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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大众的优势(S)分析1.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制造工艺。德国的大众汽车制造公司是世界上著名的汽车设计制造集团,中德合资的上海大众在成立之初就开始引进德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制造工艺。先进的技术和工艺带来的产品质量无疑给消费者带来了良好的口碑,上海大众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认同,市场占有率一直很高。2.品牌多样化。上海大众旗下有着桑塔纳、帕萨特、朗逸、POLO、途观、途安等知名品牌,包括斯柯达旗下的晶锐、明锐以及昊锐等品牌。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多样化的子品牌带来的是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从而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3.完善的售后服务。上海大众一贯秉承“大众标准,全程无忧”的服务理念,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售后服务体系,扩大汽车消费市场的衍生业务,在广大消费者心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二)上海大众的劣势(W)分析
1.产销脱节。世界上大多著名的汽车厂商的生产和销售是一体化的,从而使产品能够不断地适应市场的需要,而上海大众则不同,负责研发和生产环节的上海大众与负责销售的上汽大众是脱节的,缺乏有效的沟通,再加上部门之间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海大众的与时俱进。2.新产品的投入较少。在2008年推出了新款车型朗逸之后,近几年来一直没有新的产品的推出,大都是在原有平台基础上进行小改款,被消费者认为是换汤不换药,影响了上海大众的进一步发展。3.DSG问题尚未解决。早在2012年3月15日之前,就有许多报道称大众的双离合变速器存在问题。高速时动力突然消失又突然爆发,低速时车身抖动严重等现象层出不穷,车主们很快发现升级以后故障依旧,时至今日,许多车主对大众只是进行技术性处理而不召回的做法耿耿于怀。
(三)上海大众的机会(O)分析出租车市场商机无限。众所周知,前些年的出租车乘用市场常年被桑塔纳2000、桑塔纳3000等大众车型占据,他们都是由上海大众为上海出租车改装的专用车型,属于出租车的定制产品。
(四)上海大众面临的威胁(T)分析1.日系车逐渐回暖。近年来,日系在华进行密集的产能扩张。一方面,2013年汇率高企的日元以及快速增长的中国车市,无形中都加速了日系车企在华的本土化进程。另一方面,自事件爆发以后,棒喝顿悟的日系开始在华反思和救赎,由此看来,日系车的强势崛起才刚刚开始,是上海大众未来战略中的重大威胁。2.发动机动力低于平均水平。2009年,大众将被神化了的TSI加DSG的动力组合引进国内,然而,在通用、PSA、长城、比亚迪纷纷推出涡轮增压搭配双离合的动力系统后,大众的优势一去不复返。
二、上海大众汽车的市场营销策略分析
上海大众营销策略分析包括产品策略、价格策略、分销渠道策略、促销策略体。
(一)上海大众产品策略产品策略是企业市场营销4P组合的核心,是企业开展市场营销活动的基石。上海大众的产品线组合非常丰富,涵盖了AO、A、B、SUV、MPV等所有产品,根据上海大众的规划,未来还会推出小型SUV和中型SUV,并且都可能国产,这样一来,上海大众基本完成汽车产品线的全面覆盖。
(二)上海大众的价格策略上海大众的定价策略很好地利用了潜在客户品牌的声望的心理来确定商品的价格,所以即使定价不低但是仍然能够刺激潜在客户的购买欲望。
(三)上海大众的分销渠道策略在上海大众的分销模式中,厂家扮演着生产者的角色,4S店扮演批发商的角色,二级经销商扮演零售商的角色。在这个模式下,上海大众严格执行标准化的深度分销管理,教育引导渠道成员承担部分分销渠道的职能,取得了不错的绩效。
(四)上海大众的促销策略营销的最终目的是把产品销售出去并获得赢利,而促销就是销售产品的艺术和技巧。上海大众的广告大多突出机械的质感和美感,从机械层面到审美层面再到人性化的设计,从广告中就能感受到上海大众不凡的造车工艺,而这些层面正是能被中国大多数消费者所接受的。上海大众另一个比较关注的是车展,特别是一些国际国内的知名车展,每次车展上海大众都会为我们带来新的产品设计和驾乘体检,但不变的是上海大众一贯的先进技术和安全的车身制造,虽然上海大众在车辆的外形以及人性化的配置上有所欠缺,但这并不影响上海大众在国人心中的地位。
三、上海大众对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带来的启示
面对激烈的竞争,如何在现有的市场走的越来越好,上海大众要坚持一下几点:
(一)必须坚持自己的特色上海大众在这一点就做得很聪明,因为他们知道,任何企业都不可能拼接一己之力把所有方面做得都达到同行业的顶尖水平,所以他们多年来保持自己的造车风格。即使后来的日韩系品牌凭借时尚的外观设计以及人性化的造车理念迅速崛起,但是上海大众凭借其先进的造车技术和高强度的车身设计仍然保持自己独有的优势。
日前,由东华大学承办的“2012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国际服装论坛暨环东华时尚周”在上海世贸商城隆重开幕。作为历届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的品牌项目,今年不仅延续了往年以论坛为平台,汇聚国内外专家学者共话行业焦点话题的优良传统,更从服务上海市、长宁区和东华大学共同签署的“环东华时尚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合作协议出发,在连续10年举办“东华时尚周”的基础上首推“环东华时尚周”。
出席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有: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达峰,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夏令敏,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邵志清,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区长李耀新、副区长杲云。出席开幕式的还有中外教育界的领导专家、企业界人士及校友。东华大学校长徐明稚,党委副书记浦解明、殷耀,副校长陈招应、刘春红、邱高等校领导以及校党委常委袁孟红出席。开幕式由东华大学副校长刘春红主持。
“上海国际服装论坛”是政府、高校、产业及企业之间进行时尚思想和创意文化的高层对话,是相互分享智慧、凝聚共识、成就未来的互动平台,迄今,已是东华大学第18次承办论坛、第11次举办时尚周。“环东华时尚周”的举办,是我校坚持在传承中创新,致力于促进上海时尚创意产业与教育进入“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新时期的具体举措。开幕式上,蔡达峰代表上海市人大对活动开幕表示祝贺,并充分肯定我校始终坚持特色发展,推动传统纺织产业向时尚创意产业转型所作的积极贡献。希望我校继续围绕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大局,坚持自身特色、坚持产学研相结合,不断培养人才和集聚人才,推动自身和产业发展。夏令敏、邵志清、杲云等也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徐明稚在致辞中表示,东华大学将一如既往地发挥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的优势,弘扬学科特色和优势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谋求“开放、集聚、适变、持续”的协同创新新机制,在上海建设国际时尚之都、发展时尚创意产业和时尚设计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开幕式上,来自英国伦敦时装学院(FIT)的12名优秀硕士应届毕业生带来了以“POEMTRY”为主题的盛大服装展演,共展出120套学生设计的服装作品。据了解,伦敦时装学院是国际时装教育界专业细分最全面的院校,是我校开展国际化合作办学伙伴之一。在时尚创意教育领域,东华大学已与包括法国巴黎、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意大利米兰及日本东京等世界五大时尚之都著名服装院校在内的12个国家和地区的31所院校开展了合作办学,有80多位外籍教师开设了70余门合作课程。与施华洛世奇、伊泰莲娜、德库宁、意大利IED等著名企业联合建立30个时尚研究基地,在雅戈尔集团、ESPRIT、ADIDAS等中外著名服装企业建立了26个教学实习基地。学校与日本文化学园合作举办的“艺术设计专业”本科教育项目获评“2011年上海市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据悉,本届服装论坛暨环东华时尚周将持续5天,以学术论坛、时尚庆典、创意大赛、时装、成果展览等形式开展,主要内容包括两大论坛、六大动态秀和六大静态展——题为“协同创新,共建时尚之都”的主论坛和题为“中国历史刺绣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的特色论坛;伦敦时装学院优秀学生作品展演、“海思堡.东华”2012秋冬学生作品秀、2012“巧帛.东华杯”服装设计毕业生作品决赛、中国十佳服装设计师——罗竞杰专场会、2012 “雅莹.东华杯”中日合作班毕业生作品秀、2012第八届“YKK.东华杯”研究生服装设计作品大赛等六大动态秀;2012第五届东华大学—施华洛世奇创意设计大赛优秀作品展、2012中日合作班毕业生作品静态展、2012东华大学第四届创意市集展、2012东华国际现代艺术展、2012新水墨艺术邀请展与2012估衣——平衡与循环:刘佳婧个展等六大静态展。
一、引言
1851年英国政府耗用了4500吨钢材和30万块玻璃,在海德公园附近建成了一座梦幻般的水晶宫殿,里面陈列了当时令人瞩目的引擎、水力印刷机、纺织机械等。之后160天,这座宫殿共吸引了630万人次前来参观这个盛大的展览。这就是被后人公认为标志着工业时代到来的第一届“伦敦世界博览会”。158年后的今天,上海正积极地为举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而紧张筹备着。
