,用精雕细刻的木偶和道具进行即席创作,吸引众多国际游客。这里的商店和地摊到处都可以买到制作精美、造型各异的木偶——它已经成为西西里岛的著名纪念品。政府还计划为青年木偶艺人开办培训机构,举办西西里木偶节,在国内外举办展览,兴建木偶戏学校等。

2“文化遗产日”打造国家文化品牌

法国的国家集中管理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保证了国家管理的权威性。作为文化大国,法国是最早设立“文化遗产日”的国度。这项活动是由法国中央政府主导、各级地方政府执行、社会各方支持的整体工程。活动期间,所有公立博物馆免票,私立博物馆门票减价并给予税收优惠，旨在引导和动员社会公众广泛参与文化遗产保护。20多年来,该活动调动了社会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和热情,群众性的保护活动随之兴起。法国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着巴黎凯旋门、卢浮宫等112处“民族古迹”和4万余处“纪念建筑”,此外,未列入保护行列的全国各地40余万处“地方宝藏”均妥善得到相关部门和民间协会、民间人士的有效保护。一些民间组织积极讨论国家文化遗产政策,向议员提出建议。很多民间组织还颁发奖金鼓励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奖励在此领域作出贡献的人士。文化遗产学校、文化遗产基金会、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等纷纷建立。

这种特定节日的设定以及所带动起来的社会各方的反应和行动,对法国的历史文化品牌无疑有着巨大的塑造和宣传效益,显示了法国民众的文化品位,对促进法国旅游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拥有6000多万人口的法国,2006年接待了7800万名外国游客,当年的旅游收入达350亿欧元,继续蝉联“世界第一旅游目的地国”称号。可以看出,文化遗产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文化生态博物馆

所谓生态博物馆就是把文化遗产原状保存和保护在其所属的社区及环境中,它不是一座封闭的建筑场馆,而是动态、开放的展示社区,被称为“无墙的博物馆”。自然、人文、环境、传统、民俗等无形和有形的遗产在其原生地由发明和使用它们的居民自发保护,使人、物、环境处于固有生活关系中。游客也是在这种环境中观看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可移动实物、传统习俗和民间表演等系列的、完整的文化。这种营建“活的文化”的博物馆由于契合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理念,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目前世界上共有300余座生态博物馆。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的“造乡运动”就类似于这种生态博物馆。当时,由于日本经济飞速增长和城市进程加快,城乡落差加大,人口疏密失衡,对日本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造成了极大冲击。有些学者提出：如何让乡村挖掘富有乡土特色的人文资源,营造一个优美、自然、富有人情味的故乡,以吸引都市人群,于是,“造乡运动”应运而生。“造乡运动”强调内发性,即一村一品,各不雷同,例如福岛县大沼郡的三岛町宣布,居住在城市的人们只要交纳一定费用,全家都被视为特别町民。他们可以自由出入,让孩子们呼朋引伴在小溪中捕虾,到山上采蘑菇。村里还成立了生活工艺馆,馆内设木工、陶艺、编织、涂装等工房设备。观光客只要交纳一定的费用便可亲手体验器物的制作,并有专人指导,接受咨询。这是一个在城市里的人无法想象也不可能具备的空间。1995年,中国与挪威两国的博物馆学界提出了在贵州六枝特区梭嘎乡苗族地区创族生态博物馆。这支久居深山只有4000余人的苗族,头饰独特,有繁多的婚丧、祭祀礼仪,有别致的音乐、舞蹈和精美刺绣,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遗存。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东赵乡后沟村的民居、神龛、庙宇、戏台、作坊、油坊、剪纸、刺绣等文化遗产均保持完整,婚礼、葬礼和游戏的整套仪式规矩复杂,饮食品种繁多,在政府投入和保护下,已成为北方农耕桃花源和文化遗产抢救示范基地。这种乡土艺术、农业文化是一方水土的产物,生态博物馆就地取材,化陈旧为神奇,在生活中得以创造、使用和传承。可以看出,生态博物馆非常值得在我国进行探索和推广。

4文化遗产主题公园

主题公园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模式,这是因为公园的历史文化主题内涵的不同,而国内外各个民族都有不同的文化。中国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多成功案例,深圳华侨城控股公司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主题公园比较典型。经营者就着眼于历史文化,从中寻找主题经营的灵感。可以说该产业的发展历程无一例外都建立在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过程上。1989年开业的“锦绣中华”,以微缩景观为表现手法,再现了中国历史和文明的80处名胜古迹,成为中国旅游史上的一座里程碑。1991年开业的“民俗文化村”,将24个村寨、56种风情集于一身,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1994年建立的“世界之窗”,荟萃世界文明精髓,一直是珠三角旅游的第一品牌。

