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科技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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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以下公布2015年07（下）的获奖论文名单，并由衷地对获奖的作者表示热烈祝贺！

专家点评（合议）：

一等奖：《从到英雄：时事新戏〈二十世纪新茶花〉和福州评话〈新茶花〉对“茶花女”形象的改造》

陈 瑜（华南师范大学）

清末民初的中国，正经历着中西文化激荡融合的重要转折点，各种新事物、新思潮层出不穷，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感官与思维。然而，西方文化在影响中国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受到时代风气的“雕琢”，甚至表现出明显的“本土化”倾向。本文对这种“本土化”现象进行深入解读，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把握中西文化的异同以及文化融合的内在脉络。

法国作家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是享誉世界的经典文学形象，而在清末民初，“茶花女”的形象同样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得到了全新的演绎，这一改编过程同样体现了诸多耐人寻味的“本土化”现象。本文即对这一改编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文章参考文献详实丰富、考据思路清晰严谨、论证精辟入理，为展示清末民初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演变，提供了一个特色鲜明的范例，既形象直观又入木三分。此外，本文还揭示出这一改编过程对于中国传统伦常秩序的自觉皈依，以及对于当时民族救亡时代主题的积极响应。可以说，陈瑜老师的选题准确地抓住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时代缩影，并能够在充分解读现象的同时，深入挖掘其背后更为深层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体现了作者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

经过改编，“茶花女”从一个追求爱情的，变成了助夫杀敌的“巾帼雄杰”，甚至化身为亲上战场荣立战功的“女英雄”。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言，这一改编是“奇异”的，蕴含着独特的道德意蕴、折射出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状况。实际上，“新茶花”的“新”字，即表明了改编者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忠实于原著的改编意图。可以说，时事新戏《二十世纪新茶花》和福州评话《新茶花》除了女主角的身份以及爱情元素以外，几乎不见原著的影子。两次改编虽有所不同，但目的均在于宣扬男女平等、唤起国民的尚武精神，体现出当时的戏曲从业者引领时代精神的担当与情怀。而这一大胆改编深受当时观众的欢迎，更值得当今的戏曲人深思――传统戏曲要在当下获得发展，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或许不在于究竟是要坚守传统还是要迎合市场；时至今日，我们的戏曲人是否还能如先辈一样，拥有引领时代潮流的雄心与能力？在心浮气躁急于“迎合”的当下，是否应当停下来思考：也许“引领”会比“迎合”更有力量？――而这，也是陈瑜老师的论文所带给我们的另一种特别思考。

二等奖：《传统藏戏作品的戏剧冲突及其审美内涵》

刘玉丽（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也养育了一方的戏剧。少数民族戏剧更是以独特的民族风情，诠释着一方民众的精神信仰、承载着当地群众对于真善美的理想追求。少数民族戏剧不仅是我国戏剧百花园中的绚丽花朵，更为我们研究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活化石，其价值不容忽视。

本文以《苏吉尼玛》《诺桑王子》《卓娃桑姆》《智美更登》等经典藏戏为例，以精微睿智的笔触，为我们了解藏族戏剧打开了一扇明澈的窗，更像是展开了一幅幅瑰丽而圣洁的精神画卷，其中有着藏民族以善为美的心灵世界，更有着对于生命诞生的赞颂，以及对于死亡的达观；不仅展示了藏民族独特的生命意识，而且深刻地揭示了藏戏与佛教的深厚渊源，彰显了作者在理论研究以及心灵体验上的广度与深度。这样的论文，不仅能够让读者增长见识，更可令人得到心灵上的涤荡，既有学术价值，又兼具精神高度。

二等奖：《话剧〈我爱桃花〉“戏中戏”结构分析》

潘睿杰（云南艺术学院）

话剧《我爱桃花》是著名编剧邹静之的代表作之一，十余年来常演不衰。该剧采用了“戏中戏”的创作手法，为观众呈现出一个迷离交错的时空，展现了古今如一的人类情感困惑，具有被多重解读的可能性。

