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7 15: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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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府担负着维护社会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责任,掌握着主要的社会资源,具有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应急管理是政府协调社会功能的重要体现。当公共事件突发时,只有政府能调动社会资源并采用应对措施来解决突发公共事件。其次,《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了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的主导地位和责任。各级人民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落实责任,任何违反法律规定的不作为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2)公众具有参与政府应急管理的法定义务
《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参与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义务。因此,政府应急管理具有较强的社会性。虽然政府担负着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主导责任,但这并不代表公众就能不参与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最主要的就是动员公众,脱离群众,政府的社会动员将显得毫无意义,无法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因此,如果没有公众参与,突发事件应对所取得的效果就会很差,甚至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3)政府应急管理具有行政强制性
解决突发公共事件不同于其他行政行为,突发事件具有特殊性,政府在处理过程中的行为势必要随之发生变化,集中权力和决策,简化执行决策程序。因此,在应急管理中,政府的决策就会具有强制性,离开强制性,将影响到政府应急工作的效率,从而导致不必要的后果发生。但是,政府应急管理的强制性也要受法律法规约束。法律法规规定政府应急管理中政府做决策的程序、组织、方法,从而保证政府正确行使决策权。法律对政府应急管理强制性的规定,就是要让政府在正确作为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护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二当前地方政府应急管理存在的缺陷
2014年12月31日,在上海外滩广场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踩踏事件,该事件共造成36人死亡、40多人受伤,这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也暴露出相关政府在突发事件应急管中的突出问题,而这些问题作为一个缩影集中反映了我国政府在应急管理中存在的缺陷。
1事前预防准备不足
风险分析不到位,预防信息没有形成体系化在这次踩踏事件中,对大规模的人流集聚没有做出充分的估计和判断,而且也没有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在事件发生时,出现了无从下手的困境。同时,由于对事件发生估计不足,没有及时协调武警支援,预防与应急准备的各个环节严重脱节。
2相关资源准备不充足
在这次事件中,对人力资源的投入不合理,共700多名警力到场,但由于在事前没有对如何安排警力做出合理的部署,导致事故发生后,警力不能及时到位。
3安全监管制度落实不到位
安全无小事,很多公共事故的发生就是因为安全监管不到位才引起的。因此,加大对隐患的排查力度,可有效避免公共事件的发生。这次踩踏事件的发生就是因为没有做足安全监管方面的功课,风险分析不到位。因此,做好安全监管就必须要落实责任,不能让安全监管工作流于形式。
4责任追究不明确
公共事件的发生自然要追究其法律责任,从而做出法律上、行政上的处罚,惩前毖后。事实上,我国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但是,在责任认定上并不是十分明确。这次踩踏事件发生后,对于相关负责人的追究迟迟得不到定论,究其原因,这次踩踏事件不能算作安全生产事故。按照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只要违反了法律规定就必须要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但是在事故发生后却因为事故不能定性而不能认定责任,充分说明我国在责任追究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漏洞。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要从“运动员”、“教练员”变为“裁判员”,也就是说,政府要作为一个中立者来管理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宏观调控和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应该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政府只起掌舵作用而不是起划桨作用,这样可以缩小政府规模,减少开支,提高效率。因此,新公共管理认为,有效的政府并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也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而是一个能够治理并且善于治理的政府。反观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由于受传统管理观念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高校的决策和管理权限主要集中在学校层面。院(系)许多事务的决策权、人事设置权、经费分配与使用权等多种权力,都主要由学校决定,院(系)只能按学校的指令办事。这种观点在做相关研究的许多学者的文章中都有提到。这种情况与院(系)所承担的任务及责任极不相称,造成学校和院(系)之间的责任、权利义务不够清晰。这便出现了院(系)抱怨在其位,不谋其政;校级层只发文件,传达指示,高高在上,不能真正深入院(系)了解实际问题。而且,即使发现了某些问题,职能部门也没有及时解决或根本没解决。职能部门则满腹怨言,认为他们是无米之炊,面对院(系)管理过程中的许多实际问题有心无力。
2. 严格的管制和过程控制抑制了教师群体的积极性
