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礼仪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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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绘画之理亦然，其理有内外之分。外者，体察了解其所欲表现事物生命形象构造与性情，且善缣素。此谓得法所画物之理。内者，探赜索隐，玄通奥理，迁思妙得，气定神凝，物我两忘，灵光独耀，迥脱根尘，笔墨含真藏，此谓得明心作画之性理。内外合一，戏丹青游太虚，此乃绘画明理能事者也。唐代有张彦远所阐述，其曰：遍观众画，唯顾生画古贤得其妙理，对之令人终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臻于妙理哉？所谓画之道也。宋代有苏轼所阐述的画虽无常形却有常理，不可不谨也。其曰：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盗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以及宋代韩拙阐述的非融心神，善缣素，精通博览，不能达画之理。其曰：天地之间，虽事之多，有条则不紊，物之众，有绪则不杂。盖各有理之所寓耳。观画之理，非融心神，善缣素、精通博览者，不能达是理也。还有宋代张怀所言的人之于画，造乎理者，能尽物之妙，昧乎理，则失物之真。再有元代黄公望所曰：作画只是个“理”字最紧要。明代有李开先的绘画说，虽一物而万理具焉，非笔端有造化而胸中备万物者也。其曰：物无巨细，各具妙理，是皆出乎玄化之自然，而非由矫揉造作焉者。万物之多，一物一理耳，惟夫绘事，虽一物而万理具焉。非笔端有造化而胸中备万物者，莫之擅场名家也。以及唐志契所曰：盖画非易事，非童而习之，其转折处必不能周匝。大抵以明理为主。若理不明，纵使墨色烟润，笔法遒劲，终不能令后世可法可传。清代有方薰的画理，其曰：有画法而无画理，非也。有画理而无画趣，亦非也。画无定法，物有常理。物理有常，而其动静变化机趣无方，出之于笔，乃臻神妙。

以立意而论之“意在笔先”、“画尽意在”早在唐代就被作为绘画的道统。强调了“意”在绘事中的重要性。注意到了“意”的能动性，“意匠惨淡经营”，把本来没有生命的事物可以赋予艺术的生命，“意足”可以不求计较表面形貌颜色的相似。所谓意，一般而言就是人的意识分别作用下的所思所想。关于人之意识作详细的科学分析唯识学为最，在此不作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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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艺术设计各种流派主张的理念源于其文化内涵的传承和艺术精神的弘扬。中国现代艺术设计乘中国经济强劲发展之东风，海纳中外文化精髓与时代精神，着力打造中国现代艺术设计之品牌，建设一流设计团队，以跻身世界现代艺术设计高峰阵容。

设计是一门艺术，是人类美化生活的活动，其艺术价值在于创造。设计源于生活，以艺术的形式、美学的观念和技巧来表达蕴藏的思想和创意。同时也是一项为了达到目的而进行的经济活动，需要发挥创意。“艺术”是为表达个人的思想与情感进行的创作。设计和艺术两者的关系表现为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

中国虽然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现代艺术设计起步较晚，缺乏相应的文化和艺术的造诣。艺术设计理念受西方设计影响至今。反观西方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与艺术精神的包豪斯设计理念，主导西方设计的现代化进程，主张艺术与技术统一，实践能力与理论素养并重，强调设计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等思想。包豪斯设计理念掀起世界范围的现代设计革命，使西方设计理念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包括现代设计中的“以人为本”就是古希腊哲学强调的“人本主义”，可以说是源于中国古典哲学“天人合一”“以人为贵”的思想。

文化是历代人类文明积累的精髓，代表着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度的精神面貌。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断包容了不同时代的新观念，在不同的时代衍生新的文化与思潮。从文化史和艺术史的角度看，西洋艺术现代派产生之前的流派为“传统”，属于不同时代的西洋文化传统。工业革命之前，属于传统设计。西方现代工业的变革和发展催生了现代设计。而现代工业文化逐渐成为中国的外来文化。东西方文化的融合，自然将设计与文化融合在一起。当代中国艺术设计的理念涵盖的文化底蕴和哲学思想体现了中国文化和新设计的思想。

时至今日，中西方文化的艺术思想、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不同，导致中西方设计理念存在着巨大差异，怎么摆脱日趋西方化设计理念的影响，在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中，寻求属于中国人的现代设计理念，笔者认为要在文化与设计两个方面传承创新，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现代设计理念。

不同的地域由于其发展程度的不同，思想观念必定会形成差异。文化冲突显而易见，比如东西方在表达同样的含义用不同的方法，西方人在表达意思时非常直接，开门见山；东方人在表达意思时则比较含蓄迂回。有一种说法：中国人吹祖宗，美国人吹自己。中国文化蕴涵包容的思想，强调和谐的精神，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中国人特别是搞艺术的人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古代文化总是津津乐道，对现代事物，特别是做人做事很低调，个人意识淡薄。由于历史原因，美国人做人做事则很高调，自我崇拜，对现实的人和事高调且张扬，个人意识很强烈。究其原因，涉及到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文化艺术的主张。中国人认为艺术家的人品好才能创造好的作品。从事艺术设计的人品直接影响到作品的内涵和人们欣赏的角度。中国儒家思想形成传统价值的理念是“以德为本”，评价艺术作品首先注重的是设计者的德行，其次才是作品艺术性、经济性等情况。设计者首先注重的德行出现问题，其作品肯定是不被认可的，于是乎中国一部分从事艺术的人群开始追求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希望“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因此，许多从事艺术设计的人很在乎政治头衔，显示出想跻身社会上层的政治企求。一部分颇有成就的学术带头人也弃艺从政，成为政府官员。一部分从事文化艺术的人则追求个人的仕途，而荒废了艺术。从而从整体上影响和制约了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理念的形成，以至于好的文化艺术设计作品不多。由于落后的理念，生疏的技艺，缺乏现代设计理念和创新意识的作品大量出现在文化产业的市场。相反西方先进的现代设计理念，突出的艺术造诣，凸显的创新意识，好的文化艺术作品数不胜数。西方设计伦理道德认可和法律保护流行的先进的现代艺术设计理念则带动其文化艺术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国人特别是从事文化艺术的人，多数具有崇洋与固步自封的双重潜意识。西方先进的现代设计理念是大多数中国艺人追崇的目标。中国的设计作品被西方化的倾向比较普遍，且被视为高水准的艺术。另外，设计者长期受其文化的影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进取意识薄弱，安于现状的心态导致不少抄袭模仿，剽窃别人艺术成果的事件发生。由于文化事业向文化产业化的转轨变型，功利性变强，学术性相对弱化，极大地制约和影响艺术设计好的作品问世。拜金思潮导致文化产业秩序比较混乱。从中外艺术设计发展看，尽管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着各自的文化，但从人文精神和经济活动的角度看，从事艺术设计的观念趋向融合，呈现世界文化兼容混合的趋势。

关于文化的传承，中国奉行的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传统文化怎样融入现代设计中？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天人合一”的思想，其文化内涵结合现代精神诠释出来古为今用。中国画、陶瓷、剪纸等传统文化艺术至今享誉世界。对外来文化，本着洋为中用的基点，包容吸收和学习外来文化精髓，将中外传统文化融入设计，形成“中国风格”的现代设计理念。

设计源于生活，离不开文化和创意。创意是艺术设计的灵魂，衡量设计者创新能力可从心智模式和能力结构两个方面考察。心智模式指由个人经历、工作经验、知识素养、价值观念等形成的较为固定的思维认识方式和行为习惯。人的定势思维即习惯性思维，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却不利于创新。当面临新情况时，就会形成一种“思维枷锁”，妨碍创意的产生。如果能弱化思维定势，就能获得创意。中国艺术设计由于受其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设计中个人主观能动性比较薄弱，特别是创新不够。反观西方现代设计中个人主观能动性则发挥淋漓尽致。中国港澳台地区由于特定的环境和因素，融合中西文化，现代设计和创意文化推动其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纵观中国现代设计，以北京、上海、深圳为代表的新生力量异军突起，大量地优秀设计人才汇集于此，利用地域经济、文化、人才资源及政策优势，吸引了大量优秀的创意设计人才，倾力打造中国内地“设计之都”。在中国现代设计整体水平落后西方现代设计的情况下，北京、上海、深圳的现代设计从理念到产业状况可以说接近或达到西方现代设计的水平。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国际水准的现代设计对深圳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相当数量融合传统元素和现代设计理念的作品问世，带动内地现代设计产业规模的壮大与发展。

