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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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来讲，现在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谈成绩可能为时尚早，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基础已经奠定，而且日趋坚实。主要表现在：

1、企业文化建设得到了管理层乃至全员的真正重视。通过几年来的教育引导和具体实践，修试中心不同层面的人员对企业文化有了不同程度的更高认识。管理层的人员开始主动地学习研究企业文化，针对我们工作的行业特点和性质大胆地实践，并积极地加强对普通员工的教育引导，发挥了对企业文化的倡导和培育作用。普通员工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他们在具体实践和体验的过程中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在不断完善中使中心企业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目前，对于企业文化，我们一方面从认识上已经基本实现了由表面文章、劳民伤财、领导作为到管理思想、文化沟通、全员参与的转变；另一方面在方法上已经基本实现了由不知道什么是企业文化、从哪方面加强企业文化、如何提升企业文化到选准活动载体、找准工作切入、发挥特色优势的转变。

2、现已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这些年来，我们以基层建设工作为载体，以实现各项工作的程序化、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目标入手，不断完善了基层的环境建设、制度建设、资料建设等一些浅层次的文化要素，为近一两年总结提炼团队精神、服务理念、管理模式等较深层次的文化核心奠定了基础。

由于我们抓住了这个循序渐进、融会贯通的过程，广大员工、尤其是管理人员都能够慢慢地接受，保证了我们所推行的企业文化实现了与员工精神和理念的融合，避免了说与行的脱钩、领导作为与基层素质的脱钩现象

。3、在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一是各车间更加注重团队精神、服务理念等内容的概括和提炼，较之以前更加符合行业特点和工作性质，特色更加明显，较好地发挥了凝聚内部力量、展示外部形象的作用；二是各车间更加注重日常工作的过程控制和经验成果的总结提炼。在工作过程中比较善于创新，而且有布置、有落实、有检查、有讲评、有奖罚，总结自己做过的工作不再是简单的数字罗列和事例的堆砌，都能够认真分析总结经验，尽可能地上升到理论层面，形成一套独具自身特色的管理模式，进一步指导并提高下一步的工作；三是在企业文化氛围的感染和熏陶下，广大员工的修养意识、服务意识、质量意识、竞争意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强，靠工作维系自身生存、在工作中实现自身价值的认识不断提高，激活了方方面面的工作，给我们的基层服务管理注入了生机、增添了活力。

二、修试中心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误区

1、在对企业文化建设的认识上存在误区。一是部分干部职工将企业文化建设等同于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企业文化建设只是国外“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演变，因此认为现在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二是将企业文化建设单纯化，一种是认为企业文化建设是个“筐”，把什么东西都往里装，将本属于日常或党群范畴内的工作统统纳入企业文化；另一种是认为企业文化就是组织开展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虽然丰富的业余文化有利于陶冶职工的情操、拉近干部与职工间的距离，激发工作中的活力，但它只是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的一部分，不能够涵盖企业文化的全部。

2、在对企业文化建设的运作上存在误区。一种是重形式轻内容，把主要精力放在营造氛围、布置场面上，而没有真正的在提炼精神、升华理念上下功夫，结果造成了“轰轰烈烈开场、默默无闻退场”的局面。另一种是急于求成，简单的进行生搬硬套，不注重结合自身实际，将别人已经成形的先进理论、经验成果“修饰转化”后为我所用，造成“树大根浅”，工作上顾此失彼，忙于应付，影响了整体工作的运行。

三、延伸品牌、发展品牌的实施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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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对外业施测要点的控制

在外业施测过程中，包括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即规划竣工验收地形图测量和竣工测量。在规划竣工验收地形图测量中，不仅需要严格按照数字地形图相关规范实施测量，还要对所需要进行验收的建筑物转角、形状不规范的部位及主要特征点等进行采集，进行细致的测量。竣工测量中不仅涉及基础测绘，还涉及规划测绘信息采集，所以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来对图面信息进行表达，从而更便于进行规划管理用图。但这样就对测量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不仅需要测量人员具备良好的基础测绘知识，还要对规划管理意图和建筑设计有充分的了解，特别是在外业作业过程中，需要对竣工图进行重点核对，特别是一些重点地方可能存在与现场不一致的情况，所以更需要在核对时重点关注。

3测绘成果检查验收

在竣工测量完成后，需要由质检人员对地形测绘成果进行全面的验收检查工作，对内业、外业、地物平面点位、高程点等进行仔细的检查，确保地形分幅图画面清晰整洁，合理对地形要素进行取舍，正确运用图式符号，确保高程点精度可靠，准确地将实地的地形地貌细部特征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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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不仅一国国民财富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依赖于企业活力的增强，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主要是彼此之间企业的竞争，特别是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大型跨国公司、企业集团等日益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拥有一批大型的、先进的、在国内具有支柱地位、在世界市场上占有稳定份额的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性大企业是一国经济实力的体现。而现代市场经济不仅需要微观主体——企业的参与，而且需要政府作用和功能的有效发挥。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协调和服务者，致力于解决微观经济活动主体——企业和市场机制所不能合理解决的问题。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各产业的合理发展，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协调发展就是一项重要的职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终要落实到企业主体的行为上，通过企业行为传导其政策措施，来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我们应将以上两项经济任务结合起来，推动大企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良性互动，增强大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一、大企业自身优势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实践都表明，在以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为主要内涵的经济发展阶段，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大企业具有融资、技术开发和资本经营等综合，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有其他企业和政府所不具有的优势。不仅是一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体现者，而且可能并且应该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

首先，大企业具有规模经济优势，资金、技术实力雄厚，可持续发展能力强，能够承担起对产业发展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资金数额大、技术含量高、建设周期长的项目的建设。这为众多的中小企业所无法企及。

其次，大企业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支撑。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高级化，而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撑在于技术进步。大企业又是产业内技术进步的策源地，拥有大量技术人员，科研开发能力强，是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和科研成果转化的主体。大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活动不断创造出新的产业群，把产业结构日益推向更高层次。

第三，大型企业集团内形成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共生关系可以将大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优势通过产业链传递到中小企业，从而带动大批企业乃至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因此，大企业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作用。

第四，大企业能有效地执行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目前的大型企业一般以企业集团为其组织形式，集团内以大企业为骨干，集合众多的中小企业。众多中小企业的经济行为依托于大企业的发展战略和方向。大企业在政府产业政策和众多微观经济主体之间起着政策传导作用，能够协助产业政策的调整，提高结构调整的有效性，保证政策效果。

最后，大企业在其经济行为中不断进行的兼并收购活动是结构调整的巨大推动力。频繁的并购活动可以及时有效地调整和校正产业结构的扭曲现象，保证其按正常的轨道发展，而且其兼并收购活动造成的资产转移本身就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当前我国产业发展中发挥大企业主导作用的必要性

产业间形成合理的具有动态发展能力的结构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业结构滞后。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已经开始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从满足需要向选择性消费转变，但产品的供给结构却不能与之适应。同时，产业结构也滞后于生产需求的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品仍然大量依赖进口。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显示，我国达到买方市场状态的工业品已占93％以上，绝大部分产品都处于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的状态。整个经济呈现出过剩经济的特征。但这种生产能力过剩与装备、工艺水平低，达不到规模经济并存，与人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受到抑制并存。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供给能力的相对过剩是在人民的消费和生产需求得不到更高层次的满足的情况下出现的。产业结构相对于需求结构来说显得过于滞后和低级，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障碍。

（二）产业的内在素质差。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技术结构水平低，装备落后。从总量上看我国一次性能源、水泥、钢铁、粮食、棉花、油料、肉类产品等生产量都居世界前列，但国内生产总值只有近一万亿美元，我们用同样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出的价值量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4甚至是1/6。产业技术落后，使对产业质量、性能以及生产过程影响较大的技术设备进口不断增加。据调查，在我国15个行业中，关键技术的掌握与应用及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水平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5—10年，个别行业则落后20—30年。产业技术水平的低下造成了产品和服务的档次水平低以及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不断透支着经济持续发展的资源，使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只能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获取很小的份额，而对技术水平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又表现出巨大的需求。但是随着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优势也将逐渐被侵蚀。

（三）各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不仅包括三大产业间的关系，而且包括各产业内部的结构构成状况。从农业的情况来看，我们一直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但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我国现有农业生产方式，粮食作物和其他经济作物各自所占的比例远未达到现代化大农业的要求。贸工农一体化程度不高，大量的农民依然进行着维持基本生活的粮食生产，农产品深加工程度不够。从工业来看，如前所述，结构严重失衡，低水平过剩与高技术层次产品的短缺并存。进出口结构的不合理源于工业内部结构的不合理，反过来又加剧了这种不合理状况。第三产业内部发展也不平稳。第三产业中的传统产业居于主要地位，新兴产业和要素市场发展滞后，特别是教育、金融创新和交通运输制约更为突出。

（四）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状况严重。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中部和东部工业结构的相似率为93.5％，西部与中部工业结构的相似率为97.3％，分别比1981年增加了13.8％和6.9％。对全国30个省（市、区）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汇总统计后发现，各地所选的支柱产业大多集中在汽车、电子、石化、机械等工业上，而且产业内重点发展的行业和产品也极为相似。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地区均衡化的发展战略，各地区在产业发展布局上，追求本地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由于市场约束机制、风险机制不健全，投资主体权责利不对称，以致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一再出现，加剧了地区结构的趋同。同时，各地方政府由于原有财政体制和国有经济的原因，也成为经济利益主体，同时也作为“政治人”追求政绩，这种双重身份导致其行为的非理性，一味追求产值和速度，加剧了产业结构的趋同现象，地区产业结构的严重趋同破坏了地区间、企业间合理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无法实现集约经营和规模经济，使社会资源配置处于低效或无效状态，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布局和经济持续发展。

（五）产业政策与其他政策缺乏配套。我国以往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拉平补齐的适应性调整，这种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不仅具有滞后性、低水平的特征，而且在其实施过程中与其他措施不能很好地配套，从而消解了一部分政策效果。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与劳动就业、城市化的关系问题。在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城市化的步伐相对滞后，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同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原有企业不断积累相对富余的职工，这使就业压力不断增加。而就业问题的压力又使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目标与其发生冲突，从而阻滞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结构的刚性固化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增加了社会负担，又减少了用于改进产业结构的资源。因此，政策不配套，使产业结构的政策效果偏离了目标。

另外，大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现在，发达国家几乎所有重要产业都是大企业唱主角，不少经济学家说我们正处在以大企业为轴心的经济时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些关键产业的集中度都非常高，例如美国在1979年汽车、平板玻璃、汽轮机与汽轮发动机、家用冰箱与冷柜、电视显像管几个行业最大五家企业的集中率分别为99％、92％、90％、85％和83％。但是，我国企业普遍竞争力不强，特别是缺少足以在国际上立足的大公司、企业集团。进入世界500强的大企业数与我国国民经济的规模不相适应。而且大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应有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

首先，产业结构调整大多是以政府为主体来进行的，政府不仅制定产业政策，而且亲自参与到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大量干预不仅使信息在部门和层级之间的传递发生扭曲，而且存在地方政府和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实际效果明显低于对政策效果的预期。

其次，大企业在技术创新能力上与国际先进水平仍然差距明显，难以较好地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以R&D投入一项来看，世界500强的R&D投入占其销售收入的比大都在5％—10％，有的甚至更高。而我国2000年2655家企业集团中，R&D投入只占主营业务收入的0.9％，超过5％的很少。大企业技术竞争力的落后阻碍了其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

再次，很多大企业所进行的兼并收购等资本经营活动单纯为“做大”而进行，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很多资本经营活动脱离其基本的生产经营活动，短期内把企业做成了“胖子”，却不能增强其内在素质，对产业内行业的发展和产业间关系的调整作用甚微。

