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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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意识形态，哲学范畴词汇，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也可以理解为对事物的理解、认知，它是一种对事物的感观思想，它是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

2、意识形态不是人脑中固有的，而是源于社会存在。人的意识形态受思维能力、环境、信息（教育、宣传）、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同一种事物的理解、认知也不同。出自《意识形态原理》。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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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4-041-02

“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是比较短的，大约有200年，但它却很复杂。“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最初是在1795年由法国思想家特拉西提出的。他倡议研究“思想科学”，并为之用了一个名词――意识形态。19世纪，经典理论家也提出了意识形态的理论，认为意识形态是耸立于庞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属于上层建筑中观念的那一部分，而且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观念体系。后来20世纪的法国学者阿尔都塞重又阅读的经典，提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实践，是对人的意识的加工。而且他用结构主义的视角, 从科学、历史、艺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

一、意识形态的涵义

意识形态概念正式提出距今约有200年历史了，但以思想观念体系的形态存在及发展却是伴随阶级社会的产生而发展的。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和政治文化事实，它不仅是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也是政治和政治学、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范畴。

自“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诞生以来，就一直处于复杂的争议之中。“英国著名文化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对目前西方理论学术著作中通用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统计，发现对意识形态所下的定义至少16种。”最早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是法国思想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1754―1836），他在《意识形态原理》一书中认为，意识形态是指“一种全新的观念科学，一种观念学，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础”。在特拉西看来，意识形态不是一种纯粹的解释性理论，而是负有使命的拯救人类、为人类服务并使人类摆脱过去种种偏见的科学，是超越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上的科学的思想体系。

特拉西之后，著名的思想家大都从政治与政治学视角使用意识形态，但对意识形态的概念都未作明确界定，而且对意识形态大多持否定态度。即使如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样的伟大学者，虽然均曾触及过意识形态问题，但也都未明确用过“意识形态”概念。甚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意识形态专著中，的经典作家也没有对其进行概念性的注释，但毕竟已超出特拉西的思想体系的内容了。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系统地批判了以鲍威尔、施蒂纳等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思想，并由此批判作为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整个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斯、恩格斯指出，“这种意识形态是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根据本阶级的利益自觉编造出来的思想幻想，是掩蔽现实关系的精神力量，是对社会现实的颠倒的、神秘的反映”。由此可见，他们是将意识形态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来阐释的。

二战后，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的解释以中性态度为主。如在《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意识形态”被解释为是与宗教不同的、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世信念，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英国学者约翰・普拉门纳兹在《意识形态》一书中认为，意识形态有着“明确的价值观和完整的思想体系和社会的隐含的价值观”两种涵义。再如，美国的《美国政府与政治》辞典中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人与社会本质的政治信念的综合体系；是一种最好生活方式和最佳的社会机构安排的观念的有机集合体。”这些都是以中立态度阐释“意识形态”这一范畴，但也有不少学者对其持否定态度。法国的莫理斯・迪韦尔热在《政治社会学》一书中认为，意识形态“是指解释一个社会的系统方法，它或者为这个社会辩护，或者批判这个社会，成为维持、改造或摧毁这个社会而采取行动的依据”。而美国学者阿瑟・施莱辛格则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组系统的僵硬的教条和信条，人们根据这些教条和信条试图了解世界，并试图保存或改变这个世界。”虽然当代西方大多学者对“意识形态”的具体内涵没有达成一致，但有一点是共通的：意识形态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有的、代表着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是一种明确的系统化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体系。

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就是一种观念或上层建筑的思想意识及其社会意识形式。“认为，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它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之上，反映一定阶级、集团的持久的经济政治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我国，对意识形态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存在于肖前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一书中，书中指出意识形态是“社会的观念上层建筑，是对一定社会经济形态以及由经济形态所决定的政治制度的自觉反映。”

可见，意识形态由产生到现在，国内外学者对其概念的解释与界定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它已经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复杂多变的政治哲学概念。一般意义上讲，认为意识形态首先是特定阶级利益的反映，因而也是对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直接反映，是由多层次的社会意识系统化的观念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意识形态的层次性主要体现在它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众多社会意识形式。横向剖析意识形态的内容结构，认为意识形态可分为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意识形态三大部分。政治意识形态是指维护或批判国家政权或某种政治法律制度的系统化的思想观念，即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经济意识形态指的是维护或攻击某种经济制度、经济形式的思想理论体系，又称政治经济学。文化意识形态是指为当时统治阶级倡导的思维价值取向，是道德价值观念、伦理思想、心理情感、风俗习惯等的总和。

二、意识形态特征

1.阶级性与人类性的统一。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不过是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思想表现，是以思想形式表现出来的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物质关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讲，“占统治阶级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尽管如此在极具阶级性的意识形态中也不同程度的包含着全人类的共通因素，阶级性与人类性这两大因素总是以一种特殊的关系共存于同一意识形态之中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也指革命阶级的阶级意识。“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也就是说，当革命阶级将自己的思想描绘成惟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时，就会自然地赋予了意识形态越来越多的人类性和普遍性。

2.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在意识形态中，理论的因素与实践的因素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意识形态是一个涵盖了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艺术、哲学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学说、思想观点的系统化的复杂思想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任何意识形态都来源于社会现实，并以指向、服务于一定的社会实践为根本目的和价值诉求。实践性是意识形态的基本特性，是统治阶级、社会利益集团集体行动的思想政治观念得以产生、发展和巩固的前提和基础。一言概之，意识形态就是以系统化的理论形式表达出来的一种实践要求。

3.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由于思想意识的历史继承性及其惯性作用，后一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前一历史阶段的思想材料和价值观念。任何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无不蕴涵了之前社会意识中的能够促进现世社会发展的思想元素。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创造。”当然，对于那些完全失去时代价值、对现实世界起阻碍作用的思想观念，必须彻底地批判、抛弃和肃清其消极影响。有些观念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充实、改进并赋予新的思想内容，提升为新的意识形态因素。另外，既然意识形态是对当时社会存在的现实反应，而社会又是不断发展变化了的客观存在，那么发展性必然成为意识形态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意识形态学说正是在继承、突破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将理论与发展着的时代要求和实践需求相结合，最终造就了科学社会主义开放、发展的意识形态体系。

4.现实性与理想性统一。意识形态是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一方面，“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表现为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也就是说，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根源于社会存在和发展，是对社会物质经济生活能动的反作用。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也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对未来社会的一种理想与憧憬。任何有生命力的意识形态决不止步于对现实存在的反应上，而都是超前性的、代表未来社会、预示着社会事物发展前途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意识形态的理想性特征。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博士后基金，编号：LBH-Z10102］

参考文献：

1.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季广茂.译者前言[A].[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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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童先生的各种文论教材和相关论文，关于“审美意识形态论”具有三处代表性的阐发：其一，文学“是一种具有审美特质的社会意识形态”（注：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60页。）。此处“意识形态”被看做是“人类社会意识的外化形态”：“文学是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物，即人类意识的外化、形态化，就这一点而言，它如同政治、哲学、科学、宗教、道德一样是一种意识形态”（注：童庆炳：《文学概论自学考试指导书》，武汉大学出版，1995年版11页。）。这里的“审美特质”在客体上表现为：面对客观事物的自然属性和价值系统，文学所撷取和反映的“必须而且只能是客体的审美价值”（注：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29～30页。）。