中国艺术设计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特性是中国设计的优势。中国艺术设计走国际化改革思路，形成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现代设计风格，在设计理念上，与国际观念同步。其设计理念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发扬现代文化，领会其文化内涵，运用现代设计的各种方法将中国文化内涵充分地表达出来，用特色的设计文化，创造出体现时代精神、生活风貌、满足人们需求的高品质文化艺术作品，衍生新时代的文化与思潮，让中国艺术设计这朵奇葩绽放在世界文化艺术的舞台。

参考文献：

【1】靳埭强，靳叔说.设计语录【M】.合肥：安徽出版

社，2009年9月版

【2】李勤.中国国情研究与实践【M】.北京：中国大地出

版社，2000年11月版

【3】齐骥.动画文化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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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伊斯兰经济伦理的特点

伊斯兰经济学是根据伊斯兰法及其宗旨和总则，对个人如何处理生产、消费及二者间的矛盾而展开研究的学问。伊斯兰经济伦理主要指《古兰经》与圣训中所包含的经济伦理，以及在此基础上演绎的经济理论。《古兰经》与圣训中有大量关于财产权、商业活动、商业道德、商业规范、社会福利、消费观念等方面的要求，成为伊斯兰教法及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

（一）伊斯兰经济伦理强调以诚实守信、公平公正为商业活动的准则

伊斯兰教历来重视商业、崇尚商人，伊斯兰教认为商业活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但在商业活动中尤其强调必须以诚实守信、公平公正为准则。严禁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见利忘义的不法行为。伊斯兰教提倡在经济活动中合法经营、互惠互利，反对谋取暴利；禁止从事一切非法性质的行业。

（二）伊斯兰经济伦理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

伊斯兰教提倡“两世吉庆”的精神，认为今生与后世同样重要，它指引人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要求劳动者凭借赋予人类的各种能力，以积极乐观的心态追求两世的吉庆与幸福。

（三）伊斯兰经济伦理强调扶贫、济困的慈善精神

伊斯兰教规定：施济是每一位有能力的穆斯林应尽的义务、必须力行的善功，是使财产得以净化的主要途径，是信仰纯正的表现之一。《古兰经》云：“你们绝不能获得全善，直到你们分舍自己所爱的事物。你们所施舍的，无论是什么，确是真主所知道的。”1（3∶92）先知曾说：“凡穆斯林都应施舍。”（穆斯林辑录）

伊斯兰教的施济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法定性质的施济；另一类为自愿性质的施舍。

二、当前中阿经贸关系中的中国企业文化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阿经贸合作开始起步，中阿经贸关系中的中国企业文化相继诞生。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阿双方以发展经济作为共同目标，中国企业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纵观中阿经贸关系中的中国企业文化发展状况表现如下：

（一）发展速度快。中阿贸易额从2000年的152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328亿美元，增长了774%，即使是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2009年，贸易额仍然达到1048.89亿美元。而同期，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由2000年的4742.9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5632.6亿美元，增长了440%。2随着贸易总额的快速增长，中阿经贸关系中的中国企业文化也迅速发展，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中国企业文化也有待完善。

（二）中阿双方文化、贸易互补性强。阿拉伯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22个阿拉伯国家，有近5亿人口）。由于资源和经济结构的单一性，阿拉伯国家的农业经济不发达，工业相对滞后，这就为我国的传统商品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目前，阿拉伯国家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是轻纺产品、服装、粮油食品、旅行用品及箱包等，其中机电产品占有很大份额。同时，阿拉伯国家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劳务输出市场。目前，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劳务以普通劳务为主，涉及建筑、制衣、商场零售、医疗卫生等行业，也有部分的技术劳务如石油钻井服务等。3

（三）中阿经贸关系中的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国企业家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发展取决于经济，经济的发展必须靠企业，企业文化是灵魂和核心竞争力，它规范和引导员工的行为，它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然而，我们也必须清晰地认识到仍然存在着很多因素阻碍着中国企业文化发展的步伐。中阿经贸关系中的中国企业文化也存在以下问题：

（一）中阿经贸关系中的中国企业过于注重“人治”，忽视现代企业制度法治建设

在中国企业里，人与人之间产生全面而强烈的信任关系，而一旦超出自己人的圈子与“圈外人”交往时，信任感便会逐渐减弱乃至消失。这种传统文化体现了强烈的人际等级意识和族类意识，内具亲和力和凝聚力，外具排异性和分散性，信任感仅局限于家族范围或“自己人的圈子”里。

（二）中阿经贸关系中的中国企业文化过于强调中庸思想和平均主义，中国企业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企业处在国内外竞争的环境下，必须打破就旧的管理制度、对产品进行推陈、对技术进行创新，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阻碍了改革的进行和技术的创新，现代企业制度也迟迟得不到建立。平均主义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违背，它造成管理部门职责不清，互相扯皮。这使员工工作激情下降，导致创新精神得不到发扬。这不仅不利于中国企业借鉴学习先进管理思想，也不利于中国企业先进的管理理念传播到世界其他各个国家。

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如果想摆脱种种束缚，在中阿经贸关系中获得长足发展，就必须变革自己的文化，塑造优秀的、具有中国元素中国企业文化。

三、以伊斯兰经济伦理视野构建中阿经济贸易关系中的中国企业文化对策研究

（一）以伊斯兰经济伦理强调的诚实守信、公平公正准则构建中阿经济贸易关系中的中国企业文化。

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正常有序进行，除了有健全的法制以外，同样需要强调经济活动的伦理道德，道德的作用范围和深度都要大于法律，法律只是作为最后的控制底线存在。

诚信既是伊斯兰教信仰的基石，也应该是中国企业应奉行的一个重要信条中国企业应该把诚实守信、合法经营的思想渗透到企业生产、销售、流通和分配的各个环节，融入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当，促进企业健康成长。4

（二）以伊斯兰经济伦理中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构建中阿经济贸易关系中的中国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作为企业的神经中枢，必须具备开拓创新、敢担风险能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及时把握机遇，规避风险。企业家素质和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员工的前途、企业的命运和发展前景。“

（三）以伊斯兰经济伦理中强调扶贫、济困的的慈善精神构建中阿经济贸易关系中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1.以“两世吉庆”的精神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古兰经》中鼓励人们积极的参与现世的物质生活，享受今世的物质产品；在满足今世生活的同时，更重视后世的生活，认为“今世的生活是短暂的，后世生活是长久的，今世生活与后世生活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两世吉庆”的精神，其实就是如何处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关系的问题。

2.以天课制度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古兰经》要求“穆斯林教众自觉拿出自己财产的一部分，赈济有困难的人，以纯洁他们的财产，净化他们的心灵。”（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注解

[1]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2]《中国统计年鉴：2010》，[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3]梁宏志，齐云鸿，《中阿经贸合作大有可为》[J].《中国经贸》，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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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隐喻的理解是翻译的基础，影响隐喻理解的因素有文化、语境等。隐喻与文化之间具有

不可分离性。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隐喻不仅可以反映说话人/作者的思想理念，而且还可以构建一定的观念或现实，影响听话人/读者对于世界的感知和认识。本论文在George Lakoff概念隐喻的理论框架下，把中国传统文化术语中的隐喻表达作为研究对象，透视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并揭示了蕴涵的中国文化模式，本论文同时也对隐喻概念理论研究现状做了进一步的总结和概括。

2 隐喻概念理论研究现状概述

20世纪80年代， 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隐喻的研究出现了向认知的专项，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概念隐喻理论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的提出。1980年，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 出版了《Metaphors We Live By》（《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标志着认知观的隐喻研究全面开始。该定义的具体内容是指隐喻是人类对某一领域的知识和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统一理解；使源域到目的域的直接映射，在映射的过程中保持不变的意象图示结构（invariance hypothesis）。

（1） 国外研究现状概述：在国外，与隐喻翻译相关的研究共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规则性限定，即要求隐喻的翻译依据特定的规定性方法进行，Newmark（1980）最先提出的几种隐喻翻译方法得到众多研究者的认同。它们包括：直译、明喻；对等议、意象重现、解释性翻译等。第二类研究将隐喻翻译方法与文本类型联系起来。Newmark（1995）将隐喻分为死喻、标准隐喻、改喻、新隐喻及创新喻等若干种，译者可依据它们包含的信息量确定在不同文本类型中的处理方法。第三类研究将隐喻翻译与文化联系起来。概括来讲，第一类研究列举了隐喻翻译的处理方法，而后两类研究则涉及隐喻翻译中策略使用的限定性条件。隐喻的翻译既受到语篇的制约，也受到文化差别的限定。

