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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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现代主义中广告设计的文化内涵

在现代文化主义中，强调的是“认真”“严肃”，然而在后现代文化中，重视的是“夸张”“创新”“个性”。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现代主义在广设计中的应用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没有过多的时间去了解一个广告的内容，这就使得广告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后现代文化利用各种混杂的方式展示一种戏谑、讽刺，以此来吸引大众的眼球。传统意义上的审美观点正在被冲击。追求创新、个性化、刺激的现代人类已经不满足那种平淡的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广告设计应当遵循文化转变的浪潮，不断地创新、改革。当今时代快节奏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寻找释放压力的方式，后现代文化正是切实地贴近人们的生活，给人以心理上的归属感和平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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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了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学者们用各种方式阐释他们眼中的文化图景并形成了被普遍认可的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网络文学的发生与兴盛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因此，从时间上看，网络文学活跃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背景下，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渗透和影响。网络文学与后现代主义虽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但后现代主义学者们却在网络文学中找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表征的有力证明。可以说网络文学强化了当代文化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表征包括去中心与多元化、大众化、娱乐狂欢、拼贴复制等。这些表征在网络文学中都有所体现。首先，作为后现代主义基本品格的去中心与多元化也是网络文学的重要特征。后现代主义一反现代主义的精英意识和高雅指向，崇尚相对、多元与不确定性。网络文学消解中心话语模式。网络的开放性，拆除了传统文学对文学传播平台的垄断，颠覆了文学话语霸权，提供给大众一个全新的、开放的、平等的文学空间。网络文学迎来了“众声喧哗”的自由时代。文学的“载道”功能被削弱。网络文学表达内心感受，展示最真实的自我，以生命本色的喧哗替代对文学主旋律的协奏。其次，后现代主义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它的大众化、娱乐狂欢性质。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化已走出神圣的殿堂，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的界限已被打破。艺术品成为大众茶余饭后消遣的手段。网络为大众狂欢提供了更为广阔、更为自由的空间。大众在这里畅所欲言，尽情抒发欲望。网络文学成为最直接的宣泄欲望的工具。展现自我，张扬欲望是大众的集体狂欢。最后，后现代主义的显著特征是无穷复制。网络为后现代主义的无穷复制提供了最快捷的方式。网络文学作品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文本，它处于一个巨大的网络环境中，每一个文本都有可能被引证和参照，而它自身就可能是一个引证参照的结果。这就使得网络文学散发出机械复制和类像化的意味。而这一点无疑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表征形成了某种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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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生活是人类不可逆转的生存境遇。网络作为一种先进的工具和手段，作为人们生活生存的重要条件，并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为经济、文化繁荣，为人类的现代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它极大地促进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在网络文化时代，传统文化的霸主地位将不断削弱，然而网络文化这种数字虚拟性、全球跨时空的新文化，无论就其形式与内容都迥异与以往所有的文化，它对现实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来势汹汹，不得不引起我们对高度重视。

一、网络文化引发了“后殖民时代”

网络文化的全球传播性使得全球不同国家与地区间的文化在近距离传播与交融，促成和改变了文化的生产与消费，一种由西方主导的网络媒介文化正在迅速地扩张。西方人利用网络文化的全球性特点，向全世界传递、渗透他们的文化符号，使西方文化理念成为全球共同的文化追求，网络文化成为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扩大文化影响、推行文化霸权的一种重要手段。

网络兴起于美国，在网络的核心技术的创新方面，美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掌握了网络中的话语霸权，他们正利用网络文化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向世界推行着他们的价值标准、意识形态、风格时尚和文化理念，正是得益于网络文化巨大传播功能的协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了所谓的“后殖民时代”。他们利用网络传播把发展中国家甚至某些发达国家的文化挤压到一边，给这些国家的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同样，这也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与思想观念也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互联网的发展，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向世界扩张的一种新形式，强势文化的侵袭，强迫其他国家接受并成为其文化殖民地。阿尔温?托夫勒曾在他的《权利的转移》一书中说道：“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和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达到的目的。”这就是网络文化带来的“后殖民时代”，也有人把网络文化传播带来的这种现象称成为电子殖民主义、网络霸权主义、网络文化帝国主义等等。

二、动摇了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权威话语被消解

人的思想政治意识的形成需要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网络的后现代多元化特征使网络社会里并存了各种类型的的政治文化，从而形成了一个纷繁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如今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信息，影响了我国现实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使得整个社会的政治价值趋于多元化。在传统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国家曾形成了一系列成功引导舆论的调控管理机制和方法，并一直有一条以主流文化作为社会精神、时代精神的主线伴随其中，它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而网络时代过度强调自由与个性，弱化了权威观念和主流意识，使互联网大大突破了党和政府的控制范围。网络社会的“开放性”、“无疆界”正是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解构”与“多元化”。网络社会上各种不同宗教、不同思想、不同价值取向的人交织在一起，网络文化处于一种无序混乱、多元化的状态，主流话语就很难形成。

当下，网民已不简单满足于资讯的共享，同时也参与到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之中，争取网上话语权，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使网络文化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特点――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由于网络缺少规范并且难以用规范进行有效制约，没有了权威的约束和掌控，导致许多网民认为个人无须为自己的言行承担责任和义务，于是无视法律、伦理道德，在网上的言辞大胆、行为出位，甚至有不少人肆无忌惮地在网上各种挑战政治权威的观点，发表过激言论、发表不健康文章等。网络发展引发的这些变化，使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扩大，极大地冲击着政府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三、追求不受限制的自我，道德约束力减弱

网络“无中心状态”与后现代主义理论所强调“非中心化”是一致的。网络的共享性特别强，谁也不可能垄断信息资源和信息系统，网络创造虚拟社会能宽容地接受所有社会成员。许多上网者往往在现实社会分层中是处于弱势，也就造成了其不满于自身处境的心态，网络虚拟社会的产生，尤其是网络的无标识状态、无规范约束正好为他们的释放和宣泄提供了机会，即使他们的某些叛逆行为遇到麻烦时也可及时转换角色或退出。

现实社会种种约束在网络中的消失，导致最大限度地与现实世界的责任相分离，从而网民感到无比自由、放松，道德的约束力公然地受到了挑战。在虚拟的网络社会里，网民们可以不必以自己的真实面目进行网络交际、信息与传播，人人都戴着假面具，任何人在这个虚拟社会里都可不以现实社会的行为准则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尤其是一些在现实社会中被归类为怪异、孤僻、被边缘化的人，摆脱了现实社会中诸多伦理道德的束缚，在网络这个自由的世界里，他们尽情地释放现实中压抑的情绪，极易过度放纵自己的行为，甚至冒名顶替、虚假欺骗、肆意辱骂、攻击他人、传播流言蜚语等等，网络失范行为层出不穷，这时的他们早已忘却了社会责任，将道德意识抛在了脑后。而针对网络行为起到规范作用的道德体系一直处于真空状态，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网络道德规范缺失，网民们自由地放任自我，各种在现实生活中被压抑的不良欲望开始显现，大量网络失范行为产生。

四、网络文化极强的娱乐性消解了传统价值准则

追求快乐，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网络文化的娱乐性正是迎合了这一点，使网民们都沉浸在一种无深度无意义却轻松刺激的感官狂欢里。当代狂欢理念是从后现代文化中移植出来的，即狂欢是大众欲望释放的一种普遍形式，狂欢之所以能成为新的叙事类型，就是因为狂欢与欲望释放本是同一性质的不同表现。当今，消费与享乐已不仅仅是人生的补充，更成为了一种事业，成为大众的人生奋斗目标。

当下的网络世界就是一个虚幻的感官狂欢的世界，网络游戏、网络歌曲、网络明星盛行于网络中，网络文化极赋商业性和娱乐性，迎合的是文化公民“最低的大众素养”。网民在网络中恣意扮演各种角色，追求着裸的后现代主义的狂欢哲学，将高高在上的权威、经典掀翻在地，网络成为网民们尽情狂欢、娱乐、宣泄、消遣、释放的场所。网络文化中的“网络恶搞”、“ 网络游戏”等种种娱乐形式大多数都是品味低下、审美情趣淡化、商业气息十足，它们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历史观念进行了调侃和嘲讽，对原有情节的任意编造，对严肃历史的随意剪裁，对崇高形象的随意嘲笑，它们大都只是感官上碎片化的剪贴，是一种轻松而又无规则的娱乐，平面而又机械化的复制，杂糅而又毫无深度可言的媚俗。寻不到其中任何固定意义联系，网民都沉浸在后现代一种无意义、无韵味却轻松刺激娱乐无休止的视觉轰炸中，他们满足于视听的感官刺激，放纵、刺激、玩耍、宣泄、恶搞成为当下网络文化的情感特征。沉浸在纯直觉满足中的网络大众，已不再追求人性的意义与传统的审美价值。传统的价值准则在娱乐性极强的网络文化风行中逐渐被解构。

