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学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中华医学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2011年3月18日，“中华医学论文奖”(风湿免疫领域)扶他林杯第一次专家评审工作会议于北京诺富特和平宾馆圆满举行。会议由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游苏宁社长、“中华医学论文奖”风湿免疫领域评审组组长栗占国教授主持，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四川华西医院、湖南湘雅医院等全国各地的风湿免疫领域核心专家、医学核心期刊主编、编审等二十余人汇聚一堂，对“中华医学论文奖”的评审流程、评审制度、评审标准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交流。

“中华医学论文奖”评选活动由中华医学会发起并主办，是我国医学论文的专属奖项，2011年是中华医学论文奖启动年、风湿免疫领域是“中华医学论文奖”2011年度首批开展的学科、本次会议是风湿免疫领域的第一次专家工作会议。游苏宁社长宣布了“中华医学论文奖”(风湿免疫领域)扶他林杯专家评审组聘任决定，并在致辞中对该奖项评选活动的背景及意义作了深入阐述：首先， “中华医学论文奖”评选活动的展开，将在医学领域树立学术论文典范，引导高水平研究论文投向国内优秀期刊。近年来，我国医药卫生期刊论文的整体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中华医学论文奖”的设立，将会进一步提升我国医学期刊论文的质量与影响力，通过评审表彰机制，树立优秀论文典范，鼓励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优秀、原创作品在国内高水平的期刊上发表。其次，可以净化学术氛围，规避模仿、抄袭、剽窃等学术创作上的不良风气。本着提倡原创、表彰创新、激励贡献的宗旨，将会逐步在行业内树立并宣扬原创、科学、务实的医学论文创作观，为推动我国医学期刊向高水准方向迈进做出贡献。

“中华医学论文奖”的评选将会分学科领域、分年度逐步铺开，各学科领域设立“医文影响力提名奖”、“医文影响力奖”、“医文创新奖”、“医文贡献奖”、“医文典范奖”等奖项。“医文影响力提名奖”由万方数据根据论文的综合影响力客观评价指标如论文的被引指数、非相似指数等评价筛选产生；其他奖项采取专家随机分组、交叉评审、推荐与投票复议的方式产生。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医药事业部总经理张秀梅出席本次会议，并对此项目提供技术支持。本次活动的成功组织与实施将为在其他学科的推广应用积累宝贵经验。

栗占国组长主持会议，介绍了“中华医学论文奖”的评审工作流程，专家评审工作制度。他强调，“中华医学论文奖”的评审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的原则，全程接受专家、读者、作者的监督；专家推荐或举报要书面提交的理由，经评审复议会专家集中讨论，确定获奖名单。最后，栗占国教授对“中华医学论文奖”(风湿免疫领域)扶他林杯2011年评审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

篇2

一个学科独立存在，首先要具备独立的学术与社会文化价值。中医文化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微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医学的学术繁荣。中医学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属性于一身，但中医学的现代研究大多属于自然科学研究，对于中医学的文化研究则起步晚、成果少、影响力不大。中医文化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中医研究的偏差，弥补现代中医研究的不足。从中观方面看，有利于总结中医学发展规律，为中医学发展提供动力。通过对中医文化内涵及发展规律的揭示，来传承传播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保存与发展中医学原创思维，为中医学术发展提供方向引领与动力源泉。从宏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中医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原创思维方式，融合了中国历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精华，凝聚了古圣先贤和儒、道、佛文化的智慧，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大力弘扬中医文化，大力发展中医文化事业，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和重要途径。

1.2学科内涵认识趋近

学科内涵是一个学科明确研究对象，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中医文化学是研究中医文化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关于中医文化的界定非常关键。由于对文化本身认识的多元性，给中医文化的界定带来了复杂性。目前的代表性观点有:“所谓中医文化，不是或主要不是指中医作为科学技术本身，而是指这种科学技术特有的社会形式、文化氛围，也即中医学发展同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联系以及中医学中所体现的特有的文化特征”。这是从中医文化与中医科学技术区别角度来界定的。另外一种是广义文化上的界定，即“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还有一种是从文化的具体层面来界定，如“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学内在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外在的行为规范、器物形象的总和”。几种界定尽管角度不同，但对于中医文化的研究对象却基本达成共识，即中医文化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及中医学自身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与器物文化。