三、积极发展大企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大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另一个是政府对经济运行所实行的宏观政策，而前者是后者产生效果的基础。因此，我们有必要把以上两项经济任务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大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以大企业的发展来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一）明确大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主体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利益为导向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应承担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任。大企业、企业集团的产权多元化有助于企业家的职业化，使多元投资主体有动力在全社会范围内选择优秀的经营者。而市场优胜劣汰的压力会使企业家真正做到行为长期化，狠抓技术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带动技术体系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企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不仅能够带动产业升级，而且能对产业结构的布局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要改变以往产业结构调整以政府为主体的不规范现象，使产业结构的调整真正依赖于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来进行。

（二）通过大企业技术创新，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是产业关联的本源要因，技术体系的变动推动产业结构的变动，技术体系的升级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R&D是技术创新的源泉，而R&D投入低、技术人员少—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品市场占有率低—低利润—R&D投入水平低、高素质人员缺乏，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产业结构的升级没有依靠。因此，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培育和发展大企业、企业集团的关键。而大企业由于其本身的实力雄厚，资金、技术、人员等方面相对于小企业来说都占有优势。因此，在技术创新上也占有相对的优势，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在一个产业中居于主导地位，中小企业围绕大企业形成竞争协作的关系，大企业的技术进步势必形成技术扩散，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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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0月25日

一、学习型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

企业文化又是一种实践性文化，是企业经营管理实践活动的总和，它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企业管理活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也是人们认识、探索、肯定和发展自身的一种方式。学习型企业文化，是指在企业文化发展过程中导入学习型组织的理论，引领和支撑企业成长为学习型企业的一种组织文化，它是对企业文化的创新性延伸，也是整个企业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企业在长期业务经营和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点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的综合。学习型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为：以系统思考为主线，把自我超越和改善心智模式这两项理念的突变与团队学习这项组织制度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动力机制，并以此形成一种长久生存、发展的信念和精神力量，使整个企业充满创造性，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能够自觉地、不断地修正自己，使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学习型企业文化的本质

（一）学习型企业文化鼓励个人学习和自我超越。学习型企业的学习包括三个层次：个人学习、团队学习和组织学习。个人学习是组织学习的基础，只有通过个人学习，组织的学习才成为可能。同时，倡导员工必须有一种自我超越的精神追求，通过自我超越，敏锐地认识到自己知识力量的不足和学习的需要，将学习作为一种真正的终生学习。这样，企业就以个人追求不断学习为起点，不断提升组织的智力水平和创造力，使企业在飞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取得竞争优势。因此，倡导员工个人学习和鼓励自我超越是学习型组织企业文化的基础。

（二）学习型企业文化强调开放、创新、应变。学习型组织的企业文化应是一种开放型的文化，鼓励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之间的开放、交流和学习是学习型组织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理念。同时，在顾客需求和市场环境快速变化的时代，具有能够快速改变和更新知识的能力是学习型组织企业文化的又一特点，它要求组织必须有一种创新应变的人文精神，使企业能根据顾客需求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不断更新组织的知识基础，让员工不断地更新观念，开阔视野，积极参与组织变革和企业文化创新，增强组织的应变能力。在竞争日益加剧、商业模式日新月异的知识经济时代，培育一种开放、创新、应变的企业文化是保持强大创造力和竞争力的关键。

（三）强调整体的企业文化。学习型企业文化强调整体观点的重要性。这里的整体观点主要包括两方面：首先，企业员工特别是领导层要把整个组织看成是一个“智能生命体”，即要让组织具有整体意志与整体传力;其次，领导者应以整体、系统的眼光看待企业发展中的问题及员工的错误，对于出现的问题应结合多方面因素共同考虑，避免决策失误。

（四）学习型企业文化是一种展开全方位“学习”的企业文化。它始终把“学习”作为其重要特征加以强调。“学习”精神主要从四个方面体现：一是“终身学习”的精神;二是“全员学习”的精神;三是“全过程学习”的精神，即要求“学习”贯穿于每一环节，使组织的每一步都打上学习的烙印;四是“团体学习”的精神，即以“团体学习”促进个人成长，达到完善企业文化的需要。

（五）学习型企业文化是以人为本，自我精进的企业文化。人是企业中最重要最活跃的资源，企业文化的各个部分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以人为本是企业文化的本质。每个人都有渴望自我精进的内在需求，企业文化鼓励员工们相互交流、持续学习，实现自我超越，从而使员工们的工作热忱得到充分激发，且更富有自主性和创造性。

三、当前我国建筑设计企业在ISO9001质量体系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在80年代初引进质量管理，逐步在全国大中型企业开展和普及。1987年3月ISO9000系列标准正式，1994年又代号GB/T19000 idt IS09000族标准。2000年12月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将2000版GB/T19001-2000idt ISO 9001：2000（《质量体系――设计/开发、生产、安装和服务的质量保证模式》）标准作为我国国家标准，经不断改进一直沿用至今。本人通过对自己所在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工作的全过程具体参与，深入观察IS09001标准监督审核每个环节的具体实施过程以及通过走访调查其他类似企业，发现当前我国建筑设计企业在ISO9001质量体系管理过程存在以下问题：

（一）实施IS09001标准的目的存在问题。很多建筑设计企业出于相互效仿或是对企业包装的考虑，在同行竞争、市场宣传时可以谋取便利，为获取认证证书而突击认证。当要接受监督审核时，建筑设计企业组织几个人突击准备资料，应付认证监督，这就使文件规定的方法不能指导实际的操作，给实际执行造成困难，这样突击的效果使企业的最终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水平并没有明显变化。企业拿到证书后，各项工作仍沿用传统做法。这样的短期行为，无法保证设计产品的质量，也难以纠正和预防质量上的问题。这与质量标准的精神背道而驰。

（二）建筑设计盲目选择认证机构和咨询公司。只要能获得证书就行，有的建筑设计企业干脆找咨询公司全权代劳，将实施认证方面的所有任务与工作全交给了咨询机构，要求咨询公司根据所掌握的企业情况文件，代作内审。另外，建筑设计企业不注重考察认证机构的背景，有很大的随意性。谁能够保证该企业通过认证，就和谁家合作。

（三）质量目标不具体。一般建筑设计企业都有相对明确的产品市场定位，但却没有明确的质量定位，虽然企业规定质量方针为“质量第一，用户至上”这样口号式的不具体、未量化的质量目标，员工在生产过程中不知道如何达到这样的质量目标，也就相当于没有质量目标了。

（四）建筑设计企业本身质量管理体系审核中存在的问题

1、管理者代表随意选任。管理者代表是建立质量管理体系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有的建筑设计企业在任命管理者代表时却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通常委派能抽出时间与精力去应付文件编制和现场审核，但与企业生产经营没有直接关联的人员，要么委派没有质量管理经验与专业知识，无力潜心钻研ISO9001质量标准的人员。这都会造成管理者代表无法制定合理而明确的质量方针或目标，无力自行领导编制企业质量文件，只能凭空想象或盲目抄袭，最终不能适应建筑设计企业的需要。

2、对领导层的审核流于形式。由于建筑设计领导层建立运行质量管理体系的目的是获取认证证书，没有上升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效益的高度，为保住证书，建筑设计内部审核只能流于形式。

3、内审员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由于内审员常常得不到被审核单位的配合，内审工作甚至被抵触，部分领导不理解不支持，缺少积极从事内审工作的内部环境。另外，内审工作缺乏激励机制，内审员均是兼职，建筑设计企业没有建立对内审员合理的补贴制度，内审员缺乏从事内审工作的动力。一些建筑设计企业对受审核单位在内审中所发现不符合项的奖惩规定不合理，使得内审员与受审单位的关系受到影响，给内审工作带来压力，使建筑设计企业不能通过纠正及预防措施来进一步提高质量管理体系的符合性和有效性。

（五）人员素质较低。建筑设计企业缺乏有效管理人才，企业主管人员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建筑设计企业的近期效益，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缺乏长远规划及战略考虑，没有对和企业质量管理有影响的所有工作人员进行技能和素质培训，很多员工对此不熟悉，甚至一无所知，导致认证工作无法开展和执行，更谈不到体系的持续改进。

（六）质量管理思想和方法存在问题。建筑设计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和质量意识都较薄弱。质量意识、科学、规范管理的思想和方法没有深入到管理的各个层次中。如出现不合格品时，不敢公开，私下处理，使问题无法暴露在监督审核的过程当中;质量记录以临时补充为主，平常在设计管理过程中不重视整理和收集;统计技术停留于作一两张图表应付认证审核，只作定性分析，忽视有效性和经济性。

四、建筑设计企业建构学习型企业文化的思路

通过当前我国建筑设计企业在ISO9001质量体系管理过程存在的主要问题来看，企业只重视短期效益，忽视企业文化建设，特别是在学习型企业文化的建设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为有效提高企业软实力，结合建筑设计企业特征和学习型企业文化的有关理论，在构建学习型建筑设计企业文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以组织和制度建设为核心，促进学习型建筑设计企业文化发展。建筑设计企业的学习型企业文化的建立应该以组织和制度的建设为基础，这也是企业文化发展的重要支柱。将学习型企业文化的建设组织化、制度化是企业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建筑设计企业除了创建相关的制度、组建学习型组织外，在具备了一定的组织结构基础后，还要着重塑造组织的学习型企业文化，培养组织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氛围，管理者应从顶层设计、带头学习、模范执行等方面开展。

（二）实施适当的人力资源政策，构建和改善学习型企业文化氛围。除了提高员工素质外，建筑设计企业还要建立适应企业发展的用人政策，为构筑先进的建筑设计企业文化创造有利条件。如成立于1812年的美国花旗设计企业，已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声誉最响的全能建筑设计集团，可以说是学习型建筑设计企业文化的典范，其注重人才培养和教育，鼓励员工加强学习，用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的亲情化企业氛围，实现了员工与企业的共同成长，也造就了独具特色的“花旗”文化。

（三）建立知识管理体系。企业要形成知识共享、协同发展的企业文化，必须要建立一个系统化的知识管理体系，通过采用信息系统，建立有效的知识管理体系，在技术层面上为营造学习型企业文化提供一个可操作的技术平台，以保障和促进集体学习、信息共享、合作解决问题以及创新的实现。知识管理强调知识分享的重要性，知识管理策略的重点是对基于特定任务的专业知识的获取、解释及传播。通过各类知识管理项目、活动及系统的开发和运作，可以将基于特定任务的专业知识显性化及共享，使其得以更有效地利用，从而形成一种知识共享的文化。知识管理的过程可分为需求分析、建立、分发、使用、评价和更新六个阶段，每个阶段有相应的技术提供支撑。知识管理技术就是指能够协助人们生产、分享、应用以及创新知识的计算机现代信息技术。它是一个技术体系，涵盖了知识生产、分享、应用以及创新的各个环节;同时，它又是多种信息技术的集成，这些技术结合起来形成了整体的知识管理系统，为企业提供知识管理服务。

（四）建立学习型组织的促进和激励机制。建立学习型组织的促进和激励机制有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是要对为建立学习型组织作出贡献的员工给予肯定，使他们得到相应的利益;二是要进一步激励员工从企业的发展出发，为企业进行更加卓有成效地学习和创新作出更大贡献。学习型组织的促进和激励机制主要包括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两个方面。建筑设计企业物质激励的着眼点应是在组织内部拉开不同知识层次和学习、工作能力层次的报酬档次，并将员工的报酬和他们与同事的合作关系挂钩，以鼓励有效的学习和团队沟通。建筑设计企业的精神激励主要是要通过营造鼓励学习、祟尚创新的文化氛围，给予员工信任、理解、尊重、继续学习和发展机会等方面的激励。建筑设计企业通过建立这些激励机制，为培育学习型组织及其文化提供有力的保障。

（五）构建知识型企业文化应该以人为本，提高建筑设计从业人员的素质。学习型企业的建设要以人为本，无论是提供建筑设计服务、开发建筑设计产品还是进行建筑设计创新，其行为主体都是建筑设计企业的员工。建筑设计企业除了传统上的不断加大技术培训力度、提高员工操作技能等岗位教育外，还要注重提高员工的各项素质，鼓励员工开拓创新，这也是建设学习型企业文化的重要一环。

主要参考文献：

[1]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编.企业标准体系实施指南[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2003.11.

