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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19日央行表示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此次汇改主要有以下显著特点:一是人民币汇率不会一次性重估调整;二是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三是人民币汇率不会出现大幅波动;四是央行继续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因此可以看出,此次汇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不会一次性重估,将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也将继续保持不变。
人民币汇率变动一直是市场和公众关注的焦点,笔者认为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动必须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入手,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就是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让市场引导人民币汇率的走势,真正建立起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是逐步推进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和汇率市场化机制的完善是相辅相成的,其中包括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和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市场化,以及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工具将逐步被市场化的汇率所代替等等,通过这些改革措施将有利于真正的人民币市场化汇率水平的形成,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
一、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的改革
2005年7月21日我国进行了外汇体制改革,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弹性有所增加。当时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升值2%,同时央行规定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公布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价格。因此2005年7月22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确定为8.11元/美元,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内浮动,此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将受到这个初始汇率和每天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的影响,如汇改后的第一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8.11上下千分之三的区间内变动,第二天在第一天收盘价上下千分之三内变动,以此类推。由于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同时央行对人民币汇率每天的波动幅度有所限制,人民币汇率呈现持续小幅升值的态势,如自2005年7月21日至2005年底,人民币只升值了约0.49%,升值幅度并不大。由于对人民币初始汇率和汇率波动幅度限制,人民币汇率制度体现两个特征:一是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区间很窄;二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变动很小。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很难充分反映外汇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也就是说,如果汇率变动超出人民币汇率的限制区间,则必须由中央银行的干预来平衡,即如果外汇供给过多,人民币升值将超过所限汇率区间的下限,多余的外汇将由中央银行吸收;如果外汇需求过多,人民币贬值将超过所限区间的上限,则央行卖出外汇满足多余的外汇需求。总之,央行的干预保证汇率的波动不要超出所限的人民币汇率区间,人民币汇率变动是有限弹性的,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并不高。同时央行规定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上下1.5%幅度内浮动,并且前一天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作为第二天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开盘价,因此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变动也难以反映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和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之间三角套汇关系很难维持,往往存在一定的汇率差价。也就是说,尽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有一定的浮动幅度,但由于汇率波动幅度小,同时又由于是以头一天收盘价作为第二天开盘价,容易形成汇率之间的三角汇差,不利于外汇市场的稳定,央行必须对此进行改革。
2006年1月4日,央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引入了询价交易方式和做市商制度,即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向所有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询价,央行将全部做市商报价作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计算样本,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后,将剩余做市商报价加权平均,得到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这一改革虽然促进了汇率定价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但也面临一些新问题。一是询价能否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尽管银行间外汇市场中间价采取询价方式确定,但是由于做市商考虑到人民币汇率最终会有中央银行的干预,并不完全由市场的需求和供给来决定,它的报价往往会偏离自己预期的市场价格。例如,如果是美元的净买入者,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会报的较低;如果是美元的净卖出者,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会报的较高。如2008年12月初,我国外汇交易中心询价系统中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续几个交易日跌停,人民币贬值预期上升,就是由于做市商预期央行可能会采取贬值措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报价逐渐走低。二是汇率权重的确定问题。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权重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根据报价方在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及报价情况等指标综合确定。