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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人的生命尊严人是世界上惟一有理性、有感情、具备社会关系能力和信念的实体,医学研究的发展首先要体现出对人的尊重,惟有如此,才能使医学才能更好地造福人类。
尊重人的自在研究者与受试者以及医患之间应当建立起一座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桥梁,承认并尊重受试者、患者的自应当成为展开医学研究的先决条件。以欺骗、哄骗、诱导等方式进行人体试验尤其是临床药物试验,或是采用未经伦理审查、科学论证即应用于临床的治疗方法,都是违反医学伦理和道德原则的。
尊重人的知情同意《伦理堡法典》、《赫尔辛基宣言》中均强调了患者或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指出“人类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是绝对必要的”[3]。知情,就是要求每个受试者参与临床试验前必须被充分告知并理解研究的目的、方法及研究可带来的预期利益、潜在风险以及可能的不适;同意,则是指受试者在充分理解试验相关信息之后,具有选择和终止参与的权利,且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惩罚。
保护人的不受伤害医学研究中所应用的先进科学技术或诊疗手段,对于受试者、患者而言,往往是“利害并存”的综合体。对此,医学工作者在临床试验设计或药物试用上,应将保护受试者、患者的健康作为首要任务,认真权衡利弊,评估风险,力求以最小的损失为代价获得患者的最大利益。
正确处理临床医学科研和医学伦理关系的基本途径
强化医学工作者的伦理道德意识医学科研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种社会事业。医学工作者在医学科研的主体,保证科研成果造福人类是其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对此,医学工作者应当强化自身的伦理道德意识,使自身拥有“科学的精神气质”,在医学研究中严格履行默顿在科学社会学中所提出的“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原则,自觉加强自身道德素质修养,遵循伦理价值规范,在临床医学科研实践中尊重受试者的利益,科研选题时尽可能客观、公正、负责任地揭示医学科研的潜在风险[4]。惟有如此,才能使医学科研技术的发展在为人类健康带来福音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化解医学发展与医学伦理问题间的种种冲突。
给予医学科研宽松的环境医学工作者是医学科研的主体,广大公众则是医学科研组织开展的土壤,也是医学研究成果的最终消费者。在现代医学高科技技术的双面性凸现的现实环境下,给予临床医学科研以宽松的发展环境,关键是要培养社会公众正确的科学伦理观和道德观,医学技术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适合的社会环境。要在社会公众中普及推广伦理道德知识,破旧立新,重新树立适应于现代科学技术与人类健康发展的新型伦理道德观,捍卫科研自由,支持正确的医学科研活动,也能正确地利用科学的伦理观捍卫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对医学工作者的科研活动进行广泛的社会监督,才能真正保障当代医学技术的发展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5]。
完善医学伦理对医学科研的指导与规范医学伦理学是指导医学的健康发展,监督医学发展的正确方向,防止其误入背离人道的科学主义歧路的专门学科。要完善医学伦理对医学科研的指导规范,关键是要发挥好伦理委员会、医学期刊等组织机构在伦理审查中的监督作用。(1)发挥已有伦理审查组织的监督作用。伦理委员会、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ChiC-TR)等作为具备实体组织形式和建制的医学科研伦理审查的管理机构,要积极借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GCP联盟等机构关于医学伦理问题研究的先进经验,逐步建立与完善伦理审查工作视察与评价的管理规范,建立起伦理委员会等相关管理机构的标准操作规程,提高伦理检查的质量。(2)要重视中文医学期刊在医学伦理审查中的重要作用。对医学期刊编辑进行医学伦理知识的培训,深入学习《赫尔辛基宣言》、《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操作指南》、《涉及人体生物医学研究审查办法》、《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工作指导原则》等国际国内文件,使医学编辑能够在审稿和编辑过程中能够清楚、公正地处理好学术论文所涉及的伦理问题,把好医学论文进入学术传播领域的最后一道关口[6]。
中图分类号: B82-09;I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3)01004906
Moral Connotation and Ethical Significance of PreQin Literature
QIAN Guangro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Key words: preQin literature; moral connotation; “w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 ethical significance