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实行严明的绩效控制目标,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目标对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他们认为,虽然任何组织都必须具有规章才能运行,但是过于刻板的规章会适得起反。我们接受规章和繁文缛节以防止发生坏事,但是同样这些规章会妨碍出现好事。所以新公共管理认为除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之外,还应强调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强调成本——效率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主张对高级雇员的雇用实施有限任期的契约而不是传统的职位保障制。
高校是传播、探究高深知识的场所,高校教师的工作具有探索未知的不确定性,这一特质就决定了不能按照一般社会组织科层化管理原则对高校进行具体化和计量化的管理。然而当前高校为了使教师保证完成规定的计划任务,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约束条件和成文或不成文的隐性规制,事无巨细的界定了教师所应当遵循的行为规则和活动空间。通过访谈和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我发现,一般管理的“量化”指标也被运用于教学科研管理,如规定教师每年要在不同级别的刊物上发表几篇文章,每年要完成多少工作量,如果教师完不成学校规定的教学、科研的量化指标,教师的职称评聘和与职称挂钩的工资及奖金、住房等福利待遇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然而,教师工作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决定了并非所有的工作都能量化。比如教学态度、奉献精神等。以论文数量多少和发表的刊物等级来评定教师能力也容易造成急功近利和短视效应,客观上导致了粗制滥造,近年来饱受学界及舆论诟病的“学术腐败”不能不说与此有很大关系
3. 缺乏以结果为导向的经费绩效管理
新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是通过借鉴工商管理技术方法,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改善公共部门管理,提高公共部门的绩效,所以,绩效管理是公共管理的核心内容,它强调以“绩效”为导向,要求公共部门及其人员(公共支出机构)建立以产出和成果为核心的绩效指标,确立需要努力达到的绩效标准,从而告诉部门及人员应该做什么,目标和方向是什么。可见,绩效管理是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管理模式,放松对“过程”、“投入”等控制,强调对产出和结果负责。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短缺问题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人们对经费使用的效果却关注很少。在经费的管理中也缺少资金使用的绩效考核制度。很实施,政府已逐渐为大学“松绑”,大学也由此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办学自。毫无疑问,这些政策实施的根本目标就是增强高校的办学活力,建立与市场发展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实现高校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双赢”,政府重心下移后能否保证高校实现高绩效的管理,切实提高高等教育的水平,成了当前高等学校和众多专家学者最为关注的问题。
4. 后勤社会化、市场化改革难以推进
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管理应广泛引进市场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运用这种方式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管理中去,从而提高服务供给的质量与效率。因为竞争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优化服务态度。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已经进行多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随着改革的不断深人,前期改革积累的矛盾逐步显现,由于对改革中产生的问题缺乏准备和预案,近几年改革的进程明显受阻,甚至出现了进退两难的境况。时至今日,因为高校后勤产权明晰、机制转换、人员分流、资产管理、经费结算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困难,高校的后勤服务并没有真正实现市场化。
5. 顾客意识缺失
新公共管理将“顾客至上”思想运用到公共管理中,认为政府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建立服务型政府。以顾客为导向要求政府把关注的焦点从循着“命令链”往上取悦上司转变为取悦于顾客。因此,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负有责任的企业家,公民则是其“顾客”、“客户”,企业家式的政府应该是以顾客的需求为导向并提供较高服务效率的政府。在充满竞争、顾客取向的体制中,政府必须学会聆听顾客的心声并提供回应,通过对社会公民的需求做出回应,采取积极的措施,公正、有效地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如果政府机构能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他们就会胜出,否则就会萎缩,甚至可能衰竭。
反观我国高校内部管理工作,由于受传统办学思想和计划经济条件下高校管理体制的影响,我国高校普遍缺失顾客意识,如高校对自身的评价往往不是看学校培养出多少高质量的人才,而是看拥有多少著名的学者,多少博士点、硕士点;不是看学生有多少新的亮点(如创新能力、动手能力、学习成绩等),而是看有多少新的教学大楼;不是看先进设备的利用率,而是看有多少先进设备;不是看学生对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的满意和需求度,而是看专业设置、课程设置与师资结构的协调程度。因而,学校在制定发展规划、教学计划、管理目标以及工作考核时常常忽视学生的要求,客观上置学生于非主体地位。
参考文献:
[1] 温宁,盖志毅,陈世体.关于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重心下移及激励约束机制问题的研究[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7(03).