1.3学术研究成果向综合集成

中医文化研究热首先是由传统文化热推动的，中医文化研究早期成果集中在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易学及儒学、道学、佛学的关系上。关于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关系，如刘长林的《内经的哲学与中医学的方法》;关于易医关系，如杨力的《周易与中医学》、张其成的《东方生命花园———易学与中医》;关于中西医文化比较，如何裕民的《差异•困惑与思考———中西医学比较研究》、祝世讷的《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交融》;关于中医与儒学、中医与道学、中医与佛学方面的研究专著，如薛公忱主编的《儒道佛与中医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历史研究不可或缺。中医学史早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独立学科，从中医学术史过渡到中医文化史是中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也是中医文化学独立的一个重要基础。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是中医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医哲学作为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医哲学史研究自然也成为中医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点内容。程雅君的《中医哲学史》计划四卷本，目前已经出版二卷，是中医哲学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另外，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牵头组织编写的《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从中医文化源流、中西医文化比较、中医文化复兴三个方面对中医文化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教育在高等中医院校中广泛开展，编写教材、构建中医文化与中医哲学知识体系成为中医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另一项工作任务。《中医药文化基础》《中医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中医文化导读》等教材不断创新，有的列入国家规划教材，有的成为省市精品教材。从分化走向综合，是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的规律，也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1.4学科队伍不断壮大

中医文化研究最初是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哲学工作者，从中国哲学角度探讨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医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医学思维方式特征，或从科学技术哲学视角探讨中医学方法论及其发展规律;二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医古文、中医史学是这一群体的先觉者，还有一些中医文献学专业工作者也加入到中医文化研究队伍中来，目前许多研究机构的中医文化学科带头人同时也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随着中医药机构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为满足中医文化教育、宣传与传播的需要，一些中医药管理工作者、中医临床专家、中医基础理论教师、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外国语教师也介入到中医文化研究与教学中来;同时越来越多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生如哲学、语言学、传播学、教育学的研究生也开始关注中医文化，甚至将中医文化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

1.5学科建制基本成形

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研究机构也开始先后成立。南京中医药大学1994年成立了全国首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1999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该中心更名为独立建制的国学院、中医药文化研究院。随后山东省、上海市、福建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等省市也先后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与传播机构，其中有些研究机构已发展成为省级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有的机构成为学校2011年协同创新中心，还有的中医文化研究团队成为校级或省级科技创新团队。199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正式成立，从此中医药文化研究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术团体。2007年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联合中国哲学史及中医基础理论学者，积极开展中医哲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专业学术期刊是学科成长的重要平台，也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医古文知识》《上海中医药杂志》《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等中医学术期刊相应开设“中医文化”专栏，《中医杂志》的“学术探讨”栏目也积极发表中医文化研究成果。

1999年《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这是目前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学报中唯一的社会科学版学报。2006年原《医古文知识》更名为《中医药文化》并正式创刊，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专门研究中医药文化的学术期刊。近几年几乎每年都有多项中医文化研究课题被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甚至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大招标项目，有的还立项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标志着中医文化研究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此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十二五”学科规划中将中医文化学作为了重点建设学科，包括安徽省、南京市、山东省、上海市、北京市等地多家研究机构入选。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将中医文化学列入重点建设学科，标志着中医文化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具有了合法性。安徽中医药大学等高等院校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招生点，南京中医药大学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率先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招生点，专门培养中医文化研究高级人才。

2中医文化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

中医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已初步成型，但由于学科发展时间短，还存在学科界限模糊、研究内容过于分散、研究队伍有待提高等诸多问题。

2.1学科界限模糊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中医文化学与中医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中医基础理论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一些内容的交叉渗透难以避免。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医文化学必须进一步明确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否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多个学科去“争抢”研究，导致中医文化学科被淡化，甚至学科独立存在的必要性遭受质疑。因此，在保持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前提下，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研究重点，划定自己的学科界限非常必要。

2.2研究内容过于分散

在中医文化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内容分散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独立建制的学科，则需要将研究视野集中到解决中医文化学科核心问题与关键问题上来。另外，中医文化研究还存在着整体水平不高的问题，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现有研究虽不乏精品，但低水平的所谓‘研究’却也占据了相当比例。这种研究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严重影响了中医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准，使其整体研究状况与其深远的现实意义之间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中医文化研究重点应从过去“回溯性”研究，转向到解决中医发展的现实问题中来。

2.3研究队伍有待提高

由于中医文化研究者来自众多学科领域，受学科视野限制，学者们往往选择自己熟悉的问题，运用自己的学科方法开展研究，而缺乏文化整体视野的观照。目前中医文化研究主体，一是中医药学者，一是文史哲学者。中医药学者研究中医文化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但部分研究者由于缺乏人文理论素养，不熟悉文化研究方法，导致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医学层面，而未能够深入到中医文化内核。而一些文史哲工作者长于文化研究方法，但缺少必要的中医学知识储备，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文化表层，未能切入中医内部。两个研究主体由于处在不同学科领域，缺乏必要的交流、沟通与理解，所以培养一批热爱中医文化事业、具备深厚中医文化功底的中医文化专职研究队伍刻不容缓。

