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工作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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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年来，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局党委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建工作重要内容。按照贵单位要求，现将区经商局2017年落实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做如下报告：

一、 明确责任，落实分工，成立以局党委书记为组长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形成局党委书记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的工作机制。局党委书记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事件亲自处置。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班子成员根据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进行督促检查，把意识形态工作贯穿到党建工作的方方面面。局党委积极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纳入党的纪律监督检查范围，与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

二、多形式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学习和研究。把履行意识形态工作职责情况作为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局党委会议全年专题研究意识形态工作5次。按要求对区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文件、通报、讲话精神进行及时传达学习，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全年多次向区委报告意识形态工作情况。并多次在党委会、支部会、党员会上通报意识形态工作情况。

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我局认真调研，形成突发问题和重要事项的处置机制，建立专门台账，专题会商，进行销号式管理，切实防控风险、消除隐患。配合做好新闻工作。根据工作需要，积极参加对外宣传联席会议。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做到统筹协调本单位、本行业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在行政管理、行业管理中体现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要求、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重视网络评论工作，主动开展评论引导。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局党委将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加强指导、精心安排，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精神的热潮。组织局党委中心组以学习贯彻精神为主题，精心选题，认真组织，发挥引领示范带动作用，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把精神学深悟透，并紧密结合工作实际，用精神来指导我局党建工作，继续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份，花大力气来抓，力争让我局意识形态工作再上台阶。

篇2

一、存在的问题及具体表现

1、在八种机关病里，感觉自己存在软骨病（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薄弱，先锋模范作用不强），懒散病（纪律意识不强，意志有点消沉，工作得过且过，精神不振，没有向工作认真者看齐、学习），守旧病（不学习，不进取，不创新，安于现状不上进，工作无亮点，无特色）。

2、专业业务知识掌握得不深不全，工作业务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具体表现为：一是虽然有时候也学习点业务专业知识，但有些实用主义的思想，急用先学，存在时紧时松的现象，造成学习的内容不系统，不全面，不广泛，不深刻。二是在业务知识方面，对理论学习的深度不够精。三是在工作中缺乏新思维，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认识不够准确，把握不住发展的必然规律。

3、敬业精神尚可，但工作主动性不足。

具体表现为：一是在实际工作中多了些因循守旧，按部就班，墨守成规的习性。也多了一些自己感觉到是事倍功半的东西。二是实际工作只限于听领导的安排，没有自己的工作创新思路。

4、自我要求不够严格。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工作上，有时思考问题、处理问题显得不够严谨，有“完成任务”的观念，没有向高标准看齐。

二、整改措施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篇3

华龙区水利局下半年意识形态工作分析研判报告

12月26日下午，华龙区水利局局党组召开党组会，专题分析研判意识形态工作，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世旺主持会议。

会上，党组成员徐瑞途就我所意识形态工作情况进行了通报分析。2017年来，华龙区水利局充分认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位置，抓在手上，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落到实处。建立了以局党组书记、局长为组长，其他党组成员为副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先后制定了《濮阳市华龙区水利局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清单及部门分工》（华龙水字〔2017〕32号）和《华龙区水利局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测评体系及部门分工》（华龙水字〔2017〕97号），明确了领导班子、班子主要负责人、其他班子成员的责任，并把领导班子责任细化分解到具体科室部门，促进了党组意识形态工作由“虚”变“实”、由“宽”变“严”、由“软”变“硬”。积极参与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引导干部职工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下一步我所将进一步明确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责任，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各项目标任务。一要把好方向、管好导向，坚定“主心骨”。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始终站稳政治立场、保持政治定力、把准政治方向，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要敢于发声，敢于“亮剑”。二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筑牢“主阵地”。拉起“高压线”，把好“准入关”，守好各类意识形态主阵地，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绝不给错误观点和言论提供传播渠道。三要加强意识形态分析研判工作。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舆情方面的隐患点、危险点，深入细致地进行排查，有针对性地开展引导工作，切实维护我所意识形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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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

今年以来，执法局党组认真贯彻落实各级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及指示精神，坚持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在党建工作的突出位置，通过压紧压实领导班子主体责任，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有效推动我局意识形态工作落实落地。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意识形态工作开展情况

一个是，加强理论学习，抓好阵地建设。一是严格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将意识形态专题学习列入中心组学习计划，有效提高领导干部政治站位，增强阵地意识;二是利用固定学习日及学习强国平台，组织干部职工及时学习各级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文件和讲话精神，筑牢信念之基;三是严肃过好党的组织生活，通过谈心谈话切实帮助党员干部站稳思想阵地，旗帜鲜明的与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

另一个是，理论结合实际，做好宣传工作。一是构建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积极对本部门今日头条、两微一端舆情进行正面引导，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二是积极走上街头开展宣传活动，通过组织党员参与社区防范金融诈骗宣传活动，帮助党员认清金融诈骗的各种形式，有效帮助干部筑牢思想防线。三是做好公益广告牌和主流文化广告牌的维护工作，上半年共更换维修公益性立柱X处、画面X处、门头X处、墙体X处、灯箱X处、路旗X处。四是加大对违法小广告的清理力度，上半年共清理涉黄、办证、等违规小广告X余处。

二、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存在问题和风险点

1.对理论学习和业务工作的关系认识不够准确，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不足。学习培训多以集体学习为主，对个人自学的敦促不够，存在个别干部学习自觉性不高，以干代学的情况。尤其是当工作与学习发生矛盾时，往往将工作放置于学习之前，导致学习的积极性不高、系统性不强，学习效果不好。