[2]宋俊超.浅析学习型企业文化的内涵及其创建[J].前沿，2007.11.

[3]杨永根.中小企业如何推行IS09000标准[J].世界标准化与质量管理，2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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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3-0141-03

文字是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文字起源是科学的重大课题。①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形成，汉字具有重要的标志作用。因此，汉字起源与形成的研究是中华文明起源及文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刻画符号是研究汉字形成的可靠出土材料。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探索汉字形成的相关问题。

一、一元论与多元论

关于汉字的起源，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是“图画文字说”，即认为汉字来源于图画。这一观点被称为“一元论”。

与之相对，一些学者认为汉字的来源并非一元，图画仅是汉字的来源之一。这一观点被称为“多元论”。郭沫若先生据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提出图画并非文字的唯一来源。他说：“刻划系统是结绳、契木的演进……应在图形系统之前……任何民族的幼年时期要走上象形的道路，即描画客观物象而要能象，那必须要有一段发展的过程。随意刻划却是比较容易的。”“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②大汶口文化刻画符号发现后，杨建芳先生把它们与西安半坡的刻画符号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在古代黄河流域，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字系统。一种是指事文字或刻文字，另一种是图画文字或意符文字。这两种文字的出现都相当早，而且流行于不同的地区。大约在龙山文化时期，由于文化的相互影响，指事文字传播到山东一带，而图画文字则输入中原地区。”③汪宁生先生根据民族学的相关资料指出，文字不仅仅起源于图画，是由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引导出来的。④刘钊先生也指出，就整体来说，汉字来源于图画，但汉字绝非只有一个来源。⑤伴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出土刻画符号材料的积累已十分丰富，我们对其进行了全面收集整理。⑥发现海岱地区、太湖流域、澧阳平原等全国各区域发现的刻画符号，既有简单的刻划，逼真的描摹，还有较为复杂的组合符号；既有陶工的标记，又有巫师创作的祭祀符号……这些不同区域文化的刻画符号各具特点，它们在各区域文化的孕育中产生，是区域文明发展的体现。文字的构成演变只能是“符号”的构成演变。各区域的刻画符号或独立发展或通过交流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或多或少均对汉字符号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我们认为汉字的起源是多元的。

二、关于“汉字突变论”

“汉字突变论”是李万福先生提出的一种汉字形成理论，主要观点为：汉字是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创造出来的；甲骨文出现之前，不存在表词符号逐渐积累的漫长过程；巫师是文字的创造者。⑦李先生对中国境内30多处遗址中发现的刻画符号进行了分析，统计出各遗址符号总数、种类及所占比例。其中殷墟小屯遗址符号的数量是150万，种类为4500

收稿日期：2017-01-09

*基金项目：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2016年度重点课题“新石器刻画符号与汉字起源研究”（ZDI135-1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字发展通史”（11&ZD126）；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014-gh-723）。

作者简介：牛清波，男，南阳师范学院文史学院讲师，文字学博士（南阳473061）。

个，显然李先生的统计对象是殷墟甲骨文。这样“从8000年前贾湖旧石器文化遗址（按：当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到甲骨文出现的商代晚期，符号总数为1501446个，其中甲骨文约1500000个，占99.9%；甲骨文以前的符号约1446个，占0.1%……商代晚期300年间积累的符号大约是以往4600多年所积累符号的1000倍……商代晚期300年间创造的符号种类是以往4600年所创符号的6倍……从总数看，甲骨文的增长速度是原始符号的16286倍；从种类看，甲骨文的增长速度是原始符号的108倍”。基于此，李先生得出结论：文字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突变”形成的。⑧

我们认为李先生的统计对象性质不一，比较分析及其推论不妥，“突变论”难以成立。殷墟甲骨文是成熟的成体系的文字，半坡等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尚不是文字。将其一并纳入统计范围，所得结论是不科学的。通过中国早期刻画符号的深入考察，我们认为文字体系是在漫长的时间内“渐变”形成的。西安半坡等仰韶文化聚落遗址的刻画符号距今7000―5000年，其中个别符号可能是陶工所作的标记，但大部分主要是为了优化提高聚落内共同协作的效率而创造的；双墩文化刻画符号距今约9000年，数量丰富，种类多样，具有一定表意、计数和简单的记事功能，是一种地域性符号；大汶口文化的刻画符号距今5000―4500年，它们是巫师发明的祭祀符号；良渚文化的刻画符号距今5000―4000年，这些符号多单个出现，也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符号连续出现在同一器物上。良渚文化已跨进了文明的门槛，这些连续出现的符号透露着文字出现的信息。分布在祖国大地上的这些符号，绵延数千年，因社会的需要而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而丰富。它们不断积累符号素材，完善符号创制方法，探索符号的组合原则……为文字的出现和文字体系的最终形成做了长期的准备。因此，裘锡圭先生说：“汉字这类完全或基本上独立创造的文字体系，它们的形成都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⑨

三、汉字的形成背景

我们将186批中国早期刻画符号置于古代文明演进的视野下细细分析，发现汉字的形成有着广阔深厚的背景。它吸收不同区域文化的营养，为汉字的形成夯筑了厚重的根基。古埃及的圣书字（Egyptian Hieroglyphic System）、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Sumerian Cuneiform System）、中美洲的玛雅文（Maya Hieroglyphic System）和我国的汉字是世界上独立起源的文字。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它文字都中断了，只有汉字沿用至今。我们的汉字生生不息，永葆青春活力，历久弥新。它长寿的原因很多，已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研究。我们认为汉字形成的广阔背景是其绵延不断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华灿烂的史前文化呈现“多元一体”的特点，这种文化“既是多样的、不平衡的，又是有内在联系和相对统一的”。中原地区处在核心位置，它吸收了各方面的先进因素，形成了绵延至今的华夏文明。从新石器时代遗址与墓地的情况来看，公元前4000年前，先民拥有的物品基本相同，社会相对平等。公元前4000年后，这相对的平等被打破，中国史前文明的进程自此开启。公元前4000年前，黄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北辛文化，长江流域的彭头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淮河流域的贾湖文化、双墩文化等区域文化中发现了刻画符号。在不同区域文化的浸润下，它们具有了鲜明的特色。贾湖文化、彭头山文化、双墩文化的刻画符号体现了先民的自然崇拜和朴素的宗教观念。仰韶等文化的刻画符号是先民为了提高生产协作效率而创制的，符号的创制经历了一个过程。起初，也许是个别陶工为了标记工作进程所作的标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符号种类渐多，部分符号之间还呈现出一些规律。后来，这些规律性的符号，不仅限于陶工标记制陶进程，还可能用来标记其它劳动进程，在特定的区域内使用。此外，双墩等文化中的一些符号还反映了远古社会的生活情况，比如渔猎、采集等。公元前4000―前3300年，约相当于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大溪文化早中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这一时期聚落开始分化，从一般聚落中分化出中心聚落，出现了供少数人享用的高档物品。刻画符号的数量增加，种类也更丰富。各区域发展不平衡，长江流域和黄河中上游地区发展较快。长江流域大溪文化的刻画符号种类明显增多，符号系统性增强。黄河流域马家窑文化中出现了独具特色的彩陶符号，有学者指出它们是在彩陶大规模制造的情况下，不同劳动分工造成的结果。此外，马家窑文化傅家门遗址还发现了卜骨，上面刻划有符号，是先民的反映。公元前3300―公元前2500年，约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良渚文化时期、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心聚落、次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分层结构，城址数量增多，社会分化明显，文明化程度更高。就发展程度而言，中原地区转入由内部的结构性调整带来的表面沉寂。长江中下游地区、黄河下游海岱文化区和辽河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加快，发展稳健。本时期的刻画符号呈现出了新的特点：符号形态复杂，一个较为复杂的符号可能由两个或三个符号复合而成。符号载体规格变高，多出现在玉器、斧钺、大口尊等少数人享有的器物上。这些符号多用于祭祀仪式，用于人神交流。符号的创制者是巫师，他们垄断了与神灵交流的特权，为金字塔尖的上层服务。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刻画符号连续出现，能够记录较复杂的事物，透露着具有记录语言功能的文字的出现。

公元前2500―前2000年，远古社会进入龙山时代。这一时期，规模较大的城址和特大型聚落多见，如山西的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和禹县瓦店等处。等级分化更加显著。就区域而言，长江中下游地区诸文化、辽河流域文明衰落，中原地区出现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发现的刻画符号与文字的关系至为密切。登封王城岗遗址龙山文化遗存中发现了一件残黑陶杯，底部刻划1个符号，形似“共”字。这一符号出现在中原地区，且与商周文字形体一致，格外引人关注。此外，该遗址中还发现了青铜残片和规模较大的城址（可能是“禹都阳城”）。青铜、大规模的城市是文明的重要标志，二者的发现说明龙山时期王城岗遗址已有灿烂的文明。有学者认为，黑陶杯上的这一符号，已是文字。虽然只发现一个，却弥足珍贵，它带来了汉字形成的信号。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一件残陶扁壶，正面、背面各有一个符号，冯时先生释读为“文邑”，认为就是“夏邑”⑩。这两个符号用毛笔书写，且能连读，已用来记录语言。值得注意的是，两符号均为朱书，其载体还沿陶片遍涂朱一周。联系到大汶口文化大口尊上符号涂朱及小双桥遗址的朱书文字，我们认为陶寺遗址的这一现象与祭祀有关。

夏、商、周三代文化一脉相承，它们由中原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祭祀在三代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文化的传承和统一性来看，中原龙山文化中至少也应有祭祀的因素。这一推论与陶寺遗址中的朱书祭祀现象恰是吻合的。龙山时代，与良渚文化所走的“神权之路”不同，中原地区走的是“王权之路”，这也是它不断发展续存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似乎与陶寺遗址中发现的祭祀现象相矛盾，其实不然。我们认为，陶寺遗址中的祭祀现象是吸收其它文化的结果，可能来自良渚文化，也可能来自红山等祭祀发达的文化。赵辉先生指出：“由于社会动荡，中原地区的社会上层形成一种务实和开放的意识形态，在对待来自周围社会的非传统影响时，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或机会主义的策略。”B11陶寺文化的祭祀现象或可为赵先生之说添一佳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汉字的形成具有广阔的背景，正是这片深厚的文化沃土孕育出了传承华夏文明，令炎黄子孙引以为豪的汉字。它传承着悠久的华夏文化，生生不息。它把华夏儿女紧密连结在一起，共同创造新的文明和辉煌。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在各区域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发展形成的。我们要重视中原文化在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正确看待其它区域文化的贡献。尽管汉字最终在中原地区形成，我们却不能否认其它区域文明在汉字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下面仅以良渚文化为例稍作分析。良渚遗物中发现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符号连续出现于同一器物上的现象，如良渚遗址中发现的黑陶杯（器口缘刻划8个符号）、澄湖遗址古井群中发现的鱼篓形罐（腹部刻划4个符号）、南湖遗址中发现的黑陶罐（肩至上腹部连续刻8个符号）、平湖庄桥坟遗址发现的石钺（一面连续刻划7个符号）等。黑陶杯上的符号告诉我们良渚先民创造的符号与商周文字非同一体系；黑陶罐上的符号告诉我们当时虽已出现文字，却较为原始。良渚文明虽然衰败了，它创制的文字也未能延续下来，但它积累了宝贵的创制经验，这些文字既是良渚文明的产物也是良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类似的还有海岱地区的东夷文化。丁公遗址出土的刻符陶片告诉我们，东夷文明也曾有创制文字的实验，虽未能传承，却有独特贡献。

