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考察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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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2-0084-08

Abstract： The Buddhist temples in Khocho include three basic systems of construction， meditation-centered， chaitya-centered， and the pattern of meditation before a stupa. The structural forms， themes of mural paintings， and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inscriptions in these types of temples can further be compared with those in cave temples in Qiuci， Karashahr， and the Hexi regions. The temple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were constructed over four periods of time， namely the early 5th century， the late 6th to the 8th century， from the late 9th to the middle of the 10th century， and from the Western Xia to the Yuan dynas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s， developments， and influences of the temples of different systems in different periods.

Keywords： Khocho； temple； classification； periodization

高昌地面佛寺遗址{1}主要分布于高昌故城、交河故城、胜金口和小阿萨遗址。据格伦威德尔所记，高昌故城原存佛教遗迹64处，胜金口原存地面佛寺9处。另据李肖调查，交河故城现存地面佛寺20处。贾应逸从形制布局的角度，将交河故城寺院遗址划分为具备组合关系的建筑群与单体佛堂两类，分别对“殿堂”和“主殿中的基座”以平面形制的不同进行类型划分，并推测了几处寺院遗址的大致年代[1]。李肖将交河故城地面佛寺分为五种类型，另对E5、E6、E7等寺院的营造年代进行讨论[2]。限于考古材料，学者仅对高昌少数地面佛寺进行了年代推定。高昌故城Z寺佛殿绘塑题材明确，佛殿、佛塔与青藏、敦煌地区同类佛塔形制相近，营建年代被确定为西夏至元代[3]。M寺因出土《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寺院年代为445年前后[4]。孟凡人通过对寺院出土遗物年代的判定，认为高昌故城中存在一批营建于唐西州至回鹘时期的地面佛寺[5]。森安孝夫δδ峤逃敕鸾趟重寺院的K寺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6]。

高昌故城现存地面佛寺遗址残毁严重，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零散{1}，多数寺院整体形制布局不清楚，但格伦威德尔[7，8]、勒柯克[9]、斯坦因[10]等人的考察报告中详备的寺院实测图、平面示意图、素描、照片和文字记录，为地面佛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交河故城现存地面佛寺数量较多，并进行过数次考古调查与发掘{2}，但除少数几座规模较大的寺院外，其余佛寺形制布局不甚明确。具备考古学类型划分与年代判定意义的塔庙，多数只残存塔基部分，塔柱原有形制无法确知，佛殿壁画与泥塑多已残毁，无法辨识其绘塑题材。探险家对于交河故城佛寺的记录又较简略。这些都造成对交河故城地面佛寺进行全面研究的困难。胜金口与小阿萨地面佛寺遗址皆存有较为较丰富的图像和文字资料，且保存状况较好，可以将笔者的调查资料与之前探险家的考察报告相互比对。

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为：

1. 高昌形制布局明确、时代判定因素可靠的地面寺院{3}。格伦威德尔在绘制寺院平面示意图时，多只绘出塔庙或佛殿等地面寺院的中心性建筑，多数地面佛寺的整体布局并不完整。不过，塔庙或佛殿是寺院最为重要的中心建筑，是寺院类型与分期研究的关键。故本文所选研究对象为高昌故城中21处{4}、胜金口4处、小阿萨、交河故城10处地面佛寺遗址。

2. 交河故城存在大量单体佛堂，形制与寺院中的塔庙相近，两者存在密切的关联，但其塔柱多只残存塔基，无法深入研究，不在本文研究之列。

一 地面佛寺的类型划分

依据寺院中心建筑种类的不同，可将高昌地面佛寺分为三种类型：

A型：以佛殿为寺院中心建筑。根据佛殿平面形制的不同，可分为四种形式：

Ⅰ式：平面呈纵长方形，正壁前塑像台，其上塑坐像。包括高昌故城M寺（图1）。

Ⅱ式：平面呈横长方形。包括交河故城E-5-17号佛殿、E-12号寺院、E-25[1]{5}号寺院（图2）、E-3号寺院、E-11-74号佛殿。

Ⅲ式：佛殿以建筑组合形式出现，即中间为横长方形佛殿，前方两侧为对称分布的两座配殿，三殿平面呈“凹”字形。包括交河故城E-7号寺院（图3）。

Ⅳ式：方形佛殿外环绕回廊，平面呈“回”字形。包括高昌故城E寺、V寺、寺A号建筑，交河故城E-25[2]号寺院，胜金口1号寺院、5号寺院、7号寺院、9号寺院（图4）。

