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篇2

二、重庆地区古建筑的主要特征及现状

重庆地区古建筑是中国传统古建筑的缩影，它除了继承了中国传统古建筑的基本构造，还有它自身的特色，虽然保存至今的很少，但是留下来的仍然具有很大的文物和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一）古建筑的类型

重庆古建筑的类型有军事设施、公用设施、民用设施、园林设施和其他的古建筑形式。

1.军事设施。重庆因为地理环境特点的原因，有着非常丰富的军事建筑，如城墙、城门、碉堡等，这些军事建筑及设施分布在许多古城镇之中。重庆历来都是军事上的必争之地，如巴南区的丰盛古镇在古代是通往南川、涪陵的必经之地，其在清代修有数十座用于防御的碉楼，现今保存完好的有10座。

2.公用设施。历史上重庆地区的公用设施有寺庙、道观、会馆、墓葬群、古镇村落老街和道路等。寺庙有很多，包括双桂堂、慈云寺、罗汉寺等；道观有老君洞、张飞庙、南山老君洞、沙坪坝龙泉洞等；会馆有湖广会馆、禹王宫、文昌宫等；墓葬有岩墓、砖墓、土坑墓等，古镇村落老街有磁器口、涞滩、双江古石板街、清西沱云梯街、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罗氏宗祠、巴县衙门等。

3.民用设施。重庆民用设施有民居、书院等。民居大多是传统的中式建筑，特色民居是吊脚楼。吊脚楼依山坡就势而建，因地制宜，是为了防洪防灾而建的，遍布于重庆各大古镇及重庆主城区。书院在产生之初，常与僧院、道观为邻，选择的地址往往在深山老林中。古老的书院体系从中国唐代开始，到清末退出历史舞台，存在了1000多年。重庆书院大都是由寺庙或有钱人家的大院改建而成的，如磁器口古镇的翰林院。

4.园林设施。中国园林是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中的一种，讲究的是自然山水，融合了中国的各种建筑小品于一体。重庆的园林多属于寺庙园林和风景名胜区园林，寺庙园林与寺院结合在一起既表现出园林的形态，又反映出宗教的特征。构成寺庙园林建筑群的有亭、台、楼、阁、雕窗柱廊、桥梁和牌坊等，结合书法、牌匾、绘画、雕塑、建筑、家具等艺术底蕴，更便于寺庙与园林的完美结合。这些寺庙园林大多又处在风景名胜区内，与重庆山水相结合，通常是背靠山面临水的风水绝佳宝地，如华岩寺、老君洞等。5.其他。重庆地区还有其他的建筑类别，如窑址、戏台、石刻雕塑和盐泉等。窑址，如涂山窑，清溪窑等；戏台有偏岩古镇禹王庙前名为万年台的戏台；石刻有涞滩摩崖石刻、路孔的千佛洞、北山摩崖造像、宝顶山石刻；盐泉有宁厂盐泉中的白鹿盐泉。

（二）重庆地区古建筑的主要特征

重庆地区的古建筑属于紧凑型山地建筑，有着本地的个性文化特征。重庆地区的建筑多以穿斗结构为主，少量抬梁式；砖木竹土为墙，竹作筋相当于现在的钢筋，再夹土或者碎石作夹壁墙；桃檐形式多样，有庑殿、悬山等；城镇街道多以青石铺之，因此很多古镇都有石板街之称；斗拱较简单，以实撑撑拱居多；吊脚楼设有阁楼、临街面的单挑或双挑外廊；窗有空花窗饰和镂空雕饰等，门主要是以合页门、搓板门为主；建筑群中都有良好的排水系统，用水主要是以打井取水。

1.建筑原料。重庆地区建筑原料主要是就地取材，如竹、木、砖、石等都是重庆本地方便取用的建筑材料。特别是竹子，此地竹料丰富，为这一地区建筑增添了独有的特色，竹的运用是重庆地区古建筑材料的一大特征。

2.建筑构图。重庆的建筑构图要从建筑个体和群组平面布局上分别来看，个体建筑还是以中国传统建筑为模式，坐南朝北、木砖瓦结构为主；群组建筑中布局非常灵活随意，建筑物与园林常常结合在一起。中国的院宅讲究的是规矩礼制，而园林讲究的是自然。在重庆地区寺庙园林中，宅没有特别讲究对称，而是随地形而建，空间形态中重庆古建筑物中通常分为单开间、间和三开间，宅与宅的关系变得主次不明，讲内讲外。

3.艺术特征。建筑美是设计美和功能美的组合，建筑的形成由于受到思维的局限性，有其不完美性。建筑是物质和精神共同构建而成的，不能随意地建造，建筑除了要满足精神的需求外，还需要稳定的结构。精神世界需用物质所表现，建筑是精神世界的物质产物。建筑形态通常由点、线、面、体、质、色构成，并运用光、阴影的作用，带给建筑的是不一样的艺术表现。建筑所处的位置、构成的形式都要遵从于功能。艺术特征由装饰、造型、山水文化、写意山水、诗意、文人墨宝等方面组成。装饰类别有门、窗、撑拱、脊饰、檐枋、拦板、雀替、家具、石桌石凳等。文人留下了很多诗、画形成了山水文化。重庆古建筑所处的环境各异，也因功能意境而不同，所表现的艺术特征具有独特性。在整体与单个建筑的关系中存在对比关系，单个的建筑具有节奏感，多样的单体建筑构成了整个建筑群，它又具有整体性。

（三）重庆地区古建筑的现状

通过对重庆地区的古建筑的走访及调查，重庆现存古建筑群，如古镇、老街和古城有数十个，里面的民居、商铺、牌坊等建筑群保留得相当完整，遭到破坏的古建筑也有许多。其中寺庙建筑也有几十座，但多数存在不少的损伤，因为白蚁噬咬、自然风化等原因还在不断地受到侵害。宗教建筑多存在于古镇中，市中心也有不少，多数都经过几朝几代的维修与重建而得以保存，当然也有很多毁于战争、等非自然因素。重庆地区古军事建筑文化保存最完好的是合川的钓鱼台，也有逐渐消失的重庆古城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古建筑，它们多集中在一处，有的已经被考古发掘出来，得到了一定的保护，尚未发现的还需要考古队调查研究。

篇3

前言

 

目前我国的合资企业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重要的支柱力量，合资企业的管理方式主要有四种基本模式：中外双方共同管理、外方承包型、中方承包型以及第三方承包型。目前采用最广泛的方式是中外双方共同管理和外方承包型两种，由于合资企业产品面对的是国际市场，因此在企业管理中也必须按照国际管理进行管理，然而在实际的企业管理中存在着国产化的管理趋势，因此不利于合资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为了提升合资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就必须改变落后的企业管理模式。

 

一、中外合资企业管理中国产化问题的具体表现

 

(一)总经理责任制落实困难

 

在合资企业的实际经营过程中，存在中方董事不能真正代表中方利益的现象，同时中方委派的总经理也没有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事项真正的负起责任，主要原因就是中方产权的虚设问题。西方企业中通常实行股份制公司，董事会应对股东大会负责，而董事就需要对股东大会或者部分人负责，若董事失职则会受到严厉处罚，因此在西方国家企业中并不存在产权虚设的问题，因此在合资企业当中也没有外方产权虚设问题。在合资企业中，中方产权虚设产生的不利影响主要是中方的董事对于本国资产的保护力度不够，同时中方董事对于总经理的管理活动监督与指导作用未能发挥。

 

(二)缺乏经营与管理的自主权

 