主题公园是以游客体验为目的,游客体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难以量化,又牵涉投入、产出、技术水平、行为习惯、时尚追求等众多因素,因而主题公园是最需要创意的产业形态。对主题公园而言,产业经营模式主要表现为：

（1）娱乐体验结合历史景观。自主创新不仅仅体现在历史文化的选择上,更体现在素材的组织和运用上。“世界之窗”如果没有108个景点和气势恢弘的广场巨幕,就不会有“你给我一天,我给你世界”的展示方式。在对游园设施的组织、运用中渗透着创造者对历史、文化的理解、阐述和演绎,并且注入了一种时尚娱乐元素。脱胎于国外的欢乐谷公园,既有美国的小镇,又有加勒比的港湾,还有香格里拉的生灵,这些差异巨大的文化背景都源于“智慧创造情景”的理念,并借助娱乐设施给予消费者不同文化的娱乐化体验。

（2）广场表演和节日狂欢。源远流长的中华民间文化中升华出“广场演绎”的形式。深圳“世界之窗”斥巨资建设了大型舞台,在“锦绣中华”建立了中华广场,创作“龙凤舞中华”等大型的广场演绎节目,在市场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此相配套的是剧场式的演出和大量的村寨表演。过节是我们民族格外重视的风俗,造节是经营文化的手段。为了塑造独特性,管理经营者提出了月月有节日的口号,使节庆活动成为亮丽的风景,国际啤酒节、狂欢节、泼水节都成为经典的文化品牌。从2002年开始又集中所有的文化品牌创办了唯一的旅游狂欢节,游行队伍与观众一道构成了独特的文化形象,使主题公园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从以上各国的文化遗产开发模式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第一,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决定了我们必须把抢救和保护放在第一位；第二,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流变性,决定了我们要尽可能避免以静止、凝固的方式去保护,在不改变其按内在规律自然演变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找生产性保护的方式及与旅游开发等的良性互动结合；第三，坚持“创意产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自主创新不仅体现在对历史文化的选择上,更体现在文化素材的整合运用上,并使之转化为有形的、具体的消费体验方式,与市场和受众接轨,最终实现产业链的完善和规模经济。［论文关键词］文化遗产；产业模式；经营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世界文化遗产开发管理进行描述和考量,力图挖掘出一些先进经营模型,为我国文化遗产开发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飞龙.国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6):59-66.

篇3

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影响

（一）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的意愿与能力提高

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本质上是发展适度规模的农业生产，它是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将细碎的土地耕作模式转变为具有适度规模的生产模式，形成农业生产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经营组织。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创新可以形成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从而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农田水利设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资源，为确保农业生产经济效益，生产经营主体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的意愿就会加强。此外，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能够促进农业产业的强大，使经营者积累更多的资本；组织的创新还可以将社会资本引入农业生产，与分散经营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比，经营主体拥有更多的资金保障和人力支持，可以建立与农田水利的战略合作关系，衍生出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单位与产业，增强其建设农田水利设施的能力。

（二）减少了农业经营者与水利单位的交易费用

以农业生产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为代表的生产经营主体成立以后，可以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将细碎的土地整合起来，通过组织的扩张，借助于组织对市场的替代，变市场交易为组织内的交易，减少了交易费用，避免了农田灌溉利益的纠纷。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创新还能够培育一批具有市场运作能力的经营者，在农田灌溉中，经营者可以利用规模效应，建立与供水单位的直接交易渠道，减少政府和其他中介组织的参与，实现交易成本的下降。

（三）降低了农田灌溉成本

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形成土地的适度集中。规模化的农业生产经营可以实现与农田水利灌溉的对接，有利于选择适合自然特点和农业种植的农田灌溉方式。农业生产经营者如果自建农田水利设施，如建设水井、池塘，则可以通过集中灌溉，提高水源的使用效率，降低单位灌溉成本；如果选择使用社会供水系统，如向水库等供水单位购买水，由于土地的适度集中，经营者为了节约用水，会修建和维护灌溉系统的终端沟渠，可以避免水资源的流失，而且减少了灌溉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农田灌溉的经济外部性，这些都将降低农田灌溉成本。