（2） 国内研究现状概述：国内也有较系统的评述，如林书武（1997，2001）的《国外隐喻研究综述》、《隐喻研究的基本现状、焦点及趋势》，束定芳（2000， 2002）的《隐喻学研究》、《隐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研究课题》，李福印（2000）的《研究隐喻的主要学科》等。束定芳（2011在《论隐喻的运作机制》一文中谈到：隐喻涉及两个处于不同领域（范畴）的概念，隐喻意义的产生是两个概念之间互相作用的结果。这一互相作用通过映射的方式进行。在映射过程中，属于某一领域的相关概念和结构被转移到另一领域，最终形成一种经过合成的新的概念结构，即隐喻意义。王斌（2002）在《隐喻系统的整合翻译》中从交织的角度解释翻译中的隐喻结构，通过对隐喻结构源语（域）与目的语（域）的整合分析，论证了隐喻结构对翻译解释的局限性在于泛化个别整合模式；若能发挥其动态整合功能，为翻译的全面解释提供契机。

3 中国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翻译策略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表达研究中，作者发现隐喻翻译过程中意象的不对称极为明显，时而丢失、时而变换、时而添加，形成一种有趣现象。根据 Newmark（1980）的隐喻翻译理论，下面将结合实例，探讨中国文化术语翻译中的三大策略：即直接对等译法、意象代替翻译法和意象转换法。

（1）直接对等翻译法：直接等喻法是保留相同的隐喻意象，即进行直译，这意味着在目标语中重造一个相同的意象，即在译入语中再现相同的喻体和比喻手法，条件是让译语读者感到自然。例如：“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译为：Four Virtues （golden heart， refined language， civilized behavior， green environment）。

（2） 意象代替翻译法：不是所有的隐喻都可直译，毕竟在中英两种文化背景中都存在着大量特有的隐喻.隐喻不可避免的被烙上鲜明的民族特色，拥有一些独特的文化特征。当我们遇到这些找不到等同意象的隐喻时，就要用目标语中的常用意象来替代源语中的意象。例如：“红人” 译为：sb’s man of hour；“台柱教授”译为：star professor；“交际明星”译为：our social butterfly “提心吊胆”译为：on pins and needles 等等。

（3）意象转换翻译法：在处理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翻译时，也会遇到意象转换的情况，会使用意译。意译是直译的一种补充手段.这种译法传递了原文的意思，而未保留原文的句子结构和修辞手段。这种译法多运用于一些文化标记鲜明，某一文化特有的隐喻.例如：“爱吃醋，吃不相干的醋”译为：being jealous， and it’s over nothing。

4 结束语

隐喻的翻译过程， 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隐喻翻译如果没有深刻而多元的思维，就不可能反映原文的文化意味，也不能真实达意。翻译是文化交流的桥梁，我们在翻译隐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文化、语境等因素，根据具体的语境和目的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以达到最有效的交际，并为中国文化的翻译研究带来一个较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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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唢呐艺术在不同地域体现着各异的风土民情和文化风格，唢呐作品的音乐情趣与情绪，随着演绎的内容和场合的变更诠释出不同的音乐情感，给听众以新异的音乐体验。中国唢呐艺术源自民间，随着现代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唢呐演奏也被以艺术演奏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各类艺术作品势如破竹般涌现，为大众带来不同的艺术感受。

一、中国唢呐艺术的文化内涵

（一）唢呐艺术的产生与发展

唢呐作为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其发源地是在波斯、阿拉伯地区。唢呐艺术的流传范围极为广范，是一件世界性的乐器，其自产生至流传的时间跨度较大，且中国唢呐艺术在各个地区都有较为广泛的流传，但多活跃在民间，多以民俗活动的形式呈现。唢呐在形态、艺术表现上都有较明显的特征，由于其发声响亮、携带方便、应用场合多以民众日常的民俗、生活息息相关，因而被大众熟知和喜爱，至今仍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在中国的传统民间艺术中，发展环境锦绣勃勃。

（二）唢呐艺术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范畴

唢呐艺术和中国传统文化习俗有着明显的关联和具体体现：主要体现在节庆和民俗文化中，例如：农村的婚丧嫁娶、节庆祭典等内容。人们通过唢呐演奏来表达不同的情思。从意识形态范畴来说，唢呐艺术与中国伦理文化体现及文化情感确有关系。中国人尤其重视伦理道德的人际关系体现，唢呐艺术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场合与民俗文化中都有直接的情感表达。唢呐演奏的曲目内容也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如：乐曲《婚礼曲》《抬花轿》等，唢呐艺术是最能表达华夏民众文化情感的艺术形式之一。

（三）唢呐艺术传统文化的行为价值呈现

唢呐艺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在行为价值的呈现上体现着较为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唢呐艺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行为价值也实现了从小众到大众的扩展。对比传统的唢呐艺术，现代唢呐艺术在艺术表现力方面大大拓宽。作曲技法的创作延伸，演奏技法的创新应用，更有制作专家在唢呐形态和制造工艺上所进行的大胆创造性的加工、改良（如加键唢呐、活芯唢呐），都力求在音色和音质上更能达到演奏“乐趣”，便于技艺精湛者在演奏形式和技术上有所突破，达到更高的艺术追求，丰富听众的视听感受，既符合现代人的艺术和审美追求，也体现现代唢呐艺术表演形式上的突破。

二、中国唢呐艺术的时展的理论思考

（一）注重唢呐艺术的技艺传承

中国唢呐艺术特有的技艺传承特点，是传统的口传心授。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从事唢呐工作或教育的民间艺人、演艺团体和专业音乐院校的工作者，逐渐抛弃传统的“比葫芦画瓢”法，以规范严谨的教学体系取而代之。艺术家们对唢呐艺术文化内涵的技艺传承及在传承中与时俱进，体现了人们对于民俗文化的情感及对艺术传承的责任，这将是我国传统文化研究更深层次的理论价值。通过文化情感研究传统技艺，讲述传统技艺的发展历程，以较为细致化深入化的理论成果推动唢呐艺术的久远发展。

（二）注重唢呐艺术的艺术情感深化

唢呐艺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可见其艺术情感的体现并没有被时间所冲淡，反而其文化情感正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人们能够从民俗文化、现代艺术审美的角度对唢呐艺术进行深入探讨。通过唢呐艺术的表现，人们可感受其音乐情感以及对历史文化内容的传承，尤其在艺术作品的呈现中，人们透过或强劲激昂，或含蓄深沉、或悲怆伤感的情绪，捕捉艺术气息，进入艺术情境。

（三）注重唢呐艺术的艺术形式现代性演绎

中国唢呐艺术的发展应当与时俱进，让唢呐艺术被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在表演形式上，唢呐艺术可以实现与其他乐器结合，重奏或合奏以使得音乐层次分明、音色多元化;唢呐作品的伴奏音乐可突破以往的民族乐器或小乐队的伴奏模式，采用钢琴，以期达到音乐对比强烈突出主奏乐器情绪等等;舞台艺术表现形式现代化与多样化，能够带动大众的艺术、文化情感，丰富艺术视野，并为艺术理论的研究、艺术融合和探索实践等带来更多的挖掘空间。

三、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当下中国唢呐艺术的发展，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深层次地挖掘其文化内涵性，用具有艺术表现力和文化感染力的艺术形式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唢呐艺术，实现唢呐艺术的现展和创新。

参考文献：

[1]李大鹏.唢呐艺术魅力浅谈[J].戏剧之家（上半月），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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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领域关于天人关系的上述见解势必会对传统养生文化产生深刻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养生学直接以人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则在于传统养生文化是以古代哲学作为自己的深厚底蕴。事实上,天人关系也确实在中国养生文化中占有一席特殊地位。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视为传统养生文化赖以生成的哲学基础。

早在中国传统养生理论的奠基作《黄帝内经》中就明确指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经水》)又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可见古代养生家在天人关系学说的影响下,已经直观地感觉到人类处在天地之间,生活于自然环境之中,只能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存在。既然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也就与自然万物之间存在一种相通相应的关系。所谓“人与天地相参”,强调的正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这种统一关系在传统养生文化中,至少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得到充分印证。

