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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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刑事律师工作之阅卷

（一）申请阅卷的时间

（二）阅卷流程

（三）阅卷时需着重了解的事项

二、刑事律师工作之法律文书初稿

（一）辩护意见或辩护词初稿

（二）质证意见初稿

三、刑事律师工作之会见

（一）会见前备忘

（二）会见流程

（三）会见交流提纲

（四）会见目标

（五）会见注意事项

四、刑事律师工作之调查取证

（一）审查阶段的取证方式

（二）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要求

（三）律师制作调查笔录的内容

五、刑事律师工作之向检察院提出律师意见

（一）适用情形

（二）意见分类

六、刑事律师工作之变更强制措施

（一）申请条件

（二）申请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三）常见取保候审适用的情形

（四）较难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形

（五）与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讲解取保候审

（六）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七、刑事律师工作之申诉或控告

（一）申诉或控告的情形

（二）受理部门

（三）搜集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相关证据

（四）申诉或控告书的内容

决胜于庭前，刑事案件审查阶段律师工作的质量将直接影响辩护效果的实现。本文将系统归纳刑事律师在审查阶段的具体工作，承接前文《刑事案件侦查阶段律师工作流程》。对于刑事律师从审查阶段才介入案件的，有关委托手续、与办案机关取得联系、研究案件罪名及辩点的流程不再累赘，如需了解可参见前文。

一、刑事律师工作之阅卷

（一）申请阅卷的时间

自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

（二）阅卷流程

1. 向检察院预约阅卷时间；

2. 持律师事务所信函、授权委托书及律师证；复印卷宗，或带上便携式扫描仪、相机、足够容量的手机现场拍摄卷宗，或带上U盘拷贝电子卷宗（如有电子卷宗）；

3. 案卷拿到手后，需核对卷宗材料是否齐全，以免漏下卷宗材料；

4. 取回案卷后，制作卷宗索引表；

5. 根据案件情况制作阅卷计划；

6. 阅读时通过图表、摘录等方法制作阅卷笔录；

7. 如研读卷宗过程中发现证据有疑点、关键信息拍照或复印不清晰，需要再次到法院查阅的，应电话预约并告知需要查阅的卷宗编号。

（三）阅卷时需着重了解的事项

1. 犯罪嫌疑人的自然情况；

2. 涉嫌犯罪的时间、地点、动机、目的、手段、后果及其他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法定、酌定情节等；

3. 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事实和材料；

4. 证人、鉴定人、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的自然情况；

5. 被害人的基本情况；

6. 办案手续和文书是否合法、齐备；

7. 技术性鉴定材料的来源、鉴定人是否具有鉴定资格、鉴定结论及其理由等；

8. 同案被告人的有关情况；

9. 有关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证据之间及证据本身的矛盾与疑点；

10. 相关证据能否证明意见书所述的犯罪事实及情况，有无矛盾与疑点；

11. 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材料。

二、刑事律师工作之法律文书初稿

（一）辩护意见或辩护词初稿

（二）质证意见初稿

（本文为审查阶段的程序性归纳，对于以上法律文书的撰写要点不再展开。）

三、刑事律师工作之会见

（一）会见前备忘

1. 向看守所预约会见的时间；

2. 地图查找看守所方位，制定出行计划；

3. 需提前准备好的资料：（1）授权委托书；（2）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介绍信（需写明律师执业证号、联系方式）；（3）律师执业证、实习律师证（如实习律师一同会见）；有些地方实习律师会见是需要侦查机关或者看守所同意的；（4）身份证（差旅及其他需要）；（5）笔、纸、印油等办公用品若干；（6）交流提纲；（7）《准予翻译人员参与会见的同意函》（如有，需由检察院出具此函件）。

（二）会见流程

1. 会见手续（递交介绍信、授权委托书，出示律师执业证，登记在押犯罪嫌疑人及律师信息）；

2. 按照交流提纲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核实证据，制作律师会见笔录；

3. 完成会见笔录后交犯罪嫌疑人阅读或向其宣读，问是否有补充或修改，确认无误后由犯罪嫌疑人签名、按捺指纹；

4. 会见完毕与羁押场所办理犯罪嫌疑人交接手续。

（三）会见交流提纲

1. 了解犯罪嫌疑人的身体状况与精神状况；

2. 让犯罪嫌疑人回忆公诉人的每一个提问及其回答；

3. 结合案情有针对性地解释刑法中该罪名的有关规定及本案的辩点；

4. 就案件细节提问犯罪嫌疑人；

5. 向犯罪嫌疑人核实证据，听取其对相关证据的意见（对书证、物证进行辨认，告知鉴定意见、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陈述不一致的地方），如果犯罪嫌疑人的陈述与卷宗记录不吻合，应询问真实情况，并要求就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进行解释；