五、人际关系信任危机，现实人际关系冷漠化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将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引向以网络为交流中介的方向发展，过去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逐渐被网络的“非亲身性”交流替代，网民们越来越喜欢生活在虚拟的“非亲身性”的后现代景观中。然而，长期依赖于网络交流的网民容易产生现实人际交往障碍，从而人被网络“异化”――使自己变成了电脑的一部分，从而导致人际淡漠、情感疏远，从而远离人群、逃避社会、希望躲藏网络虚拟世界里寻求庇护。

网络交往是一种以网络作为媒介的符号往，网络交往具有的匿名性使得交往主体之间有很强的隐蔽性，这使网络上的交流、信息交换都比现实世界来得自由，交流者往往会产生很强的虚无飘渺感。网络上的交往者可以任意地进行包装自己，或者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任意变换、创造网络中的个性角色，从而使得虚假信息的泛滥，以置于在很大程度上人际关系遭遇了信任危机。同时一些人在现实生活中总感到压抑，于是选择上网作为逃避现实的手段，长期沉溺于网络构建的虚拟空间，网民不可避免地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从而造成现实人际交往减少，人变得对现实生活的感觉日益陌生，长此以往甚至丧失了对现实的认知能力。

网民习惯了网络虚拟的生活之后，反倒变得不适应现实真实的生活，或是将在网络中培养出来的任性、放纵、撒谎、不负责等不良行为带入生活中，长此以往，网民与现实人物的接触和交流逐渐退化，对现实社会不再关心，而一回到真实生活就会感觉莫名的害怕、恐惧甚至采取回避的态度，从而下意识地疏离了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人的感情变得越来越冷漠，对周围人的幸福以及现实社会的发展都漠不关心。可见，网络人际交往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理性设置的人际交往，将许多人引入“虚拟交往”的怪圈之中。

参考文献：

[1]张品良：《网络文化传播：种后现代的状况》[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104-115；

[2]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孟建、祁林：《网络文化论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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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思维现代化

思维现代化是实现企业物资管理现代化的先导。

首先要有系统的观念。系统是由一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一个有机整体(集合)。系统思维即把研究管理的对象作为系统,从整体的角度把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加以处理与协调,使系统发挥出其最大效能的思维方法的总称。系统工程既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又是一门现代化的组织管理技术。

其次要有全面质量管理思想。全面质量管理(TQM):是指在全面社会的推动下,企业中所有部门、所有组织、所有人员都以产品质量为核心,把专业技术、管理技术、数理统计技术集合在一起,建立起一套科学严密高效的质量保证体系,控制生产过程中影响质量的因素,以优质的工作、最经济的办法提供满足用户需要的产品的全部活动。

企业物资全面质量管理主要有四个特点:①全面的管理,②全过程的管理,③全员参加的管理,④全部的方法。企业物资工作全面质量管理的对象是物资供应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满意程度,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①所供应的物资的技术特性满足企业的质量要求,通过正确的计划采购、运输、保管等工作为保证;②所供应的物资时效性强;③所供应的物资质量可靠,品种齐全、数量足够;④供应过程工作效率高、差错少、费用低、物资流转速度快。

二、管理组织现代化

管理组织现代化是指按合理组织生产的客观规律建立管理机构和规定管理职责。企业管理组织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建立与现代化企业制度相匹配的企业治理结构和企业其他组织结构,严格企业的各级岗位责任制。现代化的管理机构在应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时,能够作出及时积极的反应,迅速制定对策,保证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

根据物资部门的自身特点,它的组织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直线制、矩阵制等。其中以矩阵制应用较为广泛。矩阵制即目标管理制组织结构,它是一种多功能的、有效的组织机构。其优点为:①灵活机动性强,可应对多变环境中的多种情况;②便于协作,可调动多个管理职能部门;③有利于提高个人责任心及积极性;④发挥每个人的作用,提高了管理效率。

三、管理人才现代化

管理现代化的关键是人才现代化。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人才的竞争已成为世界著名企业之间的实际竞争。

1.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的人力资源即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的劳动力。人力资源管理是指各种社会组织对员工的招募、录取、培训、使用、升迁、调动、评价及合理开发,并使人力和物力保持最佳比例的一系列管理活动的总称。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包括从数量上对企业人力资源的劳动管理和从质量上对企业人力资源的行为管理。现代企业应注重企业人力资源的质量管理,从过去粗放的经营管理模式转变为以提高综合效益的管理模式。

2.企业人力开发方法

①全员培训随着企业现代化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员工们现有知识既不能满足企业的要求,也不利于个人素质提高。进行定期的全员培训,将企业的战略目标更有效地迅速传播到每一个员工,使他们掌握必要的生产经营业务知识和技能,全心全意为企业服务。

②引进高素质人才高素质人才的引进可以迅速改变企业,随着企业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人才部门所有制将不复存在,企业引进高素质人才会更强的生命力。

③调动现有员工积极性根据员工特长,给予员工合适的岗位,并通过员工的动态组合与职位相互交替轮换,提高企业整体功能,充分调动个人积极性。

3.人事激励方法

企业的管理者在日常的管理活动中,通过已树立的管理权威,干预并影响被管理者的行为,使每个人在达到个人目标的同时,实现企业的组织目标。这种行为从某种角度讲就是激励系统。

(1)人事激励机制结构

1)人事激励机制的组成

①激励对象。被激励的特定人群。

②激励因素。起到激励作用的因素,例如升迁、金钱、职称等。

③激励因素的媒介。各种管理制度、管理决策、管理措施,尤指各种人事管理制度和人事决策。

2)激励机制的运行方式

首先是将激励因素转化为人事管理制度、决定策略、采取措施的过程,即转化过程;然后是将含有激励因素的人事管理制度、决定策略、采取措施对员工施加影响的过程即刺激过程。

(2)人事激励因素分析

人事激励的重要一环即分析激励因素,明确激励的项目,运用合适的激励方法。

1)对员工进行分类。根据职务的高低、工作项目的不同分类。

2)运用合适的方法,按照人员分类进行激励因素调查。例如采用问卷调查法,将职员们所乐于接受的激励因素调查出来。

3)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采用图表法等方法直观表达。

4)绘制”激励因素一览表“,为制定人事制度时供决策者参考。

四、管理手段现代化

管理手段现代化是指企业管理中逐步采用电子计算器、现代通信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等先进的管理手段,提高管理方法的速度和水平,使管理工作真正做到准确、及时、经济、高效。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及普及,各行各界管理领域普遍建立起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管理信息系统(MIS)。它不但能综合物资流通过程中的信息,控制管理业务;而且能够建立物资管理数据资源,有利于各种现代管理方法的实现。

以计算机为现代化管理手段,建立企业物资管理系统,保障供应,压缩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强物资使用监督,提高物资管理水平,对企业很有必要。

五、总述

物资管理现代化的五个方面是有机结合的,管理思维现代化是先导,管理组织现代化是保证,管理人才现代化是关键,管理手段现代化是条件。物资管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相关部门的工作质量与水平,物资管理作为后勤管理的重要部门,要率先实现现代化,实现降低成本、加速资金流转、增强企业盈利、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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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营改增带来的税收筹划需求

1.降低企业的税务风险

很多进行营改增改革的企业，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及时了解透彻相关的政策信息可能会对企业造成的风险和影响。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由于不了解增值税的抵扣方式、审批流程以及相关的曾策法规，未能及时地履行应用的纳税义务，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了错误纳税、漏缴税和迟缴税的现象，给企业经营造成了极大的税务风险。降低企业的税务风险是税收筹划的本质要求，因此，在进行税务筹划时，应该帮助企业分析清楚营改增的税收制度和政策，提前处理好企业的纳税行为，应尽的义务应该及时的履行，争取在国家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少缴税，尽量将营改增之后的企业税务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减少企业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2.降低税收负担的需求

在降低税务风险的基础上，企业最关键的事情就是在新的税制体制下如何降低企业的税收风险。在新的税制体制下对于从事交通运输的企业来说，其增值税的税率从原来的3%提升到了11%；对于从事有效资产投资租赁的企业，其税率从5%上升到了17%。在这些服务性企业经营过程中，如果不进行合适的税务筹划，势必会增加企业税务负担，对企业的商品和服务的定价造成严重的影响。而良好的企业税务筹划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税务负担，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实力，同时也能切实提高企业的资金的利用效率，有利于企业追求效益的最大化。

3.延迟缴税的需求

企业实施营改增之后，在经营过程中，可以通过对合同、交易流程进行精确的控制来掌握收入的确认时间和费用的确认时间，避免及早缴纳了税款给企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这样做有利于企业节省资金成本，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为企业间接地创造了额外的经济效益。例如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可以适当地对固定资产的购置时间进行推迟，在营业税成为增值税之后再对固定资产进行更新，同时还能够取得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这个部分的税额能够直接降低企业的税务负担，减少过多的资金流出，相对于折旧法转化而来的现金流入来说这种方法能够获得更多的时间价值。