其二，“所谓审美意识形态，就必然是审美与意识形态复杂的组合形式”（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页。）。而这里的“意识形态”已与“人类意识的外在化形态”大相径庭：“意识形态是与经济基础相对的一种上层建筑形式，指上层建筑内部区别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话语活动，如哲学、伦理学、宗教、文学及其它艺术等。”（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页。）此处也对审美作了正面阐释：“审美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指人与世界（社会和自然）形成一种非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关系状态。”（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页。）

其三，“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学又是人类的一种审美活动。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与文学的审美特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就产生‘质变’，产生了作为文学的根本性质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注：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页。）作为文学属概念的意识形态又不是“话语活动”了，而回到了“人类意识的外化形态”上去了：“我们说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就是说社会生活本来是自然形态的东西，经过作家的艺术改造，变为观念形态的东西。”（注：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页。）而审美也变成了人对事物的特殊精神活动过程：“审美是心理处于活跃状态的主体，在特定的心境时空中，在有历史文化渗透的条件下，对客体的美的关照、感悟、判断。”（注：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页。）

由上述可知，童先生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两个层面中：一是不同版本的论著对“审美意识形态论”具有不同版本的解释，各种解说之间不仅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二是不同解说自身也有诸多不尽合理和值得商榷的地方。

先说第一个层面的问题。上面三种解释都把文学的属概念规定为一种“意识形态”，但对意识形态的界定却并不一致。解说一、三认为意识形态是“人类意识的外化、形态化”，在外延上包括全部社会意识内容。解说二认为它是一种“话语活动”，这一说法实际上已经把社会意识中的某些因素排斥在外了。一般认为，所谓“话语活动”不过是说话主体与接受者之间在一定话语情境中通过文本进行的一种信息沟通过程。而话语活动之所以能够进行，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话语双主体（说话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沟通的媒介——“文本”的存在。文本大体有两个存在形式，即所说的话与所写的文字。我们知道，如社会习俗、幻想、集体无意识等社会心理因素并不常常构成“文本”和“话语系统”。因此，从意识活动的角度说，社会心理因素不能构成话语活动的重要内容。这样，一边认为意识形态包括全部社会意识内容，一边又认为它排除了社会意识的某些内容，两个意识形态概念在外延上发生了矛盾。在内涵上两者也相互抵牾。前者认为意识形态是“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物”，把它视为静态的、凝固化的事物；后者又认为它是“话语活动”，即是包括说话主体、接受者、文本、沟通等多种因素在内的动态过程。其实话语活动本质上就是意识活动，如果意识形态是话语活动，在更大范围上等于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意识活动，那么，一面说，意识形态是“意识活动的产物”，一面又认为它是“意识活动”本身，孰对孰错？令人匪夷所思。

由于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解释充满矛盾，已经提前决定了对“审美意识形态”和“文学”不可能再有科学合理的说明了。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对“审美”的解释之中。解说二，把审美视为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和人与世界的一种特殊关系；解说三又把它变成了人类对“美物”的“观照、感悟、判断”的精神活动。应该说，单就“审美”一词而言，它确实拥有包括上面两种含义的多重内涵。然而，在“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判断中，“审美”充当的是被判断事物“文学”的“种差”，即文学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独特性质。严格说来，这个种差——“审美”必须是确定而统一的，否则，就会使人产生认识上的歧义和模糊。

从第二个层面来说，童庆炳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每种解说自身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解说一把文学规定为“人类社会意识的外化形态”，在方法论上混淆了事物的存在“形态”和分属领域。一般而言，事物的形态是人的感官能够直接把握的事物外貌状态。例如，人们能够直接把握H[,2]O的“形态”只能是气态的、液态的、固态的水，亦即我们说H[,2]O只能形态化为汽、水、冰三种形态，而不能说它“形态化”为了黄河、太平洋和喜玛拉雅雪峰。同样人类社会意识的“外化形态”也只能是为人所直接感知和把握的语言、文字、文本、话语及人的自觉不自觉的动作行为等，而不能形态化为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就像河流、雪山不过是H[,2]O的形态——水、冰的存在领域一样，哲学、文学也只是人类社会意识的某种外化形态——哲学性文本和话语、文学性文本和话语的存在领域。

以撷取现实生活中的审美价值作为文学的“特质”，理由并不充分。童先生的说法是：“当我们说文学艺术的独特对象是客观现实的审美价值的时候，不要把现实的审美价值当成是独立的存在。现实的审美价值具有一种溶解和综合的特性，它就像有熔解力的水一样，可以把认识价值、政治价值、宗教价值等溶解于其中。”（注：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29～30页。）然而世界上任何具有相同属性的事物一般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不仅事物的审美价值不是独立的，其实用价值、认识价值、政治价值、道德价值等也是如此；不仅实用价值、政治价值等可以渗透溶解于审美价值之中，反过来审美价值也完全可以渗透溶解于实用价值和其它价值之中，那么既然文学可以撷取溶解其他价值因素的审美价值，也完全可以撷取融合审美价值的实用价值或其它价值。为什么“必须而且只能”撷取审美价值呢？为什么“必须而且只能”要用审美价值去溶解其它价值呢？童先生并没有准确把握到文学与审美价值之间的必然联系的关键之点。

解说二在属概念上把文学视为一种话语活动，把“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命题的种差——“审美”解释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和人与世界的一种特殊关系。紧接着又说：“它（审美）可以从目的、方式和态度三个方面加以理解。从目的看，审美是无功利的；从方式看，审美是形象的；从态度看，审美是情感的。”（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页。）然而，我们知道“方式”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所采取的方法和形式，它与“目的”、“态度”等一起构成实践活动的下位概念，我们只能说人类在掌握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抱有何种目的，采取何种方式，表现何种态度，而不能说“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解说二中审美内涵之一）的目的如何，方式如何，态度如何。“关系”是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它至少在双方之间方可发生，审美关系必然发生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审美关系（解说二中审美内涵之二）的特征也必然是审美主体与对象互相作用所形成的特殊状态的特征。如所周知，在审美发生过程中，就主体的心理状况而言，最终并不报有任何目的，主要采取形象方式，并表现出某种情感态度。这只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所呈现出的特点，而并不是主体与对象间形成的审美关系的特点。

如此的“意识形态”与如此的“审美”，两者“复杂组合”而成的审美意识形态的内涵应是什么呢？我们找不到明确的答案。

解说三与前两种解释最大的不同是提出了“文学是一种审美活动”的观点，而问题也恰在于此。我们知道，审美活动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审美活动包括审美欣赏与审美创造两种含义，狭义的审美活动单指审美欣赏。显然，上述对审美（活动）的理解指的就是狭义上的。让人不解的是，童庆炳先生一向坚持文学活动论，即认为文学是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而审美欣赏不过存在于读者——作品的环节之中，说文学是一种狭义的审美活动，实质上等于说文学仅是一种读者对作品的鉴赏活动了。我们宁愿认为这是童先生的疏忽。问题是我们把这种疏忽的因素考虑进来，如果从广义上理解审美活动，即把“审美创造”也看做是审美活动的重要内容，可否认为文学是一种审美活动呢？我认为，广义的审美活动仍涵盖不了文学活动。首先。“审美创造”不等于“艺术创作”。为了表达对传统艺术的反叛，杜桑为微笑的蒙娜丽莎画上两撇胡子，又把夜壶摆上大雅之堂供人观赏，名之曰《泉》，我们说不清是在创造美还是在破坏美。但由于这些作品确实蕴含着某种艺术意义，我们还把这些艺术家的行为称为艺术创作。其次，审美活动中的审美欣赏也不等于文学活动中的读者接受。我们认为，审美欣赏是审美主体在非功利状态下对事物形式进行的非功利情感的知觉过程。但在文学艺术的接受活动中，往往要经历阅读——鉴赏——评价（不只是审美评价）的过程。其中，只有在鉴赏的某个瞬间读者是完全排除功利性考虑的。另外，文学活动中“世界——作家”的加工过程，“读者——作家”的反馈过程，“读者——世界”的体认过程等环节也很少与审美结缘。由此可见，文学活动不等于审美活动。