6. 了解办案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揭发他人重大犯罪事实等立功情形的调查情况；

7. 就辩护意见与犯罪嫌疑人进行沟通，确认是否同意或有新的补充；

8. 了解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过程中其人身权利是否受到侵犯，办案人员等是否存在逼供、诱供；

9. 告知审查、审判等具体流程和每阶段预计的时间。

（四）会见目标

1. 通过核实证据使犯罪嫌疑人了解、掌握办案机关认定其涉嫌犯罪的事实及相关证据；

2. 就证据进行交流，以做好辩护的准备；

3. 通过了解公诉人提问及犯罪嫌疑人答复，推测书的重点；

3. 通过交流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翻供的可能性。

（五）会见注意事项

1. 面对监管人员或侦查人员无理阻挠，应运用法律法规维护自身权益，也可以随身带上法律法规，在必要时以法条进行辩论；

2. 切忌在犯罪嫌疑人面前与办案人员、监管人员发生争执；

3. 面对犯罪嫌疑人的谎言，不必指责，但应告知他其他证据证明的事实，以及告知他其供述将在庭上质证、核实；

4. 对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违规要求，应以法律法规说明后果以及对本案的影响；

5. 遵守律师会见的法律法规；

6. 会见时与当事人谈话需根据其文化程度、阅历等综合因素，用最直白最清晰的语言交流。

四、刑事律师工作之调查取证

调查取证权是法律赋予刑事律师的一项权利，本贯穿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但审查阶段律师通过阅卷对案件办案机关收集、掌握的证据有一定的了解，此时的调查取证更具有方向性。

（一）审查阶段的取证方式

1. 律师自行调查取证；

2. 申请检察院调查取证。

（二）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要求

1. 一般要由两人以上进行，并持律师事务所介绍信及律师执业证；

2. 向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材料的，应经他们同意，并经检察院许可；

3. 向证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但应事先征得本人同意，并在调查笔录上记明；

4. 调查过程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好调查笔录，必要时可以录音、录像；

5. 收集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原件，无法提取原件的，可以复制、拍照或者录像，并附证据提供者的证明。；

6. 在证据收集后尽早告知办案机关，并特别注意证据的来源、形式、收集方式、效力，保护好证据原件，防止灭失；其中，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检察院；

7. 证据不宜由律师调取的，或者证据完好调取的难度较大的，应申请检察院取证。

（三）律师制作调查笔录的内容

1. 应当载明调查人、被调查人、记录人的姓名，调查的时间、地点；

2. 笔录内容应当有律师身份的介绍，被调查人的基本情况，律师对证人如实作证的要求，作伪证或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的说明；

3. 全面、准确地记录调查内容；

4. 经被调查人核对或者向其宣读，确认无误、无需修改后，签字并按捺指纹（盖章）确认；

5. 邀请有关人员在场见证，并在调查笔录上签名（看需要）。

五、刑事律师工作之向检察院提出律师意见

（一）适用情形

在研读案卷材料后，可根据事实和证据提出相关的意见，供检察机关在时参考。

（二）意见分类

1. 不意见；

2. 轻罪意见；

3. 认定从犯、胁从犯、初犯、自首、坦白、立功等意见；

4. 排除非法证据的意见；

5. 补充侦查的意见。

六、刑事律师工作之变更强制措施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强制措施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种，司法实践中较为常用的是拘留、逮捕和取保候审，拘传和监视居住较少采用。下文主要探讨申请取保候审的工作流程。

（一）申请条件

1. 取保候审《刑事诉讼法》第65条；监视居住《刑事诉讼法》第72条；注：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

2. 超期羁押。

（二）申请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1. 期限届满。《刑事诉讼法》规定取保候审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