三、营改增后现代企业的税务筹划空间分析

1.一般纳税人和小型纳税人身份选择所带来的税务筹划空间

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税率划分了4个层次，分别为17%、13%、11%和6%，其中小型规模纳税人的税率一般为3%。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虽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可以抵扣进项税额，但实际上税负低于执行的税率。但是，考虑到很多企业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充足的可抵扣进项税，因此企业实际的赋税可能会超过3%。根据相应的调查报告显示，参与试行的企业有超过一半的企业相对之前营业税税负有上升的趋势，因此，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选择了小型规模的纳税人，其税负不会有多大的变化，因此就可以为企业的税收筹划带来一定的空间。例如，我们以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税率为17%，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税率为6%计算，假设不含税的销售额为x，不含税的购进额为y，增值率为l，那么就有增值率l=（x-y）/x*100%，在等式的两侧同时乘以x在乘以17%得到了l*x*17%=x*17%-y*17%，所以，一般纳税人应应该缴纳的税额为：l*x*17%，而小规模纳税人应缴纳的税额为：x*6%，当两方的应税额相等时，即v*x*17%=x*6%，那么v=6%/17%*100%=35.29%，进过计算，当增值率超过l之后，一般纳税人的负重小于小规模纳税人，这时应该选择小规模纳税人。

2.不同行业之间的税率差异带来的税收筹划空间

在相同的营改增企业中，不同的行业，其增值税的税率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比如交通运输行业，可以存在一个企业同时适合有形资产租赁的17%、陆路运输服务的11%、物流交通服务的6%三个不同层次的税率。在一个行业中存在如此之大的差异性，促使了很多企业对企业的业务进行拆分，将原来高税率的服务项目变为低税率的服务项目。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同行业之间的税率筹划之间的差异性也为企业的税务筹划带来的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3.兼营营业税与增值税应税项目为现代企业的税务筹划带来的空间

新的营改增办法中明确规定了纳税人兼营营业税应税项目应该分别对应税项目的销售额和营业税应税项目的营业额进行核算，没有进行核算的应由主管的税务机关进行核算。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应税项目的实际税额价格进行调整，在不违背法律的基础上降低自身的税务负担，比如对于租赁业务中企业兼营营业税率为5%的不动产租赁和增值税税率为17%或者3%的有形动产租赁，首先企业需要将不动产租赁和有形动产租赁分开核算，否则将由税务机关加和进行核算；其次，如在不动产租赁和有形动产租赁中拆分租赁收入，是需要我们做出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的。在拆分过程中不同的拆分比例所带来的税务负担是不相同的，由此产生的税务筹划的空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四、现代企业应对营改增的税务筹划对策

营改增对企业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有着不利的影响，当前，企业应该主动求变，利用税收制度的改革，在发挥营改增最大作用的同时，采取最有效的税务筹划措施。

1.对产业链的定价体系进行调整

企业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后，缴纳的税款类型也发生了变化，由缴纳营业税转变到了缴纳增值税，企业获得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权利，企业不得不重新对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的价值价格体系进行重新的定位。对于上游企业来说，如果企业具备了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权利，可以适当提高进货的价格，对于下游企业来说，如果企业是一般的普通纳税人，那么本企业在进行商品或者服务销售时可以适当提高销售的价格；因为本企业已经具备的开具发票的权利，下游企业获得进项税额之后可以对提高的价格进行抵扣，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新的税收分配制度改革，对企业的产业价格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产业链的价值分配发生了改变，所以企业应该及时地对产业链的价格体系进行调整，以便很好地应对这种变化。

2.选择好纳税人的身份

上文中也提到了增值税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型规模纳税人，不同的纳税人身份其在缴纳税款时拥有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营改增之后规定应税服务年销售额在500万以下的营业额的企业可以申请小型规模纳税人，应税服务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可以申请为一般纳税人。营改增之后，小型规模的纳税人的身份能够明显降低税负，所以企业在营改增之后尽量要申请小型规模纳税人的身份。对于那些应税金额超过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应该将一些应税服务分离到子公司，保证企业符合相应的申请要求，从而实现税务筹划的目的。同时，企业还可以通过合理的安排销售额的方法，把销售额推迟使企业的应税额度低于相关的要求。在以往，纳税人的财务制度、财务披露制度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会增加企业的纳税成本，而营改增之后，制度的灵活性给企业税务筹划带来了较大的空间。

3.充分利用税收的优惠政策

国家在制度试行过程中，为了照顾企业的经营，出台了不少的过渡时期的优惠政策，比如，国家出台的政策中明确规定了营改增企业可以继续享受原来的营业税的相关优惠政策，对于原来实行免税的企业，营改增之后可以享受即征即退的优惠。同时，国家对于不同行业之间也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针对不同的企业根据企业所在行业的实际特点可以选择不同的优惠政策。目前，我国的营改增制度改革正在分步骤有序地进行，很多制度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对于企业来说，在机遇面前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企业在实行营改增政策过程中应该充分的利用好优惠政策，在符合法律的基础上减少企业的纳税额，从而促进企业经营的效益最大化。

4.尽量多的抵扣进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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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种文化并存的社会

传统价值思想、现代价值思想和后现代价值取向在当代社会思想中的并存，体现了转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当今，老年人更多崇尚传统；青年人更多崇尚现代文化；而“新新人类”明显更多崇尚后现代主义。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更多在城市流行；而传统文化更多深植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同时，传统、现代和后现代思想（尤其是前者与后两者）从内在价值取向上的尖锐对立，更为文化转型带来了很大难度。传统文化客观上的保守性、以正统自居的思维、重义轻利、不尚竞争以及对新事物的天然排斥性，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思想格格不入，并时常视之为敌。现代思想重视工具理性，要求创新，崇尚竞争。传统文化的深层的痼疾仍然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宣扬科学精神、民主精神、法制精神、等方面则乏善可陈，并成为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绊脚石。同时，后现代思想反对中心和主流，也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背道而驰。三种文化存在着内在的尖锐对立、互难兼容之处。

尽管如此，中国人很清楚：传统是民族之根，先天存在；现代思想是发展的必需；而太多现实问题又必须依靠后现代思想来解决，三者中任何一者都是不能也不可能被社会抛弃的。因此，当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遇到价值冲突时，就难免遭受取舍两难，左右摇摆之痛。整个社会文化过度“散而不一”、取向“茫然”的状况存在。

经历了百年屈辱的中国人，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应该是什么样子是很清楚的。它必须既面向现代和未来，崇尚创新，又应该渗透于民族传统文化。为了找到一条解决文化冲突，以大力促进社会发展道路，中国人奋斗了一个多世纪。十九世纪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尽管肯定了现代科技和思想的积极成分，促进了思想解放，但却没有从文化内在层面找到融合中西文化观念的方法，而只是简单嫁接，注定不能成活；的倡导者们大力宣传民主科学，主张大力学习西方，但是对传统思想的不可摆脱和现代思想的不可抗拒的矛盾束手无策；进入当代，有的学者针对现代性带来的全球性问题和社会问题，提出复兴国学并取代现代思想，也有学者深入挖掘国学中的现代意义，但都没有显著的突破。尽管知道文化应然，文化如何融合的问题至今在中国都是一大课题。知道应该成为什么样是一回事，怎样去做到是另一回事。

二、文化产业化对文化整合的独特功效

在面对社会事物时，人们为必须从互难兼容的三者（尤其是前者与后两者）中选择一种价值取向，或者将它们融合于一体而感到痛苦，那么产业化的文化则常常帮助人们更容易地完成这件艰难的事情。这是文化产业对于文化发展和文化融合的独特作用。本文对这种作用进行分类考察。

（一）自动取舍

如果不是当下如此繁多的相亲娱乐节目盛行，人们对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征婚选偶的态度至少不会像今天这样包容。二十年前，尽管不必拘泥于封建“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但是人们至少更倾向于“搞对象”应该更隐私化一些。显而易见，相亲娱乐节目完全采用市场化运作。正是市场的力量，潜移默化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当人们回想时，原来心中对于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取舍难题已经被媒体帮助完成了。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产业对于文化转型的推动力。而这种自动取舍在社会中每天都在发生着。电视剧、音乐、网络游戏中多元的价值事例，通过媒体的宣化功能帮助人们改变思想，取舍价值。同时，文化产业借助新科技的传播，也常常帮助人们选择后现代性价值取向并使之日益被接受。譬如互联网的虚拟性、娱乐性消解了传统思想和现代思想的规则和严肃部分。在这些过程中，有些原来不接受的现在接受了，有些原来接受的现在抛弃了。

