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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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 B8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539（2012）04—0052—06

马克思理论与功利主义之間有着原则性的区别，在其理论形成的几个关键时期，马克思对功利主义所展开的批判都具有原则性高度。但在西方思想界把马克思理论归于功利主义却颇具市场，斯坎弗（A.Schaff）声称：“马克思理论导致一种可以称之为‘社会快乐主义’的普遍立场，即人类生活的目标在于追求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幸福。”艾伦（D.Allen）认为：“支持他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道德判断的论据是，除了名称以外的彻底的功利主义者。”帕森斯和亚历山大则基于马克思理论的“集体主义”方法论立场将其指认为功利主义，布坎南以及一些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如A.施密特、霍耐特和韦尔默等，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理论通往功利主义的关口。这些思想家基于不同理论立场，虽然确证了马克思理论与功利主义之間在一定限域内的相关性，但如果将前者归之于后者，不仅误解马克思理论的人性论前提，而且背离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规范性预设。本文将基于此，试图澄清马克思理论与功利主义之間的原则性差别以及功利原则在马克思理论中的合法性限度。

篇2

中图分类号：F01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9-0036-02

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历史情况做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理论的道理所在”。

一、马克思“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排斥工人”的基本内涵

“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排斥工人”的命题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对无产阶级命运的影响时提出来的。应当指出，机器的使用并无资本主义使用与社会主义使用之分，这里，马克思只是从资本主义剥削，资本增值价值的角度阐述资本主义积累对无产阶级影响时而采用的一种提法。

资本家把获取的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就叫做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即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因此资本积累的源泉是剩余价值。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方法，同时也就是增加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生产方法，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即资本积累的形成要素。因此，这些方法同时也就是资本生产资本或加速资本积累的方法。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使较小量的劳动能够生产出较大量的产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们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从而使资本技术构成得以提高。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反映在资本价值构成上，表现为资本价值的不变资本靠减少它的可变资本而增加从而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通过个别资本量的增大而实现的。个别资本量的增大有两个途径：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由扩大再生产所引起的资本逐渐扩大的积累，即资本积聚，同资本集中相比，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资本集中凭借自己能够迅速扩大资本经营规模的优势，可以加强和加速资本积累。从而使企业用新的科学技术，提高技术装备水平，进而减少可变资本来增加不变资本，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在有些部门或企业，对劳动的需求还会绝对地减少。特别是当旧资本全部以新的技术装备更新时，“用较少量的劳动就足以推动多量的机器和原料，由此必然引起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

二、马克思“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排斥工人”理论再探

马克思在阐述机器排斥工人的同时，也认识到其吸纳劳动的另一面。关于另一面，马克思重点阐述“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排斥工人”所导致的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

(1)机器的大规模生产必然引起原料、材料和生产资料的大量消耗，从而引起这些生产原料、材料和生产资料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这些部门的生产规模的扩大必然引起这些部门的就业人数的增加。(2)机器应用于生产中会引起生产的产前、产后部门的发展，产前、产后部门的发展也使产前、产后部门的就业人数增加。(3)机器的应用使社会分工扩大，社会分工扩大将会出现新的生产部门，新的生产部门将提供新的就业机会。(4)机器的应用使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大规模生产使产品的数量和品种大幅度增加，既极大地刺激了需求，又引起新的需求，新的需求产生新的就业机会。(5)机器的应用，也加速了资本的积累进程，使原来投资时间长，周转较慢，所需资金巨大而又无力投资的部门，现在也有能力投资了，这些新投资的部门也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6)机器的应用，大工业的发展，将会引起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使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于非生产劳动。”在这里，马克思虽然没有指第三产业的发展，但实际上已涉及到第三产业的问题。