注释

①英国学者丹尼尔在美国的一次关于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研讨会上提出，文明有三个要素：（1）有5000人以上的城市；（2）有文字；（3）有大型的礼仪性建筑。日本学者贝V茂树先生认为青铜器、宫殿基址、文字是文明的要素。夏鼐先生在日本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指出，文明的标志“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参见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35―36、94页。

②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③杨建芳：《汉字起源二元说》，《中国语文研究》1981年第3期。

④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⑤刘钊：《古文字构形学》（修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4―225页。

⑥牛清波：《中早期刻画符号整理与研究》，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⑦⑧李万福：《突变论――关于汉字起源方式的探索》，《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4期；齐航福：《殷墟甲骨文中句式使用的组类差异考察――以“岁”字句为例》，《中国语文》2014年第2期。

篇6

良渚时期的生产生活用具显然较崧泽、马家浜时期有了很大的演进，表现为：在农具方面，种类增加，分工明细，如扁薄的长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锛、石镰等，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类似现在的千篰而被称为“千篰”。陶器方面，由马家浜时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转向轮制的薄胎陶器发展，而且种类繁多，有的还是精细刻划花纹和镂孔，或施用彩绘。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艺水平较马家浜时期有很大的改进。据对余杭新石器遗址47处的出土炊器的分别统计，鼎有18处，占总数的38.29%，釜仅一处，占2.12%；其余的豆、壶、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4]装饰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钺。生活工艺品方面有发达的竹编、麻织和丝织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编织方面的显著演进，是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同步进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产为代表的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众多的种类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论文对此已作了详尽的分类鉴定和探讨，并提出了两者各自具体操作方式的推论，很有说服力。[5]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现，是从河姆渡、罗家角的耜耕阶段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崧泽时期出现的小型石犁则是这一转折的中间过程。从良渚以后便慢慢转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现为我国犁耕起源的演进历史提供了关键的实证。笔者在最近一次同美国学者的座谈中，一位美国学者说，据他所知，中国的犁是从欧洲传入的，笔者即简单介绍了良渚的事例，他就信服了。说明对良渚文化的多方面成就，需要向国外多作介绍。

根据农具种类的增加和工艺技术的改进，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率有关的石犁和破土器的应用，并参考现今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农展阶段的一般规律，可以对良渚时期的稻作生产技术及其生产水平试作一些分析讨论。

我们知道，原始农业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种），然后转到耜耕或锄耕。刀耕的要点是烧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种，而进行翻土，因而必须年年或隔年就要放弃，另找新地，要等到弃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复生长，才能进行第二次的刀耕。为此，刀耕农业的一个单位的播种面积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积作为后备，以资轮转，一个人一生砍烧同一块土地只不过三四次。[6]进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连续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长了，因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并改以休闲取代不断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进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为耜耕或锄耕是间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连续性的翻土，人拉犁头可以一直向前行进，土块随着陆续翻起，中间没有间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纪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还有使用，称为木牛。据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调查，锄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担田（6担田合1亩），木牛耕田两人一天可耕4担田，如果是牛拉犁，则一人一牛可耕14担田[7]这虽然是侗族50年代的资料，但因为所处的耕作阶段与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们参考，且很有启发。

在良渚出土的农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问题。“耘田器”以其形状酷似现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农业所达到的水平时，就径直认为良渚时期已使用耘田器进行耘田的先进技术。

首先，我们要问，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还是移栽的？我想答案应是直播。现代南方的稻田绝大多数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间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术，有文字或物证可考的，最早见于汉朝，汉代的南方考古发掘表明，像广东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8]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画像砖，[9]都有农夫弯腰在水田中双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长棍用足薅秧，就是没有使用类似耘田器的工具。现今杭嘉湖宁绍一带的农民也多以手薅为最常见，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汉代一样。所以，很难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发明使用耘田器这样先进的工具。又，耘田是与插秧配套的，上述广东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来有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点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长大起来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无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点播，技术又很精确，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这在4000年前是还做不到的。可举日本弥生时期的稻田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发时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遗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诸如田埂、沟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迹，为国内所未见。笔者在日本参观过好几处这类遗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内里八丁遗址最为典型。该遗址经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现代一样的大片稻田，由小块小块的田埂围成，每块稻田中的稻丛歼穴，历历可数，并可用电脑绘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块稻田的穴数，一穴不漏地显示出来，以供进一步的面积、产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这些残存下来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间隔距离又极不一致。紧密处两丛稻之间不足10厘米，疏远处两丛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没有规则可言。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这样的稻田，不问其为移栽或是直播，是无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内行走，进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说明那时候还没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这一环节。内里八丁遗址属弥生晚期，相当于中国的三国西晋时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汉前由吴越人传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没有规范化，可见行株距的规范改进是很缓慢的，这也可供我们参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来的稻作技术，在很长一段时日里，都还是实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杀草。如西晋时的鄮县（今浙江鄞县），其稻作水平还是：“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力。”[10]如果良渚时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认为有史以来西晋时的鄞县稻作是一个大倒退。

海南岛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积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复踩松软，即撒上秀种，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长起来，则用水淹之。[11]由此看来，出土的“耘田器”当是另有用

途，比如开沟之类，而不是相当于现今的稻田耘田。

关于千篰的问题，与耘田器有些类似。因其形制同现今农村使用的相似，从而推测当时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为稻田肥料。我们知道，河泥是一种缓效性有机肥，通常是在冬春时捻取，作为桑园及稻田基肥，这在明末《沈氏农书》中有详细叙述。根据文献记载和肥料史的知识，肥料种类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规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础肥是家畜粪和人粪，然后是绿肥、饼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迟利用的是河泥。因为捻河泥的劳力最费，数量很大而肥效较低，在肥源十分紧张的时候才开始利用。文献上出现捻河泥是在宋朝，这是因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战乱，大量北人南下），对粮食和衣着的需求压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麦两熟和发展蚕桑，凡此都需要开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对农闲，捻取河泥以作桑园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所以不见于宋以前的文献。4000多年前的原始农业，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连续种植几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换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粪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先使用起河泥来。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种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篇7

关键词：齐家文化；玉琮；来源；用途

甘肃一直被视作中国彩陶文化的故乡，在漫长的新石器时代甘肃出现了大量的彩陶而在同时期晚期的齐家文化中的玉器却常常被人们忽视。如今，越来越多的考古工作者注意到了齐家文化玉器的重要性。齐家文化是继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玉器和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玉器之后出现于黄河上游一带的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玉器文化。其分布地域十分广泛，大致在东起泾、渭河流域，西至甘肃河西走廊及青海湟水流域，南达白龙江流域，北入阿拉善左旗的范围。其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铜石并用时代的过渡文化。而玉琮作为我国古玉系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器型一直被研究者们所重视。不仅因为琮的历史非常久远，但在文明时期却又很早地消失，更因为琮的奇特形制，和其原始含义及功用。齐家玉器中的玉琮器型与特点又与常见的良渚玉琮差异很大，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齐家玉琮的形态特征

琮是外方内圆中通的方柱体，圆管两端突起于方廓的部分被称作“射”。而方廓有方有圆；柱体有的低矮单节，有的高而分多节；玉面有的雕有纹饰，有的遍体素面。与人们熟知的良渚玉琮不同，齐家玉琮多为低矮单节且无纹饰而全身素面。当然，这其中也有例外。如在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出土的“静宁七宝”中的四件玉琮。1984年治平乡后柳沟村民挖出了一个齐家文化祭祀坑，从中出土了三璧四琮。其中四琮高12.8-16.7厘米，宽7.2-8.3厘米，质地近和田青绿玉，均外呈方柱体，内穿对钻圆孔，两端突射，射口平齐而圆。中部凸出四棱，棱角磨圆，浮雕四组蚕节纹。1996年，杨伯达先生在甘肃省境内进行国家一级文物鉴定过程中，在静宁县博物馆看了齐家玉器三璧四琮后，万分激动地说它们是“齐家文化最优秀的玉琮和玉璧”，并把这批玉器称为“静宁齐家七宝”。

二、浅析齐家玉琮的来源

在之前对于齐家文化玉琮的来源的论述中人们很多认为齐家玉琮是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良渚是新石器时代玉琮发现最多、器型种类最多的文化类型，考古工作者的这种猜测不无道理。但是，笔者以为从齐家文化玉琮自身的差异上就不能把所有齐家文化玉琮的来源一概而论。毕竟如果说到良渚文化对齐家文化的影响，其时间上还是太过漫长。而与良渚文化不同，与齐家文化时间上跨度不大的龙山文化更有可能是齐家文化玉琮的主要来源。

编号 高度（厘米） 出土地 特征

1 3.4-3.5 甘肃省天水市赵村遗址 浅黄绿色、素面

2 3.7 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 黄绿色青玉，通体表面打磨光滑

3 2 甘肃省甘谷县渭水峪 黄绿色青玉，制作较粗糙

4 8.8 甘肃省临洮县 一般呈青色，一半为浅赭色，磨制精致

5 4.1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内官营镇清溪村 青色，光素无纹

6 5.6 甘肃省临洮县李家坪 青玉质、光素无纹

7 3.2 甘肃省定西市团结乡高家村 黄绿色玉、抛磨光润

8 14.7 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 青色、器体打磨精致

9 16.7 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 青绿色，器体打磨精致

10 16.7 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 湖绿色，器体打磨精致，光素无纹

11 12.8 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 青玉质，打磨精致，光素无纹

从上表可以看出，收录在《中国出土玉器全集》中的几种齐家玉琮是有差异的。在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出土的四件玉琮与其他玉琮在形制上有极大的差别，这四件玉琮高度全部超过十厘米且在器体表面的做工上明显精细许多。从玉琮高度来看，这几件玉琮更像是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但其表面的纹饰又与良渚的玉琮又是大相径庭。

左图是甘肃省甘谷县渭水峪出土的典型齐家玉琮，右图是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II区22号墓出土的陶寺文化玉琮。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受龙山文化影响巨大的陶寺文化玉琮，在其形制、高度、素面特征甚至玉质等方面同大概几百年后在甘肃齐家文化中出现的玉琮十分相似。从出土情况来看，龙山文化玉琮与齐家文化玉琮多为低矮型。说明当时的制玉水平还处在初级阶段，良渚文化中常见到的高且多节的玉琮并不多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齐家文化玉琮应该是更多受到与他时间间隔不远的龙山文化影响。如上所述，典型的齐家玉琮并非高且多节的玉琮，那么在后柳沟村发现的这四件玉琮的来源就更值得人们思考了。

左图是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出土的齐家玉琮，右图是陕西省长安县张家坡32号墓出土的西周时期的玉琮。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从两个玉琮整体的形制上可以看出是相似的。作为窖藏器物的“静宁七宝”是否在时间上比其他齐家玉器更晚，笔者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作为西北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齐家文化的时间延续到距今3500年并且直接影响到了先周、先秦的文化。我们还是从大量发现玉琮的良渚文化来看，早期的良渚文化玉琮都是低矮型，后来逐渐出现分节、加高的趋势。齐家文化玉琮应该也经历的相同的发展期，生产力的发展与制玉水平的提高积极地影响了齐家玉琮的制作水平，最终才会出现诸如后柳沟村出土的高、多节玉琮。

三、齐家玉琮的用途

与龙山文化同时期的齐家文化所处的时期是中国国家文明正式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是一个对后世有着巨大影响的时期。而玉琮在这一时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一）玉琮是神器：玉琮源于原始崇拜，玉踪是原始宗教中沟通天地的中介， 它体现了以神崇拜为核心的神权，拥有琮就代表神权。玉琮的拥有者凭借神的力量建立和加强自己的权势和威严， 支配人间的生死和财富。玉是巫献给神的礼品， 巫是神的意志体现者。因此玉又是神在人间的代表。这种崇拜来自原始思维，不过人的要素已经开始侵入，人们开始用自己的形体来塑造神。这种自然力量的人性化正是原始宗教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

（二）玉琮是礼器：玉琮由神器成为礼器正是中华文明由神权时代走向王权时代的体现。作为六器之一， 玉琮最重要的作用是礼地。六器祭祀天、地、四方之神。在玉种、色彩和器形方面， 规定非常明确和严格。《周礼》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 以苍壁礼天、黄琮礼地、青圭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玄璜礼北方”。六瑞是周王朝正式建力的国家典章制度。六瑞标志官职高低。据《周礼考工记》记载，从的大小规格与其主人地位相配称，可知为古代礼仪之器。《周礼》“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壁，男执蒲壁。” 至此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晚期齐家玉琮的功能变化正是随着这一时期文明发展而发展的。

对齐家文化玉琮来源的判断有一定的复杂性，从其典型器物来看在其形制特征与龙山文化的联系更为紧密。而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出土的几件玉器在时间上很有可能大大晚于其他齐家玉琮。而处在国家文明形成时期的齐家玉琮其用途也正经历着由神器到礼器的转变，这种用途上的转变也许正是齐家玉琮器型产生变化的根本原因。（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参考文献：

[1]谢晓燕：《齐家文化玉器研究》，中国知网，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5月.