经过一百多年的变迁,如今的世博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展现人类在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的国际性大型展览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成为一个世界超级沟通盛会,预计将会有“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参展并吸引7000万参观者”。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是一个探讨人类城市生活的盛会,是人类文明的一次精彩对话。
从1851年到今天的40多届世博会上,人们带着各自先进的展品和美好的愿望从世界各地汇聚到同一个地方进行交流,支撑着这个盛大聚会的原动力就是人类对于沟通的渴望。在持续将近半年的时间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在交流中互相认知,在沟通中取得理解,在理解中求得合作,在合作中实现共存。世界各国独特的文化汇聚于此,进行交流、沟通与协作,极大促进了全人类的跨文化交流,彰显了世博会的真正价值。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历史背景、社会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等诸多因素的迥然差异,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沟壑。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曾经这样感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了。”这就直接反映了当前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迫切性和艰巨性。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更好地推动人们互相沟通理解、实现和平共处呢?2010年上海世博会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新平台。
二、世博会跨文化传播的价值
(一)世博会是世界公认的最大的跨文化传播平台
世界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尤其是跨文化的传播,也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借鉴、学习补充。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对外交流就有: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后来的丝绸之路的开通;鉴真东渡日本把中国古老的文明传播到了周边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传播到了西方,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随着全球化浪潮的袭来,尤其是通讯和交通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不可避免地要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沟通和协作,跨文化传播在广度、深度和密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人们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关注与研究也随之日益加深。各类专著、论文及其他研究成果等都标志着我们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内涵、规律、意义及其影响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在全球化的今天,世博会是一次盛大的全球展览会,它用一个主题将几千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人类面临的问题,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大的跨文化传播平台。
(二)世博会具有促进跨文化沟通与理解的价值
在当今高科技时代里,传统世博会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但是,越是全球化就越发凸显不同文化之间互相沟通与理解的重要性。世博会具有促进跨文化沟通与理解的价值,这也是世博会作为一个传统会展能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存在和发展的核心价值所在。不难想象,来自全球150多个国家的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社会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展示各自丰富多彩的文化,这样的独特体验是无法用网络和屏幕来替代的。和奥运会一样,世博会也是一种国际通用语言,它跨越了文化之间的鸿沟,用共同的理念和主题以引起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共鸣,对跨文化交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体现了其独特的跨文化传播的巨大优势。世博会给了普通人一个独特的机会去亲身体验和理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更好的沟通与合作。鉴于此,我们要利用全球聚焦中国这个历史机遇向世界准确地介绍中国,尤其是要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的核心价值观念,把这个传统告知世界,在互相尊重、交流和沟通中实现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
(三)世博会具有塑造国家形象和展现民族文化的价值
和奥运会一样,世博会也是打造和展示国家形象的一个难得的机遇。相关数据表明:“凡是举办过这两大活动的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都大大受益于此。”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更是改善国家形象、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良好平台。众所周知,日本正是凭借多次举办世博会和奥运会使得国家经济和文化得到了复苏,大批日本企业也借此走向了世界舞台。同时,世博会推动了日本重新确立其民族文化,也成为其确立大国地位的巨大动力。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设想未来城市生活的平台。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塑造并传达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和文化,塑造以人为本的国家形象,充分展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勇气、自强不息的志气、厚德载物的大气”,展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三、世博会促进跨文化传播的规律
现代世博会蕴涵了丰富的展览、表演和互动等因素,具有不同于其他大型活动的鲜明特征:
1.文化性。一百多年来,世博会已经由最初展示先进工业产品演变为展示各国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成果的综合舞台,而世博会的核心价值直未变,这就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这才是真正支撑起世博会的核心要素”l6j。历届世博会都有大量的文化活动,而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的文化活动预计总量更是达到2万场左右。举办期间,世博会将是全球文化活动的中心,各种不同文化在这里汇聚,经过交流、摩擦、沟通与渗透,最终达到理解、交融和共存。归根结底,世博会传播的核心内容还是文化。
2.长效性。世博会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盛会。奥运会虽能吸引全世界人民目光的集中关注,但举办的时间只有半个月左右,时间较短。世博会的举办时间则长达半年之久,目标是“吸引7000万人次的中外观众,平均每天参观者的人数高达40万左右,其影响力和辐射面是空前巨大的”。与此同时,还会有大量来自全世界的记者参与新闻报道,我们更应该利用这个媒体集中且长期关注的时刻,围绕2010年上海世博会,从世博背景、世博理念、世博人物等不同角度挖掘上海和中国的文化,用灵活生动的方式向世界展示历史传承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国家形象。
3.参与性。世博会与奥运会的最大区别莫过于奥运会是以观众被动观看比赛为核心,而世博会是以主动参与为核心的。参观者身临其境,切身体验,亲身感受。传播学的理论表明,人际传播的效果要远远好于其他媒体形式,而世博会正是通过人们口耳相传、亲身体验的人际传播形式来发挥其巨大影响力的。现代世博会重在参与、互动和交流,它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来让参观者主动参与进来,从而深刻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增强了人们互相学习和交流的意识和积极性。
四、利用上海世博会有效推进跨文化传播的策略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理念是:“传承世界文明,弘扬民族文化”,这一理念与我国提倡的“请进来、走出去”的对外交往战略一脉相承。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地利用世博会这个平台积极弘扬中华文化、推进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呢?
