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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现在农贸市场6个,其中零售5个,批发1个。占地面积约16000m2;超市附带经营蔬菜2个,农村集贸市场20个。城区未经审批自然形成比较固定的“马路市场”有2个,还有些小规模的临时性“马路市场”和流动摊点,占道经营严重。
二、蔬菜产供销状况
XX年年度我区蔬菜供应总量约为88000吨,属本地自产的约有10000吨,从外地运入约78000吨,居民消费总量约为80000吨。本地蔬菜远远不能满足需要,80%以上主要蔬菜要到外地运入。
三、蔬菜流通渠道建设情况
我区有农产品批发市场1个,占地面积约9000m2,零售市场5个,占地面积约7000m2。属棚架和露天经营,设施简陋,超市附带经营蔬菜2个,室内市场少,棚顶和露天经营多,配套设施不完善,建设规划滞后,总体布局不合理。自产自销经营户流动经营多,“马路市场”泛滥,屡治无效,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和街道畅通。对我区市场建设和管理、交通安全和食品安全管理带来极大的冲击。
四、建设“放心菜”服务体系的总体思路
加快我区农贸市场建设,改造提升市场档次,是我区“放心菜”工程建设,推进食品安全工作的“民心工程”。我们总体思路是: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以蒸汽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为不列颠最早叩开了现代化的大门。然而,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与经济:荣和城市发展相伴的还有遭受污染的生态环境,其中,城I IJ河流污染尤为严重。英国,在摘取了一个工业化先行者J PG该摘取的最优惠成果的同时,也尝到了工业化及城了化造成的水污染苦果。对尚未实现工业化及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规避和整治“迈达斯的灾祸”有所裨益2 =16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故本文不揣浅陋,愿就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成因、防治及其特点等问题予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状况
城市水污染自古有之。人类早期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大都被排人大气或弃置于水中,古时的城市居民已有用法令和规章控制污染的尝试。在古希腊,只有获得特殊允许才能设立制革厂;古罗马也有规章规定,制革、榨油和洗衣作坊只能设立在没有居民点的台伯河对岸。但是,早期的污染仅限于十分狭窄的范围。
上百年来,英国的毛纺业等传统工业无疑也降低了河流水质,但是,严重的水污染直到19世纪工业化时期才真正发生。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不断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使英国的许多河流受到了污染,在19世纪,城市河流污染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
恩格斯对当时河流污染的描述颇为详尽。例如,流经利兹的艾尔河,“这条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人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流经曼彻斯特的两条小河—艾尔克河与梅德洛克河的污染状况亦十分严重,“停滞的艾尔克河,这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梅德洛克河的“河水也是漆黑的,停滞的,而且发出臭味。
此外,流经西赖丁约克的卡尔德河,在1852年以前始终是鱼类喜爱的栖息地,至1867年,皇家委员会已不得不沮丧地承认:“流经西赖丁约克的,与其说是河水,不如说是墨汁。艾尔克河的支流布拉德福河,曾是男孩们捕鱼的乐园,也被工业化的浪潮熏染得通体黝黑,以致“只需一根火柴,就可以将它点燃”,俨然是一条随时喷发的黑龙。
泰晤士河曾是一条美丽的河流,英国人习惯地称之为“老父亲泰晤士”。19世纪以前,泰晤士河河水碧波荡漾,鱼虾成群,是举世闻名的鱿鱼产地,诗人蒲柏在1728年将其描绘为“银色的洪流”。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沿途城市居民的剧增以及大量工厂的建立,各种污染物源源不断地进人泰晤士河,牛津以下河段的水质急剧恶化,泰晤士河成为一条污浊不堪的“臭河”。1855年,化学家法拉第致信《泰晤士报》:“整条河变成了一种晦暗不明的淡褐色液体……气味很臭……整条河实际上就是一道阴沟。可见,英国城市的水污染在19世纪中期已经相当严重。
二、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成因
那么,究竟为何诸多河流在一个世纪里都变了色、变了味,这么严重的污染是怎样产生的呢?无疑,工业废水和公共废水是城市水污染的主要来源,其中,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布局和工业类型又是产生大量工业污水的直接原因。
