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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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8日，“中华医学论文奖”(风湿免疫领域)扶他林杯第一次专家评审工作会议于北京诺富特和平宾馆圆满举行。会议由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游苏宁社长、“中华医学论文奖”风湿免疫领域评审组组长栗占国教授主持，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四川华西医院、湖南湘雅医院等全国各地的风湿免疫领域核心专家、医学核心期刊主编、编审等二十余人汇聚一堂，对“中华医学论文奖”的评审流程、评审制度、评审标准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交流。

“中华医学论文奖”评选活动由中华医学会发起并主办，是我国医学论文的专属奖项，2011年是中华医学论文奖启动年、风湿免疫领域是“中华医学论文奖”2011年度首批开展的学科、本次会议是风湿免疫领域的第一次专家工作会议。游苏宁社长宣布了“中华医学论文奖”(风湿免疫领域)扶他林杯专家评审组聘任决定，并在致辞中对该奖项评选活动的背景及意义作了深入阐述：首先， “中华医学论文奖”评选活动的展开，将在医学领域树立学术论文典范，引导高水平研究论文投向国内优秀期刊。近年来，我国医药卫生期刊论文的整体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中华医学论文奖”的设立，将会进一步提升我国医学期刊论文的质量与影响力，通过评审表彰机制，树立优秀论文典范，鼓励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优秀、原创作品在国内高水平的期刊上发表。其次，可以净化学术氛围，规避模仿、抄袭、剽窃等学术创作上的不良风气。本着提倡原创、表彰创新、激励贡献的宗旨，将会逐步在行业内树立并宣扬原创、科学、务实的医学论文创作观，为推动我国医学期刊向高水准方向迈进做出贡献。

“中华医学论文奖”的评选将会分学科领域、分年度逐步铺开，各学科领域设立“医文影响力提名奖”、“医文影响力奖”、“医文创新奖”、“医文贡献奖”、“医文典范奖”等奖项。“医文影响力提名奖”由万方数据根据论文的综合影响力客观评价指标如论文的被引指数、非相似指数等评价筛选产生；其他奖项采取专家随机分组、交叉评审、推荐与投票复议的方式产生。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医药事业部总经理张秀梅出席本次会议，并对此项目提供技术支持。本次活动的成功组织与实施将为在其他学科的推广应用积累宝贵经验。

栗占国组长主持会议，介绍了“中华医学论文奖”的评审工作流程，专家评审工作制度。他强调，“中华医学论文奖”的评审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的原则，全程接受专家、读者、作者的监督；专家推荐或举报要书面提交的理由，经评审复议会专家集中讨论，确定获奖名单。最后，栗占国教授对“中华医学论文奖”(风湿免疫领域)扶他林杯2011年评审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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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科独立存在，首先要具备独立的学术与社会文化价值。中医文化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微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医学的学术繁荣。中医学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属性于一身，但中医学的现代研究大多属于自然科学研究，对于中医学的文化研究则起步晚、成果少、影响力不大。中医文化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中医研究的偏差，弥补现代中医研究的不足。从中观方面看，有利于总结中医学发展规律，为中医学发展提供动力。通过对中医文化内涵及发展规律的揭示，来传承传播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保存与发展中医学原创思维，为中医学术发展提供方向引领与动力源泉。从宏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中医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原创思维方式，融合了中国历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精华，凝聚了古圣先贤和儒、道、佛文化的智慧，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大力弘扬中医文化，大力发展中医文化事业，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和重要途径。

1.2学科内涵认识趋近

学科内涵是一个学科明确研究对象，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中医文化学是研究中医文化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关于中医文化的界定非常关键。由于对文化本身认识的多元性，给中医文化的界定带来了复杂性。目前的代表性观点有:“所谓中医文化，不是或主要不是指中医作为科学技术本身，而是指这种科学技术特有的社会形式、文化氛围，也即中医学发展同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联系以及中医学中所体现的特有的文化特征”。这是从中医文化与中医科学技术区别角度来界定的。另外一种是广义文化上的界定，即“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还有一种是从文化的具体层面来界定，如“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学内在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外在的行为规范、器物形象的总和”。几种界定尽管角度不同，但对于中医文化的研究对象却基本达成共识，即中医文化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及中医学自身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与器物文化。

1.3学术研究成果向综合集成

中医文化研究热首先是由传统文化热推动的，中医文化研究早期成果集中在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易学及儒学、道学、佛学的关系上。关于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关系，如刘长林的《内经的哲学与中医学的方法》;关于易医关系，如杨力的《周易与中医学》、张其成的《东方生命花园———易学与中医》;关于中西医文化比较，如何裕民的《差异•困惑与思考———中西医学比较研究》、祝世讷的《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交融》;关于中医与儒学、中医与道学、中医与佛学方面的研究专著，如薛公忱主编的《儒道佛与中医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历史研究不可或缺。中医学史早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独立学科，从中医学术史过渡到中医文化史是中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也是中医文化学独立的一个重要基础。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是中医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医哲学作为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医哲学史研究自然也成为中医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点内容。程雅君的《中医哲学史》计划四卷本，目前已经出版二卷，是中医哲学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另外，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牵头组织编写的《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从中医文化源流、中西医文化比较、中医文化复兴三个方面对中医文化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教育在高等中医院校中广泛开展，编写教材、构建中医文化与中医哲学知识体系成为中医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另一项工作任务。《中医药文化基础》《中医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中医文化导读》等教材不断创新，有的列入国家规划教材，有的成为省市精品教材。从分化走向综合，是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的规律，也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1.4学科队伍不断壮大

中医文化研究最初是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哲学工作者，从中国哲学角度探讨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医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医学思维方式特征，或从科学技术哲学视角探讨中医学方法论及其发展规律;二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医古文、中医史学是这一群体的先觉者，还有一些中医文献学专业工作者也加入到中医文化研究队伍中来，目前许多研究机构的中医文化学科带头人同时也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随着中医药机构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为满足中医文化教育、宣传与传播的需要，一些中医药管理工作者、中医临床专家、中医基础理论教师、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外国语教师也介入到中医文化研究与教学中来;同时越来越多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生如哲学、语言学、传播学、教育学的研究生也开始关注中医文化，甚至将中医文化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

1.5学科建制基本成形

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研究机构也开始先后成立。南京中医药大学1994年成立了全国首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1999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该中心更名为独立建制的国学院、中医药文化研究院。随后山东省、上海市、福建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等省市也先后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与传播机构，其中有些研究机构已发展成为省级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有的机构成为学校2011年协同创新中心，还有的中医文化研究团队成为校级或省级科技创新团队。199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正式成立，从此中医药文化研究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术团体。2007年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联合中国哲学史及中医基础理论学者，积极开展中医哲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专业学术期刊是学科成长的重要平台，也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医古文知识》《上海中医药杂志》《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等中医学术期刊相应开设“中医文化”专栏，《中医杂志》的“学术探讨”栏目也积极发表中医文化研究成果。

1999年《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这是目前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学报中唯一的社会科学版学报。2006年原《医古文知识》更名为《中医药文化》并正式创刊，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专门研究中医药文化的学术期刊。近几年几乎每年都有多项中医文化研究课题被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甚至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大招标项目，有的还立项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标志着中医文化研究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此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十二五”学科规划中将中医文化学作为了重点建设学科，包括安徽省、南京市、山东省、上海市、北京市等地多家研究机构入选。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将中医文化学列入重点建设学科，标志着中医文化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具有了合法性。安徽中医药大学等高等院校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招生点，南京中医药大学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率先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招生点，专门培养中医文化研究高级人才。

2中医文化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

中医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已初步成型，但由于学科发展时间短，还存在学科界限模糊、研究内容过于分散、研究队伍有待提高等诸多问题。