1.人体的生理过程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存在同步关系。《灵枢》提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这就是说,人体的生理活动会随着四季的交替而发生生长、收藏的相应变化。《素问・金匮真言》还认为:“东风生于春,病在肝”;“南风生于夏,病在心”;“西风生于秋,病在肺”;“北风生于冬,病在肾”。意思是说,人的内脏的生理功能分别与四季不同的风向相联系,不同季节的风向往往会引起相应的内脏器管发生一定的病理反应。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人体的生理过程是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相同步的。

(2)人体与自然万物同受阴阳五行法则的制约,并遵循同样的运动变化规律,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人身法天象地,悉与天地造化同途。《素问》:‘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已闭。’又云:‘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廓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廓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故天地有昼夜晨昏,人身亦有昼夜晨昏:天地有晦朔弦望,人身亦有晦朔弦望。其间寒暑之推迁,阴阳之代谢,悉与天地胥似。’”上述观点的核心,就是把天地视为一个大宇宙,把人体当一个小宇宙,大小宇宙之间存在着一种息息相关的对应关系。

(3)人与自然万物有着共同的构成物质。我国古代哲学家大多认为“元气”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物质。《老子》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就是指阴阳二气冲荡而化合成万物。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万物之一,同样也是由“元气”化生而成的。《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说的“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正强调了人和万物一样,都是天地之气合乎规律的产物。事实上,在传统养生理论,特别是《黄帝内经》中,人的生命过程,包括生、长、壮、老、死等各个阶段,都被归结为“气”的发生和聚散的必然结果。

也许正是因为古代养生家充分认识到了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统一关系,所以无论在养生理论或实践方面,他们都极力主张把研究人体与探讨自然统一起来。所谓“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素问・举痛》),正是上述主张的典型概括。

科学发展史曾经一再告诉人们,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哲学,都必然采用一定的认识方法,而所采用的哲学认识方法的性质又会对该学科的理论及实践产生深刻影响。考察中国养生文化史可以发现,“天人合一”的观念几乎渗透到了其中的每一个角落。首先,“天人合一”是指“天道”与“人道”或自然与人事是相通、相类和统一的。也就是说“天人合一”论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天人相通,皆以“天道”,为“人道”之根本,天人是相互贯通的;二是天人相类,认为天人在形体性质上都是相似的。如《吕氏春秋・知分》曰:“人物者,阴阳之化也;阴阳者,造乎天而成者也。”人既是天之阴阳所化生,故天人同类而相应。这便是古代养生家探讨人体奥秘的理论武器。如前所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在养生领域一般转化成一种关于天地与人体各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彼此对应的所谓“天人大小宇宙”理论。古代养生家往往依据这种理论,从观察宏观的外在大宇宙入手,来指导探索人体的内在微观“小宇宙”。俞琰在《周易参同契发挥》中就指出“古之修丹者,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中以稽于人心;于是虚吾心,运吾神,回天关,转地轴,上应河汉之昭回,下应海潮之升降,天地虽大,造化虽妙,而其曰月星辰之著明,五行八卦之环列,皆为吾摄入一身之中,或为吾之鼎器,或为吾之药物,或为吾之火候。反身而观,三才(日、月、星)皆备于我,盖未尝外吾身而求之他也”。至于《黄帝内经》对人体构造的认识,更是明显地带有“天人合一”哲学观念影响的烙印。《灵枢・邪客》称:“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热……”总之,在《黄帝内经》作者看来,自然界这个大宇宙有什么,人体小宇宙也就必然会有一个部分或一种机能与其对应。这种对人体奥秘的认识,今天看来尽管包含了不少牵强附会的主观臆测成份,但它的产生对于传统养生理论和实践方法的确立,无疑提供了一种直观的理论依据。

篇7

一、家庭伦理剧导致形成社会恐慌的原因

1、电视节目的社会化作用

施拉姆曾提到“所有的电视节目都有教育意义，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例如，在2009年有一部电视剧叫《蜗居》，剧中的女主角海藻大学毕业后，与公司职员小贝相恋，两人也感受到攒钱买房的辛酸。因为工作关系，海藻结识了市长秘书宋思明，宋对她一见倾心，如有神助般化解了海藻各种难题。最后由于生活的种种波折，海藻最终爱上了宋思明成了他的情人。此电视剧多处传达出来的大众文化中，无可避免提及了社会敏感话题“小三”、“房价”等问题。

许多家庭伦理剧传达出来的不是真善美，而是社会的假恶丑。就例如《蜗居》，女主角不堪重负，被有背景的宋思明拿钱拿权砸昏了头，抛弃了相恋多年的穷小子。这些电视剧虽然也都来源与生活，但这样的文化传播无疑也将对社会价值观有所影响。电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存在的，《蜗居》让我们看到，“小三”也是被逼的，“小三”也是有真爱的。然而这样为“小三”摇旗呐喊的电视剧真的好么？“小三”的行为需要抵制，在电视剧中，更应该减少这样对于“小三”的刻画，这些坐享其成的社会风气，不应该在电视剧里一而再再而三的播出，虽然这样的电视剧大众喜欢看，但是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很有可能会使更多“小三”找出更多道德上说服自己的理由。

电视对于大众文化形成的影响，问题不在于是否引起社会恐慌，而在于让人们看到的是世界以及生活与其中的人民的哪一种景象？让他们效仿的是什么样的榜样？鼓励他们期待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我们没理由担心电视让人们看到一个暴力的世界，因为我们知道世界本身就充满着暴力。我们应当关注的是他们是否会看到或经常看到暴力受到奖赏，犯罪者逍遥法外。[1]

2、拟态环境下的真实缺失

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一书中论及拟态环境问题，拟态环境包括外层的媒介环境与内层的心理环境。一方面，拟态环境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摹写，不是“真”的客观环境，或多或少与现实环境存在偏离。另一方面，拟态环境并非与现实环境完全割裂，而是以现实环境为原始蓝本。[2]家庭伦理剧对于现实生活中个案的提取，在电视荧屏上放大、夸张、以艺术的姿态形成虚拟的现实生活。这样的拟态环境，可以使看电视的人身处其中，同时拿电视中的生活与自己的现实生活比较，甚至有些人会沉沦于电视剧情中，认为电视中的刻画是真实存在的，把编剧描绘的电视世界当成自己的现实生活。

电视剧中营造的虚拟场景，夺取了许多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的生命。电视剧营造的环境，让人完全背离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所有一切生活的好与坏都是由自己决定的，跟有没有嫁给一个“高富帅”毫无关系。电视剧中的“高富帅”总是那么优秀，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让许多少女痴迷不已。然而现实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淡日子，即使就像童话故事里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然而之后如何幸福还是要靠个人。

“拟态环境”是把双刃剑，与现实契合部分可以帮助受众认知环境，而与现实偏离部分则可能误导大众。电视剧中描绘的拟态环境，可以让受众陷入痴迷，也可让大众产生普遍恐慌，减少的方法一是在于传者本身，二是在于受传者自己。

二、大众文化与社会恐慌的关系

1、权力的规训

福柯的观点认为，大众文化应该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规训工具之一。当代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在社会大众实际生活中的渗透性以及它与人的身体和生命活动的紧密关系。由于大众文化的无所不在性，使现代人身体的各部位及其实际活动，无不笼罩在大众文化的游戏网络之中。[3]

家庭伦理剧的大量投放，其中蕴含的是权利需要我们认同的社会秩序，比如我们的生活需要有车有房，婆媳生活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婆婆、媳妇、小姑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纠结，甚至都成为中国独有的大众文化，这些文化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些再由电视剧表现出来，在看电视剧的同时我们很容易就会联想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带入到情景当中，让我们对自己的家庭生活产生恐慌。

再如电视剧中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现出，对于高富帅的追捧，以及没有房是万万不能的这样的理念。这样的理念何尝又不是现如今中国人人感受到的贫富差异。电视剧让我们感觉没有房的儿子难娶媳妇，没有钱的情侣生活困难。这些电视剧中的情况很容易就会影响到人们的判断。

2、心理控制

洛塔尔文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文化工业的控制就是反向的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借助催眠、自由联想等疗法使精神病患者被压抑在心理底层的无意识内容释放出来，从而达到解除心理障碍的目的。文化工业的心理控制则反其道而行之，它鼓励人们把外在的社会规则内化为超我人格，然后借助这个超我的力量把那些为社会秩序所不允许的欲求和愿望压抑到无意识的深层，并对它们时时进行管束。这样，大众文化就成为社会统治的帮凶。[4]