本文着眼于《我爱桃花》的“戏中戏”结构，通过反复深入的观看与阅读，对该剧的剧情发展脉络进行了解读，多角度全方位地分析了该剧独到的叙事结构，并恰到好处地阐明了其中的戏剧冲突所蕴含的思想张力。作者思路清晰，思想颇具深度，具备良好的学术潜力。

可以说，戏剧创作的过程，是一个讲故事的过程；而高明的剧作家不仅知道该“讲什么”（主题立意），更懂得该“怎么讲”（叙事技巧）。本文不仅准确把握了《我爱桃花》的主题立意，也让我们更为深入地看到了《我爱桃花》之所以成功的内在叙事思路，对于广大的戏剧创作者而言，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等奖：《浅析关汉卿〈救风尘〉中的批判与反抗精神》

赵培贝（广西大学）

在元代戏曲大家关汉卿的笔下，有着众多经典鲜活的文学形象，值得人们反复品鉴、深入解读。经典的魅力在于其触及、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不仅指向现实，也指向未来，因而是常读常新的。

篇2

国际在线消息：据新华社电，世界著名的英国学术期刊《自然》23日报告说，中国的高质量科研论文数量近年来上升势头强劲。

该报告调查了全球范围的科研论文数据，结果显示，在引用次数排名最靠前的高质量科研论文中，由中国研究人员发表或参与发表的论文比例在2011年达到11.3％，居全球第四位。该报告还显示，在中国的高质量科研论文中，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的研究者的论文所占比例居前。

该报告预计，到2014年，中国的高质量科研论文数量将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

篇3

中文学术期刊 走出去 国际化 学术评价

2012年9月由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发起召开了精品国际科技期刊建设和发展座谈会，这是国内首次就如何打造更多中国人主办的国际一流学术期刊所举行的高端学术研讨。与会代表认为，应推进中国学术期刊实现高水平的发展，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精品学术期刊，使之进入国际一流期刊行列。

一、“走出去”的经验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打造具有世界级水平的学术期刊，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开始有期刊跻身于世界一流期刊行列。截至2010年，我国已有138种期刊进入SCI，平均影响因子0.904。[1]那么，我国学术期刊如何才能进入国际顶级行列呢？

1. 语言国际化

目前的国际一流期刊一般都是全英文期刊。首先，英文刊物更利于国际学术界的认可，毕竟目前学术期刊评价机构多为英美国家，使用的语言也多为英语，学术期刊要获得国际认可，以英文的形式出现，显然更易于得到国际评价机构的了解和关注。其次，英文期刊更利于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目前国际学术界使用最多的还是英文，英文学术期刊自然更便于学术上的交流，也更便于得到国际学术界，特别是国外学者的承认和认可。最后，英文期刊更利于吸引国外学者的高水平文章。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虽然国内学者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后，经常在国外期刊发表，但由于语言的差别，我国的学术期刊却鲜见国外的高水平学术论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我国学术期刊向国际顶级水平迈进，而英文期刊通过语言的“国际化”，打破了这种隔膜，因而大大推动了学术期刊的发展。

2. 评审程序国际化

高水平的稿件是学术期刊的生命。我国目前的顶级学术期刊一般实施的都是稿件三审制度，即责任编辑的初审、专家的学术评审和主编的终审，应逐步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这样，可以对文章的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先进性等提出意见。同时聘请一些外籍学者为其英文题目、英文摘要和英文关键词把关，为加入国际著名检索系统创造了条件。

3. 期刊编委会国际化

学术期刊要成为行业内的一流期刊，须拥有一个国际范围的编委会，这些国际化的编委不仅可组织国内外的稿件，且可提高学术刊物的国际知名度。如果没有一支在国际学术界有较强影响力的学者型编委队伍，刊物很难拥有国际视野。例如，第一家被AHCI收录的中国内地学术期刊《外国文学研究》，有近1/3的外国编委。这些编委提供咨询意见、参与审稿工作，也帮期刊约稿、向期刊推荐稿件，对期刊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4. 出版模式国际化