[2]祝中熹：《玉琮浅说》，中国知网，2002年11月第一版.

[3]杨伯达：《中国古代三大玉板（版）块论》，《上海博物馆集刊》，2002年第00期，

[4]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第八卷、第十五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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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索：.cn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8-2832（2015）11-0072-03

Research on the Display and Utilization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 Sites； Take Diao Long Bei Site as an Example

LI Jing-yi，ZHANG Xiao-Nan（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untry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site of the prehistoric settlement sites，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it.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mode of the prehistoric settlement sites，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te itself， the paper presents a case study on the site of the carved dragon monument， and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play from the site using different display mode of display concept. Som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s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its use are presented.

Key words ：prehistoric settlement site； display and us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ark

Internet ：.cn

《考古学通论》中指出“考古学根据生产工具的变革将人类古代社会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石器时期也被称为史前时代，包括旧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旧石器时代遗址又分为洞穴遗址和旷野遗址（露天遗址），新石器时期遗址包含有聚落遗址、洞穴遗址和丘贝遗址。所以，史前聚落遗址主要指新石器时期的聚落遗址，目前全国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有4493处，包含史前遗址417处，史前遗址中聚落遗址共有318处，占史前遗址的76.2%，由此可见史前聚落遗址在史前遗址中的重要性。

从我国建国初期第一个史前遗址博物馆（半坡遗址博物馆）的建立到现在良渚国家遗址公园成为世界遗产预备名单，遗址展示的专家们在以努力的寻找适合的展示利用模式。

一、我国史前遗址展示利用基本现状

（一）展示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国史前聚落遗址多为土遗址，遗址本身比较脆弱，再加上天气等自然原因，遗址很容易破坏；其次，史前聚落遗址多为地下埋藏，保护采用回填的形式，观赏性差，对游客的吸引力不大；第三，史前遗址时期是没有文字的记载，所以对于它的研究比其他遗址都有难度。

（二）展示的主要内容

史前聚落遗址的展示主要分为遗址展示和文化展示两部分。遗址展包括有遗址出土文物、遗址环境、遗址本体三部分。遗址环境主要指遗址的地理风貌、聚落风貌；墓葬、灰坑、房基、陶窑址、祭坛、人类生活遗址等是遗址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动植物遗址、陶器、角器、牙器、贝器、石器是遗址出土文物的组成部分；文化展示以非物质文化为主要展示的内容，需要通过考古研究的平台进行展示，它的目的是将考古研究及其文化特征联系起来，使人们对遗址进行更深的了解与认识。

（三）展示的主要手段

史前聚落遗址的展示利用手段具有多样性，主要包括的有原状展示、标识展示、陈列展示、建筑复原展示等一系列展示手段。原状展示对于石质类的的遗址多采用露天展示的形式，对于容易受天气影响的遗址多会加一些展示棚；标识展示为一些地下遗存遗址进行采用标识牌、植物、沙石等手段进行标示；陈列展示多是通过建立一些陈列馆、博物馆的手段进行展示；建筑复原是指遗址研究丰富的基础上，运用模拟复原的形式进行展示。

二、我国史前聚落遗址展示利用模式

中国文物保护法则规定：“经发掘的遗址和墓葬不具备展示条件的，应尽量实施原地回填保护，并防止人为破坏。经过评估，无条件在原址保存的遗址和墓葬，方可迁移保护。”由此可见，回填是我国史前聚落遗址的主要保护手段。目前我国主要的遗址展示模式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史前遗址博物馆展示模式，特殊的一些遗址采用与旅游景区相互结合、森林公园、遗址历史文化农业园区的展示形式进行展示。

（一）遗址公园模式

良渚遗址采用的是国家遗址公园展示模式，遗址主要展示部分包括良渚博物馆、良渚古城、塘山遗址、汇观山遗址等遗址构成。良渚古城墙部分进行了复原，建立遗址展示区，主要的展示手段复原展示；莫角山遗址则是建立保护棚进行展示；反山遗址通过建立陈列展示馆的形式进行展示，主要对墓葬遗址群展示，在已经发掘的部分墓葬上方建设一处覆土建筑，建筑埋于地下，与周边的山体和绿化能够协调，内部展示反山的考古与良渚玉文化的介绍；遗址还采用了建立生活场景复原展示，建立遗址文化园等多种手段进行展示（图1）。

（二）遗址与旅游景区结合的模式

遗址与旅游区的展示模式针对的是位于旅游景区的遗址，遗址展示的前提是先对遗址进行保护，位于山东聊城的景阳冈龙山遗址就是采用遗展示模式，遗址通过利用周围的自然风光和人文资源进行展示。

（三）森林公园模式

森林公园的展示模式主要指遗址位于森林公园景区内，一般遗址都采用遗址与森林公园结合的形式，在赤峰市红山区红山国家森林公园，里面就分布着着的红山遗址，它主要以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主。目前它是作为旅游胜地进行展示。

（四）史前遗址博物馆模式

史前遗址博物馆的展示是遗址公园概念提出之前，较为常见的一种展示模式，比如我国第一个史前遗址博物馆是半坡遗址，它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博物馆分两个区域，西面主要是文物展厅和临时展厅，东面为遗址保护展示大厅。

（五）历史遗址农业园模式

遗址历史农业园的展示模式相对较少，主要是针对遗址区周边的有农田的比较发达的乡村地区，它建立前提是对遗址的保护，通常会历史农田展示区或者遗址手工农作物体验区，为当地人们提供了游玩和休闲场所。

经过相关文献研究的我对我国前七批国保单位其中的198个史前聚落整理展示利用统计，其中有147个未展示，29个采用遗址公园展示，19个遗址采用史前遗址博物馆进行展示，其他的形式的有3个，通过研究发现我国有75%的遗址未进行展示，展示中的遗址有57%采用遗址考古遗址公园的形式，37%采用遗址博物院进行展示。

三、国外史前聚落遗址展示利用状况研究

（一）美国

美国国内的遗址公园众多，大部分采用的保存遗址的原貌，保持遗址的出土和原始状态，多采用融入自然的遗址公园形式。芒德岛州立考古公园它主要的修建材料是贝壳，只有乘坐小船才能尽心观赏，主要恢复了以前的历史水系，游客有一种回到历史的感觉。岛上的设施全部为古代的施舍，也不能住宿。卡俄基亚土丘历史遗址也是采用同样的方式，它的僧侣墩有14英亩，4层100英尺高，还有一个大型进驻约50英尺，1984年建立以个新的旅游展览中心（图2）。

（二）英国

英国遗址的展示利用多采用遗址公园的展示模式，但在遗址展示的过程中比较注重遗址 的原真性保存方式，严格按照出土文物的特点和形式进行复原性修复。英国的很多遗址公园都会定期邀请有名的表演家，对古代文化进行表演，并且在服饰、器物、内容和场所等尽可能的进行历史原来面貌的恢复，使文化在寓教于乐中进行传播。在英国的约维克维京中心，是通过配有介绍和说明的历史图片和遗迹品进行展示。主要展示的是一条复原的历史街区，采用场景再现的模式进行展示，复原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包括家庭生活情况，还有农作情形，游客也可以乘坐游览车观。遗址充分调动了人们的感官、视觉、听觉多方面的结合，运用声、光、电、多媒体等多种科技的手段。

（三）德国

德国史前聚落遗址的保护利用非常重视遗址区的对遗址的再利用，它注重从文化价值中来提升遗址的内涵和意义，不主张人工的改造与展示，而是从自然景观的角度来展示遗址。德国柏林市非常有名的杜佩公园是一个古村落遗址，主要是志愿者自发组织的，有自愿者进行售票、展示、讲解，完全是一个活性参与的模式，遗址展示的人员是当地退休人们，由于是自愿者组成，所以他的展示分工也按自愿者自己的兴趣进行分配，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组合和服负责不同的工作。这种形式拉近了当地居民与遗址之间的关系，人们对于遗址展示具有很大的热情，同时遗址也成了当地的公共活动的场所。

（四）意大利

意大利是通过把一些考古遗址的的保护与文化展示和生态建设相互结合。世界文化遗产奇伦托和迪亚诺河谷国家公园，帕埃斯图姆和韦利亚考古遗址采用的是国家公园的展示形式，主要是运用原址保护，也是采用与周围的的生态环境相互结合的形式（图3）。

（五）日本

在亚洲日本的遗址展示开始的较早，也是目前发展比较完善的国家，日本对的遗址展示注重遗址的环境和建设的观赏性，历史公园是一种常见的展示模式，比如日本的吉野里历史公园多采用复原展示和“重建”的形式进行展示，2009年4月1日全部开放。历史公园由入口区、环壕部落区、古代原野区和古代森林区四个区域组成。入口区有售票口、管理用房、商店、餐厅等服务性设施构成；环壕部落区是遗址的核心区域，里面有大量的遗址存在，这个区域采用的主要展示方式是建筑复原；古代原野区是遗址的生态区，有历史农田区、弥生大原野、停车场、高尔夫场等设施的建立；古代森林区计划建成反映弥生时代的森林风景区域。

四、史前聚落遗址的实践分析

（一）雕龙碑遗址基本情况介绍

雕龙碑遗址位于湖北省枣阳市鹿头镇北3公里的武庄村南。它是新石器时期的聚落遗址，遗址于1957年发现，它原为一个椭圆形大土包，南北长179m、东西宽135m，中心保护区面积为2.5万平方米，围墙内设有雕龙碑遗址文物管理处。遗址先后经过5次的发掘研究，分为四个遗址类型：人工基址类、埋葬类、出土文物类、动植物遗址类。该遗址位于南北交汇处，对研究南北遗址文化的交流，研究屈家岭文化的渊源与大溪文化、仰韶文化等课题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特别是该遗址所处年代与神农炎帝传说时代相符。（图4）