B型：以塔庙为寺院中心建筑。依据塔庙中心佛塔形制的不同，可分为四种形式：

Ⅰ式：塔庙中心为方形仿汉式木构楼阁佛塔，顶部有圆柱形覆钵。包括高昌故城寺（图5）。

Ⅱ式：塔庙中心为方柱形佛塔，下层四面各开一龛，其上分层开龛，顶部有圆柱形覆钵。包括高昌故城寺、W寺、寺、寺，交河故城E-27号寺院（图6）。

Ⅲ式：塔庙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半部为方形或长方形佛塔，后半部于佛塔背面或塔庙后壁塑涅像。佛塔正面或四面塑像。包括高昌故城H′寺、T寺、I′寺、Ц寺（图7）。

Ⅳ式：塔庙中心为方形塔柱，四面开龛或四面塑像。包括高昌故城A寺、Q寺、T′[1]寺、Б[1]寺、寺与K寺之间的寺院，交河故城E13-1号塔庙、E-11-61号塔庙、E-16号寺院（图8）。

C型：寺院中心建筑为前殿后塔式布局。寺院由前、后两部分构成，前部为横长方形佛殿，后部为十字折角形佛塔。包括高昌故城Z寺、w寺、小阿萨佛寺遗址（图9）。

二 各类型单体地面佛寺的年代

（一）地面佛寺相对年代的排比

高昌各地面佛寺在空间分布上相互独立，尚未发现不同寺院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各寺院改变形制布局的重修、改建现象亦极少，能够确认的只有三处，即高昌故城寺东北角被改建为E寺，交河故城E-25[1]由横长方形佛殿改建为“回”字形佛殿。由此可知，塔柱四面分层开龛的塔庙早于“回”字形佛殿，横长方形佛殿早于“回”字形佛殿{1}。

寺院叠压、打破和重修、改建遗迹现象的缺乏为排比不同类型寺院的相对早晚关系造成了阻碍。因此，只能通过对各类型寺院中单体寺院年代的考订，得出各类型寺院营建的绝对年代，再结合前文寺院类型的研究结论，明确高昌地面佛寺的分期序列与发展演变状况。

（二）各类型单体佛寺的营造年代

1. A型寺院

作为A型Ⅰ式的M寺曾出土《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碑文记：“凉承平三年，岁次大梁，月吕无射，量工兴造。”故而寺院营建的年代为大凉承平三年，即445年前后。

北朝地面佛寺虽然十分突出佛塔的中心地位，但以佛殿为主体建筑的寺院亦为数不少。《洛阳伽蓝记》所记近50处佛寺中，只有15处佛寺建塔，其余皆以佛殿为寺院中心建筑[11]。南朝地面佛寺以佛殿为中心的形式则更为流行{2}。且中原内地和南方地区的佛殿多为横长方形，周绕僧坊、讲堂、回廊等建筑。这样的佛殿样式及寺院布局形式与A型Ⅱ式寺院相同。故推测此类型寺院的出现时间约为5―6世纪。

A型Ⅲ式横长方形佛殿及前方两侧构筑对称分布配殿的形制与敦煌莫高窟隋代第433窟窟顶经变、初唐第338窟北壁说法图、盛唐第217窟北壁观无量寿经变、盛唐第225窟南壁龛顶阿弥陀经变中的佛寺布局相近。敦煌壁画中以“凹”字形平面建筑群组作为中心建筑的佛寺在中唐以后则不多见[11]63-69。据此，可推定高昌A型Ⅲ式佛寺营建于隋至中唐的6世纪后期至9世纪后期。

A型Ⅳ式为平面呈“回”字形的佛殿，高昌故城E号建筑前壁残存儒童本生佛本行经变，左甬道内壁残存两幅佛本行经变底部，V寺右甬道底部残存佛本行经变，寺A号建筑甬道绘佛本行经变，胜金口1号寺院甬道壁面绘佛本行经变[7]89，42，61，131。此类佛殿的洞窟形制、壁画题材及分布位置皆与柏孜克里克第15窟、第20窟相同。柏孜克里克第15窟、第20窟属于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的回鹘早期[1]427-428，故A型Ⅳ式的兴建年代当为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

2. B型寺院

B型Ⅰ式寺塔庙中心为方形仿木构三层楼阁式佛塔，顶部有圆柱形覆钵，佛塔底层较高，两侧及后方原为环绕佛塔的甬道，佛塔中雍投ゲ阌Ω哂诘笔钡牡疃ァ4怂庙的形制布局、佛塔样式与吐峪沟沟东区塔庙窟K18相同，当营建于同一时期。K18形成于5世纪前期[12]，故寺的营造年代当为5世纪前期。