Abstract: The intrinsic property of literature is the “natural” relation with ethics. The analysis of ethical connotation in literary works in specific historic period is an important way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modern ethics. The ethical connotation of preQin literature is mainly express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praise of king, ideal life pursued by the working class, clear mind of public and private, conduct of public first, criticism of the ruling class's creating inharmonious ethics, pleasant beauty of expecting marriage, different virtue ethics between the male and female, and so on. They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revealing the sour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history, basing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Chinese ethics thought history, and initiating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w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
日本文艺理论家浜田正秀指出:“所谓文学,就是依靠‘语言’和‘文字’,借助‘想象力’来‘表现’人体验过的‘思想’和‘感情’的‘艺术作品’。”[1]9他所说的“人体验过的‘思想’和‘感情’”,以道德价值生成与传播的“文以载道”范式而论,所指主要就是渗透在文学作品中的道德意蕴,包括善恶观念、评价标准、行为倾向即态度与情感。文学的这种本质特性使其与伦理学具有“自然而然”的联系。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对先秦文学①
蕴含的道德价值观念及其伦理学意义发表几点看法。
一、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分类概览
先秦时期,许多文学作品的体裁和样式已见雏形,诗歌和散文如《诗经》《楚辞》《韩非子》等甚至已开始走向成熟。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便是其内含的道德价值。
其一,赞美高大、纯洁、完美的理想人格。《韩非子·五蠹》对尧和禹严于律己、身先士卒的王者风范,作了如是描述: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也。[2]1183(尧王天下时,住的是不经修剪、不架椽梁的茅草屋;吃的是粗糙简陋的食物,连喝的汤也是用灰菜和豆叶做的;冬季披着小鹿皮,夏天穿茅茎编的草衣,即使是一般官家的生活也不会比这等状况差啊。禹王天下时,翻土挖地身先士卒,大腿上的汗毛都磨尽了,小腿上根本就长不了毛,即使是臣下也没有这样的吃苦啊。)
用此等夸张的表现手法描述王者的理想风范和伦理情怀,是先秦文学的一大特色。后来收入《淮南子》的神话传说“女娲补天”,虽不同于的《韩非子·五蠹》赞美的严于律己、身先士卒的理想人格,但其歌颂的博大伦理情怀,显然也不失一种王者风范。今天读起来仍然散发着古朴的伦理芬芳!在先秦文学作品中,还有许多赞美士大夫高尚人格的道德故事,如《尚书·康诰》记述的周公姬旦训诫其弟康叔要“顺天治民”和“体恤民怨”、《战国策》纪录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等。
其二,表达普通劳动者的伦理祈求和道德态度。这类道德意蕴与赞美王者风范是直接相关的,虽记述和描写的篇章不多又多采用“非历史”的神话或传奇的手法,但对其道德文明史的价值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王道”之下普通人欣赏伦理和谐之田园生活的豁达情趣,即如后来《帝王世纪》之《击壤歌》(晋皇甫谧编撰)所描绘的那种风景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3]8太阳升起就起来劳动,太阳下山就休息;凿井可以取水饮用,耕田劳作获取食物;上天的力量大小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二是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合作期许和杰出个体的英雄气概。这方面的理想人格,可以从《山海经》的相关篇章窥得一二。
西次三经之首,曰崇吾之山……有鸟焉,其状如凫,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蛮蛮,见则天下大水。(《崇吾山》)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夸父逐日》)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填海》)
这些文字,其实不是在写人,而是在写“神”和“怪”,它们所舒张的神性和神力,不过是为了表达原始先人力图超越自身的局限和征服自然的理想而已。
其三,描述公私分明、先公后私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鞭笞统治者制造不和谐伦理关系的不良品行。《韩非子·五蠹》最早用散文的形象语言比喻了“公”与“私”的含义及其不可相容的价值对立:“古者仓颉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所谓“自环”,用今日之语表达亦即“以我为中心”。那时的“公”,既不是国家意义上的公,也不是“三人为众”即个人联合体意义上的公,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公”,实则是专制帝王的一家之私。 那时的“自环之私”,也不同于损人利己的利己主义之私,而是如同杨朱说的“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的私,因为“人人不损一毫(于他人),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也”[4]217。简言之,也就是“利己不损人”之“私”。
《诗经》在方面有许多传神的描写,表达了普通劳动者的道德心理。如《小雅·正月》: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维号斯言,有伦有脊。哀今之人,胡为虺蜴![5]八九
(说起来天是很高的,但我们走在下面不得不弯腰,说起来地是很厚的,但我们走在上面不得不提心吊胆,我们产生这样的感受是很有道理的,如今的我们真的很可怜啊,象被毒蛇咬着一样!)