三、我的几点看法

如所周知，文学现象的无限丰富性和复杂性，为阐释文学提供了巨大的理论空间。在多元化的阐释背景下，从人类社会意识的角度解说文学，不过是多音合唱中的一种声音。至于是否可以担当“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要从人类社会意识的视角审视文学，就应挖掘出它本来已拥有的深厚的理论内涵，进而明晰地、系统地、合乎逻辑地将其阐发出来。由于篇幅所限，现将几点看法粗列如下，详细论述笔者另有专文。

现代人类文明意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具体说来，文明意识可以分为实用意识、审美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大类。实用意识遵循的是现实实用性原则。它具有明确的实用目的性和功利性，即满足人类的物质性存在的需要。实用意识又可分成两小类，用来专门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相关技术发明以及指导思维活动和语言交际的意识类型，可称之为工具意识；专门对组织、团体、国家、社会及其活动进行规范、制约和管理的意识类型，可称之为规范意识。审美意识是在实用意识中分化产生的一种超功利性意识类型。首先，只有当人类形成了完全的抽象能力，具有了把事物的形成与属性相区分的能力，人才有条件和可能以非功利的态度和非功利的情感专注于欣赏事物的形式，于是审美欣赏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其次，如黑格尔所言：“人有一种冲动，要在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中实现自己。”（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9页。）而当实践水平发展到人们的精力可以不必全部投放于事物内容和属性，而有能力集中于对承载事物内容和属性的形式的创造上时，我们说审美创造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在审美欣赏和审美创造活动的共同推动下，人类的审美感觉、欲望、兴趣、情感以及审美观念、理想等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进而形成了由这些因素统一而成的完整的人类审美意识。与实用意识相比，审美意识的特征表现在三大方面：非功利性、超越性、自由性。

文学可以成为各种社会意识的表现形式。由于各类意识内部结构不同，承担职能不一样，它们分属领域和表现形式也不一样。实用意识内部，观念、认识等理性化因素与欲望、情感等感性化因素相比处于主导地位。按其特点与职能，工具意识分属于了自然科学、语言学、思维科学等领域；规范意识分属于了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伦理等领域。欲望、情感等感性因素在意识内部处于主导地位的审美意识，主要分属于了文学、音乐等艺术领域。某一意识归属于某一领域，以某一形式表现，并不具有天然合法性。在人类所有意识类型中，情感、想象、理想等作为不稳定的因素，在特定情况下都可能突现成为主导因素。此时，该种意识的最佳表现形式就是文学艺术。换言之，文学艺术的特殊性之一在于，它主要是审美意识的存在领域和表现形式，也可以成为实用意识诸种类的表现形式，还可以成为实用意识之下的个人潜意识和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泄导渠道和形式。

意识形态指的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由包括审美意识在内的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和意识因素构成的、表现在各种意识领域中的社会意识的整体面貌和样态。按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一定社会形态中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必然决定着该社会形态中存在于各种具体社会意识形式中社会意识的性质。因此，具体的社会意识无论归属于什么领域和分工形式，其社会性质都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和支配，从而产生社会意识在社会性质上的差别和划分，各自形成特定的样态、面貌。另一方面，不管何种意识形式、何种意识因素只要产生并存在于某种社会形态之中，就有可能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显露或隐曲地体现出该种社会形态的社会性质。同时，它们会以体现社会同一性质为磁石，聚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意识样态。我们把这个体现一定社会形态性质的统一的、意识样态叫做“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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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是唯物史观重要的概念之一。从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近半个世纪中，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和批判已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说基础上，在投身革命实践活动和理论创新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认为，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由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和哲学等意识形式组成的有机的思想体系。它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之上，反映一定社会阶级、集团持久的经济政治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是一定社会最权威的政治合法性的解释体系，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在构建社会价值体系、确立社会价值导向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1]可见，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强调意识形态依赖并产生于社会的经济条件和物质关系。在者看来，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流意识形态又可称为主导意识形态，我们可以将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涵界定为：反映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为其服务的，由现实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为巩固建立于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服务的思想体系。

时至今日，主流意识形态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关乎政党与阶级的发展、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关乎一个民族精神状态与价值观念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不仅包括综合国力的物质“硬件”上，而且包括国家的战略意志、国民精神、民族文化力、对政府的支持力和社会凝聚力等综合国力的精神“软件”上，即世界上无论何种制度的社会和国家的执政党都毫无例外地重视本国主流意识形态问题，毫无例外地重视加强本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正确认识与深入把握主流意识形态的特征，是科学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必要前提。

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既具有一般意识形态的特征，同时还有作为统治阶级行为准则的特征。主流意识形态除具有一般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总体性、相对独立性等特点之外，还具有以下特点：

1、主导性特征

主导性是主流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特点。毋庸置疑，“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一个社会思想文化的中枢和支柱，构成一个民族精神信仰的基础和载体，它是引导人们行动的风向标，是支撑社会的稳定器。

主流意识形态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和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实际上，每个时代和社会都需要一种能为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推动社会稳步发展。在价值多元纷呈，甚至彼此冲突、对立的情况下，更需要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在多元价值之间保持合理张力，抑制各种价值主张之间的紧张，从而统一人们的思想、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2 稳定性特征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曾经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套“持续和统一的信条”[3]指的就是主流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相对的稳定性。对于任何统治阶级来说，它所信奉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不可随便变动，否则将引起其成员的思想和认识的混乱，并且容易导致分裂，引起广大民众的无所适从。苏联解体的事实证明，经常变换自己的意识形态的统治阶级是不能长期地生存下去的。

就主流意识形态而言，稳定性主要还表现为作为统治阶级执政前后意识形态要具有连贯性、一致性。这种连贯性和一致性，对于通过非体制途径执掌政权的政党来说，尤其要慎重对待。因为，在夺取政权过程中，该政党会以意识形态作为鼓动民众的旗号，描绘出一幅未来社会的图景，向民众许下诺言。民众之所以选择这个党，就是因为民众对这个党的意识形态和许诺寄予期望。这样，在掌权以后，作为统治阶级的执政党必须兑现这些诺言。否则，民众就会对执政党失望，对执政党宣扬的那套思想观念不再信任。所以，有学者指出：用轻率的许诺去刺激人们的参与热情，吊高人们的胃口，固然可以为政党赢得暂时的支持，但这也同时意味着，一旦这些诺言实现不了，政党就有失去民心的危险。对执政党来说，一个比较稳健、谨慎、低调的意识形态比一个高调、激进意识形态要更为有利。[4]因为比较稳健、谨慎、低调的意识形态，能够更容易地保持其连贯性和一致性。

