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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哲学大众化的紧迫性和实现路径、方法
2.1哲学大众化的紧迫性
我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而且实现经济全球化也是我国的重要社会目标之一,这些都凸显了哲学大众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是由于哲学难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实际,所以哲学大众化的实现存在一定的挑战。在国内很多青年不热爱哲学、普通群众不懂哲学,这使得中国哲学越来越受冷落,而最终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不理解哲学,很多人慢慢地出现了信仰危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了很多人没有把哲学看作为真正的哲学;其中也包含了中国的历史因素。有研究人员对当代理论教育教材进行分析,发现现阶段的教材还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些问题都极大地削弱了的指导意义,所以必须加快哲学大众化的进程[3]。
2.2哲学大众化的实现方法和路径
方法和路径是推行大众化的关键,而哲学在不同国家推行时所采用的方法是有所区别的。有学者认为,在采用推行哲学大众化时不能太传统,可以更好地利用现代传媒手段,不能只是采用单一的方法来推行哲学大众化,而要采用综合的、有效的手段;还有学者认为要想推行哲学大众化就需要加深对大众化的了解,这样可以更好地拓展哲学的包容性;还有学者指出要想更好地实现哲学大众化就要做好具体的事,比如说用具体的、大众的、通俗的语言来诠释抽象理论;同时还要以大众化的哲学来指导实践,这样才能更好地将哲学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而且要尽可能地采用多种多样的哲学普及和宣传方式。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推行哲学大众化需要以中国国情为基础。总之,推行哲学大众化的途径和方法归结为四个方面,即加工理论,让群众更好地掌握;调动群众积极性,让群众更多的参与;恰当地选择宣传方法,让理论与群众更好地融合;建立有效的运转机制。只有做好这几方面的工作,才能最终实现哲学大众化。
3.哲学大众化应注意的问题
实现哲学大众化具有很大的难度,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为了能够更加顺利地实现哲学大众化就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很多学者对此都做出了阐述,孙亮认为在推行哲学大众化时要注意增强哲学的说服力;而且在哲学大众化推行过程中要更加注重群众的自觉内化;同时还要注重哲学通俗读物的建设、深化哲学;郭建宁认为在推行哲学大众化过程中一定要防止庸俗化,这就需要掌握哲学大众化发展的逻辑;而且在推行哲学大众化时要注重其与时代特征和社会现实的紧密结合;同时还需要注意加强哲学的学术质量管理。总之,在推行哲学大众化过程中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只有把握这些问题才能尽快地实现哲学大众化[3]。
“赠地大学”把合法性地位建立在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服务上。这些高等学校获得合法性地位的不同途径出现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或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3]。在美国建立早期,从殖民时代继承下来的学院或大学被看做为培养律师、医师、牧师和教师的场所,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依据也是政治性的。随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美国大学开始重视研究,逐渐成为一个像德国大学体制一样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高等教育开始以认识论作为其合法存在的主要根据。到19世纪末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在美国大学里面共同存在。实际发生的事情是,贯穿19世纪的不断加速的工业革命的力量以及知识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占优势或主导地位的研究性大学所提供的学术知识催生了工业生产上的奇迹。政治论和认识论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开始并驾齐驱,政治论的哲学甚至压倒了认识论的哲学。“威斯康辛思想”的出现被看做是这两种理论并驾齐驱的最早例证。虽然“威斯康辛思想”获得了成功,但是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之间仍然缺乏和谐。政治论哲学以价值影响为核心,而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哲学强调价值无涉并希望摆脱价值影响。这才是两种高等教育哲学矛盾的根源所在。综上所述,历史性是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产生与发展的显著特点,认识论和哲学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交替着在美国大学占据统治地位。营利性大学,作为一种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其哲学基础也是深深植根于当时的历史及人们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巨大需求上的。