(一)增加对文化重要性的理解
世博会的交流实际上是文化及思想的交流,而文化则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文化交流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这其中有共通、理解和包容,也有差异、误解和冲突。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构成其他一切方面相互理解的基础,相反,文化上的误解则会造成一切交往的障碍。相对于硬实力而言,软实力更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被外来文化征服的人不会认为自己是那种文化的俘虏,反而会认为自己拥有了那种文化,这就是文化强大的渗透力。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她的《治国方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一书中说:“中国不会构成冷战时期苏联的那种挑战,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权利而削弱别国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
这个学说就是思想观念,就是文化。可见,思想与文化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都具有根本性的凝聚和推进作用,而世博会就提供了一个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契机。我们应该充分利用2010年上海世博会,通过一系列的展览、论坛、文艺表演活动准确展示中华文化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阐释中华民族追求和平的思想观念及价值观念,扩大中华民族文化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把传统文化转变为国家竞争力。
(二)增强文化差异意识,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协助各国做好参展工作
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人口、地理等各不相同,导致了每个国家都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文化,而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比如说风俗习惯、语言表达、思维模式、宗教法律以及其核心的价值取向。但是,文化具有独特的多样性,不同的文化是可以相互沟通、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的;文化没有好坏、优劣之分。不同的文化应该互相尊重、相互补充。如果每个民族都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评判标准等去进行对外交往,那么对异质文化就会产生不自觉的排斥。
因此,我们应该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克服文化的民族中心主义,既要消除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恐惧感,也要消除对异质文化的抗拒性,认同其他文化存在的价值。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舞台上,我们要面对有史以来最为多元的文化和观众,我们对于他们应该给予高度信任,同时也要增强自信,消除文化距离和文化震惊,正确理解参展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高效、准确地协助他们做好参展工作,这对于办好一届世博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对于传播中华文化却是一个极大的机遇。
(三)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表现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在我国的对外交往中,由于文化差异等原因,中国对外文化交往中存在着巨大的“逆差”。正如赵启正在2006年跨文化传播论坛上所言:2004年我国从美国进口的图书版权多达4068种,而输出的只有14种;从英国进口的有2030种,输出的只有l6种。电影方面,从2000年到2004年中国进口的影片多达4332部,其中,美国几乎占到了一半,而我国出口的影片可以说屈指可数。在服装、动漫、电视剧等等各方面都存在严重“赤字”问题。《圣经》中黄金法则“treatothe~thewayyouwanttobefeated.”不仅基督徒熟悉,而且几乎是传遍了全世界。而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理念,比西方人的这个黄金法则要早几百年,却未能在世界上广泛流传。
这些事实和数据很清晰地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本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是不够的,与文化的内涵是不成正比的,我们还没有能够真正激活中华文化,没有诠释好我们的优秀文化。因此,我们要采取切实措施来增强中华文化的表现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可以通过定期在国外举办各种类型的中华文化展、论坛、文化节、文化年等系列活动;要增加媒体对文化活动的关注,给予更广泛的宣传和报道,推动一些优秀的文化艺术能广泛传播。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上的精彩绝伦的文艺表演,就向世界充分展示了我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也同样是这样一个舞台,届时会有更多的文化活动,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来展示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巨大魅力,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提高中华文化的演绎力、创新力和表现力。
(四)跨越文化差异。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共赢
“Heidegger has often been criticized for his views, especially for his mysticism and his quietism, both of which suggest that he never abandoned his youthful religious sensibilities.”[1]
上文是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对海德格尔的总结。所有的海德格尔作品的阅读者都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海德格尔究竟是如何走上纳粹的道路的,他究竟是一个诗学家还是一个哲学家?也有人会更加直接地问:人的存在究竟是如何与艺术以及语言联系上的,海德格尔玄妙难解的说法到底有几分靠谱,有几分瞎编?
今天,科技在人类精神世界的地位已经远远地高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要是不出意外,它的地位仍然将得到提高。因此当我们在解读熊伟先生翻译《形而上学导论》的前言的时候,就会对这样的措辞大惑不解:“真理,也就是无蔽境界,只有在有隐蔽的情况下才会有。在此无蔽境界中才出现在的澄明。在的澄明一出现,就分配给人。这样的分配就是在的天命。”[2]熊伟先生高妙之论的基点在于: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个终极真理;而这个终极真理是唯一的。然而当世普遍的观点却是,要么并不存在终极真理,要么这个真理不是一元的。换而言之,形而上学,或者海德格尔时代的形而上学已经崩溃。所以才需要“导论”一下。德语中Einführung有“入门”的意思。出生在当代的年轻人们,不得不重新“入门”。
存在问题的神学性
海德格尔高中毕业于Konstanz und Freiburg,基本上是一个神学院预科。他之后的研究似乎都受到早年教育的影响,始终没有脱离神学味道的玄思。
在《形而上学导论》第一章《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中,海德格尔引用了尼采《轮到的外的真理与谎言》,他如是形容人:“因为这个在者有什么稀奇!让我们设想一下处于广阔无垠的黑暗宇宙空间的地球吧,它犹如一颗微小的沙粒,与另一颗最近的沙粒相隔不下一公里。在这颗微小的沙粒上,苟活着一群浑噩卑微的、自问聪明而发明了认识一瞬的动物。”在强调完人类的渺小之后,海德格尔又强调人类的伟大之处――此在和整个整体的关系,即此在的优越和特殊地位就于这一问中展现出来。此在拥有了特殊地位。因为在者纠结这个整体的目的性。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又像是海德格尔研究者的接头暗号――“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
海德格尔指出询问存在的根基的问题,是许多的宗教的由来。他承认:“在我们的问题中所实实在在地询问的东西,在信仰看来只是一桩蠢事。”例如基督教。宗教对于起初的解释永远是最让人深思的问题。“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宗教经典独断论地对这个问题给出答案。所以对上帝的信仰是对在者存在的一种假定。“哲学就存在于这桩蠢事之中。”因为毫无疑问,海德格尔提出“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个问题,就是对宗教式的回答的不满。教义和哲学的区别在于哲学来源于思辨。而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询问和宗教的起源有着相同的契机――那就是询问在者的根基,询问存在的由来。我们大致可以认为:要么询问存在的问题属于一个宗教问题,要么宗教是海德格尔式形而上学的一支,无可否认的是存在问题有着深切的“神学传统”的味道。
人之为人,从语言中来吗
英文中有make sense的说法,意思是“有意义”,更具体地说,应该是能够用语言或者某种类似语言的东西总结。德语中有类似的说法:Das macht keinen Sinn.就是说这事情毫无意义。这一点在中文中更加明显。我们说一个东西有意义的时候,有“讲得通”和“言之有理”的说法。有时候我们把上文中的英文和德文句子直接翻译成“言之有理”。可见我们是直接把意义和语言联系起来的。
当提到在者和在的关系时,人们总是想到人的感知问题。海德格尔用粉笔来做说明。“这里的这支粉笔是一长长的、较为坚固的、有一定形状的灰白色的物体,除此之外,他还是一用来书写的物。这个物确实处在这一位置上,但它也确实可能不在这里,可能没有这么大。它可能被我们在黑板上划动和使用,这种可能性绝不是我们想出来加到这个物上去的。这个物自身作为这一在者就在这一可能性中,否则就没有作为书写用具的粉笔了。”[3]然而感知的精髓在于语言。“To represent universally what holds universally is, according to prevalent views, the basic feature of thought. To deal with language thoughtfully would thus mean to give an idea of the nature of language and to distinguish this idea properly from other ideas.”[4]
而为什么是这样,海德格尔给出了更加一针见血的论断:Reason is language.人对这个世界认识的契机――理性――就是语言。所以“人类是使用语言的动物”这个判断等同于“人类是理性的动物”。 如此就不难理解海德格尔的所谓“转型”(Kehre)了。三十年代之后,海德格尔愈发注重艺术问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诗学家。因为“For the later Heidegger, language and poetry are no simply devices employed to describe an already-existing world. Instead, language is the house of Being. And poetry is the means by which humankind creates new worlds,new varieties of being.”[5]
“Heidegger has often been criticized for his views, especially for his mysticism and his quietism, both of which suggest that he never abandoned his youthful religious sensibilities.”[1]
上文是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对海德格尔的总结。所有的海德格尔作品的阅读者都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海德格尔究竟是如何走上纳粹的道路的,他究竟是一个诗学家还是一个哲学家?也有人会更加直接地问:人的存在究竟是如何与艺术以及语言联系上的,海德格尔玄妙难解的说法到底有几分靠谱,有几分瞎编?