（二）自动融合

“中体西用”和没有找到文化整合的好办法。而今天，借助市场驱动力，文化产业却能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中原本难以兼容的价值和思想进行改造，使之可以互相融合。文化商品以现代眼光解读传统，使之与现代性相通。流行音乐歌手周杰伦唱了一首《青花瓷》诠释爱情，联想集团推出了一款热销手机，采用青花瓷元素作为外壳设计。明星的作用和产业的力量，使传统与现代交融。如果没有产业化运作，恐怕很难把爱情、电子设备和青花瓷兼容起来。于丹讲《论语》，曾仕强讲《易经》，有人把老子的思想嵌入现代企业管理，还有人执着于在古代思想家的文字中找到现代民主和竞争思想并夸大之。他们都重视古籍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启示，也因此蜚声。在当下的国学热潮中，人们努力寻找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与其说是学术需要，不如说更是市场需要。甚至可以为此人为地扭曲传统文化的原貌，使之迎合现代社会。但是这种扭曲披着高科技手段和媒体、权威的正统性的外衣，常常不被发觉。而正是在传统文化的市场化运作中，传统与现代、后现代开始了未曾有过的融合。这也是文化转型的过程。

总体上评述，产业化后的文化成为一种商品，商品生产者将主要精力投放在消费者的需求上。当人们面临文化冲突、价值取舍的苦恼时，消除这一苦恼，让思想更加明朗就成为切实需求——市场需求。通过对市场千方百计的迎合和新科技手段的应用，将文化变形、加工（包装）来出售。同时迁动了人们的思想。这是其他手段所不具备的功能，没有什么驱动力比文化商品生产商孜孜不倦地钻研商机的执着更浩大，更有效推动思想文化内在的变化。

同时，如同洗衣粉、电子产品一样，在文化生产者那里，文化作为商品也需要不断升级，不断研发创新，才能顺应时代，满足消费者变化着的需求和更高层次的要求。新的思想渴求，也是新的市场，成为带动文化转型的引擎，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将传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进行着整合。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最终塑成一个属于中国、面向未来的文化之型。

三、文化产业化的局限

文化产业化并非仙丹，对文化发展也有“副作用”。社会文化的整合不可能单纯依靠文化产业完成。以净化心灵为任的文化被统摄于资本逻辑之下后，难免沾染与它水火不容的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等庸俗之气。而这正是传统所痛斥的、现代所承受的以及后现代所无奈的。产业是市场经济，它本身就是现代性的。文化产业化就是要求文化站在现代性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化没有能力将文化带到真正的理想之境，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矛盾不会根除，反而会带来新的问题。人们的价值取舍之痛不能痊愈。可忧的是，由于资本逻辑泛滥和新技术的应用，文化产业在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同时，可能会始料不及地把文化引向人们原本没想要去的地方。这是一种未知的危险。譬如网络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带来了“艳照门”、虐猫事件等恶俗的东西，这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文化也不可能全部以产业形式存在，资本逻辑不是全部。引导文化健康发展的文化事业至关重要。

篇7

近读发表于本刊今年第二期“艺文论坛”的《后现代主义的再认识：概念，理论，文化艺术》(以下简称《再认识》)一文，颇有一些感想，特提出与文章作者们商榷，并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这篇文章虽以对“后现代主义的再认识”为中心论题，但它实际上涉及对欧洲近现代文明史、思想史、哲学史、艺术史、社会史等诸多方面的理解和解释。特别是对“现代主义”、“现代性”的理解和解释。

欧洲的文明史在经历了以神权为中心的漫长黑暗的中世纪之后。迎来了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文艺复兴时期。在其后三四百年期间，欧洲各国仍处于封建社会阶段。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以及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为该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思想基础，然而就当时法国社会经济结构而言“第四等级”即市民阶层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仍处于弱势地位。只是从19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才有了大的发展，因此，持唯物史论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以19世纪三十年代作为欧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线。

现代主义作为文化艺术现象。是欧洲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时期亦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产生的。其思想来源十分复杂，海德格尔当然应该算一个，此外诸如弗洛伊德、柏格森、克罗齐、基尔凯郭尔等人的学说也起过较大的影响。在欧洲近现代的文艺史中，现代主义是继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后的一种文艺现象或称艺术流派。它与政治、经济、哲学等诚然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毕竟只是文化艺术现象，而不能将其无限扩大到其他各个领域。现代主义艺术家或称现代派以法国19世纪下半叶的作家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作为开山鼻祖，其后。英国的乔伊斯、法国的普鲁斯特等人相继推出了“意识流”小说，俄国的安德列夫、布洛克则推出了象征派戏剧。而在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美术界，以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未来派、野兽派等等名目出现的现代派艺术更蔚然成风。并影响到电影界。以致有法国及其他国家“先锋派”的登场。现代主义艺术家最大的特点是以“反传统”自居，他们否定一切传统规范、规则。追求表现形式上的创新，以至无所不用其极。现代主义艺术的历史功过，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且不去说它。

我们想要讨论的是，《再认识》一文将“现代主义”、“现代性”等概念远溯到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文中作迪卡尔)，这确实令人吃惊。笛卡儿所处的时代距欧洲文艺复兴末期不久。应该属于欧洲近代史初期。其时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已十分活跃，像笛卡儿、康德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在一定时期内还占有主导地位。然而，不论笛卡儿也好，康德也好，都不可能有“现代主义”或“现代性”的思想及论述。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的某些艺术家可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以之作为现代主义、现代性的“起源”，则未免有失偏颇。

至于对“现代性”的具体解释，则更使我感到不解。《再认识》一文将现代性定义为“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并声称，在这面“现代性的大旗”下。可以把“法国革命、美国的独立宣言、1917年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1911年、1949年的中国的两次大革命”全都“概括”进去。这里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是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和20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革命：其二，对前者即美、法两国的革命而言，用“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的口号来概括尚可说得过去。但用来概括俄、中两国的革命却未必合适。尤其是“个人主义”怎能成为他们实现革命的目标呢?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起源问题，《再认识》一文将其归纳为“受中国的影响”而在1968年发生的巴黎大学生群起造反，以改革教育制度为目标的运动，即法国人所称的“五月风暴”。其实，这场风暴产生的原因要比文章作者们所论述的要复杂深刻得多。中国“”的影响是有一些，然而事物发生变化的规律是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是决定性的。而这个内因就是60年代下半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有所激化，欧洲知识界由来已久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此时与“新”思潮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即“新左派”思潮。其影响所及，不仅仅限于那些大学生，而且深入到思想界、文化界、艺术界甚至于普通劳动者阶层。紧接在法国“五月风暴”之后发生的意大利有上千万人参加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以至发展到占领某些城市的“抗议”运动，即是突出的事例。在当时学术界出现的各种理论中，有一些如符号学、精神分析学等是属于学科建设性质，另有一些如“存在主义的”、“结构主义的”、“新弗洛伊德主义的”等“新”学说则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其要害在于借之名行反之实。所有这些“新”理论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实践都有或大或小的影响，但毕竟不是后现代主义本身。所谓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一样，终究是一种文化艺术现象，而不应“包罗万象”。

篇8

钱中文在开幕式上重提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历史担当，点出了本次研讨会的旨趣所在。认为计划体制下树立起的近乎“全面发展”的人的典范已随经济社会转型而黯然失色，新的时代在释放人的潜力的同时又面临着信仰缺失的诘问。人文知识分子必须高扬人文精神的旗帜。新的人文精神应融合我国原有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与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黄克剑则由价值形而上学的角度切入，从作为对象化活动之人生众多价值之维中析出审美之维，并把人生放在审美视界中去把握，认为一旦审美这一维萎缩，就一定要把它找回来。让审美重新自觉的话题说起来，在当下仍有必要。成复旺则提出应把中国传统文化、前现代文化、跟现代文化综合起来加以考虑，以生命为导向来思考一种更健全的文明（后现代文明）。认为一个健全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一种跨时代的现象，人的健全发展所需要的也是一种跨现代文化。

篇9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20世纪后半期在哲学、文学、美学等多方面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后现代文化，作为一种叙述话语和风格，表现为大众性、平面性和消解性，自我的荒谬与萎缩、自我的零散化、平面化和自我的失名，自我的失落和反主流文化，反对现存的语言习俗，二元对立及其意义分解，返回原始和怀旧情绪，嘲弄模仿和对暴力的反讽式描写等。这些总的概括说就是呈现主体消解、价值立场的谈化、平面化、零散化等倾向。后现代主义和通常意义上的思潮、流派不同，后现代主义文化既不是指称一个具体的作家或批评家的群体，也不存在被广泛认同的纲领和宣言。不仅如此，后现代文化是一种没有中心的多元文化，宽容各种不同的标准，主张“持续开发各种差异并为维护差异性的声誉而努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文学领域上，后现代主义文学涉及的流派众多，各种思潮杂芜。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在中国文学里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创作，其中就以新写实小说为代表。 