合资企业在经营中必须拥有自主权，主要原因是当合资企业真正具有自主权时，才能真正的发展自己的业务。我国的法律当中也明确规定了合资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等个股方面都拥有自主权。然而有些中方主管在经营中过分的强调了党的领导，而未能将合资企业与国内普通企业进行区别，因此直接参与到企业的实际工作当中，有些企业甚至将董事会的决议也直接搬到了党委会上，因此合资企业在经营中严重缺乏自主管理与经营权。

 

(三)缺乏完善的奖惩制度

 

目前合资企业员工普遍还存在着“无过便是功”的工作心态，这种状况若不能及时改善，很可能使合资企业的竞争优势完全丧失。其中主要原因是合资企业管理中的国产化问题，严重的影响着合资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提升。合资企业的低水平管理带来的影响甚至会超过由于技术水平低而带来的影响。

 

二、应对中外合资企业管理国产化问题的优化策略研究

 

(一)建立健全董事会领导之下的总经理责任制

 

首先应该完善中方合资者的委派董事制度，转变传统企业管理中企业董事由中方合资管理部门制定的现状，避免主管部门对企业的日常活动干预;第二要提升董事的管理能力，加强董事的培训工作，在委派新董事时应严格筛选具有丰富经营经验和管理能力的人才;落实董事责任制，明确董事责任范围，特别是对中方资产负责，第二还应实施董事定期汇报的责任制度，将企业的资产损益情况进行有效汇报;实施专职董事，将义务董事逐渐转变为专职董事;最后就是要实施总经理聘任制，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二)构建合资企业管理机制，落实企业自主经营管理权

 

首先要建立专门的负责机构，实现对合资企业全过程的管理，避免出现现行管理中的各管一段或者无人负责的状况，规避管理风险，同时精简合资企业的相关管理机构;第二要赋予合资企业充分的自主管理和经营权，根据国际管理进行管理，明确好合资企业的特殊性，在管理上应该区别于普通企业，相关管理部门应该对合资企业实施的管理中应该依照相关政策和法规中的相关规定执行管理措施;第三我国的工商管理部门、税务机关、物价部门以及海关和银行等相关部门应该做好本职工作，为合资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进行服务，为合资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确保优惠正确的切实落实。

 

(三)优化工资制度和考评制度

 

应在合资企业内部建立健全完善的考评机制，针对不同部门人员实施科学考评，针对表现优异者可给予奖励，以提升员工积极性，尤其是对那些在技术上进行革新、为企业提出优化建议的员工应该予以奖励，营造良好工作氛围;第二就是要改革合资企业的工资制度。工资的标注首先应该根据本企业的经济效益来确定，实施动态化的工资标准。降低或者适当取消基本工资在总工资中所占有的比重，提升员工的风险意识，提升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

 

(四)完善技术市场和人力资源市场

 

全面推进劳动合同制度，促进合资企业实现用人的自主权利，打破劳动力管理当中的“部门所有”或者“单位所有”的用人格局，确保合资企业能够根据自己的用人需求相应选择技术人才、管理人才以及生产人才等。同时注重企业员工的培训工作，切实提高企业员工的整体素质水平，增强合资企业市场竞争力。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合资企业得到了快速稳定的发展，然而在企业管理中国产化管理问题十分突出，不利于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因此在合资企业管理中必须与世界市场接轨，转变传统管理模式，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篇4

一、当代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研究缘起

“软实力”概念是1990年3月，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先提出，他认为：“由资源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四大因素构成的硬实力，始终是有限的，而真正具有无限张力的动力力量，是软实力。”[2]并指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这一能力往往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资源”[3]。在2004年，他又把“软实力”明确定义为“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 是“让别人也想要你所想要”的能力。[4]概而言之，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必须借助于特定的媒体形式才能够进行有效的传播。[5]作为艺术与商业的结合，电影具有文化性和商业性的双重属性，电影不仅是一种产业，也是一种传播语言。作为 “软实力”构成的电影文化直接影响到国家形象的传播。国际经济学家指出电影产业是国家综本文由收集整理合软实力的体现，影视作品反映出的民族精神、渗透的社会价值观以及随之带来的强大经济效益，使得众多现代国家把提升电影文化软实力作为塑造国家形象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二、提升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的意义

“文化因素是世界性流动的因素，它构成的软实力难以垄断，文化可以通过跨国界传播成为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或主流文化，发源这种文化的社会自然就获得巨大的软实力。”[6]作为具有全球辐射力的现代媒体，电影对建构国家形象与增强民族主体性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我们说，国家形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国家实力，在客观上是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体现，但更离不开现代大众媒介的想象性建构，而电影作品的广泛传播，电影产业的繁荣发展，是帮助世界了解中国、认可和接受中国文化的有效途径。电影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对内可以凝聚人心，对外可以塑造国家形象，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虽然我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有限，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通过中国影视文化的对外输出开始有兴趣学习中国普通话，开始关注中国功夫、中国文化，来我国留学、工作，愿意和中国企业合作。可见电影作品的繁荣能有效地促进中国软实力的提升，电影的传播形式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国家形象的构建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三、提升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的策略

（一）对外：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软实力竞争中有较强的优势，是我们提升软实力开发不尽的宝藏。当前，中国电影频繁参加各类国际电影节，走出国门面对国际受众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走向世界”不仅仅是一种潮流，还应是中国电影的责任，中国电影应立足中华文化，提高自身质量以争取更多的国际国内观众认可，在全球竞争中表达中华文化应有的自信。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现状和经济“硬实力”的发展存在着差距，中国电影现在还不能够平等地与美国好莱坞电影进行对话。要想通过电影弘扬民族优秀品质、增强民族凝聚力，展示中华文化神韵，达到文化外宣的目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业。

中国电影只有立足本国文化基础，呈现丰富的“中国元素”，才能展示出中国文化的特殊魅力。我们可以采取有效的文化立场和策略，那就是“中国立场，国际表达”来展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同时，中国必须融入世界才能影响世界，自立于世界之林而不是世界之外，中国文化才能有影响力。中国电影在塑造中国国家文化形象差异性的同时，也要努力表现勇气、尊严、平等、自由、英雄、博爱等这些人类共通的情感。通过电影传达东方式家国文化、儒道文化及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展示东方文化的柔韧、博大。不过，传统文化的精华需要与时代特征相适应，只有经过创造性转化，并与人民生活和国家行为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对世界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二）对内：学习好莱坞运作经验，努力多出优秀作品

美国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好莱坞电影至今仍雄踞世界电影工业金字塔的顶端，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美国通过好莱坞影片，巧妙地将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世界和当代中国，通过好莱坞影片展示出美国是自由、平等、博爱、公平的世界，世界的发展方向在于美国。美国电影既是美国出口的文化商品，也堪称美国的文化大使。它用其光影魅力为美国创造了一种独特“形象”，弘扬美国的生活方式、文化乃至意识形态。如大卫·普特南所指出的，美国电影所创造的美国形象极其有效又极其易于辨认，是一种富足的、充满机会的、令人激动的、科技发达的、而且至少在大多数时间都开放自由民主的，这种形象对于推销美国价值和美国商品同样成功。[7]

美国好莱坞影片《功夫熊猫2》全球热映，曾在国内引发大讨论，这一现象是中国文化输出，还是美国文化入侵？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市场的盛行，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长此以往，必然影响我国的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以及正在形成发展之中的先进文化。我们应该思考，中国的电影人守着中国文化巨大宝库，却无从下手，无法传递，这是谁的错呢？国产电影如果不反思自己，一味指责对方，显然是狭隘的。当前，最不该的是盲目抵制，而应该是学习。也许换个角度来看，好莱坞其实还帮了我们。我们一分钱没花，好莱坞就免费给我们做了一个全球广告。这比拿巨额外汇去做国家形象广告要好得多。同时，我们也应该警醒，《功夫熊猫》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可以看到我们丢失的“软实力”，中国文化资源和中国元素拥有广阔的国际市场，我们的电影缺乏的是开拓全球市场的能力。