今天,科技在人类精神世界的地位已经远远地高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要是不出意外,它的地位仍然将得到提高。因此当我们在解读熊伟先生翻译《形而上学导论》的前言的时候,就会对这样的措辞大惑不解:“真理,也就是无蔽境界,只有在有隐蔽的情况下才会有。在此无蔽境界中才出现在的澄明。在的澄明一出现,就分配给人。这样的分配就是在的天命。”[2]熊伟先生高妙之论的基点在于: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个终极真理;而这个终极真理是唯一的。然而当世普遍的观点却是,要么并不存在终极真理,要么这个真理不是一元的。换而言之,形而上学,或者海德格尔时代的形而上学已经崩溃。所以才需要“导论”一下。德语中Einführung有“入门”的意思。出生在当代的年轻人们,不得不重新“入门”。
存在问题的神学性
海德格尔高中毕业于Konstanz und Freiburg,基本上是一个神学院预科。他之后的研究似乎都受到早年教育的影响,始终没有脱离神学味道的玄思。
在《形而上学导论》第一章《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中,海德格尔引用了尼采《轮到的外的真理与谎言》,他如是形容人:“因为这个在者有什么稀奇!让我们设想一下处于广阔无垠的黑暗宇宙空间的地球吧,它犹如一颗微小的沙粒,与另一颗最近的沙粒相隔不下一公里。在这颗微小的沙粒上,苟活着一群浑噩卑微的、自问聪明而发明了认识一瞬的动物。”在强调完人类的渺小之后,海德格尔又强调人类的伟大之处――此在和整个整体的关系,即此在的优越和特殊地位就于这一问中展现出来。此在拥有了特殊地位。因为在者纠结这个整体的目的性。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又像是海德格尔研究者的接头暗号――“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
海德格尔指出询问存在的根基的问题,是许多的宗教的由来。他承认:“在我们的问题中所实实在在地询问的东西,在信仰看来只是一桩蠢事。”例如基督教。宗教对于起初的解释永远是最让人深思的问题。“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宗教经典独断论地对这个问题给出答案。所以对上帝的信仰是对在者存在的一种假定。“哲学就存在于这桩蠢事之中。”因为毫无疑问,海德格尔提出“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个问题,就是对宗教式的回答的不满。教义和哲学的区别在于哲学来源于思辨。而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询问和宗教的起源有着相同的契机――那就是询问在者的根基,询问存在的由来。我们大致可以认为:要么询问存在的问题属于一个宗教问题,要么宗教是海德格尔式形而上学的一支,无可否认的是存在问题有着深切的“神学传统”的味道。
人之为人,从语言中来吗
[2] 刘杰.中学生作文虚假现象批判.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
[3] 陆平,夏慧贤.中小学跨学科写作教学模式――美国“PAFT”写作教学模式.上海教育科研,2009(2).
[4]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Online[EB/OL].http://ocl.spsd.sk.ca/DE/PD/
instr/strata/ra,2014-05-10.
[5] 约翰・宾.研究性学习.张仁铎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
[6] Frey,N,,Fisher,D.,& Moore,K.(2005).Designing Responsive Curriculum:Planning Lessons That Work.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 Education.pp.26.
[7] [英]海恩斯.作文教学的100个绝招.杨海洲,杜铁青译.北京:科学教育出版社,2009.
[8] 郝文武.教育哲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9] 亦瞩.2008年日本即将新的课程纲要.课程・教材・教法,2008(3).
[10] 钟为永.语文教育通论.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
[11] Glatthorn,A.A.,Boschee,F,& Whitehead,B.M. Curriculum Leadership: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
关键词 :海派 异乡 上海
上海自开埠以来就以其飞速的发展告诉整个乡土中国,它是一个“异数”。繁华的商业街,林立的欧式建筑,摩肩接踵的人流,“显示了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繁荣,最有活力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作为远东第一大都会的复杂图景”[1]。三十年代的上海,摩登时尚,文化气氛开放,因为其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气度促使海派的文化呈现出一种出离于传统乡土文化的全新文化品格。古老中国文化浸染下的儿女一遇到这种全新的文化特质,便在第一时间内做出了反映。新感觉派感受到新的文化特质在上海生根发芽,体味到了其带来的声色犬马的现代生活。他们迅速地与传统决裂,沉浸在都市文学的书写中不能自拔。到了四十年代,上海的都市文化已趋于成熟,而正在此时,战争的到来中断了文化的自由发展,日伪的文化封锁造成了上海文化界的集体失语,一派繁荣的上海文坛失去了往日的活力。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海派女作家正是在此时登上历史舞台,占据话语空间,继续着海派文学的繁荣。除了张爱玲外,还有苏青、施济美、潘柳黛等女作家。她们在主流失语之时横空出世,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观照上海,将这座真实的城市通过回忆、重组、书写变幻成“文学中的城市”,在女性命运与上海之城相纠结时流露出深深的异乡之感。
一、文化心态上的疏离与拒斥
高度发达的上海都市文明培育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都市新民,他们拥有摩登的生活方式,前卫新潮的思维模式,在上海这个超级大都市中如鱼得水。然而翻开四十年代海派女作家的沉卷,我们发现了另一个上海,一个背景式的上海。这一意义上的上海在施济美笔下频繁闪现。与张爱玲对都市生活的狂热不同,一些女作家表现出对都市的恐惧、厌恶、逃避等情感取向。归根结底这是对上海都市文化的疏离,在她们笔下的上海始终是“异乡”,从来不曾有过归属感。
施济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上海是个顶坏的地方,按照她的表述,上海是比监狱更坏的地方。然而成名于上海文坛,且作为多家通俗刊物销量保障的施济美为何始终视上海为异类呢?深入她的生平和作品,我们不难找到答案。施济美生于书香门第,父亲留洋归来后在外交部工作,母亲是名门闺秀,能吟诗作赋,祖父是扬州的地方官。施济美的母亲常带着一双女儿去扬州侍奉老人,祖父家中藏书极丰,又有许多名家书画。施济美在老宅中深受熏染,精神气质自然向传统文化靠拢。祖父家的生活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隔多年,她仍然难以忘怀:“花白胡髭的老先生,偻着腰伏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像前的书案上,握着‘第一人书’,白芨磨银主,颤巍巍的在我们面前的大小楷上画圈圈儿。”[2]十五岁时,施济美到上海读高中,毕业后考入东吴大学。来到上海的施济美只觉得“上海似乎永远只是上海而已,不知究竟属于哪一个国度”[3]。她的精神家园早已有了归属,上海与她的文化修养相悖,一个摩登,一个传统。上海在她的眼里不过是“放浪迷醉的生活,浓郁的酒气,猛烈的烟味,靡靡之音,疯狂的跳舞,赌博,一切讨厌的虚伪与假装”[4]。上海对于施济美来说是个灵魂无所安放的临时居所,她对于都市文化始终选择规避,对于穿梭于舞场、迷恋物质的都市人类一直保持着批判的姿态。