2.部分同志不能适应当前网络化新时代，接受新事物、新观念的积极性不高。如个别同志在通过学习强国等学习软件进行学习时，仅仅是用它来看文章和观看新闻，并没有积极参与挑战答题等项目。

3.虽然已经建立起一支网宣队伍，监控和引导网络舆情，但是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除了存在兼职情况之外，大部分都是“半路出家”，理论功底有限，并未经过专业的业务培训，对社会舆情的把握不够精准，切入点不够准确，引导能力不强，在工作中对各种形式的舆情不能清晰的分辨出轻重缓急，对舆情一视同仁，距离上级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标准和要求仍存在不小差距。

4.虽然扩大了意识形态谈心谈话的范围，提高了谈心谈话的频率，但是谈话的内容多以近期业务工作为主，对非党干部职工尤其是非党公益性岗位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不够了解，不能及时、准确把握干部、群众的思想动态和本行业本领域舆情动向。

5.疫情期间全市范围内的小区、村按要求暂时封锁，导致极少数村临街墙体上的违规违法小广告无法清理，不法分子借疫情误导群众，通过张贴不法小广告的方式恶意散播违背主流思想的荒谬言论。

6.虽然为解决阅览室图书资源与干部日益增长的知识渴望不平衡的问题，举办了“书香机关”活动，并且积极为干部提供阅读书单和电子书籍，但是仍存在部分干部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不高的情况。如部分干部只是满足于完成活动建议的每天一小时、每月一本书，思想上没有真正从“要我学”变为“我要学”，从“一般学”变为“深入学”，没有真正养成孜孜以求、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持之以恒抓思想教育。通过组织党员干部持续深入学习党的理论知识，切实帮助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有效引导全体党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是持之以恒强网宣队伍。加强网宣队伍培训力度，通过建立高素质专业化的网宣队伍，切实提高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能力，为维护网络环境贡献力量。在XX网开办了进言献策栏目，聘请网络责任编辑,收集意见建议。开展“发贴竞赛”活动，为经济社会发展“造势”。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关注社会的焦点、难点和热点，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积极写博发帖，积极献策。

三是持之以恒抓“学习强国”。加强对学习强国学习情况督导检查的力度，要求每天最低30积分的达标线，每日通报前一天未学习人员，各党支部对每名党员学习情况进行排名公示，将党员干部个人学习参与度、获得积分，党支部总分值将作为年度考评党支部、党员的重要依据，推进常态化学习，用“学习强国”激发学习力量，形成“比学赶超”的学习氛围，从而改进工作方法，提升工作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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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以来，在市委政府、市委宣传部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把学习宣传贯彻作为长期的首要政治任务。紧紧围绕中心工作，找准立足点，发挥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的重要作用，深入抓好思想意识形态工作，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领导责任落实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成立局意识形态领导小组，党组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管阵地、把导向、强队伍，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事件亲自处置。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协助党组书记抓好统筹协调指导工作。其他班子成员根据工作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抓好分管股室意识形态工作，对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负领导责任。对突出问题、重大事件、重要情况、重要民情民意中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引导，作出工作安排。（二）强化理论学习教育，明确意识形态新形势一是推进学习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年初按照市委宣传部部署要求，制定《市应急管理局2020年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安排计划》，坚持每周集中学习1次，将中央、省、市委意识形态工作文件精神作为全局专题学习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强化理论宣讲培训工作，始终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武装头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人心，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二是充分运用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和市融媒体中心“两大平台”。把“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作为抓思想引领的权威平台和抓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平台，组织引领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开展线上学习。依托市融媒体中心，密切关注意识形态领域动态变化，牢牢掌握舆情预警、应急处置的主动权主导权，切实提高重大突发事件网上应急防范处置能力，确保网上舆论平稳健康。（三）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意识形态工作水平。选优配强宣传思想工作力量，明确分管意识心态工作的领导、专职工作人员，确保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干部队伍坚强有力。同时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培训提升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工作能力。进一步提升党支部书记及党务干部思想教育工作的水平与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思想理论好、综合素质高，具有丰富意识形态工作经验的干部队伍。二是强化督查检查。结合党风廉政制度督查工作，组织党务干部进行交流学习，不断提高业务能力主，并通过检查，及时发现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四）整改落实，务求实效按照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识形态领域问题和省州委专项督查反馈问题清单，党组认真研究分析问题成因，举一反三，结合工作实际，康应急〔2019〕22号《市应急管理局党组关于省委第九巡视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专项检查反馈问题情况整改报告》切实将整改工作落到实处。截止目前，反馈问题已全部整改并将继续抓好落实，力求整改取得实效。

二、存在的不足及下步工作

上半年虽取得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理论学习以干代学，以忙挤学，不能持之以恒，理论联系实际有差距；二是工作抓得不到位，工作上存在很多薄弱环节，工作安排部署多，督办检查少，工作力度不够；三是缺乏深入调研的精神，对一些难点问题解决办法少，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力度。下一步，主要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强看齐意识和责任意识，牢牢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工作报告、纪律报告、干部考核；二是强化担当意识和战斗意识，加强正面宣传，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真正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落地落实。三是加强短板意识和创新意识，把宣传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标杆作为参照物，补齐短板，做好创新工作。

篇6

作为一个公民，政府工作报告并不是与己无关的宏大叙事；相反，我们关于美好生活的期待，关于国家未来的憧憬，都能在那里找到现实的依据。或者是一个段落，或者是一句话，乃至一个词汇。某种意义上，两会其实是一堂公民课。