三、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机制的创新

（一）加快农田水利交易的市场化改造

伴随着市场机制下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创新，传统的政府主导下农田水利建设模式也必将发生转变，取而代之的将是建立在市场机制下的农田水利建设模式。在该模式下，需要培育具有市场经营能力的农田水利设施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形成合理的市场定价机制，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为此，需要将一些具有商业价值的水库、塘堰和湖泊等设施通过经营改制，利用承包等经营方式，将其培育成为农田水利市场供给方，组建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田灌溉公司，开发适合农田灌溉的交易渠道和平台，并引导农业生产经营者通过市场交易方式进行农田灌溉。鉴于农田水利设施具有形成垄断的条件，而且因为自然环境、农业种植因素，其价格机制极为脆弱，为确保农业生产，需要建立确保粮食安全和体现水资源价值的政府主导型定价机制。而作为水利主管部门，不再从事具体的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责任，只须负责大型水利设施、水网、渠道等设施的建设管理，而且在相对农田灌溉中还可以发挥市场监管作用，制订农田灌溉指导价格，维护市场公平交易。

（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在新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下，以农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为代表的经营者通过土地的适度集中，利用土地、人力和机械等资源的规模利用优势，可以提高农业经济效率，由于经营者参与农田水利设施的能力增强，也有意愿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确保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还需要引导社会资源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以弥补政府投资的不足和效率的低下。针对农业生产和自然环境特点，对于水库和大中型湖、塘、堰等设施，可以吸引具有建设能力和经营能力的单位参与承包建设；对于水资源相对缺乏的地区，可以建立专业的打井引水公司、农田灌溉公司等，为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农田灌溉服务；为形成有效的农田水利市场，还可以组建专业的农田灌溉中介组织，建立供水单位与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联系，活跃农田灌溉市场，提高灌溉效率。

篇4

基于当前快速发展的中原影视文化产业大背景，探讨作为影视产业后备军与生力军的高校影视人才尤其是具有实践能力的人才培养，似成为当务之急。简单来讲，培养高校影视人才所应具有的基本素质，我把它归结为三点：意识、情怀与能力。

 

一、培养具有本土文化意识的彩视人才

 

文化产业毕竟不只是产业，还有文化。影视文化的产业化当然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要有所凭借。我们经常讲，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同样道理，愈是本土的，才愈能走向国际，这就要求在发展河南影视文化产业的过程中要立足河南本土文化资源进行开拓创新。

 

通观河南出品的影视剧或是制作的电视栏目，无论是《新少林寺》、《少林寺传奇》系列还是《梨园春》、《知根知底》等，基本都是立足河南本土文化，在民间具有广泛的文化基础与群众基础，因而才能为观众所喜闻乐见，并走向全国甚至国际，达到经济与社会效益双丰收。除河南本土制造的影视产品，他山之石亦可以攻玉，让我们放眼国内外影视业，那些获得较高口碑、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同样离不开其独特的文化土壤——陈晓卿任总导演的《舌尖上的中国》系列不正是立足于中国传统美食么?范立欣的《归途列车》、杨凡的《游园惊梦》、王家卫的《一代宗师》也都是取材于中国独特的传统与当代文化，如城市化、戏曲、功夫等。这些例子也一再说明我们在高校影视教育与人才培养中，应该坚定不移地秉持立足本土文化资源走产业化道路的信念。

 

早在2006年10月，河南省第八次党代会就正式提出了“实现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的‘两大跨越’。至此，文化强省战略上升为指导河南未来发展的最高成就之一。”要实施“文化强省”战略，首先要办好教育，只有教育办好了，才能培养好“文化强省”所亟需的人才，也才能更好地继承并转化深厚的文化资源，进而变资源优势为创意优势。根据“文化强省”的宏伟目标，与之相应，河南高校的影视教育应当在民族化和全球化文化碰撞中、在传统和现代文化对话中，引导学生在多元文化视野中不断挖掘本土文化资源，诸如遍布中原城乡的豫剧文化、禹州神蜃镇钧瓷文化、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信阳罗山皮影以及淮阳庙会、马街书会等，这些都可以在理论教学尤其是实践教学中加以强调，使之成为学生创作取材的重点对象，带领或推动他们去深人关注并制作一批优良短片，如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电系学生分别于2013和2014创作的纪录短片《台上，台下》(豫剧)和《泥泥狗》(民俗)、《木刻年华》(木版年画)等，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二、培养具有社会与人文情怀的彩视人才

 

中原地大物博，中原文化一向兼容并蓄，并具有自身鲜明特点，“河南独有的中原文化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根源性、原创性、包容性、开放性、基础性。中原文化被确立为广泛吸收众多民族优秀品质而成的中华文明的主流文化。”基于此，河南高校对于影视人才的培养，更应该立足中原、放眼中国与世界，而不应闭门造车、自娱自乐。事实证明，高校要想培养出高质量的影视人才，也不可能关起门来办教育，把学生一味束缚在象牙塔里，一定要积极引导学生走出校园、面向社会，时刻了解并参与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进而学会关注人、尊重人、理解人，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与情怀。