2.1学科界限模糊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中医文化学与中医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中医基础理论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一些内容的交叉渗透难以避免。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医文化学必须进一步明确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否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多个学科去“争抢”研究，导致中医文化学科被淡化，甚至学科独立存在的必要性遭受质疑。因此，在保持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前提下，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研究重点，划定自己的学科界限非常必要。

2.2研究内容过于分散

在中医文化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内容分散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独立建制的学科，则需要将研究视野集中到解决中医文化学科核心问题与关键问题上来。另外，中医文化研究还存在着整体水平不高的问题，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现有研究虽不乏精品，但低水平的所谓‘研究’却也占据了相当比例。这种研究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严重影响了中医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准，使其整体研究状况与其深远的现实意义之间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中医文化研究重点应从过去“回溯性”研究，转向到解决中医发展的现实问题中来。

2.3研究队伍有待提高

由于中医文化研究者来自众多学科领域，受学科视野限制，学者们往往选择自己熟悉的问题，运用自己的学科方法开展研究，而缺乏文化整体视野的观照。目前中医文化研究主体，一是中医药学者，一是文史哲学者。中医药学者研究中医文化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但部分研究者由于缺乏人文理论素养，不熟悉文化研究方法，导致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医学层面，而未能够深入到中医文化内核。而一些文史哲工作者长于文化研究方法，但缺少必要的中医学知识储备，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文化表层，未能切入中医内部。两个研究主体由于处在不同学科领域，缺乏必要的交流、沟通与理解，所以培养一批热爱中医文化事业、具备深厚中医文化功底的中医文化专职研究队伍刻不容缓。

2.4引导作用未充分发挥

中医文化研究时间不长，在没有统一的理论范式引导下，对中医文化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并没有取得统一认识，许多问题尚处于见仁见智的阶段。《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2号)提出，要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将中医药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规划，并将其提高到与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并列并重地位。中医文化的作用在于引导，但由于学术内涵研究不足、实践研究不够，其在引领中医教育、医疗、科研、保健、产业与对外交流合作方面的作用发挥不尽理想。

3加强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建议

3.1加强学科内涵研究，厘清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学科关系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是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尽管目前对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的认识趋同，但如何从中医文化本质、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分层界定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界定既不能广泛无边，否则难以体现中医文化特色;也不可过于狭窄，否则难以起到引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作用。界定中医文化内涵，除了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系外，还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中医药学科的关系，厘清中医文化与中医文献、中医史、中医基础理论等学科的界限，在保持为其他学科提供文化背景、思想源泉与发展动力的前提下，保持和维护学科自身的特色与独立性。

3.2聚焦重大需求，解决中医文化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中医文化研究涉及面广，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本学科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同时还需要解决中医药传承传播领域重大实践问题。在中医文化学科理论问题研究中，除了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外，还需要解决中医科学性、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医学思维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中医文化需要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着力点应放在中医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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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还是“背叛”？直译还是意译？同化还是异化？究竟可译还是不可译？对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的讨论是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永恒的话题。然而，无论是探讨译文是否应忠实原文，抑或是纠结于应选择尽量保留原貌的直译抑或改头换面的意译，乃至质疑原文的可译与否，这都体现出翻译活动无法逃避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面对他者？

在全球化的今天，现代性、民族性与翻译性已经呈现水融的态势。如何处理语言文化的异质性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早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就已经对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翻译论。

1813年，施莱尔马赫发表了《论翻译的方法》，他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翻译观点，认为翻译活动的实现有两种途径：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二是尽可能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而其更倾向于“把读者送到国外”的翻译方法，认为真正的翻译就是要保留原文之异，体现他者的异质性。

他的这一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被法国当代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哲学家安托万・贝尔曼进一步上升到了“翻译伦理”的概念。贝尔曼对长期统治西方翻译界的以“意义的传达”为中心的翻译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在其《异的考验》一书中，通过对从路德到荷尔德林这一历史阶段的翻译史研究，探讨了翻译在德意志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指出，“翻译的本质就是开放、对话、杂交繁育、非中心化，翻译要么处于关联之中，要么什么都不是”，同时他还指出翻译的目的事实上是完成一种伦理行为，而“伦理行为是指认可和接纳作为‘他者’显现的‘他者’”。 由此可见，贝尔曼的翻译伦理观就是尊重原作，尊重原作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彰显差异，认可接纳他者，通过对他者的传介来丰富自身。

贝尔曼的的翻译伦理观进一步启发了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其《翻译之耻-走向差异伦理》一书中，韦努蒂明确表明他受贝尔曼思想影响至深。他通过对17世纪以来西方翻译史的考察，指出流畅译法或透明译法抹掉了原文里的语言、文化差异，而翻译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引进差异，包括语言差异、文化差异、政治差异、伦理差异等等。而要真正引进并保留这些差异，则必须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而非同化。韦努蒂在贝尔曼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影响翻译活动的社会政治因素。在他看来，归化翻译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试图以自己的文化同化他者，为本民族的利益服务。而与之相反，异化翻译反抗和消除文化自恋，帝国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有利于民主的地缘政治关系。其思想的核心，即在翻译中抵制译入语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彰显外国文本的语言文化差异。韦努蒂提倡的异化翻译，不仅仅体现在语言的翻译上，还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材上。他主张选择边缘化和少数化的文本，即选择在话语或流派上与当时已获得经典地位的叙事形式背道而驰的文本。至此，韦努蒂在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方法和贝尔曼尊重吸纳他者文化异质性的翻译伦理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翻译差异伦理。

翻译自古以来在促进人类的语言、文化的进步上就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翻译研究从对语言文本的研究，过渡到对文化的研究，而又进一步进行伦理转向，这与每个时代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的提出，是处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语言文化统治德国的背景之下。作为一名爱国者和政治激进主义分子，施莱尔马赫希望德国能保留住自己的文化和政治尊严，因此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从而保留外国文本在语言及文化上的差异，通过差异的凸显来丰富德国的语言和文化，挑战法国的霸权主义。无独有偶，韦努蒂在对17世纪以来的翻译进行研究之后，发现英美国家和非英语国家之间的翻译活动交流极为不平等，在英美国家同化的流畅翻译占主流地位，而在非英语国家，英语文本翻译成其他语言则大多采用异化的策略。因此，其之所以大力发展施莱尔马赫和贝尔曼的理论，也不无出于抵制当今英美霸权主义文化的入侵的目的，避免弱势文化被予以同化。

贝尔曼曾指出，每种文化都具有骄傲自满的特性，因此在本质上都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然而翻译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有关文本的字面转换，其更是有关两种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性格的交流与争锋。王东风先生说过：“翻译，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对于本土的价值体系而言，这是一种外来的文化渗透。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着破坏，意味着颠覆；或者意味着异质增加，活力增强。强势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运用自己的权利话语反过来利用这外来的破坏力，以巩固和加强自身的本土文化的强势地位；弱势文化则常常在这外来的破坏力前显得束手无策，最后要么被同化，要么被颠覆。而拒绝与外来文化交流的，则只能是封闭、保守、落后，最后走向灭亡”。