（二）雕龙碑遗址展示利用方式的可能性分析

首先，雕龙碑遗址并没有位于旅游景区或者森林公园内，所以它不符合旅游景区或森林公园这两种展示模式的条件；其次，是采用遗址博物馆的形式进行展示，它目前是采用陈列馆的形式展示，但是这种展示形式比较单一，缺少与周围村庄和居民的互动性，对游客的吸引力不大。第三，是采用考古遗址公园的形式进行展示，遗址拥有便利的交通，但是它的辐射能力和法内较小，周边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所以也不适合建立遗址公园；第四是建立遗址历史文化农业园区：①雕龙碑遗址拥有便利的交通，遗址东侧邻着335省道；②遗址有良好的周边环境，遗址周边为农田和村庄，本地农业发达；③是考古研究丰富，现在建立的有雕龙碑展示馆，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枣阳雕龙碑》一书，遗址先后进行了5次考古发掘。所以历史农业文化园是比较适合雕龙碑遗址的展示模式。

（三）雕龙碑遗址存在的问题分析

雕龙碑遗址的展示利用主要从遗址周边环境、遗址本体、出土文物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①遗址周边的农田环境和河道，作为遗址最初的选址依据没有展示出来。②遗址本体的问题，首先，本体多为回填的方式进行保护；其次，缺少台地的展示，台地上的围墙不合理；陈列馆内主要为模型展示，展示手段单一；陈列馆位于遗址可能埋葬区和遗址本体内的道路为青砖，这两个方面都对遗址有一定的叠压破坏。③出土文物没有留在雕龙碑遗址陈列馆，没有进行展示。

（四）雕龙碑遗址展示设计

遗址展示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针对遗址周边环境的问题采用的是建立农田展示区，结合现有地形，改种浅根系的农作物或地被植物，保证农耕深度或种植物种根系深度小于0.3m，历史时期当地的农作物主要为水稻、粟。在农田中可以场景复原的方式展示 原始农业劳作的场景，结合田块田埂布置木栈道。（图5）

遗址本体区域建立遗址本体展示区，采用复原展示，但考虑对于遗址本体的保护，不在遗址内进行复原，而在入口附近的位置进行建筑复原，对房基遗址和墓葬遗址加入回填层，在回填层上进行较浅的房基雕塑复原，对于部分不适合进行雕塑复原的采用根系较浅的植物进行标示。道路设计拆除青砖采用具有可逆性质的木栈道进行道路设计，建筑基址也可采用沙盘模拟的手段展示。

对于出土文物采用建立遗址陈列馆的形式，既有传统的照片、实物的展示，也可以采用多媒体进行展示，采用电影或者短片这种展示手段对遗址的整个发掘情况和当时社会的状况进行展示；对于遗址本体的红烧土地面和墙体也可在室内进行直接展示。

文化展示主要采用文化再现进行展示，还可以建立网上博物馆，建立数据库系统，参与性展示，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APP设计、手机博物馆、微信账号的建立都是对文化的展示。对于史前聚落遗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现代人们发掘的过程的传播，采用一些游戏性设计，让人们有游玩中学习。

五、启示

针对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下几个结论：

第一，总结了我国现有的史前聚落遗址展示形式，有史前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森林公园、旅游景区、遗址历史农业园，其中史前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是最为常见的两种模式。

第二，确定了遗址的展示的内容有遗址展示和文化展示两个方面，遗址展示包括有遗址本体、遗址的出土文物、遗址的历史环境三个部分。

第三，根据雕龙碑遗址的特点确立了它的展示模式是遗址历史农业园。

第四，根据考古遗址公园展示的不同的遗址内容采用不同的展示手段，主要有场景复原展示、模拟展示、多媒体展示、标识展示等。针对遗址本体展示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房基遗址：我们可采用建筑复原展示、雕刻复原展示、房基复原展示的展示方式。 2.墓葬、灰坑：主要采用沙盘模拟 原址陈列展示的方式。3.陶窑址：复原展示、（室内）遗址沙盘模拟、（室外）遗址展示棚、生活场景复原展示等不同的展示方式。

本文以雕龙碑遗址为主要案例进行了实际的分析，在遵循史前遗址的保护优先、以人为主、采取可逆手段、真实完整展示遗址的原则下，提出了遗址公园展示的理念，有效地解决史前聚落遗址展示难度大、展示形式单一等问题。史前聚落遗址的展示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研究的过程，本文希望对以后史前聚落遗址展示利用研究起到一个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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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朱晓渭.国外经验对陕西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启示[J].江汉考古.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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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这个“中国长寿之乡”，一经中央电视台播出后，立即震惊海内外，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建设中的如皋港，如何抓住机遇，发扬地方特色文化，构建长寿文化产业，对推动本地的经济的快步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下面我从自然、人文、历史等方面论述长寿文化，从而切合实际地析出长寿文化产业的构建思路。

（1），如皋长寿文化与中华文化。文化即“以文化之”，以文来改变社会和自然，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可以分成很多类，诸如中华文化、民族文化、长寿文化、盆景文化、江海文化、饮食文化。论文格式。。论文格式。。每一种文化都凝聚着此文化的精神、灵魂、性格、习俗等精髓。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又离不开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社会环境，是人们在共同从事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

中华文化体现的是龙的协和性精神，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清代马彇<绎史>卷一引<无运历年纪>认为：盘古开天劈地，死后献出身躯，造福人类。“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为四极，五体为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作为开天劈地的创生神,龙是多种自然物象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是融合、协和、团结、凝聚的象征，是中华文化精神的载体。而中华文化的古老哲学就是将世界分为天地阴阳两极，《易经。系辞上》：“一阴一阳谓之道”，已经注意到事物的两面及两面之间的转化关系。易经里的“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龙跃在渊”“飞龙在天”说龙何时积蓄力量，又何时能够腾飞等，反映了事物发展的过程。龙有一个从神物到皇权再到品德涵养和祥瑞和谐的体现过程，成为现代社会中华儿女腾飞、祥瑞、振奋、开拓的文化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婚姻、服装、雕刻、建筑等，民间有舞龙灯、坐龙船的习俗。

龙的精神反映了中华文化的理性和早熟的特征，从盘古劈开混沌的阴阳世界看，《周易》和《老子》则是开启中华文化哲理智慧的钥匙。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可道，非常道”，有大道方有大德，德者寿，“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还提出“贵柔守雌”的道德规范，认为水是天下最柔的东西，但可以冲毁一切坚强的东西。这叫以柔克刚，太极拳的精神从此化来，成为养生的拳道。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几千年来，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心思想是“仁者，人也”。仁者寿。以人为本正是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与天主教的“神文化”和印度的“鬼文化”是不同的。我国古代用来规范人与人的

“五伦”“十义”，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劈除被统治

者利用的工具外，在权利和义务上是有道理的，对社会和谐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

无论儒家的孔孟，还是道家的老庄，都主张和谐，中华文化讲究的就是人自然的和谐。人本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核心。

由儒道两种主导中华文化看，如皋长寿文化透出两点信息：一是尊老爱幼在如皋早成风气，即仁者寿；二是“天人合一”思想左右了如皋人的心态，渗透到如皋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与天同寿。

（2），如皋长寿文化与江海文化。南通地处长江下游和沿海的江海平原，江海文化代表了南通地区的特色文化。江海文化既有长江流域的源远流长，又有海般的博大精深。水具有鲜活和精深沉稳的特性，表现为文化浸润的内质性。同时浪花飞溅，激情澎湃，张扬个性，表现为文化骨胳的外显性。中国河网密度最高的是长江三角州，江海平原上的城市是水流出来的骄子，江河雕塑了美丽的江海平原。江海平原地处黄淮与长江及东海的交汇地带，有过多次的海陆变迁，人们与水沙交往深厚，对百川归海、细流与博大、水流如血管、一路滋润、生命之源等文化情有独钟。

江海平原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南北中心地带，文化上的最大特点是兼融性历史上，战争迫使人口流动此地是重要因素，如公元473年，越灭吴，向北移民，形成吴文化北上的趋势。晋时战乱频繁，北方人口又南迁，必定南北文化相遇。这里举个例子，福建永定县的土楼，上百户人家住在一栋楼里，里一层外四层的巨大的团楼，都是战争南流的客家人，他们住在一起，易守易攻，对付外来势力。那么，江海平原历史上，流离失所的人们，更是向往社会的和谐、安定、融合是可想而知的。江海文化兼融了中原文化（特别是齐鲁文化）和吴文化（即良渚文化）的优点，形成了兼融互补的开放性文化。

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工具上的三角犁、半月形镰刀，至今江海地区还能见到，上世纪大量使用，现在多被机械化代替。植物上表现为水稻、蚕丝、菱角、葫芦等。齐鲁文化（大汶口文化），农业以种植、饲养猪最为发达，鱼盐业也很重要，水井大量使用，酿酒、纺织是手工业。

由江海文化的特点看,如皋长寿文化透出追求安逸、涵养兼容的信息，从而渗透到饮食、起居等生活的各个方面，慢慢显示出独特的长寿文化来。

（3），如皋长寿文化与自然条件。如皋的自然条件对长寿文化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土壤和气候两个要素上。

先说土壤，如皋是江海平原上有名的高沙土地带，是战争年代'苏中七捷'的主战场和革命老区。地质学家认为“由废黄河下游及淮河下游泥沙冲击摆尾形成的”。沿长江一线，多为水中陆洲变迁而成。如皋可谓“百川归沙”。高沙土是一种干粉型的细沙土，特点是漏水、贫瘦、高低不平。旱作物产量低，过去是南通地区最贫的县。谚语：“一场大雨泪汪汪，三日无水尘飞扬，有女莫嫁高沙土有儿他乡做新郎。”解放后，如皋人民提出削平高沙土的口号，开民河、修渠道、筑鱼塘。。。改变了高沙土的面貌。论文格式。高沙土的种植以杂为特征，有一年十八谷之称：大麦、小麦、元麦、高梁、荞麦、大豆、绿豆、豌豆、蚕豆、玉米、花生、山芋、萝卜、甜菜、芝麻、赤豆等，经济价值不高。自如皋长寿之乡发现后，中国微量元素学会对其土壤及农作物进行化验分析，惊奇的发现：河流冲击物的土壤含有多种矿物质，使果疏含有多种有益元素，让人体细胞免受氧化损害，保持免疫力。主要是镉、铅、汞含量极低，而硒含量极高。植物学家惊奇的发现如皋的土壤尤宜银杏树的生长。来到如皋您会发现家家有种银杏树的习惯。儿时就知道，九华镇赵家村有银杏树围径可放18辆独轮车的事实。神奇的高沙土给如皋长寿文化透出的信息就是：土是长寿文化的金元宝。

再说气候,如皋位于北纬32C，为亚热带湿润气候，年平均温度14C左右，气候温和，舒适宜人。年降水1056毫米左右，雨水充沛，空气清新。需要强调的是，它的理想的人居之地是人长寿的自然基础，只是因素之一。也就是说世界人居理想的气候的地方很多，但并不都是长寿之乡。如皋与广西的长寿之乡巴马相比，情况不一样。巴马在山区，是封闭的自然环境，用天然氧吧来调节城市的喧嚣，开发长寿旅游文化。如皋在平原，是非封闭性的自然环境，树木沿河网格状覆盖，圈起网格状的绿色农田，又多一层网格状的

河流环绕，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然景观。奇妙的是，如皋人同时把花卉盆景的氧吧搬进室内，净化现代社会的空气。如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花卉盆景之都”，是华东地区最大的花卉盆景基地。这就说明，如皋长寿文化不仅只自然的，而且是人文的、历史的、开放的、社会的。诸如如派盆景、哨口风筝等艺术形式不是一天形成的，也就是说如皋人民的艺术审美情趣不是一天就有的，审美愉悦是人的健康长寿重要因素，所谓书画长寿，道理是一样的。如皋长寿文化的这种非封闭的自然性、沿海平原的唯一性、人文情怀的深厚性，对当今社会有着更大的指导意义，对如皋长寿文化的开发有着更广阔的空间。