汇率权重是影响汇率变动的重要因素,它的确定直接影响汇率变动,人民币汇率的权重确定比较复杂,既要考虑到技术因素,又要考虑到市场因素,同时由于我国人民币汇率还承担央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功能,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还要考虑到国内外宏观经济因素,如通货膨胀、贸易收支、利率、资本流动、美元汇率的变化等因素,因此合理权重的确定是非常困难的,权重确定依赖于央行对宏观基本面和市场变动等的判断。我们认为央行虽然可以自主确定权重,但是由于中间价的确定主要是根据做市商的报价,因此人民币汇率也主要是参考美元汇率变动,而难以参考一篮子货币。实际上,做市商的报价主要是根据美元汇率指数的走势、市场供求情况等因素来报价,而央行是根据他们的报价进行加权平均,这样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的变动幅度被限制了,不管你怎样取权重,中间价总是在整个报价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央行虽然可以变动权重,但人民币汇率也主要是参考美元汇率变动,因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是根据做市商的报价确定的,而不是根据有效汇率来确定的。这里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人民币汇率目标是人民币跟着美元走,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小,但随着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大幅度波动,人民币对欧元、英镑和日元等货币波动幅度变大。反过来如果假设央行确定人民币跟着欧元走,人民币盯住欧元,则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幅度将加大,同时人民币对其他非美元货币的波动幅度将变小,因此汇率变动取决于央行主导汇率的选取,长期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是我国汇率体系的主导汇率,因此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大。
2008年8月以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了相对稳定,汇率基本稳定在6.83左右(见图1),没有大的起伏,期间人民币和美元汇率保持小幅双向波动,随着美元升值,人民币对美元微贬;随着美元贬值,人民币对美元微升,但是均在窄幅内变动。
2010年6月19日我国进行新一轮汇改,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我国汇率改革目标是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因此人民币有效汇率应该成为央行关注的一个货币政策目标。我们认为,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必须解决两个技术性问题,一是货币篮子里的货币种类;二是人民币对篮子里每一种货币汇率的权重的决定问题,只有确定了这两个问题,才可能确定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现实的问题是建立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参考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确定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人民币有效汇率是对多边汇率的综合反映,也是全面反映一国货币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尽管BIS和IMF等都公布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但是我国央行必须公布自己的有效汇率指数,篮子货币的选择、汇率权重的选择等都由央行自己确定,建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有效汇率指数之间的关系。这样只要确定了有效汇率的目标,就可以确定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过,我们认为建立参考一篮子货币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也只是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改革中的一个过程,最终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也将由市场供给和需求来决定。
二、人民币对非美货币汇率、人民币有效汇率变动的形成机制
如果人民币盯住美元,则人民币对欧元、人民币有效汇率变动幅度都较大。2008年8月以后,人民币对美元稳定,人民币对欧元汇率波动幅度较大,根据三角套汇原理,如果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则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和美元对欧元汇率的走势基本相同(见图2),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反映了美元对欧元汇率的变化。2010年上半年在欧洲债务危机的冲击下,避险资金纷纷转向美元资产,美元走强,美元对欧元、英镑等货币纷纷升值。随着美元走强,人民币也跟着升值。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的条件下,美元对欧元汇率升值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到人民币对欧元汇率上来,随着美元对欧元升值,人民币对欧元汇率也跟着升值。随着美元对欧元走弱,人民币也会跟着走软(见图2)。
从2010年美元汇率变化来看,美元对欧元汇率从1月4日的1.4389美元/欧元升值到6月17日的1.2363元/欧元,美元对欧元升值了16.39%。同样从人民币汇率变化来看,人民币对欧元汇率从1月4日的976.35元/100欧元升值到6月17日的838.78元/100欧元,人民币对欧元升值了16.40%,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人民币对欧元升值幅度较大。
人民币有效汇率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加权平均,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是由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套算出来的,因此人民币有效汇率也主要是由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加权平均得到的,因此从美元有效汇率变化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就能够基本判断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变化。由其中NEERt为t期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t-1为t-1期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Si,t为t期人民币对i国货币的汇率,Si,t-1,t为t-1期人民币对i国货币的汇率,Wi,t为t期人民币对i国货币的贸易权重。根据三角套汇原理,Si,t=S1,t*Xi,t,其中S1,t是t期人民币对美元货币的汇率,Xi,t是t期美元对非美货币的汇率。
Mt表示美元货币对这n-1种非美货币升值或贬值幅度,也是一个指数化的数值,尽管Mt和美元有效汇率指数的权重不同,但是由于包含多种相同的货币,同时又由于两个数值都是指数化形式,因此Mt和美元有效汇率指数走势比较接近。而S1,0是一个固定值,S1,t将影响NEERt的走势。