记者在采访中深刻感受到，敢于说实话、说真话，甚至是给政府工作“挑刺”的代表和委员也越来越多。从对于泄题事件不留情面的“炮轰”，到对食品安全问题从“吃不起”到“不敢吃”的讽诫，两会逐渐打破“一团和气”局面。“忠言逆耳利于行”，代表和委员的“挑刺”，就是真正替百姓说话，对于提升政治文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

中国进入“两会时间”，同样给我们勾勒出一个具有现实温度的“中国梦”。

今年两会的一个重要看点，就是将审议讨论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与以往不同的是，文件名称中还增加了“职能转变”四个字。代表们对这项改革期待很高，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个改革方案到底能否精简国务院体系，还是过去那样精简了又膨胀，尚需时间来验证。

除了政治体制改革，代表委员们普遍关注经济领域和民生领域的改革。这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有代表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再不提速，经济发展“蛋糕”可能就做不下去了。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延续“中国奇迹”，要靠改革；加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要靠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是要靠改革。

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改革成败决定执政安危。有政协委员呼吁说，改革有风险，不改革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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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涉及拆迁、维权、讨薪、新富阶层的节目在不同栏目中几乎同时播出，虽非有意为之，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当下中国社会形态的一种略显生硬的图解――既有而对拆迁挺身捍卫自己“物权”的女业主，又有敢于质问政府、国有垄断公司的“中国公民”，也有为农民工出谋划策的“好心人”，还有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们。如果说具有公民意识的个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么如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则是需要被救助的群体，而经济精英们则是社会核心价值的代表，关于这些群体的再现方式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社会修辞，从中可见一种主流意识形态霸权是如何运作的。社会的“主体”形象

《经济半小时》中播放的潘蓉与拆迁队对峙的画面，是其朋友用家庭摄影机拍摄的，尽管拍摄工具带来了摄像的“民主化”，但显然放映空间要比获得拍摄的权利更重要。在这段站在潘蓉角度来维护个人房产权益的视频中，摄影机的机位是处在执法大队的后侧远方(当然，这是出于拍摄安全的考虑)。这幅藏在拆迁执法队员背后的目光，与其说是一个偷窥的目光，不如说是一个更具权威和审视的目光，尤其是当这种目光被央视所借用之时。

和潘女士一样，郝劲松面对如“铁老大”、以及被称为“小国务院”的发改委等“政府铲车”而不退缩，是拿着宪法捍卫公民权利的“斗士”。这些与体制对抗的个人，反而获得了体制的认可和“褒扬”。这究竟是个人／公民的胜利，还是体制的招安和收编呢?有趣的是，被认为与政府、体制作对的郝劲松早在几年前就获得了“2005年度十大法制人物”等荣誉称号。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被包容的批评者却具有典型的中产阶级身份，潘蓉是获得新西兰国籍的海归，唐福珍是女企业家，而郝劲松不仅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研究生，而且也是某法律公司公益部主任。

与这种中产阶级的主体不同的是，这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企业家们呈现了另外一种面孔。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关于这个群体的描述从“勤劳致富”、“老板”、“万元户”、“暴发户”变成了企业家、资本家和建设者。与此前经常使用“民族企业”的话语来自我确认不同，这次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命名来自于十六大的报告。

在主持人与嘉宾的交淡中，他们不仅是当代坚持技术创新、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典范，而且也是有社会责任心、抓住机遇的创业者。他们既是有创新精神的“浮士德”，又是员工的衣食父母，更是慷慨解囊的慈善家。可以说，他们是当下中国崛起的中坚和主体。

被合理化的“弱势”

这样两类具有法制意识的个体和民营企业家占据社会主置的同时，另外一些如农民工等底层群体并没被遗忘，而是以被救助者、弱势群体的身份出现。具体来说，在潘蓉、郝劲松以及民营企业家的节目中，主置和身份都是明确的，就是“我一直在飞”、“我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这既是一种身份的询唤，也是一种确认。在帮助农民工讨薪的节目《大家看法：我建议》中，“我”的身份似乎也很确定，“我”显然不是讨薪的农民工，而是被邀请参与讨论的嘉宾们(专家、律师、演员以及从观众席中请下来的大学生)。

正如“让讨薪不再艰难”的名字是一个省略了“主语”和“宾语”的祈使句，完整的说法应该是“我们让他们讨薪不再艰难”，农民工与其说是缺席的在场，不如说是在场的缺席。他们出现在电视机的舞台上，但他们只充当着一个功能就是社会救助、慈善、捐款的对象，是被动的主体。因此，无论是主持人，还是台上的嘉宾，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被锁定和认同的主置依然是那种中产阶级式、具有法律意识的个体，而不是那些讨薪的主体。

这种作为社会客体的位置，也如农民工被称为“弱势群体”一样，一方面承认他们是社会“弱势”，与残疾人、智障者等因身体“自然”原因而弱势的群体一样，从而掩饰了他们之所以弱势的社会原因；另一方面又因他们是弱势所以需要得到救助，这就把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的问题被有效地转移为如何帮助弱势的议题，从而不用追问他们为什么会处在底层或弱势的状态。

在这个意义上，“弱势群体”这个社会学的命名在彰显他们的社会处境的同时又把这种处境合理化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志愿者、爱心大使、慈善事业成为这个时代最为有效的和谐之音。

从这里可以看出双重主体的流动和转化过程，一种是从体制之外的中产阶级、富裕阶层上升为社会主体的过程，一种是农民工、下岗工人由工农兵的人民主体被放逐到社会边缘、弱势、客置的过程。这样两个过程恰好是同一种历史动力的产物，而实现这种主置转换的机制与一种关于反体制的想象密切相关。