（4）如皋长寿文化与历史价值参考。一个非封闭性中国长寿之乡，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支撑，是不可能的。恰恰它就是长寿文化的精髓。如皋长寿之乡是有历史的，散落在城乡的百岁坊、百岁庄、百岁巷、百岁桥、百岁渠等文化遗址说明了这一点。还产生了许多长寿名人，如三国大司马吕岱97岁，北宋教育家胡爰85岁，清代文学家袁枚109岁。。。甚至有徐神翁列八仙、乐子长奇遇得道的神话传奇。与长寿有关的民俗如过百路、千家米、百岁碗、也随之反映出来。再看2003年的调查：145万人口，百岁以上有251人，90岁以上有4000人，80岁以上有40001人，平均75。5岁。联合国标准为百岁0。75/万人，比之多5。5，比联合国确定的发展中国家63岁的标准多11。5，调查说明长寿之乡是一个长寿历史的延续过程。下面列举几个如皋民间谚语：“鱼在锅中颠，全靠出水鲜。”是说鱼米之乡，水网密布，鱼讲究现捞现蒸。“饱时不忘饥，一干和二稀。”是说饥饿养生，每天以一顿干饭为宜。“掺儿米打了底，吃了能活九十几”如皋以产杂粮吃杂粮著称。“麦见黄，冷蒸尝。”用青麦仁做成的食品。“麦上场，焦雪尝。”用新麦仁先炒后磨份，再调成食品。“鱼上火，肉生痰，豆腐青菜保平安。”“如皋人好奇怪，春来田间割野菜”要数母鸡头菜家家都有。“秋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如皋特产养生萝卜，如皋萝卜干以香甜嫩脆早就名著九州。从如皋传世的三大养生专著《食暜》、《寿世秘典》、《秦定养生论》看，如皋菜系是集淮扬菜、鲁菜和江南苏菜的优点，以养生为核心而形成的淡、杂、鲜、野的四大地方特色。“家有一老，胜过一宝。”是说孝敬老年人成为习贯。“人穷露肉，村穷露屋。”是说对环境养生的关注。“美不美不要紧，只要家中有盆景”是说如皋人的审美情趣和养生心态。“田野不烦躁，手拉风筝听口哨”是说放如派哨口风筝的快乐。“平安求福，自然生寿。”是说天人合一。“八十小弟弟，九十不稀奇，百岁古来稀。”“水长流，树长绿，人长寿。”“横喂萝卜竖喂浆，出得猪肉生奇香。”是说如皋特产萝卜山芋，山芋藤里有浆，对人体有益，用它喂猪，人吃此猪肉特别养生。如式肉松、火腿、香肠为何获国际金牌，是其原因之一。透过如皋的几只谚语，我们看到如皋长寿文化不是单一的，有着深厚的文化底韵，广泛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以上简要分析了如皋长寿文化与自然、人文历史的关系。那么，如皋港作为建设中的新型港口城市，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将如何构建长寿文化及长寿文化产业呢？于是，我作了如下思考：

A利用开放口岸和世界少有的奇特的土壤资源优势，在WTO的世界市场体系中，主打几种世界长寿文化产品名牌，最终将此建设成为世界长寿产品的生产、加工和出口主要基地，完成沙土变黄金的伟大革命。

B利用如皋港十分发达的海陆交通通道主打长寿文化生态旅游业，重点开发以淡、杂、鲜、野为地方特色的如皋长寿文化养生饮食业。同时，整顿规划江道河港，建设江河网状结构的与饮食文化配套的垂钓休闲型绿色生态系统。

C将长寿文化资源纳入港城建设规划体系中，形成将古典与现代结合、突出地方特色个性的的市容文化景观。

D在构建地方特色文化艺术的同时，主打特色长寿艺术，形成一系列长寿文化艺术产业和纳入各个系统的长寿文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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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园务管理：落实制度，明确职责

为了使幼儿园管理工作逐步向规范化方向迈进，我们严格按照管理制度汇编，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在实际工作中严格照章办事。通过落实制度，明确职责，提高了教职工的工作责任感，促进了我园各项工作有序、有效地开展。

二、教师培养：加强学习，提高素质

为了提高教师的素质，我们通过多种形式对教师进行培训。首先利用暑期的师德培训，开展形式多样的师德教育；其次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如在我们的园本培训中，我们邀请了卜园长和周老师给我们作有关地域文化融入教学的相关讲座。在暑期我园派了范敏娟老师去上海参观学习，回来之后给大家作了“上海之行”的交流活动，对于新教师，进行了师徒结对，传帮带教，让新教师在观摩中进步，在反思中成长。

三、教育教学：注重细节，提升质量

一是各班能认真制订教学计划，在制定周、半日活动时合理安排各方面的教育内容，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把领域活动与主题活动有机结合，相互渗透，有效地防止在教学工作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二是定期检查教师备课、幼儿成长册、教养笔记等。落实一日教学常规，加大对一日生活各个环节的监督和调控。以“抽查听课”为载体，在听完每节课后与教师及时交流，并进行点评纠正。

三是各班都创设了有利于引发幼儿互动的环境。在走廊、楼梯、班级主题墙、家长园地等环境的创设，做到美观新颖，突出主题。根据孩子年龄特点，力求做到生活化，情趣化，艺术化和儿童化，让孩子主动参与到环境中来，从中受到教育。

四是充分发挥我园的区域优势，挖掘自然教育资源，把本土资源的内容渗透到幼儿的一日生活之中，贯穿于游戏、教育活动之中，并以多种形式进行整合，结合本园、本班幼儿的实际情况，灵活开展。在组织好幼儿一日活动、上好主题教学活动的同时，我们还结合“世界水日”、“世界无烟日”、“护绿活动”、“环保创意种植”开展了系列活动，增强了幼儿的环保意识。

四、教育科研：积极参与，共同成长

本年度的园本培训在总园的引领下，我园自己开展培训，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毕竟还没有自己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还好在教科主任周老师的的指导下，一年度的园本培训有声有色的下来了。我们的项目培训主题是《基于良渚地域文化融入教学的实践，提升教师课程开发与整合的能力》，在培训过程中，我们老师都积极的参与，这种研训一体的模式对分园的老师帮助很大，她们善学、善思，乐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见解，在5月底开展的园本培训开放日活动中，得到了园领导的好评；在10月份，以“民间资源在集体教学中的有效利用”的良渚片的辅导活动也在我园开展，我园的金国琴老师执教了具有良渚地域文化特色的音乐活动“金蛇狂舞”，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在我们的教研组工作中，紧紧围绕园本培训，结合幼儿园教师的实际教学能力，开展的园本教研主题是挖掘良渚地域文化资源，开发幼儿园园本课程，帮助教师运用建构式课程，继续探索语言教学活动的设计和教学的有效性的探索。

通过园本教研活动的开展，真正满足了教师的成长需求，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化成长。

五、卫生保健：落实安全，细化保育

我园制定《药品管理制度》、《班级安全管理制度》、《幼儿接送制度》、《幼儿意外伤害事故处理》、《房屋设备检查制度》等安全卫生保健制度，促使安全卫生保健工作有序、科学地开展，为幼儿提供有利于健康成长的环境。

（一）细化制度，提高安全管理力度

细化各块安全工作责任。每年度与每位教职工依据自身的工作签订安全目标责任书，做到人人有责。

（二）细化工作，规划保育工作程序

在已有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幼儿在园一日生活各环节的管理细则，包括对教师的具体工作、对保育员的具体要求、对食堂工作人员的要求，让每位工作人员明确工作程序，规范地开展幼儿一日生活各环节的保育工作。

六、家长工作：家园合作，有序开展

《纲要》中提出：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本着这种理念，把做好家长工作作为我园的工作重点之一。每学期开始要求老师们制定好家长工作计划，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各项家长活动。

3月份，结合春天，我园开展了全园性的亲子春游活动，让孩子们开阔眼界的同时，增进了亲子、家园间的情感。4月份，我园开展了“幼小衔接”家长会，请来了**小学陈老师和卜园长进行了讲座，同月，小班、中二班和大班相继开展了“放风筝”、“种植蔬菜苗”、“做青团”的亲子活动，在孩子们体验快乐的同时，也拉近了家长与老师之间的距离。5月份，中一班开展了“采茶”的的亲子活动，结合我们的园本课程，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亲身体验采茶的乐趣，了解茶叶的制作过程；6月份，大班开展了家长半日开放活动；8月底召开了小班新生家长会；10月份，中班段、大班段结合重阳节开展了敬老爱老的祖孙同乐的亲子活动；11月份，全园开展了亲子运动会；12月，小班段开展了家长开放日活动。

篇11

在中国学术界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文明的开始，大致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那时，郭沫若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研究方法，来探索中国的古代社会，应是这方面研究的先导，后于193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而20年代后期开始的安阳殷墟发掘，则是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起点。在50年代，主持安阳殷墟早期发掘工作的李济，依据殷墟的发掘成果，写出了《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而在50年代初，梁思永发表《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则点明了龙山文化时期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

1959年，在徐旭生倡导下，开始了夏文化的探索，并在豫西发现了二里头文化。在此后的20年里，发表了10多篇文章，或是从二里头遗址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或是探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等问题。

在1978年前后，两个方面的学术探索，对后来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蓬勃开展，有直接的联系。

一是唐兰发表《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一文。

另一个是在探索夏文化的过程中，在中原地区发现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

这两方面探索的进展，分别引发了学术大讨论。李学勤适时地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看法。同时，在中原地区发掘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取得重大收获。

1983年，夏鼐在日本作了“中国文明的起源”的学术演讲。后来，日本和中国分别出版了《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明确了二里头文化至殷墟商文化时期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和特点，并根据当时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指明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范围与大致的地域范围。

至1986年，辽西地区、长江下游地区、江汉地区、海岱地区、中原地区及甘肃东部地区的一系列新发现，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开拓了视野，由此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这些新看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内涵。同时也引发了一场讨论，观点交锋的或不交锋的学术讨论。后来出版的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是那些新观点的主要代表。

近20年来，从考古学上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大体上是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这两本书的内容基础上深入展开的。同时，还引进了现代西方学者对文明、文明起源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20世纪里，发表的有关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文章约有1000篇。从各个时间段发表的文章数量的角度，也可以了解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情况。

在1978年以前，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论文仅有一二十篇。

1978年至1983年，这方面的探索开始多一点，约有50篇论文。

1984年至1986年，这方面的探索明显地活跃起来，每年发表的有关论文约有20多篇，一些专著、论文集也先后问世。

1987年以后，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异常活跃，每年发表的相关的论文都在四五十篇以上，并且逐年增加。其中1996年有80多篇，1998年、1999年分别达到了近100篇。

这些数字也表明了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活跃情况和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课题的学术生命力状况。

总的来看，近20年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新时期。

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几种主要取向

在发表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近1000篇论文、一二十部著作中，其研究方法有多种多样，提出的学术观点有许许多多，有些则是对有关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其中，数量比较多的、形成主流的研究取向，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 是对经典著作所确定的“文明”、“国家”等概念的理解，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这种研究取向的论文数量，占有较大的比例。

第二种 是与世界上其他几个文明起源中心的比较研究，或是引进现代西方学者对“文明”、“国家”、“酋邦”等概念的研究成果，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三种 主要根据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自身特点，来探索中国文明形成的时间、地域、模式等，提出了许多术语。

第四种 力图通过文明起源研究，解决夏商周三代之前尤其是解决距今6000年左右至距今4000年左右这一阶段的社会形态与特点等问题。或是通过研究文明的早期发展，解决三代的社会形态与特点等问题。

三、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几种主要途径

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探索的途径有很多，如果要作归纳概括的话，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 通过研究文明因素的产生、形成与发展，如文字、城址、宫殿、礼制建筑、青铜器、玉器、礼乐器、埋葬制度，甚至是王权、神权，以及“王室”文化因素，等等，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二种 着重研究文明的本质特征，如私有制、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复杂社会、国家政权机构等，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三种 着重探索中国文明形成的模式和特点，如原生文明、次生文明、文化交流产生文明，多元一统、神权与王权并重、区域文明化进程的特点，等等。