（三）自身： 遵循文化发展特殊规律，不断完善监管体系

提升电影文化软实力需要考虑电影自身的特点，遵循文化发展特殊规律。电影其自身拥有的特点使之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不仅体现商业价值，还体现文化价值；不仅具有娱乐性，还具有精神性；不仅满足人们感官的享受，还给人心灵以震撼与启示，更能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发展电影文化产业需要遵循文化发展特殊规律，不断完善监管体系。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影视产业发展，国家相关部门应给予政策扶持。美国是这方面的突出案例，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维护好莱坞电影等创意经济产业的全球利益，发展至今，已构建了一套完善的国际性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在国内，美国政府构建了一系列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体系，并设立了众多的知识产权保护部门。在国外，美国政府不断积极促进国际性知识产权保护条约的缔结，并通过多种手段促使其他国家加强对美国知识产品的保护。[8]制度的支撑是规范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我国政府可以学习美国经验，尽快建立完善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例如出台有效的版权保护措施；相对宽松的电影审查机制；调整电影制片方、发行、院线的分配比例等相关配套政策。总之，我国政府只有加大对电影业的扶持力度，建立权责一致、监督有力的电影行政管理体制，才能为电影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有效提升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

篇5

环境伦理学诞生伊始，就出现了“身份”的问题，由于环境伦理学对传统伦理学的一些假设提出激进的批评和挑战，致使人们怀疑环境伦理学究竟是一种应用伦理学还是一种新的道德哲学？应用伦理学依据现存的或占主导地位的伦理思想资源，去关注现实社会中一些充满争议的具体问题，通过一个公共空间和对话平台，最后对问题达成共识；道德哲学则就那些与人们的价值观有关的基础性的、宏观的、形而上的问题给予探讨，试图重新理解人的本性，重新定位人在自然和宇宙中的地位，重新勘定美好理想生活的具体内容。作者认为两种模式都要重视，并在两个模式之间保持沟通互动，通过整合与超越，建立一种全新的开放式的环境伦理学，即一种研究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伦理问题的伦理学说，其目的是为环境保护提供一个恰当的道德根据。这是从“问题意识”与“实践取向”角度给环境伦理学下的定义，环境伦理学也就兼容了“应用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两种身份，而这两点又恰是环境伦理学的生命力所在。

环境伦理学并非是对传统伦理原则的简单应用，而是对传统伦理的继承与创新，具有宽广的研究范围、革命性的价值取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全球性的研究视野。

2.从儒家的视角出发整合与超越环境伦理学史上的四大理论流派，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这四大理论流派分别为人类中心主义（强、弱）、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概括起来，又可以表达为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这些理论流派，观点不一，各有长处，也有不足，在环境问题的实践中既具有价值但又成为障碍。对此，作者认为任何一种环境伦理学，都必须首先肯定人的生存和延续，一种不包含人的福利的环境伦理学肯定是没有生命力的，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人们只把人类的利益当作行为的最高准则，而是没有把全人类的利益当作行为的指导方针。但以人类利益作为确定道德原则的根据，也有两个缺陷：一是人的利益欲望是复杂多样的，有高尚的也有堕落的，难以统一；二是规则是为了规范欲望、利益的，因此从人类的欲望和利益中引出的规则去规范人类的欲望和利益是不合理的。

基于上述认识，作者提出了对四大理论流派的中国儒家式整合与超越方案，观点如下：①儒家思想与四大环境伦理流派在规范层面上都具有可比性，不具有接受上的障碍。如诺顿强调的“理性偏好”就与儒家里面孟子的“寡欲”、荀子的“节欲”和朱熹的反对“穷口腹之欲”思想相通，他所谓的“转化价值”，即大自然的道德教育功能，与孔子的“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是相类似的；以辛格和雷根为代表的动物解放/权利论，强调以功利主义的办法计算动物的痛苦和快乐以及“天赋价值”权利，儒家在这方面相对缺失，但孟子的“不忍其觳觫”的恻隐之心还是认可人对动物所负有的直接道德义务的；生物中心主义代表史怀哲提出“敬畏生命”，儒家也强调对生命怜悯与关怀，泰勒的对生命的尊重与周敦颐“绿满窗前草不除”、程颢“欲常见造物生意”、“观万物自得意”相类；生态中心主义中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提出大地共同体，这与张载的“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亦是相通的，罗尔斯顿的内在价值创造性与儒家的“生生”（包括“生物”和“成物”）相似，生物权平等主义与孟子的“仁民爱物”、“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相似，自我实现论与二程、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说”亦是相似的。②儒家思想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元伦理学层面上具有共识。儒家对“道德”概念的理解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天道、地道和人道只是同一个“道”的不同表现形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都是道德关怀的对象。③儒家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同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也是契合的。现代环境伦理学强调伦理学必须建立在合理的世界观基础上，要有人性论根基，儒家也持相同的观点。儒家有机论的世界观为当代环境伦理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世界观基础；儒家的人要继承和彰显天地的“生生之德”，完成“生物、成物”伟业，与当代环境伦理学将人类视为道德的人是相通的。④用儒家的道德境界论整合四大环境伦理学派。采用儒家的道德境界理论，将人类中心主义、动物福利运动、生物平等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分别对应于人类中心境界、动物福利境界、生物平等境界和生态整体境界四种由低到高、逐级实现的道德境界，其中人类中心境界是最基本的、可普遍化的境界，须强制性推行，其他三个是环境伦理学的高级美德，可选择性推行。从道德境界论的角度来看，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四大流派就不再是相互矛盾和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和协同共进的。

3.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环境”资源，整合与超越现代环境伦理中的种际、代际和全球正义的争论。

有人认为环境哲学或伦理学是现代的产物，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所谓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零散论述，其系统性和理论性与现代西方的环境哲学及可持续性思想相比相差太远，现代的西方环境哲学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没有任何关联，从中国古代零星的“环境”思想中推导不出任何今天环境哲学的理论，这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

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环境”资源持肯定态度，认为在系统研究西方伦理学的同时也要全面挖掘和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环境伦理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直接表达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思想的确少有，而且带有诸多歧义，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亲自然特性。要超越具体的文本意义，从学说思想体系的层面予以把握。

首先在种际伦理方面，由于近现代的主流伦理学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被搁置甚至排斥在伦理学研究范围之外。现代环境伦理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清除这些错误的观念。作者列举了在种际伦理方面的三个主要障碍：物种歧视主义、人类沙文主义和伦理契约论，并从后果主义、道义论、美德伦理学、内在价值、共同体主义的角度进行论证。在整合环境伦理学者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原则和规范之后，杨通进先生就中国古代的动物保护伦理作了论证具体阐明：①儒家“不忍其觳觫”的恻隐之心；②道家“类无贵贱”的思想；③佛教的戒杀、放生和素食思想等。

其次在代际伦理方面，作者对未来人身份是否有“同一性”作了深入的伦理和逻辑分析，并结合边沁、康德、罗尔斯等关于代际义务的证明，化解了非“同一性”的障碍，认为代际平等是可能的，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第三在全球正义方面上，作者主要是从“正义”的内涵入手，辨别了互利的正义和公平的正义，指出环境正义应是公平的全球正义，要超越现实主义的道德怀疑论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障碍，立足世界主义，倡导一种全球公民的理念。