《十二金钗》中,傅安妮、李楠孙梦想着成为“上海女人”,不停地学习“处世哲学”、穿衣打扮,最终扭曲了自己。曾经爱情至上的王淑君早已抛弃了信仰变成试图变卖女儿的市井俗妇。而受人追捧的韩淑慧其实虚有其表,她的妇女参政论文都出自他人之手。上海的虚浮通过几个女子的描写被呈现得淋漓尽致。细读文本我们便不难发现施济美的谨慎和皈依,她借芳子的口说出:“前天下了大雪,我看见银色的西湖,真美呀。如果你在这儿,我一世也不要回上海了。”[5]在所有人都确认了一个极正确的消息:“上海是个花花世界”,美好无限时,施济美却看透了其中的虚无,她要在这个不属于她的地方找到一点精神上的寄托,于是我们看到了例如《永久的蜜月》这样的作品,作品中的主人公体现出了抛弃个人情感、追求人间大爱的崇高精神品格。在商业文化,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上海,施济美以乌托邦式的文学想象来证实自己文化心态与对上海的疏离。她不愿意自己的文学始终停留在对世俗生活不厌其烦的书写,也不愿意只一味地倾吐个人情感。她所追求的是理想化的精神信仰,面对“魔都”上海,女作家试图筑起“几间聊蔽风雨的小屋”。所以她在文学作品中构建着理想化的真善美。《野草》中的宝丽与杜大森苦恋重逢,相约私奔之时,二人却毅然放弃了个人情感,宝丽开办孤儿院,实现了社会理想。《三年》中的司徒蓝蝶为了成全别人,不惜以毁损自己名誉的方式离开爱人。这种理想主义的表达方式成为施济美疏离都市文化的策略,并以此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她以异于上海都市文化的精神气质闯荡文坛,醉心于理想主义文学世界的建构,公然标榜自己的客居身份,上海对于她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印象,她始终是个飘泊上海的旅人。
二、难以融入的“异乡”上海
与施济美同为外来者的苏青、潘柳黛,也在文中表现出对上海都市生活的力不从心,以及不被认同的异乡感。女作家笔下的人物虽然努力地适应都市生活,却也显得非常吃力。《歧路佳人》中,女主人公小眉初次领略窦家的豪华就备感震惊,“花园旁边的走道上汽车鱼贯而入,都是慢慢开着,像乌壳虫在爬行。整幢大洋房像火山般吐出炫人的灯光,花园周围灿烂如星带”[6]。这时女主人公意识到自己与这里的格格不入,也在心中感到寒伧和可耻。在某种程度上说,女主人公的不安和自卑来自于都市文化的强大威慑。在城市文明面前,自己显得渺小而终致产生了异乡的孤独感。在物质上的贫乏使小眉感到自卑,但是当她试图安分守己地赚钱时,却受到了代表上海功利主义的史亚伦的另类劝告:“女人身体也是天然资本之一,在必要时,也得好好利用它。”[7]于是身处旋流中的小眉迷惑了,“不知道该选择哪一条路走——正当的呢?还是不必要的呢?”[8]突然闯入都市文化的后果是身份不被认同的尴尬及价值观的迷失。在潘柳黛的《退职夫人自传》中,“我”也感受到了上海都市气息的强大,“我走在路上看见的,都是服饰入时,体面而漂亮的男女。他们高傲而营养丰富,我看着他们,觉得我自己就像乡下人一样”[9]。不论是苏青还是潘柳黛,都通过笔下的人物表达了对上海仰慕又自卑的一面,上海对于她们来说是异乡,她们始终难以融入其中。
在梳理施济美、苏青、潘柳黛与上海的关系时,我们不难发现,施济美对上海是排斥的,她并不为这座大都市的繁华所动,只醉心于自己精神家园的建构。而苏青、潘柳黛在闯入上海的同时就怀着异乡人的心态,对上海既爱慕又恐惧,最终也只是沪上的过客。但是不管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观照上海,上海最终在女作家的笔下扮演了“异乡”这一角色。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他乡中,施济美找寻激情与精神家园,苏青笔下的小眉迷失了自己,潘柳黛则以“退职夫人”自居,在都市旋流中不断挣扎。
(基金项目:2014年度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项目名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海派女作家的上海书写,项目编号:YJSCX2014-043HLJU。本文受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资金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
[1]陈伯海:《上海文化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6页。
[2]施济美:《古屋寻梦》,春秋,1944年,第6期。
[3]施济美:《郊游两题》,春秋,1944年,第8期。
[4]施济美:《三年》,《凤仪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5]施济美:《十二金钗》,《凤仪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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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秧歌是东北地域民族民间文化精英的典型代表,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和韵律。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东北秧歌的表演内容、表演形式和伴奏音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形式上她既继承了高跷“哏劲”的动律和“稳中浪”的审美特征,又融入了地秧歌、二人转、古典舞技巧和戏曲一些元素的舞蹈成分,使其从民间走向舞台。
东北秧歌同其它民族舞蹈一样,具有独特的风格和动律特点,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与东北人民的宗教信仰、经济生活、自然环境、风俗习惯是分不开的,是东北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东北秧歌的上身动律以及手巾花的各种舞法等都展现了东北秧歌的风格特征,并反映了东北人民豪爽、泼辣、热情的个性。“东北秧歌在风格上以热情、火爆、泼辣、幽默著称。动作既哏又俏,既稳又浪,而且稳中有浪,浪中有哏,哏中有俏,刚柔结合,不能扭扭捏捏缠绵无力。”体现其风格的要素主要有韵律、体态、动作、节奏、服饰、道具。
1.韵律
东北秧歌的韵律,主要是以上身动律的扭、摆、圆和双膝屈伸的软、硬、颤来体现的。这些韵律主要是由表演者腿缚高跷形成的一种动律特征。两足踩在木制跷腿上,须靠两膝的屈伸和上身的摆动来掌握重心,单脚落地易晃,双脚着地则稳。因此,抬脚要快,落地要实,屈伸要大,上身也要随之而摆动或扭动,由此就形成了秧歌的主要步法:踢步。它的特点是单短双长,即一脚踢出时要快而有力,快出快回,在空中停留的时间要短,收回时要稳而实,双脚着地的时间要长,其屈伸的律动节奏也就具有长短之分,上身亦形成了划∞字,摆身和扭身的动律。上下身配合便构成了秧歌的韵律特点—哏、俏、劲,就是动作要脆、快、有力、稳及俊俏。
2.体态
东北秧歌的体态则从东北人民生活中最普遍、最熟悉而又最欣赏的生产劳动、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中吸收、提炼出来的。受高跷的影响,表演者在高跷上表演,在做各种步法时,为找其重心平衡,上身始终保持前顷,如完全直立,挺胸昂首将失去平衡。在此影响下,就形成了收腹、挺胸、上身前顷的基本体态,这些体态是秧歌的主要特征。
3.扭法
韵律、体态和手巾花集合在一体的动作结合就是扭法,它是塑造人物和表达感情的主要手段。东北秧歌的扭法,如单臂花、交替花、双臂花、盖分花等等,都是手巾花双臂舞动与步法相结合的动作结合,构成东北秧歌的基本动作。手巾花、踢步、鼓的动作是东北秧歌的扭法最主要突出的艺术特征。手巾花多以手绢为主要道具进行表演,各种手巾花都是靠腕子的力量来舞动手绢,表达着不同的感情;踢步是秧歌具有代表性的步法,其中前、后踢步能很好地表达女性的哏、浪、俊、俏的美,而抬踢步和蹲后踢步则表现了男性的矫健、活泼、热情的个性;鼓的动作是在打击乐的节奏变化中完成的各种动作,它包括叫鼓、鼓的连接动作和鼓相三部分。
4.节奏
节奏是音乐的重要因素,也是舞蹈的三大要素之一。舞蹈伴奏音乐是旋律和节奏构成的艺术形象,它激发人们的情感,表达舞蹈的神韵。它一方面:以强烈而具有民族特征的节奏为舞蹈伴奏;另一方面以具有个性的音乐旋律表达着舞蹈的内容和人物感情。
5.服饰
东北秧歌则以戏曲服饰为主,以所表现的人物而定服饰。秧歌表演多是以舞蹈小品和小戏为主,人物扮相皆以所表演的内容和人物个性而着装。戏曲服装多带水袖,演员表演时,多手握水袖而舞,称握袖头。后来便逐渐形成持手绢而舞,使秧歌中的手巾花发展成里外挽花、片花、旋花等。其扭法也有了甩、抖、搭肩、缠头等动作,形成了东北秧歌所特有的表现形式。
6.道具