[2] RiChard I.Miller.An Entrepreneur Sees
2、提供更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服务行政”的提出改变了传统模式下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注重以公民满意度为导向,注重对效率的追求并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管理。坚持服务取向使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者,而成为优质、高效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信息技术和数据分析技术的进步为更加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提供奠定了技术基础,政府能够运用更先进的技术手段改变公共管理的方式,实现以往很难实现的公共服务目标。应急管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大数据时代,利用大空间尺度的数据库和传感器,政府能够快速获取地理、人口、灾害等方面的数据,更快捷地为应灾、救灾奠定基础。美国在黄石火山安装了数百个观测仪器,仪器观测的数据分为常规数据和异常数据,异常数据越多,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就越大。观测数据实时传递到预警系统,由预警系统进行快速甄别并通过网络对外。日本“311”大地震后的海啸预警也是大数据运用的典范。“311”地震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快速了海啸预警。之所以反应迅速,在于美国建立了覆盖全球的庞大的海洋传感器网络。通过海洋传感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能够及时获取并分析大量海洋信息,促进灾害预警的及时,为公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转移赢取时间。大数据也带来了公共服务方式的转变,降低了服务成本。随着数据存储成本的降低和数据读取速度的加快,警方能更多地存储各种社会信息以备执法和犯罪预警使用。如洛杉矶警方将基于数据分析的“犯罪热点图”运用到了日常工作中,在犯罪热点区域加强巡逻的警力,有效地降低了辖区的犯罪数量,维护了辖区的治安。
3、决策科学化与政民互动导向对于政府决策而言
大数据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提供尽可能多的详尽信息并对信息进行有效分析,促进决策科学化和管理精细化。例如,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局推动了大数据在辅助决策上的作用,通过在情报、侦查领域建立决策支持系统,推动了数据分析基础上的决策自动化。美国一些地方政府建立了县政工作数据系统,为减少交通拥堵、提升公共安全、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公共决策提供了更全面的数据支持。德国凭借自身较高的信息化水平,通过大型基础数据库和地方数据库的建设,重视在政府管理中运用数据资源服务公众和服务决策。德国的一些州政府建立了覆盖人口分布、地理数据、矿藏信息等领域的“中央数据库”,并提供相应分析软件。通过数据分析,州政府的各部门能获得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同时,大数据的发展使政府更加快速地由单向的公共服务提供向政民互动导向的公共服务提供转变。信息交流的便捷和频繁,让公共部门和公众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府在做一项公共决策时,再也不能仅仅只考虑自身的决策偏好和执行能力,而是要深入了解公众偏好,对公众的政策诉求做出及时回应。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公众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被更多地纳入到政府的决策视野中来。在此情景下,依赖传统的对社会进行分析的方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发展,如何利用好大数据资源,发挥网络和信息技术的优势,进行管理方式创新,成为政府避不开的重要话题。这种公共部门和公众的互动导向也成为目前西方公共管理模式的新动向。
在教学上,存在重理论知识、轻实战技能的现象。尽管近年来十分强调警务实战技能训练,但在教学内容及教材教法都存有与公安实战脱节的现象。在职民警培训中,目前各类培训班的课程基本上是政治理论、领导科学、公安业务、查缉战术等内容的组合,实战技能方面比较欠缺,有时想加强实战技能方面的培训,但由于师资等各方面客观原因,心有余而力不足,导致出现培训内容重复、培训内容交叉的现象。
(2)师资队伍建设水平不高
我国公安教育训练创新教育中推行“教官制”起步时间不长,各公安院校普遍缺少既有理论功底又有丰富公安实践经验的教师,大多数院校型教师缺乏公安基层基础实际工作经验,以致出现教学内容与公安实战脱节、理论与实践难以结合,教育训练、教育教学滞后于公安现实工作的发展、难以满足公安实战需要等方面的问题;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基层公安民警普遍却困于无法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并缺乏授课技巧。因此,目前公安教育训练工作中存在着师资数量不足、结构不尽合理、教学水平偏低、实践能力偏弱的问题。