第四种 探索文明形成的动力、机制与背景。如农业发展、环境变化、文化传播、治理洪水、战争、祭祀、对财富的贪欲等对文明形成的作用。

第五种 通过对文献的整理，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尤其是探索传说时代的社会状况，力图将文献研究和考古学研究进行整合。

除了这五种探索途径外，其他的还有很多。不一一介绍。

四、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的几种主要看法

近20年来，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形成的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或初级文明社会）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 是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这是因为目前从考古学上能够将中国文明社会形成说得比较清楚的，仍然是二里头文化。

第二种 在龙山文化晚期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这主要是考古发现表明，许多文明因素在各地的龙山文化晚期已经形成。

第三种 在距今四五千年间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这大致是以各个主要区域内龙山文化形成的年代为代表。其中，中原地区的陶寺文化开始出现高层次的文化内涵应是一个重要的界线。

第四种 在距今5000年前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这主要是以红山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期、仰韶文化晚期等发现的高层次的文化遗存为代表。

第五种 约距今6000年，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持这种观点的文章，数量很少。

五、通过研究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有哪几个方面的收获

应该说，收获是很多的。不过，对有的收获，目前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而下面的这几项收获似可以肯定的。

首先是开阔了视野。通过比较研究，认识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通过讨论，各研究者之间，互相得到启发，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的形成初步的共识。

第二、对一些概念加深了认识，如对“文明”、“国家”等概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第三、发现了一大批距今四五千年或五千多年的高层次的文化遗存，丰富了中国远古文化的内涵，这至少是将中国的一些文化成就向前推进了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如果说过份一点，那就是将中国文明的形成时间向前推进了几百年。

第四、对几个主要区域，即自然地理环境条件比较优越的区域，其文明起源进程，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其中，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也越来越明显，对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龙山时代形成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分布格局，龙山时代中原的陶寺文化及年代晚于它的二里头文化所显示出来的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作用等，都是不可能被低估的。

第五、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尤其是公元前1万年以来或者是距今6000年以来至秦统一前的社会特征与特点，发展阶段等问题，加深了认识。

篇12

关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当代许多前辈学者，已经留下了不泯的业绩，如徐旭生先生，原名炳昶，有《一九五九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裴文中先生，字明华，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一书中，指出：“在我国历史的传说中有一个夏代，是殷商以前的时代，也许就是由龙山文化过渡到殷代文化的时代，我们可以暂时就把这个时代的文化假定为夏代文化。”梁思永先生在其所著《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中，有“小屯龙山与仰韶”、“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两篇论文，论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殷文化的联系，是讨论从原始制公社到奴隶制社会的一把钥匙。郭宝钧先生字子衡，则有《中国青铜时代》专著，指出：“从文字方面看，殷代有颇进步的甲骨文字，已超过象形阶段，发展到会意组织阶段，跨入形声阶段的边缘，它是后代汉字之祖，为摆脱野蛮进入文明畛域人标志”。夏鼐先生更有《中国文明的起源》专著，指出：中国文明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已具有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渡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但是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所以有人称它为在“新石器革命之后的都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外国学者誉之为稀见的学识渊博。苏秉琦先生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大著中，明确指出：“上面已谈到了夏王朝的建立，但夏文明并不是一花独放的，大家知道，夏王朝时期，执玉帛者万国。”陈梦家先生，笔名陈漫哉，新月派诗人，著有《殷墟卜辞综述》、《殷代铜器》、《西周铜器断代》、《汉简缀述》等多书，毕生从事甲骨文、殷墟铜器、古史年代等多方面研究，学勋卓著，影响深远。

而在今天赵芝荃先生、郑光先生之於偃师二里头，郑振香先生、陈志达先生、刘一曼先生之於安阳殷墟，都在进行发掘或深入研究，均提高了夏商的学术研究水平。

二、我对文明起源的研究过程

对於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应该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因为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大国之一，因此她的文明起源的形式和特征，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对於这个问题，我曾多年作过探索，首先研究了中国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① ；继而研究了中国的国家起源② ；更研究了夏王朝③④、看到了中国文明起源的不平衡性；提出了中国文明可以区分为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⑤。不是泛泛地只谈王国文明。在这样研究的基础上，我提出以下看法。

三、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准（或标志），到底什么是文明起源。

中国文明起源是有标志的，也就是说是有尺度的。那么在中国悠久历史的长河中，什么历史现象出现了，才算得文明出现了呢？按照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就是国家的出现，并且也只有国家的出现，才算作文明出现⑥。有了文字出现还不行，海南岛的黎族，台湾的高山族，都有了文字画，但是两族都没有达到建立国家的阶段，所以有文字图画也不能算作文明出现，因为两族并没有建立国家。

四、我对于文明起源的分析

1、中国文明起源在青铜时代经历了一定阶段。

中国仰韶时期，应已经出现金属，到龙山文化时期，山东杨家圈发现铜炼渣，三里河出现铜锥，在龙山文化之后的二里头文化，发现了铸铜遗址，当然是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一定阶段的迹象。

2、中国文明起源的经济基础

中国文明起源的经济基础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一样，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二里头文化为粟作经济，已有六畜，《尚书·皋陶谟》：“濬畎浍距川”，“畎浍”历来以井田界标作解。

3、中国文明起源与阶级关系

私有制的出现，大汶口文化已露端倪，47号大木椁墓，出土50多件精美陶器、玉臂环与猪头骨，而62号小墓连陶器都不见，这样财富不均的情况，亦即私有制出现的标志。中国阶级的出现，是在龙山文化时期，邯郸涧沟房基内的四具人头骨，均有砍伤痕迹。

4、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的出现

阶级出现三、四百年以后，二里头出现了宫殿址，证明已经有了国家的最高统治阶级——王者，这种国家的出现，即文明出现的标志。

夏为三代之首，有王都，即夏邑，有宫殿，启“大飨诸侯于钧台”。有神庙，《尚书》作夏社。有军队，《史记、吴太伯世家》：有众一旅，旅是军队，一旅由五百人组成。

5、中国文明起源与文字

半坡陶器口缘上已见刻符，二里头大口尊上已见近似文字的结构，为汉字的祖型，商代已有甲骨文。文字不仅是夏王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同样它也提供了蜀方国文明和越方国文明。

6、中国文明形成的渊源

文明起源的前夜迹象，大汶口文化中的墨绿玉铲、鸡骨白玉臂环、陵阳河的玉壁、两城镇的玉坑和后来发现的饕餮纹玉锛等都是。

7、中国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

当中原豫西伊、洛、河、济之间，出现了三代之首夏文明的时候，西北面甘肃仍见半山类型的彩陶，东北部内蒙古石棚山墓葬也有黑彩陶壶，南方良渚文化更见黑衣陶簋，都没有达到夏王朝的水平，显示了不平衡性。根据以上对文明出现的一些认识，可以进一步探索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而书经协和万邦，是昭示王国文明、方国文明的最好启迪。

五、王国文明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西南9公里二里头村南，南面伊河，北邻洛河，面积东西2.5公里，南北约1.5公里。《国语·周诰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证明夏居伊洛，而商居河。《史记·正义》：“吴起对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这个洛阳沃野千里的大平原，正是夏人肇兴之地，也是夏商周三代之首的夏人建邦立国之区，因而也是中国、中华民族进入国家阶段，冉冉升起的文明曙光之区。

夏代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当时的生产力，虽然二里头文化一期二期尚乏青铜器的记录，但是在二里头一期文化之前的登封王城岗四期H617窖穴，已经出土一件重35克、高6.5厘米的青铜容器残片。二里头三期的铜工具，有铜锛、铜凿、铜锥、铜刀、铜鱼钩。属于兵器的有铜戈、铜戚、铜族，已有长兵和短兵。属于饰物的圆形铜泡、圆形铜器、镶嵌缘松石铜器。属于礼器有铜爵，属于乐器的有铜铃。《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墨子·耕柱》：夏后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之于昆吾。这些文献都说明夏已炼铜铸鼎了。

二里头这个统辖夏王朝王畿千里的大都邑，是夏王朝第一个首邑即首都，东西长五里，南北宽三里，中部发现了一号大宫殿址，在正方形夯土台基上，筑成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的宫殿址，台基中部偏北有一座东西长30米，南北宽11.4米，四周有一圈柱洞或柱础石的主殿，应是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双开门的大殿址，主殿70米有宫门。所以它是由主殿、庭院、廊庑、宫门组成的伟壮宫殿。一号宫殿北150米处有二号大宫殿址，在二里头像这样的大片夯土台基还有四十多座。当时必定是殿堂相连，坡顶栉比，宫室之伟壮，正是我们祖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之首的夏邑夏王都。

总之，在二里头出现了夏邑这个大都邑，出现了商人，出现了军旅，出现汉字原始结构的文字符号，标志着从原始社会生产方式进入了奴隶制国家⑦

。这种奴隶制国家，也正是文明出现的标志，也就是出现王国文明的标准。

六、方国文明

方国为王畿以外之余国，夏朝商朝均有方国。《竹书纪年》相时，于夷来宾，少康时，方夷来宾，芬时，九夷来御，发时，诸夷宾于王门，而贡金九牧中的九牧，当为诸夷较大部落的首领，如有易氏，有鬲氏，有扈氏，均应为方国。商代也有许多方国，即方伯，武丁时有方、土方、邛方、鬼方、亘方、羌方、龙方、御方、黎方、祭方、周、缶、犬、郭、旨、沚、雀，乙辛时有人方、盂方，这些方国的国家出现，即方国文明的出现。

蜀这个方国，也见于《殷墟书契乙编》5280卜辞，贞，蜀不其受年，即为例证。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是研究蜀方国文明的对象，三星堆已经发现了灿烂的青铜文化，一号祭祀坑出土的跪坐人像、爬龙柱形器，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高2.62米的青铜人立像，其中冠高10厘米，立像高1.72米，座高80厘米，头戴瓣状冠，即资诸世界，恐怕也罕有其匹，但显示了蜀人的特征，而在中国青铜文化中也独树一帜。三星堆铸造的令人醒目的大量青铜器，也正是蜀这个方国进入青铜文明的标志。而三星堆在六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防御土埂，南墙1800米，东墙1000米，西墙600米，北墙为鸭子河冲毁，周围约十里，也正是蜀这个方国都邑的实态⑧。

七、结语

以上夏、商出现的王国文明，蜀出现的方国文明，都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出现的文明。但是也有以畜牧经济为基础出现的文明，如匈奴。有单于，匈奴称为撑犂孤涂，匈奴语意称天为撑犂，称子为孤涂，即天子之。唯独渔猎经济不能产生文明。总之，文明的出现，既然是一些生产较发达的大的部族，从野蛮高级阶段进入文明阶段的一个特定的历史现象，那就带有广泛性，但又不是所有部族都经历的过程，那就带有特殊性。方国文明赖王国文明以促进，王国文明赖方国文明而璀璨。这应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⑨。 注释

①佟柱臣：《从考古材料试探我国的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考古》 1975年4期。返回

②佟柱臣：《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探中国国家起源问题》，《文物》 1975年6期。返回

③佟柱臣、王泽庆：《夏王朝——その传承と文化财》，《人民中国》 1978年7期。返回

④佟柱臣：《夏代和夏文化问题》，《河南文博通讯》 1979年2期。返回

⑤佟柱臣：《中国夏商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试论》，《考古》 1991年11期。返回

⑥佟柱臣：《学习《起源》促进史前考古学的科学研究——纪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笔谈会》，《史前研究》 1984年4期。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