3 渗透性特征

这里所说的“渗透性”，就是主流意识形态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这种渗透性体现在，通过统治阶级的教化，意识形态为民众所认知，并逐渐地深入到他们的心灵和精神世界，转变为一种坚定的“信条”，成为指导他们进行社会实践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统治阶级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渗透性特点。因为只有深入人心，意识形态才能持久而稳固，统治阶级也才能把自身的政治影响力转换成权威，更好地发挥意识形态“软国家机器”的作用。

人类历史表明，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实施对社会的统治，采取的是两种基本手段：一是国家机器，即所谓的“硬”手段；二是“软国家机器”，即意识形态的“感化”手段。这种“感化”手段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功力完成的，是一种“软”手段，它同“硬”手段相辅相成，共同维护自己阶级统治的社会制度稳定地存在下去。意识形态要发挥其“软国家机器”作用，一个根本性前提就是让意识形态深入民众的内心世界，变成人们的坚定信仰。著名的西方者葛兰西认为，任何一个统治阶级若不能很好地利用意识形态来灌输、教化人民，行使思想文化上的统治，就不能长时期地掌握国家政权。[5]

4 包容性特征

这里所说的“包容性”，是指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兼容并蓄其他意识形态合理、科学成分的气度和能力，对日常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理想上存在的多样性的认可和提倡。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一方面向现实生活敞开，不断关注、吸纳和提升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重大问题、新鲜经验，以之作为自己思考的对象，也作为推动自己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与有益的或无害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协调与共存，最大限度地包容、整合其他有益的或无害的意识形态的内容。

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体现的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开放姿态，能够兼收并蓄，吸纳、包容社会上不同阶级、阶层、团体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众多社会阶层的支持和拥护。这种包容性是由统治阶级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任务决定的。众所周知，从本质上讲，统治阶级代表的总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人，而不是全部。主流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面公开的旗帜，从本质上讲也只能反映这部分人的利益、要求。但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条件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却不是那样，也不能那么做。因为执政党掌握了公共权力，控制着政府的运作。公共权力属于全体民众，政府的施政应当惠及全体民众，而绝不能只顾及执政党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如果政党在执政过程中不能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它就会被看成谋一己之私利的党派而沦为“孤家寡人”，为民众所抛弃。处理这种实质上代表部分与形式上代表社会的关系，体现在主流意识形态上，就是要求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拥有较大的包容性和灵活性，能够充分地反映、涵盖、容纳社会上大部分人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社会民众的广泛支持，进而动员起最广泛的社会力量，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98；

[2]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98；

[3] [美]罗伯特・A・达尔；王沪宁、陈峰译.《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 78；

篇5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总是存在着多种政治思想，必然有一种政治思想处于主导地位并对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起着指导作用。从历史来看，一种就是掌握着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另一种是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的某个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在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儒学属于前一种，始终贯穿于中华文化脉络之中。自汉朝正式确立儒学思想的统治地位，尽管出现了时兴时废的现象，但是从统治阶级的立场来看，它始终扮演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角色，一直到近代。这个过程离不开儒家学者们的努力，离不开统治当权者对儒学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极力推崇以及积极建设。

一、儒学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演进过程

孔子较早触及到了意识形态建设理论，提出应以发展经济为先，发扬德治礼教优势。在孔子看来，经济发展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发展。他认为治理一个国家，首先要发展经济，“使民以时，轻征薄敛”；其次要加强德治礼教，“不学礼，无以立”。在他看来，德治礼教优于政令、刑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做到“有耻且格”。教育与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有密切的联系，应把政治思想、伦理道德等灌输给人民，可以起到施加政治影响的作用；最后，他认为统治者应以身作则，以“礼”和“仁”为核心内容，教育人们学“礼”。这一系列的灌输礼乐的思想，其中有不乏积极的方面，但也有一些消极的思想，如教育分等级等。由孔子创立的儒学思想，包含了礼乐、名分、宗法、井田、孝悌仁义等思想，经孟子的阐扬、理论化，再经荀子对儒、道、法各派思想的整合与超越，奠定了儒学意识形态化的基础。

孟子提出“制产”、“恒产”、“保民”、“教民”、“与民同乐”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主张土地、人民、政事是国家之三宝，关键还在于能否得民。他认为，应“省刑罚”，为民“制产”，使民有“恒产”。正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说明人民有“恒产”的重要性。他还主张，“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因而要尽力“保民”、“教民”。

荀子提出“教诲”以“调一”以及尊师重“礼”思想。他发展了孔子的“礼”，从唯物主义的宇宙观、认识论和性恶论出发，认为教育具有统一思想行为的作用，使兵强城固，国富民强。《荀子.强国》载：“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犯）也”，可见，教育对个人而言“至乎礼而止”，“化性起伪”。荀子认为师是礼法的化身，他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哀，必贱师而轻傅”，他时常君师并提，足见其非常尊师。

董仲舒的“变民风，化民俗”思想。他从抬高君权的角度，认为教育是王者必不可少的权力，他说：“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正如他所说：“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可见，董仲舒认为学校是王者实施“德教”的主要阵地，目的在于育才、“变民风”、“化民俗”，甚至认为教化比刑罚来得有效。

韩愈强调教师应有“师道”，信守“道”，传其“道”。他认为，“学所以为道”，即“古道”，儒家仁义之道，也就是“先王之教”。朱熹承袭儒家思想观点，主张封建伦理之教。他认为“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他还把“存天理、灭人欲”的“复性”之说，与“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和作用等同起来，用理学对儒家传统教育观点作了新的解释。他影响最大的《四书集注》，在元、明、清各代均被列为官学的必读教科书。

思想统一是皇帝中央集权的必要条件之一。王安石在《虔州学记》中提出：“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则彼不知者驱之尔……故举其学之成者，以为卿大夫，其次虽末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为士，此舜所庸之者也”，这句话表明，教育是为了中央集权封建制国家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是为了“备公卿大夫百执事之选”。他认为办学的目的在于“明人伦”，“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子。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者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他还认为，整个社会应以伦纪纲常为教，在上者身体力行，民自可化于上而不自知，即教之之源。

二、儒学意识形态化的发展历程

西周“以乡三物教万民”。从夏朝开始发展到极盛的西周，在大约一千三百年的时间里，奴隶主统治阶级始终以“明人伦”为教育宗旨。文化教育以尊礼为特点，实行“诗书礼乐以造士”；内容上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主，《周礼》载：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乡三物”即六德、六行、六艺）；形式上以学校教育、祭祀、军事、乐舞为载体，培养统治阶级的治术人材。西周统治者相当重视“礼”教，出现了“学在官府”、“官守学业”的现象。实质上，这是一种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的意识形态教育。

汉朝推崇“独尊儒术”以育才化民。汉初统治者基本上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到汉武帝当政期间，他根据自身统治的需要重新肯定了教育在育才和化民方面的作用，以儒家经典理论为主要内容对人民进行教化，并培养和选拔儒学人才。他还“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整理古籍，厘订文字”等。实际上，他把教育作为“大一统”的工具。