“反”体制的想象

在潘蓉和郝劲松背后，是个体与政府或个体与体制的对抗，而民营企业家显然也具有这种体制之外的身份(非国有经济)。

在1980年代的语境中，体制被认为是守旧、懒惰、低效、束缚、压抑的空间，而反体制或对体制的逃离则是一种自由、开放、进取、创新的选择。如果说前者是一种老旧的官方说法，那么后者则是反官方的官方说法，这利，反体制恰好是改革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反体制的位置与其说是对体制的对抗，不如说是在体制的默许或碎裂之下出现的。

这种反体制的位置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因为解放思想、突破等一系列政策调整正是对那种一元化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批判和修正。也就是说，一种反体制的动力受到另一种体制的支持。可以说，在1980年代以来的意识形态中，成功而有效地建构了一种反体制的想象。在这种体制(等于保守的左翼政治实践)和反体制(等于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实践)的修辞之下，反体制恰好成为一种体制重建的有效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体制正是建立在反体制的基础之上。这种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体制与反体制的修辞法延续至今，呈现一种既悖论又和谐的状态。

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市场中的个体(潘蓉及郝劲松)以及民营企业家们虽然都处在体制之外，是非体制的产物，也是反体制的代表，但他们恰好以反体制的身份成为体制重建的一部分。这一方面呈现了作为体制象征的政府、官方自80年代以来就呈现一种自我分裂和悖论状态，另一方面也成为改革时代的执政党不断自我更新和调整政策的动力，以避免陷入自我否定和矛盾的境地。

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官方意识形态不断吸纳这些非体制的力量，与其说这是某种官方意识形态收编、命名了这些不被信任的“非国有经济”的群体，不如说他们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取代了国家承担其在市场化改革中被甩出去的社会包袱，既保障员工的衣食住行，又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仅是“建设者”，也是社会结构的组织者。从这里可以看出主流意识形态整合的完成，一种是国家与体制外的个人的弥合，一种是国家与资本的融合。这种主流叙述内在分裂的现象也呈现为一种合流的状态，或者说新的官方说法与市场经济的隐形书写达成了某种共识。

然而，这种反体制的体制化想象，却充当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当市场经济中自由择业的公民和自主经营的非国有经济，都因其反体制的位置而受到褒奖之时，那么被迫离开“铁饭碗”即下岗工人的故事也就变成了一种反体制及离开体制的勇士之举，离开压抑的工厂体制走向“社会”的“自由”空间就获得了一种合理化的解释。

这些国企在转型中产生的“多余的人”，作为企业包袱被迫“下岗”。也就是说，这些曾经作为社会主体的工人阶级重新从一种生老病死有依靠的“束缚”状态中，变成了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人。

在90年代中后期大量工人下岗的同时，是80年代末期另外一群脱离土地、家族等“束缚”的农民进城打工，变成了“半自由”的劳动力(因为他们还被“强制”保有一块无法买卖的土地)。可以说，工人下岗与农民工进城是两个完全相反的过程，一边是中小国有企业破产带来的工人失业，另一边则是逐年增加的农民工涌入东南沿海等“世界工厂”。这两个互逆的过程看似毫不相干，在社会表述中彼此“擦肩而过”(分属于工人议题和三农议题)，却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产物，抛弃多余的包袱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益，而吸引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同样也是为了生产利润。而有趣的是，他们相遇在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弱势群体”的论述中。

在这种社会结构的“乾坤大挪移”中，反体制、离开体制成为一种自由解放的神话，有效地遮蔽了曾经作为社会主体或准主体的工人与农民重新变成被资本垦殖的廉价劳动力的过程。这也就是在“我一直在飞”、“我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自由梦想及主体想象中，被隐去了主体的“他们”所经历的异常艰难的“讨薪之路”的过程。

被放逐的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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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应用翻译；策略；公示语

Key words： applied text translation；strategy；public signs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9-0244-02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际化速度的加快，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为了使中国“走出去”，翻译工作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应用翻译已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由于缺乏完善的理论指导，译者不能正确把握行之有效的翻译策略，加之中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各种出版物和公共场合的翻译频频出错。而长期以来，我国翻译界的理论研究多半倾向于文学文本汉英翻译。目前，在MTI逐渐兴旺和翻译学升为二级学科的背景下，应用文本翻译日益重要，应用文本翻译研究亦成当务之急（郑艳杰. 2012： 78 ）。

1 翻译理论研究概况

1.1 国内概况 中国的翻译活动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为了满足社会需求，翻译理论也在不断的发展和转型。在最早的佛经翻译中，就有人提出了“文”和“质”的标准。在近代，有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有林纾的“谈译书之难”，还有钱钟书的“化境”等等。前辈们对翻译原则和标准的论述，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些实质上都是对文学翻译的理论研究，讨论的都是如何使文学类文本翻译在形式和内容上更加优美（郭建平.2010：40）。刘宓庆曾指出译论界常常陷入诠释性争论，缺乏对策性及理论应有的实践意义。很显然，中国译界已逐渐意识到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1.2 国外概况 西方翻译理论也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在德国功能翻译学派成为主流之前，语言学派理论在译界占有主导地位。美国学者奈达（Eugene A.Nida）创立了翻译研究的交际学派，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功能对等”的翻译理论和“动态对等”的翻译原则，将翻译和语言功能联系了起来，认为翻译即交际。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等等。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Peter Newmark）也将翻译与语言功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两种翻译手法。而德国功能翻译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诺德（Christiane Nord）则进一步指出，在翻译应用文本（如广告，说明书等）而非文学作品时，坚持对等论的理论家更倾向于接受非逐字翻译的方法。