2.4引导作用未充分发挥

中医文化研究时间不长，在没有统一的理论范式引导下，对中医文化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并没有取得统一认识，许多问题尚处于见仁见智的阶段。《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2号)提出，要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将中医药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规划，并将其提高到与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并列并重地位。中医文化的作用在于引导，但由于学术内涵研究不足、实践研究不够，其在引领中医教育、医疗、科研、保健、产业与对外交流合作方面的作用发挥不尽理想。

3加强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建议

3.1加强学科内涵研究，厘清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学科关系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是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尽管目前对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的认识趋同，但如何从中医文化本质、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分层界定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界定既不能广泛无边，否则难以体现中医文化特色;也不可过于狭窄，否则难以起到引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作用。界定中医文化内涵，除了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系外，还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中医药学科的关系，厘清中医文化与中医文献、中医史、中医基础理论等学科的界限，在保持为其他学科提供文化背景、思想源泉与发展动力的前提下，保持和维护学科自身的特色与独立性。

3.2聚焦重大需求，解决中医文化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中医文化研究涉及面广，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本学科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同时还需要解决中医药传承传播领域重大实践问题。在中医文化学科理论问题研究中，除了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外，还需要解决中医科学性、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医学思维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中医文化需要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着力点应放在中医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上。

篇3

“忠实”还是“背叛”？直译还是意译？同化还是异化？究竟可译还是不可译？对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的讨论是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永恒的话题。然而，无论是探讨译文是否应忠实原文，抑或是纠结于应选择尽量保留原貌的直译抑或改头换面的意译，乃至质疑原文的可译与否，这都体现出翻译活动无法逃避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面对他者？

在全球化的今天，现代性、民族性与翻译性已经呈现水融的态势。如何处理语言文化的异质性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早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就已经对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翻译论。

1813年，施莱尔马赫发表了《论翻译的方法》，他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翻译观点，认为翻译活动的实现有两种途径：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二是尽可能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而其更倾向于“把读者送到国外”的翻译方法，认为真正的翻译就是要保留原文之异，体现他者的异质性。

他的这一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被法国当代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哲学家安托万・贝尔曼进一步上升到了“翻译伦理”的概念。贝尔曼对长期统治西方翻译界的以“意义的传达”为中心的翻译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在其《异的考验》一书中，通过对从路德到荷尔德林这一历史阶段的翻译史研究，探讨了翻译在德意志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指出，“翻译的本质就是开放、对话、杂交繁育、非中心化，翻译要么处于关联之中，要么什么都不是”，同时他还指出翻译的目的事实上是完成一种伦理行为，而“伦理行为是指认可和接纳作为‘他者’显现的‘他者’”。 由此可见，贝尔曼的翻译伦理观就是尊重原作，尊重原作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彰显差异，认可接纳他者，通过对他者的传介来丰富自身。

贝尔曼的的翻译伦理观进一步启发了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其《翻译之耻-走向差异伦理》一书中，韦努蒂明确表明他受贝尔曼思想影响至深。他通过对17世纪以来西方翻译史的考察，指出流畅译法或透明译法抹掉了原文里的语言、文化差异，而翻译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引进差异，包括语言差异、文化差异、政治差异、伦理差异等等。而要真正引进并保留这些差异，则必须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而非同化。韦努蒂在贝尔曼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影响翻译活动的社会政治因素。在他看来，归化翻译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试图以自己的文化同化他者，为本民族的利益服务。而与之相反，异化翻译反抗和消除文化自恋，帝国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有利于民主的地缘政治关系。其思想的核心，即在翻译中抵制译入语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彰显外国文本的语言文化差异。韦努蒂提倡的异化翻译，不仅仅体现在语言的翻译上，还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材上。他主张选择边缘化和少数化的文本，即选择在话语或流派上与当时已获得经典地位的叙事形式背道而驰的文本。至此，韦努蒂在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方法和贝尔曼尊重吸纳他者文化异质性的翻译伦理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翻译差异伦理。