纵观中国历史，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面对外来的他者，中国译者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出于不同的目的而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正体现了文化的强弱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翻译研究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曾指出，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三次翻译。第一次是公元2世纪到7世纪盛行的佛经的传播，第二次则是16世纪基督教的盛行，最后一次则是19世纪西方思想的输入。在这三次大规模的异域文化输入过程中，翻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勒菲弗尔看来，大多数译者在这三次翻译中，都不约而同的采取了同化的翻译策略，尤其是前两次宗教的传入。面对根植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译者们在翻译佛经及基督教经典时，不得不对原著进行适当修改，使其顺应中国社会传统的儒家道德观，以便便于中国人民接受。譬如佛经中关于子女对父母的义务的原本阐述为：“双亲养大我们，我们养双亲；为了他们（双亲），我们要做应做的事；保留家系；承继财产；在适切得时候供奉祖先。”而在翻译成汉语之后，则补充了“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儒家思想。而利玛窦在传播基督教时，将耶稣翻译成“天主”以及后来的“上帝”，则是在翻阅儒家经典后，发现“天”以及“上”与“帝”在中国人心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含义。

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翻译过程中，异化与同化同时并存。以鲁迅、、梁实秋和徐志摩为代表的“西方模式”派，就主张以西方为本，不作任何抵抗，利用异化的翻译来全面改造本土文化。鲁迅在给其朋友的一封信中便这样写道：“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虽然近代中国由于闭关锁国已明显处于弱势文化，但当时的人们仍然自豪于五千多年的古老文明，主观认为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所以这些译者入严复、林纾、傅东华等为了更好地迎合读者的口味采用了归化策略。但是在民族文化输出上，由于清政府闭关自守，中国的辉煌时代已经不复存在，译者们在翻译时也主要以翻译外来作品为主，而很少将中文翻译成英语，并且在翻译时由于担心西方读者不能理解中国的文化，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就尽量采用了通顺流畅的同化翻译。所以只有极少数的中文进入了英语。由此可见，翻译作为对话的手段，采用“异化”还是“同化”，如何面对他者，基本上由国力的强弱和文化的强弱而定。

当儒家思想强势不可的情况下，弱势的佛教及基督教教义便需要将自己同化，以更好的渗透于强势思想中。而当中国文化处于弱势之时，有识之士便采用异化的策略，基本保留强势文化的全貌以向读者指明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差异性，借以丰富自己的文化，同时抵抗文化霸权。对他者的态度，对差异的处理，随着时代背景国家强弱的不同而不同，同样也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融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今，国与国之间在各方面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而中国，作为新兴的大国，经济实力不断加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在世界舞台上拥有越来越重要的话语权，同时也备受实行霸权主义的质疑。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作为一名译者，在翻译中如何调和我国文化和异域文化的关系，如何面对文化实力迥异的他者，把握翻译的“度”，是每个译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面对更强势的文化，输入文化时采用异化？而面对文化实力薄弱的文化，采用同化，抹去它的异质性？其实，国与国的相处，文化与文化的碰撞，便如同人与人的相处。孔子曾说过“和而不同”，这一观念莫不显示着对他人的存在，对他人价值观的尊重，无论对方强弱与否。

因此，当代翻译研究中归化与异化讨论的实质不是关于何者更能忠实传达原意的翻译策略或方法问题，而是关于如何对待文化他者的伦理态度问题。面对文化他者，译者应该寻求差异、发掘差异、尊重差异，而不是求同，这是当代翻译研究对翻译的人文价值所作出的价值评判。所谓求异，就是尊重他人文本中所描写的世界的完整性，尊重他人文本自身的价值；所谓求同，就是在他人文本中取其所需， 利用他人文本来实现自身价值和目的。对差异的尊重就是对他人的尊重。贝尔曼曾提出一个历史翻译的概念，在他看来，那些创造了一个时代，创造了历史的翻译，无论是个人翻译还是集体翻译潮流，都应称之为历史翻译。我们希望在的原则下，中华民族能够迎来历史上的第四次翻译，在尊重异域文化的前提下，汲取他者的精华，传播自己的特色文化，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1]Berman Antoine， L’Epreuve de l’tranger. Culture et traduction dans l’Allemagne romantique，Gallimard，Paris，1984.

[2]Berman Antoine， 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 John Donne， Gallimard， Paris，1995.

[3]Venuti Lawrence，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Routledge， London， 1998.

[4]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 London， 1995.

[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4.

[6]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

[7]彭萍，《伦理视角下的中国传统翻译活动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8.

[8]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载《中国翻译》，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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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医药传统文化的优势

“神农尝本草”，自古以来，中医药有着悠久历史，中医药治病救人的优势有目共睹。中医治病求本，中药不良反应少，很少产生耐药性，这些种种却鲜为人知，由于对中医中药的了解不够，使大家对中医药产生很多偏差的认识，中医药的优势应被广大群众所了解。中医过去在疾病治疗中总是处于从属地位，患者经常是走过很多家医院、做了全套的医疗检查、治疗未果，才想起中医。在2003年的“非典”中，中医对于这种病因不明，来势汹汹的疾病，通过辨证论治、治病求本等屡获良效，中医彰显了它无穷的魅力。用中西医综合治疗的办法防治“非典”，不仅疗效确切，而且费用大大节省。不仅在“非典”中中医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接下来几年发生的甲流、龠流感中也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中医药对生命活动的认识，提供了人类认识和把握人体复杂体系的有效途径。中医药学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认知方法及其个体化诊疗体系，反映了整体医学的特征。中医药丰富的治疗手段和灵活的方法，符合人体生理病理多样性的特点。中医药浩瀚的经典医籍，是人类生物信息的巨大宝库。

近年来，国家也对中医药的发展高度重视。我国已能生产包括滴丸、气雾剂、注射剂在内的现代中药制剂40余种，一批新的科研成果的到世界医学界的公认，屠呦呦老专家的获奖，让更多人认识到中医药文化的优势。我国传统医药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至今在医疗保徤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在世界传统医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是由自身理论的科学性和优势所决定的。随着疾病谱的变化，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健康观念的转变，中医药学的优势越来越显现出来，其科学性和先进性越来越被学术界、产业界所重视。进一步认识这些特色和优势，并在实践中加以发挥极为重要。

二、新一代的中医药学子如何使中医超越现状，走向世界

(一）要做到和中医“谈恋爱”——热爱中医，不离不弃是学好中医的重要前提。

只有真正的热爱中医，对中医时刻充满爱好与兴趣，才能有所收获，学有所成。纵观中医史，几乎所有的名医都是在对医学的热爱与执着追求中、在长期深入的实践探索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学习中医，没有对中医的热爱，学习过程中就找不到情趣，就会味同嚼蜡，就无法把中医学好学透。这个比喻打得好，要和中医“谈恋爱”，这样，就会觉得对中医有了一份责任，中医是我国几千年来留下的最伟大的财富，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去把中医发扬光大，不仅要超越现在，更要超越过去中医所取得的成就。

(二）重视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学好中医的基础条件

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是学好中医的基础，虽然对于初学中医的人来说中医基础理论课程可能是枯燥的，难懂的，但是当你跨过这个坎儿，真正走入中医这个殿堂的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医是神奇的、博大精深的，她是瑰丽的宝库。现在有一部分人忽略了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殊不知，基础理论知识是非常重要的。熟读《内经》，学好中药等这些基本课程是为以后研究发展打下的奠基石。没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就不可能有新的突破。

（三）跟名师，多临证——学好中医的必备条件

中医理论课程固然是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但是如果仅仅掌握好了理论知识，而没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照样不会看病。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一再认识，这是知识来源、作用以及提高的途径和规律。学习中医犹需如此，只有回归临床实践、所学才能被验证、巩固，才能获得新知，提高理论和实践水平，从而推动中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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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提问是初中化学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有效提问，能提高课堂效益，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掌握知识，提高能力；然而实际教学中提问存在着诸多问题。要提问有效，应努力做到纵观全局，认真钻研教材，研究学生，营造宽松的气氛，切合实际，面向全体，注意提问的方法和时机，并要能拓展提问，延伸课堂，实现提问的最大价值。