一、“原生态”生活的还原 

 1.对“原生态”生活的全面展示 

无论是《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还是《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夫妇，还是《艳歌》中迟钦亭等，对于他们的挫折、尴尬、屈辱、卑劣、成功、喜悦，新写实作家们注重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生活，尽量避免和减少对叙事的干预，呈现出一种客观化的“原生态”的叙事特征。 

《烦恼人生》中，印家厚本是一个富有才华、志趣广泛的青年，但恶劣的居住条件、拮据的经济状况、妻子的刻薄挖苦、孩子的抚养，等等，使他不得不在一系列琐碎繁杂的事务中如蝼蚁般忙碌。小说通过一幅幅灰色的生活片断逼真地刻画出了普通人的庸常卑琐的生存状态和烦恼无奈的情感体验，并从毛茸茸的生活中揭示出了物质的贫乏和人的欲望无法满足之间的矛盾是烦恼的根源。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同样不避讳生活的平庸琐碎，以极大的耐心和细腻的笔触描写着日常家居生活的“鸡零狗碎”。新写实小说作品所叙述的小说人物的生存状态，既未被理想化，也未被丑化，是对现实生活的还原。它不企图完成任何观念性的升华，而是全盘揭出一种生活，一种不容置疑的刻骨真实的生活。 

2.“零度状态”的情感叙述 

在还原“原生态”的写作中，显示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大多采取等值的、不动声色的“零度状态”进行叙述，用冷漠叙述着眼于人实在的“生活本身”和真实的生存状态与生命形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客观呈现生活的原始色相，很少有抽象的议论和判断，真实诉说生活的喜怒哀乐，体验着“冷”“热”生活酸甜苦辣的万般滋味。以方方的《风景》为例，方方为了将叙述情感彻底屏蔽，甚至用一个死者的“灵魂”，对红尘间芸芸众生进行了独特的审视。 

不论在“原生态”生活场景的还原还是采用“零度状态”的情感叙述，从根本上说，是新写实小说秉承了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对作家权威意志采取彻底否定态度，不再从作家中心观念体系出发来建构充满乌托邦冲动的精神世界，而是直面无体系、无中心、碎片化的现实生活，新写实小说中的后现代意味得到彰显。 

二、“原生态”生活中人价值立场的淡化 

新写实小说“原生态”的生活还原和“零度状态”的情感叙述，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幅事象纷呈、浑茫杂乱的生存景象。在新写实作家笔下，生活就是生活本身，在平凡、平庸的生活后面并没有一个抽象的意义存在，现象后面没有本质，它自身就是本质，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每一个具体的可感知可触摸到的瞬间。这是新写实小说对“意义”的重新定位与审视。在这样一种新的价值建构中，一切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概念，如本质、理想、崇高、奉献等等都被放逐或“悬置”。结果出现的是印家厚式的烦恼 《烦恼人生》 ，为“一斤馊豆腐”而夫妻间没完没了的口角而呕气而疲于奔走的小林 《一地鸡毛》等等生活事相的冷静、客观的叙述。走出虚幻承诺与思想诱惑的人，开始义无反顾地走入了须臾不能脱离的“柴米油盐”、“吃喝拉撒”的凡俗人生。在新写实小说中，我们目睹的是社会与日常令人震惊的吞没力量，在这样一种无以超越的沉沦之中，“活着”便成了芸芸众生的最高愿望。在这里我们看到人的价值立场在“原生态”生活中不断的被淡化甚至被吞噬。 

新写实主义作家强调“原生态”的写作。大部分新写实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都有意识地逃避主观的意识判断、理犯，作家在叙述时是一片真空，不带丝毫偏见，只原原本本地把生活的具体景象原始地还原出来。这种写作方式决定了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活是一种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没有崇高与卑劣的二元对立、善恶美丑共生共存的状态。这其实也是对意义的消解，对主流意识的反叛，属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之一。后现代主义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是被异化主体的焦虑、孤独、惆怅等等现代主义的情绪在零散化的主体身上消失，崇尚冷漠。新写实作家们注重的“零度写作”，也具有很强的后现代性。所以不论是新写实小说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压制到‘零度状态’的叙述情感和对“人价值立场的谈化”等等这些，无不体现出新写实小说中浓浓的后现代意味。 

 

参考文献： 

[1]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篇10

二、本体建构：语言转向条件下文学本体的倡扬

如果说“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借鉴“新批评”的语言观，从而引发了对于传统载体论语言观的反思，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大讨论则实现了本体论语言观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思想卷土重来，文学语言形式的研究仍是文学批评的焦点。“新批评”倡导对文本进行语义分析，主张文本细读，从而使文学批评回到文学语言形式本身。这一理论的重申大大拓宽了中国文学批评家的理论视野，新时期的批评家反思传统的载体论语言观，开始从本体论的高度定位文学语言，不仅表现在批评实践上，还表现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从而掀起了“语言本体论”的热潮。从“新批评”与中国文学批评本体论语言观建构的关系来看，“文学本体论”的理论来源于“新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陆续地翻译、介绍“新批评”的相关理论和批评家。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于“新批评”的翻译、介绍与研究呈现出系统化、规模化态势，其中杨周翰、赵毅衡等是重要代表。他们撰书立著和发表重要论文，介绍和传播“新批评”理论。赵毅衡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当时国内研究“新批评”的扛鼎之作《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对“新批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另外，还陆续出现一批“新批评”的译介，如刘象愚翻译的《文学理论》、赵毅衡编译的《“新批评”文集》等，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新批评”的知识谱系。后来有评论家称：“英美‘新批评’派的文学本体论是我国文学理论最近几年来出现的文学本体论的来源之一，国内的文学本体论的呼唤者也自觉地向‘新批评’派寻觅理论武器。”［4］从此处可以得知，中国文学批评呼唤语言本体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有极大的关联。“新批评”的价值，在于为中国文学批评回归本体提供了理论资源，但是，它不是通过自身的理论体系来证明的，而是通过对统治中国已久的反映论的批判来实现的。其次，“新批评”本体论语言观是对“反映论”的纠偏，是对载体论语言观的颠覆。自“五四”以来，一直统治中国文学批评界的是反映论的文艺观。“反映论”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最为抵牾，“文艺观是反映论的，这被认为与新批评的本体论主张截然对立”［5］69。在此基础上，“新批评”作为一种“清道夫”式的文论，主要的使命是扰乱学界的既定秩序，以引起人们对传统反映论文艺观的怀疑，对载体论语言观的批判。因此，“新批评”的存在意义是通过对“反映论”一统天下的局面的批判，打破文学批评界的既定秩序，使人们对权威和传统产生怀疑，为中西文论的融合开拓空间。故而，“新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重要价值：一方面，凭借“文学本体论”阐释文学语言在文学中的本体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批判“反映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秩序。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在“新批评”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批评批判了载体论的语言观，转而关注文学语言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建构本体论的语言观。在进行“文学本体论”大讨论时，对于文学的本体究竟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大体经过了由“作品本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变。“作品本体论”以作品为核心，其主要理论内涵是文学活动以作品为重，文学批评应面对作品本身，深入作品内部进行研究，才可窥见文学的本质，文学研究与作者、世界、读者等无关。持“作品本体论”的批评家主要有陈晓明、胡经之等。“作品本体论”的观念主要来自“新批评”的韦勒克（RenéWellek）。由于受西方现代语言学派的影响，不难看出“作品本体论”中包含着“语言本体论”的影子。“语言本体论”的一派则以语言为旨归，高扬文学语言的本体价值。1985年底，黄子平撰文《得意莫忘言》，提出了须重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语言结构提醒我们：它自身的价值。不要到语言的‘后面’去寻找本来就存在于语言之中的线索。”［6］这既是对文学语言的本体意义的强调，也是对传统的语言载体论、工具论的有力批判。李劼也在他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一文中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所谓文学，在其本体意义上，首先是文学语言的创作，然后才可能带来其他别的什么。由于文学语言之于文学的这种本质性，形式结构的构成也就具有了本体性的意义。”［7］“语言本体论”将把语言与形式合二为一，形式是内容化了的形式，内容溶解在形式之中，语言建构了文学的本质，建构了人类世界，批判了语言意识薄弱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在文学创作界，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们也开始秉持本体论的语言观。语言在文学创作中不再是反映现实的工具、承载内容的载体。语言就是文学本身，是文学的本体，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语言与内容相互依存、融为一体，文学创作的生命就是语言革新。在“文学本体论”大讨论背景下涌现出的一大批作家表现出了对于语言形式创新的关注。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余华的先锋系列小说、于坚的诗歌，都醉心于语言的革新。他们以语言形式的创新为文学创作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空间。作家们不仅在创作实践中关注语言，而且在批评实践上也阐发了他们对语言意识的重视。汪曾祺提出：“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8］1从汪曾祺的这段话看来，语言于文学处于显要的地位，而当时创作界对语言开始充分地重视，其语言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界和文学创作界共同致力于语言意识的转变，文学语言观由语言载体论转向语言本体论，为文学语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打下了基础。“新批评”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其说二十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不如说二十世纪是一个以本体论批评为主调的时代”［9］。而西方各种文论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或多或少暗藏着“新批评”的潜流，“尽管在它之后，西方还涌现了诸如结构主义批评、原型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等等批评流派，但这些批评流派在形式本体的意义上基本都是沿着‘新批评’奠定的研究方向向前发展”［9］。因而，“文学本体论”大讨论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文学语言的本体地位，实现了从语言载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向，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既有型态，促进了文学语言观念的全面变化，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新的语言范式的建立。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大讨论只是一种理论倡导，给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文学研究的新途径，即从文学内部、文学形式来探讨文学，却未建构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无论是“作品本体论”还是“语言本体论”，都是文学研究的一种中介，旨在将已被割裂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连接起来。被“新批评”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理论重构过程中，遮蔽了“新批评”自身的理论丰富性，“新批评”被后世所诟病的“文本”自足性、“文本细读”法等也渐渐地与“文学本体论”大讨论之后中国的理论氛围格格不入，故而注定了“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只是暂时的“亲密”。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学本体论”大讨论没有使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走向“本体论”，而是最终走向了“主体论”。