2 应用翻译研究

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化，翻译活动日益频繁。翻译研究已从传统的文学翻译领域走向各种应用翻译领域（平洪. 2002：19）。应用翻译研究得到了高度重视。

2.1 应用文本的分类及主要特征 应用文本涵盖广泛，包括各类法律条文、合同、协议条款、旅游指南、景点介绍、政府工作报告、业务保函、商业广告、商务信函、产品说明书、公司简介、企业推介、机构宣传等等，注重信息的实效性和准确性。法律性应用文体客观、公正、严谨，模式固定。商务类应用文本以信息表达为特征，文体正式，格式固定；而宣传类应用文本在传递信息的同时具有一定的劝导性和呼唤性，灵活性强，具有一定的感染力。

2.2 应用翻译的特点 应用翻译具有自身的特点，方梦之将绝大多数应用语篇的共性归纳为三点：信息性（informativity），劝导性（persuasiveness）和匿名性（anonymity）。（方梦之，2003：48）。应用翻译以传递信息为首要目的，实用性强，应用广泛，且直接为现实生活服务。国内应用文本具有浓厚的中国语言文化色彩，而且其中一些还具有政治宣传功能或社会宣传功能等。在国际化大背景下，面对中西方国家在文化，语言习惯，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译者的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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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月19日，在江西南昌做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标志着新生活运动的正式开展起来，不久即蔓延至全国大部分省市，四川省也积极响应，自5月开始，新生活运动在四川省各地先后展开。

一、四川省开展新运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四川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地临长江上游，形成高屋建瓴之势，高山屏藩于外，河川往注于内，所有西南西北诸省，莫不以此为绾毂之中心，天然形胜，尤远非他省所及。可见，四川自古以来就是西南重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当时全国局势较为紧张，“内以赤匪肆虐，农村凋敝，外以强邻觊觎，东北沦亡！”而四川省则“地处边陲，物产丰富”，所以当时“全国上下，均认定四川为复兴中华民族最后的根据地”。因此，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新生活运动的大背景下，当时四川省的统治者勉励全省民众“吾人于此，尤应及时努力厉行新生活运动，澈底改造川局，以不负此光荣之期望”，积极响应新生活运动的开展。

四川在整个国家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它的状况却令人堪忧。近代以来，军阀割据混战，战火燃及地处西陲的四川，“连年内战，罔知建设，贪婪成风，习俗更陋，天府降为魔窟，宝藏几成废墟”。

战争深刻的影响了当时民众生活的状态，按照当时统治阶级的说法，四川社会呈现出“二重社会的形态”：“一般人的生活却感到重压和失望了，社会的风俗习尚不陷于堕落，即趋于过激”。而这样两种人则呈现出不同的生活方式，影响了当时四川的整个社会：“堕落者日事其奢靡或自戕，……需要庞大的金钱，庞大金钱之取给，又非剥削民众不可，剥削民众所得来的结果，即是破坏社会秩序，影响社会风俗习尚的。……造成了社会纷乱的因子”。这些是当时四川社会呈现出的一种形态，同时这种形态加速或者促成了当时四川省“二重社会”的另一种形态：激进。因为上述不良的行为，“比较好动的青年，就感到现社会的不满，更加以邪说畅行，青年的意识形态，一变而过为澈的思想。不是破口谩骂现社会的龌龊，便是捣乱社会的秩序，甚而纠众夺甘为匪徒，比较中毒过深的，则被诱为赤匪的人群，积极以社会组织倡言革命为其解救方法”。在当时的统治阶级看来，正是由于这两种不正确的生活态势，才致使当时的四川社会“无论都市与农村，都普遍地传染着不正确的心理……”，影响了中央统治者对四川省的评价：“上面不是说过，四川社会的意识形态已成为一种畸形的发展，呈露着虚伪欺诈奢靡颓废堕落苟安”。面对这种形势，四川的统治者必以“改善四川政治为亟图”，但是由于“然政由习成”，因此，“必以新生活为首要也”。

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开展的主要活动

新生活运动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新运工作，本如或人所云‘自拉屎洒尿到民族复兴’，皆是其活动范围，努力对象庞杂达于极点”，而我们想在如此繁杂的活动中对新生活运动做一全方面的了解，则必对其进行分类、整理。当时四川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据其“工作如以性质区分：则有宣传有组织有训练有实际”，我们也采取这种分类方法，期望对新生活运动的活动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宣传活动

首先，发行了一批宣传四川省新生活运动的刊物。为了辅助促进四川省新生活运动的开展，四川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积极的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而“宣传以编印各种厉行新运办法为中心”，通过“发行旬（月）刊，以广新运宣传，俾民众对新运得深刻认识”。因此，在四川省新生活运动开展伊始，就于1934年发行了《新生活》旬刊，不久后即行停刊，但于1936年即行复刊，更名为《四川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此外还有宣传妇女新生活运动的《妇女新生活》；还有于1935年发行的《新生活半月刊》等，通过这些报刊对新生活运动进行了全面的宣传。此外，四川省新运领导者还翻印了“三化”推行方案及新运须知，下发给学校及各劳动服务团体；翻印省新运会颁发书籍及各种须知，散发给民众。以期达到教育民众、宣传新生活运动之目的。