中国学术期刊要走向国际学术界，同国外出版公司合作也十分必要。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主办的《细胞研究》，其影响因子为9.417，是我国影响因子最高的学术刊物，它的成功与和英国自然出版集团的合作有着密切的关系。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负责期刊的学术审查和国内的出版，外国出版商负责该刊在国外的出版发行以及电子版的出版发行，同时，在正式出版前国外出版商还有专人对期刊的英文进行再次核定。这种国际合作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节省成本，占领国际市场。

二、“走出去”的瓶颈

1. 缺乏科学的评价标准

长期以来，我国对于学术期刊实行基于行政级别的分级管理制度，主要根据办刊部门的行政级别将学术期刊人为地划分为“国家级刊物”“省级刊物”或“一级刊物（A类）”“二级刊物（B类）”，这实质上只是学术期刊的管理方式，而不具有学术评价的内涵。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实施了“中国期刊方阵”，包括“双高”期刊、“双奖”期刊、“双百”期刊和“双效”期刊评比工作的开展，这种评奖虽然仍是政府主导，但已有了学术评价的意味，并掀起了学术期刊评价热潮，各省、市各级主管部门都开始了期刊的评奖活动。但这些评奖水平参差不齐，评价标准高低不一，很难准确地反映期刊的学术面貌，更不可能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连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也认为，“期刊无国家级、地方级的区别，目前国家与地方期刊的评比与期刊的学术水平无关，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还没有制订衡量学术期刊质量的权威标准”。[2]

2. 缺乏在评价体系中的话语权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比较权威的数据库包括：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中国期刊引证报告（CJCR）等，这些数据库中收录的期刊一般都经过权威专家的严格评选，一般被认定为是各学科领域中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核心期刊。我国很多机关、高校、研究所也以此为依据作为评审、报奖、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这些期刊数据库建立了我国学术评价体系，对我国的学术期刊发展和学术评价体系的科学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也应该看到，这些数据库都是仿效的SCI、EI、AHCI等国外数据库的评价标准和遴选程序建立起来的。因此，他们在遴选期刊时不可能考虑到中文期刊的特点和情况，而是以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标准”，将中文学术期刊裹挟到世界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之中，这种标准是否适合中文学术期刊？是否真正有利于中文学术期刊走向世界？是否有利于推动中国学术水平的提升？还都存在着不少疑问。

3. 缺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近年来，我国科技文化发展突飞猛进，世界学术殿堂里越来越多地响起了中国学者的声音。2009年，SCI数据库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为12.75万篇，占世界份额的8.8%，位列第2位；中国论文为9.79万篇，占世界论文总数的23.9%，位列第1，超过第二名美国7个百分点，增长率为9.5%。即使不含港澳地区，中国内地也达到9.31万篇，比2008年增长了9.4%，占世界总数的份额为22.7%，仍排名世界首位。[3]

论文数量的飙升，并未带动我国学术期刊的兴盛，反而因为高水平文章都发在了国外期刊，导致中国学术期刊陷入了“稿荒”。周光召院士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近年来，中国的科研评价体系产生了偏颇，片面强调影响因子的作用，对在国外发表的论文给予较高的认可度及高额奖励，导致国内许多高水平论文外流。”[4]

4. 语言的障碍

语言的多元化是学术多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包容、开放的学术研究也必然应该允许并鼓励多种语言的存在。然而，在实际操作中，SCI、AHCI等国际学术期刊评价机构却很少接纳非英文的期刊。“如今，英语作为主要的国际学术语言的地位不可动摇――事实上，国家性的学术系统热情地接纳英语，以此作为国际化、参与竞争及晋级为‘世界级别’的关键手段。然而，英语的统治地位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日趋成为以使用英语的主要学术系统为主导的霸权统治，且给不使用英语的学者和大学带来了挑战。”[5]