篇11

作为一种思潮或运动，后现代主义在欧洲和北美确实表现出明显的衰落，已被文化研究和全球化这样的问题所取代，但是，正如美国学者波林·罗斯诺所说的，“后现代主义不是正在消失，而是正在成为人文科学许多领域的研究本身的代名词，以至于人们无需对其术语作出明确解释。例如，许多大学的文学批评都暗含着一种后现代的、解构的方向。”[ii][2]确实如此，在西方，后现代本身已经成了文艺学研究的“代名词”。

我觉得，对当代中国的文艺学研究来说，尤其是对大学制度化的文艺学研究和教学来说，从根本性的思想反思的角度上提倡后现代的文艺学显得尤其重要，本文结合当代西方的几本文艺学教材探讨这种思路的新的理论空间。

一、本质的语境化和多元化。正如利奥塔所说：“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iii][3]而元叙事之所以能够存在，关键就在于传统的本质主义，所以本质主义和元叙事可以说是后现代思想提到的传统思想最大的或是最根本的罪恶。从一般的信念上讲，伊格尔顿认为本质主义“认为事物是由某些属性构成的，其中某些属性实际上是它们的基本构成，以至于如果把它们去除或者加以改变的话，这些事物就会变成某种其他东西，或者就什么也不是。”所以他同情地说，“如此说来，本质主义的信念是平凡无奇，不证自明地正确的，很难看出为什么有人要否定它。”[iv][4]当然，从这一温和的特定的角度来看，本质主义确实无可非议。但伊格尔顿同时也承认，“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也有道理”，因为“的确存在简约地、虚假地、永恒化地、粗暴地、均质化地使用本质概念的情况”。[v][5]所以关键在于，后现代思想的否定本质，是要反对“简约地、虚假地、永恒化地、粗暴地、均质化地使用本质概念”，这样，后现代的新思路就是要抛弃这种旧的本质概念，转而把本质语境化、历史化、相对化和多元化。于是，单一的、普遍化的、永恒化的本质消失了，存在的只有历史中对特定事物的本质的语境化和多元化的描述。这样，对永恒本质的界定的渴求就让位于对事物的本质这种“知识”的历史化和多元化的描述。由此，元理论和元叙事都被“除魅”，后现代知识分子热衷于在历史叙述中发现其中的权力、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资本。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同时也意味着学术领域生产和盲从权威的专制时代的结束。以此来看中国当代的文艺学研究，我们发现，简直是太不后现代了。我们还是热衷于叙述大故事，去建筑堂皇的理论殿堂，去寻找事物（美、文学、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等等作为研究对象的一切）“简约”、“永恒化”、“均质”的本质，认为把握了它，就可以据之评判一切的事物。这一点只要你去看一看中国当代流行于大学中的大多数形形的教材，就是不证自明的事。

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根据其在卡耐尔大学讲授的“文学理论入门”这门课写成的教材性质的著作《文学理论》，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讲“理论是什么？”和“文学是什么？它有关系吗？”尽管它遵循传统的做法仍然追问事物的本质是什么，但他的追问和应答已经体现出了后现代文艺学对待“理论”与“文学”的本质的新型的态度：不把它僵化、简约化和普遍化，而是把它语境化和多元化。在第一章中，他把理论界定为一种“活动”，“一种你或参予，或不参予的活动”，他认为理论包括多元的四个方面：“跨学科”、“分析和话语”“对常识的批评”和“反射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在第二章中，他甚至认为“文学是什么”已经不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它没有太大的关系”，这和传统的研究事物必先确定事物的本质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思路。然后，他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介绍了五种理论家们关于文学本质所做的多元论述之后，它肯定文学在其本质上的多元性和矛盾性，他说，“这两种观点都具有说服力：即文学是意识形态的手段，同时文学又是使其崩溃的工具。”“文学即是文化的声音，又是文化的信息。”“文学是一种自相矛盾，似是而非的机制”。[vi][6]在这儿，我们发现，后现代确实已经成了文艺学研究本身的“代名词”了。这里对待本质的语境化多元化的态度，采取的正是后现代文艺学的反本质主义的立场。

二、理论的文本化和历史化。显然，这个命题是承续着上面“本质的语境化和多元化”这个命题的，其实，本质也是一种理论，实际的情形是，后现代把包括本质在内的一切历史知识（理论）都文本化、话语化同时也历史化和社会化了。而且，其中的历史观还是一种“新历史主义”， 正如迈克·费瑟斯通所说，“后现代包含后形而上学的和后现代时代的观念，它拒斥现代主义者的历史发展观，或者说拒绝把统一性的观念强加在历史身上。”[vii][7]这导源于较早的知识社会学，其晚期的较为著名的形态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意义在于以一种新的态度认识了后现代思想语境中的“知识”和“历史”，发展起了新的“知识”研究范式和“新历史主义”。福柯对历史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审视。他认为历史不是线性的——它并没有确定的开始、发展和结局，同时也不是目的论的——它并不是有目的地朝着某种已知的目的前进。因此历史不能被解释为被某种神秘的命运和全能的神所控制的一系列原因和结果。对福柯来说，历史是多种多样的话语或多种多样的人们关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思考和说话的方式——艺术的、社会的、政治的。而这些话语在既定的历史时期里的相互作用不是任意的，而是有赖于统一的规则或模式，福柯把这称为知识范式。为了挖掘任何给定的历史时期的知识范式，福柯发展起了他所谓的“知识考古学”，考古学家必须缓慢而且仔细地挖掘重重地层以展示过去的符号宝库，而历史学家必须展示话语的每一层面，以便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形成人们的知识范式。从这个角度看，福柯认为历史是一种权力（形式）。因为每个时代和每个人发展起自身的知识范式，事实上，这种知识范式控制那个时代或人群如何观察现实。[viii][8]正是通过福柯，后来美国的新历史主义学会了把历史作为话语（一种语言陈述形式），并看到了历史背后的权力（意识形态），开始关注形成历史的各种文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文本（包括理论）于是就成了存在于作者、社会、习俗、制度和社会实践中的相互斗争的战场，文本都是作者和读者协商的结果，同时也受到每个参加者的知识范式的影响。这样，对历史的阐释者来说，他不可能是客观的，因为他要受到文化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对历史的阐释也成了一种互动的过程，这是一种永远无法完成的动态的、处于进程中的过程。这可以说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新历史观，它把知识（理论）历史化和文本化的同时，也把绝对主义驱逐出了思想的园地。

如果把这种“知识考古学”应用到我们的理论研究中来，我们发现，我们就不得不把知识（包括文艺学）看成一种历史地社会地形成的知识性文本和话语，它具有不可置疑的历史性和社会性。这样，与反本质主义相关联，后现代的发问方式由传统的“知识是什么”向“知识是如何形成的”转变了。而且，在新历史主义的观照下，今天的研究者就不会徒然地产生今人对古人的虚幻的进步的浅薄的自豪感，因为在这种理论的历史研究中甚至没有最好的问题，只有特定的文化语境定的历史描述、理解和阐释问题。在今天的文艺学研究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今人讲一个问题时列举了古今中外的种种说法，然后又用所谓的原理对之一一地批判分析――简单地是用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复杂一点地是所所谓的辩证法，列举其好处与不足――言下之意，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总结和看法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这里存在的问题是以绝对主义的态度割裂一定的历史和文化语境来把问题简单化和普遍化。正确的做法应是在一定的文本和历史语境中研究理论，并在一定的文本和历史语境中提出自己的理论。例如，我们多次看到人们评价先秦的儒道墨三家的文艺观，说孔子的功利主义文艺观有其道理，但没有注意文艺本身的价值，而庄子的目的主义文艺观也有其道理，但没有注意到文艺的功用问题，最不可取的当然是墨家的虚无主义文艺观，其“非乐”是要否定文艺的存在价值。这种割裂特定的历史语境非历史化地研究理论的方式是没有价值的，有价值的是在一定的语境和历史中理解和阐释特定的文艺思想，这样，你就能深切地感受到孔子和庄子的文艺观念都是萌生于其所深切感受到的特定的人和社会和生存处境中的，而墨家的“非乐”也无可厚非，因为他是站在下层民众的立场反对“编钟”一类统治阶级在“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情形下的劳命伤财的奢侈享乐行为，男女青年在河边林中唱唱情歌恐怕是不在墨子反对之列的。所以，应把理论看成是文本或话语，有一定的说者，听者和语境。这样，理论研究就成了思想史研究，这才能凸显理论的特定意义。