B型Ⅱ式塔庙中心为方柱形佛塔，下层四面各开一龛，其上分层开龛，顶部有圆柱形覆钵。此种佛塔样式在高昌地区似为颇流行，且多出现于规模较大的地面佛寺中。高昌故城寺，环绕中心塔庙左、右、后三面皆建形制相同的僧坊。僧坊原为上、下两层，下层僧坊每间平面呈纵长方形，前、后两进，前室前壁开门、窗，前、后室之间的隔墙上开方形明窗，其下为拱门，后室后壁开圆拱形龛[7]79-80。吐峪沟沟西区以第12窟（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号）塔庙窟为中心，两侧对称分布一排僧房窟，亦为上、下两层，下层僧房窟的形制与高昌故城寺相同，应是石窟寺对地面寺院僧坊的模仿。两者营建年代相近。吐峪沟沟西区第12窟与两侧僧房窟为统一规划营造的洞窟组合，故第12窟与两侧僧房窟的营建基本同时。第12窟主室中心为四面开单层龛的方形塔柱。敦煌同类塔庙窟出现于545―574年[13]。同时，第12窟塔柱左面、背面圆拱龛两侧残存带泥塑忍冬纹的龛柱，与敦煌莫高窟第285窟正壁及左、右壁龛两侧龛柱上的忍冬纹样相同，年代较接近[14]，而莫高窟第285窟始建年代为西魏大统四年（538）或稍后[15]。另外，第12窟主室左壁下方残存一排联珠兽头纹，此类装饰纹样流行于6世纪末至8世纪初[16]。因此，第12窟的年代当为6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由此可知第12窟两侧僧房窟的营建年代，进而得知高昌故城寺僧坊的形成时代，最后得知寺中心塔庙也可能营建于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即6世纪后半叶至8世初。

在B型Ⅲ式高昌故城I′寺南壁出土的说法图等壁画[7]图版2中，听法菩萨与吐峪沟沟西区第12窟主室说法图中胁侍菩萨的造型、宝冠、璎珞样式及披着方式，结跏趺坐佛相同。前文已知吐峪沟沟西区第12窟的开凿年代，故B型Ⅲ式的形成年代可能为6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

B型Ⅳ寺与K寺之间的寺院出土两幅壁画，一幅为听法菩萨、弟子像，其菩萨造型、璎珞与宝冠的样式和吐峪沟沟东区K27相同，K27开凿于6世纪左右。弟子造型、僧衣样式与吐峪沟沟西区第20窟、吐峪沟沟东区第32窟禅观图像中的禅观僧的相同。另一幅为菩萨立像，左有墨书榜题：“行者系念思惟众叶间生……”[9]图版10，此题记内容与吐峪沟沟西区第20窟（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号）前室右壁禅观图像中“行者观想树叶一一树叶……”墨书榜题内容相近。吐峪沟禅观壁画绘制年代为6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17]，结合前文所引莫高窟塔庙窟塔柱四面开龛形制出现的时间，可知寺与K寺之间寺院的形成年代当为6世纪后期至7世纪中叶。

Б[1]寺塔柱应为四面开龛或四面塑像形制，塔庙侧壁于深红色背景上，用白色颜料绘制莲蕾、圆圈纹和四棱形宝珠[7]107。此种绘制技法与纹样题材在吐峪沟最早期的洞窟沟东区K18、沟西区NK2中即已出现[18]，直至吐峪沟沟西区第20窟、沟东区第32窟禅观图像中，仍是常见的装饰纹样。考虑到莫高塔庙窟中塔柱四面开单层龛的出现时间，笔者认为，将此寺的年代推定为6世纪后期至7世纪中叶较为合适。

高昌故城T′寺由东、西两部分构成，西部建筑出土了与柏孜克里克第14窟正壁左侧相同的阿弥陀净土变，又发现了身着蒙古衣冠的女供养人，属于回鹘臣服蒙古后的壁画。但据勒柯克所记，在此间建筑南墙的房柱上曾发现汉文题记，其中出现了武周新字，因而将此组建筑的年代确定为717年{1}。西侧建筑明显经过重修改建，寺院始建年代应早于回鹘壁画的年代。故而作为同一组建筑的东侧塔庙，其营建年代可能为武周新字流行的载初元年（689）至长安四年（704）。

综合以上各寺院年代的研究结论，可知B型Ⅳ式的形成年代当为6世纪后期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