(二)从美国营利性大学的发展历史与教育市场需求来考察
美国营利性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地时期的私立学校,尽管它被排斥在主流的高等教育之外,然而它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满足当时社会对教育的需求。1862年“莫雷尔赠地法”推动了美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正式把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后,由于就业结构和产业调整的巨大变化,青少年人口的剧增迅速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自1945年后的30年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年代,以非营利性大学的迅速增长为表征。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被看做是一种公共产品。它的公益性使高校能获得政府巨额的补助和捐款,使以利润为动机的社会资本难以参与公平竞争。70年代之前,普通高等学校的营利行为极其罕见,营利性大学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它被不屑一顾地排斥在主流高等教育之外。70年代后市场化理论、服务产品理论、知识经济理论以及人力资本理论逐渐应用于教育领域,伴随着传统非营利性高校的营利行为的出现,营利性大学从9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1996年美国凤凰城大学公开上市,由私人资本控股的营利性教育集团开始出现,这对于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来说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从此大量私人资本开始涌入教育产业。美国教育部公布《高等教育法》(1996)新标准,高校类型被分为三大类,即公立非营利性高校、私立非营利性高校和私立营利性高校。1998~1999年,私立营利性教育类别开始定期出现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报告中“通过对九千所学校的统计,三类高校所占的比例如下:营利性高校47%;公立高校23%;私立非营利性高校29%”[4]。从国家政策与制度上,营利性大学获得了认可,并且在此领域快速发展。《2012搜狐教育行业白皮书》指出,“美国营利性学院每年的入学人数约为300万人”[5]。人的教育需求可能才是导致营利性大学产生、存在和发展繁荣的根本。这一需求被商人抓住才产生了营利性大学,才衍生出经济利益、高等学校的政治影响。“市场力量迫使营利性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哪里有人需要,哪里就有营利性教育”[6]。“营利性教育机构锁定了大批量的非精英学习者,为他们提供实用性,以就业为导向的学位。营利性教育机构的快速增长,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运用技术远远强大于他的竞争对手———传统教育。营利性教育机构的新形式迎合了学习者的需求,技术的广泛应用既满足国内又伸向跨境教育”[7]。作为一种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营利性大学哲学基础的产生既不是来自于认识论,又不是来自于政治论的哲学观点。那么,营利性大学产生与存在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呢?
二、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
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对营利性大学褒贬不一,主要是因为人们是持认识论立场,还是持政治论立场看待营利性大学这一现象。认识论哲学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独特机构,具有知识的理性价值,政治论哲学重视高等教育应该为国家服务,通过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实现社会的公平。如果没有政治论哲学,高等教育就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国家发展就失去了发动机。如果没有认识论哲学,大学就无法成为区分善恶、区别真理和谬误的伟大仲裁者,成为树立知识标准和思想标准的精神阵地,成为“社会良心”的代言人[8]。从两种哲学观看,营利性大学既不为国家的政治目标作出努力,也不献身于对价值无涉的真理进行探索,是没有存在理由的。杨红霞把哲学的多元化看做为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选择,资本论强调高等教育在创造文化财富时,也直接创造着经济价值。如果没有资本论,高等教育就难以脱身于经费的困扰,对其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构成威胁。对于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而言,建立在单一的高等教育哲学上也是难以想象的[9]。对于一所普通的高等学校来说,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主导哲学观,其发展也必然是盲目的。作为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究竟是什么呢?