唐朝以崇儒为主，以佛教和道教为辅。到唐朝初期，封建统治者吸取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些恢复生产、笼络人心、缓和矛盾的改良政策，如废除一些隋代的苛禁，减轻一些赋税徭役等。唐高祖初定天下，即“颁好儒臣”，设立儒学，诏立周公孔子庙。唐太宗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体会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更是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常与他们讲论经义，商讨政事。还曾经命人撰定《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他给太子作的《帝范》十二篇，基本上是儒家的帝王术。可见，唐太宗非常重视儒学，统治实践也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其后诸帝大体上也祟尚儒术。唐朝意识形态建设还有一个突出特征是表“礼”内“法”，具体体现在“唐律”和“唐礼”之中，“唐律”将“唐礼”法典化，“唐礼”体现儒学“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教思想。纵观唐朝在教学、科举考试方面均以儒学经典为主要内容，贯彻“三纲五常”，培养和选拔儒术人才。

宋朝尊孔崇儒。宋太祖为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割据，重用儒臣，特别提倡科举，扩大取士名额，提高儒学的地位。他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并规定“进士须通经义，遵周孔之礼”。宋真宗以后，儒术更是得到了大力提倡。他曾加溢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并亲自撰写《文宣王赞》称颂孔子是“人伦之表”，孔学是“帝道之纲”；又著《祟儒术论》，还命人校订《周礼》，编注九经“义疏”，大量印行，并赐给州县学校，作为官方指定教材。宋仁宗大力倡行教育，培养选拔通晓经术的官吏，并下诏州县皆立学校，自此儒学意识形态建设和教育在全国兴起，从中央到地方涌现出一批儒家学者聚徒讲学，传授孔孟典籍，对维护宋王朝中央集权统治，起到了巨大作用。到武宗时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宋朝积极倡导儒学意识形态建设和教育，为“理学”――宋明“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元、明、清时期依然是坚持尊孔崇儒。理学亦称道学，起于北宋，盛于南宋，而推衍发展于元明，终结于清代。理学在元代成为了统治者“治国安民”之道，当时在学校增读朱熹的“四书”，使之与“五经”平列。科举考试必须从“四书”、“五经”中出题，在以后的明清依然照搬历史传统教育。明朝建国后，吸收前朝经验，把儒学意识形态建设更向前推进了一步，主要体现在：战略上祟儒纳士，创行八股取士，施行文化专制，禁锢思想；在思想领域极力推祟程朱理学，奉为官方统治思想，并对思想领域的不同学派加以排斥和压制。明成祖曾敕命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将其颂行于天下，作为铁定的教本。在文教方面实行过许多强烈控制思想的措施，学校和科举制度发展得更加缜密。可见，明朝在思想、文化、教育领域中，各项政策均以强化中央集权为目的，为巩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清朝建立后，实行儒术统制思想的政策，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对治理国家的作用，立国之初制定了“兴文教，荣经术，以开太平”的文教政策，尊崇孔子，倡导儒学。

三、对当代意识形态建设和教育的启示

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建设和教育均深深烙上了儒学的印记，一方面形成了优良的教育传统，另一方面又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这种意识形态建设脱离了实际，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就其取得的成就来说，对当代意识形态建设仍然具有重要启示：其一，应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位置，为民创造财富，使民安居乐业；其二，尊师重教，加强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和师德建设，不断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增强教师意识形态信仰；其三，应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其四，主动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实施意识形态教育；其五，坚持主流意识形态毫不动摇；其六，不断创新意识形态教育方式方法，使之生活化、具体化；其七，坚持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讲师，法学硕士，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研究）

注释：

赵吉惠.中国儒学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1-10

转引自毛礼锐.中国古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43，78，77，80，113，142-175，348

转引自罗传奇.王安石教育思想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66，67，68

篇6

不管是《喋血双雄》中从教堂的圣坛前飞过的白鸽，还是《终极靶标》(Hard target)里枪战厂房里的白鸽，是《碟中碟2》(the mission impossible)在火光中飞出的白鸽，还是《夺面双雄》(face off)里在圣歌的伴奏下和子弹一齐飞翔的白鸽，“枪林弹雨中的白鸽”已经成为了最具吴氏电影区别性特征的视觉景观，它不仅是吴氏电影“暴力美学”的符号，更是一种精神意义的载体。甚至在吴宇森投资6亿人民币的历史题材巨作《赤壁》中，尽管冷兵器时代的刀光剑影取代了千年后的枪林弹雨，但是吴宇森仍然没有忘记让他的诸葛亮放了三次鸽子。当这个飞越了时间与空间的小鸟出现在古老中国的战争图景中时，我们在这里有必要对这个吴氏电影不断重复的意向及其背后支撑它的文化逻辑做一个专题探讨。

对于《赤壁》中的白鸽，吴宇森本人解释到。因为“导演保持一下风格”的缘故，放鸽子实在是他“情不自禁”之为。那么，白鸽作为吴氏电影的美学标记，是否如他所言真的能构成一个前后一致的风格序列。在同样的表象之后是否有相同的话语系统?下面本文将以吴宇森代表作的代表场景为案例展开深入探讨。

人性

吴宇森最著名的两场“枪林弹雨中的白鸽”都是发生在教堂中的。《喋血双雄》的教堂枪战被认为是吴氏“暴力美学”成熟的标志。而《夺面双雄》圣歌背景中的警匪交锋则帮助吴氏在好莱坞立足了脚跟。如果我们不把目光仅仅锁定在白鸽本身，而把它看为爱、美和圣洁的象征，那么我们可以找到更多这样的场景《英雄本色》大战前的童声合唱《明天会更好》，天后宫里豪哥与小马哥最后的强强联合中的频频射击与被射击《辣手神探》结尾医院枪战中，飞溅的鲜血喷洒在婴儿安静的脸上《夺面双雄》FBI壮阔的动作场面中一个儿童戴着耳机，里面播放着歌曲《飞过彩虹》……在动与静的交织中，在快慢镜头的切换中，在红与白的色彩的对比中，在温情与冷酷、阳刚与阴柔的并置中，在白鸽的飞翔、圣母仰望苍穹的向上与子弹落地、英雄倒地的向下中，在瞬间的毁灭与永恒存在中，暴力与唯美就这样结合在一起。

吴宇森幼年贫困，是教会供他念完中学，作为基督徒的他具有一种宗教情结。这种情节以对爱、对道德、对人性美的发现与追求为载体而融入他的电影艺术。吴宇森曾经谈到他对暴力的看法：“有些人在开枪，有些人在死亡，我就当时感觉人类为什么要战争呢?为什么要杀来杀去的呢?这个世界本来是很美好的!我相信人生出来每一个人都是纯真的，只是暴力把他们改变了!”于是，爱与和平的意象与暴力作为两个极端被吴宇森置放在同一个时空中，在暴力的战场中不停闪烁的是非暴力的乌托邦理想，后者在每一次白鸽挥动翅膀的起飞中退缩，被吞噬在从教堂天顶投射下来的洁白的光芒中。

另一方面，吴宇森酷爱哲学。尤其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被抛”在江湖中的英雄发出“身不由己”的无奈感慨，在善与恶、进与退、去与留之间进行着有限的自由选择，并承担着他们的选择《夺面双雄》结尾处三个人相互以枪威胁的场景与萨特戏剧《禁闭》中艾丝黛尔、加尔散、伊内丝相互牵制的场景的有意味的互闻：去本质的侠与盗、警与匪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有的只是他们对自己的存在来自灵魂深处的感知与对这一存在永远在路上的完成。