工业化初期,主要的机械动力是水力,“由于使用水力机,工厂不得不设在大流量的急流旁边”。因此,英国的第一批近代工厂自然傍河而建,在英国工业的发源地和中心—曼彻斯特,“几乎所有的厂房都是沿着贯穿全城的三条河流和各种运河建立起来的。这既解决了动力问题,又方便了废水处理,河流也成了废水排放的理想场所。蒸汽机发明后,以前依靠水力机械、依河而建的工厂逐渐转移到城市中,但工厂对那些流经城市的河流的依赖并没有减轻。因为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多数工业生产部门的主要需求,都是比较洁净的水。水作为冷却剂是蒸汽机不可或缺的,一些工业部门如毛纺业、印染业、造纸业的生产过程也离不开水,还有酿酒、洗煤,没有水更寸步难行。同时,水路为工业主提供了廉价的运输途径。因此,一条河流附近往往分布多家工厂,例如艾尔克河,“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和废弃物统统汇集在艾尔克河里”。这些废水中往往含有铅、碱、硫等污染物,而且大多是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使水质大大降低,造成严重的河流污染。
造成城市水污染的另一主要来源是公共废水。公共废水主要包括人畜的排泄物、生活垃圾和洗涤剂。公共废水的存在本不可避免,但在英国工业化时期,因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增长过速,加上市政建设滞后,遂使水污染加剧。
一方面,与工业化相伴的是,英国城市化发展迅速,城镇人口增长急剧。势如潮涌的人口,被压缩到很小的拥挤不堪的中心点上。从增长数量上看,大约在1800年,英国只有一个大城市—伦敦,人口约100万,远远超过其他城市如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布里斯托尔等(这些城市的人口大多只在5到10万之间)。1850年伦敦人口增至2 ,360 ,000人,另有9个城市在10万人以上,18个城市在5万到10万之间。1910年英国有46个城市超过10万,伦敦人口更是猛增至450万。从增长率看,兰开夏在1700年至1801年间人口差不多增加两倍,曼彻斯特的人口在1773年至1801年间也增加了两倍。到1851年,英国的城市人口已首次超过农村。城市的扩展和人口的集中大大增加了水资源的消耗,也使城市的公共卫生日益恶化,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构成了那时英国许多城市的基本外貌。
另一方面,英国城市化虽快,但城市化水平较低,市政建设滞后。“所有的市镇,不论是新的还是老的,都面临着公共卫生的严峻问题,工业化早期,英国的城市尚未建立清扫垃圾的制度,垃圾粪便随意堆放,人们甚至因厕所太少不得不随地大小便。特别是贫民窟,成了疾病流行的孽生地,被人们称为“霍乱国王的巢穴”。在利兹,最不卫生的地区是工人住的狭窄的房屋区,这类建筑物里不具备任何一种排水设施,厕所少且前后无遮无盖。到1831年,即使是已拥有14万以上居民的曼彻斯特市区仍没有铺砌街道和修建下水道的条例。非但如此在曼彻斯特新城(又叫爱尔兰城,the Irish town) ,“街道没有铺砌,也没有污水沟,可是这里却有无数的猪群”。大量垃圾、粪便、洗涤用水还有从街道屠宰场排出的水染上深红色的兽血,经过公用阴沟和露天排水沟通往小河、水坞,加重了城市河流的污染。
综上所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副产品”是造成城市河流污染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工业化时期英国的社会思想是污染得以加剧的促因。
首先,英国人将“自由放任”思想奉为圭泉,对工业革命造成的工业中心人口膨胀、城市污染和公共卫生等问题尽量不干预;其次,社会以追逐财富为价值取向,对“污染”则漠不关心。英国贵族通过经营追求财富早已成为惯例,社会中下层又有着一股“向上看”的风气,于是上行下效,社会形成了以谋求利润为荣的风气。
难怪连外国观光者都不禁要惊呼:“英国的城市纯粹是工作和挣钱的地方,而绝非休息和享受的乐园,那种具有更高尚品格的人还没有出现。
三、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防治及其特点
随着河流污染状况的不断加剧,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危害,人们开始意识到有必要采取措施对污染予以遏制,但长期似来,社会的反应并不积极。直到19世纪中期,随着流行病的多发,城市才开始实行系统的卫生改革,如下水管道、清水供应和道路清洁等。同时,社会对城市河流污染的防治也愈加重视,各项治理措施逐渐建立,整治渠道逐步完善。下面将结合英国在这一时期的防治措施,对城市河流污染的治理特点进行探讨。
(一)各群体和多渠道的广泛参与。生态学家和卫生学家最先向社会发出正视污染的呼声,他们是治污的先行者。部分生产者组成志愿协会,呼吁减少废物排放、倡议革新生产技术,为政府的积极治理建言献策。议会和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全面领导水污染的治理。这样,河流污染的防治得到了议会、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各群体的参与和支持。