2. 发现犯罪嫌疑人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三）常见取保候审适用的情形

1. 犯罪数额不大、已退赃的职务犯罪案件；

2. 危害结果不大的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案件；

3. 经济赔偿等达成谅解的交通肇事案件；

4. 危害结果不大的未成年人案件；

5. 经济赔偿等达成谅解的故意伤害（轻伤）案、故意毁坏财物案件；

（四）较难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形

1. 犯罪嫌疑人是流动人口；

2. 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不能适用缓刑的案件。

（五）与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讲解取保候审

讲解内容：

1. 取保候审的使用条件（《刑事诉讼法》第65条）；

2. 保证方式及条件、保证金退还（《刑事诉讼法》第66、67、71条）；

3. 保证人、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法律责任（《刑事诉讼法》第68、69条）；

4. 申请取保候审在司法实践中的难度；

5. 不承诺结果。

（六）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申请书基本内容：

1. 申请人；

2. 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羁押情况；

3. 申请事项：请求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4. 事实与理由；

5. 证明申请书相关内容的证据；

6. 保证方式。

七、刑事律师工作之申诉或控告

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申诉、控告（《刑事诉讼法》第36条）

（一）申诉或控告的情形

1. 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和人身自由。如刑讯逼供、监管人员不作为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关押人员殴打；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的。

2. 侵犯犯罪嫌疑人的财产权利。如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的；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的；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

3. 侵犯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如辩护权；知情权（告知回避权、聘请律师权利、鉴定意见、采取强制措施的理由、侦查终结的结果、补充侦查后的结果）。

（二）受理部门

向办理本案的人民检察院申诉或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三）搜集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相关证据

通过会见搜集；注意及时性；告知犯罪嫌疑人保存证据的方法。

（四）申诉或控告书的内容

1. 被的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2. 申诉或控告对象；

3. 违法的事实，包括时间地点等；

篇2

一、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理论基础

人权保障理念。在我国，人权内容涉及面较为广泛，不仅包含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还包含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权利。这一理念在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中主要体现为：第一，人权保障有利于羁押功能的正确发挥，在实践过程中，由于不当羁押往往给被羁押人带来了巨大创伤，对他们的基本人权是一种极大的摧残，因此人权保障理念的带入会引导羁押走向正确道路。第二，人权保障是对羁押公权力的一种无形的限制和约束。在国家公权力面前，不管一个人被赋予多大的权利，都无法与国家相抗衡，因此有必要通过一些制度来适当约束国家的力量，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因此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必须最大限度的追求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也是在这一理念的呼唤下出现。

权力制约理论。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在使用权力时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可见，权力具有强制性，极易被滥用的可能。法律的基本作用之一就是约束和限制权力。在实践中，已经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更改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几率十分低，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抗国家权力，因此必须通过一定措施对国家权力予以限制，这样才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无罪推定理论与例外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是国际通行的一项原则，同时也是羁押在实践中最容易违背的一项基本原则。等待宣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法院的依法判决，任何人都不得认定其有罪，更不得随意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和其他基本权利。但是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忽略这一点，认识不到羁押只是一种监管措施，保证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举措，而不是惩罚的开始。因此无罪推定理论的深刻理解和运用将会推动羁押的正确运用。

例外性原则源于无罪推定理论，要求羁押的使用只能是一种例外，主要是指以非羁押为主，以羁押为例外，只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才能对嫌疑人进行羁押，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较为严重的社会危险性的情形或较为严重的妨害诉讼程序正常进行的行为时，才能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羁押。因此要求对羁押进行严格审查，并鼓励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非羁押性强制措施。

二、我国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现状及优化构想

羁押审查主体和羁押场所缺乏中立性。我国法律规定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是检察机关，但是从实践中看是有失中立性和客观性的，我国司法裁判权被排斥在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之外，检察机关行使羁押必要性审查权过程中常常会受到传统的观念和司法实践价值影响。我国的羁押场所往往是在由公安机关隶属管理下的场所，很容易导致各种对被羁押人不利的情况出现。而且对于看守所如何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我国法律上以及政治体制上都未对此作出法律监督规定，这就使得羁押场所中立性地位严重缺失。