4.本书的不足。

篇6

大众文化批评观点

大众文化的商品性。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明确提出大众文化的商品化特征以及文化艺术已成为“商业的俘虏”,“艺术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反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这却是令人惊奇的现象。”①在他们看来,文化就是一种商品,且具有较大商业价值。

大众文化的单一性。在利益驱使下,很多人盲目追求文化的艺术性及价值性。有些文化产品一旦获利就会伴随大批量雷同的文化产品,毫无创新意义,只是不停地一再复制。于是,文化便丧失其独立性与自主性,变得单一。

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操纵性。大众文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的观念、生活。它成为迎合人们需求,使人们处于一种享乐之中的鸦片。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现实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②

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现状

大众文化的发展带动了消费市场,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及思考方式。大众文化作为科技新成果所产生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小视。我们可以试着从几个方面看我国大众文化的现状。

广告。广告的兴起就是为了促进消费、引导消费、生产消费。厂商为使产品能够顺利消费,会采取各种手段宣传产品并引导人们接受他们的产品。广告本质是消费主义,引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无意识。当广告语成为一种流行话语时,就会给没有了解和掌握这种话语的人一种压力,迫使他们去接受和了解这些话语,以便跻身流行之列而不被时代的大众抛弃。

电视。电视进入了普通家庭,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电视带来的不只是信息和娱乐,它改变了人的生存状态。电视主导了大众意识,电视里的世界是一个被编辑和改变的世界,使我们无法识别,但是也会引领大众思想观念的改变。大众媒体吞噬了信息,消除了意义。而这样的情景,观众只是被动地接受,并没有积极地参与到生产制作过程中去。大众已然成为媒体制造的“沉默的羔羊”。

大众文化批判观点

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

首先,大众文化要有独创性。如今,大众文化的多样化让人应接不暇,但是大多只是套用成功模板的一再复制。长此以往,会使人们陷入思维固定化、衰竭化,影响人们的思维力和鉴赏力。大众文化不应是僵化的,而应是鲜活的。我们常常说艺术是生活的反映,因此,我们的大众文化要深入民众生活,反映现实社会,并且在反映中还要注意文化的独创性。

篇7

慈善，指对有同情心的人们互相帮助的行为。出自《魏书?崔光传》中“光宽和慈善，不忤于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①。”慈善不是富者对贫者同情，而是一种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真正意义的慈善是以人为本，不仅关注物质层面，还要关注捐助者与受助者的心理与精神，其行为是一种不附加任何要求的施舍，因为施舍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愉快满足的②。慈善应是在慈悲的心理驱动下的善举。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乐善好施

为了响应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和投资家巴菲特发起的“捐赠承诺”行动，美国40位最富有的家族和个人承诺在有生之年或去世后，将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捐给慈善机构，由此美国再一次被世界公认为最乐善好施的民族之一。与此同时，在中国虽然有雷锋这样一个乐善好施的化身，然而“郭美美”、“卢美美”、“尚德捐赠门”等事件的发生，让中国人的乐善好施的社会慈善伦理思想遭遇质疑。尽管如此，中国的乐善好施的社会慈善伦理思想却有着很强的历史文化渊源。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乐善好施、助人为乐、雪中送炭、与人为善、扶贫济困等思想，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助理念，这也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慈善文化。

1.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慈善文化

自古以来，中国就十分崇尚道德，并把道德作为治世之道和衡量一个人文明素质高下的首要因素③。孔子思想的体系的理论核心“仁”，是中国儒家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对中华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仁”字构造为二人，也有互存、互助、互爱的涵义，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这样的道德规范。儒学作为经世之学，追求的思想道德境界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而孟子主张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以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互助观，无不体现了儒家文化中追求乐善好施的社会慈善取向④。

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骨肉亲情为人间第一情。孟子所提倡的“仁”与“爱人”，即以事亲为始向更宽泛的非血亲人际关系推衍，“仁”由“亲亲”而推及“仁民”。即：“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可见，中国的慈善文化很早就出?F于以家庭为基础的全社会的普通百姓的思想之中，有着深厚的民族基础，它要求人们不仅关心自己的家庭，慈爱自己的亲人，还要慈爱社会中所有的人，让社会中所有的鳏寡孤独和残疾人得到社会的关怀和照料。

目前，很多富者、名人、企业乐忠于慈善事业，一方面追求自我的精神价值的实现，树立良好的个人和企业形象，另一方面也通过乐善好施慈善行为背后的“晕轮效益”，提升公众对其的认知度和好感度，赢得了社会的亲睐，对其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表面上，做善事花了钱，好像亏了，但是事实上没有哪个企业家会因为做善事把企业做垮，企业家做了善事，并且长期行善，其不仅体现了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与此同时，还获得了相应的回报。不管这是一种经营手段，还是一种营销策略，姑且认为这是“仁”的善果。

2.道家：慈爱思想

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中十分有名的一章，文中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⑤”老子在道德经中还指出“我有三宝，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由此可以看出，他批判仁爱，目的便是借大道而树立道家的慈爱。老子以“慈”为宝，以慈为善德，他提倡圣人应该效法天道、“善于”施与，这是老子的慈爱思想，也可以说是他的慈善思想。他认为慈善行为是要求极高的事情，做慈善的人需要掌握时机，心地诚恳，做到恰到好处，不贻害他人，尤其不能邀集名利，真正的慈善应该不留痕迹，不求名闻，完全出于自觉自愿的奉献。作为一个开道家风气的哲学家，道论是老子最大的理论创造，正是这一套有关道的论述蕴含着慈爱的哲学基础，他的慈爱思想就是从其道论中引申出的结论，道的哲学使得他的慈爱思想具有了特别的深度、厚度和高度⑥。

然而现代社会中有很多诸如陈光标这样高调的乐善好施的慈善家，他曾说，“一个人活着如果能影响更多的人，并能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这样的生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生命，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生命。” 或许，他的行善动机不那么“纯粹”，他认为自己做慈善是给自己的内心带来满足感和幸福感，他与那些被施与的人其实是互助的关系。这似乎与传统道家不图回报的思想有所冲突，然而只要陈光标等高调慈善者们在踏踏实实做慈善，没有损害社会和公众利益，没有利用慈善搞经济或政治交易，社会应当海纳百川，万勿求全责备。人们要善于做慈善，最高的慈善应该像“水”一样，水性柔弱不争，利物而不争胜、不害物。

3.佛教：慈悲精神

佛教教义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慈悲精神。佛教以慈悲为本，慈悲者，就是对他人不幸表示怜悯和同情，具体实践的途径即布施。《大乘义章》卷十二中说：“言布施者，以己财事分布于他，名之为布；?芳夯萑耍?曰之为施。”布施行为是没有功利考虑的，完全出于对痛苦和不幸的怜悯心、同情心和慈悲心。佛教还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必受乐，恶必受苦，告诫世人为了来世的幸福今生要多施舍、要行善助人，佛语云：“积德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一个人做了好事善事最不宜是自己宣扬出去，不然，“功德”就会全消或变小，只有在暗中继续行善才会使“功德”变得更加伟大。

马云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曾说过：生意做到一定程度没佛家思想不行，大部分生意人有三个商：第一EQ情商，IQ智商，这两个之外还有一个爱商，大爱之商，你如果没有对未来、对社会、对将来、对人之间有一种爱心的话，真正的人是不会跟着你的，这三个商合在一起，你才能成为一??领导者。佛教的普济众生、慈悲、示教利喜等思想，很大程度上培养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关心帮助的良好风气。