(二)议会立法和政府作为是治理污染的主导力量。一方面,从议会来说。1848年霍乱发生后,议会通过了第一部“公共卫生法”,并成立卫生部,虽不是专为治理水污染而设,但它规定在传染流行区域设立地方性卫生委员会,负责处理当地污水问题。由于习惯法提供的防御河流污染的措施起不到明显效果,1855年,议会颁布了《有害物质去除法》,试图对那些以工业废水污染河道的制造商处以罚款1865年和1868年,议会又先后两次委任皇家委员会,负责调查河流污染的状况并寻求行之有效的治理途径叫即。在第一届委员会提交初次报告后十年,议会通过了《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国家立法,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水环境防治法规。法案不仅对禁止排放的各类污水和违法行为进行了详细规定(包括工业废液、颗状和悬浮状污染物、下水道污水排放等),还任命专家担任审查官,向工作部门提供实施建议,并通过监督技术改进以控制河流污染。这是一部具有“框架性”意义的法案,它关于防治河流污染的基本原则一直沿用至1951年。
另一方面,从政府作为来看,主要是加强市政的排污系统建设。例如,1858年伦敦市政当局修建的“伦敦下水干道”,以及1863年秋动工的泰晤士河河堤,就是政府治污的工程举措,通过建立下水道网络将工业污水和生活垃圾转移到下游地区,为减少伦敦水生疾病的发病率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应该说,在19世纪,尤其是下半叶,英国议会和政府在治理河流污染方面确实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效果。
(三)专家治理充当重要角色,发挥积极作用。1842年查德威克的《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调查报告》发表,揭示出糟糕的公共卫生状况,尤其是“飘着恶臭的厕所、污水沟和被污染的饮用水”是引发霍乱的根源。麻醉医师约翰·斯诺也提出同样的观点,1849年,他发表《论霍乱的传染方式》一文,指出被病菌污染的水源是霍乱传播的主要渠道”。他的这些结论有力地说明了治理水污染的必要性,也坚定了全社会的治水决心。1848年,约翰·西蒙医生被任命为伦敦城区的保健医官,“这一职务不仅在争取城市制定供水、排水、贫民窟的清洁规划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确保有关建筑和人口过分拥挤的规章的执行具有重要意义”。
议会在第一部河流污染防治法制定之前委任了两届皇家委员会,委员会全都由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如第二届皇家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皇家工程院德尼森爵士、化学家弗兰克兰德和农学专家默顿等人。他们通过调查取证,亲自实验,向议会递交调查报告,同时,专家们还对肆意向河流排放废水的行业进行严厉谴责,同时建议政府设立限制废水排放的详细标准,为国家制定水污染防治法案提供了理论依据。
碍于诸多阻挠因素,《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19世纪末,英国主要河流受污染的糟糕状况没有显著改善。1898年,英国又一次委任多名专家组成皇家委员会,调查污染来源和督查河流防治的进度。与德尼森爵士等前辈不同的是,此次委员会的专家们更加务实。他们注意综合考虑多方利益,设法调动工厂主的治污积极性,待之以宽,不求速变,先制定适度可行的治污标准,再随污染状况的改善而逐年将标准提高。在这种务实精神的倡导和促进下,产生了一系列减轻水污染的新方法。首先,也是最简捷的方法—一些滨海城市(如利物浦、霍恩、布里斯托尔等)将部分污水注入大海,通过污水转移以缓解河流的吸纳压力。其次,建立“污水农场”,将污水引到离城镇不远的农场用以灌溉作物,既廉价、无害,又不影响丰产,到19世纪末,像伦敦、曼彻斯特和诺丁汉等地附近已有不少这类农场。此外,多种净化剂得以应用,如动物骨灰、焦炭和页岩等,都能起到过滤和净化污水的效果。可以说,这些成效凝聚着诸多专家的汗水和智慧。
治污成效虽不显著,但仍在困境中渐进19世纪特别是下半叶,英国人治理河流污染的努力有目共睹,可惜收效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在河流污染的防治过程中尚存在诸多阻力。
其一,政府治污不坚决。一方面,英国在19世纪面临国内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等诸多紧迫问题,相形之下,河流的防治事宜尚不够急切;另一方面,对工业与贸易利益的关切使行政当局不愿对工矿企业的污染行径和搪塞应付过于苛责,这势必影响政策法规的贯彻力度。其二,工厂主和矿主不诚心。革新生产技术、减少污水排放意味着投入的必然增加,显而易见,这种增加成本和损耗利润的要求是无法让各行业的污染大户欣然接受的。其三,民众不觉悟。“一条受污染的河流对健康的实际影响,在19世纪70年代还不为公众所认识。168公众对皇家委员会提出的防治措施或一无所知,或漠不关心,更有甚者对一些协会付出的反污染的努力嗤之以鼻,将其讥为理论家的空谈。其四,科技不过关。19世纪中后期的科学对水污染特征、水污染对健康的影响以及水的净化问题上缺乏明确认识,科学家不能准确找到河流中有毒物质的来源,而关于污染治理的技术开发又不够成熟,要改善大规模的污染状况自然是力不从心。因此,有人总结道:“河流污染的治理必定被看成是维多利亚时代公共卫生史中令人最不满意的一章。尽管如此,英国人在防治河流污染过程中取得的积极成效还是不能抹煞的。
四、关于英国城市河流污染及治理的几点启示