翻译自古以来在促进人类的语言、文化的进步上就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翻译研究从对语言文本的研究，过渡到对文化的研究，而又进一步进行伦理转向，这与每个时代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的提出，是处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语言文化统治德国的背景之下。作为一名爱国者和政治激进主义分子，施莱尔马赫希望德国能保留住自己的文化和政治尊严，因此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从而保留外国文本在语言及文化上的差异，通过差异的凸显来丰富德国的语言和文化，挑战法国的霸权主义。无独有偶，韦努蒂在对17世纪以来的翻译进行研究之后，发现英美国家和非英语国家之间的翻译活动交流极为不平等，在英美国家同化的流畅翻译占主流地位，而在非英语国家，英语文本翻译成其他语言则大多采用异化的策略。因此，其之所以大力发展施莱尔马赫和贝尔曼的理论，也不无出于抵制当今英美霸权主义文化的入侵的目的，避免弱势文化被予以同化。

贝尔曼曾指出，每种文化都具有骄傲自满的特性，因此在本质上都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然而翻译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有关文本的字面转换，其更是有关两种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性格的交流与争锋。王东风先生说过：“翻译，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对于本土的价值体系而言，这是一种外来的文化渗透。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着破坏，意味着颠覆；或者意味着异质增加，活力增强。强势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运用自己的权利话语反过来利用这外来的破坏力，以巩固和加强自身的本土文化的强势地位；弱势文化则常常在这外来的破坏力前显得束手无策，最后要么被同化，要么被颠覆。而拒绝与外来文化交流的，则只能是封闭、保守、落后，最后走向灭亡”。

纵观中国历史，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面对外来的他者，中国译者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出于不同的目的而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正体现了文化的强弱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翻译研究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曾指出，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三次翻译。第一次是公元2世纪到7世纪盛行的佛经的传播，第二次则是16世纪基督教的盛行，最后一次则是19世纪西方思想的输入。在这三次大规模的异域文化输入过程中，翻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勒菲弗尔看来，大多数译者在这三次翻译中，都不约而同的采取了同化的翻译策略，尤其是前两次宗教的传入。面对根植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译者们在翻译佛经及基督教经典时，不得不对原著进行适当修改，使其顺应中国社会传统的儒家道德观，以便便于中国人民接受。譬如佛经中关于子女对父母的义务的原本阐述为：“双亲养大我们，我们养双亲；为了他们（双亲），我们要做应做的事；保留家系；承继财产；在适切得时候供奉祖先。”而在翻译成汉语之后，则补充了“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儒家思想。而利玛窦在传播基督教时，将耶稣翻译成“天主”以及后来的“上帝”，则是在翻阅儒家经典后，发现“天”以及“上”与“帝”在中国人心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含义。

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翻译过程中，异化与同化同时并存。以鲁迅、、梁实秋和徐志摩为代表的“西方模式”派，就主张以西方为本，不作任何抵抗，利用异化的翻译来全面改造本土文化。鲁迅在给其朋友的一封信中便这样写道：“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虽然近代中国由于闭关锁国已明显处于弱势文化，但当时的人们仍然自豪于五千多年的古老文明，主观认为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所以这些译者入严复、林纾、傅东华等为了更好地迎合读者的口味采用了归化策略。但是在民族文化输出上，由于清政府闭关自守，中国的辉煌时代已经不复存在，译者们在翻译时也主要以翻译外来作品为主，而很少将中文翻译成英语，并且在翻译时由于担心西方读者不能理解中国的文化，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就尽量采用了通顺流畅的同化翻译。所以只有极少数的中文进入了英语。由此可见，翻译作为对话的手段，采用“异化”还是“同化”，如何面对他者，基本上由国力的强弱和文化的强弱而定。

当儒家思想强势不可的情况下，弱势的佛教及基督教教义便需要将自己同化，以更好的渗透于强势思想中。而当中国文化处于弱势之时，有识之士便采用异化的策略，基本保留强势文化的全貌以向读者指明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差异性，借以丰富自己的文化，同时抵抗文化霸权。对他者的态度，对差异的处理，随着时代背景国家强弱的不同而不同，同样也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融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今，国与国之间在各方面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而中国，作为新兴的大国，经济实力不断加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在世界舞台上拥有越来越重要的话语权，同时也备受实行霸权主义的质疑。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作为一名译者，在翻译中如何调和我国文化和异域文化的关系，如何面对文化实力迥异的他者，把握翻译的“度”，是每个译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面对更强势的文化，输入文化时采用异化？而面对文化实力薄弱的文化，采用同化，抹去它的异质性？其实，国与国的相处，文化与文化的碰撞，便如同人与人的相处。孔子曾说过“和而不同”，这一观念莫不显示着对他人的存在，对他人价值观的尊重，无论对方强弱与否。