在马克思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机器应用一方面排斥劳动，产生机器、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另一方面，机器的应用，促进了生产的发展、需求的扩大、消费的增加，消费的增加又促进了市场的扩大，市场的扩大又进一步促进了生产、消费的扩大。只看到机器对劳动的排斥的一面，看不到机器对劳动的吸纳的一面是不够的，是不全面的，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企业之间的竞争、国家间的竞争体现为劳动生产率高低的竞争，而劳动生产率高低的竞争最终体现为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在竞争中企业的活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同时也为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业问题提供了物质前提，提供了一种可能。

三、由再探引发的思考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关于机器的使用不仅仅是局限于马克思当年所阐述的机器使用，机器的使用可以扩大为技术进步所采用的各种方法，各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些方法的采用都是为了增加社会的物质产品和各种服务产品，都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方法的采用都在客观上使对劳动的需求相对减少，但同时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又为增加对劳动的需求提供了新的可能，这里出现了劳动内容的变化，即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比如马克思时代商店店员的劳动就是非生产劳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劳动主要表现为生产劳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非生产劳动越来越成为主要的劳动内容，因为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可以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劳动量把人们需要的比以前多得多的物质产品生产出来，使人们有可能更大范围的从事为人们生产生活服务的非生产劳动，非生产劳动变得越来越重要。

马克思所说的机器排斥工人的现象主要限于生产劳动部门，被排挤的主要是生产劳动的工人，被排挤掉的生产部门的劳动，转而为非生产劳动所吸纳从事非生产劳动，非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或第三产业的劳动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体现，或者可以这样说被排挤的劳动，或者因其他原因而无业可就者，比如农业剩余劳动都可以通过非生产劳动部门的发展而被吸纳。在美国有一种叫做无就业增长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带来就业机会的增加，反而导致了就业弹性系数下降(就业人数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比值就是弹性系数)。发达国家由于产业结构升级把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不是依靠就业增加而是依靠资本投入和技术水平提高来拉动，因此出现了无就业增长的现象，由于各种原因发展中国家目前也出现了无就业增长的现象，这种现象导致劳动成本下降，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进而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以我国经济发展为例，目前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增长一直是最基本的决定性变量，中国二十多年的持续高经济增长是中国就业问题解决的强大支撑。但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加快使技术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优势日趋强化，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不断降低，下面几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

篇3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当代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3－0001－03

在2002年的“七一”讲话中指出：“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创始人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研究和认识。”[1]在当代社会主义条件下深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劳动价值论在当代社会主义条件下面临的挑战

马克思《资本论》出版以及科学劳动价值论创立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资本主义还不太发达的时期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与马克思所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当代社会主义条件下面临新的挑战。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原创含义与当今社会经济的结合问题

由于马克思创立科学劳动价值论的时代特点，使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创含义与当今社会经济的现实出现了一定的差距。要使二者较好地结合起来，关键是要重新界定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范围。

1．活劳动的重新界定问题。我们可以从马克思行文的字里行间看出，他所说的活劳动主要是指在生产线上直接作业的工人。如果按照这一界定，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可以比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生产出更大的价值，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雇用了更多的劳动力。而现实的情况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比劳动密集型产业能生产出更大的价值。

2．非物质生产部门劳动的价值创造问题。按照劳动价值论的原创含义，只有创造物质产品的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才能创造价值，任何非物质生产部门都不创造价值，只参与社会再分配。但在当代社会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就业人数越来越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其就业人数与产值比重就全世界而言均已超过物质生产部门，如果说不创造价值显然不正确。

3．脑力劳动的价值创造问题。既然劳动价值论的原创含义认为只有生产线上直接作业的工人才能创造价值，那么像科学研究、生产精神产品、教育、管理等脑力劳动就不能创造价值，但社会发展的现实却是脑力劳动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这显然矛盾。

（二）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兼容问题

马克思形成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正义性，资本主义社会全社会的资本家阶级及其统治管理部门在整体上都是不劳而获的剥削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任务就是要剥削阶级，实现劳动者当家做主。而现在我们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再存在，劳动人民已经当家做主，用劳动价值论来证明我们社会是否合理、正义的作用己不显重要。我们深化劳动价值论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继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精神，即把劳动作为个人对社会所作的贡献的评价指标，旨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最基本的理论支持。