三、乐善好施的现实意义

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它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精神。就目前而言，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慈善救济工作的开展，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然而民间的慈善事业相对滞后，如今新兴发展起来网络平台上的救济也充斥着虚假欺骗等行为，一定程度上局限了社会公众从事慈善行为的热情，但是，乐善好施的慈善思想却具有着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乐善好施的慈善伦理思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工作等学科的发展，社会工作是一种帮助社会上的贫困者、老弱者、身心残障者和其他弱势人群的工作，它的宗旨就是助人自助，即使是舶来品，但它也有很强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在这些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可以更好地实现其本土化。

中华民族素有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从村落家族的义社、义米、义塾到宗教寺院的救济贫病的善行，从政府开仓赈灾到社会的慈幼济贫，古代文献中也有不少关于乐善好施的记载。从汉代的常平仓到南北朝的六疾馆，从唐代的悲田养病坊至宋代的义庄，从明代的同善会到清代的安济堂，无不闪耀着人性慈爱的光芒。作为一种美德，乐善好施的慈善行为起源于家庭，而当其推及于社会，便是一种文化。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乐善好施文化愈深入民心，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对于灾民，对于贫困家庭和个人来说，一次及时的雪中送炭就有可能改变整个家庭和个人的命运；对于社会来说，乐善好施的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的一种有效补充，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稳定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乐善好施精神有了极大的弘扬，乐善好施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围绕着扶贫、救灾、助老、助残、助孤、助学、助医等领域，创造性地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活动和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教化民众、弱化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的作用，由此也奠定了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注释：

①翟倩然：电视娱乐公益性分析，黑龙江大学，2013.

②邹译萱：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在伦理学视野下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商界?下半月 2012年第1期.

③邹译萱：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在伦理学视野下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商界?下半月，2012年第1期.

篇8

所谓文化进化，是指文化在时间上的一种持续性过程，从狭义上讲，文化进化是指具有进步性的一种变化，这也是早期文化进化学派学者对文化进化一词的定义；而从广义上讲，文化进化又可称为文化变迁，桑林斯在《文化和进化》[2]一书中将文化进化概括为“一般进化”与“具体进化”两个方面，他认为它们是同一进化总进程的两种脉络，二者结合形成一种综合性的进化。早期的秦文化是一种区域性部族文化，处于东西部两种内涵截然不同的文化的交界地带，因而在其简单一般进化的现象之下，还存在着复杂的具体进化过程。早期秦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挣扎于西方戎狄文化与东方中原文化的夹缝之中求生存。以公元770年襄公立国为标志，在此之前秦文化主要是受西方戎狄文化影响较多，占领西周故地之后，收纳了周的文化遗产。[3]自此，秦文化大量吸收东方中原先进文化，其社会形态迅速过渡到奴隶社会，秦国一跃成为西方霸主；另一方面秦文化中也不可避免地保留了相当一部分西方戎狄文化，例如受游牧民族的好战习性的影响，秦国尚武之风盛行，秦国军队骁勇善战，被东方诸国视为“虎狼之师”。（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论证“文化是一种生物遗传复合体”时写道“当整个民族用几代人的时间抛弃传统文化，而采纳另一相异风俗时，同样的进程就会大规模发生。”[4]正是秦文化的两部分在相当长时间内的综合发展促进了秦的兴盛。而其中与秦的灭亡有着重要联系的是秦文化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退化现象。

文化退化指的是文化的退步现象，美国人类学家威尼克在《人类学辞典》[5]“文化从一种较先进和分化的水平上退到一种较不先进及不分化的水平的现象过程。”这是文化退化的狭义定义，从广义上讲，也有人将其与“文化萎缩”、“文化没落”等同起来，泛指一种文化中某些构成元素的丧失及功能上的萎缩。[6]在秦的崛起过程中，秦文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积极进取，崇尚实际，宽容开放的精神品质。在此期间，秦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参与改革的人是从其他国家来到秦国的，正是借助于他们的帮助，秦国在经济、制度等方面迅速赶上关东六国，为统一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但是当秦统一六国后在文化上表现出了强烈的退化现象，甚至在秦未统一之前这种文化退化现象就已初见端倪。此后，不论是焚百家之书还是坑杀儒生，从表面上看是对书籍和人的焚烧与杀戮，而实则是对诸子百家思想言论的消灭，是一种对秦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的一种消灭，这正是秦文化包容性丧失的一个重要体现。“始皇帝晚年病理心理均已恶化，在宫廷的核心圈子中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始皇帝统一天下，千年伟业告成，隆重喜庆之后，似乎突然滋生了深沉的失落和不安。始皇帝的失落是失去政治目标的失落……功成名就后，海内一统，剩下的都是维持巩固的余业。”。[7]

文化进化与文化退化在狭义概念上是相对的，文化进化代表的是由简单低级到复杂高级的变化，是进步的，文化退化则代表了相反的变化。[8]看似这是两种完全矛盾且不可能相容的文化现象，但实际在具体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二者是互相交织着存在，并且相伴发展的，其表现较为复杂。大体来说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文化进化的中间同时出现进步与退步的因素，另一种情况是在文化退化中也同时包含退步和进步的两个因素。这就如同矛盾的对立面，同时存在于事物的内部，并促进事物不断向前发展，使之呈现出其外在的整体性文化的一般发展特征。秦文化的内部存在着西部戎狄文化的因素，同时也存在着东方中原文化的因素。在秦文化的进化与退化过程中，秦文化中的西部戎狄文化代表了一种退步的、落后的因素，而其中的东方中原文化因素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中则是相对较为进步与发达的。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生长起来的秦文化是一种崇尚实用主义的文化，这种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是秦文化保留西部戎狄文化与东方中原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的原因。在秦的早期发展阶段至在战国末期其在兼并战争中取得决定性地位之后，秦文化的这种实用主义价值取向是以能否于自身的生存及在各国的混战中取胜有利为标准的，这就可以解释秦文化在此阶段表现出来的对外来文化的开放式态度，但同时这也干扰了其对外来文化的判别取舍，从而使得秦文化保留了大量落后的但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赢得生存竞争较为实用的文化因素。当秦灭六国之后，社会局势发生了变化，其一贯坚持的价值取向则不再有现实的客观基础，“有秦以来，数百年进取出击的锋芒，陡然间失去指向；亲政以来，近二十年扑身掀动的战争风云，瞬息间中止平息。”[9]秦文化也从刚到达的顶峰急转直下，但此后秦文化并没有消亡，而是经过其继承者的一些完善与改变，最终成为浩瀚中华文化中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4]（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7]（美）L·A·怀特等著.韩建军，商戈令，译.文化与进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3]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5]（美）查尔斯·威尼克.人类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

篇9

我国学界对文化自觉的研究肇始于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先生。先生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6个字高度概括文化自觉的实质。给予文化自觉的界定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1〕。 

先生对于文化自觉的释义为我们理解文化自觉内涵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深刻启示。首先，文化自觉应该是一个思维与存在相融合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至少包括四个环节。其一，对自身文化历史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其二，对自身文化现今所处环境和地位有深刻的理解和反思。其三，对自身文化未来发展状态和趋势有科学的分析和预判。其四，拥有建基于前三层含义基础上的体现文化自主转型能力的文化创建之实践。从根本上说，文化自觉最终表现为一种文化的自我创建之实践，这一实践建基于人们对文化的觉醒和反省。其次，文化自觉要求生活在一定文化圈子中的人既弘扬“过去”之文化精华，又彰显“现在”之文化精神；既保留本土文化之优秀特质，又借鉴吸收外来文化之优秀品质。再次，文化自觉要求各文化圈子中的人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文化形式和文化发展道路，也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以至“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一般而言，文化自觉的研究场域侧重国家和民族层次的大文化圈子。鉴于此，文化自觉更多的指在了解本国、本民族文化历史，明晰本国、本民族文化发展现状和地位，以及对本国、本民族文化未来发展状态和趋势有科学分析和预判的基础上，弘扬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之精华，彰显本国、本民族现代文化之精神，保留本国、本民族文化之优秀特质，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文化之优秀品质基础上对自身文化的自主创建。文化自觉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生存和发展之前途命运的理性思考和深度把握，体现了一种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的高度责任感和攻坚克难的担当精神。 