再如《魏风·伐檀》: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辐兮,寘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5]四四
(砍伐檀树声坎坎啊,棵棵放倒堆河边啊,河水清清微波转哟。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往家搬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猪獾悬啊?那些老爷君子啊,不该吃闲饭啊!砍下檀树做车辐啊,放在河边堆一处啊,河水清清直流注哟。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要独取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兽悬柱啊?那些老爷君子啊,不该白吃饱腹啊!……)
屈原在《离骚》中用比兴的手法,十分生动形象地鞭笞了统治者集团内部不和谐、相互倾轧的政治关系,表达了一位正直的“智者” 向往和追求政治伦理和谐及恪守人格的心态: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6]6
(我栽培了许多春兰,又栽植了大片蕙兰。还分垅种植了揭车,并套种了杜衡和芳芷。希望它们都能枝叶茂盛,等待我收获的那一天。它们枯死又何妨呢,让我痛心的是它们已经质变。)
阶级社会出现以后,公与私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整个道德的基础,关于公私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是一切道德体系的核心。由此观之,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公私观,应给予特别的关注。
其四,憧憬婚姻的美感和重视男女有别的操行伦理,批评统治者及其纨绔子弟无视婚姻和性别伦理的不道德行经。如《诗经·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5]一
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爱慕美貌女子和憧憬美好婚姻的“君子”之复杂心态。
再如《诗经·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5]九
(一个美貌少女在郊外遇到美男子猎人,为他所引诱,爱上了他,但羞于男女有别的伦理的道德意识、担心惊动乡邻而婉言拒绝。)
正因如此,庶宅少女对纨绔子弟不循婚姻伦理之举多有设防,如《 诗经· 豳风·七月》中就有这样的描写: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5]六十
(夏历七月,大火恒星向下行,九月把裁制寒衣的工作交给妇女去做。夏历三月开始暖和,黄莺鸣叫。年轻姑娘手持深筐,沿着那小路,在这儿寻找嫩桑叶。春天的昼长日落晚,采摘众多白蒿。女子内心悲伤,恐怕遇到国君之子,被公子胁迫同归。)
与此相关,《诗经》的《汝坟》《卷耳》《江有汜》等篇章,还用细腻辛辣的笔触描写了妻子与劳役他乡的丈夫两厢思念、倾诉衷肠的悲情,描写了苛政致使庶人夫妻分居的凄苦人生。
上述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归根到底上都是先秦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反映。它形成于“民神杂糅,不可方物”[7]515的原始社会末期,经历由流动式的游猎和游牧转而为定居式的农耕的社会发展和演变过程而得以发展和丰富。其间,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必然会特别尊重克勤克俭、率先士卒之强者或英雄的农耕品格,而这样的人一般都可以为王或已经为王,致使希冀在王者的统领之下获得安居乐耕的田园伦理和道德生活,同时成为人们基本的伦理追求。又由于西周确立井田制的公私分立和贵贱有别的社会基本制度,并规定“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田)”[5]一0七的耕作次序,必然会生发公私分明、先公后私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同时也就必然会产生阶级对立和对抗及与此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并反映在文学作品之中。
二、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
经过先秦社会“礼崩乐坏”的激烈动荡和“百家争鸣”的文化洗礼,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原先文史哲融为一体的文本和思想发生解体,出现了相对独立的文史哲文本及思想体系,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为哲学伦理学提供最初的动因”[8]28的质料。其“载道”的文学样式也逐渐为直接言说道德的哲学伦理学的文本所替代,如《论语》《孟子》《荀子》等。然而,这种替代过程在初始阶段并不是那么彻底,今人仍然可从这些文本中看到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标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9]11 、“《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9]30等,表达了孔子对《诗经》相关篇章之纯正品质的怀思和敬仰之情。
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展示了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固有的价值本性和永恒性元素,也开启了先秦之后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学区别于西方的叙述方式。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学,多为直白式宣示“知其然”的道德主张教条,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9]166、“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9]65、“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9]129等,缺乏“知其所以然”的形上抽象和思辨精神。
