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攻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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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墨重彩聚焦

从去年5月开始，《十堰日报》就在一版和其他版面刊发报道，浓墨重彩进行聚焦。先后刊发了《郧西三年扶贫搬迁万余农民》、《连片开发城乡统筹文明引领――竹山探路秦巴山片区扶贫开发》、《张湾区实施整村推进抓好产业扶贫》、《让笑容在农民脸上绽放――郧县扶贫攻坚纪实》、《房县“县乡联建”活动成果丰硕》、《喜看“水都”换新颜――丹江口市脱贫致富奔小康工作纪略》、《郧西：让“城”与“乡”越来越近》等稿件。与此同时，推出了一批专刊，如《村村通，通向山外的幸福路》、《新农村新面貌新生活――竹房城镇带房县片区建设掠影》。这些专刊图文并茂，表现形式新颖，舆论引导有力。理论版也在相关专栏刊发一批理论文章。

表现手法多样

《十堰日报》全面运用消息、通讯、图片、系列报道、组合报道、专题深度报道、理论文章等各种体裁，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及时、全面、深入做好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工作的宣传报道。同时在新闻包装上力求出新出彩，用版面渲染手法体现宣传价值，实现宣传效果与阅读的统一，从而使稿件内容与版面表现形式实现完美结合，体现了党报特色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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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国务院批复了《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首次将秦巴区域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地位。秦巴山片区涉及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甘肃六省市共97个市、县、区。论坛上，来自秦巴山片区的陕西、甘肃、四川、湖北、河南等省30多个地市的170余名与会代表提交了60余篇论文，为大秦岭的生态保护与绿色产业发展建议献策，并提出提以品牌和标准，以“秦岭”品牌拼占市场的新建议。论坛达成了“打造中国持续发展绿色高地，构建中华民族生态文明家园”的共识，签发了《大秦岭发展论坛太白宣言》，签署了《大秦岭发展论坛战略合作备忘》，建立起了长效合作联络机制。

论坛分为大秦岭市长峰会、秦岭绿色产业发展论坛、太白县突破发展论坛和秦巴社科院长论坛。秦岭各市领导交流了各地在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经济发展及生态城市建设方面的的经验，并对秦岭区域发展政策及发展设想进行了积极探讨。专家学者积极为扶贫攻坚中的秦岭区域突破发展献言献策，并对秦岭奇珍绿色产业品牌战略工程实施进行了论证；探讨了“雪域太白秦岭夏都”品牌运作策略，对太白水资源利用前景、太白林果资源利用与发展、太白中草药产业发展、太白旅游产业发展都提出了积极有益的建议。来自省内外的学者还对大秦岭区域发展模式探讨“建设大秦岭生态城市群 构建大秦岭生态经济区 创建大秦岭生态文明示范区”的进行了积极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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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的区别

以下从目标对象、主体结构、资源安排、施策模式以及绩效考核与进入退出机制等方面解析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的区别之处。其一，目标对象不同。对口支援是横向的地区间帮扶制度，受援对象主要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及其地区内的各种工程、经济或科教文卫项目。虽然对口支援确实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不少人口脱离了贫困，三峡移民等特殊对口支援项目也确实落实到受援地区个人，根据对口帮扶的常规运行机制，绝大多数情况下，其直接对象并非贫困人口。而精准扶贫作为纵向的扶贫机制，其终端指向贫困人口。指出，要使“真贫困者”和“返贫困者”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扶持和帮助，“不让一个人掉队”。“六个精准”中列在首位的“扶贫对象精准”，要求各级政府按照“严格对象标准、规范识别程序、坚持公平公正、直接到户到人”的原则，全面准确掌握贫困人口的规模、分布以及居住条件、就业渠道、收入来源、致贫因素等情况，建立贫困人口动态管理机制，确保扶贫资源向贫困对象集中。不难看出，“精准识别”这一要求是扶贫资金有的放矢、精准滴灌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反映出精准扶贫的目标对象的个体性。其二，主体结构不同。对口支援作为横向机制，主体参与关系相对复杂，就受督CAIZHENGJIANDU201713财税纵横援地和支援地的平行关系而言，存在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的关系网络，参与主体主要是省、市一级。就单个具体的项目而言，则分别以支援方和受援方为中心形成两个网络：“交钥匙”形式的项目往往由支援方为主导；“交支票”形式的项目通常由受援方为主导；而“联建共建”的项目则往往有两个中心。此外，与同一个地区有对口关系的支援方之间，往往形成竞争关系而非合作关系网。精准扶贫作为纵向机制，其参与主体的主结构是垂直的，按的发言，可概括为“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在强化各级党委、政府扶贫攻坚责任的同时，明确行业部门的责任，并动员社会各方面参与扶贫动员社会各方面参与扶贫，形成合力。在主干的纵向结构中，重心下移：从2015年起，大多数扶持项目的审批权都下放到县一级。而且精准扶贫十分重视扶贫对象的脱贫内生动力，所以扶贫对象也是重要的参与主体。其三，资源安排方式不同。对口支援横向转移的资源形式比较多元化，涵盖物力、财力、人力、智力等等。比如，物力包括项目的直接援建（“交钥匙”），财力包括资金的直接援助（“交支票”），人力包括支援地区选派人员到受援地区工作，或受援地区选派人员到支援地区进修学习，智力包括技术、管理模式的交流和移植等等。精准扶贫传递的资源以资金为主要形式。一方面是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扶贫投入；另一方面是发挥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互补作用，整合各类扶贫资源，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其四，施策模式不同。对口支援的施策模式主要还是发达地区经验的移植。除了在“交支票”模式中受援方有较大自以外，大多数对口支援项目无论是“硬件”（财力物力）或“软件”（人力智力）、“输血”或“造血”，往往都是由支援方来主导。实际的施策模式往往是“支援方给什么受援方就要什么”。支援方的经验移植尤其是人才、科技和管理模式方面对于受援地的长期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在短期内，容易出现施策低效、重复的现象，例如多个支援方一窝蜂地在同一受援地兴建产业园区，导致产业同质化、产能过剩，这一问题也与上文提到的主体结构有关。精准扶贫的施策强调有的放矢，可以按照的话概括为：“我们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在实际操作中，根据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实施“五个一批”，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且每个“一批”都鼓励开发模式的创新。其五，绩效考核与进入退出机制不同。对口支援本身缺乏科学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一方面是政治性、无偿性的特点，使得很难分别针对支援方和受援方建立起考评机制；另一方面由于“对口支援”这一广义政策下其实包含着很多不同的子模式，例如工程支援和人才支援就存在着资源类型、目标结果、项目周期、外部性等诸多不同，这也客观造成了绩效考核的难度。就目前学界现有的论文来看，主要还是以受援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情况和公共服务水平，尤其是以GDP的增量和增速来衡量对口支援的有效性。但是严格来说，除非经过更为系统和细致的统计分析，这些地区性发展成果并不能直接归功于对口支援。此外，对口支援目前缺乏明确的进入和退出机制。精准扶贫一经提出就强调改革绩效考评机制。一方面是党政建立以减贫结果为导向的考评机制，不以GDP论英雄；另一方面是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开展贫困地区群众扶贫满意度调查，建立扶贫政策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和扶贫成效第三方评估机制。此外，关于精准扶贫的进入和退出机制也比较明确。从进入来说，贫困人口和贫困村、贫困县都已有比较明确的界定；从退出来说，《十三五规划》指出要“抓紧研究建立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退出机制，准确反映减贫成果。”

三、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的联系

其一，立足现实，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原则是共同富裕。对口支援与改革开放的正式提出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可见我国很早就开始致力于避免地区间的两极分化。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和社会整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口支援也作为“先富带后富”的重要手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就目前尚存的城乡、东西部之间的差异来看，地区间资源横向的流动仍然非常有必要，而具体的形式也在被政界和学界不断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减贫成果创造了世界奇迹。根据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显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90年的19亿降至2015年8.36亿，其中中国的贡献率超过70%。我国在减贫事业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要使全体公民脱贫，目前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一是贫困人口总量仍然较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止2014年底，我国贫困人口还有7017万。二是贫困人口的分布目前集中在一些偏远地区，欠缺软硬配套条件，且需要权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量，客观上增加了扶贫施策的难度。三是随着扶贫事业的不断发展和绝对贫困人口的不断减少，贫困人口的脱贫需求已经从过去的“解决温饱”上升为“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等高层次。精准扶贫即是针对目前扶贫进入克难攻坚阶段而提出的。其二，目标一致，力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目标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十七大上被细分为五点：一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二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四是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五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上述五点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促进。但如果根据对口支援和精准扶贫的直接目标来进行区分，那么对口支援作为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直接服务于第一点，即经济的协调发展。精准扶贫作为消除贫困现象的手段，直接服务于第四点，即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对口支援和精准扶贫的根本目标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三，形成合力，共创“大扶贫”格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汇聚社会力量打赢消灭贫困的战役。指出，要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健全东西部协作、党政机关定点扶贫机制，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积极性。这表明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该相互配合：一方面，对口支援应该提高精准程度，“好钢用在刀刃上”。例如，浙江提出对口支援要“三个精准”：目标计划精准、授建内容精准、沟通衔接精准。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应该积极整合对口支援的资源，“五指握紧形成合力”。通过优化参与机制的设计，可以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尤其是脱贫攻坚重点工程中的特色产业扶贫、劳务输出扶贫、教育扶贫、交通扶贫、健康扶贫，都应积极利用对口支援的相应项目，战略安排资源，实现效应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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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语言”，即教材语言、设问语言和材料语言。教材语言主要是指《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生活与哲学》和《文化生活》教材中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设问语言主要是指在设问中表述行为主体的语言。材料语言则是指材料的主旨部分。如果说教材语言是论点的话，那么材料语言就是论据，设问语言则是沟通教材语言与材料语言的纽带。