一、问题应能能激发学习兴趣

建构主义认为：把学生置于真实意义的问题情境中，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实际，注意从学生已有的经验出发，让他们在熟悉的生活背景中感受、体会、学习，这样才能使学习更为有效。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化学教学离不开实验。创设良好的情境，可以抓住全体学生的注意力，使课堂气氛活跃，师生关系和谐，学生求知欲旺盛，其过程直观、富有启发性。如在"燃烧和缓慢氧化"的教学中，学生学习了燃烧的条件后，教师可引入英国战舰"欧罗巴"号失火事件：

[故事]1854年5月31日，英国战舰"欧罗巴"号按照作战命令开始了远涉重洋的远航，它的船舱里结结实实地装满了供战马吃的草料。两个多月后的一天，船舱突然冒出熊熊大火，大火迅速吞没了整艘战舰，片刻之间战舰便葬身海底，全舰官兵、战马无一生还。事后英国军事保安部门调查，没有什么结果，但化学家们根据英国军事保安部门提供的材料，却很快地找到了"纵火犯"。

课例：[问题]查找纵火犯？

[学生交流]可燃物燃烧要达到一定的温度，要与氧气接触，船舱里有大量的空气，草料着火可能的原因是温度达到的着火点，那么，温度是怎样达到着火点的呢，可能有如下几种情况：

学生1：有人放火；学生2：有人不小心将烟头掉到草料堆中；学生3：战舰在海洋上航行，太阳照射在船舱里热量来不及散发，温度升高达到草料的着火点；......通过学生的猜想、分析、讨论和教师的及时评价，可帮助学生理解可燃物燃烧的条件。这样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利用对学生进行过程与方法教育，同时又增进了学生对化学原理的理解，提高学习效率。

二、问题难易度应恰当

课堂提问的有效性体现在受益学生的普遍性，有效的课堂提问必须面向全体学生，而不是"一对一"式的问答，理想的课堂提问应该使全班学生都能受益。教师在设计课堂提问时，即要做到胸中有教材，又要做到心中有学生，即教师应在熟悉教材，明确大纲的基础上，精心设计问题，同时还要考虑到全体学生情况，学生掌握知识情况及能力各不相同，那么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相同。在教学过程中应尽量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要求。有目的地则取提问对象，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有区别的提问。

例如：提问可分为（1）判断"是什么"；（2）描述"怎么样"；（3）分析"为什么"；（4）比较"有什么异同"；（5）评价"有哪些不同见解和思考"等。其中（1）主要针对差一点的学生；（2）（3）主要针对中等水平学生；（4）（5）主要用来提问中上水平的学生。这样，不同层次的学生在课堂提问的过程中，与老师进行交流，都能受益。

三、问题应渗透于探究活动中

新课改下的初中化学提倡课堂教学要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展开合作学习。合作学习以小组为基本单位，学生在小组中通过探究、交流，能较好地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对学生的问题能力、表达能力、实践能力都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在合作学习中，教师通过问题的引导，让学生合作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在初中化学课堂教学中，教师就需将问题渗透于探究活动中，从而引导学生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如教学"燃烧与灭火"时，设计这样的问题：教师把红磷和白磷放在铁皮架上，将铁皮放在热水的上方，同时将另一白磷放入热水中，观察会发生什么现象？学生：铁皮架上的白磷燃烧了，而红磷不能够燃烧。教师：为什么铁皮架上的白磷能够燃烧而红磷不能燃烧？学生：因为铁皮架上的白磷的温度已经达到了它的着火点，红磷的温度没有达到它的着火点。教师：水中的白磷所处的温度较铁皮架上的白磷的温度高得多，为什么它不能够燃烧？学生：因为水中的白磷没有与氧气接触。教师：可见燃烧需要什么条件？学生经思考回答燃烧的条件。这样层层设疑，引导学生不断深入思考。

总之，提问是课堂教学中师生沟通的重要方式，也是教师用于引导学生学习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教学中，教师要立足学生主体，以问题为主线，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合作解决问题，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促进学生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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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伦理与艺术的关联

1、《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幸福论。对西方伦理学观点的探讨其实就是对道德学的认识，本文没有采用道德一词，是因为在实践中，道德已经败坏到为陈规服务的地步，复用传统伦理一词，或许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对特定戒律或规章的判断，诸如“善恶有报”、“勿以强凌弱”等，转向真正伦理学的关注对象，即人的自我、人格的构建，目标指向至善。比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伦理的思考是围绕人的德行的概念展开阐述的，这里的德行指的是值得称赞的行为举止之典型习惯。在该书中，亚里士多德写到，人的目的，即人的可实践的最高善，就是幸福。若幸福就是合德行的活动，它必定是合于我们自身中那个最好部分即努斯的德行的活动。努斯是我们的真正自我，是我们之中最好的东西，它的实现活动最完美、最能够持续、最令人愉悦、最为自足。这种活动是人的完善的幸福。查尔斯•泰勒在《自我的根源》中继续将伦理探究引入整个“自我”领域，黑格尔在《精神哲学》中将泰勒伦理中的自我解析为具体的自我意识三阶段。除了将人的完善的幸福等同于自我实现的最高阶段，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亦指出了通往幸福的实践方法。幸福是学得的而不是靠运气获得的，一个人不依靠自己的努力，就不可能获得幸福，否则即使拥有外在善（财富）也是枉然；幸福需要外在善作为补充，在所有外在善中，朋友就是最大的善，他们或接受我们的善举和公正行为、或帮助我们提升品质。

2、艺术三原则中的伦理原则。在西方古典艺术研究中，其以逻辑的关系呈现出的关于美的艺术的三项一般原则为伦理存在艺术活动中提供了依据，并且也让艺术活动在人类事业中的地位进行了合理的定位。这三项一般原则是：形而上学原则、伦理原则、审美原则，其中后两条原则的共同根源是第一项形而上学的假定。这项形而上学的假定是柏拉图的艺术和世界的镜子关系，艺术再现的是现实，也就是正常感官知觉和感受到的现实。这一信念与认为万物同质的观念是密不可分的。假设万物同质，那么艺术的本质就在于它同感知对象具有模仿关系，艺术只制造事物的形象。需要澄清的是，这种模仿关系是与艺术家对现实的认识力有关的，有深浅等级差异之分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贬低的只是一种低级艺术忠实于现实表面临摹式的模仿，并未贬低模仿的价值。事实上，隐含在他那套镜子说辩辞之下的世界构成中，可感世界是永恒理式的表象和模仿，这里的模仿是对理式，世界本质的模仿，理式是一切价值的核心。换言之，低级艺术中的副本模仿是通向高级艺术中本质模仿的技艺途径，在高级艺术中，艺术再现的是依循现实本质、但与现实表象有差异的想象性形象。因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都把我们今天所谓美的艺术归在“模仿性的”，即制造形象的技艺名目下，只有高级的模仿才是显现真理、本质的审美形式或意境的制造活动。并且，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继续指出，人对现实事物的感受，理所当然地和人对现实事物再现的感受是一致的。

3、由此，艺术和现实具有从外表到本质，以及人心灵感应的模仿关系，对此关系的认识构成了感性原则在艺术中使用的条件。感性主要含伦理和美两种感觉成分。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将二者进行了区分，赋予美感独立存在的地位。在古典艺术中，这两种感觉成分常常是混合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在关于美的艺术之性质的整个探讨中，都是在伦理领域中进行的。对于柏拉图来说，他认为，艺术中的想象和情绪有着心理上的联系，那么，艺术中想象世界一方面像现实世界一样拥有通过榜样形成习惯的力量，另一方面还拥有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情绪紊乱的力量。这一假定促使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做出将有可能带来的坏的伦理效应的诗人逐出国家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表述也是很清晰的，规定了伦理观点在艺术创作中占有的天然的优越地位。他说，一切艺术上再现的对象都是行动中的人，而这些人又必然有高贵的人和低贱的人之分（因为一切道德品格都符合这一划分；因为一切人之所以能相互区别开来，正是因为品格有好有坏）——这就是说，不是比我们好一些，就是比我们坏一些，再不然就是跟我们一样。