三、如何“走出去”

1. “走出去”的姿态

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文学术期刊必将走向世界，世界也必然会接纳来自中国的学术期刊，这是中国实力发展和国力提升的必然。然而，“走出去”时的姿态却是可选的。

（1）“低着头走出去”。指完全按照国外的评价标准对中文学术期刊在评审程序、装帧印刷、版式设计等方面进行改革。目前，国内一些期刊已在着手开始这方面的改变了，并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然而，以这种姿态走出去，是将国际学术期刊评价的话语权拱手相让，必然伴随着中文学术期刊国际地位的旁落，从而沦为国外评价机构的“打工仔”。

（2）“昂着头走出去”。昂着头走出去，是指在遵循国际学术期刊发展规律，充分参考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文学术期刊特点制订一套符合中文学术期刊发展和中国学术环境发展的评价体系，从而推动中国学术成果同世界的交流与融合，进而提升中文学术期刊和中国学术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这种姿态的核心是“以我为主”，建立自己的期刊评价体系和学术评价标准，目标是使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掌控力，为中国的学术发展营造一个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总之，前一种姿态更多的表达的是对“国际规则”的臣服与顺从。而后者则是在充分表达国际交流与承认的同时，更主张一种自我的表现。

2. “走出去”的方法

明确了“走出去”的姿态，还应掌握走出去的方法和步骤，合理、恰当的方法可以加速中文学术期刊“走出去”的进程。

（1）评价标准“走出去”。在现行的学术评价标准被国际上的几大索引机构所垄断的情况下，中文学术期刊要“走出去”似乎必须得到这几大检索的认可。这在无形中消解了学科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演变为对中国学术特性与传统的压制和排斥，对于中国学术发展，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对于学术价值的评价，不应该仅仅根据SCI或其他外来机构的排名――也就是说不应该将评价的权力交予外国人。尽管基于本国的评价不容易实现，这样做却很有必要。以本国语言发表的研究成果也需要支持。在国内和国际的出版活动之间做到适度的结合，这将有助于形成一个活跃的研究团体。最根本的是，要对本国的科学和知识团体的重要性有正确的认识。创造一种国内和国际的平衡状态或许并非易事，然而，知识的独立却取决于此”。[6]

因此，要建立一套适合于中国学术发展的科学的评价标准，这套标准应独立于现行的几大检索之外，形成一套独立的评价标准。同时，这套标准还要符合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使其拥有成为国际标准的潜力。

（2）语言、文化“走出去”。中文学术期刊要真正走向世界，必须首先使语言和文化走出国门，毕竟这两者是中文学术期刊的基本载体。可喜的是，这方面已取得了很大进步，孔子学院的广泛建立就是很好的例证。自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以来，已有300家孔子学院遍布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各国孔子学院先后举办了近7000场次的文化活动，参加人数达200多万。孔子学院已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国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

（3）发行出版“走出去”。目前，我国在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大多与国际权威的出版公司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国外出版公司将学术期刊境外发行，对于提升中文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在保证学术内容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在封面、印刷等方面，可由国外的出版公司对期刊进行适当的“包装”，以便更好地在国外传播，让更多的人看到并喜欢中文学术期刊。

（4）高水平文章“请进来”。文章的水平最终决定一个期刊的学术质量和业界口碑，中文学术期刊要走向世界，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就必须吸引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一方面，应加强策划和组织，紧跟国际学术热点，并结合我国重大战略需求，发掘一批国内高水平学术论文。另一方面，还应有计划、有目的地吸引一批国外学者的高水平文章，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期刊的学术水平，同时也更便于同国外学术界交流，只有将高水平的论文“请进来”，才能使中文学术期刊更好地“走出去”。