[注:虽然,两汉尤其是宋以后的伦理学说多注意追求形而上的抽象,具有某些思辨特色,但从诸如“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等命题来看,其所关注的对象实则还是多为形下层面的经验范畴,所谓“天理”、“天性”、“天命”不过是“地理”、“人性”、“人命”的代名词而已。真正的抽象特别是科学的抽象,旨在揭示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而不是变换名词概念。]西方的哲学伦理学,从古希腊开始就关注伦理道德的本质和必然性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指出:“必然性有两种:一种出于事物的自然或自然的倾向;一种是与事物自然倾向相反的强制力量。因而,一块石头向上或向下运动都是出于必然,但不是出于同一种必然。”后一种“必然”,缘于人“为了某一目的” 或“为了某种目的”的择善动机。[10]328这种注重运用形而上学方法分析和揭示事物本质联系的研究范式,后来成为西方哲学伦理学研究遵循的学术原则。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对儒学所发生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这就是:促成先秦儒家对“以德治国”的理性自觉,而这种自觉精神形成的“最初动因”,就是先秦文学内含的道德“实践理性”。今人可以从屈原的《离骚》理解和把握其逻辑线索: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宁溘死一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天赋予我很多良好的素质,我要不断加强自己的修养……只觉得老年渐渐来临,担心美好的名声不能确立……我要向古代圣王学习啊,这不是世间俗人能够做到的……宁可马上死去魂魄离散,我也决不取媚俗之态……保持清白节于直道,这本为古代圣贤所称赞的……)[6]613
先秦文学所承载的道德意蕴多是以宣示“做人”的理性原则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它的主旨在“做”而不是在“说”。这表明,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在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的源头上便展现了道德的价值本性。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大体上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上升”为社会意识形态,并与政治法(刑)制联姻,成为封建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孔孟儒学伦理文化推崇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在这种嬗变过程中,尧禹之严于律己、身先士卒的王者风范逐渐转化为统治者的道德理想和人格要求,转化为“为政以德”和实施“仁政”的道德力量。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9]11这种历史演变,是合乎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规律的。经过秦末社会的再次震荡,“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国家最终确立,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客观上需要统治者集团“为政以德”,以得民心而得天下,同时也需要将道德政治化、法(刑)制化和教条化,以便对庶民实行教化而固民心和平天下。
另一个方向,是道德意蕴的其它成分如普通劳动者朴实的伦理精神、憧憬婚姻的美感等,没有被列入以孔孟儒学为代表的哲学伦理学的“正册”,渐渐地以小说、戏剧、评书、民间故事等文学样式承载、“下移”和散落到庶民社会中,嬗变成为另一种非文本记述却也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致使人们只能在诸如《太阳山》《牛郎织女》《螺蛳精》《画中人》等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的“口头文学”中,才能回溯和联想它们在先秦文学中的原先风貌。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强化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成分,淡化了多带有“人民性”的成分,“牺牲”了先秦文学中一些庶人喜闻乐见的道德元素,却为封建社会某些非主流道德文化如道学和佛学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机缘,使之赢得“附儒”的文化地位和在庶民社会中广为传播的土壤。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合乎道德发展的辩证法。道德在社会变革的特定历史阶段总是要以“牺牲”一些的传统成分来赢得自己的进步,因而在进步与“倒退”之间上演“自相矛盾”的历史剧,谱就“自然历史过程”的轨迹。因此,不可仅凭道德文本记述史来理解和把握一国一民族的道德发展进步史。
三、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伦理学意义
文学与伦理学是真正以人为本的 “人学”,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尤为突出。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对于伦理学的意义,可从如下几个向度展开。