4、从这里可以看出，只要艺术模仿的是人，那么对道德秩序、伦理效应在其中的预先设定就是不可回避的。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将感觉中的美感成分分离出，也只是为了认识这一成分，给予美学以哲学地位，事实上，两者在艺术活动中是彼此共存的，正如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所说，艺术所引起的一种自由的，完全以道德条件为基础，人们的全部道德本性（德行）在此时也会进行活动。

5可见，无论是创作还是研究艺术，掌握指导社会实践的伦理学知识是必备基础，因为塑造有意义的符合伦理价值的人生是艺术不容忽视的使命，而那种“艺术就是艺术，不能把它当作他物”的观点只有在纯粹的艺术技巧学习和鉴赏中是合适的。古典艺术中的审美原则可以表述如下：美寓于多样性统一的想象性表现中，即感官性表现中。这一原则涉及到一和多的关系，或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它们总是比较纯粹地体现在数学图形、比率和比例中。综上，艺术模仿现实离不开伦理价值判断。有伦理的内容与有比例的形式，这两者的有机融合可以形成一个具备整体美感的优秀作品。

三、伦理原则在经典动画案例《狮子王》中的应用

1、《狮子王》的目标定位和模仿对象

动画的形式源于诗歌中的戏剧形式，其模仿的亦是人类种种活动样式中的一个完整的行动。由于动画主要受众是儿童，对于儿童来说，与成人世界接轨的自我意识的培育是永恒的主题，因此，迪士尼的《狮子王》遵循寻找自我的创作主线，这一思路不是偶然的，是符合普遍原则的。在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中亦显现出类似的选择。显然，获得自我意识、促进德行是面向儿童的动画片一个重要的创作方向。黑格尔在《精神哲学》中描述了自我意识必须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1）第一个阶段：呈现出直接的、与自己简单同一的、同时与此相矛盾地与一个客体相联系的、单个的自我意识。这种情况对应到《狮子王》中，情形是这样的：辛巴虽然拥有王子所带来的各种外在的善，但与作为未来国王这一存在者所需要的自身条件，辛巴远远不足，此时的他只具有儿童阶段表面上独立的、但实际上是一种微不足道的东西的规定，所以一旦遇到危险，就会陷入无法自救状态。这意味着在下一个阶段中，辛巴需要通过学习和朋友的帮助获得德行。2）第二个阶段：客观自我获得了一个别的自我的规定，并因此产生了一个自我意识对一个别的自我意识的关系，即两者之间承认的过程。这一阶段体现在《狮子王》中，将是主角在逆境中磨砺自己的情节。当辛巴融入由朋友组成的社会时，它实际上是更多地培养在社会生存所需要的一种共性的素质。在这里，主角的自我意识不再只是单个的自我意识，相反地，在它里面已经开始了一种个别性和普遍性的联合。3）第三个阶段：获得普遍的自我意识，进入获得德行的自由完美阶段。在这一阶段，辛巴在互相对立的自身性格要素中，扬弃了自己，即弃除己身低劣成分发扬出高贵成分，在世界普遍存在的永恒人性素质中找到了自己，最终战胜敌方。

2、《狮子王》审美形式的呈现

上述三阶段对应于《狮子王》的三幕剧的经典形式，见图1。第一幕为开端，第二幕为中局，第三幕为结尾，三幕比例关系是：3:2:1，而通常标准比例关系是1:2:1，这也可以检验出《狮子王》一剧的重点在开端描写，第二幕可能表现的不充分，不过，标准比例只是一个参考，创作人员有时会有意识地打破这个比例。这三幕恰好对应于自我意识获得的三个阶段，主角德行塑造的过程得以准确、适时地展现，一切都在事先的精心编排中。因此，《狮子王》的审美特征可归纳为：以主角完成个人成长三阶段的完整行动为线索，将故事的内容有机地对应形式要素（头不必上承他事，中是承前启后，尾无他事继其后）、融合为一个整体，最终达成多样性统一的古典美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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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西画体系的水彩艺术在我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我们的水彩队伍空前壮大，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有了相当的影响，以至上世纪末的第九届美展第一次将水彩作为一种画种与国、油、版、雕一样单列展出，登上大雅之堂。近几年来，中国水彩沿着良好的态势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国内举办了多次有影响的展览，他们得到了全国美术界、文化界的关注。但我们还应实事求是地看到，在当代艺术语境中，水彩艺术还远未达到理想的境界，它的分量还不够，对观众的号召力也不够，在人们的观念中还不能与其它画种并列，依然难以摆脱附属的小画种地位。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水彩艺术在前两年火热的艺术市场中并未像其他画种那样成为宠儿。在国内外的国油版雕其它艺术领域，当代性问题已成为热门话题。遗憾的是，水彩艺术自身对当代没有更多的反思与探索，很难看到有人在认认真真做当代艺术这一块，历届画展中当代性题材的作品几乎没有，没有触及当代艺术的本质问题。

水彩艺术的当代性不足必然引发对培养准艺术家的美术学院的教育体制和水彩画教学进行反思。目前一些本科院校的水彩画专业学生的创作存在以下不足：其一，水彩画创作“中国性”不够，在吸收中国传统绘画的精华过于表面、肤浅，中国传统笔墨还未在水彩艺术中进行有效的渗透，有中国文化精神的水彩太少。其二，题材单一，水彩艺术创作一直徘徊在风景静物题材方面，人物水彩创作过于滞后，水彩艺术中那种干预社会，触及社会问题的重大题材、历史题材、风俗题材等太少，水彩艺术作品中缺乏那些包含当代人视觉感受和精神反应的作品，缺少对社会深层次的关注。缺失对现实的人文关怀。其三，重视技术，忽视意识。大部分创作者仍然沉浸于对某些最基本的技术问题的摸索和训练之中，满足一般性的写生、小风景的反复摹写，是艺术长期陷于俗套之中。水彩艺术当中，传统写实的作品过多，磨照片的作品比比皆是，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艺术观念方面有创新的作品太少，对艺术语言和艺术样式的实验性、探索性不够。水彩艺术创作除要有深刻而真实的个性体验外，还要具备独特的艺术语言。另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作者能通过某种过人的敏感捕捉到个人与时代、传统与变化、主体言说和个性表达之间的微妙的关系，从而使自己的艺术创作站在为时代精神代言、为群体生存代言的高度，仅仅把水彩艺术作为个人样式的创造，在今天已失去意义，等等。我认为水彩画教学该从下面几点做出反省，更新观念。

一、强化水彩艺术的中国性

水彩艺术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以往我们有盲目地随着西方潮流走的迹象，没有把水彩艺术的创新真正扎根于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中，没有形成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绘画艺术。中国水彩的当代性转型，要反对文化后殖民主义，割裂自己文化艺术传统的历史，无视地域性、无视自己的文化。我们提倡中国水彩的当代性转型要具有“中国性”，要具有国族精神，制造自己本土的当代性，不盲目跟风，从文化的根性入手，真正反映中国文化个性，具有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水彩艺术家必须深刻理解中国艺术传统，认识整个中国艺术发展的格局，还要研究世界各民族艺术的现状与趋势，而不能仅限于研究水彩画本身。中国有着博大精深的绘画传统，其中意象论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中心范畴，也是中国美学最具有世界贡献的一个突出典范，中国水彩应该体现中国文化艺术精神、体现中国人的艺术审美价值，吸取其精华。