吴宇森刚入影坛时，曾经拍过几部喜剧，但都不是很成功。对此，他曾经这样说过“我那个时候有太多的愤怒，有太多的忧郁!我很关心社会，我在社会上看到一些不平衡、不公平的事情就很愤怒!所以，我把对很多社会不公平的印象、我的愤怒、我的悲愁都放在了喜剧里面!最后，我所拍的喜剧观众在看的时候他们不晓得怎样就哭了，最后给我投资的那个老板也哭了!我的喜剧并不卖钱!那个时候我很消沉。因为我的电影越来越不受欢迎!”这段话可以看作吴氏早期电影观的自白。这种电影表现说的浪漫主义与类似于“电影作者”的定位也一直延续到他中后期的制作中。幸运的是，吴宇森找到了他的“英雄悲剧”的电影类型和暴力美学的表现手法，将他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将他对世界的干预与担当融合在电影语言的叙事中。所以对于吴宇森来讲，作为他的动作片电影的核心元素的动作不仅仅是一种力量、一种美感，更是一种精神，他借用他的电影，他的暴力美学表达的正是一种“精神力量”。下面将以《夺面双雄》的教堂枪战为例说明。

吴宇森曾经借饰演黑社会卧底的约翰・特拉沃尔塔之口说下了表现影片主题的名言：“The eternal baWe between good and evil，saint and sinner”(善与恶、神圣与罪恶的永恒斗争)。其实，作为警和匪的两位男主人。在同一张脸皮与同一个名字下本身就是善与恶相互纠缠而难以分离的合体。在特拉沃尔塔嘲讽的回声中，白鸽飞翔的特写紧跟着子弹的飞驰、与鲜血的飞溅：接着耶稣的注视下怀抱着婴儿的圣母被炸得粉碎：儿童空灵的合唱伴奏中是不断响起的枪声：此岸的杀戮沐浴在通往彼岸的教堂之光中。在这里。所有的二元对立。警与匪、善与恶、爱与恨、应然与实然，在白鸽腾空的自由与人的不自由的对比中，在它们羽毛掠过天空的飘逸与追杀屠戮的质实的对比中，在飞翔的向上运动与受暴者碎片或是尸体的向下跌落的对比中，被隐喻在一种矛盾修辞法里：善与恶的同体，共生与厮杀，这是人性的悖论与荒谬：但另一方面，又是人性的出路与曙光。

吴宇森的画面是某种精神力量的世俗化，是某种抽象观念的形象化。是他对人性的思考对电影中人性的反作用与再次表现。这几乎是每一部获得成功的吴氏电影的共性。

篇7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众的消费意识越来越强，文化产品的生产也越来越有针对性，尤其在电影、电视等影像文化产业中。著名导演冯小刚近作《非诚勿扰》的叙事策略，从商品经济的角度看符合当下大众消费的意识形态，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又切合男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两者的紧密结合使他又一次取得了电影创作的巨大成功。

一、女性群像的展示

影片故事从男主人公秦奋“网上征婚”开始，引出了一系列形貌各异、性格不同的女性形象，尤其以年青女性为主。从卖墓地者、婚外恋者(女主角)、健忘者、少数民族姑娘、性子淡者、未婚妈妈到炒股者共有七位。此外，还有三个人物也应归为这类展示的群像，即赴约者、女秘书和同性恋者。这些人物形象的依次出场与其说是为了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不如说是构成了一道“女性形象”的“奇观”。尤其是后面提到的三个人物则更凸显出导演的苦心经营。同性恋者的出现，不能说与“征婚”无关，只是应者有意，征者无心。这个人物的安排既有与现实的互文性，也为影片增添了“噱头”，因为对于观影者他已经成为“异类”，介于男性和女性之间。女秘书形象具有浓厚的商业化气息，玲珑的曲线、嗳昧的表情明显是为了吊足大众的观影“胃口”。还有一个让人颇有回味的赴约者，影片一开始，随着酒店大门被推开，摄影机就一直紧随“她”，不禁使观众产生一种心理期待――这位可能就是影片的主要人物之一。当“她”与男主角擦肩而过，镜头停留在“秦奋”的身上时，观众才意识到这是“错觉”，其实这种“错觉”正是导演有意为之的。这个人物表面上的叙事功能是引出男主角，其实是在影片开始就给观影者一种潜移默化的心理暗示――年青的女性形象将成为影片的焦点。同时也引起观影者对即将出现的女主角产生一种强烈的心理期待，“她”会比这位身影婀娜、气质高雅的女性更出色吗?

“在现代生产条件蔓延的社会中，其整个的生活都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奇观积聚。曾经直接地存在着所有一切，现在都变成了纯粹的表征。”波德里亚说身体是最美的消费品，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它的内涵最重，人们对身体的过度关注“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它彻底取代了灵魂”。在消费主义强调视觉快适的原则下，窈窕玲珑、风情万种的女性和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男性成为人们身体审美的趣向。尤其是年青的女性，她们通过外在的性感与美感来吸引异性，并试图获得男性社会的认同。于是在观影中“凝视”的问题便出现了。从性别角度看显然影片中展示的众多年青女性形象最易吸引的是男性观众，因为在观看的视觉享受过程中，图像的形式美感会引起心理的。詹姆逊“那种观是男人‘有权观看’的权力的象征性表达，它的首要对象是妇女的身体，或者更确切地说，妇女的肉体。”而对于少数女性观影者来说，甚至会在无意识中产生一定程度的反感，仿佛自己有像影片中的女性那样被“展示”的危险。正如帕特里克・富瑞所说“凝视现在已经不再是知觉的一个术语，而是包括了主体性、文化、意识形态、性、种族以及阐释等多种问题。”但是，这样的情节设计不会因为少数女性观众的态度而改变，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男性意识为中心的社会之中。影片的开始就是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潜在的性别意识形态紧紧地抓住了大多数观影者，当然也包括久处其中而不觉的部分女性观众。这样，就形成了消费意识形态和男权意识形态的交织，为影片情节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做好了铺垫。

二、女性心理的窥视

如果仅仅以女性外在形貌的“展示”来试图取得整个影片的成功，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展示”只能取得短暂的视觉快餐效果，缺乏深入持久吸引人心的力量。尤其是这部影片以中产阶级为主要对象，如影片中的人物场景事件等多为成功商人、海归人士、豪华酒店、雅致精舍、休闲生活、境外旅游等。这样的预设既适应于社会的发展现状也有利于日常生活审美的展开。中产阶层的观影者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对影视这类文化产品的质量要求较高。为了符合这类人的审美趣味，影片在展示众多女性形象之后又揭示出了一段幽深曲折的女性心理历程，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观影者所普遍具有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就是“窥视癖”。“窥视癖本能在其最初的行为中是‘自我满足’，它确实有一个对象，但那对象是主体自身身体的一部分。”之后，这个对象就逐渐转变为对身体之外的一个对象的强调，这里即指女性心理。