二、从文化自觉视角看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构建 

任何学科建设与理论构建都需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同理，生态伦理学的构建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工程。我国学界对于生态伦理方面的研究起步晚，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提出生态文化范畴的概念，落后西方国家二三十年。正因为如此，国内学界对于构建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努力肇始于评介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以致于中国的生态伦理学在很长时期内带有浓厚的“西化”色彩，尚未脱离西方的研究模式和学术框架，“水土不服”现象严重。随着中西思想文化的交融、交流与交锋，中国文化的独特气质与魅力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生态伦理学的构建赋予民族文化的意蕴，认为文化自觉是构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生态伦理学必须矢志不渝坚持的“文化精神”。在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实践过程中，应以民族的视角、历史的眼光、群众的路线坚持和贯彻“文化自觉”之“文化精神”，也即要将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将中国传统生态伦理現代化，将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 

（一）民族视角：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 

中国生态伦理学由于起步较晚，从总体上而言，还未摆脱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固有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生态伦理学的简单叠加与移植。确切地说，中国生态伦理的民族属性未能充分发掘，也即未能实现西方生态伦理的“中国化”。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态伦理品质在相当程度被广大学者所忽视。在不少学者看来，中国传统生态伦理只是一些零散的思想片段，既无精确概念分析，又无严密逻辑论证。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有的生态伦理思想往往被置于比之西方生态伦理次要的地位。事实上，恰如学者云杉所言，“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2〕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现代世界梦寐以求的优秀的生态伦理品质。 

学者刘福森认为，中国生态伦理学没有按照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没有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进行重构，并呼吁构建中国人自己的生态伦理学。文化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深深打上了文化圈子（地域）的烙印。也就是说，民族性是文化的先在属性。伦理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与民族特质紧密相连。不同民族文化培育、酿造不同的生态伦理，不同生态伦理追随、契合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国的生态伦理学也是中华民族的环境理论学。中华民族的生态伦理学理应彰显中华民族自己的民族特性和文化特性。这就明确了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构建必须摆脱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内容框架和思维模式，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找到适合中华民族特色、与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相通、能够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合理成分。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构建并非全盘否定西方生态伦理，而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确保中国生态伦理的主导和主体地位，真正实现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

       （二）历史眼光：传统生态伦理现代化 

中国有着悠久的生态伦理思想文化，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因此，中国并不缺生态伦理思想。早在神农氏时代，就有“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之类的保护生物资源的禁令颁布。大禹时代又颁布了《禹禁》。周朝更加注重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的系统思想、资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相应的管理机构均已出现。随后流行的儒道释家在生态伦理方面造诣更高。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释家的“万物皆佛、众生平等”都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重要思想渊源。就连当代西方著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代表柯布及其学生格里芬都公开看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并希望中国借助自己得天独厚的思想资源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中国传统文化是有机整体主义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根基的儒、道、释所倡导的天地人和、阴阳互动的价值观念，不仅是生态运动的哲学基础，也应成为未来后现代世界的支柱性价值观念”〔3〕。我们要做的是将这些生态思想精华保留、延续下来，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提供深厚的哲学基础和有力的价值支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的独特性和启发性，对挖掘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资源，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津津乐道。但是，多数学者只是停留在对中国传统生态伦理的宣传与说教层面，并未深入分析传统生态伦理对现今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的实用性。更确切地说，传统生态伦理由于“尘封已久”，在未深入“雕琢”的情况下很难适应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构建需求。因为“伦理同哲学一样都是有时代性的”。生态伦理几乎同人类文明史同在，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中潜在发展的观念形态和价值体系。如果从历史的维度考察生态伦理，可以把生态伦理看做一个随历史条件和时代内涵不断演变的概念。翻开生态伦理思想发展史，我们能够发现，总体而言，生态伦理在每一个时期都会摈弃与时代不符的旧思想，更新与时代相符的新内容。生态伦理，这面历经时代沧桑巨变，发端于原始文明，成熟于农业文明，沉睡于工业文明，觉醒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度前夜的精神旗帜不能说是属于哪一个时代，而是一个随时代变更、完善的概念。从这个意义可以确定，生态伦理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高扬“扬弃”与“更新”旗帜，从而具备贞下起元、历久弥新的独特品格。处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拐点处，今日的中国需要认真思考传统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需要慎重把握传统伦理思想的时代转换。也就是说，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必须审慎应对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将传统生态伦理吸收到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中并不是对传统生态伦理的简单回归，而是促成传统生态伦理与现代生态伦理的最大耦合，实现传统生态伦理与现代生态伦理的时代转换，使我国的生态伦理学既保持民族文化传统，又适应现代生态伦理发展的需要。 

（三）群眾路线：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 

一般而言，受知识背景、资源禀赋、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影响，理论往往由社会精英分子首先发现和掌握。然而，理论和事实一再表明，国家抑或民族文化的强弱，从根本上而言，并不是由精英文化决定，而是取决于大众文化。因为，真正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内在精神特质的恰恰不是精英文化，而是大众文化。对生态伦理思想史进行简单回顾与考察，不难得出结论：一般而言，生态伦理首先作为精英文化而存在，并呈现出不断转化为普通民众保护自然的道德实践的发展趋势。经典作家早有研判——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强大的力量。众所周知，任何科学理论都以掌握和服务民众为宗旨。生态伦理存在的目的是使之成为“万民膜拜”的社会法则，并随之化为自觉的道德实践。因此，产生、活跃于精英阶层的生态伦理必须转化为普通民众的内化价值和外化实践。也只有如此，才能体现生态伦理的内在价值。那么，如何将生态伦理转化为普通民众的道德实践呢？这就必须经历一个使精英生态伦理大众化、通俗化的过程，姑且称之为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过程。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使精英生态伦理大众化、通俗化，也即作为精英文化的生态伦理如何能够成为普通百姓津津乐道的通俗话题？众所周知，社会精英文化只有通过普通百姓内心早已认同的文化形式才能得以传播和延续。这就需要充分挖掘和发挥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衔接紧密的文化形式—民俗文化的中介力量。对此，关于什么是民俗文化，知名学者刘福森教授早有见解：民俗文化在民族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下孕育和发展，在文化传统的延续中保存和传承，并通过民间信仰、民俗节日、民俗礼仪、民间文学艺术等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以特定信仰、节日、礼仪、文化艺术为主要内容的民俗文化形式就是沟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桥梁，是实现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化的中介力量。不难得知，民俗文化直接产生并依附于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这就决定了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直接决定普通百姓的日常行为。因此，要使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充分发挥民俗文化的中介作用，把理论化、抽象化的生态伦理通过民俗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展现给广大民众，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主动认同并自觉实践不失为一大良策。从根本上说，走群众路线，将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其最终目的是要使保护环境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的一种信仰。这才是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重点和难点。 

三、结语 

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要构建得有声有色、有血有肉，必须将“文化自觉”精神贯穿始终，以更加理性、更加主动、更加负责、更加自信、更加开明的态度将生态伦理在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精英—民俗之间进行恰当融合与适时、适度转换。值得着重一提的是，在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传统生态伦理现代化，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是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过程中的有机环节，缺一不可。不过，三环节中，将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使保护环境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的一种信仰是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的根本要义之所在。我们甚至可以说，生态伦理“民俗化”的程度与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的效果呈正相关。 

〔参 考 文 献〕 

〔1〕.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J〕.中国社会科学，2000，（01）：37-51. 