结 语

综上所述，首先，学术期刊是传播学术思想、介绍学术成果、进行学术争鸣的重要窗口和媒介，对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次，学术期刊还具有学术评估功能，能在本学科的顶级刊物或高级别刊物上发表文章，是研究者们始终不渝的追求。《Nature》《Science》具有这种功能，SCI、EI、CSSCI同样具备这种功能。研究者希望能在更高级别的刊物，以获得学术界更多的认可和关注；学术期刊希望能成为业内的顶级期刊或权威期刊源期刊，以吸引更多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最后，学术期刊的影响力也是学术话语权的重要体现。目前、无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多数高端期刊是英文期刊，中国学者最好的原创论文基本上也是翻译成英文后投向这些期刊。但这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学术研究是非常严谨的，但中文翻译成英文后一些表达方式不可避免地出现变化，甚至扭曲，肯定会影响原思想的表达（这一点在社科类论文中尤其突出）。另一方面，在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文章首发权对科技成果的占有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英文期刊几乎完全掌握着首发话语权，这就使得中国研究者面临更加艰难的处境，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拥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文学术期刊。

总之，中文学术期刊只有获得更多的业内关注，掌握更多的学术话语权，才能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推介中国学术思想、传播最新的学术成果，让世界更好地理解和认同中国文化、中国科技、中国思想和中国思维。

参考文献：

[1]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英文版科技期刊的评价[M]，2010-04-26.

[2] 关鉴航.我国社科期刊评价体系的探索分析[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1（6）.

[3] 李大庆.中国SCI论文统计：突出被引次数，弱化发表数量[N].科技日报，2010-11-28 .

篇4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重大战略思想，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党的十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成为共识。建国以来，经过六十余年的科技创新、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文化发展，中国科技资源投入发生了巨大变化，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和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科技资源投入变化

科技资源投入规模与强度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活动规模、评价国家科技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

（一）科技人力资源投入

1952年，全国科技人员达到42.5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6.4万人，农业科技人员1.5万人，卫生技术人员12.6万人，科学研究人员8000人。到1978年，全国全民所有制科技人员达到434.5万人，相当于1952年的10.2倍，其中工程技术人员达到157.1万人，卫生技术人员达到127.6万人，农业技术人员29.4万人，科学研究人员31.0万人。改革开放后，中国全时从事研发工作研究人员数稳步增加。1980年仅为32万人，2000年达到69万人，比1980年翻了一番。2005年，中国全时研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达到111.9万人，占世界总量比重达到13.5%，超过日本。2007年增至19.7%，接近美国和欧盟。2013年中国R&D人员总数为353.3万人，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2010～2014年，中国研究开发人员全时当量投入从255.4万人年快速增至393.7万人年，增长了54.2%，基本上形成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科学研究以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为主，实验开发以企业为主的研究开发人员投入格局。

（二）科技物力资源投入

建国初期，国内仅有30多个专门研究机构，公共图书馆只有55个。1957年全国科研机构共有580多个，达到建国初期的19倍多。1965年底达到1714个，比1957年翻了两番。1991年全国科研机构数量已达到5463家，相比1965年再次翻了两番。但随着科研机构转制，1991～2010年，中国科研机构数量不断递减，2010年已降至3696家。但高等学校作为培育科研人才和从事基础研究的重要机构，从1991年的806所增至2006年的1867所，2010年发展到3321所，比1991年翻了三番。2014年，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科学研究以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为主，实验开发以企业为主的格局。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超过1600家，在孵企业8万余家，国家高新区115家，成为“中国创造”的主力军。