作为第一个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国家,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经历和治理得失值得后发国家借鉴。
一、生物多样性的丰富内涵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 或biological diversity)是指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以及其生存环境构成的自然综合体,包括遗传多样性(genetic diversity)、物种多样性(species diversity)和生态系统多样性(ecosystemic diversity)。广义的遗传多样性是指地球上生物所携带的各种遗传信息的总和。狭义的遗传多样性主要是指生物种内基因的变化,包括种内显著不同的种群之间,以及同一种群内的遗传变异。遗传多样性主要包括形态多样性、染色体多样性、蛋白质多样性和DNA多样性。物种多样性是指地球上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种类的丰富程度。物种多样性既是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基础,又直接显示基因多样化。生态系统多样性是指生物圈内栖息地、生物群落和生态学过程的多样化,以及生态系统内栖息地差异和生态过程变化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生命支持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中学生物教学中生物多样性教育的必要性
1.加强生物多样性教育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人类的食物如粮食、水果、蔬菜、鱼、肉、蛋、禽等全部来源于生物;人们穿着的棉织品、丝织品、毛纺织品及皮革制品也直接来源于生物;生物还提供了绝大部分的中药材,以及橡胶、紫胶、白蜡、木材、油脂等工业原料。人类的生活环境也依赖于生物,如水土保持、气候调节等。生物多样性还为人类的仿生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有意义的启迪,使雷达、飞机、照相机、风暴报警仪、红外线跟踪仪、电脑等一系列的高科技产品的制造和生产成为现实。[1]据记载,自公元1600年以来,共有724个物种消亡。物种灭绝速度高于自然灭绝速度的3千―4万倍,到20世纪末全球有5―6万种生物受灭绝威胁,1/5的植物受威胁。[2]因此,可以说当今全球人口、粮食、能源、生态环境恶化等全球重大问题与生物多样性的锐减有关。当前生物多样性的锐减使人类基本需要的选择余地大大缩小,动摇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人类社会要可持续发展,首要的是要保护和恢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
2.加强生物多样性教育是落实中学生物教学目标的客观要求。
《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在“中小学的课本中增加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内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更详细地指出:“学校对生物多样性的教学不足”,“现在在各级学校的课程中,生物多样性保护还不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需要增加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课程,编写教材,制作教具并对教师进行专业培训”,“所有中学和小学要在自然常识和生物学教材中增加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基本知识的内容,对中小学生进行启蒙教育,利用保护区、点和其它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场进行实地教育”。而我国现今绝大多数学校没有开设保护生物学课程,但新《生物课程标准》已经明确把生物多样性教育作为生物学教学的主题,课程中也涵盖了大量有关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内容。如生物课本初一(下)增加了“鸟类的多样性”、“哺乳动物的多样性”两节;初二增加了“生物与环境”一章;高中生物课本也设有“生物与环境”一章等。因此在中学生物教学中渗透生物多样性教育是落实生物多样性教学目标的客观要求。
三、中学生物教学中实施生物多样性教育的途径
1.挖掘教材内容,寓生物多样性教育于课堂教学之中。
初高中生物教材包含了大量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内容。有的比较集中,有的比较分散;有的显现,有的隐含。教师应深入研究、挖掘教学内容的内涵,尽可能从生物多样性所包含的三个方面渗透。