二、选（调）取“三种语言”的注意事项

1.调取的教材语言一定要准确

依据设问准确调取教材语言的前提是学生在复习过程中围绕行为主体构建小微专题。

2.选取的设问语言一定要原汁原味

即从设问语句中直接摘取相关内容，尽量保持“原生态”，使教材语言与材料语言实现无缝对接。

3.提取的材料语言一定要短小精悍

对材料语言进行提取，能考查学生获取、解读信息的能力。如果试题中的材料较长，就需要考生辨别哪些语句是主旨句，哪些语句是附加句，哪些提供的是有效信息，哪些提供的是无效信息。

三、“三种语言”的顺序

因为高考评卷者任务繁重，评卷速度很快，为了彰显教材语言的主体地位，我建议考生在解答主观题时，一般采取下面的模式作答：教材语言+设问语言+材料语言。

四、运用

【例1】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为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我国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开放发展，顺应中国经济深度融合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材料二经贸合作是国与国关系发展的“推进器”和“压舱石”。亚欧各国普遍面临着稳定增长、调整结构、增加就业的重大课题，这更需要密切经贸合作。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构建亚欧大市场，是释放贸易投资潜能、拓展亚欧发展空间的客观需要。推动亚欧共同发展、协调发展，需要坚持开放、多元和共赢战略，开发更多“增值领域”，加强互联互通建设，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打破区域发展瓶颈，提升整体发展能力和水平。

请结合材料，运用当代国际社会的知识，分析亚欧各国加强经贸合作的合理性。

解析：（1）通^分析设问，我们先锁定作答模块为“当代国际社会的知识”，确定行为主体为“亚欧各国”。然后调取相关的教材语言：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国家间共同的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求和平、促合作、谋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当代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

（2）从设问中原汁原味地选取设问语言：亚欧各国加强经贸合作。

（3）从材料中获取有效信息，筛选无效信息。最终提取的材料语言是：各国普遍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潮流；提升整体发展能力和水平。

（4）按照“三种语言”的顺序：教材语言+设问语言+材料语言，有序生成答案。

答案：①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国家间共同的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亚欧各国加强经贸合作，说明亚欧各国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合作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求和平、促合作、谋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亚欧各国加强经贸合作，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潮流。③当代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亚欧各国加强经贸合作，有利于提升整体发展能力和水平。

【例2】阅读材料，完成问题。

材料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2015年11月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请结合材料，运用《经济生活》知识，分析国家为什么高度重视扶贫工作。

解析：（1）通过分析设问，我们先锁定作答模块为“《经济生活》知识”，确定行为主体为“国家”。然后调取相关的教材语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公平的收入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经济建设方面要求全面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

（2）从设问中原汁原味地选取设问语言：国家高度重视扶贫工作。

（3）从材料中获取有效信息，筛选无效信息。最终提取的材料语言是：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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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北省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生态文明建设视阀下河北省山区扶贫开发模式创新研究”（编号：A201400172）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涞源县山区移民搬迁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收录日期：2016年6月20日

目前，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到了“啃硬骨头”的最后攻坚阶段，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我们尚有一大批生活在生态条件脆弱区的农村居民，由于他们受制于自然环境条件诸如土壤贫瘠、水源匮乏、地质灾害频发、山高坡陡难以耕作等的限制，很难通过特色产业扶贫等形式的扶贫开发模式来改善其生存条件和家庭生计水平。而移民搬迁作为解决身处如此困境的贫困农户的生计安全的有效手段，一直得到政府和相关人士的关注。然而，在依托移民搬迁推进扶贫进程的过程中暴露出的很多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本研究基于对河北省涞源县移民搬迁案例的系统调查研究，探讨了贫困山区移民搬迁的政策决策以及政策落实方面的基本情况，从中挖掘出在移民搬迁过程中依然存在的问题，并就应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推进我国生态环境脆弱贫困区移民搬迁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借鉴。

一、涞源县移民搬迁概况

（一）涞源县生态经济条件。涞源县地处太行山、燕山、恒山三大山脉交汇地带，境内山峦起伏，沟谷纵横，地形复杂，地势相对高差跨度大。气候属温带大陆性气候，春季干旱少雨多风，夏季凉爽，秋季寒冷多风，年平均气温7度，年均降水量556毫米，无霜期比较短（90～120天），自然地理条件较差只适合极少数农作物生长。自然地理区位特点决定了这里农业耕地条件差、水土资源不协调、粮食作物产量低、生活质量无保障。2003年之前，农业是当地支柱产业，这之后随着矿产和旅游资源开发，县域范围内形成了钢铁、旅游和农业三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具有当地地域特色的一些经济作物，诸如速生核桃、杏扁、优质小杂粮等特色农业生产基地相继建立。然而，这种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对那些居住在生态条件极度贫困区域的农户而言，并没有太多的积极影响，其结果就是县域范围内农户经济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截至2015年底，全县仍有7.22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其中近3万人是生活在生态脆弱区，难以在当地靠自身发展起来的。

（二）涞源县移民搬迁现状及近期规划

1、搬迁规模和搬迁方式。涞源县共有2，448平方公里的深山区，285个行政村，其中1，076个自然村，共27万人，是革命老区、扶贫开发“三合一”重点县，即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重点县、河北省环首都扶贫开发示范区重点县。根据新的贫困标准，全县7.22万重点扶贫对象中3万人居住环境恶劣，很难就地扶贫，需要通过移民搬迁的方式实现脱贫的目标。

涞源县的移民搬迁工程自2003年开始启动。根据贫困村及自然村居住特点，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实行“建移民小区安置为主，分散搬迁为辅”多种形式并存的搬迁方式。在迁入地或者安置地选择上，主要涉及到三种类型，即向中心村搬迁，向重点镇搬迁，向县城内搬迁。搬迁过程中，从迁入地选址，到统一规划建设，再到具体选料施工，全程有移民搬迁代表参与。据涞源县扶贫局资料显示，按照《省异地扶贫搬迁“十二五”规划》，结合“7.21”灾后重建，按照“群众自愿、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分户监督”的原则，到目前为止业已建设完成17个移民小区，上级支持5，062.1万元，搬迁2，147户，涉及7，025人。

2、近期扶贫搬迁规划。根据县域扶贫规划，通过多部门合力推进和更多资金支持战略推进，争取在2020年响应国家号召，实现全面脱贫。未来几年移民搬迁计划为：2016年搬迁约1，200户，3，600人；2017年搬迁约1，900户，5，700人；2018年搬迁约2，800户，8，400人；2019年搬迁约1，400户，4，200人；2020年搬迁约1，686户，5，259人。

二、涞源县移民搬迁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涞源县相关扶贫工程推进工作的了解以及南阳峪、四角台等多个移民搬迁村的观察和村民走访，发现目前在涞源县移民搬迁工程的实施起到了显著的扶贫效果，然而在整个移民搬迁工作动员及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需要在未来几年的移民开发工作中引起注意。

（一）移民搬迁项目宣传动员和农户信息获取严重不对称。实地调查走访了解到，关于“对移民搬迁工程的了解渠道”，大约40.2%的村民是在与邻里街坊的谈话中获取关于移民搬迁的相关政策信息的；35.5%的村民通过村干部或社区广播而关注到；8.6%的村民直接通过扶贫机构了解相关信息；还有15.3%的村民是从亲戚朋友的口中了解到的，剩下不到1%的村民通过其他的方式了解。由此所造成的村民对有关移民搬迁项目的了解程度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甚至有一部分村民反映，只知道只要搬迁就可以拿到补贴，至于怎么搬、搬到哪里去，自己一概不知，所以有想法但不知道怎么实现。由此可见，关于移民搬迁相关政策和项目执行方面信息供给和村民对信息的获取之间存在严重不对称性。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从村民视角而言，其关注的信息获取渠道不同，获取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方面存在差异。而这种信息获取的差异性和不对称性恰恰是造成部分村民在搬迁决策方面摇摆不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移民搬迁工程推进的步伐和实施效率。

（二）政府补贴和农户搬迁的资金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缺口。对一些搬迁中“顽固分子”的走访了解到，除了个别因为年岁大了，难舍故土，只求安身立命之外，他们不愿意搬迁的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举家搬迁所享受到的补贴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这也是我们在关于移民搬迁调查中常常遭遇的一种最为尴尬的情况之一――搬迁工程一旦启动，项目区相对富裕的农户很快会行动起来，而真正的贫困农户则左右为难，摇摆在搬与不搬的决定之间。在涞源县这样一个贫困山区的农村，原本以农为生，靠农立命，没有过多家庭积蓄，甚至每年的收入还不够贴补家用的部分贫困农户而言，他们认为即使有了政府的补贴勉强满足了他们搬迁的意愿，而在新的安置地重新“安家立业”需要支付比原居地更多的成本，对他们而言似乎“得不偿失”。