扇子、手绢是汉族具有典型意义的秧歌道具。秧歌的手绢舞动和由舞动手绢所形成的手、臂的动律,是体现东北秧歌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的东北秧歌表演形式多种多样,可分为高跷秧歌、寸跷秧歌与地秧歌。而高跷秧歌又分为大鼓高跷(乐队在高跷舞队后边抬着大鼓、大锣、小叉、唢呐伴奏的舞蹈形式)小鼓高跷(系着腰鼓手持小锣伴奏的舞蹈形式)表演者脚缚木制跷腿,能表演各种扭法。论文写作。如今的东北秧歌在表演形式上有了新的发展,现有独舞、双人舞、三人舞、群舞等,动作也有了显著的变化。如:在扭法上,上身的“上下动律、前后动律、划圆动律”这些动律特征都是因高跷的特定限制提炼出来的。下身“软、硬、颤”的动律特征也是由踩高跷的首要特点保持膝部的松弛与韧性而提炼出来的。在手巾花的绕法上“阴阳双翻掌”“扬鞭跨腿”是在头跷人物动态特征中提炼出来的动态语汇;“双臂花”“大交替盖花”“双直臂花”“大摆身动律”是在媒婆人物角色中提炼出来的;“交替花”“展翅花”“盖分花”“双膝肘稳相”“绕花转身”是在上装中提炼出来的;“搭肩花”“缠头花”“盖撩花”等代表性手巾花绕法是在下装中提炼出来的。这些动作如今都搬上了舞台,展现在这块有着古老文明的大地上。
由于表演形式的改变,自娱性的民间舞蹈成为了表演性的艺术舞蹈,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出现了一批好的作品。如明丽表演的《喜雪》等等,诸多的专业舞蹈工作者逐步借鉴了西方先进的舞蹈创编理念,在音乐设计方面大胆革新,给东北秧歌音乐的创编不断输入新的血液。
东北秧歌的产生和发展,是受社会变迁直接影响的。论文写作。由于历史时期不同,秧歌的表演内容、形式和伴奏音乐也有所区别。我们应以发展的观点去看待传统的东北秧歌,继承其中民主性的精华,去除其中封建性的糟粕。论文写作。东北秧歌毕竟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中创造的艺术,她的本质是健康、朴实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艺术特色。因此我们要灵活的运用其表演形式来表现不同的内容,在不失去原有风格和艺术魅力的前提下,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要注意随时把外地的“好东西”吸收进来,向喜爱秧歌的人经常性地、有意识地传授一些新东西,在潜移默化的传授过程中提高人的文化品味。
现今,东北秧歌在那片黑土地上得到了继承与发展。但是,继承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创新。随着人们艺术鉴赏力的提高,在创作新的艺术作品时,要求艺术家们要注意当代观众的审美心理、文化心理和欣赏习惯;在思想内容方面要体现出时代精神,有鲜明的时代感;在艺术上要大胆吸收各种现代表现手法和技法,以提高东北秧歌的艺术表现力。同时,呼吁有关部门加大对民间艺术发展的关注,使其向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成为民族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使其永远在舞台上展现它的风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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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小说的幽默性
刘震云的小说具有很强的幽默,不仅体现在人物语言的幽默,而且体现在故事的言说方式上。作者以喜剧的精神贯穿小说,采用反讽的言说形式。“对小人物或底层人的生存境遇和生活态度的刻画,对人情世故有超人的洞察力,用冷静客观的叙事笔调书写无聊乏味的日常生活来反讽日常权利关系”。①
(二)、研究意义
以幽默为视点来探讨刘震云小说的特点,区别以往的研究者对作家单部作品分析,或从人物形象,或从故事结构,或从深层蕴意。幽默可以说是刘震云小说重要的特征之一。以一个视点为基础,联系作家的创作经验、理念以及作品,可以很好的深入到作品内部和作家要表达的深层含义。
二、研究现状与评价
对刘震云小说幽默研究,在知网上文章标题直接涉及到“幽默”的有七篇,2007年舒晋瑜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刘震云:耐人寻味的幽默》,2009年石天强、杨桂青发表在《中国教育报》的《角落里的幽默与悲凉》,2011年赵明河发表在《人民教育》的《用幽默化解严酷的现实――访作家刘震云》,2012年有三篇文章,陈涛、郑婕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的《刘震云:我只是把真实写出来,就很幽默了》,曾军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的《拧巴式幽默――民间社会生活视野下的刘震云创作》,黄德海发表在《上海文化》的《平面化的幽默陷阱――刘震云》,2013年京阳发表在《喜剧世界》的《刘震云:我不生产幽默,我只是生活的搬运工》。
在《刘震云:我不生产幽默,我只是生活的搬运工》中专门有一小节提到刘震云论幽默,“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有趣味的人,一种是没趣味的人。在有趣味的人中,又分两类,一种人一说话就笑,另一种人他说时你没笑,出了门你突然笑了,回到家你突然又笑了。回家笑,跟出门笑又不一样,出门笑的是细节,回家笑的是整体。前一种人叫说笑话,后一种人叫幽默。”②
在《用幽默化解严酷的现实――访作家刘震云》中,赵明河访问刘震云时,问及到作家的创作理念,刘震云回答道“我以前写作是因为自己有话要说,但创作《一句顶万句》时,我发现最重要的是我书中的人物要说什么,他们要说的话比我的话真实、深刻得多”。③赵明河肯定了刘震云作品“幽默”,这种幽默可以让中国人对人生、人性以及社会进行深刻的反思。
在《刘震云:我只是把真实写出来,就很幽默了》,刘震云回答了他的幽默是从把生活真实的写出来而获得的。“我不幽默的,我只是把真实写出来,就很幽默了。”④这篇文章着重阐述了刘震云为什么使用幽默的方式来言说故事,创作小说。可以从中知道作者刘震云写作的姿态和对生活的态度。
在《拧巴式幽默――民间社会生活视野下的刘震云创作》中,曾军分析刘震云的小说,发现他的幽默具有拧巴式的特点,并具体的结合了他的两本小说《我叫刘跃进》和《一句顶万句》进行阐释。曾军提出刘震云的写作有两次重要的转变,从“刘氏幽默”到“河南式幽默”,并结合刘震云小说写作的历史,着重阐释了“河南式幽默”拧巴的特点。这种“拧巴式幽默”的叙事特征是,言说的绕。
此外还有些文章或多或少涉及到刘震云小说幽默的有,吴小曼发表在《华夏时报》的《作家刘震云的喜剧精神》,摩罗的《喜剧姿态与悲剧精神――从王朔、刘震云、王小波谈起》,夏榆的《被生活拧巴了的小说》,李晋晖、安志烁的《“拧巴”的口语――论刘震云小说的语言特色》,王慧敏的《论刘震云小说的反讽艺术》,陈胜州的《新世纪刘震云对人类困境的新开掘》等等。
三、研究目标和内容
通过刘震云小说和相关研究成果,来探究其小说的幽默性。这种“刘氏幽默”惯常使用的手法是反讽、戏谑、拧巴等。刘震云具有喜剧的精神,使用反讽的写作手法来描写底层人物的喜怒哀乐,似乎想通过幽默来化解现实的残酷。刘震云的小说的幽默不仅表现在对日常生活琐屑、枯燥的描写,而且表现在对历史环境下大灾难悲痛、惨烈的刻画。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刘震云小说的幽默研究思路和方法是,首先阅读作家小说和其关于写作的文章,了解作家的人生经历和写作历程。
第二,查找他人研究刘震云小说的研究性文章,可以是以访谈形式的文章,也可以是以研究性形式的文章。
第三,将资料进行整合、分析,归纳。以论文的形式进行写作。选择论文的形式,能更好的梳理资料,更深入的对刘震云小说“幽默”进行阐述。
第四、询问专家建议。
五、研究重点和创新之处
刘震云小说“幽默”研究的重点是,结合刘震云以往的小说作品,特别是新近几年发表的作品来探讨小说的“幽默”。这里的幽默,可涉及到幽默的内涵,幽默艺术手法(如反讽叙事,幽默语言使用),幽默的特点(刘震云的小说的“拧巴式幽默”),幽默的艺术表现力(刘震云使用幽默这种言说方式的优势和意义)等等。
关于刘震云小说“幽默”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幽默为视角来分析其小说的特点,进一步发现其在新写实小说作家中不同的写作手法。笔者从众多的资料中发现,以“幽默”为视角来研究刘震云小说的特点的文章不是很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所以,笔者想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刘震云的小说幽默的特点,并进一步发掘幽默的内涵、技巧,艺术表现的张力等等。
参考文献
[1]舒晋瑜.《刘震云:耐人寻味的幽默》[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007).