尽管统计上人民币和美元的有效汇率的权重不同,但这不影响我们对有效汇率总体趋势的判断。随着Mt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化,人民币有效汇率和美元有效汇率之间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至2010年6月19日汇改。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因此,人民币有效汇率走势和美元有效汇率走势基本保持了平行走势(见图3)。
因此如果人民币钉住美元,则人民币的有效汇率也基本上跟着美元的有效汇率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形成机制也决定了人民币对非美货币的变动和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变动。
三、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完善
自2005年7月21日以来,我国银行间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我国的汇率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要依赖于这一汇率套算决定(见表1)。
目前为了防止投机者套汇,人民币兑欧元、日元和港币汇率中间价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分别根据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与上午9时国际外汇市场欧元、日元和港币兑美元汇率套算确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直接影响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水平的大小,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市场化程度也直接影响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市场化的程度。2005年9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交易价的浮动幅度作了调整,由原来的上下1.5%扩大到上下3%。尽管浮动幅度有所扩大,但是汇率的中间价的变动决定了汇率区间的位置,如果汇率中间价偏离了市场汇率,汇率区间也就很难反映外汇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变化。2007年5月21日,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三扩大至千分之五,根据三角套汇的原理,若知道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幅度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波动幅度,我们就能计算出美元货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波动幅度。由于我们采取的是上午9时国际外汇市场欧元、日元和港币等对美元汇率,因此就能套算出当天人民币对这些非美货币汇率应该在9点汇率水平的上下3.5%幅度内波动。但值得指出的是,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并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一旦国际金融市场的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变动幅度超出上下3.5%的幅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变动幅度就不能够满足三角套汇原则。也就是说,央行锁定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动幅度,也就间接地锁定了美元和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动幅度,但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动幅度是由市场自动调节的,央行对此不能够控制。实际上,即期外汇市场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交易价的浮动幅度、人民币对美元货币波动幅度,以及美元对非美元货币的波动幅度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制约关系有利于防止投机者套取汇差,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一旦国际金融市场美元对一些非美货币汇率波动幅度超过了锁定的幅度,央行必须通过第二天的中间价调整来消除套利机会。因此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央行将来应逐步放宽人民币对美元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波动幅度,让人民币变动有更大的弹性,更多地让市场力量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变动。
除了完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幅度以外,外汇局还要完善银行对客户挂牌汇价管理,放宽挂牌汇价波幅限制。实际上,2005年7月21日后,央行规定银行对客户挂牌的美元对人民币现汇买卖价不得超过央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0.2%,而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央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0.3%的幅度内浮动(见表2)。这样柜台市场的区间幅度小于银行间市场的区间幅度,会出现银行柜台市场买入美元的价格可能低于银行间市场卖出美元的价格,银行存在经营亏损的可能。因此银行为规避经营风险,不得不把每天挂牌汇率确定在规定浮动幅度的两端,客观上导致了银行对美元挂牌汇率只能是每天价格不变。
而现在美元现汇卖出价与买入价之差不得超过交易中间价的1%,而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央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0.5%的幅度内浮动,柜台市场区间幅度基本等于银行间市场区间幅度,且是不对称管理,更具有灵活性。如果央行进一步放开银行对客户挂牌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我们认为央行必须得同时调整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如果只放宽柜台市场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柜台市场区间幅度大于银行间市场区间幅度,银行同样可以套取汇差。如果柜台市场美元买入汇率越低,则银行在银行间市场卖出美元,获得的差价也就越大,商业银行可能会把美元价格压得很低。因此:如果柜台市场的区间幅度小于银行间市场的区间幅度,银行存在经营亏损的可能;同样如果柜台市场的区间幅度大于银行间市场的区间幅度,银行可以套取汇价之差,央行需要协调柜台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幅度。