（三）培训资源供给与农户的就业技能需求不匹配。实地调研显示：首先，当地相关部门组织了部分针对农户就业技能方面的培训，但是这种培训机会一般的农户很难得到。加之，培训名额分配方面存在所谓“干部优先”、“干部亲属优先”等不良风气，普通农户在培训机会获取方面被严重边缘化；其次，参与过培训的农户中有人反映，培训内容过于单一化，有时候不是自己想做或者能做的，和自己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出入，同时也不知道搬迁后到安置地是否能够用得上；最后，就是培训消息的时间相对滞后、培训时间安排和自己时间安排上存在冲突等，也使得很多农户无法及时并完整地参与全程培训。

（四）原居地财产处置和安置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系统再造缺乏事前规划。对涞源县相关村庄的调研了解到，目前对移民搬迁户而言，其主要家庭财产包括住房、土地等都在原居地；而在新的安置地虽然可以享受到诸如水电、交通、教育、医疗等方面比原居地更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但是基本没有属于农户自己的生产性资源和财产。所以，很多农户顾虑一旦举家搬迁，原居地的房屋和土地等如何处置？安置地的家庭生计如何去维持？因此，原居地财产处置和安置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系统再造成为制约当地贫困农户搬迁的又一重要因素，而克服这一障碍，就必须对移民搬迁户在原居地的财产处置和安置地生计系统的再造提早进行规划设计和相应的咨询服务供给。

三、推进和完善贫困山区移民搬迁对策建议

第一，强化宣传教育，提高农户对移民搬迁的认知水平，增强自主性，遏制在搬迁事宜上“等、靠、要”的思想。强化宣传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让搬迁户能够全面了解移民搬迁的目的、流程和政策支持等方面的信息，避免因为信息疏漏或者不知情而对搬迁工程推进造成不良影响。同时，宣传教育还要让农民充分地了解搬迁是为了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但这绝不意味着搬迁是政府的责任，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就可以完成的。一些农户把自己不能完成搬迁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政府，把搬迁的经济负担都转嫁给政府，自己不积极主动的筹集资金，寻找办法，这种消极的心态是错误的，在进行宣传教育的过程中要特别指出，通过强化宣传教育，让农户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项目中来。

第二，强化政府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工程中来，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和严格规范的资金监管机制。因为搬迁户绝大部分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户，因为家庭储备资金极为有限甚至根本没有，搬迁所需资金以及家庭生计再造的资金投入是他们不得不考量的问题，也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在移民搬迁过程中资金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是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首先，尽量加大政府扶贫力度；其次，鼓励社会力量更多地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实施点对点的精准扶贫；最后，需要金融机构的支持，放宽贫困移民的贷款利息政策。

第三，加强对搬迁户劳动力技能培训，为其再就业和家庭可持续生计系统再造提供支持。对于纳入移民搬迁计划的农户，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提前设计和开设更多关于就业技能支持的培训班，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为进一步再就业提供良好基础。在新的安置地，鼓励和支持周边的原居民和有经验的中小企业经营者进行“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甚至是“以点带面”的帮扶活动，这不仅有助于新迁入居民的生计系统再造，同时也能够帮助他们更快地融入当地社群。

第四，以村为单位，妥善规划和解决搬迁户在原居地滞留财产的管理处置问题以及安置地相关财产权的获取问题，保障搬迁户能够“安居乐业”。中国农民，尤其是年长的农民都有一种乡土情结，顾家守业的思想，他们认为家是“根”，根不能丢，所以宅基地和耕地承包地问题是移民搬迁工作中必须解决和处置好的首要问题，可以通过政府激发创业者创业或志愿者进行原居地财产的承接，从而改变村民搬出后原房屋无人看管和耕地可能荒废的现状。当然更重要的是解决村民安置地的进入权的问题。必须要明确“初来乍到”的新迁入居民在新的安置地的房屋产权以及社区成员权资格，以保障其基本的房屋使用、土地租赁等权利的获取。

第五，做好对搬迁户的跟踪评估，最大可能地减少其返贫的机会。定期对搬迁户进行走访调查，了解他们搬迁后在安置地的生产、生活最新动态，如政府补贴落实情况、家庭劳动力就业情况、子女受教育情况等，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户搬迁的后顾之忧和出现的各种问题及困难。尽最大努力减小搬迁户返贫的可能性。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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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07CZZ002),湖南省软科学基金(2007ZK2011),湖南省社科基金(06YB56)的阶段性成果｡

纵观中国几十年的扶贫历程,大规模的政府参与是中国消除贫困的突出特点和优势之所在｡依靠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大量的资金注入,中国贫困人口数量迅速下降｡但是,这种“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全面发展”的扶贫道路受到了中国自上而下的层级权威的限制,从而形成了一种以行政区划分割为扶贫责任分担的范式,没能有效地整合现有扶贫资源,也越来越不能适应我国当前的扶贫实践,不能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笔者把这种扶贫治理模式称为“内向型扶贫”或“闭合性扶贫”｡而突破“闭合性扶贫”的良方,应首选地方政府合作扶贫｡

一､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概念厘定

在我国,合作扶贫的涵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国际援助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扶贫｡这些国际机构包括多边组织､双边组织和民间组织三种类型｡国际援助机构的扶贫行动往往受到他们自身的理念与目标､中国政府的扶贫战略以及中国贫困人口的实际需求等几个方面的影响｡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扶贫资金的不足､促进扶贫模式的创新､推广和促进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等三个方面｡第二个层面是东西协作扶贫｡东西协作扶贫是“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期间提出的一项措施,其目的是动员东部发达省市的力量对口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和贫困人口的脱贫｡具体的帮扶方式有:无偿捐赠资金用于教育､卫生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捐赠生产和生活物资,用于支持农户的农业生产和救济农民的日常生活;经济技术协作,例如利用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管理､市场和贫困地区的资源及廉价的劳动力进行合作生产和经营;人员的双向交流,发达省市派技术人员和青年志愿者到贫困省区提供服务,贫困省区派行政和技术干部到发达省市接受培训和挂职锻炼,输送劳动力到发达地区就业｡第三个层面是指党政机关定点扶贫｡定点扶贫是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利用自己的资源,定点扶持部分国定贫困县｡其目的是动员政府部门､国家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参与扶贫工作,以补充中央的扶贫投入并利用各业务部门的专业力量进行扶贫｡其最大特点是扶贫内容和方式与各部门的业务工作密切联系｡

从这三个层面的涵义可知,只有第二个层面的涵义涉及到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而本文所谓的地方政府合作扶贫主要侧重于此,但又不仅仅停留于此｡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核心在于扶贫,也就是说,各方合作的目的在于缓解贫困｡因此,作为合作主体的地方政府来讲,其范围就很宽泛,不仅是东西两极的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合作,还包括贫困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合作;就区域位置来讲,还包括邻近区域与非邻近区域之间的合作;就区划层次上来讲,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涉及到地方政府各个层次的各种排列组合｡因此,所谓地方政府合作扶贫则可定义为:我国各个层次的地方政府之间因为扶贫目的而结合在一起的活动｡

相对于当前合作扶贫的三层涵义,地方政府合作扶贫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其一是市场推动｡地方政府之间因为某种目的而借助于市场的力量自愿结合,而非中央政府的强制性推动｡其二是竞争性合作｡在我国,各个地方政府都在统一的行政制度约束下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和地方的实际情况寻求发展,因而竞争是必然的,它涉及到各种各样的资源竞争｡但是,在各自的理性驱动之下,地方政府也会因为某种利益的需要而采用合作竞争的方式,即所谓的“竞合”,以寻求多赢｡其三是融扶贫于区域发展目标当中｡区域化是当今世界成为地球村的重要表现形式,以区域的形式来推动地区的发展是各个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在某些有地理､经济､历史联系的不同区划,要发展必须以整体区域的形式参与更大范围的竞争,从而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更好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因此,区域发展成为地方政府努力的重点｡即使是贫困地区,也可能会整合资源,以整体的方式来吸引外来资金和政策资源｡随着区域的不断发展,贫困也会有不同程度的缓解｡

二､利益互补: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现实基础

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形式也可划分为: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与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扶贫､次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与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扶贫和贫困地区地方政府与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扶贫｡我国东西协作扶贫即为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与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典型,也是能够被人所接受的一种情况｡但次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与贫困地区地方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扶贫则不那么被人理解,有一种说法是:都是不发达地区,都一样落后,没有什么优势可以让对方利用,完全无合作的必要,也不可能实现缓贫的目标｡其实不然!每种合作形式都存在着合理的基础,即合作是因为存在利益互补｡