其次，组织各团体进行游行示威活动宣传新生活运动。如1936年，四川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举行纪念新生活运动开展两周年的纪念活动，在会议结束后，个与会团体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在整个游行的过程中，“沿途民众之参观者，无不踊跃兴奋，兴高采烈，秩序极佳”，可见在本次游行在群众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不仅起到了纪念新运的目的，还产生了宣传新运的效果。

此外，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还通过散发宣传小册子、在街道墙壁上刻有大字蓝色标语、组织宣讲团到学校等地定期或组织讲演队到集市、镇乡讲演等方式宣传新生活运动。

（二）组织训练活动

除了宣传活动之外，四川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还进行了组织训练活动，这类活动“以推进各县会内服务团之组织为中心”，即主要通过完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组织，训练民众养成良好习惯，以辅助新生活运动在四川省的开展。

首先，组织活动，这类活动主要是完善发展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组织，以辅助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开展活动，活动主要包括：成立各县乡促进会，成立县乡、学校劳动服务团，组织妇女劳动服务团体等等。

第一，各县市组织的建立与完善，首先，各县乡促进会组织的建立。这类活动在各县市的工作报告中屡见不鲜：如，郫县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民国二十四年的工作报告中曾对其组织沿革之状况及现在之概况曾做了详细的介绍：经过改组后“设定主任干事一人，常务干事二人，干事四人，书记一人，设计股股长、推行股股长、调查股股长各一人，事务员二人”，除此之外，还规定了促进会职员产生的方式及会费的筹集方式“本会职员（初事务员外）由各机关法团共同推选，每月经费三十八元由各机关法团担任”。其次，在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下面还设立了各种劳动服务组织：据郫县民国二十四年度工作报告中记载“郫县县立初中校一团，共有团员人数为九十七人、私立岷阳小学校一团共有团员人数为四十九人、私立育英小学校一团，共有团员人数为二十七人，其他保安队、壮丁队虽已照章组织服务团从事服务，（下转第477页）

（上接第475页）但其团员暨人数迄今尚未具报来会，故不详，特此说明”，从这份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县市还组织了许多劳动服务组织，作为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辅助机构，在各县市组织推行新生活运动。虽然各县市新生活运动推行的方式及组织形式不尽相同，但是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及各类劳动服务组织仍为其主要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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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慈善业的现状，却差强人意。

中华慈善总会透露，该会每年收到的捐赠中，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全国私人捐赠不足10亿元。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专项调查显示，全国上千万家企业，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慈善捐赠。

而在美国，慈善捐赠10％来自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65％来自全国民众。2003年，美国个人捐赠达241 0亿美元，人均捐款460美元，占当年人均GDP的2．1 7％，志愿服务参与率为全国人口的44％。

相比起来，中国人均每年捐款一度仅为0．92元(人民币)，不足人均GDP的0．02％，志愿服务-参与率仅为全国人口的3％。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首席代表、经济学家汤敏指出，在一些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等第三次分配的总量大概占到了GOP的3％～指5％，而我国现在只占0．1％。

上述比较难免让人得出“中国人的慈善意识远不如美国”的结论。但乐善好施本是中国人的传统，为何现在缺失了呢?其中有很多原因(最主要是政策法规的保障与推动不够)．但一个不能回避的方面是，我们的慈善活动缺乏营销意识和技巧，缺乏对顾客(出钱者)的服务，制约了慈善事业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我国现存的慈善组织中，绝大部分是政府组办，募捐活动的行政色彩相当浓厚，主要是通过单位对，扶助、赈灾捐赠予指令性劝募来进行慈善筹款。例如，每到天灾人祸，机关单位就按人头、依职务高低指派捐款或赠物，捐多捐少都有定数，想不捐或者多捐都不行。人们按“通知要求”捐赠了款物，但款物用在什么地方，起到哪些作用，则一概不知。同时，捐款的鼓励性措施落实起来非常麻烦。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去年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500元钱，尝试了作为个人慈善申请免税的复杂程序。他说，当时，他经过了10道程序、历时两个多用才拿到了当月免税50元的证明。

如此种种，慈善变成?强加于人的任务。而我们知道，营销的要害在于要让顾客感受到利益，我为什么捐?我的“利益”在哪里?在慈善活动中，捐助者的利益主要是精神满足，但是这种满足需要建立在真实的体验、感受的基础上。而行政劝募的问题就在于，顾客不知道他的作为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

1969年，科特勒和莱维提出了“扩大的营销”的思想。他们认为，营销学不仅适用于产品和服务，也适用于组织、意识形态、政府、学校、政党．政治等。不管这些组织是否进行货币交易。事实上都在搞营销。

“扩大的营销”思想启示人们任何社会事业都应该纳入营销的范畴来考虑。

就慈善事业而言，它需要对扶助对象进行科学调研和细分，需要了解捐助者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个性化、差异化、方便操作的慈善项目、活动，需要做好捐后服务工作，救助项目实施效果要评估，慈善项目预决算请捐助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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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真实问题表现

无论任何人只需要有一台计算机和上网设备就能够接入互联网，向外界信息。而随着现代网络信息轰炸，部分公民对于信息风暴的驾驭能力极低，对于信息缺乏一定的辨识度，但正确的网络政治民主决策对于民众对网络信息的判断和掌握能力的要求较高，在网络政治民主决策行使的过程中，民众思考、分析、执行决策以及管理能力都会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和个人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网络上制造假新闻，假消息，歪曲事实进行宣传，公众容易被失真的信息所左右，政治判断和评价就会发生偏差，往往导致非理性的政治参与。