羁押救济性措施缺失，有损被羁押人的基本人权。在我国法律上对于羁押救济性措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主动救济，一种是申请救济。主动救济是指由作出羁押决定的司法机关自我反省和复查，至于何时复查，怎么复查都尚未规定，在实践中常常处于被动状态，不属于司法机关绝对的责任和义务时，有虚设之嫌疑。申请救济是指被羁押者或者其法定人、近亲属及其辩护人申请引起的。但是如果申请被拒绝后应该怎么救济自己权利，法律又再次留有空白。不管是何种救济方式，当程序被启动后，常常审查的也只是申请书或者案件文书，不给予被羁押人辩护的权利，这样从一定程度上有行政化色彩，对审查公正性、中立性是一种亵渎。有些学者提出可以申请国家赔偿，但是我国赔偿法中在此方面无明确规定，规定只能赔偿无罪者，对于最终被法院判决有罪的，依然不能因为羁押期间权利受损而获得赔偿。

羁押必要性审查缺乏刚性。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无必要时，只有建议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而不是强制性的决定权，最终是否变更或者释放依然由侦查机关最终确定。尽管最高检在诉讼规则中规定，如果办案机关对检察建议不予采纳时，必须说明合理正当的理由，但是制度的缺失就在于此，如果办案机关既不采取建议，也没有严明公正的理由时，应该如何处理办案机关的行为，在我国法律制度中就没有后话了。从审查方式规定上而言，在最高检的刑事诉讼规则中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方式是：一方面听取办案机关意见，另一方面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或者人意见。但是这一规定存在两点问题使得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践起来缺少魄力。其一，该规定中并没有象国外那种由法院举行公开听证或开庭，同时听取双方意见甚至给予辩护的机会，其二是规定中只是表明检察机关“可以”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或者人意见，而不是“必须”，这就使得制度的实施大打折扣。另外在实施中，羁押依附于拘留、逮捕，羁押率过高，替代性措施不完备；羁押期限不确定，弹性规定过多。

根据上面所述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

第一，实行羁押场所独立化。关于羁押场所，在我国一般是将看守所作为羁押场所，但是这样很明显的一个弊端在于看守所和侦查机关都隶属于公安机关，二者在行政关系上有统一的隶属关系，则在一定程度上给看守所造成一种错觉：羁押是为了诉讼程序的更好进行，为了本系统内的侦查工作更好展开，而忽视对被羁押人的人权保护。西方国家都要求“捕押分离”。所以，看守所应该从公安机关独立出来，转归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管理，这样不仅对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专项化有利，还对羁押场所的中立性做了有利转变，更有助于保障被羁押人的人权。

第二，建立完善的救济性措施。从被羁押者角度而言，首先，应该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复议或者申诉权。当被羁押人被检察机关决定继续羁押或者拒绝变更强制措施时，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应该有权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或者复议。其次，应该健全羁押赔偿制度。我国赔偿法的规定不完整，在羁押过程出现的超期羁押以及对被羁押人的人身权利的侵犯情况，没有被规定在赔偿范围内。应当明确若出现这种情况，严重者应按照刑事案件处理，并建立相关赔偿制度。

篇3

维护被监管人合法诉讼权益问题是监所检察工作重要内容之一。笔者试就监所检察在保障被监管人合法诉讼权益方式与途径方面加以探析，以期有得于检察实践。

一、高度重视， 将维护被监管人合法诉讼权益放在人权保护的高度上来

在押人员身处“大墙”之内，监管场所的封闭性以及监管人员与被监管人的特殊关系，客观上使在押人员具有弱势群体的特殊属性，容易发生漠视甚至侵犯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问题。2004年3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成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和治国理政原则。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监管场所被监管人的人权保障工作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国家通过完善立法、加强司法、强化监督等措施，切实保证被监管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被监管人的人尊严和权利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检察监督要从维护被监管人的合法权益入手，积极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监所检察工作人员把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作为监所检察工作的一个重要价值追求，加大维护被监管人合法权益的力度。