其一,发达地区在近20多年的发展中,凭借国家的优惠政策利用自身潜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这种单极的发展可能因为缺少腹地支撑而没有后劲｡当其地区内的生产和消费市场饱和时,就会向外扩展,把某些资源性的前续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放在较落后地区,对于一些贫困地区来讲,如果拥有较丰富的资源则会很容易被发达地区选择为发展的伙伴｡在合作过程中,贫困地区的各种资源优势与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结合起来,相得益彰｡从而,发达地区能够获得持续发展的机会和可能,贫困地区也能够把很多资源利用起来,实现原来不能有的经济收益｡

其二,贫困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扶贫相较于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扶贫有其特点和优势｡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合作扶贫经过十几年的扶贫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这种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推动并不能使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建立持续的联系,因而其边际效益在递减｡贫困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有以下几个条件:一是两个或多个贫困地区在地理上连成一个整体,属于某一个地理区域;二是两个或多个地区在资源或者其他方面,如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一致或互补;三是两个或多个贫困地区都有合作扶贫的意愿,都希望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通过整体规划来提升区域的竞争力,在区域发展的基础上缓解各自的贫困程度｡透过以上条件可以看出,贫困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关键点不在于是否真正贫困,而在于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否能够促进区域整体发展｡在我国,贫困地区已经从最早的集中连片减少为“小集中,大分散”的布局｡在某些区域,贫困地区往往是连在一起的｡这些局部连成一片的贫困地区相对于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来说就具有天然上的优势｡比如,湖南的湘西自治州是湖南省国家级贫困县的集中地､井冈山革命老区则集中了江西和湖南的多个国家级贫困县｡这些贫困地区地方政府之间如果能够抓住其区域特点,合理利用其区域优势,联合起来发展将会是不错的选择｡

三､制度安排:走向良性合作扶贫的必然选择

地方政府合作扶贫应该有如下一些制度安排:

1.地方政府合作扶贫要以全面的信息协调为基础｡合作扶贫并不是必然会给区域发展带来利益,也不必然会起到缓贫的作用,甚至,协调不好还会有反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在合作之前必须从各个方面进行信息的沟通与协调:其一,合作地区之间是否有相关性｡相关性是地区合作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任何相关性那么最好不要合作｡相关性体现在文化传统的相关性､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政治上的相关性和地理上的相关性等方面;其二,合作地区之间是否具备互补性｡没有互补性的同质要素之间可能就会相排斥｡合作区域之间在经济发展､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产业结构和市场政策等方面要有一定的互补性｡其三,合作地区之间是否能够在各项政策措施上达成一致｡因各地政策运作环境及行政环境不一样,为了各自的利益必须要在很多方面协调一致,如果没有协调的可能,那么合作是不能够实现的｡其四,地方政府自身是否作好了准备｡合作扶贫要由地方政府通过相应的政策来推动,地方政府必然在区域合作中起主导作用｡各地是否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对利益进行取舍｡合作扶贫不只是能够获得利益,有的时候也要牺牲某些利益,那么,作为合作方的地方政府是否都能够为了建立在区域发展基础上的缓贫目标做出一定的牺牲呢?如果没有放弃部分利益的心理准备,合作扶贫是不可能实现的｡

2.建立合作扶贫的组织体系｡合作扶贫是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共同行为,因此,必须设立一定的组织来承担相应的职能｡合作扶贫组织可以是常设的,也可以是非常设的｡常设的合作扶贫组织应该在各个地方扶贫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起来,承担扶贫规划､扶贫资金和资源的分配､扶贫方式和对象的确定､扶贫绩效的评估等职能｡非常设的合作扶贫组织可以由各个地方的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牵头,由某一政府主管领导负责组建一个协调委员会｡协调委员会的职能主要在于扶贫规划以及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扶贫工作｡无论是常设性组织还是非常设性组织,地方政府要在人､财､物､制度等资源上给予支持,赋予它一定的地位,从而保证信息在地方政府间畅通交换,另外还应该有一定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协调机制因组织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离不开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地方政府行政首长之间的协调机制,由最高行政部门负责人就区域发展和缓贫进行专门的讨论;第二个层次是地方相关部门负责人联席会议,由各相关部门就各自的职能履行情况进行专门的汇报,在经过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统一的发展策略;第三个层次是扶贫项目讨论会,每一个涉及到区域内部发展的扶贫项目必须以整体的名义予以争取,以整体的名义进行开发和建设,并实现利益共享｡沟通和协调是建立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的｡信息公开制度一方面要求建立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信息通报制度,另一方面也要求构建专门的合作扶贫信息平台,如电子政务,使相关信息为大家共享,特别是帮助贫困地区走出“信息孤岛”｡

篇7

国家社科基金(07CZZ002),湖南省软科学基金(2007ZK2011),湖南省社科基金(06YB56)的阶段性成果;

纵观中国几十年的扶贫历程,大规模的政府参和是中国消除贫困的突出特征和优势之所在;依靠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大量的资金注入,中国贫困人口数量迅速下降;但是,这种“政府主导;社会参和;自力更生;开发扶贫;全面发展”的扶贫道路受到了中国自上而下的层级权威的限制,从而形成了一种以行政区划分割为扶贫责任分担的范式,没能有效地整合现有扶贫资源,也越来越不能适应我国当前的扶贫实践,不能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向;笔者把这种扶贫治理模式称为“内向型扶贫”或“闭合性扶贫”;而突破“闭合性扶贫”的良方,应首选地方政府合作扶贫;

一;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概念厘定

在我国,合作扶贫的涵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摘要:第一个层面是国际援助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扶贫;这些国际机构包括多边组织;双边组织和民间组织三种类型;国际援助机构的扶贫行动往往受到他们自身的理念和目标;中国政府的扶贫战略以及中国贫困人口的实际需求等几个方面的影响;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扶贫资金的不足;促进扶贫模式的创新;推广和促进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等三个方面;第二个层面是东西协作扶贫;东西协作扶贫是“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期间提出的一项办法,其目的是动员东部发达省市的力量对口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和贫困人口的脱贫;具体的帮扶方式有摘要:无偿捐赠资金用于教育;卫生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捐赠生产和生活物资,用于支持农户的农业生产和救济农民的日常生活;经济技术协作,例如利用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管理;市场和贫困地区的资源及廉价的劳动力进行合作生产和经营;人员的双向交流,发达省市派技术人员和青年志愿者到贫困省区提供服务,贫困省区派行政和技术干部到发达省市接受培训和挂职锻炼,输送劳动力到发达地区就业;第三个层面是指党政机关定点扶贫;定点扶贫是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利用自己的资源,定点扶持部分国定贫困县;其目的是动员政府部门;国家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参和扶贫工作,以补充中心的扶贫投入并利用各业务部门的专业力量进行扶贫;其最大特征是扶贫内容和方式和各部门的业务工作密切联系;

从这三个层面的涵义可知,只有第二个层面的涵义涉及到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而本文所谓的地方政府合作扶贫主要侧重于此,但又不仅仅停留于此;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核心在于扶贫,也就是说,各方合作的目的在于缓解贫困;因此,作为合作主体的地方政府来讲,其范围就很宽泛,不仅是东西两极的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合作,还包括贫困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合作;就区域位置来讲,还包括邻近区域和非邻近区域之间的合作;就区划层次上来讲,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涉及到地方政府各个层次的各种排列组合;因此,所谓地方政府合作扶贫则可定义为摘要:我国各个层次的地方政府之间因为扶贫目的而结合在一起的活动;

相对于当前合作扶贫的三层涵义,地方政府合作扶贫有几个突出的特征摘要:其一是市场推动;地方政府之间因为某种目的而借助于市场的力量自愿结合,而非中心政府的强制性推动;其二是竞争性合作;在我国,各个地方政府都在统一的行政制度约束下按照中心政府的要求和地方的实际情况寻求发展,因而竞争是必然的,它涉及到各种各样的资源竞争;但是,在各自的理性驱动之下,地方政府也会因为某种利益的需要而采用合作竞争的方式,即所谓的“竞合”,以寻求多赢;其三是融扶贫于区域发展目标当中;区域化是当今世界成为地球村的重要表现形式,以区域的形式来推动地区的发展是各个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在某些有地理;经济;历史联系的不同区划,要发展必须以整体区域的形式参和更大范围的竞争,从而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更好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因此,区域发展成为地方政府努力的重点;即使是贫困地区,也可能会整合资源,以整体的方式来吸引外来资金和政策资源;随着区域的不断发展,贫困也会有不同程度的缓解;

二;利益互补摘要: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现实基础

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形式也可划分为摘要: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和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扶贫;次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和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扶贫和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和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扶贫;我国东西协作扶贫即为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和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典型,也是能够被人所接受的一种情况;但次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和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非凡是贫困地区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扶贫则不那么被人理解,有一种说法是摘要:都是不发达地区,都一样落后,没有什么优势可以让对方利用,完全无合作的必要,也不可能实现缓贫的目标;其实不然!每种合作形式都存在着合理的基础,即合作是因为存在利益互补;

其一,发达地区在近20多年的发展中,凭借国家的优惠政策利用自身潜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这种单极的发展可能因为缺少腹地支撑而没有后劲;当其地区内的生产和消费市场饱和时,就会向外扩展,把某些资源性的前续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放在较落后地区,对于一些贫困地区来讲,假如拥有较丰富的资源则会很轻易被发达地区选择为发展的伙伴;在合作过程中,贫困地区的各种资源优势和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结合起来,相得益彰;从而,发达地区能够获得持续发展的机会和可能,贫困地区也能够把很多资源利用起来,实现原来不能有的经济收益;