电视剧作为文化工业的一部分，在大众文化鼓励把外在的社会规则变化为超我人格时，仅仅是靠灌输和说教很难达到说服的效果，因此它需要采用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让我们欣然接受。家庭伦理剧的主人公，和生活中的我们很像，让我们存在心理上的角色接近性。他让我们做梦，让我们感觉我们和主人公一样是个普通人，有一天我们也会灰姑娘变成公主，只要遇到一个帅气多金的男主人公。这种隐含在电视剧中的拜金心理，逐渐影响我们的超我人格，把社会中的有钱人有权地位越抬越高，才会形成现如今有钱人有权人自持甚高的局面。

阿多尔诺认为，正是这种平易近人的可自居性使大众文化对大众来说变得魅力无比，文化工业也是利用大众的自居心理来控制和左右大众。

三、总结与展望

根据上述分析，电视剧将升华为一种社会现象，被一再的夸张、夸大，最终深深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这种文化是广泛的且可以传播的。大众文化与社会恐慌是相生的，正确的大众文化可以洗涤心灵，端正价值观。当然不良的大众文化，将会把文化工业的触角深入到我们的思想当中，成为超我人格，渗透到我们的情绪和生活中。

文化工业控制下的个体不仅在文化消费中是无力的，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无法形成自己的权戚，就只好依附于外在的权威，并在对权威的自居中获得。他惧怕权威对他的抛弃，甘愿受权威的支配、控制甚至虐待。

【参考文献】

[1] 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第二版）.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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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是我国现代文化的根源，教育者不管经历多少时事的变迁，都应该始终将其精华传授给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但是随着教育走向市场，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使得教师、学生及家长注重的往往是学生的成绩和就业前景，而忽视了文化底蕴的熏陶和学生素质的培养。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基于真实环境下的积极的学习理论。建构主义教学理念提倡以学生为主，教师为主导，追求教师与学生的合作与互动，使学生学习变被动为主动。并主张在教学活动中，以学生为中心，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促进者的作用，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通过师生互动，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完成学习任务。

建构主义是目前教育界的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学界有很多基于建构主义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改革的论文，然而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却鲜有论述。建构主义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具有共性，是对普遍学习主体在学习认知过程中一种规律的揭示。因此，它也同样适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指导。

一、传统文化教育现状调研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过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以自己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表达形式所创造的宝贵财富，具有超越时代和国界的巨大魅力”①。传统文化的主流是积极和先进的，其内容大部分是健康和优秀的，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当代青年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效果并不理想。加强对青年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传统文化知识的缺乏导致他们对我国古代文明的不了解，而不了解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就直接导致大学生缺少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爱国心。

青年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缺乏，究其教育根源，问题有以下几个。

（一）教育目标缺失

当今中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要想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学生就要有过硬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符合时展需要的各项工作技能。因此，教育在培养人才的目标上越来越体现出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而忽视了在发展人的个性和心理潜力方面的作用。学校教育大多强调传播文化知识的功能而忽视其教化育人功能，特别是在传播传统文化上的重要功能。

（二）内容设置不全

目前我国学校教育中几乎没有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教材，很多院校根本不开设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甚至连选修课也没有设置相关内容。这就切断了学生吸收传统文化知识的一个重要渠道。

（三）教育方法过时

传统文化的教育通常都是注重教师的讲解，不重视学生的参与和互动过程。教学过程基本上是教师讲、学生听。这种过时的教学方法忽视了学生的能动作用，忽略学生的接受心理，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久而久之，学生便会厌恶这种灌输式的教育方法，不管多么优秀的传统文化都提不起他们的兴趣，我们引以骄傲自豪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就沦为了“无聊”、“枯燥”的代名词。

二、建构主义教学模式解析

与传统教学法不同，当今先进的教学法“以学生为中心”，承认“学生主体性”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建立互动式教学模式是当今教学法追求的理想状态，即实施以学生为主体，师生之间双边“互动”及学生与学生之间多边“互动”的课堂教学模式。

（一）互动模式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背景下，通过人际间的协作活动而实现的意义建构过程。因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情境”、“协作”、“交流”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其中，“情境”与“交流”是重中之重。仔细分析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学习环境的“四要素”，它们都是以互动为先决条件的。“情境”的创设是为互动提供背景条件；“协作”的必要条件就是互动，没有互动，便谈不上“协作”；而“交流”则是互动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因此，交流、互动是达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终极目标――意义建构的重要手段。

根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框架，何克抗对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在理论上做了如下描述：“以学生为中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由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情景、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一一构建的目的。”②

（二）建构主义教学方法

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方法而言，建构主义教学方法主张教师传授知识的最好方法不是填鸭式或讲授式，而是引导学生去主动探索，让学生掌握学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成为一个自主的学习者和知识的创造者。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所倡导的教学方法主要有支架式教学、发现和探索式教学、协作和互动式教学。

支架式教学是指教师作为文化的代表引导学生开展教学活动，使学生掌握、建构和内化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引导他们进行更高水平的认知活动。这些技能一旦被学生所掌握，学生便可以进行更多的自我调节，对新知识和技能进行“同化”和“顺应”。

布鲁纳主张发现和探索式教学，认为教学过程是在教师引导下的学生自我发现和探索的过程，学生利用教师或教材提供的资料，主动地进行学习，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教师应鼓励学生在建构意义的过程中采用发现法去建构知识的意义。

合作和互动式教学以Lantolf提出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为主要依据，该理论认为意义是通过两个或多个人的协同努力而获得的，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或对话过程被看做是教育的核心，是达成社会建构的最好形式。

从上述建构主义理论所倡导的教学模式来看，它们都强调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建构，强调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这样的教学目标是传统教学理论和方法所未涉及的。从实践角度看，就是要打破单一、单向、封闭的教学模式。

三、应用途径探索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的知识是在一定情境下，借助于他人的帮助，如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交流等，通过意义的建构而获得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是中华民族的“老文化”，但是在学习时我们也要用“新方法”来使学生自觉自愿地主动学习探索我们五千年的文化瑰宝。这不仅仅需要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同时也需要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

（一）情感融通

建立良好的课堂情感是互动模式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其对学生的学习心理和学习过程有着启迪和调节作用。如果能建立宽松、和谐的情感环境，则有益于学生的传统文化学习。在互动模式中，学生的自主性会得到张扬和肯定。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讲，教师角色有退居二线的趋势，但在情绪营造方面，教师却依然扮演着主要角色。

每一个青年学生对本民族传统的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独特的文化艺术等，都有一种认同意识和喜爱之情。教师若能以风土人情或是审美情趣作为导入新课的话题，便能收到酝酿情绪、深化主题、带动学生参与互动的效果。面对一位教学得法、亲善友好、感情真挚的老师，再加上耳熟能详的讨论话题，学生的学习情绪自然高涨，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欲自然膨胀，爱国主义思想自然升华。

（二）讲授方式

我国自古就重视德教，形成了一套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道德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其中最主要的道德教化方法就是正面灌输。灌输是教化的基础，儒家将灌输演绎到了极致。尽管传统的灌输教法是为古代社会服务的，但是我国历史上讲道德、重修身的传统美德在当代仍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但是，灌输方法比较片面地强调以整体或社会为价值取向，比较忽视作为历史主体的个人的价值，忽视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缺乏调动受教育主体积极参与的机制”③，完全没有给学生思考和自由想象的空间。因此，当今的讲授方式应该是传承传统教学模式中的优秀部分，同时充分利用情境、协作等学习环境要素，使教与学朝着自主学习方向发展。这样的新方式与传统灌输讲授方式相结合，提高了教师讲授方式的开放性，既可以在传统的教室里用正面灌输的方式讲授，又可以利用教学课件在多媒体教室里来演示，更可以在教室里组织各种任务式、互动式和参与式的小组讨论。

课堂中的问答形式也是教师引导课堂互动气氛的一个很有效的手段。实践证明，展示性问题和参考性问题的有机结合最利于讲授时的互动。前者的答案简单明确，有利于学生整体互动和自信心的建立。后者的答案关联而开放，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思维。“学起于思，思源于疑”。教师应用恰当的方式引导学生融入情境，积极引导，真正让学生参与互动。同时，教师应注意问题的启发性，设法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将手中的问题接力棒交给学生，让学生提出问题。“问”与“答”将教与学联结起来，既能培养学生的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又能及时反馈教学效果。这也是对课堂互动模式的一种深化。

（三）兴趣切入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抓住学生课堂注意力的一个法宝。兴趣是心理活动和思维活动的兴奋剂和催化剂。学生情绪高涨、思维高度活跃，往往更愿意融入课堂，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参与课堂讨论，形成良好的互动气氛。