[2]赵明河.《用幽默化解严酷的现实――访作家刘震云》[J].人民教育,2011,(07).
[3]陈涛,郑婕.《刘震云:我只是把真实写出来了,就很幽默了》[J].中国新闻周刊,2012,(30).
[4]曾军.《拧巴式幽默――民间社会生活视野下的刘震云创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2012,(10).
[5]黄海德.《平面化的幽默陷阱――刘震云》[J].上海文化,2012,(06).
[6]京阳.《刘震云:我不生产幽默,我只是生活的搬运工》[J].喜剧世界,2013,(03).
[7]林宁.《刘震云小说研究述评》[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5).
[8]马俊山.《刘震云:“拧巴”世道的“拧巴”叙述》[J].当代作家评论,2011,(06).
[9]范宁.《刘震云:我是中国说话最绕的作家吗》[J].长江文艺,2013,(03).
[10]刘.《刘震云:好作家应该是有意思有能力的人》[N].文艺报,2011(012).
[11]石天强,杨桂青.《角落里的幽默与悲凉》[N].中国教育报,2009(004).
[12]王慧敏.《论刘震云小说的反讽艺术》[J].名作欣赏,2011,(06).
[13]刘倩.《论刘震云写实小说的反讽特色》[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5,(02).
[14]游周倩.《变奏与和声》[D].华中师范大学,2012.
[15]吴小曼.《作家刘震云的喜剧精神》[N].华夏时报,2002(012).
注解
①赵明河.《用幽默化解严酷的现实――访作家刘震云》[J].人民教育,2011,(07).
夏志清的文学批评巨著《中国现代小说史》至少挖掘出现代小说史上三位巨匠: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酒香也怕巷子深,好小说家也需要好评论家,可以说,没有夏志清,就没有张爱玲。夏教授对赴美的张爱玲的帮助也是不遗余力的,帮她作序、写评论、写推荐信,乃至租房子、找工作……
张爱玲来到伯克利也是受益于夏,经过夏引荐,1969年丧偶而潦倒的张爱玲来到加州伯克利大学任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这也是我做访问学者的研究机构。让一个风华绝代的女作家撰写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显然是明珠暗投,结果可想而知。据夏志清在张爱玲给他信的按语中说,“这封长信是爱玲两年间在加大中国研究中心的工作报告,也可以说是她在美国奋斗了十六年,遭受了一个最大打击的报告。”据说张爱玲在柏克莱期间的写作兴趣,是放在《红楼梦》考证上,因为她有机会在大学图书馆看到脂本《红楼梦》。不难想象出这幅图景,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陆席卷神州,美国大学校园内的学生运动也如火如荼,一个寂寥孤清的身影埋首于故纸堆里,醉心于自己的红楼梦世界,隔绝于窗外万丈红尘的喧嚣。
其实,张爱玲不乏洞察力,文学家的时代敏锐性往往高于学者,例如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对极权主义的刻画没有哪个学者的论文堪与比肩。从这一点来看,张爱玲可以说是一个先知。看过张爱玲自传体电影《滚滚红尘》的都知道,她1949年留在了上海,1950年还参加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两个月,可是林妹妹无法爱上焦大,鸳鸯蝴蝶派的妙笔也无法写出《暴风骤雨》、《小二黑结婚》那种大气磅礴的“歌德”式作品。张爱玲观察到的是中农民内心的恐惧和压抑,以至于离开大陆之后,在香港创作出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深入刻画了极权体制和有组织暴力渗入乡村社会之后农民个体的生活和命运,为那个时代做了不同于众的记录和背书。
基地创建 2008年8月,苍南县教育局在原云岩中学闲置校产的基础上进行功能性改造,建成苍南县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实践基地拥有实训楼、综合楼、拓展训练场、农业实践区域等活动场所,占地30亩,建筑面积7700平方米;与当地“村民合作社”合作开辟学生农业实践区,占地30亩,共计占地面积60多亩。2012年,苍南县人民政府苍政发〔2012〕16号《关于印发苍南县教育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把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工程列为“十二五”苍南教育十大建设工程。苍南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综合实践基地的建设,2010—2014年,各级财政对基地建设资金投入共计1200多万。基地独立编制,苍南县编制委员会苍编〔2008〕31号,就批准了创建县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基地,为苍南县教育局下属事业单位,核定编制10人。2009年12月15日,苍编〔2009〕34号文件又将编制10人调整为20人,以进一步推进基地建设。
基地运行 基地实践教育教学活动已经进入正常化运行阶段,截至目前,基地已开展活动333期,参与实践活动近10万人次,实践活动深得参训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欢迎,教育教学效果显著,社会反响良好。基地持续深入开展“实践基地山区行”活动,把“流动科技馆”、手工制作、航模制作与发射等项目,送到偏远且不能来基地的薄弱山区学校,让山区学生足不出户就能体验到基地活动课程的乐趣。截至目前,基地已开展18期“实践基地山区行”活动,足迹遍布全县各偏远乡镇,行程达1000多公里,为18所学校近6000名学生送去了优质的综合实践活动资源,让基地的实践教育活动惠及全县的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学生。“实践基地山区行”活动已然成为基地的一项常规、特色工作项目。
课程建设 我们依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结合中小学劳动技术教育、美术、体育、科学等等课程标准,充分挖掘苍南的课程资源,研究构建富有苍南特色的内容涵盖农业实践、人文地理、生存教育、科技探究、手工艺术制作、军事拓展课程、海洋文化教育、环境保护教育实践基地课程体系,形成30多个具体项目。基地总部已开设包括中国结制作、快乐电工、科技探秘、农业实践、军事拓展等18个活动项目,成为省、市“手工艺术制作”教研大组的挂靠单位。基地的“中国结艺”被授予省素质教育实践基地优秀活动项目的荣誉称号。为了进一步总结提炼实践课程建设成果,基地将对原有汇编的《素质教育实践基地活动课程指南》进行进一步的修订完善,形成相对稳定的课程体系,并正式出版发行。
师资建设 为了提高教师业务水平,我们制定教师从“专业转型”“一专多能”向“专家型教师”三步走大成长规划,以校本教研为立足点,以省培计划为助推,以课题研究为抓手,以专家指导和外出学习考察为有效补充,全面做好师资培训工作。在积极支持教师参加省师资培训的同时,在已开展的教师“三个一”教研活动基础上,加强校本教研工作,包括扎扎实实做好磨课、评课、议课,组织教师对每一节课进行多次的研磨,不断完善。基地还组织全体教师前往苏州吴中基地考察学习,选派教师参加全国基地现场会,派出教师参加省、市教研大组在温岭、温州、鹿城、平阳、文成等地开展的教研活动达到20多人次。基地教师认真总结经验积极撰写实践教育教学论文,分享教学经验成果,多次在《浙江教育技术》刊发。
2 一个山海文化教育分基地和两个质量教育基地(“X”)