影片女主角梁笑笑是个被婚外恋折磨得身心疲惫、心理危机的空姐，身材骨感修长、嘴唇丰满性感，算得上“大众情人”。而这样一个美貌可人、我见犹怜的年青女性却在情感的漩涡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就在这时，男主角秦奋在众多的应征者中逐渐把选择的目标对准了她，原因不仅在于形貌而且在于她的“死心眼”。秦奋相信，她现在如此痛苦，只是还没有翻开人生新的 页，一旦重新开始，她照样会对“那一个”死心塌地。

在西湖边酒楼上，两人互吐心事奠定了彼此感情深入发展的基础。猩红的沙发映得笑笑的脸更是妩媚，然而她的心却在酒精的刺激下更显痛苦。半说半猜之间，秦奋明了了她的困境。作为公平的交换，秦奋也把多年前与小白那段虽然短暂但是刻骨铭心的感情和盘托出。秦奋此举既向笑笑袒露了内心也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笑笑默默地走了，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说，她得到了一定的心理安慰，并从此不再孤独。又是在西湖边的茶馆里，两人以一种彼此认可的协议方式确认了感情关系。真正的爱情应该是完整的，可是两人建立感情关系的条件却将彼此身体和心理的忠实硬生生地割裂。协议的达成似乎使他们的关系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但秦奋知道她心中的结还没有打开，那需要时间，需要契机。北海道的海边高崖上，两人“相背”而靠的情景暗示着“悲剧”即将发生。这与经典爱情电影的对白场景大不相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画面的美感，但是也许导演就是以此来暗示笑笑的内心状态。她始终不能摆脱以前的情感纠葛，现在又背负上对秦奋的愧疚，双重的压力使她不堪重负。坚持为秦奋点烟以及塞进门缝的“绝笔”也许就是她所能做的一切。悲剧已经发生，但就在这时故事却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机。

在秦奋与梁笑笑相识、相恋、相知的过程中，秦奋逐渐深入地了解到笑笑的内心。影片之外的观影者也随着秦奋的“视角”看到 了一位婚外恋的年青女性所特有的痛苦、矛盾的心理历程。作为影片的叙事策略就是把这样一种隐秘的内心世界逐渐地揭示给大家看，特别是男性观众，他们的内心情感随着女主角撕心裂肺的痛苦、惊心动魄的行动而不断起伏变化着，在心理上极大地满足了“好奇心”，也即“窥视癖”。同时，在看与被看之间，女主角开始的不幸和最终的幸福也使大多数观影者在潜意识的比较之中完成了日常生活心理压力的释放和宣泄，得到了某种心理上的安慰，甚至感到了自己的幸运――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却有平平安安的生活。在整个心理过程完成展示之时也是影片叙事策略获得进一步成功之日。因为观影者被故事情节紧紧吸引的过程中，影片也悄然实现了商业价值。

三、视觉权力的运作

篇8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指涉的内容丰富繁多，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在不同领域的著作中我们往往会与各种有关“意识形态”的论述不期而遇，政治学自不必说，就连广告学也为其创造了“意识形态广告”一说。正因如此，有人才会担心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恐致“泛滥”。如社会学家布迪厄就拒绝使用“意识形态”一词来代替其“惯习”、“信念”或“实践感”等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含义的概念。与此相对，意识形态在的思想中则是与科学相对的虚假而保守的内容。它是被视为一个否定性概念来处理的。因此，我们在此试图通过与意识形态理论的比照，来进一步对此概念在社会学领域的丰富所指进行更深入地发掘。

一、理论中的“意识形态”

定义下的意识形态在我国被广泛传承，它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像、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或者是指由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一组观念。而当与阶级理论联系在一起时，意识形态就带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掩蔽性，它与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虚假关系。另外，下的意识形态在我国则更多地被人们理解为一种具有体系化特征的理论形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那部分感性意识现象则被这种高于现实的理论形式所掩盖。

当然，我们也应当承认，在同前人的哲学理论展开对话时，马克思、恩格斯确实是从整体性视角出发阐述意识形态现象的，他们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确实经常指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点。但我们须明确一点，“他们这样使用意识形态概念时，通常是在面对或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杜林和费尔巴哈等的哲学理论。”而当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仅针对这些哲学理论时，他们的意识形态概念若依旧占据哲学、政治和法律等理论高地且居高不下的话，就未免会引导人们忽视对一般社会社会生活中的意识形态现象的关注。

二、社会学视角下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概念是社会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与的意识形态理论比照而言，在曼海姆、福柯等人的社会学理论中，我们能够更多地看到一种对一般社会生活中的意识形态现象的关怀。

篇9

百姓对于健康的需求,一方面出自获得健康身体、提高生活质量的心理;另一方面也与目前中国仍然没有完善的医疗保健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中国的状况是,20%的人占有70%的医疗资源,许多百姓面临着看不起病的实际问题。对于高额医疗费用的担忧,应该是民间预防医学热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中医成为百姓养生的首选自然如同中医专家孔令谦所言是因为它“简单便宜、有疗效”。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公共卫生专家黄建始教授所说的,由于业界没能满足百姓在健康方面的需求,百姓只能翻出老祖宗的家底了。然而,古人的智慧真的能够解决当代人的健康问题吗?中医能够借力养生热发扬光大吗?会不会被断章取义而与其本义渐行渐远?道教作为唯一的本土宗教会因为其独有的养生体系升温吗?一切还不得而知。

已经明确的是,养生的意义绝不仅止于“看病不求人”那么简单,也不是各种中式偏方所能解决的。养生是每个普通百姓的需要,更是中国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1992年联合国《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第一原则是:“人是可持续发展关注的中心。人人有权在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条件下享受健康并有产出的生活。”然而,“今天我们面临的现实是:30年的健康资源积累差不多用完了;新的健康资源已经大大透支了;中国GDP的增加赶不上健康需求的增加;中国的健康资源并没有好好地投资和管理;现有的健康资源自生自灭的状况支持不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黄建始教授说。

数据表明,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本贡献了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贡献了3%,而其余69%全部来自劳动力的贡献。建国以来,我们积累了丰厚的健康资源。从1949年到1981年,国民的平均期望寿命从35岁上升到67.9岁,提高将近33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1983年时,中国的医疗保障几乎覆盖所有的城市人口和85%的农村人口。而且,中国基本上有效控制了疟疾等主要传染病。

然而,在健康方面,国人并没有享受到经济起飞的成就。中国的卫生支出占GDP的比例不到中等收入国家卫生支出的1/2,约为高收入国家卫生支出的1/58。而且,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健康方面的挑战。中国人健康状况改善的速度在下降,平均期望寿命的提高速度,低于周边国家;健康的不公平问题突出。首先是中国面临着“未富先老”以及将全球最大的人口负担变成人力资源优势的挑战;其次,国人受到新传染病不断出现、已控制的传染病卷土重来、慢性疾病患病率迅速上升的健康威胁。目前,中国的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居世界第2;乙肝患者数占世界的1/3;艾滋病感染人数在迅速增加。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全国有医生明确诊断的慢性病病例数达到2.6亿。过去十年,平均每年新增近1000万例慢性病病例。同时,黄建始教授认为“城市化过程将放大传染病和慢性病的双重威胁作用”。根据发展战略,中国城市化率将从1999年的30.9%增长到2025年的55%。城市人口从1999年的3.9亿增加到2025年的8.3亿-8.7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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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识形态的含义