篇10

二、科幻片重点阐述救世情怀的

基督教与神学伦理

在西方国家之中，美国是一个宗教性色彩比较浓烈的国家。20世纪至今，美国共经历了基督教的两次复兴，由此能够看出宗教思想对美国的影响。文化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相互融合、互为参照的。在美国，神学就是他们一如既往所追求的文化形式。美国的基督教为了将这样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就采用大众传媒和传统文化手段进行传播，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好莱坞科幻电影，更是将宗教神学主义运用得入木三分。在很多具有影响力的好莱坞科幻电影中都会加入基督耶稣的英雄形象，作品中所阐述的基督教的原型就是美国犹太人对基督教文化的一种反映。其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宗教旨在拯救人类，只有宗教才是人类的救世主，这无疑是在强化美国精神和神学理论的形态意识。

好莱坞科幻系列经典之作当属《黑客帝国》《地球停转日》及《超人》。这三部作品的主角都映射出了基督耶稣的救世主形象。具体表现如下：第一，在剧情编写方面，三部作品都与基督耶稣的传说互相衬托。制作于1951年的《地球停转之日》，该作品主要描写来自外星球的柯腊图降落到了美国华盛顿，希望人类停止核试验，减少对大气的破坏。而科学家却没人听从他善意的提醒，甚至向其开火，试图将它杀害。剧情中柯腊图的形象就是基督耶稣的真实写照，他宽容、理性的性格特质与追求物质的现代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摄制于1978年的好莱坞作品《超人》与《地球停转日》相比则稍有不同，《超人》中所描述的基督剧情更具有指向性，且尤其清晰。甚至可以说《超人》的整个故事情节就是耶稣故事的一个转换。接受了残酷训练之后的淳朴少年克拉克蜕变为拥有神奇力量的强大超人，就如同经历过约波河洗礼之后的木匠耶稣蜕变为人类的救世主基督一样。克拉克的形象与耶稣的形象几乎完全一致。再来看1999年摄制的好莱坞电影《黑客帝国》，剧中的主人公就是能够随意游走在现实与虚幻世界之间的弥赛亚。作品之中的智能人将人类所生存的真实世界摧毁，人类只能流离失所，在这种苦难环境之下，人们内心深处只相信弥赛亚是拯救人类的第一人。而1999年以后，电脑3D视觉技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延续着之前科幻片的制作道路，继《星球大战》之后，好莱坞一年基本就能够完成一部科幻片的制作，比如作品《星河战队》《指环王》《独立日》《黑客帝国》等。《星球大战》的整个故事情节充斥着浓重的、如同史诗一般的基督教的神秘救世色彩，纵使该作品运用了非常酷炫的科幻特效，也无法掩盖它的伦理特质。在好莱坞电影中，美国伦理文化意识现象被不断深入，尤其是在电影《指环王》中，这样的伦理特质可以说被演绎得更为精彩绝伦。

三、儿童片重点阐述

无法磨灭的纯真与友爱

好莱坞迪士尼所出产的儿童片更是吸引了不同年龄阶段的观影者，并收获了非常好的评价。憨态可掬的卡通人物，仅仅从作品海报上就能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童真。

在1930年的时候，迪士尼动画进入了最鼎盛的时期。到了1990年，迪士尼卡通片跨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优秀作品不断涌现。比如《玩具总动员》《海底总动员》《狮子王》《冰河世纪》等。而在这一系列的佳片之中最受欢迎的应该就是《海底总动员》。该片主要描写的是在一片蔚蓝的大海之中，鱼爸爸不惜长途跋涉地寻找着自己的儿子尼莫，途中遇到了热情帮忙的朵莉，鱼爸爸通过重重阻挠与残酷的考验，最后与自己的儿子团聚。各种性格鲜明的角色让整个作品充满了温情。

将人性的感情光辉植入到儿童片作品之中，是美国伦理文化意识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比如动画电影《精灵鼠小弟》，该作品将小老鼠的形象拟人化，赋予小老鼠斯图尔特非常人性化的光辉，斯图尔特从被影迷认识开始就受到了人们的喜爱。近期，儿童剧作品更是为银幕献上了不少的佳作，比如《野外历险》《冰河世纪2》《怪兽屋》《篱笆墙外》《别惹蚂蚁》《加菲猫2》等，均获得了不俗的票房业绩。友爱与纯真是全世界所有人内心最柔软之处，美好的向往不仅是儿童，成人的内心也同样会有这样的情愫，这也许就是儿童片受欢迎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四、言情片重点阐述家庭与爱情的神圣

亲情、友情、爱情是人一生的主题，这些情感最容易触动人类敏感的内心。在好莱坞电影中，言情片所占的比重相当高。电影剧情也会随着主人公情感的跌宕起伏出现戏剧化的转折，而男女主角的任何一个情绪都可能会感染观影者，并与他们产生心灵上的共鸣。言情电影往往宣传和表达的都是一些非常美好的感情和事物，并且能够给社会和家庭以积极、正面的引导，所以其非常具有观众缘。

在1980年以后，好莱坞作品《克雷默夫妇》运用煽情的表述方式，将家庭破碎后所产生的夺子之战描述得感人至深。该片播出之后被称为首部最能赚取眼泪的作品。此后也出现了一系列有关亲情的温情与隔膜的成功作品，比如《金色池塘》《普通人》及《母女情深》。在80年代，类似题材的作品几乎成为银幕作品的主要发展趋势。

比较早的经典爱情作品：《罗马假日》《魂断蓝桥》《卡萨布兰卡》《乱世佳人》等堪称言情电影的鼻祖，这些作品至今再看也非常容易让人为之动容。这一系列的影片所展示出来的爱情是纯真美好的。主人公们都不屈于现实，并在久经考验后终成眷属。从1990年开始言情片仍旧延续着对于美好爱情的讴歌。《当哈利遇上莎莉》《人鬼情未了》《天使之城》《西雅图未眠夜》都赚取了观影者大把的眼泪。那个时期出现了一部风靡至今的大作《泰坦尼克号》。该作品不知影响了多少人的爱情观，每每提到这部作品笔者都是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说，至今该作品仍然是笔者内心深处最向往的童话，“与子携手、至死不渝”的爱情观也成为少男少女心中不朽的信仰。在男主角说出：“无论如何也要答应我，必须活下去！”笔者也曾几度潸然泪下。虽然该作品是以悲剧结尾，但美好、忠贞、纯洁、神圣的爱情仿佛才刚刚开始。如果说人们因为《泰坦尼克号》没有大团圆结局而感到惋惜，那么《美味情缘》《K歌情人》《曼哈顿女佣》《诺丁山》《倒霉爱神》等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这些电影都是通过幽默、浪漫的基调融合真挚的人生哲理，向人们传递一种温馨式的幸福与美好。

五、灾难片重点阐述人与自然

需要和谐共处及生命的伟大灾难片可以说是好莱坞作品中气势最宏伟之作，其所涉及的角度非常丰富，并希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人们传递一种正能量的信息。近年来因为环境的恶化、全球变暖、冰川融化、雾霾、海啸等原因使得灾难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好莱坞所制作的灾难片画面真实，让观影者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灾难片所传递出的科技伦理、生命伦理都是现代人们内心深处所渴望的理念。有研究者这样说过：好莱坞的灾难片将现代生态状况与生态忧患思想根植于作品之中，让广大的观影者感同身受的同时，产生强烈的共鸣。