从这个角度而言，后现代的文艺学使文艺学研究成了某种形式的以概念或问题为主线的历史（思想史）研究。上面我们提到的卡勒的《文学理论》在其后几章中就在历史的维度上讨论文学理论的几个重要问题，如文学与文化研究，语言、意义和解释，修辞、诗歌学和诗歌、叙述，属性、认同和主体等等。他以反思性的历史视角来讨论文学理论中存在的共有的问题和主张。卡勒的这种根据文学理论问题或概念来编写的文学理论教材的思路在国外成了一种发展趋向，像英国的学者安妮·谢泼德著的《美学：艺术哲学引论》，除了第一章带有导论性质的“缘何为艺术伤脑筋”外，余下八章分述模仿、表现、形式、意义和真理、艺术和道德等八个文艺理论问题，而对每一个问题的研究都是一种语境化、历史化、文本化的研究。[ix][9]再如由弗兰克·兰特里夏和托马斯·麦克劳夫林主编、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文学研究批评术语》，全书22章，每章都由一个文学理论概念组成，包括再现、结构、书写、话语、叙述、作者、修辞、语言、文化、性别、种族、意识形态等等。另外，如韦勒克的《批评的概念》[x][10]和由格林与莱比汉共同主编的《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教材》[xi][11]也称得上是这方面的文学理论著作的代表。

三、理论的批评化。在现代的知识语境中，理论诚如卡勒所说，是一种“活动”，而这种“活动”必须要在特定的批评实践中付诸于行动，才能葆有自身的生命力。对文学理论来说，这就使自身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文学阐释学。这样，文学理论的当代存在及其活力是一种阅读和阐释实践。在西方，过去的20世纪常被称作“批评的世纪”，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西方、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乃至于最新的“文化研究”等各种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风起云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种新的趋向：批评的理论化和理论的批评化，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无论是女权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还是最新的“文化研究”，它们都有其自身的理论假设，同时也有其自身的批评方法和批评对象。由于其“理论化”，它们才成为一种学说，才成为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由于其“批评化”，它们才使理论成了一种开放性和多元性的“话语实践”，在对文学和其它文化现象的社会性语言的批判性分析中显示自己独特的生命力。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从新时期以来就没有离开对西方批评理论的介绍移植，也没有离开将种种批评理论如何应用到中国的批评实践中的问题。但各种批评理论又似乎总是各领三五天，到最后往往是既无理论也无批评。这里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没有自身的理论假设，没有自身观察问题、分析文本的独特视野，所以往往只是流于对横向移植来的新理论的盲目推崇，比较空泛，缺乏面对中国文化现象和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二是没有深入细致的批判性分析，也就是说缺乏理论实践。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学说往往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很难真正挑战文学理论现有的比较僵化的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

当然，理论的批评化并不能必然地形成后现代文艺学，关键在于阅读和阐释实践的方式。如果说后现代的认识论是反对元叙事和本质主义的，与之相应，后现代的文艺学的阅读和阐释实践的方法论则是反对客观主义、普遍主义与绝对主义的，它是一种多元的、相对的、本土化的理解形式。这正是形形的所谓文学批评方法在后现代的批评实践中能够同时存在的一个原因。它不再崇奉单一的方法论，不再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发明一种批评方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文学批评问题，而是把批评当成一种处于过程中的阐释实践进程，兼收并蓄各种批评方法，从特定的角度去理解和阐释一定的文本。

反映在文艺学的学习及研究上，人们在介绍批评理论时就应界定其相对的、特定的有效性，而不是普遍有效性，更受注重的是批评能力的培养而不是理论知识的传输。例如，美国学者布莱斯勒在其《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入门》一书中分章介绍新批评、读者反应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女权主义、文化诗学和文化研究等批评理论，在每一章后面附有学生和专业批评家使用该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论文。[xii][12]这样，用他自己的说法，文学理论确实是成了一种解释学，其活力不在于提出一种理论，而在于批评实践。

四、文本的扩张。后现代文艺学另一重要特色就是研究范围、体验对象的空前拓展，这被看成是“后工业社会”（杰姆逊语）、“计算机化的社会”（利奥塔）或“消费社会”（波德里亚）的重要特征。以至于提到后现代主义时好像就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文艺女神的姐妹中迎来了新的难以意料的“后现代”面孔：形形的大众文化形式，包括广告、摇滚乐、MTV、体育、玩具娃娃、购物中心和城市等等，甚至人的政治和日常活动。这样，后现代文艺学面对的是一种空前复杂的文本，其文本是空前扩张的，这种文本模糊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艺术体验与日常体验之间的传统界限，它以“文学性文本”取代了传统的“文学文本”。把文本视为处于活动中的文化，它跨越了艺术性产品和其他别的种类的社会产品或社会事件的界线，在要求我们把艺术家的作品当作社会性的文本来阅读的同时，也要求我们把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当作像任何诗歌一样充满着符号和结构的修辞的审美事件来阅读和阐释。就这样，后现代文艺学在文本、语言和话语的旗帜下跨越了学科间的樊篱，在文学、历史、文学批评人类学、艺术、科学和别的学科之间没有了明确的界限。一个艺术性作品，就是一个文本，和别的所有的社会话语一样，是靠和它产生于其中的文化的互动关系而产生意义的。没有一种话语要优于另外一种话语，所有话语都是被社会所形成同时也形成社会的必要参预者。这样，文本就被无限的扩张了，正如一切无往而不是文化一样，现在一切无往而不是“文本”了。很快地，文学文本似乎边缘化了，文化研究以大众的名义很快地扩张了文本范畴，广告、摇滚乐、MTV、体育、玩具娃娃、购物中心、城市等和文学一样成了文艺学（文化）研究的范围。

基于这种新的后现代文艺学研究的动向，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不能一味地拒绝、反对和否定这种文本的扩张，而是应该面向现实的文艺学发展方向作出新的应对策略，一方面，应该拓宽我们的研究范围，这在上面我所列举的西方当代所有的文艺学教材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认同文艺学研究范围的拓展并不等于认同和赞扬一切的大众文化，批判性地阅读和阐释就如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一样，在这儿也是必不可少和相当重要的。这可以说是使文艺学向后现代的大众文化批判拓展。[xiii][13]

五、标准的内向性。我们不止一次地谈到后现代文艺学的多元和相对的特征，这是不是说，在后现代文艺学研究中就不存在研究的评价标准问题了呢？后现代确实反对追问终极真理，认为这样的真理在人文学科研究中是不存在的。后现代也肯定普遍有效性图式的失真，认为不确定性、开放性、多元性和相对性是后现代特征。后现代主义者“给出的是不确定性而非决定论，是多样性而非统一性，是差异而非综合，是繁复而非简洁。他们注重的是独一无二的事物而非一般性事物，是文本间的关系而非因果性，是不可重复的事物而非反复出现的事物、约定俗成的事物或循规蹈矩的事物。”[xiv][14]这确实导致了对后现代研究进行评价的空前困难。在传统的理论研究中，有个潜在原则就是具有对多种理论表示怀疑，对相反主张给予支持或反对的指导方针。而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关于“严格的评价标准的那种思想与后现代主义的整个哲学格格不入”，同时，“即不赞成他们自己的分析具有优越性，也不想替其言行找到永久的地位”。[xv][15]这样，后现代文艺学的研究似乎是一种没有标准没有更好的“冒险活动”。也就是说，它似乎不回答“哪一种理论和批评方式是有价值的，值得学习、教育和再生产”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只是后现代研究中的评价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从更深的层次上说，这里并不是没有标准的问题，而是如何理解标准的问题，也就是说，对标准的理解已经浸润了后现代的精神。杰姆逊曾经说后现代文化的特点是“平面感”和“深度的消失”[xvi][16]，但有意思的是，作为后现代知识分子，杰姆逊却分析这种平面感，其本身的知识倾向是深度的。所以他有种对大众文化保持批判的热情。这或者正是后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尽管他自身的角色已经从“立法者”转向了“阐释者”。但其阐释决不是浮光掠影所能概括，这种阐释的标准在我看来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关键不同在于，它从外在性走向了内在性，或者说，是从客观性转向了主观性，这是一种没有标准化的标准，其维度是巴赫金所说的“契入的深度”和“个人特性”。这是巴赫金所说的人文学科的一种特性：“认识物与认识人。这两者要作为两个极端来说明。一个是纯粹死的东西，它只有外表，只为他人而存在，能够被这个他人（认识者）以单方面的行动完全彻底地揭示出来。这种没有自己不可割让不可吞噬的内核的物，只可能成为实际利用的对象。第二个极端，就是在上帝面前思考上帝，是对话，是提问，是祈祷。个人需要自由的自我袒露。这里有着内在的吞不进吃不掉的核心，这里总保持着一定距离；对这个内核只可能采取绝对无私的态度；个人在为他人袒露自己的同时，又总是保留着自我。认识者在这里提问，不是看着一具死物来问自己和第三者，而是问被认识者本人。……。这里认识的标准，不是认识的准确性，而是契入的深度。这里认识的目标，在于个人特性。”[xvii][17]后现代的文艺学在反对标准化的同时，其追求的认识目标我觉得就是这种“契入的深度”和“个人特性”，实际上就是一种标准的内向性。这里并不是什么都好，而是什么才能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对象。