教师可结合初中教材中生物分类知识的教学,展示物种多样性,并强调生物资源虽是可更新资源,但过度开发利用,超过生物负载能力,物种数量会下降甚至崩溃。例如由于过度采伐,我国濒临灭绝的高等植物已达4000-5000种。药用植物中,天麻、人参、黄芪、茜草、沙仁也由于大量挖掘而减少。在讲授初中生物教材第八、九章,高中生物学教材第六、七、八章生物的类群和生物的进化时,我们可以适当穿插物种多样性的介绍,并强调生物的进化是不可逆的,已经灭绝的物种如恐龙等不可能在地球上重现。教师可结合高中教材生态系统一节,介绍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初中教材第十章,高中教材第七、八章,当讲到生物与环境、环境保护、保护珍稀生物等章节时,我们可以将生态环境的保护、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与生态系统多样性联系起来,将濒危珍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种质资源保存和物种多样性保护联系起来。在中学生物教材中谈到的食物链也是物种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生态系统典型实例:在植物植食性昆虫捕食性昆虫食虫鸟类食物链中,各级营养关系都保持着一定的数量,维持着自然的生态平衡。如果人为地打破了这种平衡,就可能产生严重后果。此外,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所谓的“害虫害兽”,也是使学生充分认识每一物种存在价值和生态系统稳定的关键。告诉学生进行害虫的综合防治时,保留一定的害虫数量,就可以维持一定数量的捕食性昆虫和鸟类,将害虫控制在较小的数量水平上,危害较小或不造成危害,农作物抗灾害能力才能较强。相反,如果过分地强调消灭害虫,大量喷施农药,虽然能暂时消灭大量害虫,但同时也大量杀死了害虫天敌。部分幸存的害虫,由于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和产生了抗药性,短时间内就会迅速蔓延,而害虫天敌则在短时间内不能恢复到相应的水平,因而使害虫成为灾害。所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要保护那些对人类有益的、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而且要保护害虫天敌,使自然界的生物物种多样化,维持稳定合理的生物物种的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因为一个生态系统中,每一种生物都具有一定的地位,且各种生物相互依存,维持相对平衡。生物种类越多,相互关系越复杂,生态系统就越稳定,因此我们应当尽可能地维持生物多样性。教师可结合初中生物学教材第七章、高中生物学教材第五章“生物的变异”一节的教学,介绍遗传多样性。总之,生物教学自始至终都要注意引导学生保护自然的真、善、美,爱动物、植物甚至微生物,使保护生物多样性成为学生的自觉义务和行为。
2.理论联系实际,寓生物多样性教育于各项活动之中。
在生物教学中渗透生物多样性教育,课堂理论教育固然重要,但更需要学生走出课堂,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寓生生物多样性教育于实践中,从而开阔其视野,增强其感性认识、提高其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认同感。
(1)可积极组织学生开展课外兴趣活动。进行野外调查、参加夏令营、知识竞赛、小实验、收看有关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影像资料、举办主题板报、墙报展览、主题班队会等各类活动是进行生物多样性教育的很好途径。例如,课余可组织学生调查本地区存在的动植物类群或受威胁的生物物种,指导学生针对调查结果进行认真讨论,并学会撰写调查报告,鼓励学生就如何保护和利用生物多样性、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物种濒危的形势及有效对策、生物种质资源的保存、生物多样性资源的综合利用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使学生领悟发展经济绝不能以破坏生物多样性为代价;组织学生参观保护区、植物园、动物园、标本馆,以及有关的学校和科研机构。
(2)教师可结合每年的一些特殊纪念日,如“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植树节”、“国际湿地日”、“爱鸟周”、“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等组织学生举行一些有益的宣传纪念活动。在街头、广场等公共场所设立宣传站或咨询点,或组织文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来加强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知识的宣传、教育,使学生真正成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积极参与者。
(3)积极营造保护生物多样性教育的校园文化建设。如在学校生物实验室悬挂国家保护动、植物名录,陈列标本或模型。有条件的还可设置生物园,让学生自己动手种植一些作物,饲养一些小动物,从而培养他们热爱生命、保护生物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在生物选修课、研究性课程、讲座中开展生物多样性教育。选修课、研究课和讲座这种形式系统的教育,能使青少年对保护生物多样性教育有更深刻的认识。