四、人民币汇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障碍还体现在我国人民币汇率是央行货币政策工具,要承担央行的宏观调控功能,往往还需要在多个目标之间取得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的平稳增长。首先人民币汇率需要兼顾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如2008年上半年我国通货膨胀较高,专家呼吁通过人民币汇率升值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同时人民币升值,中央银行买进同样的外汇资产所投入的本币会下降,外汇占款会减少,货币供应量增速变缓,这都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但是为了防止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盈余的不利影响,央行又不希望人民币汇率升值过快。2008年底随着国内对外贸易形势的恶化,人民币贬值呼声较高,企业希望通过人民币贬值促进产品出口。其次央行需要在人民币对美元货币汇率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之间取得平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动往往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央行还需要在人民币对美元货币汇率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之间取得平衡,维持人民币币值总体水平的稳定。最后需要在人民币利率和美元利率之间取得平衡。2008年上半年,随着美元利率下调,人民币的基准利率比美国的基准利率高,根据利率平价的原理,只要人民币保持升值的步伐,投机者就可以获得套汇和套利的双重收益。因此上半年我国为了防止“热钱”流入,在中美利率倒挂的情况下,必须控制人民币升值的幅度,限制投机者的获利空间。由于我国的人民币汇率一直作为央行货币政策的一种调控手段,央行干预是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重要因素,汇率的市场化改革需要央行逐步放弃汇率工具,通过基准利率的调整来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汇率将不再直接作为央行宏观调控的工具。
另一方面,汇率制度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人民币钉住美元会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央行必须要干预外汇市场,货币政策要服务于汇率稳定。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不仅仅人民币对美元保持稳定,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港币和美元是联系汇率制度,香港就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由于香港是高度开放的小型经济体,资本自由流动,所以根据“三元悖论”,港币钉住美元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不可能同时存在,也就是说,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香港要么选择固定汇率,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要么选择独立的货币政策,放弃固定汇率。在这两者之间,香港选择了固定汇率,放弃了独立的货币政策,意味着香港为了维持固定汇率,香港的利率水平必须跟着美国走,如美国降低联邦基金利率,香港也必须同时降低基准利率,保持利率政策的高度一致性。
就大陆而言,稍有不同,人民币钉住美元,但人民币不是自由兑换货币,资本不能够完全自由流动,大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相对较高。不过,随着我国不断扩大金融开放,资本流动增大,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会有所下降。央行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必须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被动买进美元,投放本币,货币政策必须服务于汇率钉住,独立性受到一定影响。因此在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条件下,大陆也面临着香港类似的情况。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热钱流入增加,央行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必须买入美元,投放人民币,外汇占款增加,同时央行又必须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冲销,控制基础货币,防范通货膨胀。
从人民币、港币和美元三角固定来看,香港钉住美元,放弃了货币政策;大陆钉住美元,但由于资本不完全流动,货币政策部分独立,只有美国才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在三角固定中,美国居于主导地位,香港和大陆处于从属地位,因为港币和人民币主动钉住美元,而美元是自由浮动货币,不用维持美元对港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因此美国可以独立地决定自己的货币政策。而香港和大陆没有选择,为了稳定汇率,不得不跟着美国货币政策走,这是三角固定汇率的特点。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大陆人民币不能够完全自由兑换,资本不能够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相对独立,但是在人民币钉住美元和经济高度开放的情况下,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增大,如美国的货币宽松政策导致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升,为了稳定汇率,央行必须买进外汇,投放人民币,货币政策处于被动地位。就三角固定的整个汇率系统而言,港币和人民币主动钉住美元,美国处于货币政策的主导地位,不会干预汇率,干预汇率的任务主要由香港和大陆自己完成。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调整货币供给和利率,必然会影响到香港和大陆,如美国货币增加供给和利率调整,流动性上升,热钱流入,为了维持汇率稳定,香港和大陆必须吸收这些流动性,港汇占款或人民币外汇占款会增加,资产价格上涨,通货膨胀预期上升。因此美元贬值,港币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升,冲销干预的压力加大。同时美元币值的变化对港币和人民币影响也较大,如美元走弱,人民币和港币也跟着美元贬值;如果美元升值,港币和人民币也跟着美元升值。另一方面美元走软,美元的吸引力下降,意味着港币和人民币的吸引力上升,港币和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上升,升值压力增大。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必须要考虑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
总之,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保持稳定,资本不完全流动,货币政策是部分独立的,而美国货币政策是完全独立的。实际上,我国央行往往会陷入调控困境,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必须投放本币,流动性上升,通货膨胀压力上升,这样央行又必须大量回笼流动性,会推高货币市场利率,如果存贷款利率提高,资本将进一步流入。因此为了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必须加强对资本流动和利率变动的管理,这样才有利于央行在维持汇率稳定的同时,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实现国内经济目标。不过,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最终还是需要人民币汇率增加弹性,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是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既定目标。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加和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人民币汇率水平更能反映市场需求和供给的变化,汇率对货币政策调控反映更加灵敏,在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中也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摩根士丹利研究部.