其二,贫困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扶贫相较于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扶贫有其特征和优势;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合作扶贫经过十几年的扶贫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这种中心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推动并不能使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建立持续的联系,因而其边际效益在递减;贫困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有以下几个条件摘要:一是两个或多个贫困地区在地理上连成一个整体,属于某一个地理区域;二是两个或多个地区在资源或者其他方面,如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一致或互补;三是两个或多个贫困地区都有合作扶贫的意愿,都希望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通过整体规划来提升区域的竞争力,在区域发展的基础上缓解各自的贫困程度;透过以上条件可以看出,贫困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关键点不在于是否真正贫困,而在于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否能够促进区域整体发展;在我国,贫困地区已经从最早的集中连片减少为“小集中,大分散”的布局;在某些区域,贫困地区往往是连在一起的;这些局部连成一片的贫困地区相对于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来说就具有天然上的优势;比如,湖南的湘西自治州是湖南省国家级贫困县的集中地;井冈山革命老区则集中了江西和湖南的多个国家级贫困县;这些贫困地区地方政府之间假如能够抓住其区域特征,合理利用其区域优势,联合起来发展将会是不错的选择;

三;制度布置摘要:走向良性合作扶贫的必然选择

地方政府合作扶贫应该有如下一些制度布置摘要:

篇8

现行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如何为贫困农户提供贴心、及时的服务”等突出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农村小额信贷的运行表现———对贫困农户的实际瞄准状况的考察，发现其症结所在。为那些无力提供担保（抵押）品而被正规金融组织拒之门外的客户授信的小额信贷，其运行中所显现的问题被认为是全球最艰难的金融问题之一，而针对贫困农户授信的农村小额信贷问题尤甚；不容回避的现实是，作为最初被认为是一种成功的扶贫手段和向贫困农户直接提供较高利率的无资产担保的特殊制度设计，农村小额信贷仍然是迄今能够找到的保障贫困农户获得信贷这一基本人权的次优选择。

从其本来定位看，农村小额信贷应该是直接瞄准贫困农户的，或者说它直接瞄准的是某一类特定群体———授信最困难人群。然而，在“商业可持续”的主流语境下，农村小额信贷渐渐远离真正贫困的农户而出现“瞄而不准”的严酷现实，而屡遭诟病。

对农村小额信贷“瞄而不准”问题的探析，当然离不开对其瞄准机制的研究。从一般运行机理来看，瞄准是为了击中目标，瞄准的结果———是否击中靶心或者偏离度多少，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瞄准的技术、瞄准的工具及其背后的影响因子。农村小额信贷的瞄准，旨在为贫困农户提供进入农村信贷市场的平等机会；但这种瞄准能否真正做到“真扶贫”而“扶真贫”,取决于这种信贷制度的设计导向以及基于这一导向的技术创新手段即瞄准工具的运用。其中，政策瞄准工具是直接瞄准，市场瞄准工具是间接瞄准；[2]而瞄准的结果会影响农村小额信贷市场的分配。瞄准工具不同，瞄准成本也有差异。农村小额信贷虽是缓解贫困农户进入信贷市场障碍的制度安排，但它并不能自动地实现其在贫困农户之间的合理分配，过高的交易成本会阻止最贫困者进入信贷市场。因而在与成本的较量中，农村小额信贷能否瞄准目标群体即贫困农户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瞄准这个目标群体，是衡量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二、“尤努斯模式”及其警示

小额信贷自1970年代末诞生以来，类似“小额信贷是高利贷”、“小额信贷吸穷人血”的争议从未停歇；其背后是小额信贷特别是农村小额信贷所遭受的发展困扰———往往难以求得扶贫与赢利的双重目标平衡，其深层背景则是福利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覆盖面”与“可持续性”两大价值取向的长久之争。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被贴上“道德”标签的“尤努斯模式”（GB模式）以及这一模式的复制版印度小额信贷的本土之“危”,正是对此的真切反映。

（一）GB模式的镜鉴：格莱珉银行瞄准的其实只是“亚穷人”.

鉴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出于收入难以覆盖成本的考量，一些小额信贷组织往往是“扶假贫”或“假扶贫”: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对授信困难群体有利的贷款方法，但可能并不明确宣布放弃扶贫的目标和宗旨。这就是理念与现实的无情差距。中国信贷式扶贫成就乏善可陈，但尤努斯的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作为全球小额信贷先驱，扶贫成就令世界瞩目。尤努斯打造的“穷人的银行”,其股份的96.5%为贫困妇女所有，就是很好的例证。其非凡意义在于：作为最接近穷人的信贷，小额信贷具有很强的社会道德魅力。正基于此，GB模式常被作为瞄准穷人的小额信贷模式成功范例来提及。

然而，最接近穷人的信贷并不等于穷人的小额信贷，换句话说，小额信贷瞄准的偏差，即便是格莱珉银行也不例外。经典的福利主义的小额信贷模式，尽管奉行的是为核心贫困阶层提供信贷服务、更注重帮助穷人中的赤贫者以及脆弱集团中的最脆弱群体的宗旨和理念，但其在保持目标集团不偏离的前提下，面对高成本的困扰，亦开始追求机构的可持续性。GB机制的运行规则是：通常不直接与单个贫困农户发生联系，而是与项目实施最基层的小组和中心发生关系（“求存者（乞丐）贷款计划”仍只是特例或个案而并不影响其总体业绩）；出于对高还款率的要求和对赤贫者贷款消费化的担心，加之小组或中心的纪律驱使，GB模式会努力甄别出核心穷人并将他们排除在外。可见GB瞄准的并非最贫穷的群体，只是“亚穷人”而已。

（二）小额信贷的印度之困及其警示。

“尤努斯模式”的印度版（随着GB模式向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迅速推广，论文格式印度是其中最有影响的国家之一）却在赚钱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快。2010年10月发生在印度小额信贷中心安德拉邦的小额信贷危机，给全球小额信贷机构敲响了警钟，也引发了对小额信贷的扶贫性和对“尤努斯模式”的一片质疑。

小额信贷的印度之“危”,主因是由非政府组织转型的或直接成立的商业化小额信贷机构，一味满足股东、投资者和管理层所要求的高回报的做法，损害了弱势借款人权益，潜藏的问题必然会爆发。印度小额信贷正转变着利润制造的方向，变得很具侵略性且想赚快钱。[3]那么，小额信贷能够回到它最初的精神中去而肩负服务于穷人并帮助他们脱贫的使命吗？小额信贷的印度事件权当是个案，是小额信贷“成长中的烦恼”.阵痛之后，小额信贷仍将在全球强劲发展，因为支撑这一行业的已不再是信念，而是30亿低收入群体坚实的需求以及过去三十年来发展起来的成熟的信贷技术和运营体系。透过“尤努斯模式”的印度之“危”,得到的几点警示是：其一，背离社会福利目标而以纯粹商业目的来经营小额信贷终将行不通；其背后仍是小额信贷发展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寻求既向低收入人口大量开展金融服务又能实现金融可持续成长的一种模式———的困扰。由此，小额信贷组织要坚守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两个底线。

小额信贷的印度之“困”,昭示着“尤努斯模式”的全球之“伤”,但这未必是“尤努斯模式”本身的错。事实上，格莱珉银行至今运营良好本身就表明，其所代表的小额信贷模式还是在赚钱，问题在于这个钱是大钱还是小钱，是快钱还是慢钱。因而问题的关键还是如何把握扶贫与商业可持续的平衡问题。其二，“尤努斯模式”印度之“危”中的“机”在于：它无疑将推动全球小额信贷的新变革，从而也为中国小额信贷事业发展提供镜鉴。在此要特别注意防止出现对小额信贷健康发展势头的逆转，防止出现对以“尤努斯模式”为代表的小额信贷既有模式的盲目崇拜；同时要注意发展的节奏，基于“稳步”和“健康”原则，实施行业健康发展的引导和有效监管。其三，在微金融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也是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部分的中国小额信贷，其事业的健康发展，必将为其国内的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文化氛围、技术创新手段支撑，为中国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建设提供样本和示范。[ LunWenData.Com]