二、拓展水彩艺术的创作题材

现代主义非常关注画面形式问题，极度张扬个性，很少注重画面的精神内涵，步入当代艺术语境中，“画什么”与“怎么画”同样很重要。中国水彩长时间徘徊在风景静物题材，很少触及重大题材，水彩画业内对当下发生的事情不够敏锐，对时代精神的认识和把握能力差，缺少一个大画种应有的人文关怀。任何艺术形式应该都是时代文精神、时代审美的一面镜子，水彩画家应该积极了解自己的时代，感知、了解表现当代事物，从人的当下状态的体验与把握入手,关注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兼顾艺术的“个性”与“时代性”。对艺术而言，问题意识是当代性的核心，水彩画家还需树立问题意识，当代是一个充满问题的时代，生态问题、人权问题、底层问题、女性主义问题和多元文化问题等这些在当代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中国都有十分突出而又独特的反应。任何学术命题都需要意义，基于文化层面的当代艺术，其意义建构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必须关注当下；必须是针对当下的反思与批判应该；具有一定的艺术智性。当代水彩艺术的意义应该来自对当代一些问题的反应、反思与反省而不是回避，对问题的体验集结着水彩艺术家艺术良知和批评责任。

三、水彩艺术写生创作化

为了训练学生的造型基本功，我们常常把写生当成手段。它不失为一种好手段，可是水彩画写生教学现状却非常令人担忧。很多学生“为写生而写生”、“为技法而技法”，只把写生当练习，把写生当成训练基本功的一种手段，割裂了写生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具备了扎实的基本功才能去着手搞创作。这样往往导致学生在搞毕业创作时茫然失措。水彩画教学中出现的这种写生练习、技法材料训练与毕业创作这种先修与后续后续课程脱节。4年本科学习下来学生创作能力得不到提高的弊端使我们不得不更新水彩画教学的观念与思考水彩画教学程序方面的问题。为此，我们提出水彩艺术写生要创作化，把对景写生改为对景创作，要“为创作而写生”、“写生即创作”、“为创作表现而技法材料”,而不是“从写生到创作”，要拉近写生与创作的距离。当然，以这种观念实施教学，并不是扬此抑彼去忽视基本功的训练走向另一个极端——学生创作能力后劲不足，而是培养学生自觉把创作的因素和手段融入写生训练，在写生的基础上做更概括更深入的艺术创作，以创作带动基本功训练，使学生在创作中发觉基本功的不足，然后针对性地、目的性地加以增强。写生之前就要做好创作构思，以创作的高要求去写生，即“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为此，对于美术学水彩方向的课程，我们可以把水彩艺术创作放第一位，“从创作到技法”，强调创造意识贯穿水彩画教学始终。以培养学生创造能力为核心内容，力求课程之初就得通过较为系统的水彩画历史、水彩画鉴赏方面的教学提高学生的眼界，明确水彩艺术创作的当代性要求，水彩技法材料实验练习、不同题材的速写、写生练习都得围绕创作高要求而开展。先谈创作然后进行针对性的技法材料训练与实验，而后者都是围绕为创作表现而服务的，即阶段目标必须为终极目标服务，基本功训练、技法材料实验与探索必须指向创作。

四、加强培养学生主观能动性

粗线条地看，20世纪以前西方水彩画家看世界的方式都是物我对立模式，画面都是尊重客观，画面物尽其形、其色、其态、其情，旨在栩栩如生地模拟客观世界，20世纪以后西方水彩画家看世界的方式逐渐向物我相融式转变，画面更多关注直觉，心灵的独特体验，音乐的律动，纯粹的形式本身，质地的感染力，等等。水彩艺术西学东渐后，国内对西画体系的水彩的教学，长期以来，沿用物我对立式，侧重表现客观对象。相比之下美国的学生强调表现主观，美国的大学非常重视短期作业，重视性情自然流露，注重训练学生的艺术感受力和表现力，他们的学生没有我们学生写实基本功扎实，但他们思维活跃，手法多样，作品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创造力。现在大多数院校的水彩画教学主干课程多是以题材命名课程内容，如《水彩静物》、《水彩风景》、《水彩人物》等。学生依赖客观对象即“画什么”太多，这样很容易造成作画客观描摹而不主动主观、全班画两组静物风格雷同、学老师却太像老师千人一面等不良现象。其一，遵循多元化原则，重视主观表现，张扬个性，避免趋同而力求多样，关注“画什么”的同时更为关注“怎么画”。如本课程强调技法材料实验、色彩整合练习（图底关系不变，更换物象色彩或提调和降调，目的都是建立和谐的色彩关系和使色彩表达某种情感）等在培养学生在水彩画写生与创作中变得主观主动方面发挥的作用；其二，加强意象、抽象风格的水彩画教学。水彩艺术技术性太强，尤其写实水彩更为艰难（如写实人物水彩）。传统本科水彩画教学以写实水彩画教学为主，这样其一，教学没有遵循艺术创作多样化原则，在具象写实风格水彩方面耗时太多，学生无暇进行本课程针对不同学情加强意象抽象等方面的训练。其二，没有遵循因材施教原则。学情是多样和多变的，本课程一方面从具象到意向再到抽象，加强意象抽象等方面的训练。另一方面针对视觉型、触觉型两种不同类型的学生因材施教，视觉型的进行偏向具象方向的训练，触觉型的进行偏向抽象象方向的训练。第三，根据学生基础不同进行具象、意象、抽象方面的训练。

五、大力提倡新媒介的实验、新技法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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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利于良好课堂氛围的营造，也很难引发学生对于化学的学习兴趣．然而，随着义务教育均衡化理念的提出，不同学校间的交流沟通越来越多．许多教学水平较为滞后的学校都从其他学校的有效教学经验中有很多收获，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做出改善．以“燃烧和灭火”的教学过程为例．新的教学模式下教师首先会给学生介绍背景知识，会让学生明白燃烧是人类最早利用的化学反应之一．

日常生活中燃烧现象也屡见不鲜．物质燃烧要满足什么条件呢?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究，教师会组织学生以合作学习的模式展开实验:(1)用镊子分别夹取一根小木条和一块小石子，在酒精灯上点燃．(2)用镊子分别夹取一个蘸有水、一个没蘸水的小棉花团，放到酒精灯的火焰上片刻．(3)分别点燃两支小蜡烛，将其中的一支用烧杯罩住．透过对于实验的观察，学生会很直观地感受到燃烧需要的条件．这种自主探究的模式，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于相关知识点的印象，也能够让学生对于知识点的掌握更为牢固．

二、学生综合化学素养发展更加均衡

义务教育均衡化前后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同地区的学生综合化学素养发展更加均衡．以“化学元素与人体健康”的教学过程为例．本节内容的教学要点在于让学生了解人体的基本元素组成，了解一些元素对人体健康的重要作用，并且让学生通过已有的生活经验理解化学元素与人体健康的关系，感悟化学知识的重要性．在教学中，我提出问题:自然界总共含有100多种元素，人体中是否也都有呢?