人民币汇率机制会如何演变,北京:中国证券报,2009年7月2日。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发达的货币信用基础上的,将货币政策作为主要的、常规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货币政策一般应包括政策目标、实现目标所运用的政策工具、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中介目标及政策效应等诸方面内容,其中目标的选择是首要问题。1995年央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定位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所谓币值稳定应该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的含义,对内要力求货币供需总量长期均衡,对外则要保证汇率基本稳定,所以汇率政策应当视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又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只有妥善处理两者关系才可能使得政策顺利执行并取得预期效果。
1 我国施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总供求关系极不平衡,基本上处于供不应求的背景之下。与这种宏观经济不均衡状况相适应,我国只能施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社会总供求关系出现巨大转变,但是由于改革过程中某些矛盾没有得到恰当处理,也是由于我国的具体国情使然,1997年出现了始料未及的市场需求不足态势,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使得这一矛盾日益突出,通货紧缩的迹象初步显现:1997年下半年我国GDP增长率开始下降,物价指数持续下跌,国内市场萎缩,失业增加。为了防止经济滑坡,政府适时地提出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方针,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央行从1997年10月份开始在坚持适度从紧的前提下,采取了一些灵活微调的松动性措施;1998年3月央行合并准备金账户,并先后两次调低法定存款准备率,适当增加了货币供给量;从1996年起央行8次下调利率,优化了利率结构和利差水平;继续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8年人民币坚持不贬值,保证了国内及亚洲经济的稳定,这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然而西方国家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的必然后果是经济滞胀。中国实行扩大内需政策之后并没有出现严重地滞胀,但近年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往往过于依赖少数部门,高增长、无通胀的背后掩藏了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诸多迹象表明,虽然现实的通货膨胀没有出现,通货膨胀预期却开始上升,比如2002以来的住房信贷的持续扩张,2003年以来难以控制的局部“投资热”。在此情形下,央行及时作出调整,2003年以来采取多种措施以期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控缓解通胀压力。
(1)法定准备率的调整。2003年9月起央行两次决定将存款准备率提高,以抑制投资过热造成的信贷扩张,并降低由于外汇占款大幅增加带来的流动性增长;同时根据金融体系不良贷款率高而资金充足率低的状况,对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以强化其风险防范作用。
(2)再贴现率的调整。2004年1月央行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扩大到1.7倍,农村信用社扩大到2倍;此后,2004年10月央行又决定将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均上调0.27个百分点,同时放宽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浮区间,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至基准利率的2.3倍,并允许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下浮。
(3)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面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剧烈波动和投资过热、信贷增长过快等情况,2004 年央行共开展110 次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通过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基础货币6 690亿元。全年共发行105 期央行票据,发行总量15 072亿元, 年末央行票据余额为
9 742亿元;开展正回购操作43 次,收回基础货币3 330亿元;开展逆回购5 次,投放基础货币1 490 亿元。这些政策的施行能否实现预期的目标,可能还有待时间的验证;但是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央行始终将保持币值稳定放在第一位,追求的是国民经济长期均衡地增长。
2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
所谓汇率即两国货币折算的比率,或者说是以一国货币单位所表示的另一种货币单位的价格。汇率是一种特殊的价格,之所以说它特殊,一是在于它的表现形式特殊,它是以一国货币表示另一国的货币;二是在于它作为一种价格指标,对于经济社会中其他价格变量有着特殊的影响。
作为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之间价值联系的桥梁,汇率在本国物价和外国物价之间起了一种纽带作用,它首先会对国际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对本国的国民生产结构产生影响。因为汇率的高低,会影响到资源在出口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分配。此外货币领域也会因为汇率的变化,大量资金相应地从一种货币流向另一种货币;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则可以看到汇率随着货币供求状况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变动,反过来汇率对国内货币状况也会产生极大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走过了一个先贬值后升值的过程。
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至汇率改革时期,此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1.5∶l(元/美元)下滑到8.6∶l(元/美元)。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国外汇储备不足、物价大幅上涨,而国内又急需扩大出口。在实施贬值后,缓解了国内工资水平大幅上涨的压力,也吸引了更多国外投资,为我国这一期间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巨大贡献。