（三）科技财力资源投入

我国科技研发投入一直在持续不断增长。1978年，中国全社会R&D经费支出不足40亿元，1990年超过100亿元，1997年达到509.16亿元。2001年突破1000亿元，达到1042.5亿元，比1997年翻了一番。2006年超过3000亿元。2012年首次突破万亿，达到10298.4亿元，名列世界第二。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科技研发投入强度（即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开始稳步提高。2000年突破1%，2007年达到1.49%，远高于俄罗斯的1.12%、巴西的1.11%、南非的0.92%、阿根廷的0.51%等发展中大国，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12年达到1.98%，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基本相当。2013年首次超过2%，达到2.01%，高于欧盟28国平均1.92%的投入强度。2014年，科技研发投入强度上升至2.05%，接近“十二五”规划目标（2.2%）。OECD公布的《经合组织2014年科学技术与工业展望》显示，中国的研发支出预计将在2019年前后超过美国和欧盟，跃居世界首位。

二、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度越来越高，科技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的制高点，加快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一）科学创新能力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科技论文产出的数量和质量都出现了爆炸性增长。根据SCI数据库统计，1994～2004年十年段，中国科技在世界的排位在第18位。从2006年起，中国的论文数量先后超过了日本、英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2001～2011年（截至2011年11月1日）十年间中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83.6万篇，论文共被引用519.1万次，排在世界第7位，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6.21次。中国12个学科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在世界前10位以内，其中化学、材料科学、工程技术、数学等4个领域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2位。2013年，中国已进入世界前5位，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6.92次，提前7年实现《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规划发展纲要（2006-2020）》提出的“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进入世界前5位”的目标。2004～2014年（截至2014年9月）十年间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136.98万篇，论文共被引用1037.1万次，中国居世界第4位，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7.57次，其中高被引论文占全球10.4%，有16个学科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在世界前10位。

（二）技术创新能力

1985年中国申请国际发明专利（PCT）数占世界的比重只有0.01%，1995年提高到0.3%， 2011年已经达到9.0%。2012年3月6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2011年国际专利申请情况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达到了16406件，居世界第四位。2006～2013年期间，中国PCT申请量年平均增长率为27.5%，为世界最高。2014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26169件，从世界第四位上升为第三位。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后，美国和日本相当于中国的2.41倍和1.66倍。2014年，中国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9件，超过“十二五”规划目标（3.3件）。

（三）科技市场创新能力

198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为0.03%。1990年上升至0.6%。200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370.43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为3.7%。2006年超过了美国和欧盟（27国），成为世界第一。201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达到5488.3亿美元，是2000年的14.8倍，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达到20.4%，相当于欧盟的1.30倍、美国的1.42倍、日本的3.40倍。2000～201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年均增长率高达31%。2012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超过6000亿美元，达到6011.73亿美元。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的新增长点。

（四）信息获取能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开始从国外引进和应用互联网。1997年中国上网用户数只有62万，其中通过拨号方式上网的用户数占75%， 2007年，中国互联网用户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网民数第一大国。2011年12月达到5.13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3.56亿，均居世界第一位。2012年中国的网民总数达到5.6亿人，为美国的2倍多。2010～2014年，中国互联网上网人数从4.57亿人上升至6.59亿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达到5.57亿人，宽带用户超过7.8亿户，成为世界最大的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市场。

三、结论与展望

中国已经进入科技创新增长期，具备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投入基础。中国科技发展水平已开始由“追赶式发展”向“自主创新跨越式发展”转变。但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创新型科技人才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人才支撑，相对于我国人口和经济规模而言，我国的创新型科技人才总量还不够多，无法满足创新驱动发展的巨大需求，必须依托科研院所、大学、企业研发机构，建设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创新型研究团队，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其次，我国在创新型国际前沿领域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必须在能源开发、节能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依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链条，推动涉及人口健康、食品药品安全、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领域的科技创新，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科技支撑。再者，我国科技创新体制仍不完善，必须进一步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完善科技创新的转化机制，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和经济的紧密结合，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R].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2]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R].人民出版社，2006.

[3]访杨卫：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要积极面对复杂形势[N].光明日报，2015-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