三、农村小额信贷在区域和人群上都偏离了初衷

（一）基于“区域—人群”传递机制的农村小额信贷组织的理性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78年）的体制改革推动式扶贫、第二阶段（起于1980年代中期）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第三阶段（从1991年起）的重点攻坚式扶贫、第四阶段（自2001年起）的参与式扶贫。我国现行的参与式扶贫的政策框架，其基本要点可以归结为：满足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和扶贫的双重目标，坚持以项目为中心；实行区域瞄准方式，即主要是以贫困村为对象的村级瞄准方式来推动政府主导的全社会扶贫。我国现行扶贫政策的制定，仍然是以区域而不是以人群为基调的。虽然现行扶贫政策基调改以前的瞄准贫困县为瞄准贫困村，这是瞄准区域的范围的缩小———从县域到村域，但仍然没有能够到户、到人，尽管只是“一步之遥”,但仅此可能就是“咫尺天涯”,对于偏远地区尤其如此。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农村人口特别是贫困地区人口居住分散，如贫困和最贫困地区大多分布在西部，而西部地区恰是我国人口的稀疏地。[4]如此，要真正将国家扶贫政策“送”到千家万户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这种基于区域的扶贫政策，使农村小额信贷难以按其本来的制度设计，形成对于特定人群的动态而精确的识别和瞄准机制。此其一，还有一种情况涉及我国扶贫资金的行走路线问题。我国的扶贫资金，主要包括财政资金、信贷资金，是按照中央、省（市、区）、地（市）、县、乡、村、贫困户的路径依序传递的，这个传递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才是本应该扶持的特定人群贫困户，可以想见，其中有多少“雁过拔毛”的动作。这种“区域—人群”传递机制，其效果不言而喻。在这个过长的委托—链中，权势群体会设法取得任何潜在利益的机会，利用制度漏洞与秩序缺陷进行合法寻租。显然，“战线”越长，管理成本越高，主导者或主政者就会做出一种理性选择。

对于农村小额信贷来说，道理同样如此。在这个程序化的、繁复的传递过程中，农村小额信贷瞄准的命中率就直接决定于其与管理成本的动态权衡；换言之，农村小额信贷的瞄准精度与管理成本往往呈现出反向变化态势———其瞄准命中率的逐步提高带来的是管理成本的不断攀升，其瞄准偏差的逐步加大带来的是管理成本的不断降低。因而中国农村小额信贷能否构建一种真正反贫困的瞄准机制，焦点在于在既定的政策框架下，如何以这种从上到下的、从区域到特定人群的资金行走路径为载体，在瞄准精度与管理成本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毕竟强调全部瞄准贫困农户的小额信贷需要得到额外的成本补偿。从理论上讲，小额信贷应该能够找到这个最佳结合点，但一旦进入实际操作，小额信贷就自觉不自觉地落入政策的“框框”,从而有意或无意地滑向了所谓的“可持续成长”一边———“可持续成长”的潜台词就是要赚钱。这是中国特有的强大的体制性力量和全球性力量的汇集，小小的农村小额信贷是无法改变的。

篇9

一、共圆中国梦：明确教师的价值追求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每一个春秋的执教，都是教师个人将自己的力量，汇入实现“中国梦”的大海的过程。

部分教师的正确价值观缺失。部分教师过分地看重个人的利益，没有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传承人类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崇高理想的神圣事业，以至急功近利，轻奉献、重索取，敬业精神弱化，责任意识淡化，少数教师从事“第二职业”，做有偿家教、开培训班、兼职社会培训机构等；部分教师心胸不开阔，处处计较个人得失，自己有困难或遇到难解的问题，就记恨于学校，记恨于同事甚至学校领导，心理很不平衡，总觉得自己吃亏，工作敷衍了事，对学生的教育教学极不负责；个别教师不遵守校纪、校规，混迹于社会，与社会闲杂人员亲近、火热，交往甚密，经常打麻将，或发牢骚，散布“马路消息”，严重损害人民教师的形象。

教师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梦想是美丽的，它是心底最美的期望；梦想是阳光的，它使人们由浮躁走向踏实，由彷徨走向坚定，由残缺走向完美。教育之梦任重而道远，待到我们的教育梦实现之日，也就是中国教育腾飞之时。农民耕耘洒下的是汗水，收获的是果实；而教师耕耘则用的是心血，收获的是人才。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就要一生奉献爱，尤其是对特殊的学生，要爱中求理解，爱中求信任.爱中求进取，爱中求转变。

教师的工作是平凡的，人生是清淡的，但教师肩上的使命却是神圣的。若每一位教师都甘于平凡，立足三尺讲台；若每一位教师都无怨无悔、奉献自己：若每一位教师都用爱去浇灌祖国的花朵，那么每一位教师都会美丽、风采。平凡教师梦的实现.一定是实现“中国梦”强有力的助推器。

二、张扬正能量：塑造教师时代形象

正能量原是天文学的术语，后多被引申为一切给予人向上和追求、促人行动的动力和感情。与人交流时，若言行中传递的信息能给人以希望，激发人的动力，这就是“正能量”。反之，就是“负能量”。教师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正能量，反映的是教师行为中所蕴含的深层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风尚等，体现的是教师整体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态度。

部分教师的劳动纪律观念有所松懈。学校多年来实行“弹性的签到坐班制”，要求教职员工按时签到上下班，并坐班守岗；教师确实因特殊情况，比如孩子年幼，需接送上学和放学、家中有特殊的实际困难等，可以延迟签到或提早离校；上午最后一节无课的教师，可以在上课的铃声响过之后，离校处理自己的事务；确实有事需处理的，教师可以在签到后向年级总指导临时请假离校。这一制度很大程度上有效地发挥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推动了学校工作的发展。然而，随着社会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发展，教育环境的日新月异，学校的教师队伍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学校的发展。

坚持以正面教育引导为主，传递正能量。教育需要培植正能量，首先，需要教师具有正能量，并且在课堂及生活中积极向学生传递正能量，培植学生的正能量。这样的教育才是真教育，这样的教师才是真教师。传递正能量，教师必须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更新与充实，通过各种方式促进自己的专业成长，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教育环境。多年以来，学校一直坚持开展正面的师德师风教育，向教师传递正能量，坚定教师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一是每学期都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组织教师进行思想政治学习。学习党的十会议精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法治热点面对面》《改革热点面对面》、“党的八项规定”等时政性理论，观看《雷锋》《焦裕禄》及其他弘扬奉献精神的影片，开展教师论坛，让一些先进教师现身说法，还组织教师参加“道德讲堂”等活动：二是通过黑板报、宣传栏、开学典礼、升旗仪式、每季度评选“身边的好榜样”等活动，弘扬教师身边的先进人物：三是通过校内网的“最新信息栏”，以及学校外网的“园丁风采”、“校园新闻”、“德育之窗”等栏目，大力宣传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四是对待教师工作的问题，或个别教师，学校是按制度办事（依法治校），让教师清楚什么事情不能做、不该做，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做、要做到什么程度，制度不只是对人的束缚，更是对人的保护。

教师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必须坚持为人师表，把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作为自己的毕生使命。一位富有人格魅力、为学生膜拜并效仿的教师，一定是一位注重修身立德、充满为人师表使命感的教师。教师个人的修身立德、为人师表，既是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基础，也是教师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三、忠诚于教育：增加教师生命长度

教师要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对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只有做到了“忠诚”，才会有事业上的敬业精神，静下心去教书育人，做优秀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有位名人说过，人生是海洋，希望是舵手的罗盘，使人们在暴风雨中不致迷失方向。

部分教师的教育教学方法显得简单、粗暴。有的教师依据学习成绩、家庭背景、经济实力等方面，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学生：对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和“不太守规矩”的学生，不给予关心和爱护，采取冷漠、辱骂、惩罚、讥讽等手段；对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经常出现偏袒行为。若这样做，势必会引起大部分学生的反感，不仅会影响学生学业的顺利完成，更重要的是会导致学生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出现扭曲，在孩子的心灵深处留下不可消失的创伤。近年来，有的学校教师出现一些浮躁现象：因学生出现一点违纪的事情，个别班主任就以偏概全，甚至在学生面前爆粗口，引起班级学生的强烈反感，最终工作无法开展：个别老师唯学生分数论，常揪住一些学生的违纪行为大做文章，以惩罚代替思想教育；一些教师唯教学业务量化分数论，只要自己所教班级的教学成绩比同级同科教师差，就只从学生身上找原因，用高压的方式强迫学生接受知识，结果是暂时提高了分数，却打压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忠诚于教育，生命才富有意义。忠诚于教育事业，首先需要奉献。“花的事业是尊贵的，果实的事业是甜美的，让我们做叶的事业吧，因为叶的事业是平凡而谦逊的。”这是雨果先生说过的话。其实教师行业就像默默奉献的绿叶，学生就像含苞欲放的花朵，绿叶时刻衬托着鲜花的美丽。在第三十个教师节，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提出“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的要求，明确地提出做好老师的四个标准：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学识；要有仁爱之心，同时强调指出，好老师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教学管理实践中、在教育改革发展中锻炼成长起来的。

四、执着地追求：做一个幸福的师者

理想信念是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对自身及国家未来发展所持有坚定不移的态度，是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集中反映。科学而崇高的理想信念是引领社会发展的旗帜，也是引领广大教师传播文明的指路明灯。