(一)从大学功能上看
无论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每一个社会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高深的知识,整理、分析、批判已有的知识,并创造新的学问。在现代社会中,这个机构就是大学,是人们对知识学问进行分析、鉴别、阐述与深入探究的地方。威斯康辛思想出现之前,大学的主要功能是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而现代大学又肩负起为公众和社会服务的功能。营利性大学的基本职能,也是教学、科研、服务社会,或许服务社会占得比重更大一点。因此,从大学功能上看,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偏向于政治论。
(二)从国家政策或制度上看
1996年,美国联邦教育部重新修订《高等教育法》,对高等教育机构给予新的解释,对公立学校、私立非营利性学校和营利性学校进行了界定。营利性大学必须开设准学士学位或准学士学位以上课程,课程授课时间在300个学时以上,学校开办2年以上并和教育部签署加入协议。1996年前,美国教育部把高等教育机构限定为那些教育部承认的认证机构评估认可的学校。这一规定将大多数营利性学校拒之门外(李丽洁,2009)。重新修订的《高等教育法》对营利性教育机构与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分类进行管理,还提供法律保障。这清楚地表明营利性大学获得教育部所需达到的标准,并在教育领域获得一定的地位。从国家政策或制度来看,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也是偏向于政治论的。
(三)从满足社会需求的角度考察
伯顿•克拉克曾说过:“如果社会不能从原有机构中获得它所需要的东西,它将导致其他机构的产生”[10]。传统高等教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第一,招生的学术性倾向。传统高等教育重视学生的学术测验成绩(SAT)和高中学业测评(GPA),这使得很多学生因学业成绩而无法入学。而营利性大学快速反映市场需求,向学生提供所需求的学位教育。它们所关注的不是学生入学时的学业成绩,而是如何满足学生对职业技能和实践应用方面的要求,以及如何实现高就业率。第二,课程设置的灵活度。传统高校的课程设置以学科为导向,而营利性大学的课程设置面向市场需求,课程快速更新以适应市场需求,让学生能够便捷地获得自己满意的服务。美国学者詹姆斯(E James)认为,从需求角度看,存在着过度需求和差异需求。所谓过度需求是指政府提供的教育机会不足、学位数量有限;所谓差异需求指学生和家庭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学校教育资源具有稀缺性。非营利机构不能满足这两种需求,在适宜的制度和市场环境中,就有寻利性的资本涌入该领域来填补非营利性高等学校留下的市场空间。James(2010)认为市场力量迫使营利性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哪里有人需要,哪里就有营利性教育。Ann(2004)认为全球化与通信技术是高等教育变革的主要动力,美国成人学习的巨大需求与传统大学的高费用,推动了营利性大学的产生。营利性大学灵活的现代市场特征也是影响营利性教育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11]。高等教育市场需求不断增大,传统的非营利性高等学校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的巨大需求,这便为营利性大学留下广阔的市场空间。作为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的营利性大学,不仅满足了教育市场的巨大需求,而且通过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实现社会的公平,从而实现了大学的政治功能。从这一点看,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也是偏向于政治论的。
(四)从营利性大学与非营利性大学的区别性
二、社会:包容就是发展
社会是由千千万万家庭组成的,为了保障有序、安全、进步等实际需要,又有很多必须的机构协助,更有各色人等构成。由于人们亲疏关系不同,性格脾气不一样,教育素养各异,就会有不同的见解和行动,特别是不属于法律层面解决的问题,就需要社会所有人都能有包容之心,理解之心。对于创业者要允许其失败,并针对出现的问题及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社会环境宽松,除了人们自律,更重要的是提供法律、政策、技术、资金等保障。通过具体有效的举措为大学生创业保驾护航。现在国内销售的“正大”饲料,回顾发展的道路就能理解社会给予的这些特别重要。在泰国它叫“卜蜂”集团,拓展特别有影响的是谢国民,曾到美国学过饲养家禽的技术,在投资局的支持下,70年代就成为东南亚最大的现代饲料厂之一,80年代又引入新科技大力发展,成为全世界排名第五的饲料厂。[5]资金缺少是创业者面临的难题,现在,国家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小额无息贷款,并免费进行相关技术培训,还在税费方面采取优惠政策。这些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硬性举措,对于能否进行创业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很难开拓更大的市场,因此,当看到大学生创业良好的前景时,应该加大扶持资金的投入,尤其是商业银行、社会财团等本着合作双赢的模式参与大学生创业,以扎实行动助推社会经济向好发展。创业凭借一股激情和热血就可以行动了,至于成功与否就不好说了,因此,创业者一时没有准备好,社会应该形成一种包容的氛围,以真诚、鼓励的言行对待一时失意的创业者,让他们早日恢复昔日雄风,整合各个方面的支持让创业早日成功。也就是社会不仅提供资金、政策、法律等硬件支持,还要注重为创业者提供关心、鼓励、包容等柔性呼应的软件建设。
Abstract: kanji ancestors were "Yang elephant in the day, and leaning over the concept of law", taken from material taken from the body "near, far" and create it embodies our ancestors were to look at the wider world of everythingthe formation of a unique way of thinking. Fu "word part of the inquiry, we can understand the philosophy behind the mindset of the ancestors from another dimension.