1．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兼容问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最根本历史逻辑基础是私有制，因为在私有制下，出现了生产的私人性与生产的社会性的矛盾统一。生产的私人性使得生产的劳动过程总是具体的、个别的劳动，而生产的社会性又要求劳动具有一般的社会必要劳动的性质，要求个别劳动从一开始就为社会劳动并最终被社会所承认。于是，商品交换就成了人类社会的一种必须。在商品交换中，商品价格的形成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马克思认为，这时起作用的是价值规律。这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形成的思维逻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这种思维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内在统一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就受到了挑战，也就是我们必须解决劳动价值论的思维逻辑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逻辑是否仍然能够内在统一的问题。

2．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兼容问题。按照传统上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我们认为价值创造与收入分配之间是一种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即创造多少价值就应该获得多少收入，否则应视为不合理，或者说是剥削。而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制度却是按劳分配为主、按生产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分配制度中的按生产要素分配是不合理的，是一种剥削收入呢？如果不是，那么应该如何理顺劳动价值论与分配制度之间的关系呢？

二、当代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一些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围绕如何在当代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形成几种有代表性的思路。

1．在重新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坚持劳动价值论。这种思路是在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框架下，通过考证马克思等人的有关论述，并结合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现实、新问题产生的。这种思路要求准确理解马克思创建科学劳动价值论的真正用意，并在此基础上将其基本精神运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形成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

2．在发展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坚持劳动价值论。这种思路主张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应该“与时俱进”，主要是通过扩展“劳动”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并用重新界定的劳动价值一元论来解释当代社会主义现实。

3．在调和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重新界定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范围。这种思路企图将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结合起来，认为这两种理论的差别主要在于研究角度与分析侧面的不同，它们各有缺陷，但把它们结合起来则能解释当代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许多现实问题，比如说，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结合既可以说明价值源泉，同时也可以说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合理性。

当然，还有一些专家学者由于接受了西方经济学中传统的生产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等思想，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原创含义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当代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实问题，因而主张用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要素价值论或效用价值论等来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但是这种思路不可能成为我国价值论思想的主流。

在上述发展劳动价值理论的思路中，我们赞成第二种，即通过扩展“劳动”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并用重新界定的劳动价值一元论来解释当代社会主义现实。

三、发展当代劳动价值理论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按照上述第二种思路来发展当代劳动价值理论，我们认为首先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劳动”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哪些劳动创造价值？我国理论界从重新界定“劳动”的科学含义出发，对这一问题形成了一种主流思想：不仅仅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劳动能够创造价值，精神生产劳动、社会服务性劳动也能创造价值，这样，“劳动”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以重新的界定。但笔者认为，创造价值的劳动从质的规定性来说，都只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也就是说，凡是直接或间接与商品价值形成有关的劳动耗费，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因此，马克思所界定的劳动价值其精神实质是以此作为个人对社会所作的贡献的评价指标，创造价值的劳动不一定要与生产的产品（包括物质产品、精神产品以及服务性劳动产品）相对应，凡是对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的并且能直接或间接与现实的或潜在的商品有一定联系的劳动（或者说这种劳动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现实的或潜在的商品价格），都能创造价值。遵循这一思路，创造价值的劳动就不能够被劳动的三种具体形态所概括，因为有些劳动，比如说宇航员的劳动，就很难说它是物质生产劳动、精神生产劳动还是服务性劳动，但它确实对人类的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并且这种劳动也与潜在的商品（比如说未来开发的太空游）有着一定的联系，也能创造价值。