导致道德失范

公民过分关注网络，则会出现道德相对主义倾向和道德冷漠现象。很多网民在网络中自由发表言论时，极容易出现道德失范行为，例如：部分公民会有信息欺骗、网络犯罪和隐私侵犯等恶。言论自由是相对的，只有在秩序与自由的平衡中才有真正的自由，也只有有控制的网络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在无政府状态下的民众行为失控，对民众自由和民主发展有极大的阻碍作用。但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性才是其根本属性，以计算机为媒介进行相互交往的网络社会导致人们直接交流活动的减少，必然造成群体意识淡漠和人际关系冷漠，从而导致道德失范。

缺乏法制规范

中国政府在网络民主的限制上已经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法规、条例，如《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国际联网管理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但是随着网络民主纵深发展，网络民主的制度规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己颁布实施的一些法律法规中，也存在明显滞后、法规过于原则和笼统、缺乏可操作性的问题。

我国网络民主的完善路径

加强政府治理，提高信息的真实度

我国网络民主的发展必须立足于民族文化和时代特征，既不能全盘吸纳西方的网络民主理论和模式，也不能全盘否定其科学的成分，对于西方国家网络民主中意识形态的成分要高度的警觉，对于网络民主技术的成分要科学的借鉴。

为了加强政府对网络民主的治理成效，要完善政府信息网上公开机制，政府应该及时、完整、准确的向公众开放，信息公开的内容应包括：政府及其工作机构领导名单，政府工作机构及其主要职责，政府及其办公室规范性文件，政府工作报告，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数据，政府年度重点工作，政府人事任免，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政府提交间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的各类报告，以及依法应公开的其它信息。

加强道德治理，促进“网络民主”规范化

1、以媒体舆论为导向，提高民众道德水准

网络舆论监督是广大公众利用互联网空间言论、表达意见、实施监督。网络舆论监督是一把双刃剑，对网络舆论监督要全面正确的认识，不断使其规范和完善，建立起有利于网络舆论监督的制度与途径，使“互联网”成为实现政治民主、建设政治文明的最佳手段。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并注重制度建设，以便对网络舆论加强约束和引导，重视网络舆论监督与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之间的互动，不断增强网民的道德意识、责任意识，同时网络服务商也要加强行业自律。

2、利用新平台，让民众监督民众

公众之间交流，公众和政府之间，选民和候选人之间，除了公共网络广告宣传以往，E-mail、QQ、论坛、博客、微博等沟通渠道可以有效的发挥网络交流沟通、民主参与的功能，要积极引导它们合法、理性的发展。

同时，加快建设政府声频、视频免费的网络文化工程，用优秀的影视、动漫、文学、戏曲、艺术等吸引亿万网民，然后间接提高民众的道德素质。

加强法制治理，促进“网络民主”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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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特色词汇

对于中国特色词汇的界定，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有着不同的标准。是指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发展而新生的，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一系列词汇。它具有相对性，是个具有发展性的概念，随着环境的发展而更新变化，不同的时代会有符合中国当时时代特征的特色词汇。

（一）词汇的特点

中国特色词汇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积淀。这些词汇内涵丰富、构型灵活、形象生动，有的是旧词新用，即原有的词汇在新的时代被赋予新的含义。有的则是根据新兴事物和习惯造出来的新词。

（二）英译难点

1.词汇空缺

“不同语言的词汇量不等，在任何一种文化中，总有一部分词汇在另一种文化中找不到对等词，这种现象可以称作词汇空缺。”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也有很大不同，往往很难在两种文化中找到完全对应的词汇。因此，翻译中国文化尤其是涉及民俗民生方面的特色词语时无法从西方文化中找到合适的具有相同文化内涵的词汇与之对应。比如中国的“年糕”、“豆腐”、“馒头”等词。

2.文化内涵差异

各个国家地理环境、气候变化、发展历史等等的不同，造成了各国的民风民俗和社会文化的不同，尤其是中西方之间文化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一个文化现象或者文化概念在不同国家之间不同的文化内涵。往往同样的文化概念或现象的不同文化内涵的细微差异若处理不当，也会造成表达意思的巨大分歧。比如，鱼的文化内涵在中西方文化中的内涵大不相同。在汉语文化中，“鱼”与“余”同音，会让人联想到“年年有余”等表示生活富足的词，因此受到人们的喜爱。在春节年夜饭的餐桌上，鱼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人们借鱼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在英语国家中，鱼（fish）却是贬义，一般会被用来形容不好的人或事物，比如cool fish指之徒，a cold fish表示冷漠的人。猫在中国文化中也有机灵、乖巧的意思，而在西方文化中cat常常被认为是魔鬼的化身。

3.意识形态差异

中西方意识形态存在一定差异，而China Daily中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的一般为政治词汇的翻译。不同意识形态造成国内外媒体对新闻中同一个政治词汇的翻译存在感彩、语气、引申义等方面的差异。比如对“大陆”一词的翻译，外媒将其译为“mainland China”，这会让读者联想到Taiwan China，这种译法并不妥当。而国内媒体一般将其正确的译为China’s mainland或者the mainland of China，对于“中国大陆”的英译体现了这一差异。

二、顺应论

顺应论最初是由耶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是一个语用概念。维索尔伦认为，语言使用是语言发挥功能的过程，或者说是语言使用者根据交际语境的需要不断选择语言手段，以达到交际意图的过程。他指出“语言的使用是一个经常不断的、有意无意的、受语言内或语言外因素左右的语言选择过程”。换言之，根据顺应论，言语交际过程是双向的，交际双方要不断的做出选择。在语言产出时，人们根据交际环境、交际对象和谈论内容选择词汇、句子和表达的方式。同样地，在接受交际对象表达的信息时，人们也会根据当时的交际情景、交际对象和内容来对信息进行理解和诠释。