二、广泛宣传 让被监管者明确自己诉讼权益范围

实行在押人员权利告知制度，增强在押人员的维权意识。一是制作《在押人员告知卡》并发放到在押人员手中。该卡载明了驻所检察室的职责、驻所检察官的基本情况及联系方式，在押人员的羁押、诉讼期限和应享有的权利义务等。二是在看守所、拘留所大门口设置监所检察检务公开栏，全面公开驻所检察室的法律职能、任务、业务范围等内容，同时公布咨询和举报联系电话。三是在看守所大门外设置驻所检察官信箱，受理在押人员的家属的举报、投诉、意见和建议。四是在看守所设立驻所检察官接待室，定期接待来访群众和在押人员家属的咨询与反映问题。会见日进行检察官接待及每周开展一次检察官接待日活动。在各监管场所的家属会见大厅注明检察官接待日的具体时间、地点，方便有疑问的群众前来咨询。在检察官接待日活动中，驻所、驻监检察人员派发检察宣传资料，并就家属所关注的会见程序、罪名的量刑幅度、未成年人权益的相关法律规定等问题，予以耐心、详尽的讲解。开展检察官接待日活动有利于排除在押人员家属的疑虑，稳定在押人员家属的情绪，同时是监所检察人员掌握监管场所狱情动态的有效渠道。

驻所检察官利用巡监时间，进行法制宣传，解答犯罪构成、刑事责任诉讼法方面的疑问，提高了宣传效率。

严打监区内违法犯罪行为。会同看守所管教对在押人员进行全面排摸，针对性地采取谈话教育、调监、严管及戒具保护等多种措施，严防越狱脱逃、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等危害监管场所安全行为的发生。发生违反监管规定的事情，要求看守所及时解决。对于打架斗殴，及时介入固定证据，视情节严重程度不同，依法进行处理。有效打击和遏制“牢头狱霸”现象。

三、在押人员与检察官联系渠道畅通

深化检察官约见制度，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一是规范在押人员约见驻所检察官的程序。在押人员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可通过填写《在押人员约见检察官申请表》约见驻所检察官；驻所检察人员在24小时内与提出约见要求的在押人员谈话，每次谈话均有书面记录，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二是确保在押人员约见驻所检察官制度执行到位。将该制度在所有监室予以公开张贴，对入所的每个在押人员都发放一份约见驻所检察官申请表，使在押人员与检察官联系渠道畅通。三是拓宽接待约见范围，积极推行约见检察官制度。积极实行检察官接待日制度。该院确定每周二为驻所检察官接待日。必要时随时约见。

在日常工作中，在押人员要约见检察官的，检察官2个工作日内必须约见。对在押人员遇到的困难、问题，约见检察官将区别对待作出处理：属于法律咨询类的，给予即时解答，消除顾虑；属于案件类的，检察官限时办结回复。

驻所检察工作中，把在押人员的合法诉求作为维权的重点，在监室设置检察官信箱、检务公开栏，并且构建快速约见约谈机制，通过对在押人员进行依法维权知识宣传，调动他们反映情况、告知诉求的积极性；对已经记录在册的诉求，及时进行研究分析，并根据诉求类别明确专人办理。

三、严防超期羁押

2010年，我国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强刑事羁押期限监督，推进纠正和防止超期羁押工作。随着监所检察工作的日益深入和规范，当前，明显的超期羁押已不多见，但案件久押不决问题仍然为数不少，有一部分属于变相超期，监督难度较大。监所检察部门注意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得到了重视和支持，形成了工作合力，促进了有关案件的解决。还积极建立久押不决案件报告制度、分级督办制度、受理在押人员及其家属、人申诉制度等长效机制。在有效监督超期羁押的同时，还继续完善监督工作机制，畅通在押人员权利救济渠道，从制度上保障在押人员人权不受侵犯。

四、建立考评机制 试行在押人员未决羁押表现评鉴制度

通过试行在押人员未决羁押表现评鉴制度，对在押人员作出建议酌定从轻处罚或酌定从重处罚的量刑建议。 在押人员未决羁押表现评鉴制度是检察院为改善看守所监管秩序，协调公安局和法院建立的一项社会管理创新机制。公、检、法三机关把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运用到对看守所在押人员的教育管理上，通过建立一系列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将在押人员未决羁押期间的表现通过量化考核、评定后，纳入量刑酌定情节。

该制度的基本操作程序为：看守所对在押人员羁押期间的表现进行量化评鉴，并将评鉴相关材料固定为在押人员羁押表现的证据提交检察院公诉部门。检察院公诉部门进行严格的证据审查并确定属实后，在公诉过程中向法院提出酌定从重或酌定从轻的量刑建议。法院在庭审中通过示证、质证对量刑建议予以采信的，将从重或从轻处罚的理由、情节写入刑事判决书事实和理由部分。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对该制度实施的各环节进行严格监督，确保公平公正。