你知道人体中都含有哪些元素吗?这些元素在人体中的含量是不是一样多呢?你能从多到少地排出几种元素吗?通过阅读课本知识以及过往积累的化学常识，学生对于这几个问题都给出了非常准确的答案．这不仅是学生综合化学素养的良好体现，在不同地区对于学生的检验中发现，许多学生对于这些知识点的认识都很充裕．这充分说明均衡化理念下学生在知识掌握层面上越来越统一，学生具备的化学素养也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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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植物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喜欢的动物或植物，不同的民族对同一种事物的态度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dog，英语中有大量俚语: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Everydoghasitsday(人人都有幸运之时);Heisaluckydog(幸运儿)等都表现出对狗的喜爱。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狗是受人鄙视的动物，一般带有狗的习语都是含有贬义色彩的、骂人的话语。比如“猪狗不如”“狗仗人势”“走狗”“狗腿子”等。又如猫头鹰，在中国是不吉祥的，预示着要死亡的鸟;而在英国等一些国家则被认为是智慧的象征，“aswiseasanowl”，owlish都是形容人像猫头鹰一样聪明。另如goat，中国人认为goat(羊)是温顺、听话的动物，但在西方国家有“色鬼”“牺牲品”的意思。

(二)颜色鉴于各地所处地理环境与生活处境各异，颜色词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偏差，而即便是相同的色彩，从东西方环境和文化角度来说也包含着各自迥异的含义。中国红代表大吉大利，是喜庆、美好、欢快的象征，在结婚宴席等大型庆祝活动上，都以红色为主调来装扮环境、突出氛围。中国的鞭炮是红色的包装，过年的对联一定是红颜色的，送人的一定是“红包”，“开门红”蕴涵的一定是好运开始的寓意。另外，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红”代表和年轻女子有关的事物。“红妆”是女子的衣着，“红颜”指美丽的女子，“女红”指以女人手工制作出的传统技艺。然而英语中的“red”和汉语中的“红”所代表的意义就有所不同。例如“paintitred”的意思是意为“把某事物描绘成骇人听闻的样子”，这样就含有贬义。在中国，白色意味着悲怆、哀伤和死亡。同样的白色在西方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思，它是洁白和纯真的化身，在教堂，结婚的女方身着飘逸的白婚纱，喻示着纯洁和贞洁。而在中国，充满喜气的红色却在西方象征着战争、对抗、流血，总之和暴力甚至死亡密切相关。外国翻译家在翻译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时，对这部著作的书名就采取了回避态度。而是使用了《石头记》这个与红色无关的名字。这样的翻译既保留了原著的开篇本意，又不至于让西方人一看书名就产生排斥反应，从而达到了很好的翻译效果。再比如在翻译《红楼梦》时便对“红”做了灵活处理: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译者把“怡红院”译为“GreenDelights”而不是“RedDelights”，主要是从西方文化角度出发，使读者更容易理解，信息对等转化，从而达到翻译的目的。

二、价值观念对翻译的影响

价值衡量会因为文化审美差异而产生不同的结果，这是地域文化和东西方文化差异构成的结构原因，也是区域文化的深层烙印，它深刻左右人们的心态、视角和审美方式。

(一)道德观念西方法律文化是一种个性化突出的以人为本的法律观，崇尚个人自由和个人维权思路。于这种利益环境脱胎下生成的人性文化，这种体现生命个体意识，高扬公平、奋斗以及自由的人文思想严重冲击着东方地域文化和法律意识。“individualism”这样的价值观到了中国汉语中则是“个人主义”，完全成为一个贬义词，它与“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相背离，在中文中被解释为“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把个体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仅顾自己，不顾别人”的观念和做法。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对于这种“喻于利”的小人，是要受责、挨罚的，严重者还要入刑。

(二)神话传说不同的沃土孕育出来的文化是有区别的，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文学作品也是异彩纷呈。要想深入地解读作品，把握文中的思想，就必须了解其形成文化背后的沃土。古希腊、罗马传统文化中的神话故事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出现得非常频繁，许多西方文学艺术家们都曾从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和素材。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过程中，多次出现引用了古希腊、罗马神话的场景，极大地丰富了文学作品的表现效果。但是如果对希腊、罗马神话故事的了解不充分，就不可能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所要表达的深刻思想。所以在翻译工作中，需要有效把握多元文化下的表达方式，通过掌握神话的内涵思想，传达出原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就最广为人知的“阿喀琉斯之踵”来说，“ShynessisherAchilles’heel”。Achille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位战争英雄，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后把他浸到冥河中洗浴，这样他的身体就可以刀枪不入，然而入浸的时候他的母亲是握着他的脚踵的，这成了他的致命弱点，结果他被对手用箭射中脚踵而死，所以“Achilles’heel”代指一个人的致命弱点。所以“ShynessisherAchill’heel”是“害羞是她的致命弱点”的意思。明白了这些神话故事，有助于翻译工作的进行。

三、多元文化下的翻译策略

对于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表面论述上，关注文化间的差异有助于把握作品的中心思想，做到“信、达、雅”的信息完美传递。翻译的终极任务就是拉近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在中间架起一座桥梁，有效地传递信息。鲁迅在《拿来主义》中曾经极力呼吁要学会“拿来”，这是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而提出的一种文化立场。“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造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既然是翻译，就要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翻译，实际上也是一种再创作。从鲁迅所译的《死魂灵》可以明确地看到他通过积极能动的翻译活动，对促进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在充分认知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对异文化采用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与气魄，推动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翻译的实质是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存在的，语言是服务于文化思想的表达的，文化的性质决定了翻译的艺术形式。在小说《名利场》中有这样一段描述:“SheisjustasrichasmostofthegirlswhocomeouttoIn-dia．Imightgofarther，andfareworse．”在这段话中，并不能只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进行翻译，它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正如杨必所翻译的，“跟那些出国到印度去的女孩们比一比，她不见得穷到哪里去。说不定我左等右等，反而挑着个不如她的”。在原文学作品中，并不是要强调路程的远近和所花路费的多少，所以译者将原文蕴涵的深层内涵结合文中的语境转化成了汉语的表层结构，反映了原文所要表达的思想，减少了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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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西传历经300多年，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共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体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可见，二者至少具有三点共性，即研究对象相同—— “人体生命过程”，目标一致—— “防治疾病”，且都是“科学体系”中的一员。但是，二者的语言文化差异折射出中医学文化所具备的人文特征和西医学文化，尤其是现代西医学文化，所具备的典型的科学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

1 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 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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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口译教学　局限性　跨文化意识

1 跨文化意识培养的重要性

什么是语言？从语言的功能角度看，语言是思想和文化的载体，是人类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产生于社会劳动，实现社交交流，语言的这些特点就使得语言承载不仅仅是交际的工具，而更多的，是其本族民族文化的重要体现方面。很多语言学家纷纷指出，如果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语言是一个最佳的切入点。这是因为，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的发展变化中的各种文化因素也会透过语言的历史性变化体现出来，比如英语中的“taboo”现象以及宗教的产生对语言词汇系统带来的巨大影响。所有这些都说明，要达到英语口译交流的最佳境界，必须加强对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在文化知识的背景下实现更好的交流效果。

国际上著名的口译专家danie gile曾经说过：“译员就是演员，艺术性地将从原语中接收到的相关信息，在舞台上传递给听众。”这里所说的艺术性，便是强调口译人员不仅仅是死板的翻译机器，而是对录入的信息进行有效性的加工处理者，而这加工处理的工具便是口译人员自身对语言背后相关文化的熟练掌握程度。

王佐良也说过：“翻译里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头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里头却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解释。”从以上诸多内容中，我们不难看出，只有切实地加强英语口译教学中对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我们才能克服交流中的障碍，更好地掌握口译技术，打造口译艺术，促进中外交流。

2 当前跨文化意识在英语口译教学中的局限性

2.1 目前英语口语教学对知识的应用趋于被动，使现有的英语口语教学难以满足口译交流的目标对口译人员提出的高要求。实际的口译知识习得应该是一个相对动态的过程，即教师不但要从知识层面对学生进行相关内容的教授，还要帮助学生获得固有的口译技能及操作原则。然而，面对着世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现代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发展着，现有的知识体系如果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化的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就会使得学生掌握的文化背景知识与时代脱节，再加上本身实际口译训练的不足，就更加难以达到高水平口译的要求。