首先,昭示了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的源头。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源远流长。然而,对“源”究竟有多“远”、“流”究竟有多“长”多缺乏具体的说明,使得人们对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缺乏根的意识和真实的历史感。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缺憾。它的存在,与我们没有对其源头给予应有的关注、或者虽有所关注却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是很有关系的,而之所以如此,又与伦理学研究长期不能走出“道德哲学”的思维窠臼、忽视先秦文学内涵的伦理精神和道德价值有关。从逻辑推理来看,“人”在劳动中创造人与创造人必须的伦理与道德本应是同一种过程。不难想见,在远古的渔猎“劳动”中,经验每天都在提醒“人”们彼此之间需要一种“心心相印”“同心同德”的配合,以获得行动一致的 “思想关系”即伦理和谐,哪怕这种关系极为简单粗犷,也是必须的。于是,在某时或某些情况下,会有“人”伴随肢体动作脱口发出诸如“吆”、“呵”之类的呼喊或呼唤。这是一种具有后来被称为“道德意识”的伟大创举,它的“启蒙意义”在于:向肢体方向发展便有了后来的舞蹈,向声音方向发展便有了后来的音乐(故尔后人说“乐者,通伦理者也”[5]二0五),而向文字的方向发展便有了后来的诗歌。这种演化的成果,使得舞蹈、音乐、诗歌成为人类维护和建构伦理和谐的最早的道德意识形式。
关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的教育,旨在培育受教育者的历史意识和民族精神,而要如此,从源头上“娓娓道来”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看,让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走进基础阶段的道德教育课堂,不可不为一个值得重视的话题。
其次,奠定了中国伦理思想史之逻辑起点。学科的逻辑起点,从根本上影响学科科学体系的结构及实际功能。逻辑起点,既是逻辑问题也是历史问题,正确把握逻辑起点问题需要把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1]603伦理学以道德为对象,以研究道德的发生与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应当确立“道德从哪里开始,伦理思想也就应当从哪里开始”的逻辑观。因此,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与建构,应当从先秦文学的道德意蕴起步。如阐述“仁学”伦理思想可以考虑从“女娲补天”起步,阐述德政伦理思想可以从尧禹的王者风范起步,等等。中国伦理思想史的文本多没有关涉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而是从儒学文本起步的。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伦理思想史的建构范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它多是从著名的《荷马史诗》起步的。如果中国伦理思想史的逻辑起点是放在先秦文学的道德意蕴上,如严于律己和身先士卒的王者风范、公私分明和先公后私、尊重伦理和谐和性别伦理等,而不是一开始就大谈“推己及人”和“为政以德”之类的抽象理念和道德教条,那将会是一种何等贴近社会生活因而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样式呢?
再次,开启了“文以载道”之道德文化建设先河。在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上,文学以“文以载道”
[注:“文以载道”是宋代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正式提出来的。在此之前,韩愈已提出“文以明道”和“文以贯道”的主张,广涉文学与道德的关系。然而,由于周敦颐的思想体系和倾向比较复杂,其“道”也并非如同韩愈那样专指封建社会的主流伦理文化——儒学道德体系,所以学界凡涉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多采用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语型而采信韩愈的“文以明道”语义。]的文明样式传播着社会主流道德价值,因其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口头文学”(尤其是戏剧和民俗文学),而实际上一直充当着道德教科书。这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统治阶级认可或默许乃至推崇、因而堂而皇之地活跃在民间的“文以载道”;另一种是被统治阶级列为“禁书”和“禁戏”,只在民间悄悄传播。前一种“文以载道”是封建统治者实行道德教化的主渠道,其盛势始于明末,此后连绵不绝,真正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程度,连平生“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的文学巨匠鲁迅,在偶然涉足京城戏场时,也为那种“连插足也难”的盛况感到惊讶。
文学以其大众化的文化形式和“人民性”的道德内涵,而成为传播道德文化的最丰厚的土壤和最重要的途径。就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传播和建设而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文学的“文以载道”,就没有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道德传统。有学者认为:“所谓的‘文学’,如散文、诗歌、辞赋等文学体裁,只是一种形式,是一个空空的口袋’,形式必须要有内容,空空的‘口袋’本身没有意义,必须装进东西才有价值。”[12]3此言甚佳却又有失偏颇。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割的,不同事物在这种关系上仅是内容的多少与优劣的差别,所谓“空空的‘口袋’”的文学作品并不存在。