第二阶段为1994年至今,这一阶段人民币币值基本保持稳定。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取消官方汇率,形成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此后的几年里,人民币汇率一直在8.72-8.27(元/美元)之间浮动。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依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由于人民币稳定,我国出口减少、经济增长放缓,但却保持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并促使亚洲金融危机尽快结束,避免了世界性金融危机,这一行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我国将货币政策目标定位于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而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决定了其对外价值,所以在国际经济波动不大的条件下,保持汇率稳定也是我国货币政策的要求;从我国近年汇率政策实践和实际汇率变动状况来看,基本上也与我国的货币政策相一致。
3 我国稳健货币政策下汇率的变动趋势
1994年以后,我国实质上施行的是单一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而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固定汇率及固定汇率的维护措施限制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利于短期和中期内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克鲁格曼进一步提出固定汇率、资本流动与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不可兼得,即著名的“三元悖论”。所以从理论上看,我国汇率的任何变动将可能影响国际收支的均衡并导致原有货币政策的失灵,汇率政策的调整需要特别的谨慎。
影响我国汇率形成的因素众多, 2002年以来,人民币汇率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美元近来数次加息,一直以来盯住美元的人民币由于需要保持币值稳定,升值预期增强;多方国际势力因为其切身利益需要,指责中国政策操纵人民币汇率、输出通货紧缩,要求人民币升值,要求中国政府解除外汇管制;外汇储备增加,人民币供应压力增大;中国对欧美贸易长期的顺差也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当前的宏观经济过热也需要货币当局采取类似升值等紧缩性政策。
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判断汇率问题的主要标准应该是国内经济状况,关键是看国内经济在现行汇率制度下的运行状态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保持经济的稳定性将更为重要:汇率稳定将为中国的企业提供一个内外一致的稳定的货币环境;稳定的币值也有利于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周期也主要表现为投资周期,稳定的投资有利于我国增加国内的有效需求、缓解就业压力,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有利于提升人民币在周边地区经济中的可信任度,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这一作用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已得到充分表现;当今世界金融市场充斥着投机行为,人民币贸然改变钉住美元的汇率机制,将有可能引发中国甚至是世界的金融危机,中国近年来外汇储备的巨额增长就与国际金融投机行为不无关系。
所以,一直以来力求人民币汇率的均衡和稳定的政策在现实中也显现了良好效应。
但是汇率的形成有其自身的规律可循,一国货币的相对价格首先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货币的对内价值决定了其对外价值;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伴随着一国经济和贸易迅速发展,其货币几乎无一例外地趋向升值。中国经济经过近20多年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人民币升值将是必然的趋势。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度必然提高,适度提高人民币估值,也有助于多吸收外部资源并减轻输入型通胀的压力。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未完成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前,不应当贸然开放资本账户,否则将面临巨大的经济金融风险;这是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给新兴市场国家上的最重要一课。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的前提下,当前人民币汇率水平不能充分反映潜在的市场需求,因而无法据此研判合适的人民币汇率水平;既然如此,人民币汇率改革也就有无的放矢之嫌。
笔者在2005年1月曾经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政策论文”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文章的题目为“本末倒置?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与有弹性的汇率”。其主要结论是,赋予人民币汇率更多的弹性应优先于资本账户开放。
2005年7月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至今已经两年有余。在理论上,笔者仍然坚持当初的观点,即赋予人民币汇率更多的弹性应优先于资本账户开放;然而,当前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已经越来越不像当初那么重要。
在实践中,中国政府选择了让人民币渐进升值,这一战略已经被市场当做一个事实所接受,从而使市场上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升值预期。同时,中国政府还提出要基本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下可兑换。给定这些前提,中国在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时间次序问题上,已经没有多少灵活空间。
既然政策制定者事前在诸方案中选择了渐进升值战略,事后,它就成为唯一的政策选项。任何改变这一战略的尝试都不可避免地有损政策制定者的可信度,此外还会引起新一轮且更剧烈地针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活动。
鉴于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有些分析人士提出,再来一次 “一次性”升值。然而,这一建议在实际中缺乏操作性。一次性升多少合适?百分之三还是百分之五?抑或更多?
笔者判断,任何小幅度的一次性升值,不仅无助于消除反而会加剧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所以,除非中国政策制定者敢于做一次大幅度(即15%以上)汇率重估,从而“一步到位”,坚持既定的渐进式升值战略应为上策。
渐进式升值战略意味着人民币升值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过程没有结束,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就不算彻底完成。
不过,这是否意味着,在资本账户开放问题上就不应有所作为呢?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当前正是加快开放资本账户的有利时机。
既然资本账户开放是一个既定的政策目标,它就是一个“何时”而不是“是否”开放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鉴于当前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即使完全开放,也未必有人愿意做境外投资,既然开放了效果不大,加之还有一些负面风险,还不如不开放。但如果循着这一思路,恐怕永远也等不到最佳的资本开放时机。因为,如果将来人民币汇率面临贬值压力时,开放资本账户的顾虑会更多,到那时即使想开放也不敢了。
当前应是加快资本项目开放的有利时机。