2.2 口译及相关文化知识的实践性应用得不到有效的重视。口译不仅仅是一个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在相关文化知识指导下的非自发性、能动性的交流过程。但是，英语口译教学中常常忽略了实践性教学的重要性。很多学生的文化知识储备十分丰富，但是一旦进行口译演练，往往无从下手。因此，在英语口译教学中我们不但要注意知识的传授，在文化与口译技能的结合应用的前提下，也不能忽视增加实际经验的积累。

2.3 知识系统离散化，方向性不明确。当前英语口译教学中的知识系统往往是广泛而方向性缺失，就文化现象而解释，没有突出来教学中最有意义的文化核心。虽然，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全面地而又深入的把握一种语言背后其文化的各个方面，但是，我们必须把握住其文化的价值内核。比如英语，从语言学角度，它便从属于印欧语系，而在印欧文化中的大多数民族都会侧重于抽象思维，理性思考，逻辑性强。所以类推而来，便可知道英美文化的特点了。相比之下，中国文化则更注重形象思维，侧重直观感受，讲究意境。这无疑对我们的口译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另外，在把握文化的核心中，还包括对文化的价值观的学习，比如“fame”一词，在培根的随笔集残篇《of fame》中应在该译为《论谣言》，而不是《论名声》。因为在词源中，“fame”一词产生于罗马神话中一个制造谣言的女神的名字，所以就具有的贬义的色彩。这些都是透过语言现象去挖掘其语言背后文化内涵的核心所得到的。这也就要求，英语口语教学的文化内容不能过于泛化，而应该有目标、有条理、有重心，真正地起到对学生口译知识习得的指导性作用。

3 英语口译教学的相关性建议

就怎样加强跨文化意识的培养，byram认为首先应该学习文化，在掌握相关知识的基础上，深入理解文化现象的前因后果，对文化的内涵作出相关解释，最后亲身进入到文化环境中去感受，提升并完善自己，最终完成跨文化教学。除此之外，语言教育学家林汝昌也指出，文化的导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消除外语学习中存在的理解以及应用的文化障碍、较为系统的文化导入、引入更为广泛的文化内容。参考后者的分类方法，我们可以

提出以下的指导性建议：

3.1 消除外语学习中存在的影响理解和使用的文化障碍。在十九世纪中后期，著名的语言测试学家lado曾经在《language testing》中把语言能力分为语音、句法、词汇以及文化四个部分。他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析角度为我们英语口译教学的措施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性意义。首先，我们可以在初级阶段引导学生掌握相关的词汇或者是词组后面的文化内容，引导学生自主去思考。然后，在选材上多扩大学生的阅读量，比如new york times诸类的权威性报刊，把握时代的变化，不断地更新完善学生的文化和技能知识的储备系统。

3.2 有系统地文化知识导入。这需要我们明确教学的目的，保证方向性明确。比如在社交礼仪的相关知识环节中，我们需要引导学生树立“思维差异”的观念，正确把握文化内涵的不同。比如，在中国文化中，“老年人”只是指年龄较高的一组社会群体，意义偏于中性。但是在英语中，则是指年纪大、毫无用处的人。另外，在宴请礼仪文化中，中国人通常会说“招待不周，多多包涵”，但是这种谦虚的表达方式在英美文化中不被认可的。他们会想，招待不周，为什么还要请我们呢？还有，在生活礼仪方面，英语欧美人更加倾向于表达自己的直观感受，因此他们更愿意接受别人的赞美，并回之以“thank you”，而不是中国性思维反应：“no,i can do it better．”

3.3 广泛性知识的导入。在这一环节中，我们不能一味地侧重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因为口译的交流本来就是一个双向性的过程，而且加上中国近年来国际地位的提升，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我们也必须注重对中国文化的把握。中国诸多的成语、谚语、寓言以其独特的特点，对口译人员的翻译水平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可以翻译为“a thousand-li journey begins with the first step”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其字面的意思。推行广泛性知识的导入，要求我们既要区别两种文化中的不同，又要寻找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将口译推到艺术的境界。

4 结语

口译人员，作为交际双方的媒介，在不同的文化中穿梭，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意识和敏感度才能更好地促进口译的交流过程。在日常的口译教学中，我们要实施实践性家教学，使得学生更多地接触到相关语境，获得经验的积累，而不仅仅是对书本文化知识的把握。通过以上指导性建议的开展，可以引导学生树立起正确额文化学习意识，增加文化敏感度，克服文化交流中的相关障碍，最终真正地提高口译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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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中指出：“大学英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加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所以，大学英语教学在重视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更要重视对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时时处处反映着文化，文化在任何时候都需语言，文化与语言之间是密不可分的，而文化又包罗万象，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本土文化的习得对学生掌握英语实际应用能力都能起到很大的帮助。”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基本内核，而语言又处处浸透出文化内涵。语言和文化紧密相联，语言本身就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的传播媒介，是其进化的基础。反过来说，语言，包括语言的使用方式在内，都不能超越文化而独立存在，文化是语言的存在环境。基于这种关系，学习语言就是学习文化，学好文化，可以促进对语言的学习。文化的发展，能够推动和促进语言的发展；同样，语言的发达和丰富也是整个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语言始终是与文化同步发展变化的，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学习一种外语必须了解这种语言承载的文化。“只注重形式，而不注意语言的内涵是学不好外语的。”

二、外语教学与大学英语学习的现状

1 教材内容有缺陷。目前，大学英语教材所涉及文化背景知识不够完善和系统。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缺乏有目的、有计划的文化教学。教师只能零碎地介绍一些课文涉及到的背景知识。这些都说明文化教育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还没受到充分的重视。

2 学习动机功利化。目前对学生英语技能评估的标准与英语学习目标严重脱节，学生对于英语的兴趣普遍较为“功利”。考试压力、学位要求、等级证书数量、就业市场竞争等使学生无奈地被迫接受英语学习。学校以四、六级通过率来考评教师的教学效果，学生也多以拿到四、六级证书为最终目标。

3 考试指挥起误导。长期以来，我国的各级各类英语考试一直以考查学生的听、说、读、写、译五种语言能力为主要内容，使学生形成一个错觉；学英语就是学语言。因此，在考试引导下，学生自然就把学习注意力集中在语言上，而对语言所承载表述的文化内容视而不见。

4 教学环节有偏差。我国大学英语教育一直以来比较侧重语言能力的培养，强调语法，而忽视运用。目前不少老师也注意到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但受种种因素制约，教学思路和方法基本上还停留于传统模式。授课重点放在语言结构的教学上，忽视文化教学，把语言与文化截然分开。这样，大学英语课堂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着重词句讲解的老俗套，文化知识也就成了英语课堂教学可有可无的内容。

三、大学英语中文化教育的意义

1 语言教学离不开文化教育的大背景。

文化因素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的作用要求教学中进行文化导入。让学生抛开英美文化而去孤立地学习英语语言，就不能使其了解英语语言中所蕴涵的丰富文化内涵。这样是永远也不会真正掌握英语的。在语言交际中容易出现语用失误，形成交际障碍。可见，英语教学和英语学习仅注重语言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将文化背景知识融会其中。所以，我们在语言教学的同时必须融入文化教学。

2 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是互补的。

由于语言与文化特殊的亲密关系，在语言中学文化，在文化中学语言，是可行的且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教学实践中，逐步改变学生“英语学习就是背单词，记语法，做习题”的片面认识和长期形成的低效乏味的学习习惯，让“英语学习”在“英语文化学习”的兴趣与动力中更加具体、灵活、有的放矢。

3 通过文化教育培养文化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