Key words: "Dictionary" Da; thinking in images; concept; logical
中图分类号:B02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一引言
东汉时期伟大的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在这里,我们可以得知文字首先是记录“物象之本”的符号,并在此基础上和语言相适应即“形声相益”,同时文字也是不断得发展以此来记录和传达人们的观念。所以说文字同人的思维、观念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即文字是直接展现观念、思维和思想的。
本文尝试从汉字哲学的角度来对《说文·畗部》字进行探究,解读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
二关于《说文》“畗”部字
《说文·畗部》: “畗,满也。从高省,象高厚之行。凡畗之属皆从畗,读若伏。”“畗”有“满”义,本于杨雄《方言》。段注:“《方言》:‘悀、偪,满也。凡以器盛而满谓之悀。’注言‘涌出也。’‘腹满曰偪’按《广雅》‘悀、偪,满也’本此。而《玉篇》云“腹满谓之涌,肠满谓之畗”与今本《方言》异。玄应书“畗塞”注曰:“普逼切”,引《方言》:“畗,满也。”是玄应所据《方言》皆作“畗也”。
在甲骨文、金文中,“畗”和“酉”形体相近,“酉”像一个酒坛子,表示“酒”,而“畗”字则像是一个长颈鼓腹圆底的酒坛,表示盛酒的容器。不同的是“畗”内有“十”,(《说文·十部》:“十,数之具也”)表示器中充实之意。后来凡与“充实”有关的字,大多从“畗”。如“福”字,《说文》解释“福,佑也。从示畗声。”罗震玉说:“福,像两手奉尊于示前”《增订殷墟书契考释》其本义是用酒肉祭神,祈求充实富足。从“福”字的取象及本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先民们的心中,福来自神的赐予,对福的美感就是对酒与神的美感。它反映了先民们对酒与神的崇拜。再有“富”,《说文》:“備也。一曰厚也。从宀畗声。方副切。”表示家中东西样样具备且各类丰富。“富”由“宀”和“畗”两个构件组成。《侯马盟书》作“富”,“宀”是房子,“畗”为装酒的酒坛子,表示酒。屋中有酒即是富裕,因为在原始社会,先民们从事的是农业生产,可是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每天获得的事物最多只能够吃饱,很难有剩余。而古代最早的酒是用粮食发酵而成的,能用多余的粮食来酿酒的家庭自然就是富裕的家庭了,所以说对当时来讲有酒便成了富裕的标志,因而“富”字表示“财产多,富裕”的本义一直沿用至今。 另外室内东西太多太满,就使人产生逼迫感,所以“逼”字也从“畗”。《说文》“逼,近也,从辵畗声”“从辵”,又指距离上接近、迫近,今有逼真、逼切等词,引申为强迫,如威逼利诱。《集韵》“偪,侵迫也。”“偪”,俗作“逼”,王筠:“《说文》无偪字,此即也。”换句话说,王筠认为“畐”是“偪”的本字。
《说文》中收录“畗”部字共15个:福,从示畗声,佑也;葍,从草畗声,方六切;富,从宀畗声,備也,一曰厚也;幅,从巾畗声,布帛广也;副,从刀畗声,判也;辐,从车畗声,輪鐐也;蝠,从虫畗声,蝙蝠,服翼也;匐,从勺畗声,伏地也;逼,从辵畗声,近也;堛从土畗声;楅从木畗声,以木有所逼束也;稫,从禾畗声,治禾,黍、豆下溃薬;愊,从心畗声,诚志也等。通过这些字的分析,它们的声符都蕴含有“满”义。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宋代王圣美的“右文说”,即同一声符的形声字意义相通,而这个共同的意义是由声旁赋予的。这体现了汉字的声旁类推思维,在实践中我们可以辩证得去运用这种类推方式从而能更好得欣赏汉字所蕴含的丰富意义。