五、建立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基层法院对被告人判处缓刑、拘役、单处罚金等轻缓刑罚的比例较高。但同时存在构罪即押、构罪即捕，长期以来是许多办案人员的一贯思维。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权益 ，有效破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率高、轻缓判决率高之间的矛盾。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成了检察机关一项法定职责。检察机关对在押人员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为有效减少羁押创造了条件。这项制度还有利于促进被监管人员遵守监管秩序，促进在押人员真诚悔罪。对符合变更条件的及时予以释放，也是监所检察人员对被监管人员进行思想教育中经常提及的内容。按照检察机关现有职权配置，侦监、公诉、监所部门都可以对捕后羁押必要性产生影响，履职主体是分阶段由不同部门负责，还是由一个部门负责存在争议。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涵盖了捕后侦查、、审判阶段的诉讼活动全过程。

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监所检察部门均可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也可以监所与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配合办理。启动程序：犯罪嫌疑人的家人、辩护律师申请、侦查监督部门案件承办人、公诉阶段案件承办人审查发现、监所检察部门在监所检察工作中发现等途径。审前羁押必要性启动方式分为驻所检察室“自行启动”、在押人员（亲属及律师）“申请启动”、公诉部门“移送启动”、批捕备案“审查启动”、看守所申请启动等方式。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由申请受理、程序启动、调查论证、审查决定四个环节构成。检察院向公安机关提出检察建议。

应当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情形：犯罪嫌疑人的亲属主动与被害方达成民事协议书，并已经履行到位；轻刑犯罪嫌疑人，上级法院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做出发回重审裁定的；伤情鉴定发生变化，由重伤改变为轻伤的；犯罪嫌疑人有悔罪表现、犯罪事实清楚轻刑案件；具有不适宜关押的疾病；其他应当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情形等。羁押必要性审查可参照逮捕条件与标准进行。

在审查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必要性时，承办人应收集涉案当事人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书、被害人出具的谅解书、被羁押人亲属（监护人）出具的保证书以及被羁押人的悔过书，还有被羁押人所在单位 （社区）出具的平时表现鉴定意见等等。依启动方式的不同，还可以包括律师或犯罪嫌疑人家人有申请书、公诉阶段的证据材料、病历资料等。结合全案证据和上述材料，发现被羁押人没有必要继续羁押的，依法建议变更强制措施。 也可以在全面调查取证的基础上，通过召开论证会的方式，对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社会危险性、案件进展和羁押表现等多个继续羁押必要性因素进行综合评鉴。

六、查办监所内犯罪案件，维护被监管人合法权益

为了更好地维护刑罚执行公正和保障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我国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坚持派驻检察与巡回检察相结合，以派驻检察为主的监督方式，在看守所设立派驻检察室。检察机关积极推进派驻检察室与监管场所信息联网和监控联网，积极推进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工作，及时掌握刑罚执行和监管动态，强化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情况的同步监督、动态监督和实时监督。

2010年，检察机关的派驻检察室建立健全了日常巡视检察制度、监管事故检察制度、重大监管事件报告制度、与监管场所联席会议制度、检察官信箱制度、在押人员约见派驻检察官制度、派驻检察官与在押人员谈话制度和检务公开制度等工作制度，规范了派驻检察人员日常检察的内容和方式。派驻检察人员坚持深入监管场所劳动、学习、生活三大现场和禁闭室、会见室，加强日常巡视检察，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问题和安全隐患。对于发生的监管事故，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深入事故现场调查取证，及时查清事实，明确责任，妥善处理。对于在押人员及其近亲属、法定人的控告、举报和申诉，及时受理，并根据情况作出妥善处理。不仅监督纠正不当减刑、假释，而且注意监督纠正符合法定条件没有得到减刑、假释的问题。对一些老病残犯，符合变更执行条件的，积极建议有关部门依法办理保外就医和假释。

七、科技强检 利用信息化平台保障人权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监所检察在诉讼监督中的协作功能日益显现，监所检察部门积极为其他诉讼监督部门提供业务支持并实行监督，提升法律监督质量和效果。