首先,正是由于中国国内经济目前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并伴随着人民币升值压力,资本外流的规模在开放初期,会相对有限从而可控。这样的环境为相关的制度建设和人员培训提供了难得的缓冲适应期。
其次,即使存在强烈升值预期,中国境内居民仍然会从分散投资风险的考虑出发,对投资海外有相当大的兴趣。近期,一些境内合格机构投发售的境外投资基金受到大力追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考虑到国内利率和人民币升值因素,以及相关交易费用,很显然,仅仅从收益角度根本无法解释境内投资者所表现出的投资热情。
第三,放开资本管制有利于缓解境内流动性过剩,抑制资产泡沫的过度膨胀。相反,如果迟迟不开放,境内资产价格上涨会发展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最终可能使对资产泡沫破裂的顾虑像当年对银行系统不良贷款的顾虑一样,变成中国资本账户迟迟不能开放的阻碍。
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08-0058-03
一、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策略
1.确立首要目标,着眼中期,求稳求变。
《马约》虽然规定欧洲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欧元区物价的稳定,但该条约并未对物价稳定给出明确的界定。为使目标更具可操作性,ECB管理理事会(又称ECB货币政策委员会)于1998年给出了物价稳定的量化定义:整个欧元区的消费物价协调指数(HICP)年增长率不超过2%,而且物价稳定在中期内得以维持。经过近5年的货币政策实践,ECB管理理事会于2003年修正了对物价稳定的界定:中期内消费物价协调指数的通货膨胀年增长率低于但是接近2%。
从该定义可以看出:(1)ECB对价格是否稳定的判断是基于整个欧元区中期的价格水平。货币政策的变化对物价的影响有一个时滞,而且最终影响的程度也不确定,因此货币政策难以在短期内抵销意外冲击对价格水平的影响,通货膨胀率短期内存在一些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货币政策不会因几周或几个月的短期的物价或通货膨胀的变化进行调整,货币政策着眼于中期。(2)HICP年增长率低于但是接近2%,不仅为HICP通货膨胀率设定了上限,而且也指出通货紧缩和物价稳定是不相容的。
对物价稳定给出明确的量化定义,既有助于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也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一个可以监督的标准;既有利于公众更好地理解货币政策框架,也能更有效地引导公众对物价走势的预期。不仅增强了单一货币政策的可信度,也提高了单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2.围绕目标,构筑框架,寻求支柱。
经济分析和货币分析两个支柱,构成了ECB的货币政策框架。在这个框架内,ECB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收集各种信息,充分利用各种分析工具,确保所有相关的信息都不会遗漏,从而确保货币政策决策的稳健性。两支柱策略既不同于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也不同于传统的以货币供应量或汇率作为“名义锚”的做法。
(1)经济分析。主要是指基于大量的经济和金融数据、针对影响价格稳定的短期风险而进行的分析。该分析基于如下的认识:短期内价格水平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商品、服务和要素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所决定。因此,ECB关注的主要变量有:总需求、总产出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广义的物价和成本指数的变化,财政政策的变化,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欧元区国际收支的变化等。
(2)货币分析。着眼于中长期分析,该分析的基础是中长期内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变化密切相关。货币的变化包含着未来物价变化的信息,因此有助于对物价稳定的风险进行总体评估。ECB把货币供应量指标从一系列备选指标中挑选出来,并公布广义货币M3增长率的参考值,向公众清楚地表明了它进行货币分析的意图。大量实证分析表明,在M3与物价水平和其他宏观变量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M3还预示了未来,特别是中期的通货膨胀变化。
ECB将从双柱策略中得出的信息进行评估、反复核对和汇总,形成对经济的波动程度和本质、经济运行结果和物价稳定的主要风险的总体评估,为货币政策制定提供有力的依据。通过信息交流框架,公众能了解ECB制定货币政策所面临的复杂的环境,知道ECB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考虑了哪些因素,又是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做出货币政策决策的。
3.注重货币政策策略的沟通职能。
透明的货币政策要求中央银行向公众和市场提供决策相关信息、制定政策所采取的程序、所使用的数据及考虑的因素,并就当前经济形势与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所有这些都能在一种开放、清晰、及时的状态下进行。
ECB的沟通面临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欧元区12个不同的国家,10种不同的语言,无疑给ECB的货币政策沟通提供了挑战。ECB强调与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互动,确保公众能更好地理解货币政策的制定程序以及依据,从而提高中央银行的可信度,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为了让公众更好地了解货币政策,ECB通过多种渠道向公众传递货币政策信息:
(1)每个月第一次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结束后的新闻会,是ECB最重要的沟通方式。ECB是第一个召开新闻会的中央银行。新闻会上,ECB行长将向公众详细地介绍管理理事会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以及与货币政策相关的物价稳定的风险评估,并通报管理理事会讨论的其他议题和决策的相关信息。与会者也可以与新闻发言人进行互动交流。记者招待会的文字材料也将于同一天刊登在ECB的网站上,以便这些货币政策信息能够及时地呈现给公众。
(2)ECB每月“月度公报”,向公众公布所有统计信息和货币政策决策所依据的数据,也提供专家对货币政策的分析文章。此外,ECB行长每个季度都向欧洲议会的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会汇报ECB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并回答相关问题。ECB每年还向欧洲议会递交年度报告。
(3)ECB的行长、副行长以及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与公众进行交流,阐述ECB的货币政策策略、分析框架,不断提高ECB货币政策的可信度。交流包括定期接受媒体的采访,参加全球和区域经济金融论坛,到世界各地大学讲学。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发言稿、演讲稿,研究人员的分析文章,公众广泛关注的政策研究结果,在ECB的网站和其出版的论文集和专刊上都可以找到。
4.注重中央银行研究职能的发挥。
ECB经济研究的目标,一方面是为货币政策的决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和实证的支撑,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服务ECB与公众和市场的沟通。