“畗”字后世作“畐”。“畐”本是整体象形,隶变之后被分割开来,所以说很多人将其解读为一口田。其实只要从它的象形字中就可以得知,“畐”字与“口”和“田”没有任何联系,尽管它现在的样子是这样。从上面所罗列的几个形声字可看出,“福、葍、富,幅、蝠、辐、匐”均从畐声,双声而兼叠韵,唯声调有差别。而“逼“与其他的几个字虽也是畐声字,今音则与前几个字不同。这种现象就是声符字的读音发生分化现象。音是用来承载意义,同样也是用来区别意义,这是一个朴素的语言学原理。几个形声字声符相同而形符不同,它们在书面上有了相互区别的特征,但在口头语言上如果都发声符字的原音则很容易混淆,所以也相应地对声符字的原音做调整。在一般情况下,同一声符的不同读音,都是由基本音有规则的变化而来的。
三结语
先人们创造文字,一方面“远取诸物”,包括天文、地理、植物、动物等方面,形成许多偏旁部首,另一方面则“近取诸身”,取象于自己的身体和器官,形成了与人体有关的文字及部首。“畐”字在甲骨金文中,像鼓肚细脖的容器即酒坛。从“畐”字部的取象中,我们可以得知它是一个取自人们所创造之物的部件。人们把从视觉摄取来的“象”化作视觉符号,用来表示事物,在里面折射着自己的思维。从这我们能窥探到当时先人们的一种形象性思维模式,就是用具体形象的事物来表示抽象的事物,这样既便于人们理解和领会那种深刻的哲理以及抽象的思想,同时又增强了表达的艺术性。这一思维特点在汉语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尤其是在所造的汉字的形体上。后来先人们用酒坛这个器物来表达“满”义,可以想象到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种酒坛是装的东西最多的器物,因而可以用来表示“溢满”之义,然而表示“酒坛子”的字当时也被人当做“酒”字来使用,为了区别两字,人们便在表示酒坛的器物中加个“十”字,以此来形象得表达充实之义。这里通过加“十”字来与“酒”字进行区分,体现了先人们对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认识。
汉字的构字是合乎逻辑性和社会性的。汉字的发展是由它的象形字的原义内涵外延,再发展到多方向、多层次的内涵外延。安子介提出:“汉字是科学化地衍变而来的”,“要说‘根’,恐怕‘声旁’,倒是有些像‘根’”。[1]本文通过对“畐”字部的分析也可看出,其他的形声字都是在“满,充实”的基础意义上向外延伸,由表示物质的丰富充实进而到精神层面的充实、以及人们由“多”联想到“面宽广”“东西太多有束缚逼迫的感觉”等等。由此可以看到先人们创造汉字并不是乱涂乱画的,而是用汉字来表示“观念”。汉字所表达的观念是确定的,然而它又为了适应社会历史和生活观念发展的需要,则不断得在内涵的基础上外延。所以说汉字的内涵的确定性与内涵外延的灵活性的统一,是汉字的辩证的本性,这就使有限的汉字适应了无限变化的观念。
参考文献:
[1] 李敏生.《汉字哲学初探》.[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 黄宇鸿.《说文解字》与民俗文化研究.[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 黄荣华.《穿行在汉字中》.[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