篇4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承担着控诉职能。而职能分工必然要求其以实现罪罚为目标，尤其是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庭审方式实现了控审职能的分离因此大大强化了检察机关的举证责任，这必然加强检察机关的控诉倾向。同时，我国宪法赋予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但是在刑事诉讼中，它并未能保持监督者应有的客观、中立、超然的地位，因为它就是诉讼的一方，它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控诉倾向。司法实践中曾发生过检察机关在庭审中故意隐藏被告人无罪证据而不予出示的现象，即是最有力的证明。由此可见，控诉职能的担当阻碍了检察机关所谓监督职能的发挥，事实上检察机关已沦为单纯的控诉机关，它在刑事诉讼中的活动完全可以为控诉职能所包容。

笔者认为，需对检察机关重新定位，至于如何定位需要深入研究。法治社会的根本特征应是司法权的独立，司法程序是解决各种社会纠纷（包括刑事犯罪）的最终程序。而司法权应由而且只能由法院、法官独立行使。我国的现状，法院因受制度缺陷与法官素质不高等因素的限制尚难以独立担当行使司法权的重任，因此由检察机关对法院进行制约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与行长远来看，确立以法院为中心的诉讼格局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

依我国现制，公诉案件审前阶段的审查批准逮捕权归属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以及检察机关自侦察件中的逮捕须由检察机关批准或决定。检察机关一方面承担着控诉职能，同时又享有剥夺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权力，这样做实在太危险。因为检察机关作为控方可以自己作出剥夺被指控方——嫌疑人的人身自由的逮捕决定，这无疑置嫌疑人于诉讼客体的地位。试问，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在控诉利益上的一致性以及二者之间法定的互相配合关系，使得这种制约能存几分价值？对于检察机关自侦察件中的逮捕，虽由审查批捕部门决定，但逮捕决定事实上都是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作出的，此时检察机关既是控诉机关，又是批捕机关，看来只有实行自我监督了，然而这种自我监督究竟有多大意义？

还须指出的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逮捕不仅作为行为动词使用（意为“捕获”），更为重要的是，它兼具状态动词的用法（意为“羁押”）。易言之，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逮捕后进行一段时间的霸押，并且羁押是逮捕的必然结果和主要内容，逮捕的目的就是羁押。而外国的逮捕与羁押是分离的，逮捕实施后是否羁押须另行审查决定。这种实行逮捕与羁押分离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为逮捕与羁押决定要分两次作出，（有证）逮捕往往是由法官（或预审法官）根据警检机关的书面申请作出的。而对于是否羁押，则须听取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与控方的意见然后作出决定。这种做法体现了法官裁判权力对侦查程序的控制，有利于实现侦查程序中的控辩平衡，并有利于避免不必要的羁押，切实保障了嫌疑人的自由权利。如前述，我国实行逮捕与羁押一体制，逮捕由处于控方的检察机关批准或决定。检察机关批准或决定逮捕只进行书面审查，并不听取嫌疑人的意见，完全是单方职权行为。嫌疑人一经逮捕即意味着长时间羁押，检察机关在羁押期间并不进行合法性审查，由于获释（包括取保候审）的渠道并不畅通，绝大部分被逮捕的嫌疑人将处于羁押状态。由于嫌疑人无权求助司法审查，法官对侦查程序亦无权介入，这一方面导致不必要的羁押大量存在，另一方面，由于嫌疑人完全置于侦控机关的控制之下，其后果是，被逮捕人完全沦为侦讯的对象，逮捕成为一种重要的侦查方法，其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获得嫌疑人的口供，从而导致实践中刑讯逼供、变相刑讯、以捕代侦等违法现象屡禁不绝。而嫌疑人的诉讼主体性荡然无存，程序的正当性缺失，公民人身自由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必须明确，逮捕作为刑事诉讼所独有的一种强制措施，其性质为对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予以一段时间剥夺的程序性措施。因为基于此时嫌疑人、被告人的非罪犯地位，逮捕及此后的羁押并不属实体刑罚。实施逮捕的根本目的就是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保证国家对刑事犯罪进行追诉能够有效实现。其直接目的有二：一是保护证据，其二是防止嫌疑人、被告人在需要出庭时缺席。换言之，只有当嫌疑人有毁灭罪证、妨害作证、逃跑或有相当理由足以怀疑会有上述行为或者嫌疑人没有固定住所时，才对嫌疑人实施羁押。可见，设立逮捕制度的初衷，就是为了保证刑事追诉能够顺利进行，而逮捕制度的功能也就表现在这方面，即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在现代国家，人身自由是公民最为重要的宪法权利，国家有义务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进行保护。这些理论体现了现代法治原则充分保障人权的精神。笔者亦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为实现对犯罪的有效追诉，保护社会安全而对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予以限制是必要的，各国对逮捕制度均作了具体规定。但从无罪推定原则出发，嫌疑人、被告人尚不具有罪犯的法律身份，而是作为诉讼当事人，其人身自由不应被剥夺。但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法律规定可以适用逮捕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措施的采取必须受到限制，应贯彻最低度及必要性原则。应当在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尽量减少乃至避免羁押，以充分保障人权。这应成为设计逮捕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为此，还应不断完善各种非羁押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释制度。