部分教师思想守旧，业务松懈。有少数教师安于现状、不求进取，教学缺乏创新，停留在传统教育模式下，“穿新鞋，走老路”，不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不注重提升自身能力；危机意识不够，竞争意识不强，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学校推行“研学助教”课堂教学改革，一些教师不是做改革的拥护者、支持者和执行者，而是冷言热讽谈改革、敷衍了事做工作；学校年度的教师业务考试，个别老师总借机请假或缺考；一些教师评上高级职称之后，对学校、教研组、年级组布置的各类活动，不是阻挠就是推诿，对所有的教育教学竞赛活动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理想信念是教师守望幸福的明灯。陶行知先生说，教师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近些年来，学校通过系列活动，搭建教师成长与发展的广阔平台，不断提升教师幸福指数。一是发挥领导班子的统领作用，牢固确立质量意识，依法依规治校，全面实施和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二是积极实施“引进来”策略，邀请专家团队和省内名师，指导开展系列教研活动，提升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三是组织部分骨干教师，外出洋思中学、衡水中学，以及省内外其他名校，开展学习和交流活动，并认真整合资源，充分结合实际，掀起课堂教学改革浪潮；四是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多渠道提高学校教师素质，比如每学期都开展2―3次全校性重大时政学习讲座、班主任工作论坛、论文年会及相关专题讲座、教研专题讲座，从校本教研角度丰富和充实教师的理论和业务素养；五是组织教师参加各类教学竞赛活动，夯实教师的业务素质：六是每年举行教职工文体活动，分年级和部门，男女教职工同组参与，在活动中增进教职员工之间的感情，有效地培植教师的协作与团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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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建工作

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健全体制机制。本学期学校党建工作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和常态化。调整了学校党总支和党支部的组成人员，规范了党费上缴制度，建立党建工作台账。

强化示范引领，学习教育从严从实。通过落实“主题党日”、深入开展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受到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办公室的通报表扬。组织全体党员观看“建国70周年阅兵”等活动，净化了党员的思想，发挥了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

（二）教师专业发展

10月份开展青年教师试卷讲评大赛。比赛全面展示了青年教师的各方面综合素质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促进了教师自身素质的提升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也彰显了青年老师的无限潜力。

继续实施了导师制。青年教师导师制，主要目的是通过“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制度，明确师傅和徒弟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示范和传、帮、带作用，不断提高青年教师的思想素质、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

（三）教育科研

1.继续落实“六环节”教学模式。加大教师与学生培训力度，课堂采取“导、思、议、展、评、测”方式，全面稳步推进高效课堂。

2.加强对教师课改进行监督与指导。学校专门成立学科教学督导小组，11月份开展课堂教学调研活动，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教学进行随堂听课，发现问题，及时反馈，专项指导，取得一定成效。

3.大兴教研之风，科研成果丰硕。多位老师科研课题获得国家或省级立项，胡燕萍老师的教学论文《诗歌鉴赏》和《浅谈〈囚绿记〉教学重点》发在《中国语文报》发表，周婷老师撰写的《浅谈高中学生解题能力培养的策略》在《中学生报》上发表，在省、市、县各级优质课比赛中，我校老师多人次获奖：周婷老师全国中学生数学教学改革创新优质课大赛获省二等奖，参加省中小学优秀教研成果评比课件比赛获省一等奖；张花莲老师参加省中小学优秀教研成果评比教案比赛获省二等奖；周一松老师参加第十一届省中学物理教学改革创新大赛优质课获二等奖；余斌老师在全省中小学实验说课比赛中获得省三等奖；万智欣老师在全市高中历史教师教学技能比赛中获市级一等奖；余斌老师在全市中小学实验教学说课评比活动中获高中生物一等奖；彭贞老师在全市中小学实验教学说课评比活动中获高中化学一等奖；彭珺儒在全市中小学实验教学说课评比活动获高中物理二等奖；胡艺方在全市地理教师优质课比赛中二等；刘梅花在全市地理教师优质课比赛中获二等奖；尹叶青在全市高中英语优质课大赛中获二等奖；蒋丽华在全市政治教师优质课比赛中获一等奖；龙进春在全省中小学实验说课比赛中获省级三等奖；吴文红在全市高中历史教师教学技能比赛中获二等奖。

4.学科竞赛成绩斐然。数学竞赛获全国二等奖6人，三等奖1人，省一等奖4人，省二等奖1人，省三等奖4人；物理竞赛获全国二等奖8人，全国三等奖8人；化学竞赛获省一等奖5人，省二等奖9人，省三省奖18人；生物竞赛获全国二等奖2人，全国三等奖5人；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比赛获全国二等奖1人，省级二等奖1人，市级三等奖1人，总获奖达72人次之多。

5.举办2020届高三第一次高考研讨。各位备课组充分准备，深入学习，积极研讨，为后阶段复习指明了方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四）教学常规

加强教学常规管理，规范教学行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严格按照上级要求，规范课堂教学行为，强化教学过程，重视教学细节，继续实行随堂听课制度。落实每周一次检查制度，写好检查情况并及时与教师、学生反馈。

坚持每日上课情况登记。每周每班发放一本《上课情况登记册》，及时记录各班每节课的上课情况，及时掌握教师的教学实况，进一步确保学生安全。

（五）学生管理

学校学生管理工作始终本着以“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教育育人”的原则，“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这里演绎精彩”，是县中人永恒的追求。

学校实行半封闭管理，对学校东门和北门进行封闭。每月开展主题教育，一年有八个活动主题，如“安全与行为规范教育月”“文明礼貌教育月”教育实践活动等。政工处、团委、学生会联合起来，以征文、演讲、书信等形式开展系列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接受教育、健康成长，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清新向上、文明和谐的校园文化环境。校团委荣获五四红旗团委。

（六）安全教育

健全各项制度，确保安全管理规范有序。学校继续完善了一系列安全工作制度：《教师上课学生安全工作流程》《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措施》《学校安全事故报告制度》《校内安全定期检查制度》《门卫制度》《班主任法制、安全、文明教育工作责任状》《安全工作管理试行办法》《校园饮食卫生管理条例》《饮用水管理制度》《校舍安全管理制度》《用电和用火安全管理制度》等。

坚持“以防为主”的方针，按照“以人为本，防范严密，控制有力，全面设防”的要求，全面提高“人防” “物防”“技防”的立体安全防范网络。抓实思想教育，着力提升宣传教育实效。坚持开展包括自救自护常识、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网络安全、校舍安全、校园周边环境安全、危险化学药品安全、学生居住地安全、用电安全、防踩踏、防溺水、防、防、防暴恐、防盗抢、防诈骗、防传销、防煤气中毒、防疾病、防欺凌等安全教育。每周都有安全工作安排，经常性的在升旗仪式上对安全工作进行专题讲解和知识宣传，在全校营造 “人人讲安全，个个重安全”的良好氛围。

（七）教学质量

在全体师生的大力支持下，尤其是20全体师生奋力拼博下，2019年我校高考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全校文化类本科上线740人，其中一本上线331人；600分以上99人；全市考取清华北大的人数共22人，我校就有8人。考取清华北大人数列全省第七名，全市第一名，并且连续三年获得全市文科状元。获得县级高考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八）校园建设

本学期完成了教师生活区停车场建设工程，并把生活区与教学区隔离开来，使得学校布局更加合理，同学的出行安全更有保障。完成了新建综合楼的拆迁工作，12月27日已经动工建设。

（九）后勤管理服务

学校的公寓管理以优质服务为基础，以科学管理为手段，达到服务育人的目的，实现“服务、管理、育人”有机结合，采用学生公寓物业托管、学校监管相结合的办法，本学年学校加强了寝室管理力度，更换了学生寝室铁架床，使得学生安全更有保障，寝室内务和就寝纪律也明显好转。

学校食堂本着“高标准，严要求，高质量，严管理”的原则，加强食堂工作管理和食品安全监督，切实保障师生饮食安全。本学期完成了学校食堂的升级改造工作，极大的改善了师生用餐条件，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十）体艺教育

体艺工作取得较好成绩。一年来，我校抓实体育艺术工作，参加县中小学田径运动会成绩喜人，取得了全县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举办了吉安县立中学第二届艺术节暨洪山基金颁奖晚，节目水平有较大提高，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十一）脱贫攻坚

我校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号召，打赢脱贫攻坚战。继续开展“脱贫攻坚，结对帮扶”工作，全校行政每人挂点2－4户贫困户，每月按规定前往吉安县桐坪镇枫冈村开展扶贫工作，全校党员与金家岭社区结对帮扶，深入一线，了解户情，结合帮扶对象的家庭状况，致贫原因，扶贫需求等综合因素，做到因户因人，精准施策。

一年来，学校领导班子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使我校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荣获了2019年县办学绩效考核先进单位，高考先进单位，十七届全国创新英语大赛优秀生源基地，吉安县中小学田径运动会高中组团体总分第一名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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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家乡,我的内心就涌起一股股暖流,仿佛和煦的春风吹遍全身；说起家乡,我的眼前不断播放着那一处处靓丽的美景。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志士在用文字表达着自己对家乡浓厚的感情，用隽永的文字歌颂着家乡的抚育之恩，那种莫名的乡愁，无限思乡的情感无不缭绕在每个游子的心头。常言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对于每个爱国爱家的人而言，对自己的家乡都有着浓浓的情怀。我的家乡楚雄，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它依山傍水，美景如画，屹立在云缠雾绕，巍峨壮观的哀牢山中，倒映在美丽的金沙江畔，吮吸着这一方水土的滋养。