总之,通过这些实际活动,学生能深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懂得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的密切关系,从而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主人翁意识。
3.加强学科联系,寓生物多样性教育于融会贯通之中。
虽然在生物教学中渗透生物多样性教育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但作为人类必备的生态文明素质――保护生物多样性意识――的培养毕竟不是某一学科所能独立承担的,它更需要多门学科融会贯通。因而,我们还必须注重学科的横向联系和渗透,发挥整体性优势,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物教学的整体效益。在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设置中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课程除了生物学之外,还包括地理、物理、化学等。我们可以与其他学科教师积极讨论,把生物多样性教育纳入到其它各种学科中。在这些课程中渗透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可以使生物多样性得到更广泛的重视和认识,从而收到更好的教育普及效果。
关键词:生态纺织品;标准;绿色壁垒
纺织品是我国出口创汇的主要产品,在国民生产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近些年来,欧美等发达国家制定一系列环保标准,对进口服装实施安全检测,限制非生态纺织品的市场流通和消费,千方百计对我国的服装纺织业出口贸易构筑技术壁垒,这严重制约了我国纺织服装业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归结于一个核心,那就是标准。更具体来说是生态纺织品标准。
生态纺织品是指对人体健康无害的纺织产品。纺织品的生态性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纺织生产生态性、 纺织消费生态性、纺织处理生态性。为了规范纺织品生态性能,世界各国制定了各种生态纺织品标准,但影响最为深远、使用最为广泛、最具权威性的纺织品生态标准是Oeke-Tex Standard 100。该标准于 1991年由奥地利纺织研究院设计,由国际环保纺织协会(Oeko-Tex Association)颁布。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在这些标准制定和实施的背后,都牵涉到巨大的经济利益。受阻于标准,因不符合环保要求,我国每年有74亿多美元的出口商品受到影响。而国外进口的纺织产品中不乏劣质产品和不合格产品,但由于我国技术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欠缺,不能有效监督进口产品的质量,致使国外产品以标准的烙印堂而皇之纷纷涌入,扰乱正常市场经济秩序。
其实作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大国,我国理应在纺织标准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不是仅仅被动地接受各种生态纺织品的洗礼。我国纺织检测技术的研究单位和仪器生产企业要转变观念,不能停留在仅靠标准要求规范之中进行研发和生产,应积极创新根据最终产品使用中提出的各种要求和目标以及对纺织品、纱线、纤维及其半成品等提出的考核要求,研究检测原理、新的检测方法。
一、标准的重要性
标准是在经大量实践证明,严格地以某种方式(无论是配方、检测手段还是其他)进行操作后,所得产品即可满足实际应用的需求,然后以立法的形式将其固定,作为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必需环节。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标准已成为高新技术领域中企业竞争的新宠儿,成为专利技术追求的最高体现形式。俗话说, 三流企业卖苦力、 二流企业卖产品、 一流企业卖专利、 超一流企业卖标准,这句话很有道理。这其实也是生态纺织领域发展的趋势, 超一流的纺织服装企业制定或参与制定国际生态纺织品测试标准和参与制定生态纺织品的产品标准,―流纺织企业能创造出生态纺织测试方法的专利,二流企业只能执行标准开展生产, 三流企业产品技术含量低,只好卖资源。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知识产权和标准的作用紧密联系,而经济效益更多地取决于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千方百计地控制国际标准化工作,都力求将先进知识产权转变为执行标准,并通过标准建立贸易技术壁垒,以获取最大经济利益。可以这么说, 标准化已经成了专利技术的至高追求。谁的技术成为标准, 谁就掌控着市场的主动权,可谓“得标准者得天下”。例如美国高通公司,依托着在CDMA领域开创的1400多项专利,并把其相关的技术标准化成移动通信的国际标准,如今这家企业如日中天、独步江湖。