教师在传统文化教学中可利用的切入点非常多，例如热播的历史剧，名家教授主讲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具有浓郁中国风的流行歌曲，时尚服装品牌推崇的中国元素，实木家具反映的中国文化，等等。这些导入的话题都是学生熟悉、喜欢的，从兴趣开始进入传统文化的学习无疑是教学双边积极互动的一个良好开端。这种在学习过程中得来的知识点更有利于学生自己对知识的建构，有利于知识的内化。

总之，以兴趣为切入点，让情感融通转化为情感互动，这样互动便能自然而然地在课堂中展开。而学生的兴趣浓厚、学习情绪高涨往往也为知识自觉深化和内化提供了根本条件。

（四）教学设计

建构主义认为学生对知识的意义建构是整个学习过程的最终目的。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教学目标设计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要从创设有利于学生意义建构的情境开始，整个教学设计过程紧紧围绕“意义建构”这个中心而展开。其次，要考虑学习者这一主体。教学目标不是设计者或教学者施加给学习过程的，而是从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中提取出来的。

教学内容是教学目标的知识载体，教学目标要通过一系列的教学内容才能体现出来，建构主义强调学习要解决真实环境下的任务，在解决真实任务中达到学习的目的。在实践中，要使学生在解决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有步骤地解决任务并体现教学目标的完成，教师就需要对教学内容做深入分析，明确所需学习的知识内容、知识内容的结构关系、知识内容的类型，这样，在设计学习任务时，才能很好地涵盖教学目标所定义的知识体系，才能根据不同的知识类型，将学习内容嵌入建构主义环境中的不同要素中。

四、结语

总之，教师必须树立建构主义的教学理念，熟悉中国传统文化教学实际，了解学生已有的知识水平和需求，全面兼顾“四要素”，才能保证教学目标的制定和教学内容的编写在实践中符合实际情况，在理论上能与教学规律相吻合，才能使学生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时主动建构知识体系，完成掌握好传统文化精髓的学习任务。

注释：

①曾长秋．中国传统文化［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9）.

②何克抗．建构主义――革新传统教学的理论基础（三）［J］．科学课，2004，（2）.

③刘新庚．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3.

参考文献：

［1］曾长秋．中国传统文化［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9）.

［2］何克抗．建构主义――革新传统教学的理论基础（三）［J］．科学课，2004，（2）.

篇9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后殖民理论可以看作是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具有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视角与研究策略。当今，后殖民文化的研究已成为全球文化研究的一大热点。而在后殖民研究的诸多理论家中不得不提及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他就是爱德华·赛义德。对其理论的分析和梳理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后殖民主义理论。

爱德华·赛义德，生于耶路撒冷，后去欧洲，1951年到美国。1964年拿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的这种独特身份，使他能以东方人的眼光去审视西方文化，从边缘话语的角度去面对中心权力话语，切身处境地去看待后殖民文化，从而使赛义德的眼光超越了学院派的狭隘天地。具有了明显的文化政治批派性，具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尽管传统的殖民时代已经结束，但殖民文化与精神上的被殖民状态并未终结，传统的殖民主义通过文化、科技延续并再生且以新的形式出现，这正是后殖民主义批判的主要着眼点。后殖民主义者通过分析东西方在文学艺术乃至整个人文科学上的种种表现，对这种二元对立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进行分析和批判。赛义德借助权力、话语关系的理论，指明了西方学术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改写了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话语形态。

介入政治，参与社会，使赛义德将文学研究与政治、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这一特点在其著作《东方主义》中得到彻底体现。《东方主义》提供了一种具体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范式。在《东方主义》中，赛义德将自己的学术观点、批评意识和理论阐释建立在广泛的文本解读基础上。他深刻批判了西方殖民主义在文化上的表现。他认为，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其它的民族和文化。此外，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赛义德的批判性解读分析，让我们知道了在西方著作中呈现出来的东方，并不是作为一种真实存在的东方，而是西方人的一种文化构想和话语。如果有人将《东方主义》看作是反西方的，那么毫无疑问是有违赛义德初衷的。不仅如此，赛义德还反对二元对立的论调，他认为，像东西方这样的二元并没有一种稳定的、与之相对应的本质。而是被不断建构的。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建构性，其本身也注定是不断发展的。因此。赛义德倡导一种多元的、多样的、杂生的文化策略，各种文化共生、和谐相处，平等交流对话，而不是相互对抗或相互压制，这是摆脱文化霸权的惟一途径。

欧美国家和其它国家文化间存在着二元对立。在这种对立的权力话语模式中，对于有第三世界血缘又生活在西方世界的“夹缝人”来说，他们在东西方冲突中颇感尴尬，面对西方经常处于一种失语或无根状态，却在面对东方人时又有西方人的优越感。赛义德则坚持超越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模式，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共生模式。赛义德所要消除的是形而上的本质主义，并希望超越东西方对抗的立场，从而使东西方成为对话、共生的新型关系。在西方的东方学者又该怎样在全球现代化浪潮中同社会和周围环境相联系而又保持个体经验，并对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殖民主义采取批判立场呢?赛义德认识到个体的特殊性对学者的批判性思考的重要性，因为特殊性使学者能以个体经验对抗整体性殖民文化。赛义德认为，在第一世界文化领域的第三世界学者只有通过个体经验才能有效地选择境遇并改变个体乃至群体的命运。他希望通过分析西方与东方对立的文化结构而消解这种中心。

风靡全球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不仅成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化策略，而且使边缘文化重新认识自我及其民族文化前景。但是，后殖民文化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实践上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当前如何面对全球化与本土化就成为其关注的焦点。后殖民理论对东方和西方之间殖民性的文化关系的揭示，将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对现实的再认识，并将对中国文化价值重建的方向定位保持清醒的头脑。东方文化怎样才能避免被殖民的危险呢?这就需要打破二元对立的东西方理论，以全球性的历史性的眼光看待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从而在世界性中消解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成分，解除一方压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紧张关系，倡导东西方之间的真实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面对东西方。任何文化压抑和意识权利的强加，任何全盘西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没有一种文化可以作为判断另一种文化的尺度。那种在文化转型问题时，认为只有转向西方才是惟一的道路，才是走向了现代文化的看法，应该得到质疑。西方文化先于东方进入现代社会，但这不意味着这种发展模式就是惟一正确的，更不意味着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明天。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永远处于先进地位。在民族文化之间不存在着优劣，只存在文化间的交流与互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是中国参与世界并破除文化霸权的基本前提。如今，我国许多的文化学者和文学理论家，以一种民族精神和对人类文化前景更为深远的思考加入了这场持久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的大讨论。当代中国学者所面临的任务是深入挖掘和研究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以积极的姿态展开与西方文化的对话，对外大力宣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在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中找准中外文化的契合点，继而建立有本国特色的文化体系，为社会和谐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王宁，后现代主义之后[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

[2]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篇10

中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指出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所以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将成为金融改革的必然趋势。利率市场化的关键是存款利率市场化，宏观体制改革将直接决定整个利率市场的调节作用，现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在利率及调整资产结构等方面给予各银行一定的的自由度空间和裁定的时间，但是很多问题依然存在。

近年来，扩大行业资产规模使得中国银行业蓬勃发展，但是中央银行针对存款利率上限的限制，也使得银行业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时增长率较低，只能使用大量的小额货币政策工具，这样就增加了银行的成本，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而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够有效地解决负利率压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资源配置等问题，这反过来对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及其健康有效发展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二、影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有关问题分析

（一）商业银行业改革问题

利率市场化过程中，一旦存贷款基准利率被放开，银行间为了抢占市场占有率和客户，伴随的不仅是利率剧烈波动，还有各个商业银行间存款利率竞相上升、贷款利率竞相下降，必将导致商业银行之间竞争愈加激烈。随着竞争的加剧会出现部分信用程度低、管理能力差的银行在市场竞争中被边缘化等问题。我国银行在实际运行中，风险防范意识较差，对利差依赖性过高，而商业银行的改革速度却举步维艰。

（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

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和资本账户自由化三部分是利率市场化的关键。全球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是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外部环境，如何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如何进行利率改革，如何增加国家的持有和储备是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汇率自由化的关键。从宏观环境上看，我国的货币国际化落后于国内金融改革，如果存在不完全市场化的利率体系，会使得国内许多金融产品根本无法准确定价，这就会使资本项目等套利机会增加和资本交易的波动。大多数学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与市场利率的形成机制可以相互补充，因此处理好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能够有效的推进利率市场化。