[注:如时下的一些“贺岁片”,其“口袋”看似空空如也,其实不然,正是其表达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之“道”,才令一些趣味相投者趋之若鹜,让其占据了相当份额的文化市场。]理解和把握“文以载道”,重要的不是看其“文”,而是要看其所“载”之“道”。纵观中国文学史,诸如《孔雀东南飞》《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之所以成为传世佳作,皆与其所“载”之“道”的喻世意义有关。
如果说,先秦文学及整个封建社会的“文以载道”多是直觉、直观地告诉接受者们“‘道’是什么”,具有脸谱化的特征,那么现代社会的“文以载道”则不然。它承载的“道”多为“‘道’是什么、也不是什么”的内涵,反映的是生活世界中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难以分辨的“道德悖论”问题,多带有“颠覆”却又张扬传统道德文化之历史价值的“自相矛盾”的性征,因而特别具有“大众化”的艺术震撼力。我们大体上可以从《深海长眠》
[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深海长眠》:雷蒙因事故高位截瘫,在床上躺了26年后向政府申请安乐死,政府以违背(传统)道德和(现行)法律为由拒绝,此事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议。最后,雷蒙在妻子协助之下,驾船沉入他深爱的大海。]《求求你表扬我》
[注:老实巴交的“农民工”杨胜利在雷雨交加的深夜从歹徒手中救下女大学生。他为了实现老模范、病入膏肓的父亲弥留之际的“唯一心愿”——希望儿子获得一次表扬,便要求报社表扬他的见义勇为行为。然而,记者鉴于“查无证据”和顾及女大学生的名誉,不予理睬,于是陷入“为了荣誉”和“顾及名誉”的“自相矛盾”的两难选择之中,最后“不得不”选择了辞职。]《天下无贼》等这类“家族相似”的影视作品中,体味到这种源于又高于生活的艺术逻辑。当然,也可以从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获奖理由”中
[注:诺贝尔委员会颁奖词: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中国经济网,2012-10-11)],窥得一斑。现代社会“文以载道”的变化表明,其所“载”之“道”的价值正如格罗布曼(Grobman)指出的那样:“文学形成的价值在于问题,而不是答案。”[13]1
从以上的历史考察和学理分析,大体上可以看出先秦文学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发端的逻辑关联及其伦理学意义。这些议论,严格说来还只是基于一种“历史感做基础”发现和提出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是伪问题的话,那抑或就正是本文的价值所在。若可作如是观,关于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及其伦理学意义的
探讨,就没有理由打住。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平台上审视文学与伦理学的内在关系,进而观照当代人类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文以载道”现象、反思道德文化建设及伦理学研究等现实问题,当是一个有待开发和拓展的重大学术话题。
参考文献:
[1] 浜田正秀.文艺学概论[M].陈秋峰,杨国华,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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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继报刊、广播和电视之后发展起来的第四媒体,并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人类工作生活不可缺少的工具之一。随着高校校园网络化的迅速发展,网络在其积极意义上作为大学生们学习和娱乐的平台的同时,也如一把双刃剑,日益暴露出他们的伦理道德问题。
一、网络环境下凸显出的大学生伦理道德问题
网络覆盖范围广、内容生动直观、传播速度迅速的特点为大学生学习知识、思想政治教育开拓了崭新的空间,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网络的隐蔽性和自由性以及“他人在场”的缺失性,使得大学生伦理道德责任感弱化,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现实中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干扰。据调查显示,在校大学生的伦理道德观念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扭曲,思想道德水平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这确实是件令人担忧的事情。下面笔者就网络对大学生带来的消极影响进行浅显的概括。
第一, 网络的虚拟性特点容易让人迷失真我
网络以虚拟实在和虚拟空间作为基本的技术支撑,人们可以借助于网络的虚拟性特点隐匿和篡改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处境来掩饰自己在网络上的各种行为。比尔盖茨曾在《未来之路》中引用了一副有意思的漫画:一只正在操作网络的狗对另外一只狗说:“在Internet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只狗。”这形象地表现了网络的虚拟特征。青年大学生作为网络的主体,因其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形成,容易让自己沉溺于虚拟的网络中被一些虚假的现象所迷惑,而做出些与自己身份不合的举动。“追星族”在大学生中是一个很普遍的群体,很多大学生甚至放弃学业去碰自己的“偶像”。但是这些所谓的偶像在网络上光鲜亮丽的背后是否存在一个真的自我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网络娱乐性的特点使人沉迷其中,扭曲了人性的正常发展