3. C型寺院

高昌故城Z寺、w寺十字折角形佛塔与莫高窟第285窟元代灰身塔的形制相同，又与阿里托林寺迦莎殿、江孜白居寺吉祥多门塔、扎囊县桑耶寺绿塔[19]的平面相近。Z寺前部佛殿中的壁画题材已被考证为藏传佛教的五方佛[3]，年代为西夏至元代。

三 各类型地面佛寺的分期

由各类型单体寺院的营建年代结论，可知高昌地面寺院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为5世纪前期的高昌郡时期，包括A型Ⅰ式、B型Ⅰ式寺院；第二期为6世纪后半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包括A型Ⅱ、Ⅲ式，B型Ⅱ、Ⅲ、Ⅳ式寺院；第三期为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的回鹘高昌时期，包括A型Ⅳ式寺院；第四期为西夏至元代，包括C型寺院。分期结果如附表。

通过对高昌地面寺院中心建筑的类型划分和年代研究，可以明确高昌寺院中心建筑存在三个基本的发展谱系：第一谱系以佛殿为寺院中心。佛殿最初为纵长方形，后演变为横长方形，再于横长方形佛殿前方两侧营造相互对称的配殿，最后于方形佛殿外环绕回廊，形成“回”字形佛殿；第二谱系以塔庙为寺院中心，佛塔是塔庙的中心，佛塔最初为方形仿木构楼阁样式，后演变为方柱状四面分层开龛式，之后塔庙整体空间被划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为方形或长方形佛塔，后部于佛塔背面或塔庙后壁塑涅像，最后于佛塔四面开龛或四面塑像；第三谱系为形制特殊的前塔后殿式布局。

作为联系犍陀罗、中亚、塔里木盆地南北缘与河西地区的关键节点，高昌佛教与犍陀罗、龟兹、于阗、凉州、敦煌、青藏地区的佛教系统有着密切关联[20]。而高昌地面佛寺的发展谱系则能够体现不同地区对高昌佛教的影响。

4世纪后期至5世纪前期，在后凉、西凉、北凉治下的高昌郡与凉州地区存在密切关联，凉州佛教是此期高昌佛教的主流。营造佛殿是凉州佛寺中流行的做法。同时作为北凉王家石窟寺的天梯山第1窟、第4窟塔柱皆为仿木构楼阁的样式[21]。凉州地区在地面佛寺中营造佛殿、塔庙中塔柱规制为仿木构楼阁样式的寺院营造方式在高昌第一期地面佛寺中皆有体现。凉州的寺院营造模式当直接影响到高昌寺院的规制。

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高昌地面佛寺同时受到敦煌与龟兹、焉耆地区两大佛教系统的影响。

高昌A型Ⅱ式的寺院形制c中原内地及南方地区的以横长方形佛殿为中心、周绕僧坊、讲堂、回廊的寺院联系紧密。A型Ⅲ式主殿两侧设置配殿的做法颇见于敦煌隋至中唐时期壁画中的佛寺。B型Ⅱ式塔庙于方形塔柱上分层开龛的做法则与承继了北凉开窟传统的张掖马蹄寺第2窟，金塔寺东、西窟，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万佛洞，后山古佛洞等的塔柱样式相同[22]。高昌B型Ⅳ式地面寺院塔庙于塔柱四面开龛，而敦煌莫高第二期（525―545年）塔庙窟开始出现四面开单层龛的形式，第三期（545―574年）塔柱流行四面开单龛[13]226-228。上述几点足见河西对高昌地面寺院的影响。

B型Ⅲ式塔庙前塑大型坐像、后塑涅像的布局形式与龟兹大像窟、焉耆锡克沁第3、5、6、7、8、9（晁华山编号）等窟前塑大型立佛、后绘塑涅像的做法相近，应是对龟兹、焉耆等地石窟寺布局形式的模仿。

回鹘高昌时期，A型Ⅳ式平面呈“回”字形布局的佛殿是高昌地面佛寺和石窟寺中颇为流行的样式。此种形制的地面寺院在焉耆锡克沁佛寺遗址中也极为常见，如A2、B4、B8、C4、C56、F4、K10、（奥登堡编号）等建筑[23]。虽然两地此类寺院的影响关系还不甚明确，但此种寺院形制对于研究高昌、焉耆在此时段的关联至关重要。

回鹘高昌臣服蒙古后，受到藏传佛教的强劲影响。地面佛寺也开始摹写青藏地区佛寺的形制，出现了前殿后塔的寺院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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