（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问题

价格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充分地反映了供求关系，能够积极地引导市场环境及供求关系的优化配置；同样，利率是货币的使用价格，面对市场经济环境要充分利用利率价格机制的作用，实现资金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实体的发展。经济和金融是决定市场经济的基本定律，而目前，银行导向型的金融体系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典型。银行业各种指标显示，银行业仍处于主导地位，是金融服务实体的主要力量，是宏观调控的关键，并且宏观调控和金融稳定等能够减少负面影响，控制经济有效的运行。因此，在这个阶段，必须考虑到银行业，特别是中小银行的财政可持续性，风险管理能力和生存、发展空间。

（四）货币信贷调控及监管模式调整问题

存贷款利率管理是采用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的方法，实行利率市场化会导致贷款利率整体水平下行，并且能够进一步刺激社会对银行信贷的需求，扩张货币信贷。所以，应该进一步实施严格的机制，同时金融监管当局，应实现监督和监管的作用，过度要求会影响商业银行的创新和国际竞争力，坚持适度平衡的原则，才能进一步地提高我国金融市场的效率，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如果银行不具备充分的竞争，严格的监管制度将无法派上用场，银行监管将成为形象工程。

三、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对策建议

（一）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利率市场化经验

利率市场化基本上是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市场化在先，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放开在后。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中，银行机构占主导地位，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相对薄弱。由于存贷款利率管制放开，市场竞争的推动，大多数国家的存款利率大幅上升，但净利润率下降，许多中小金融机构面临破产或兼并的可能性。同时，出现贷款利率出现大幅的攀升，市场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环境趋于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但大多数国家已从点到面、分层推进，逐步扩大利率市场化的控制范围，直至完全放开，最终实现存贷款利率的直接控制，最大限度的降低了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不断提升商业银行业的竞争力

在宏观层面，商业银行应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完善董事会制度，监事会、高级管理系统。按照以人为本，综合考虑的原则，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处理好速度、效率、风险、质量之间的关系，更新管理理念，改进管理方法，规范竞争行为，继续加强自我约束。提高银行的自我完善、自我调节和自我改造的能力，努力拓展业务种类，提高竞争力和科学发展水平。在微观层面，要正视利率市场化，积极探索金融创新和优化收入结构。坚持开发风险可控、合法、合规的创新理财产品，理财产品要在投资范围内实施，在实施投资标的等方面进行适当拓宽，为银行开展财富管理业务创建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灵活创新银行的传统业务；创造新的金融工具，大力开展债券承销、财务顾问、保险服务。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以低廉的价格提高行业优势以及产业竞争能力。在此要注意，创新需要坚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要，过度的金融创新不一定是好事，美国次贷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才是银行业创新改革的发展方向。

（三）合理优化货币信贷调控和监管模式

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需要积极探索金融系统的实际情况、外部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市场经济的运行形势，抓住机遇，创造有利条件，积极稳妥地推进。实施优化配置，如在货币信贷调控模式下的控制，坚持以基准利率为依据，坚持价格型间接调控为主，并辅之以数量型工具的模式。在监管模式方面，首先，稳步推进综合管理，实践和监管之间的关系协调好；其次，通过“防火墙”，完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建立；第三，加强监督和协调。一旦出现突发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地控制风险。

（四）进一步促进市场体系的建设，建立完善的配套金融机制

利率市场化改革必须是平衡的协调推进。积极稳妥地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努力形成功能互补、交易品种多样化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健全的债券市场是实现利率市场化关键条件。建立和完善金融安全系统，有效的预防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因此，随着银行业的整体经营风险加大，迫切需要加快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提高危机预警系统和危机管理系统，切实管理好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系统，实行程序化管理预防不必要的金融风险，确保利率市场化关键阶段的金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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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是以言语为基本符号，以社会语境为中介，通过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而得以成全的话语系统，是一种社会权利关系缠绕的意识形态形式。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运转，生产力的高度解放、发展，现代科技的快速升级换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以及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对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族亲”意识正日趋消减。这种消减首先表现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类对自然界产生敬畏的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理性色彩的日趋加强，许多原来不可知的现象得到了自然科学的解释，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叶广苓《长虫二颤》中，在颤坪调研的中医学院教师王安全，用中医学的知识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蛊的传说，消解了山间巫蛊之术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扑朔迷离的野性背景，在二福从杨陵农学院获得生物学知识后被终结，‘豹和犬是两个科目，受基因限制，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杂交成果，黑子……没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学话语的传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这种削减也表现为，市场经济不断壮大中商业话语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命“族亲”意识的淡漠。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族亲”意识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金钱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出于金钱的考虑，利益诱惑产生了人对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理直气壮无所顾及的掠夺：“笼里的猴对村民来说都是钱，活的钱”（《猴子村长》）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质利益计算，使村民对猴群进行了灭绝式捕杀。在商业话语系统中“钱”成为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与大自然、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族亲”之爱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最后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镜泊湖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李玫.空间生态伦理意义与话语形态[J].民族文学研究，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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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影是后殖民主义文论重点关注的文化领域

后殖民主义理论指在欧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对欧美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及其引发的第三世界文化问题进行的一系列理论研究。后殖民主义的思潮内部又有不同的流派，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流派：一是以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流派他们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中影响最大的一派二是以莫汉迪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流派三是以阿赫默德为代表的流派。后殖民主义文论是当代西方重要的批评理论，其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一般认为是从1978年爱德华・赛义德在其《东方主义》中把“殖民话语”作为研究对象开始的。

后殖民主义思潮越出欧美而流行全世界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目前，在后现代主义大潮衰落的情况下，这股后殖民主义思潮在北美、澳大利亚、印度、斯里兰卡，以及一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更为风行，并且曾一度有过取代后现代主义的主导地位之趋势”。后殖民意味着殖民时代在时间上的“结束”，以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获得民族解放为标志。然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逐渐消失并不意味着殖民主义在事实上的结束，殖民主义仍在以更为隐蔽的文化、话语形式，借助全球化以经济贸易垄断形式发挥着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压制效力。

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他者”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意味着“优势”文化在注视和想象“弱势”文化时，把对方异化、边缘化的过程，因而这种注视、想象及言说决不是纯粹的审美及表述活动，而是蕴藏着意识形态领域秘密和当代国际政治机制的。而且处于优势地位的文化掌握更多的话语权，甚至掌握着世界通行的话语体系、表述系统，因而他们时常处于主置上。而“弱势”文化的主体本身却很难获得文化主体的位置，即使在其主体活动中，也常缺乏文化自主性，其文化身份是摇摆的、模糊的，甚至是不自觉的附和、重复着“强势”文化的声音。这时，后殖民在其“殖民性”上深入到意识形态领域更深刻的内容。后殖民主义文论关注的焦点主要聚集在文化、文学艺术领域，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把第三世界国家想象为异己的他者，是后殖民时代西方的重要特征。这其中，电影又是其重点关注的文化领域。他们试图从中寻找不同文化之间的话语活动中的意识形态的、权力的痕迹，以揭示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之间潜在的对立、隔膜以及双方相反或相类的主体选择。

在当前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不仅因为电影作为影像技术的产物是“‘看’的机构化了的机制”，而且因为传播上的便利、影响的深广，它把不同主客体之间的想象和注视呈现于不同文化的边界上，呈现于全球化的空间之中。西方电影往往能非常典型地呈现赛义德所说的“想象的地理及表述形式”，尤其是东方世界在西方人眼中的“他者”形象，很明显，这种他者化的想象方式也影响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自我想象，在一些美国东方冒险电影和近年来的中国电影尤其是武侠类电影中有所表现。我们可以分别以几部有代表性的当代西方涉华电影和中国电影为例来加以阐述。

二、后殖民主义理论视野下西方当代涉华电影的文化分析

近年来，西方尤其是美国拍摄的电影中很多都涉及到东方，其中一个重要题材就是东方历险故事，外国导演要么直接在中国等东方国家拍摄取景，要么在选题上直接取自东方国家的传统历史文化故事。在西方当代涉华电影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太阳帝国》《末代皇帝》，《功夫之王》，《功夫熊猫》，《功夫少女》，《面纱》，《黄石的孩子》，《庭院里的女人》《大地》，《情人》，《安娜与国王》，《碟中谍》第三部《变形金刚》第二部，《007》系列电影之《明日帝国》，《夺宝奇兵》的第二和第四部――魔域奇兵、水晶头骨《古墓丽影》第二部，动画片《木兰》一二部等等。