网络的娱乐性使得大学生不再以学习为重心,他们上网大部分是为了娱乐,网络世界的多变性让他们目不暇接,以至逐渐迷失了方向。不断发展的网络游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投身于华美绝伦的近于现实的网络游戏画面中。在这种虚拟的网络游戏环境中,很多大学生因其心智还不成熟而导致迷失自己,造成其价值观的扭曲,引发青少年犯罪。
第三,网络的隐蔽性造成网络信息的虚假难辨,
网络的这种隐蔽性使得网络信息真假难辨,导致种种弄虚作假、尔虞我诈的现象出现,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伦理道德观念。个别同学甚至萌生了某种不良的念头,觉得“作假可以获得成功,老实只会导致失败”。这种思想观念,使得大学生不讲诚信的现象在大学里随处可见,作弊现象屡见不鲜。更有甚者为了奖学金或是评优在考试过后找老师要求加分等等。这些不诚信的举动随着互联网前进的步伐越来越普遍,这告诉人们这种失衡现象应该尽快加以控制,否则将会对大学生伦理道德造成更为严重的影响。
二、净化大学生的网络德育环境
网络快速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我们只能顺应这一趋势,但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这一途径,使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用生动快捷的方式把科学的正确的思想观念传播出去,积极开展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有方法正确,开展教育才会有成果,大学生才会接受,才会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去改造社会,从而展现自己新一代的精神风貌。
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条件下,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生活领域中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也将随着发生变化,东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相互交流和交融日益增多,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必将随之转变,以适应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大学生是青少年中的重要群体,是青少年中接受和处理各种信息量最大,思想观念最为活跃的部分,其道德素质的形成和提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其状况如何,对整个民族的影响又尤为深远。通过对培养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的研究,进一步揭示青少年社会道德能力形成的规律和培养途径,着重探讨我国当前情况下,高校如何更有效地培养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以促进学校、家庭、社会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这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和精神文明程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道德能力的培养是大学生道德教育的重要目标
社会道德能力是指道德主体在面临社会道德问题时能够鉴别是非善恶,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并付诸行动的能力,也就是在社会生活中遵循社会价值观或原则处理社会道德问题的能力。社会道德能力是人的一种本质能力,又是人成功地完成社会道德行为所必需的心理特征。社会道德能力的基本要素包括社会道德认知、道德感情、道德意志等。社会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三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和相互补充。社会道德能力是人的生存能力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特征,就是将外在的知识,包括社会道德知识、社会道德观念通过受教育者的社会道德认知,内化为道德信念,经过社会道德实践再将内在道德信念转化为稳定的社会道德判断能力、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社会道德能力培养以社会道德知识为重点,同时十分注意其他科学知识对社会道德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把社会道德知识与其他科学知识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教育,从而从更高的水平上提高道德素质。社会道德能力培养要十分注重社会道德实践,注重在社会实践中培养分辨社会道德问题的能力、培养深厚的道德感情、磨练顽强的道德意志、养成正确的社会道德行为。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过程是一种终身教育过程,是一种呈螺旋式上升的教育与再教育过程,是一种在不断地由社会认知一社会践行一自我反思的循环中从量变到质变的教育过程。