三、顺应论视角下中国特色词汇的翻译

尽管中国特色词R的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词汇翻译的目的却可以大体归为一个方向：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更好地服务。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让西方文化中的人们能够理解中国外宣资料中的这些特有词汇。顺应论认为，翻译实质上就是译者对原文和译文不断进行动态适应的过程。因此，在翻译时译者要充分考虑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根据文化环境和语境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使得目的语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中国特色词汇的内涵。China Daily 是中国与外界交流、向世界展示形象的重要渠道，含有大量富有中国民俗文化和时政特色的词汇。在翻译中国特色词汇时，通常会用到音译法、意译法和阐释性译法。

（一）音译法（Transliteration）

音译法即将原文词汇的汉语拼音直接引入英语译文。音译法的采用可以更好的保留中国文化特色，将中国文化负载词注入英语文化中。例如，

（1）Yan Du Xian is a nutritious soup known as the great comfort food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early spring. （China Daily， 01/22/2017）

腌笃鲜是一种营养丰富的汤，被称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早春最好的治愈食物。

腌笃鲜是江南地区汉族的特色菜肴，属于上海本帮菜。“腌”“笃”“鲜”三个字有其各自代表的含义，并且腌笃鲜作为地区特有的菜肴，极具中国特色，从英文词汇中无法找出对等词来表述这一概念。因原文中对腌笃鲜做了介绍，所以采用音译法既保留了原语特色，又顺应了外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诉求。

（2）Glib Chinese web users have raised a challenge to the AI program that recently dethroned one of the top human Go players， demanding tongue-in-cheek that the AlphaGo program learn the nation's real pastime - mahjong.（China Daily， 03/16/2016）

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围棋”打败世界顶级围棋选手后，好事的中国网友向其发起挑战，戏称：应该让“阿尔法围棋”学习一下另一项更具有中国特色的娱乐活动――麻将。

麻将起源于中国古代，是一种益智游戏。与纸牌相比，麻将注重策略和技术，自古代以来一直流行，可以说是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传承，十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既然麻将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在英语中无法找到同等的词替换，那么将其音译为mahjong更突显了其中国特色，顺应了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的潮流，符合当前文化发展的趋势。

（二）意译法（Free translation）

意译法即摒弃逐字逐句翻译的方法，将原文大体意思翻译出来。因此，意译法不会拘泥于原文的字面含义和外在形式，注重将其内在含义表达出来。有些词语没有必要去保留其原有的异域特色，从而可以采用意译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意译的方法可以让目的语读者更轻松地了解到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使原文的意向转化成目的语中具有相同意义的意象，实现原文信息的有效传递。例如：

（3）Third， we will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eater autonomy will be given to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red tape will be cut in the management of research projects. （China Daily， 03/17/2017）

三是深化科技管理w制改革。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砍掉科研管理中的繁文缛节。

这是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即将实施的举措文段。繁文缛节出自苏轼的《上圆丘合祭卞议》，指过分繁琐的仪式或礼节。此成语的翻译采用音译并不合适，而意译为“red tape”既简洁明了地传达了原文信息，又便于读者理解。因为“red tape”是英语中原有词，在牛津词典中解释为繁文缛节、官僚作风。很多中国特色词汇，都是随着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发展积淀下来的成语、谚语、民俗词汇，有着非常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含义，音译和直译都无法满足目的语读者了解词汇背后深层含义的需求。所以此时选用意译的方法更为恰当。

（三）阐释性译法（Explanation）

阐释性译法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简单直译，其后加以解释说明。即把要阐释的内容融合到译文之中，一般情况下要加注，从而使译文更加流畅易于理解，帮助目的语读者接收到原文想要表达的意思。这种方法可以有效避免歧义的产生，使身处西方文化中的读者正确理解中国文化中这类新型特色词汇。

（4）Many young people suffer from Spring Festival phobia because of the extravagance and waste and pressure that have come to characterize the festival.（China Daily， Language Tips， 01/22/2017）

铺张浪费和压力已经成了春节的特征，不少年轻人因此沦为"恐年族"。

“恐年族”指的是近年来由于家庭和外部压力，对于春节回家过年具有恐惧心理的年轻人们。“恐年族”是一个新词，是由于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引起的生活习惯的变动而产生的。该词采用了阐释性译法，译为people suffer from Spring Festival phobia，其后又以because of the extravagance and waste and pressure that have come to characterize the festival进行了解释，顺应了译文读者文化语境，方便目的语读者理解。

三、结语

中国特色词汇顺应着中国文化变化的趋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新兴文化的代表。要对外宣传中国文化，对于中国特色词汇准确的翻译必不可少。因此译者在翻译中国特色词汇，尤其是China Daily这类外宣渠道中的词汇时，更要顺应时展变化，总结经验，不断创新。维索尔伦的顺应论为中国特色词汇的翻译提供了理论基础，为译者提供了理论指导。只有在理论的指导下，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才能顺应目的语读者的需要，减小文化隔阂，将中国特色词汇翻译到位，提高外宣翻译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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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志平.翻译：选择与适应――语用顺应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 2004（2）.

[3]宋华.关联顺应视角下的汉语文化词的口译研究[J].语言与翻译， 2012（1）.

[4]邢杰，甘露.文化外译之中国特色词汇：策略比较及影响因素[J].上海翻译， 2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