2001年上映的《古墓丽影》第一部就非同反响，随之的第二部仍由安吉丽娜・朱莉出演一号角色探险家劳拉，而任达华出演了香港黑社会老大陈洛。我们在领略影片魅力的同时，要搞清楚这不仅仅是一个异域冒险故事，更是一个拯救故事――由探险家劳拉历尽艰险拯救整个地球，典型的西方拯救东方、文明拯救落后的故事。东方世界这一“他者”形象在电影中意味着蒙昧、黑暗、被邪恶的势力所统治，这种势力是可怕强大的。会给劳拉带来不少麻烦，但这只是西方科学体系中碰到的小小钉子_劳拉和她的朋友们很快便识破了黑暗势力的秘密，于是这场拯救世界、启蒙落后的行动便顺理成章的取得了胜利。

比较典型的例子还是007系列电影。对于每一部007电影，我们都可以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角度去分析、研究、审视其中的东西方关系，以及东方人物与东方地域的形象。影片中，东方总是作为一个与西方相对立的“他者”形象出现的，因此我们可以发掘出东方主义一整套表述“我”与“他者”的霸权话语。这种话语中渗透着一股强烈的欧洲中心论思想，它以欧洲文化作为衡量其他文化的绝对标准并左右了西方人对东方的看法：东方人被高度简化并被类比成动物或幼儿，传承了对东方的歧视态度。邦德为了不同的任务而奔赴不同的国家无尽的沙漠，古老的金字塔，新德里人畜并行的拥挤街头，西贡摇摇欲坠的阁楼，挂着中国字招牌的一列小店铺，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007电影中的场景。这其实是在鼓励西方的冒险精神，刺激他们对东方的幻想，是殖民精神的延续。1997年拍摄的《明日帝国》中，杨紫琼饰演的林慧展示了一个与此前的东方人不一样的形象：她聪明，机智，漂亮，会功夫，她是邦德的搭档，这就把东方人的形象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对于东方的偏见和歧视都在电影中被清除。东西方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西方的利益集团总是小心地维护着自己的利益，并要东西方的力量对比维持原状。今天，东西方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西方对于东方的掠夺已经变为经济侵略和文化殖民。但由于中国的崛起以及庞大的票房，电影不得不对林慧这个角色做一些折中处理。影片中有不少林慧与邦德斗智斗勇的情节，她也确实有令人刮目相看的表现，但很多时候她的要强都被比作是顽皮孩子的胡闹，她闯的祸都要邦德替她收拾，邦德才是最终的英雄。电影作出的对林慧形象的改变仅仅是形式的改变或是风格的改变，其深层内涵是不变的。

本来，后殖民主义理论就是由一批来自东方而又在西方从事研究的理论家所倡导。 这样的学术背景使得他们的视野比较开阔。他们超越西方而关注东方，以东方民族的体验、感受作为论述对象；“它的视野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文中的‘文学性’，而是将目光扩展到国际政治和金融、跨国公司、超级大国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以及研究这些现象是如何经过文化和文学的转换而再现出来的”。

总而言之，在西方当代电影中，现代东方是模糊的，现代东方人则像是被恐惧、迷信笼罩的一群木偶。这样被想象出来的必须由西方现代文明启蒙和拯救的魔域般的东方，正是后殖民时代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产物。其实这些影片中的“他者”形象不仅是中国人，此外还有日本人、埃及人、本土美洲人、非洲裔美国人等毫无论是中国的北京、上海、香港，还是其他东方国家的古老巫术仪式与历史文化传统，整个东方在西方电影中以想象中的“他者”一再出现，文化之间的隔膜、文化互动中的意识形态力量仍是十分巨大的。

三、后殖民主义理论视野下中国当代电影的文化分析

当我们对西方电影蕴涵的文化霸权感到担忧时，更应该警惕西方电影大量涌入给中国电影市场带来的巨大威胁：中国传统价值观念面临拆解甚至颠覆的危险，文化多样化面临巨大的挑战。经济全球化使不同民族的文化失去了封闭自守的可能，各民族文化的碰撞与对话势不可挡。专家指出，只要你汉译或使用西方后殖民主义影视理论的命题与概念。你就得服从西方人直接或间接的文化指令，默认西方后殖民主义影视理论是权威话语。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知识和思想精华的贮存库，文化也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因而“文化是民族同一性的根源，而且是导致刀光剑影的那一种根源”。

在中国当代电影(主要是武侠电影)中显现出其想象受到西方文化约制的痕迹。自《卧虎藏龙》在奥斯卡获奖开始，中国武侠电影便接踵而来以期打入西方市场。《英雄》、《十面埋伏》、《功夫》、《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似乎除了复制古旧的中国武侠世界，中国的大导演们很难再想出全球化时代获得异邦观众认同和欣赏的中国故事。

张艺谋、陈凯歌的早期国际获奖电影，有对自己传统文化严肃的反思和中国现代生活中切实诚恳的人性思考，而表现为具体的电影影像，与西方观众对中国的一贯想象存在某种切合也在所难免。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学习西方文化和技术的过程中(电影本就是从西方引进的技术)，西方文化的价值尺度难免会侵入到自我的艺术想象，那些急切搬来的古旧的传统文化符号也难免部分坠入西方人对中国想象的窠臼。影片中的环境是中国的，但主题与人物却为西方观众所熟悉，讲述、、窥视等混杂的故事，从而唤起西方观众的认同与赞赏。满足了西方人的文化与种族优越感。王一川认为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在国际上屡屡获奖，是西方影视界对一个“他者”选择的结果。“西方是在后殖民语境中相中他的”，“张艺谋中国式异国情调的卓越创造，成为西方对中国实施魅力感染战略的一个合适人选。”但是，如果不能充分展示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审美趣味，那么即使《红高粱》，《黄土地》，《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更主动地迎合西方权力话语的需要，即使“后殖民主义”化了，也难以感动西方一流电影节的评委，难以获得大奖。

近年来中国电影面向国际市场的姿态更加鲜明，其受众群体的预设显现出西方化、国际化的趋势。影片有意识地去表现让国外观众新奇的中国古典建筑和服装、武术、宫廷王族、名胜风光等，这些是有意呈现给西方观众看的中国文化符号。对于假定受众而言，东方尤其是中国这样古老国家的文化在其想象中原本是闭塞而充满异国情调的，想象的主体主动揭示自己的存在，无疑会得到极大的欢迎。或许这时的电影创作者除了功利性需求外，还在追求着复归本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与文化价值的自我认同，但事实上只是为西方新殖民主义文化霸权话语所利用，并贴以“愚昧”和“猎奇”的标签作为加以欣赏。随着了解的加深，不甘寂寞的西方电影人在掌握部分东方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就会抛弃中国本国民族主义电影内涵而开始创作以西方思维为思想核心的新殖民主义电影。影视是中国文化在异国传播最直接和最直观的方式之一，在我国从经济的“硬实力”建设转向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过程中，从影视视阈研究中国文化的异域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迪斯尼动画片《木兰》取材于中国《木兰诗》并对其进行了美国式解读。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在异国被吸收、改造、更新的异变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一般性规律。再比如迪斯尼电影《功夫少女》看似表现中国的文化故事，但其内在故事模式、价值取向、包括演员的选取，外景的选取，又显现出更多的异国情调，实际上往往“非中国化”了。金济山寺庙的俗家弟子慎和吴温蒂的哥哥崇洋分别选用说着生硬汉语的日本和韩国(东方较为现代化、国际化的国家)演员，影片场景大部分是定位在美国加利弗尼亚州费尔斯宾市某高中学校、家中和博物馆而每隔90年衰退一次的来自中国的魔鬼阎罗又将对世界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这次倒是中国人去拯救全世界，但温蒂是个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窍不通的在美国长大的华裔女孩。当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事物时，她脑子里总会想起异国的文化事物去一一对应，比如看到少林寺僧棍却误以为是提基火把(夏威夷宴会用品)。最“搞笑”的是影片最后日本人扮演的中国僧人慎说：“其实我很讨厌吃月饼，吃了1000多年了，让我们来一杯卡布奇诺咖啡吧。”仿佛中国的历史文化太悠久了是会让人感到厌倦的、中国是时候接受新事物新思想了。他们为西方观众展现了风景相片式的中国文化符号，又为中国观众奉献时髦的西方文化元素。这样的结果不是几个电影导演的一己之力，与西方人的东方想象相比，我们自身的想象在现代化过程中面对的文化困境和矛盾更大，也更令人焦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