 

只有深入社会、感同身受，与作品中的主人公近距离接触，才可以拍摄出满意的作品，如前文所说的纪录片《归途列车》是把镜头聚焦到农民工及其子女问题，《舌尖上的中国》以美食反映人的生活与生存现状，张艺谋的最新电影《归来》反映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而张以庆的《幼儿园》则以儿童视角巧妙折射成人世界。即使那些表现年代久远的故事，如康健宁、蒋樾的《京剧》等，也离不开对历史与文化变迁的感悟及对人的境遇的深沉思索。抛开这些由大型制作机构、著名制作人参与的作品不说，就拿近几年在国内各大学生电影节、电视节和影像节上频频获奖的学生作品来说，同样如此，如今年第二十一届大学生电影节大学生原创作品单元获奖剧情短片《彼岸》、2011年第二届全国大学生电视节学生原创作品单元金奖剧情短片《金兰桂琴》和二等奖《爷爷》等无不是关注相对细致人微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因而赢得了评委会和广大学生的一致赞同。近两年由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电系学生拍摄的《漂泊的红领巾》、《波比的心愿》分别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自闭症儿童问题等，都是在关注时代与社会，有着浓厚的人文意识。

 

虽然学生创作整体上尚显稚嫩，但是，在学校影视教育中如果能够不断强化人文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想必等他们走上工作岗位，一定会对他们的创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对整个影视文化产业的质量与水准有相应提升，而不是片面追求数字与GDP攀升，这必将有利于影视文化产业生态环境的健康运行。

 

三、培养具有讲故事能力的影视人才

 

对于影视作品来说，没有感染力就没有影响力，也就不会有市场占有力，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叙事即第一生产力。叙事对于剧情片的重要性自不必讳言，对于纪录片亦同样重要，希拉柯伦伯纳德在《纪录片也要讲故事》中谈论如何使故事在纪录片创作中发挥作用的基本元素时，特意引用了《电影剧本创作的手段》中一个重要观点：“讲述这个故事是为了在观众观影过程中实现最大限度的情感碰撞以及激发观众的参与性。”这样看来，无论是剧情片还是纪录片都是需要叙事的，都需要一个好的叙事,这在电影《归来》中是如此，在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里同样如此。

 

那么，在学校的影视教育中，我们就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讲故事能力，这牵涉到很多方面的素养训练，比如策划、剧作、摄像、导演、表演、录音、剪辑等，需要长期、系统的学习与积累。在具体的作品中，很难说什么样的讲故事方式才是最好的方式，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在影视制作的三个不同阶段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前期策划阶段应脚踏实地，切忌好高骛远而流于概念。学生创作多为短片，长度一般不超过30分钟，在这样的时长内，不适宜放进太多的东西，要避免求全求大，使得作品仅停留于概念层面而难以付诸实施，所以在影视教学尤其是实践教学中，应该树立一个明确的意识一一无论是剧情片还是纪录片，它的核心就是“一个人、一件事”(当然这个“人”是指主要人物)，只有掌握了这个短片创作的规律才能事半功倍。

 

第二，实际拍摄阶段要善于用镜头讲故事，而不是过多地借助解说(纪录片)与旁白(剧情片)等声音手段(除去室内访谈与专题节目制作)。这样说并不是重影像轻声音，视听是影视的双翼，缺一不可，但是学生创作往往在影像语言掌握上略显无力，而较多地依赖旁白与解说来补足叙事中的不足。务实地讲，综观各学生类影像节，获奖作品鲜有用旁白与解说的，而更多重视影像与声音的有机配合及客观呈现。解说与旁白的滥用，实际上削弱了影像语言应该发挥的功能，也削弱了声音中音响、音乐的作用，这不利于学生全面深人掌握影视语言。

 

第三，后期制作阶段要通盘考虑，平衡剪辑与导演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经常讲，导演要有剪辑意识，剪辑要有导演意识，意思就是导演和剪辑密不可分，好的剪辑可以为导演加分，坏的剪辑则会破坏导演意图，最后完成作品的整体节奏感、叙事的结构与形式感、甚至作者的风格都离不开剪辑的功劳。因此，在高校影视教育中的日常教学要加强剪辑训练，这是通向作品成功的最后也是极其关键的一环。

 

四、结语

 

归根结底，影视文化产业要以产业为支柱、以文化为核心，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它的成熟与丰收离不开整体文化产业生态的健康向上，这就需要政、产、学、研四方联动，共同营造良好的文化产业生态环境，其中，学校对影视人才的系统培养是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