(3)教育训练与效果运用脱节
民警培训后无法真正实现学以致用和练以致用;一是因为教育训练内容与实战有距离,重理论、轻实战;二是因为基层公安机关内部在执法过程中的行为不规范,忽视对培训效果的运用。
(4)教育训练与人事管理制度不相衔接
一方面,现有的在职民警培训创新教育体系中,已经形成了初任、专业、晋升训练相结合的训练体系,但尚未形成民警从“入警”到“退休”的个人的一整套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另一方面,除警衔晋升培训外,民警参加教育培训的结果尚未能与民警的使用、职务晋升直接挂钩。
2新公共管理理论对创新公安教育训练机制的借鉴
(1)引进竞争,构建“一主多元”的公安教育创新教育培训供给机制
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在公共部门中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参与机制,用市场机制来改造政府或用企业家精神重塑政府。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使服务提供者之间进行竞争,以达到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目的;二是运用市场交易机制,将政府承担的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部分职能通过政府合同承包、政府补助、政府凭单、特许经营、设立市场等方式转交给社会或私营部门承当,实现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三是确立市场选择机制,使消费者(使用者)手中握有资源可以进行选择,以促进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提高服务质量。可见,在公共服务中,市场的价值是将市场理念和市场机制同时深入到缺乏竞争意识的公共组织内部,建立起政府组织之间、政府组织与私营组织之间良好的竞争合作关系。在我国公安民警培训领域,由于单一培训主体也逐渐暴露出弊端:公安教育培训部门垄断供给导致“旱涝保收”排除了竞争压力,也规避了培训机构提高质量的内在动力;使得“体制内”培训效率不高,各类培训渠道利用不足;难以满足公安民警全方位的、立体的实际培训需求。民警培训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其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市场机制在公安民警培训领域也应拥有“合法”身份。通过适度的市场调节,引入竞争开放机制,建立起以各警察学院、各级警官培训中心为主体,其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境外培训机构、其他各类培训机构合作并存的“一主多元”民警培训体系,将有利于实现民警培训资源优化,促进民警培训机构为公安民警提供优质服务。
(2)以“顾客”需求为导向,重塑民警培训流程与运行机制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负有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对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社会公众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公共组织必须清楚自己做什么、如何做和向谁尽责。为此,新公共管理强调顾客至上或顾客导向,“把权力中心主义转化为服务中心主义”,通过把公民变成消费者(顾客),听取公民(顾客)意见,提供回应,并赋予“顾客”选择权,满足公民(顾客)的不同需求。当前我国的公安民警培训制度,公安政工部门、警察学院和警官培训中心等组织实施培训的单位机构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忽略了“顾客”(指包括参训民警、参训民警所在单位和社会)的培训需求,培训针对性不强,培训质量不高。近年来,虽然各地纷纷提出开展培训需求调研,但并没有切实地把需求调查与课程设计有机结合起来,“需求归需求,计划归计划”,需求分析没有成为培训计划生成的基础环节。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安民警培训应广泛听取参训民警、参训民警所在单位和社会等多方面意见,改变“为培训而培训、有什么培训什么”的传统观念和做法,树立起“以人为本、按需培训”理念,以顾客需求为导向重塑培训流程,使培训工作更加符合公安工作中心任务的需要、符合岗位履职需要和民警健康成长需要。
(3)建立绩效评估机制,提升民警培训的质量和效率
新公共管理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加强绩效评估是至关重要的行政管理环节和必须广泛运用的行政管理技术。为追求质量和效率,新公共管理主要采取3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