ECB的经济研究通过多种形式展开:working paper主要是鼓励对ECB货币政策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既包括ECB研究人员的阶段性成果,也包括一些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对货币政策的研究。这些文章都可以免费在ECB的网站上获得,对于公众对ECB货币政策的了解很有帮助。同时,ECB也运用大量的宏观经济模型对欧元区经济以及欧元区内不同国家进行分析预测,以便为货币政策决策提供比较可靠的预测信息。针对欧洲资本市场和金融一体化、欧元区经济周期变化等问题,ECB建立了广泛的研究网络。此外,ECB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轮流召开国际货币政策论坛,鼓励从全球的视角来讨论货币政策的相关问题。
二、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启示
1.进一步提高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增强央行的独立性是各国货币调控机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实践证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其货币政策操作具有很大的影响。独立性强的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马约》赋予ECB货币政策目标上的独立,而且ECB还具有工具上、财务上和人员上的独立,因此为ECB独立进行货币政策操作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依然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从目标独立性来看,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我国货币政策当前仍受到多目标约束:物价稳定、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化解金融风险等等。从操作独立性来看,也存在一些约束,比如金融市场不发达,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余地小,货币政策过度依赖国有商业银行传导等等。
多目标之间是存在冲突的,这就导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相当困难。而在经济转轨过程中,货币政策的多目标约束将长期存在,因此提高目标独立性比提高操作独立性难度要大。在当前的体制安排下,我们应进一步提高中央银行的操作独立性,通过大力发展金融市场特别是货币市场,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不断提高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以及中介目标变量的市场化程度,使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更具灵活性和前瞻性,为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预防性操作创造条件。
2.尽快建立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框架。
以利率、汇率或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变量作为中介目标都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即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较差。正因如此,绝大多数国家在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基本没有再简单恢复利率目标,反而是越来越多地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这类非工具变量目标。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操作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同时将货币供应量、利率、经济景气指标指数等其他重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
欧洲中央银行在考察过一些其他中央银行已经或正在采用的货币政策策略后,决定采用以稳定为目标的双柱策略(即经济分析和货币分析)。究其原因,是因为ECB成立的时间不长,欧元区内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ECB的货币政策操作面临很大的挑战,因此两支柱策略赋予ECB在操作货币政策过程中更大的灵活性,有利于提高其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传导效率。
鉴于我国目前的现状,近期内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也可借鉴ECB的做法,建立一个更具灵活性的货币政策框架,为公众的经济行为提供决策依据,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可信度,稳定公众的预期。积极构建更具灵活性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提高对经济的预测能力,即时采取预防性操作,将会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3.注重与公众交流,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
ECB非常注重与公众的沟通和交流,重视预期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通过采用“两支柱”的货币政策策略,为央行与各个层面的公众沟通提供了一个框架。ECB不仅建立了内容广泛、容易理解的网站,而且还定期出版报告预测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如通货膨胀、货币市场状况以及预测的风险等。ECB通过各种途径,向公众解释货币政策的目标,讨论近期通货膨胀的情况,评价已经采取的货币政策的效果,并描述未来通货膨胀的发展,因为货币政策非常透明,因此ECB有时只要显示其政策意向,并不需要真正干预市场就能达到调控的目的。
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不断提高,这一点可以从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实践中看出。但略显不足的是,对于我国货币政策决策是依据哪些数据的分析,货币政策决策过程的程序,以及中央银行对经济形势的预测分析等相关信息还不够丰富,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改善。
4.进一步发挥我国中央银行的研究职能。
中央银行不仅具有服务职能、调节职能和管理职能,而且还具有研究职能。中央银行要有效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就应该加强对经济的研究,力争对经济的运行有更准确的把握。中国是一个处于转型中的国家,国内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操作有很大的影响。如何构建更为灵活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以有效防范汇率变化及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经济的影响;如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如何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和交流,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如何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的协调;如何在加快金融开放的过程中防范金融风险;如何加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这些都需要中央银行加强经济研究,有针对性地为我国货币政策决策提供可靠的理论、模型和数据的支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