1970年以后，被人们所熟知的《大白鲨》《大地震》得到了全球观影者的推崇，受到了广大电影爱好者的欢迎。此后的《狂蟒之灾》《天崩地裂》《龙卷风》《空中危机》《侏罗纪公园》《水深火热》等一系列灾难题材的作品，通过各种极其真实的场面让观众对于未来生活担忧不已，并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好莱坞的灾难性题材作品可以分为“人为型”与“自然型”两种。所有灾难电影所体现的人类在对抗灾难时所展现出来的能力是非常薄弱的。编剧在制作作品的时候很明显地考虑到了生态环境的危机，同时将这种危机意识贯穿于剧中，通过真实而紧张的剧情让观众产生前所未有的认同感，但这类电影所要传达的仍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

《后天》是好莱坞作品之中极为震撼的一部作品，该作品通过地球气候的灾变使观影者对未来的生活产生强烈的担忧，虽然事实上这样的灾变发生的概率非常低，但是却无法影响人们对作品中环境恶化的深思。人们将这种从电影中获得的感悟付之于行动，不但更加注重对生存环境的保护，而且能够以身作则，起到正面的带头作用。同样还有一些科技色彩比较浓重的灾难片，比如《深度撞击》《绝世天劫》《未来水世界》等，这样一系列影片具备一些深度思想，这些思想包括伦理与理性的抉择问题，不过都是以宣扬积极、正面的思想为核心。

篇11

    影视产品是传播文化意识形态的有效载体,作为特定的话语空间,它们发挥对内凝聚本土国族想象与文化认同,对外树立本民族文化的国际形象的积极作用。目前,我国业已成为全世界影视剧生产总量最大的国家,下一步所面临的正是从生产大国向生产强国的飞跃。从“文化走出去”战略而言,视听产品更要强调全球文化市场的普及度,中国电视剧更需积极走向国际市场,面向国际市场的中国电视剧需在积极利用其本土资源优势的前提下,坚持“中国立场、国家表达”,完善视听语言的绚丽表达,强化营销与推广环节,吸引“最大公约数”的受众。毫无疑问,中国电视剧的国际化有利于中国在全球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中占据主动地位,提升国家软实力。

    一、软实力与电视剧传播

    “软实力”理论(SoftPower)由美国着名学者约瑟夫·奈提出,其核心概念是在克莱因的“克莱因方程”与汉斯·摩根索的“九要素”基础上提炼而成。约瑟夫·奈进而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文化和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如果说经济、政治和军事是一个国家的外在形象,而文化和价值观这些软实力因素则是这个国家的“灵魂”。从全球范围看,各个国家间的软实力竞争形成世界性浪潮:美国的好莱坞影片与堪与大片比肩的美国电视剧、法国的“文化外交”、德国的“歌德学院”、英国的“创意英国”等名目繁多活动均是软实力的交流与博弈,均是以价值观为主导的文化交融与交锋。归根结底,“软权力是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的同化力与规制力,其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的”。

    按照美国学者弗莱曼的解释,在当代世界向软实力世界发展的趋势中,一个正在兴起的现象,即“符号的战争”,这是通过大众媒介形象、大众娱乐、跨国公司和世界品牌而达成的对国家边界的入侵,在这一新的格局中,文化符号特别是影像符号的战争强力地影响着全球格局。因此,电视剧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产品,它在传播中往往输出的是核心价值观与国家形象,以最近HBO电视台制作的关于二战的史诗迷你剧《血战太平洋》为例,作为第68届金球奖最佳电视电影奖的得主,它保留了《兄弟连》(Band of Brothers)的原班主创,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和影星汤姆,汉克斯(Tom Hanks)作为主要制作人,总投资达到2亿美元,堪称电视史上投资最高昂的电视节目,从文本表层符号看,《血战太平洋》制作精良,几乎涵盖了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所有重要战役,其极具历史符号性的场景在视觉冲击力堪比大片;更为重要的是,在文本核心价值层面,反复出现的美国国旗、美军的英勇表现与太平洋战争的老兵访谈无不指涉历史话语背后的政治理念,这些元素集合力图将观众的观剧体验导向对美国现实政治的深度认同。

篇12

（一）对于“历史文化老街”概念的界定

自2008年启动“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以来，已有全国各地共计40条街道入围。“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的评选时为了更好的保护历史文化街区，那么到底何为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文化街区，是特殊类型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中规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街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并报国务院备案。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做出的定义为：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在学术上，一般称其为“历史地段”。 而我们这里所指的“历史文化老街”就是历史文化街区中的核心内容。

（二）历史文化老街保护价值及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中传统历史街区的外在物质形态与现代文明、发展形式的矛盾日益凸显。历史文化老街组成了一个城市的历史环境，其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历史联系，保留着城市的历史特色，见证了城市的变迁，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实物例证。当今的中国正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城市的变换更是日新月异，很多的城市都在进行旧城改造，很多的旧城街区被拆除改建为高楼大厦，保留下来的历史文化老街很少，并且在现实的保护工作中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使历史文化老街的保护面临着严峻的问题。因此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研究就必须受到重视了。历史文化老街的保护研究的价值及现实意义重点体现在：

1.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研究有助于了解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变迁。因为历史文化老街的存在本身就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实物例证，对其的研究当然可以了解城市的历史，观察城市的变迁。

2.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研究有助于寻求历史文化老街的合理保护模式。对不同历史文化老街保护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寻找各自优缺点，找到更好的老街保护模式，解决一些历史文化老街保护中遇到的问题，为老街保护提供政策的参考。

3.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研究有助于唤醒人们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意识。历史文化老街是一个城市的历史财富，是属于广大市民的共同财富，但由于老街的存在可能并不为人们所熟知，对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的研究可以唤起大家对历史文化老街的重视，注重对其的保护，为老街的保护献出一份力。

4.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研究有助于丰富一个城市的特色文化，形成城市的文化名片，增强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

（三）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的相关政策规定

历史文化街区或说“历史地段”这一概念的形成始于20世纪60年代。战争的肆虐以及随后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建设使得大面积的老城区、老街道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当城市的特色渐失，当城市的回忆被割裂，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保存这些历史文化、地区特色对于文化传承、地域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最先提出规定将有价值的历史文化街区划定为“历史保护区”的国家是法国。法国1962年颁布了《马尔罗法》，其中制定了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继续使用的规划，如保护区内的建筑物不得任意拆除，符合要求的修整可以得到国家的资助，并享受若干减免税的优惠等。

相比之下，中国略为落后。中国正式提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是在1986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指出：“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也应予以保护，可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公布为当地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这是保护历史遗产的重要举措，也是从此开始形成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分层次的保护体系。2008年国家开始实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四）关于历史文化老街保护的研究成果

国内外关于本课题的研究通常是与该城市的城市规划相结合，如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和重庆市规划局编制处共同发表的论文《历史街区建筑的保护与整治方法》；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发表的论文《对于我国历史街区保护实践模式的剖析》综合分析了对我国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实践模式及其利弊，该文指出我国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科学发展值得思索的几个共同点 ，并试着提出发展对策。或是以旅游业发展为目的来研究历史文化街区的动态保护模式，如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表的研究成果《我国历史文化街区动态保护模式的比较研究》等。而这些研究可说大多都是基于发展目的来研究保护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