篇12

第一，后现代主义极其推崇个体的主体地位，并由此确立个体的独立、自由、价值和尊严。它倡导多元化视角，重视个体和局部独立性，有利于激发个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后现代主义认为，思想、知识和真理是人们走向自由和解放过程的共享资源，反权威主义可以使人把自己的思想触角和生命体验自由地伸向所有渴求的陌生领域。这种思潮活跃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繁荣了人类的精神文化，促进了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发展，有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自信、活跃思想、张扬个性、独立思考。第二，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文明发展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性反思，这种批判性反思有助于社会的新旧更迭，发展人类的创新思维。同时，后现代主义对现实持冷静清醒的态度，以一种颠覆性的思维方式批判、冲击着现代文明对个性的束缚、对等级制度的沉迷，它所具有的批判性和开放性意识，能够促进大学生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敏锐地剖析社会问题，揭示社会的负面现象。此外，后现代主义张扬个性，突出“人本位”观念，其对科学和理性的自我反思，有助于大学生关注人类自身命运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二、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消极影响

（一）行为观随意，社会责任感缺失

后现代主义思潮过分强调自我，追求个性，提倡多元化和差异化，加剧了大学生的反权威意识和叛逆意识，导致大学生的责任意识淡化，虚无主义乘虚而入。从尼采开始,…经海德格尔再到后现代主义,…都包含着一种恢复传统的努力,…但在反讽性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中，恢复传统的努力终究还是沦为社会批判与实践改造效应的精神自娱。由此可见,…从尼采到存在主义哲学，再到后现代哲学,…其实是见证了从“古典虚无主义”到“否定性虚无主义”的倒退。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很容易扭曲、虚化、物化，行为习惯趋利化、随意化。

（二）政治观模糊，政治信仰错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后现代主义倡导反权威、反主流，必然会使大学生怀疑的正确性、科学性和真理性。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部分大学生的主流意识淡化，导致他们放弃了理想的信念，政治信仰发生错位，怀疑甚至否定科学与真理，由此导致他们盲目追求政治观念的多元化，跟风西方的腐朽思想。从这一层面上来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深层次意义上的颓废，不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三）价值观淡化，理想信念缺失

相对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否定一切、解构一切，而后现代主义倾向于否认人类普遍具有的道德和良知。这导致部分大学生既不为任何高尚的行为所感动，又不鄙弃和抵制卑劣、罪恶的行径，而是消极度日，碌碌无为。同时，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逐渐抬头，导致部分大学生的价值观趋向世俗化、商品化，他们的理想信念正日渐缺失。

（四）人生观扭曲，生命意识淡薄

后现代主义强调反理想、反规矩、反约束，过分追求随心所欲，使性格偏激、有心理障碍的人以及极端个人主义者更加颓废、更加反叛，使他们对生命缺乏敬畏、对生命的意义缺乏追寻。近年来，大学生聚众吸毒频频见诸媒体，校园暴力屡禁不止，同居堕胎屡见不鲜，特别是当这些行为导致部分大学生的学业难以为继、经济捉襟见肘、情感危机四伏时，更加剧了他们消极颓废、玩世不恭的精神状态，增加了他们自杀、虐杀的行为倾向。

（五）文化观蜕变，文化艺术虚无

后现代主义倡导标新立异、颠覆经典、解构传统、反讽社会的自由精神，主张以“解构”颠覆传统本体论固有的二元对立，用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取代确定性。受这种思潮的影响，造成了部分大学生在文化艺术上的虚无，热衷于借助网络等媒体恶搞经典文学、艺术作品等。一味地颠覆经典和反传统，缺乏深刻的思考以及对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大大削薄了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厚度，影响了文化艺术的生命力。

三、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大学德育的对策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由于国人，特别是当代大学生对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精神实质缺乏完整的把握和深刻的认识，常常不易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积极因素，反而容易吸收一些表面的、偏激的，乃至错误的东西，加之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的不断侵蚀，如果不对后现代主义加以甄别和研究，不正确地引导和教育大学生，那么后现代主义中的积极因素就无法发挥作用，使得消极因素又乘虚而入。这样一来，后果令人担忧。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大学生德育工作尤其重要，正确地开展大学生德育工作是引导大学生正确地辨识新思想、开展理性评论和自我教育、提高精神追求、体现自身价值、提升社会层次的重要手段。基于此，本文对如何做好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大学德育工作提出了以下对策。

（一）抓住德育重点，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1.开展以正面引导为重点的理想信念教育开展以正面引导为重点的理想信念教育，大学德育工作者需要加强正面的宣传引导，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引导当代大学生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看待国家民族的发展、执政党的建设和社会的进步，帮助大学生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的成绩和不足，形成客观而不偏颇的社会认知，从而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2.开展以生命教育为重点的个性教育开展以生命教育为重点的个性教育，大学德育工作者应抓住后现代主义倡导个性发展的积极因素，引进大学生的生命教育。如大学德育工作者可以安排宽严适度的大学制度文化，组织互帮互助的团体活动，开设各种专业课堂、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让大学生在一定的制度和群体活动中相互监督和帮助，从而不断提高大学生的生命意识，感悟生命的真谛。

3.开展以心理辅导为重点的思想道德教育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大学德育工作者应通过心理咨询解决部分大学生的思想道德问题；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让他们努力获取劳动成果，接受警示教育，关注社会行为；引导大学生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学会尊重人、帮助人、关爱人，从而尊重社会、服务社会、造福社会，提高社会责任感。同时，大学德育工作者要注意心理辅导既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又不能逢迎迁就；既要坚持心理疏导，又不能排除正面灌输；既要考虑针对性，又要因势利导，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二）营造良性发展环境，引进多元化德育模式

1.宣扬校园文化，营造健康向上的思想环境高校要积极扩展主流文化阵地，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坚持以、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为核心，以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为重点，以八荣八耻等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以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为总体目标，开展健康活泼、积极向上的课余活动，改变大学生单一、固化的学习生活模式，把道德教育、心智发展、心理健康、创新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营造健康向上的思想环境，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2.倡导平等对话，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高校要不拘泥于传统，发挥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个体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能动作用。在实际运用中，高校要创新德育模式，引进师生平等对话，充分发挥网络等新兴媒体在大学生思想生活领域中的重要作用，优化师生交互方式，通过…QQ、微信、博客等网络媒体加强师生互动，让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灵活、有效，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3.创新信息载体，提升大学德育教育的内涵和水平高校要创新信息载体，开通多元化信息渠道，不但要通过传统的课堂教育传递信息数据，还要利用网络、媒体、微博、微信等现代化信息传播途径，传递信息数据。如高校可以开设思政博客、微博、论坛交流、专刊分析、专题园地，开展社会实践、辩论赛、思辨论文等活动，开设心理辅导、思想分析乃至精神分析座谈等课程，提高各种媒介、载体的主流引导水平，使大学生在可读、可视、可听、可学、可参与、可互动的多元化方式中得到正确的思想道德教育。

四、结语

总而言之，大学生是推动社会发展变革的主力军，但也是受各种时代思潮影响的易感主体，对后现代主义这种新兴社会思潮的“去糙取精”，首先大学德育工作者要对大学生进行正确引导，加强大学生的德育工作力度，发挥大学生德育工作的主流舆论导向，建立“以人为本”的人文德育模式，主张理解、尊重、平等、对话和关怀，全面实施心理、政治、思想、道德、法治等教育，培养大学生行为的坚毅性，使大学生注意言辞、规范行为、严于律己、遵守社会公德，进而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成为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力军。

作者:陈舒英 单位:福建省莆田学院教务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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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影春,王坤.后现代视域下的高校德育新情景构建[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