中国大学生是中国未来的建设者,是中国未来各项事业的重要骨干和接班人,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培养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不仅是大学生个人全面发展的需要,而且是提高全民族社会道德水平的需要,是国家和民族应对社会道德新挑战的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社会道德能力培养过程应该是一个需要学生理性和思维参与的过程,借助学生自己的智慧作出自主判断和决策的过程。要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必须着力培养他们的社会道德思维能力、社会道德判断推理能力、社会道德决策能力、社会道德选择能力等,从而使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道德思维方式,能够自觉地运用已知去对付未知,处理生活中面临的具体社会道德问题。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培养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面临着科技和社会发展带来的重要挑战。首先是网络文化的挑战,包括信息传播方式转变形成的挑战、教育方式改变的挑战。其次是市场经济的挑战,包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价值观冲突、价值观的困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的调整。再次是知识经济的挑战,包括知识经济对教育主体的影响、对教育客体的影响、对教育介体(教育目的、内容、方法和组织形式)的影响、对教育环体(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的影响等。第四是对外开放的挑战,包括道德文化复杂和多元性的挑战、道德文化变动和异化性的挑战、道德文化虚浮与躁动性的挑战、道德文化世俗与实用性的挑战等。只有成功应对这些挑战,大学生的社会道德培养才可能取得实际的成效。
二、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分析
(一)当前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社会道德认知的不足。这表现为认知上的自我中心观,即在个体与他人或社会的关系上往往只从自我的立场出发,而不能从他人或社会位置去思考问题或处理问题的认知方式。这是导致不少大学生出现社会道德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道德认知能力的缺乏导致了严重的道德问题。2.社会道德感情的缺陷。道德感情既表现为对人的感情,也表现为对有关道德问题产生的道德焦虑。对人感情的淡薄和道德焦虑的缺失致使部份大学生发生较严重的道德失范行为。3.社会道德意志的薄弱。道德意志薄弱也是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大学生中发生的一些非道德行为看,对一些简单的道理他们并非不懂,但却愿意采取对个人较有利、个人感到更舒服、更痛快的方式而作出了放弃遵从道德规范的选择。比如一些学生并非蓄意影响他人的利益,更不愿损害他人的利益,但在个人的愉悦需要和特定环境的作用下,也作出了放弃遵从道德规范的选择。
(二)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缺陷产生的原因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学校道德教育影响。学校教育以智育为主,与德育分离,突出智育而忽视德育,忽视认知能力的提高;注重知的培养,忽略行的训练。2.社会环境和家庭的影响。现实生活中人们道德失范与讲道德吃亏的现象强烈地刺激着这一代大学生,复杂的道德环境使不少大学生产生了道德困惑,道德信念发生了动摇。某些自身道德素质不高的家长,以其不健康的言行,在子女道德素质形成的过程中形成了消极的影响。即使是道德素质较高,但忽视道德教育、或道德教育的条件受到家庭具体情况限制的家庭,对大学生道德能力的提高也会形成不利的影响。3.个人成长特征的影响。今天的大学生,很多都离不开家长的呵护,性格较为脆弱、怀疑、孤独、自我封闭。这种特定的情况很容易引起学生自我意识的混乱,从而引起一系列的道德问题。
中国是一个道德文化非常深厚的国家,在培养道德能力方面,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在继承已有传统方法的同时进行创新,赋予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新的时代内容,才可能取得好的成效,达到预期的目的。
三、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的培养
当前对大学生进行社会道德能力培养,要确立以下几个基本原则:第一,以人为本的原则。人不是机械接受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被动客体,而是作为道德活动的创造者和体现者的主体。培育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最根本的,是要确立大学生在社会道德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必须尊重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弘扬大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第二,内功培养与外功训练相结合的原则。像其他能力一样,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离不开理知识,同时还必须引导大学生把握用价值原则来解决道德问题的方式。第三,注重实践的原则。必须从道德认知做起,教育大学生以道德意识指导道德实践,使道德实践为道德意识的升华提供丰富的养料,持续不断地将道德实践内化为人的道德意识、把道德意识外化为道德行为。
对大学生进行社会道德能力培养,必须着力构建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社会综合体系,创新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机制,强化社会道德能力养成的实践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