一首《楚雄好地方》唱出了彝州美，家乡好，唱遍彝州大地。那一句句“高高乌蒙山啊长长金沙江啊……咱们彝州美啊楚雄好地方啊！”如魂牵梦绕般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瓜果飘香的元谋，恐龙之乡禄丰，风景秀丽的紫溪山……让来到这里的远方客人被这些美丽的景色迷住；三月草莓味甜美，五六月间樱桃、杨梅挂枝头，冬季还有冬桃来解馋，舌尖上的人间美味不就是在楚雄彝州吗？除此之外，在白云和青山绿水的掩映下，彝人古镇、紫溪彝村那一幢幢突显彝族特色的瓦房错落有致，与远山的翠绿融为一体，此情此景美不胜收；这一切让我们从中认识了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彝族，了解到了独具特色的彝族文化，品尝了美味的彝州小吃，让到过这里的每一个远方客人叹为观止，赞叹不绝，流连忘返！

随着祖国改革的春风，一项项民心工程深入人心，西部大开发，扶贫攻坚的层层落实，为祖国人民营造了一个幸福家园。在这样的美好时光中，为了让家乡人民能拥有一个和谐、温馨、优美的人居环境，彝州加快了发展的步伐。 文明城市的建设也拉开了序幕，更为家乡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祖国好政策的引领下，在家乡领导的精心规划中，彝州到处繁华热闹，到处欣欣向荣，到处绽放出绚丽之花。彝州的每草每木，每水每土都在歌唱着森林城市的“新韵”，四季在轮回，彝州的城市建设也是日新月异，天天在变，月月在变！变得越来越美！      

回想1994年我从偏远的山区走进楚雄就读初中时的城市面貌，那时的楚雄城区建设很小，建筑杂乱无章，一条条古老的街道并不是柏油马路，是用水泥和小石子混合铺成的；那时的城市交通工具大多是只能坐两人的人力黄包车，从郊区进城的大多是马车；那时城市周边都是山和田地，坝区人民进城也不是很方便，我们偏远山区进城更是艰难，既要转车还要步行才能回到家。随着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居民生活得到明显提高，回到我们现实生活中，30年来我的家乡楚雄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建筑处处高楼大厦，道路四通八达，街市熙熙攘攘，滇中大城市的建设使家乡更加辉煌灿烂。乡村建设也红红火火奔小康。过去村中的那些泥泞小路被宽阔的水泥路、柏油路代替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更多的方便。放眼望去，那一道道梯田，层层叠叠，季季如画，景象万千，到处呈现出一幅美不胜收的家乡风情。家乡建设越来越美，人居环境越来越好，发展越来越快，这一切的变化都离不开祖国的母亲温暖的怀抱。家乡的人民总是那么热情，朴实，好客。总是笑盈盈，美滋滋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家乡永别了那段贫困的历史，在祖国改革的春光中，让他们过上了优越的生活。国泰民安，幸福满满，这一切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祖国给予我们的抚育和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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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生态修复是对生态系统停止人为破坏，以减轻负荷压力，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身组织能力，使其向有序的方向进行演化；或者利用生态系统的这种自我修补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l,at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使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主要指致力于那些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受到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工作。

通渭县鹿鹿山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试点项目于2004年被列入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试点项目，经过3a实施，项目区内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林草覆盖率从52．30％提高到60．29％，农户人均纯收入由1613．80元提高到1967．20元；生态、经济系统开始良性循环，该项目的实施为本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初步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基本情况

通渭县鹿鹿山水土保持生态修复项目是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生态修复试点项目。实施期为2004—2006年，项目区年均降水量500ram，年均气温3～5oC，适宜各类生物生长，属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三副区。该地区为石质山地，项目区辖陇阳、北城、寺子3乡，12个行政村54个村民小组，总人口7839人，人口密度84人／km，全部为农业人口，农业劳动力4706人。人均土地1．19hm，人均耕地0．26hm，总面积93．30kmz。完成封禁面积56．25km2．人工补植9Ohmz,人工种草277．5Ohm2,设立封禁工程围栏5km、标志碑5座、标语牌9O个、封育区“四至”边界标志界碑600个；新建管理房3间、示范养殖圈舍150座。布设植被监测点5个、气象观测点1个、径流泥沙监测点1个，选择监测典型农户60户。

2生态修复成效

生态修复是指对生态系统停止人为破坏，以减轻负荷压力，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身组织能力，使其向有序的方向进行演化；或者利用生态系统的这种自我修补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主要指致力于那些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受到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工作。

该项目实施后，项目区水清、山绿、水土流失减轻，群众的思想观念转变，实现了生物、产业趋于多样化，取得了明显的生态效益、蓄水保土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据测算，到项目实施年限末期，林草覆盖率从52．30％提高到60．29％；监测区年土壤侵蚀模数由1430t／km。·a降为964．40t／km项目区内农户人均纯收入自1613．80元提高到1967．20元；农、林、牧、副各业产值结构由基期的76．70：0．94：17．30：．5．06变为50．30：．1．07：29．50．：19．13；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为农地：林地：草地：荒地：其他=21．12：20．97：34．30：4．30：18．56。舍饲养殖数量6000多(只)，实现牛、马、猪、兔、鸡、鸽等多元化养殖。各产值机构有了较大变化，土地利用结构更加合理，使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开始良性循环。该项目的实施为本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初步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3几点启示

3．1科学规划，对位配套措施是实施生态修复工程的前提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是一项系统工程，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科学规划。在生态修复技术措施运用上，以保护和利用水土资源为核心，依据“源于自然，还于自然”的思想，为大自然恢复其自我修复能力创造条件，对位配置各类措施，以封为主，封禁、补造、抚育、管护并重，工程、生物、农艺措施相结合，生态修复与群众脱贫致富相结合的原则。使项目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隔离区，减少或禁止人、畜活动对生物群落的干扰和破坏，促使土壤质量正向发育，生态系统自我调控能力向健康状况演化。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3．2加强组织、建章立制、加大宣传是生态修复工程顺利实施的基础

生态修复是新时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重大战略调整，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加强生态修复的组织领导和部门协调，专门成立项目执行领导小组，健全管理机构、配备工作人员，明确和落实各部门的责任权属。制定和颁布有关项目建设的法规及管理制度，对生态修复区林草及其设施的管护管理提出具体的操作要求。做到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利用集市、庙会等多场合、多形式、多渠道对农民进行广泛宣传教育，印发传单、公告、宣传画及日历和手册。为生态修复的顺利实施提供组织保证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3．3建立部门联动机制，整合项目，为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提供资金保障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涉及农、林、水、环保、畜牧、财政、扶贫、科技等诸多方面，综合性很强，我们利用中央资金的主导作用和退耕还林草的机遇，深化投资管理机制改革，整合项目资金，统筹兼顾，合理规划，相互配套，镶嵌实施，达到资金技术、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有限的投入资金发挥最佳使用效益。在项目建设中，与相关部门在工程实施、科研和监测等方面密切配合，加强合作，全面提升生态修复的科技水平和效益，加快生态修复进度。在管理上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形成部门之间“各负其责，各尽其力，各投其资，各计其功”的工作机制。为生态修复工程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

3．4立足实际，政策引导，狠抓落实是实施生态修复的关键

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土地资源的开发必须符合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使其得到休养生息。必须按照“顺应天时，遵循自然规律；顺应市场，遵循经济规律；顺应科学，遵循市场规律”的原则，坚持川台河谷区发展全膜覆盖玉米、浅山区种植马铃薯、深山区发展畜草产业的种植结构调整思路，大胆探索，积极挖掘本地资源潜力，引导农民转变观念，大力发展玉米、洋芋、畜草、中药材等富民产业。通过政策引导，利益驱动，解决了许多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使支柱产业开发和扶贫攻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通过生态修复，既满足了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条件，又确保了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安定团结、人民安居乐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3．5依法监督，狠抓管护是生态修复效益正常发挥的保证

生态修复能力的体现根本在于彻底控制人为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一切干扰因素和防止水土资源的污染，关键是水土保持监督执法和封禁成果管护。为此，要采取以下强有力的措施：

①建立健全水保监督执法网络。县、乡、村、社四级执法网络组织机构健全，并逐级签订监督管护目标管理责任书，做到责、权、利绝对明晰。

②依法具体落实“三区”划分与“三权一案三同时”制度，严格管理，奖惩兑现。加强修复成果管护。

同时，对水保预防监督执法的检查情况纳入乡镇年终综合考核评比的内容，推行奖励机制，以管促封。使生态修复效益能够正常发挥。

3．6合理布设监测网络，为生态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监测工作所获取的基础数据，对于生态自我修复能力的研究及评价意义重大，根据基础监测指标体系和监测评价体系要求，合理布设监测网络，采用实地定点、定时，多方位、多层次、多目标、多样点统计调查的方法进行。着重做好以下监测内容：

①蓄水效益监测。定点观测和统计径流、土壤侵蚀、泥沙变化、流域降水量等数据，分析评价项目实施后的蓄水保土效益。

②生态效益监测。林地监测：采用多样点抽样调查法。草地监测：选用不同草地类型，采用刈割测定生长量等，分析评价了项目实施后的生态效益。

③社会效益监测。通过布设网点社经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调查方法，以定点观测和典型农户调查结合，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评价项目实施后的经济及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