标准是生态纺织品产品认证的依据。标准是“供共同使用和反复使用”的准则、指南,是产品获取认证的唯一准绳。林林总总的“生态纺织标准”催生了形形的“绿色认证”。组成服装产品的每一个部件(包括纽扣、拉链)都要通过有关的检测和认证,这些认证都是依据国际环保组织制定的《欧盟生态纺织品标准》。认证既是标准制定者权利的一种象征,又是标准执行者获取“市场通行证”的必要途径。据统计,在美国海关,每月被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扣留的各类进口商品平均高达3500批左右。因此认证是迈入市场的一道必需程序。
标准的重要性体现在标准是产品市场的准入点。一个企业、行业的产品,达不到某个行业标准或者市场准入标准,就进不了市场。据美国商会的市场调查报告显示,标准对贸易的影响率达到80%。仅1996年,欧盟国家禁止进口的非绿色产品价值就达220亿美元。占据世界市场份额近70%,年产5亿多只的温州打火机,到标准面前也只有面临着退出欧洲市场的危险。与此相反,谁争取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掌握了市场竞争的制高点,谁就赢得了市场。在关税大幅降低、传统壁垒措施大大削减的情况下,越来越细、越来越苛刻、越来越先进的生态纺织品环保标准已经成为我国出口产品防不胜防的隐形障碍,像VOLVO车在欧洲的某些中高档产品的内部装饰材料全部采用获得Oeko-Tex standard 100认证的产品;瑞士国防部最新的军装订单则明确要求产品必须获得生态纺织品认证,否则不予考虑购买。因此,我国纺织企业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有些纺织品企业不得不放弃欧美这块肥肉,把自己的市场缩减到亚洲和南美洲,甚至延伸至非洲战场,面对欧洲这个巨大的市场只能是“水中的月亮――可望而不可即”。面对生态纺织标准这道绿色壁垒,我国要想从纺织大国走向纺织强国,必须要迈过这道坎,必须占据标准化发展制高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得标准者行天下,一点也不为过。
标准是纺织产业技术革新的原动力。标准不仅是丈量产品质量的一杆标尺,而且已经成为推动行业技术革新的重要力量之一。在标准的推动下,国际上很多纺织服装制造商投入相当大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促使产业不断升级。欧洲的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的服装产品提出种种近乎苛刻的条件,然而这也是一种发展机遇。以前,国内纺织服装企业竞争是谁的价格低、谁的广告多,谁就能赚钱,今后将变成谁的科技含量高、谁能获取权威标准,谁才能雄踞市场。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的纺织服装企业采用国际先进标准组织生产,增强企业环保意识,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各类措施解决生产中的设备、技术、原料、染料、人才、后整理等一系列问题。
标准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然而出于惯性,许多人对标准常常处于感性认识阶段,往往是机械地以标准论标准。其实标准永远落后于科研、生产实践,在适者生存的法则下主动适应标准的同时,要与时俱进制定符合新情况的标准,而不是一味地跟从标准的牵引。面对新出现的高科技产品,不只是考核其是否符合惯用标准的指标,而应当考虑该标准产生的背景及适用的条件。
二、我国现行生态纺织品标准体系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我国在生态纺织品标准体系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并制定各式各样的检测标准,但是还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对纺织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及控制技术和检测方法远远滞后于经济发达国家。我国依然存在一些项目检测上没有统一执行测试标准。另外,原料的生产流程、纺织品的生产工艺、环境与人体健康基础理论上缺乏科技支持,许多检测技术均沿袭其他国家的检测方法,真正的检测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我国现行生态纺织品标准体系存在的弊端具体表现在:
1.标准落后。近年来,我国纺织品标准化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迈向国际标准化方面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特别是生态纺织品标准体系的建设远远跟不上发达国家的要求和变化。与Oeko-Tex-Standard 100标准相比,Oeko-Tex-Standard 100标准自从1992年诞生以来,根据相关国家和国际有关法规,集中最新科研成果不断修订,目前已经实行的是2009年4月1日推出的版本。而我国的生态纺织品认证标准《生态纺织品技术要求》还停留在旧版本上。虽然我国现行纺织品标准正在逐步与国际领先的标准对接,但尚未形成国际化运作模式,譬如我国参与制定的纺织品国际标准屈指可数,多数标准没有发行外文版,即使买家愿意采纳中国国家标准,也无法在国际贸易中顺利推广。
2.环保观念意识淡薄。面对愈演愈烈的绿色浪潮,我国纺织服装业缺少足够的敏锐。我国有超过80%的企业还不是很了解相关生态纺织品技术信息。对生态标准和生态纺织品的概念尚处于被动接受执行状态,还未真正意识到环保问题的急切性和紧迫性。绝大部分是按照国标生产出非生态纺织产品。符合环保要求的纺织服装材料不具规模性,而有害染料的应用则更为普遍,已不能适应国际市场潮流。