因此，当代翻译研究中归化与异化讨论的实质不是关于何者更能忠实传达原意的翻译策略或方法问题，而是关于如何对待文化他者的伦理态度问题。面对文化他者，译者应该寻求差异、发掘差异、尊重差异，而不是求同，这是当代翻译研究对翻译的人文价值所作出的价值评判。所谓求异，就是尊重他人文本中所描写的世界的完整性，尊重他人文本自身的价值；所谓求同，就是在他人文本中取其所需， 利用他人文本来实现自身价值和目的。对差异的尊重就是对他人的尊重。贝尔曼曾提出一个历史翻译的概念，在他看来，那些创造了一个时代，创造了历史的翻译，无论是个人翻译还是集体翻译潮流，都应称之为历史翻译。我们希望在的原则下，中华民族能够迎来历史上的第四次翻译，在尊重异域文化的前提下，汲取他者的精华，传播自己的特色文化，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1]Berman Antoine， L’Epreuve de l’tranger. Culture et traduction dans l’Allemagne romantique，Gallimard，Paris，1984.

[2]Berman Antoine， 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 John Donne， Gallimard， Paris，1995.

[3]Venuti Lawrence，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Routledge， London， 1998.

[4]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 London， 1995.

[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4.

[6]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

[7]彭萍，《伦理视角下的中国传统翻译活动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8.

[8]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载《中国翻译》，2003.

篇4

一、中医药传统文化的优势

“神农尝本草”，自古以来，中医药有着悠久历史，中医药治病救人的优势有目共睹。中医治病求本，中药不良反应少，很少产生耐药性，这些种种却鲜为人知，由于对中医中药的了解不够，使大家对中医药产生很多偏差的认识，中医药的优势应被广大群众所了解。中医过去在疾病治疗中总是处于从属地位，患者经常是走过很多家医院、做了全套的医疗检查、治疗未果，才想起中医。在2003年的“非典”中，中医对于这种病因不明，来势汹汹的疾病，通过辨证论治、治病求本等屡获良效，中医彰显了它无穷的魅力。用中西医综合治疗的办法防治“非典”，不仅疗效确切，而且费用大大节省。不仅在“非典”中中医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接下来几年发生的甲流、龠流感中也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中医药对生命活动的认识，提供了人类认识和把握人体复杂体系的有效途径。中医药学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认知方法及其个体化诊疗体系，反映了整体医学的特征。中医药丰富的治疗手段和灵活的方法，符合人体生理病理多样性的特点。中医药浩瀚的经典医籍，是人类生物信息的巨大宝库。

近年来，国家也对中医药的发展高度重视。我国已能生产包括滴丸、气雾剂、注射剂在内的现代中药制剂40余种，一批新的科研成果的到世界医学界的公认，屠呦呦老专家的获奖，让更多人认识到中医药文化的优势。我国传统医药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至今在医疗保徤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在世界传统医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是由自身理论的科学性和优势所决定的。随着疾病谱的变化，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健康观念的转变，中医药学的优势越来越显现出来，其科学性和先进性越来越被学术界、产业界所重视。进一步认识这些特色和优势，并在实践中加以发挥极为重要。

二、新一代的中医药学子如何使中医超越现状，走向世界

(一）要做到和中医“谈恋爱”——热爱中医，不离不弃是学好中医的重要前提。

只有真正的热爱中医，对中医时刻充满爱好与兴趣，才能有所收获，学有所成。纵观中医史，几乎所有的名医都是在对医学的热爱与执着追求中、在长期深入的实践探索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学习中医，没有对中医的热爱，学习过程中就找不到情趣，就会味同嚼蜡，就无法把中医学好学透。这个比喻打得好，要和中医“谈恋爱”，这样，就会觉得对中医有了一份责任，中医是我国几千年来留下的最伟大的财富，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去把中医发扬光大，不仅要超越现在，更要超越过去中医所取得的成就。

(二）重视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学好中医的基础条件

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是学好中医的基础，虽然对于初学中医的人来说中医基础理论课程可能是枯燥的，难懂的，但是当你跨过这个坎儿，真正走入中医这个殿堂的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医是神奇的、博大精深的，她是瑰丽的宝库。现在有一部分人忽略了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殊不知，基础理论知识是非常重要的。熟读《内经》，学好中药等这些基本课程是为以后研究发展打下的奠基石。没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就不可能有新的突破。

（三）跟名师，多临证——学好中医的必备条件

中医理论课程固然是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但是如果仅仅掌握好了理论知识，而没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照样不会看病。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一再认识，这是知识来源、作用以及提高的途径和规律。学习中医犹需如此，只有回归临床实践、所学才能被验证、巩固，才能获得新知，提高理论和实践水平，从而推动中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