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是现代法治国家设立逮捕这种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唯一目的。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得以确立，逮捕嫌疑人、被告人作为程序性的措施决不应成为强制讯问的工具。对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予以剥夺的措施，是否采用应由独立于侦控机关的司法机关作出裁断。唯此，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主体性方能实现，才能称为当事人。当然，赋予侦查机关紧急情况下的无证逮捕权（我国的拘留制度）是必要的，但为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应在尽可能短时间内提交法院，由法院举行听证会，听取侦辩双方的意见，最终作出是否羁押的裁断。有关的国际文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人的原则》第37条都规定：受到刑事指控的被羁押者应当被及时地带到法官面前或其他被授权行使司法权的官员面前。这样做，旨在确保由一个独立于实施拘留的、享有司法权的机关能够对拘禁进行审查，是防止任意或非法羁押的重要保障措施。而且它提供了对和非法行为进行控告的机会，因此对防止刑讯逼供和非法待遇等非法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现代刑诉理论崇尚审判中立、控辩平衡，这不仅表现在审判阶段，并应贯彻于审前程序中。在侦查阶段，侦控方与被指控方同为诉讼主体。国家虽赋予了侦控方侦控的权力，但这一权力必须以尊重被指控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为前提。换言之，侦控方不得随意处置被指控人。为了保持侦辩平衡，防止被指控人客体化，要求在对被指控人这一诉讼主体受取剥夺人身自由的羁押措施时，必须由法官这一中立的裁判者作出决定。逮捕乃至羁押的目的是防止被指控人实施妨害诉讼的行为，是否有逮捕乃至羁押的必要，应由法官这一第三者决定，而不能由当事人一方即侦控方决定。这既是裁判中立、控辩平衡的现代刑诉机理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特征。现在，无论是实行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抑或职权主义色彩浓重的大陆法系国家，逮捕乃至羁押无不是由法官或其他被授权行使司法权的官员裁断。逮捕、羁押的命令由法官（或治安法官）作出，称为司法令状主义。逮捕、羁押由居于中立地位的法官决定，体现了刑事程序的正当性，有利于防止政府对公民利权的不当侵犯，有利于公民权利的保护。

现代法治理论崇尚权力制衡，尤其是当政府对公民权利实施限制、剥夺时，应受到司法的审查，否则公民权利在强大的“政府”面前实在无法自保。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权是对公民权利实施保护的权力，司法程序成为救济公民权利的最后程序，也是各种社会纠纷得以最终解决的程序。在行政程序中，现代各国均规定，对公民实施行政处罚均须举行听证会，公民有求助司法保护自己免受政府不当处罚的权利。同理，在刑事诉讼中，逮捕乃至羁押关涉公民最为重要的自由权利，这种措施的做出更不能由侦查机关这一行政机关作出，更需要接受司法监督。逮捕与羁押由法官审查决定，有利于防止侦查倾向及不当适用，有助于保护被指控人的合法权益。许多国家为了更好地保护被逮捕人的人身权利，甚至规定法官负有定期审查是否有继续羁押理由的义务，以防止不必要的羁押。我国侦查阶段的逮捕由检察机关批准或决定，虽有助于对公安机关的制约，但检察机关更多地担当着控诉职能，因此，这种立法例违反控辩裁三方职能分担理论，与控辩平衡、平等原则相左。笔者认为，实行司法令状主义，由法官决定是否对嫌疑人、被告人进行逮捕、羁押，是改革我国逮捕制度进而是改革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