1、意识形态的“虚假性”

意识形态问题向来就是当论界探讨的热门问题。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界大都认为意识形态是“虚假的意识”，他们持批判的态度。而国内很多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有多层意义，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界定也并没有那么唯一。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序言中，马克思认为：“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标准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不受他们支配。他们这些创造者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意识形态就是等同于虚假意识；但是在另一段话中，“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这里就说明了意识形态在某一方面，表现为社会中人们的意志、利益和愿望为内容的特殊表现形式，它的特征就是直接参与了社会生活，是以实践为目的的观念表现，这里并没有虚假的意思；除此之外，“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从这段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也并非“虚假”，因为它是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统治阶级思想的意识形态，也就是一种合法化价值化的思想体系，并且是人们所认同的社会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是客观上把每一种社会的统治思想视为意识形态，并没有否定和虚假的意味。由此看来，并不是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虚假的。所谓“虚假性”，实际是以往存在于阶级社会中某种意识形态理论的具体内容，从根本上否定了存在和意识、生活和思维的关系，不是从生产、生活实践的角度出发，而是站在观念、幻想的角度代替了现实，从而具有一定的虚假性。

2、科学的意识形态内涵

意识形态在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体系。从人类步入了新世纪，意识形态似乎就成为了一个贬义词，从现实方面看，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挫折和困难是马克思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比如，苏联解体，这个曾经让全世界为之震惊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瞬间崩溃。事实上，这一观点是对意识形态理论的误解。社会主义实践表明，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与它的实践的指导思想上偏离了的基本精神，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把指导错误完全归结于意识形态显然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意识形态具有科学的内涵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意识形态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它所蕴含和倡导的价值观一定是符合社会正义和人民的利益，能促进人民健康、自由的全面发展的；第二，意识形态是能够包容和适应时代变化所带来的与时俱进的灵活性。意识形态是以物质为基础的，结构越完整，它所存在独立性和稳定性就越强，所以一个成功的具有灵活性的意识形态才能带给时代新的启迪和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因此，构建一个科学的马克思意识形态，也就是为构建一个健康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要认清的意识形态是既要坚持又要发展的辩证运动过程，是一个不断继承和接受本国以及外国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过程。把意识形态的关键问题放在“回到马克思”和“发展马克思”有机统一起来，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意识形态在我国的发展和运用。

3、马克思意识形态的多样化

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成为了一个价值系统，无论是虚假的还是科学的，都是对现存社会的反映，都会带有一定阶级性。马克思一直视科学技术为生产力，将其看成意识形态，但是很多学者却不这样认为，比如，俞吾金曾说过：“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个否定的概念，它以歪曲的、颠倒的方式反映着现实世界，而科学技术则是以客观地、正确地反映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为根本特征。因而与意识形态有本质的差别。”我认为，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不是对立的，它们各自承担着自己领域的不同任务，科学技术既是具体学科的理论知识的研究手段，又有特定时代，特定主体的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密切联系，一切阶级都是依靠先进科学成果来向他人显示自己的社会意识形态，去发展和创立新的社会意识。因此，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是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

既然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不可分割，那么社会科学是不是意识形态呢？有的学者认为，社会科学必须实现非意识形态化，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有的学者认为，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社会科学所具有的本质特征，不能片面的和绝对的脱离意识形态而单独存在。我认为，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是相互影响，相互发展的关系，一种是学术上的合法性，另一种是社会建设中各种制度的合法性，社会科学离开了国家的支持是没有希望的，而国家的发展也必须借助科学的合理性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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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

实践观是哲学最根本的观点，实践，指导实践是的全部理论，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指导思想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它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1)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活动的主体；(2)所有历史的冲突源于交往形式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3)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正是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反思，才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的学说看成是绝对真理，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

2.马克思思想的意识形态性

2.1神秘性：指这些意识形态的非理性、非逻辑性。利益使其产生情感共鸣，利益能够蒙蔽真理；情感作为表现形式，它的神秘性表现在于用理性的外衣蒙蔽非理性的既得利益。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是逻辑化的、理性化的，其实质是对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维护。

2.2伪批判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直宣称自己是超阶级的、中立的；但他们的立足点是为了现实辩护，并不是超越现实，因此其标榜的永恒性、人民性、普遍性完全是意识形态的谬论和谎言。马克思主要是从历史的虚伪性上来讲意识形态，从特殊意义和一般意义两个角度来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强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错误和正确、积极和消极、先进和落后之分，对此要做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才能揭示其本质，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自觉的伪批判性和虚假性中解放出来。

2.3颠倒性：这些意识形态颠倒了观念和现实的关系，认为不是生活决定观念，而是观念决定了生活。马克思分析了人们为什么会把这种颠倒的关系和观念产生认同感，因为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不是有意的，而是无意识的，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颠倒性，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颠倒性是把价值和使用价值颠倒，把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颠倒，在这种颠倒的意识形态中，工人要产生自我意识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自发的唯物主义的结局只能是唯心主义，没有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摆脱资产阶级的意识，获得自我意识。

3.马克思思想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当代价值

首先，我们要始终坚持意识形态的科学指导，始终坚持的指导，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呈现出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现象，我们要能够善于发挥的批判性指导作用，即发挥以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指导作用。

当然，作为知识体系的，依然可以与其讨论和争鸣的。我们应提倡、发展、丰富并补充，提倡对部分具体理论观点来进行完善和挑战，始终坚持用发展的观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加强意识形态的指导，加快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有机统一。

其次，增强意识形态的作用主要工作在宣传、制度建设和引导，旨在发展和丰富科学性，发挥的维护、批判和建设。发挥意识形态指导作用的最佳途径是加强的宣传，列宁曾强调“没有科学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注重党的思想政治和宣传工作也是我们党在革命战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我们党武装人民群众的法宝在于革命理论。在今日，我们还要更多地去挖掘社会主义建设纲领，以此来武装人民群众，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实践中完善并检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科学有效性，使之成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化和观念层次的观念体系。

再次，正确认识的阶级性和真理性是坚持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内在统一性我们必定需要研究。在此，我们应坚持两个观点：一方面，真理是被实践证明的认识客观科学性决定一切真理都没有阶级性，真理的客观科学性，使其具有有用性，但使用真理的人有阶级性；另一个方面，对真理的理解和运用，都可能被打上阶级烙印，即使对自然科学的运用也是如此。作为发展中的思想观，我们需要超出阶级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扩大视野，寻求真理。任何阶级都会有阶级局限性，即使无产阶级也不例外，无产阶级政党也会有，也不可能超越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生活的限制。过去我们将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抽象化，没看到个人、国家、民族、政党和任何阶级都有认识偏见和局限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l—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列宁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王永贵：《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Guido Kung:Weltanschaung als Wissenschaft,Philosophie,I deologie and Religion,Freiburger Zeitschrift for Philosophie and Theologie and Theologie 27(1980)s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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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发展现实和趋势看，多元价值取向将在我国长期存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必然会受到各种冲击。

因此，必须要探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多元价值取向下的冲击消解之道，才能维护我国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大局。

以借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经验消解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中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它在内涵、性质、旨趣、传播方式等方面与意识形态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和相融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借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认同理念、认同经验，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丰富和发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才能赢得越来越多社会成员的认同，经受起各种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