2．物化劳动与价值创造。我国理论界对物化劳动是否也参与价值的创造观点不完全一致，大多数同志认为物化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但也有少部分同志认为物化劳动也创造了价值。比如有同志就认为，从企业角度看物化劳动实际上是社会意义上的活劳动，价值是由社会劳动（包括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创造的，绝对剩余价值来自活劳动，相对剩余价值与超额剩余价值则主要由物化劳动创造。所以，含有物化劳动的资本、土地获得利润、地租也是合理的。那么，究竟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呢？笔者认为，既然价值本身的精神实质是以此作为个人对社会所作的贡献的评价指标，它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物化劳动与商品之间所体现的是一种物与物之间的物质关系，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物化劳动不论在商品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都不可能是价值的源泉而只能是财富的源泉，因而也就不可能创造价值。

3．价值量的衡量。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有关价值量的衡量标准唯一的是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却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命题：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力（率）成反比。马克思提出这一命题时暗含了两个基本假定：一是一个企业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无论生产出多少产品，其价值是一定值；另一个是无论在这一时间内生产出多少产品，工人的总工资不变。这一命题显然无法解释现实中劳动生产力（率）越高，社会生产的价值和财富越大的现实。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对创造价值的个人的劳动所作的社会贡献的量作一个全面的衡量。就像马克思在指出价值量的衡量标准唯一的是劳动时间的同时又指出，劳动有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分，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也就是说，复杂劳动在单位时间里创造的价值是简单劳动在单位时间里创造价值的倍加，个人劳动在社会中的贡献不仅仅要从时间（量）的角度考虑，同时也要从劳动的复杂性（质）角度来考虑。马克思提出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力（率）成反比的时候显然没有考虑到劳动的质的角度，这是一个失误。当然，劳动的质仅仅通过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来区分是不够的，劳动的质有两个测量维度[2]，一是劳动的重复性，即劳动的内容与方式在不同时间里是简单重复，还是每一次劳动都要涉及对新信息的处理与新情况的应对；二是劳动成效的可测度性，即劳动成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定量的测量。劳动的重复性程度与可测度性程度越高则劳动的质越低，劳动的重复性程度与可测度性程度越低则劳动的质越高。所以，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量与劳动的量与质成正比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价值量是与劳动生产力（率）成正比的，因为劳动生产力（率）越高的劳动其劳动的质也越高。

篇4

引言

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阐释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的核心和关键。当前，相关书籍中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述仍然遵循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框架，主要着眼于实体经济，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以及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两组矛盾所导致的。

而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日益明显地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与传统的、源自实体经济的危机相比，呈现出鲜明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有密切联系，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别是高校两课教学和研究中对此应当予以积极的关注和充分的解释，对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的内容给予必要的补充和完善，以提高相关内容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从而清楚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代性及其本质，以及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如果对这一问题采取回避或含糊的态度和方式，则容易引发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降低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鲜明趋势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1世纪初源自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拉美金融危机源于1982年墨西哥无力支付国际银行债务，不得不求助于美国，以至最终签署了北美贸易协定。危机不仅对墨西哥国内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并使其在经济上丧失了自。虽然无力偿还外债和实行外汇浮动汇率制度是此次拉丁美洲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线，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却包括外国投资过分自由地进出、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经济体制的不稳定、国内外政治因素的不利影响等。

和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类似，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源于1997年泰国货币的突然贬值，并迅速蔓延至世界其他地区。同样，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次金融危机是由于国际投机资本的连环冲击所引发的，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危机发生地区经济结构的僵化、货币政策的失误、汇率和外贸政策的失当等。

源于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进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很快便蔓延至全球，并引发了欧洲债务危机，已经发展成一场全球范围内灾难深重的经济危机。不仅重创了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与经济体系，也给其他国家的金融和经济体系造成沉重打击。

与早期的经济危机相比，这几次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具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都源自实体经济，波及金融领域，而这几次金融危机的演化路径与之相反，源自金融领域，反溯实体经济；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国家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日益广泛，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传统市场经济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深受其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利用其对国际金融市场和贸易市场的主导权，将危机的恶果向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转嫁。

基于理论视角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解读

如何科学、准确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趋势、新特点是当代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透过金融危机复杂的表象，不难发现其本质并没有超越政治经济学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逻辑框架。

（一）金融危机根本成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