山海文化教育分基地 2013年上半年,信智山海文化教育分基地正式开放,首批来自龙港三小、钱库二中的学生在山海文化教育实践分基地参加了为期两天的“山”“海”主题实践活动。实践活动内容包括踩沙滩、观水族、做贝艺、睡帐篷等,开启了基地露营实践新模式。现建有水族馆、大渔湾战斗史迹陈列室、渔业文化展示馆、海贝手工制作室等,并租用学校后山200余亩山地作为真人CS、定向活动、果树管理与采摘、拓展活动场所。分基地的建设举措,既满足了学生个性化实践活动需要,也有效破解了基地总部规模受限的问题。
两个质量教育分基地 温州市老李食品有限公司、浙江熊猫乳业集团有限公司是苍南县本地最为规范,质量最好的企业之一,主要生产经营卤制品及炼乳产品,在国内都具有良好的声誉。我们在这两家企业里建立苍南县学生质量教育基地,通过参观了解生产流程、体验质量生产环节,对学生进行质量教育。
3 做好校内实践活动场所建设(“Y”)
浦亭学校农业实践基地 苍南县的浦亭学校农业实践场所建设已经开展了10多年,目前该校开辟有20多亩的校内农业实践场所,系温州市示范性基地。在原有基础上,我们加强了对浦亭学校的校内农业实践基地建设工作的指导,帮助其做好合理规划更深层次发展,使之成为我县农业实践场所建设的一个样板,成为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戴鹏海 中国音乐史学家、音乐理论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博士后合作导师。曾用笔名萧青、萧鹏、戈拾遗、戈拾、石漪等。1929年出生,湖南长沙人。1947年夏高中毕业后失学,自修功课时开始习作歌曲,试笔之作为1947年反内战学生运动中所谱独唱《窗外桐叶黄》(词出自《南京五四周》)和《你又站在窗前》(自作诗)。1949年9月入湖北文联文工团(湖北省歌剧团前身),1950年在话剧《思想问题》中先后饰演于志让、何祥瑞;同年借调湖北“革大”二部文工团任艺术指导,先后导演《思想问题》和独幕话剧《不能走那条路》以及歌剧《赤叶河》、《阴谋》,并开始涉猎戏剧表演、导演理论。1952年全国文工团整编时响应“下基层”号召,被派至鹤峰县文化馆,边辅导群众文艺活动,边收集民间音乐并进行音乐创作。1954年首次在刊物上发表曲作后,开始自学作曲技术理论,准备投考音乐院校。1956年秋入上海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本科,1958年作为编委与本系部分师生集体编写《中国现代音乐史》;1960年与作曲班同学三人为校方与上海歌剧院合作的大型歌剧《赤胆忠心》谱写音乐,1961年毕业分配到上海歌剧院创作组,为专职作曲。“”前,除《赤》剧外,先后为大型歌剧《嘉陵怒涛》(合作)及小歌剧《借刀》《把关》《铜锣记》、大型歌舞《在旗帜下高歌猛进》(集体创作)、三人舞《新春乐》、独舞《送余粮》,以及大型歌舞《椰林怒火》新编场次作曲。以上节目除《铜锣记》外均于“”前上演。
1983年2月,遵照贺绿汀同志指示调回上海音乐学院,专致理论工作,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后合作导师。此外,1984至1994年间曾兼任《歌剧舞剧资料汇编》及《歌剧艺术》编委会副主任,并兼任《音乐欣赏手册》分支主编及《上海歌剧志》《上海音乐志》《上海音乐学院院志》编委和撰稿人。1997年退休。从2003年起负责策划本校重大纪念活动。社会兼职包括:中国音协理论委员会、中国歌剧研究会、中央歌剧院顾问,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SMG)特邀顾问和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理事,《人民音乐》及《赵元任全集》编委等。除音乐作品外,从1958年起已在国内外八十余家报刊发表各类文章,并作有贺绿汀、丁善德、陆华柏的音乐年谱长编及《刘天华传》(初稿)等专著四种,总计约四百万字。所编赵元任、萧友梅、黄自、贺绿汀、丁善德、邓尔敬等的全集及专集、选集13种(含音像制品3种,共20卷),均已出版。
袁静芳 中国传统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36年出生,湖南岳阳人。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在第一公安军学校学习工作。1956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师从蒋风之、蓝玉崧、郑宝恒等学胡、扬琴演奏。1961年毕业后在该院附中任教(1964至1974年曾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在20世纪80至90年代,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主任、主任。现任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院长、佛教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音协民族音乐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副主编;曾任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等职。她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多年,指导硕士、博士生多名。代表性论著包括:《民族器乐》(1992年获首届文化部直属艺术院校优秀专业教材奖二等奖,1994年获国家教委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中国佛教京音乐研究》(1999年获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河北巨鹿道教法事音乐》,《乐种学》(2000年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主编,2002年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二等奖),《中国汉传佛教音乐文化》,《中国传统器乐》(电子版,2004年获北京市精品课程及国家精品课程称号),《浅草集――袁静芳音乐文集》等多部;发表主要学术文章一百余篇。80年代曾提出乐种学学科建设问题,并撰写了有关研究论文与专著。承担多项国家级科研项H,并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的学术研讨会。
1995年创建“佛教音乐文化研究室”,组织全国学者完成佛教音乐科研项目19项;2003年又与韩国东北亚音乐研究所合作,在中国大陆举办了第一次佛教音乐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一届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
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被北京市政府授予优秀教师称号,1999年获文化部“区永熙优秀音乐教育奖”,2001年获宝钢教育基金会颁发的“优秀教师奖”,2004年获文化部授予在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艺术科学国家重点项目“十部文艺集成志书”中的“特殊贡献个人奖”,2007年获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称号,2007年获北京市教委"2006--2007年度北京高校优秀德育工作者”荣誉称号等。其个人传记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编入《国际名人传记・音乐卷》、《国际名人传记・亚洲太平洋卷》(第4版)及《名人传记》(第28版)等典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