3.检测能力有限。国内对纺织品服装环保污染检测、毒性评价及性能评价的研究起步较晚,总体技术水平滞后。许多企业或者质检中心只能进行传统项目检测,还不能进行高精度指标检测,大多数中小企业没有完善的试验装备。而国际通行的生态纺织品检测,一些大型精密仪器分析手段迅速得到推广和普及,如色谱技术、 原子光谱技术和分子光谱技术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目前,我国尚无一家检测机构能够完全按照“Oeko-Tex 100”标准进行全项目检测,对几个复杂检测项目也只能用文件审核代替具体检测。
4.标准缺乏前瞻性。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对国际标准的平均采标率约为 44 % ,而纺织标准的采标率达 80 %以上。 纺织服装行业这种“人云亦云”,紧紧跟随策略注定了我们国家的标准始终落后于国际标准。导致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为了出口便宜,只好被动执行生态纺织品标准,甚至钻标准的空子。由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纺织品标准的制定与相关技术的研究严重脱节,尤其是在高新技术领域,如功能纺织品领域,缺乏相应的功能性评价方法和标准、标识,所制定规则不能及时反映市场及技术快速变化和发展的需要 。
三、浅析应如何建立全新的生态纺织品标准体系
在日益严峻的环保要求形势下,在“得标准者得天下”的生存法则下,单靠翻版国外的标准在我国有时也根本行不通,采用这样的方法,不仅会使成本无法承受,而且很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合格原料来源。因此制定自己的标准,或者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体现。
在“三流公司卖产品,二流公司卖技术,一流公司卖品牌,超一流公司卖标准”共识前提下,我们必须开发自己的产品标准和检测标准。我们没必要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制定生态纺织品标准,依托中国强大的纺织工业体系,依托于中国的纺织科技人员和标准工作者,我们完全有能力制定出一套先进的生态纺织品标准。
以下是建立全新的生态纺织品标准体系的几点建议:
第一,注重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加强与欧洲纺织品研究机构,特别是奥地利纺织研究院、德国霍恩斯坦纺织研究院等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以促进信息渠道的畅通,使我们能及时把握国际上生态纺织研究的前沿,从而建立和完善信息库群。同时,在吸收消化国外标准的同时,加快我国生态纺织品标准的完善和版本升级步伐,逐步摆脱被动接受国外标准的局面。
第二,由于我国目前的检验市场并未开放,政府机构设立的多数纺织品检验机构和专业检测中心未被国际市场所认可。许多纺织品企业对原、辅材料的验收依据都是依据第二方的检验报告。在我国还缺少独立、公正、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现有国家标准和检测体系受到与国际接轨的挑战。因此,我国应该准确掌握现行国际国外生态纺织品标准标签以及技术法规。从而对生态纺织品的发展趋势作出准确的判断以制定符合国际市场的标准,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
第三,开展生态纺织品评价方法的前瞻性研究,尽快建设和完善生态纺织品检测技术标准,注重尚未成熟项目的检测方法和尚无具体检测方法的项目研究,提升我国在生态纺织品评价领域的综合实力。在充分发挥常规项目检验优势同时,需集中科研力量,重点攻关,从一两个项目的检测技术创新突破,在检测方法上注重结合现代科学仪器,注重前沿科技的应用,注重高效、快速和高灵敏度的检测方法的开发。例如在纺织品异味检测上,我们可以尝试开发顶空-气相色谱和电子鼻等技术,在羊绒纤维检测技术中,可以利用拉曼光谱技术建立一种快速简便、非破坏性的分析检测标准,还可以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如遗传标记进行DNA生物芯片分析等对毛纺质量检测,这些前沿性的检测方法不仅可以解决现有的检测技术存在的问题和局限,也完全有可能形成领先的国际标准。
生态纺织品标准是一种游戏规则,我国纺织企业应该力争充当游戏规则制定者,更多地参与国家行业标准乃至国际标准的制定,使自己的利益反映在标准里,并运用标准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占领产业竞争的制高点。生态纺织品标准体系建设是一项持久性系统工程,也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只有切实加强生态纺织品标准化管理工作,提高我国纺织品生态质量水平,使我国的纺织产业发展和科技水平赶上国际领先地位,不断推动我国由纺织大国转变成纺织强国。这也是《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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