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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辍保学教育脱贫攻坚个人事迹材料 我叫马成龙,是灵武市大泉小学二级教师。2012年9月幸运的我加入到灵武市大泉小学这个积极上进的大家庭,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在我教授的学生当中,有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由于经济贫困而辍学的事例屡见不鲜,我经常家访贫困生,劝说他们的父母,让其回校继续学业。
贫困不可怕,可怕的是贫穷的观念。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观念,进而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想明白了这一点,我积极奔走在教育脱贫攻坚的道路上。记得有一次,我在家访一位贫困生的时候,其父母非常不理解,将满腔的怒火发泄在我的身上。我没有生气,也没有气馁,而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劝说他们让孩子回校读书。最后,孩子的家长被我的执着所感动,承诺不管家庭有多困难,也要让孩子读书。
这些年来,在工作之余,我都在积极做好控辍保学工作,我的付出和努力也得到了学校、学生和家长的一致认可和好评!我写的论文曾多次获奖,在各项比赛中均取得良好的成绩,我个人也被评为优秀教师!作为老师只有给予每个学生百分之百的关爱,才能赢得家长百分之百的理解和支持,让师爱的和风细雨沐浴千万家。对于脱贫攻坚工作,我心中唯一的信念就是让更多贫穷辍学的孩子能够有学上有书读,让孩子们都能在同一片蓝天下接受最好的教育。我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我有的是扎扎实实的努力和付出,我下定决心为教育脱贫攻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浓墨重彩聚焦
从去年5月开始,《十堰日报》就在一版和其他版面刊发报道,浓墨重彩进行聚焦。先后刊发了《郧西三年扶贫搬迁万余农民》、《连片开发城乡统筹文明引领――竹山探路秦巴山片区扶贫开发》、《张湾区实施整村推进抓好产业扶贫》、《让笑容在农民脸上绽放――郧县扶贫攻坚纪实》、《房县“县乡联建”活动成果丰硕》、《喜看“水都”换新颜――丹江口市脱贫致富奔小康工作纪略》、《郧西:让“城”与“乡”越来越近》等稿件。与此同时,推出了一批专刊,如《村村通,通向山外的幸福路》、《新农村新面貌新生活――竹房城镇带房县片区建设掠影》。这些专刊图文并茂,表现形式新颖,舆论引导有力。理论版也在相关专栏刊发一批理论文章。
表现手法多样
《十堰日报》全面运用消息、通讯、图片、系列报道、组合报道、专题深度报道、理论文章等各种体裁,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及时、全面、深入做好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工作的宣传报道。同时在新闻包装上力求出新出彩,用版面渲染手法体现宣传价值,实现宣传效果与阅读的统一,从而使稿件内容与版面表现形式实现完美结合,体现了党报特色和水平。
在城镇化背景下,需要转变传统的乡村生态旅游管理观念,应把乡村生态建设与城镇化发展进行有效结合,从而加快整个乡村生态旅游管理的步调,使乡村生态旅游管理更规范,乡村旅游行业发展才更有活力。在管理中应鼓励贫困户参与到乡村生态旅游发展中来,通过产业带动、企业帮扶等形式,让乡村生态旅游助推脱贫攻坚。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村生态旅游可采取“旅游+”的模式,开发农旅、文旅、体旅等山地旅游新业态,为贫困户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带动乡村经济的良好发展,进一步提升乡村生态旅游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充分重视各类专家对于乡村生态旅游领域所提出的政策和建议,利用业务咨询、理论指导、评审评价等形式,不断强化乡村生态旅游管理内容,大力发展乡村生态旅游,推动乡村振兴。从而以科学合理的城乡统一化管理办法,提升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在紧跟新形势下促进乡村生态旅游行业良好的发展趋势与方向。
2倡导村民参与到乡村生态旅游建设中
由于目前我国大部分乡村生态旅游行业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人们的参与感也较低,因此可倡导当地村民参与到乡村生态旅游建设中,通过这样的方式给当地农民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同时也形成了管理的新模式。例如可以以社会实践旅游振兴为特色,加大对我国自然资源的保护力度,在制定出乡村生态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和整体营销办法后,实现当地农业生产与乡村生态旅游的联合互动。论文格式是论文写作时的写作标准和样式要求。同时促进当地人参与到乡村生态旅游建设中,通过对农业公园、湿地保护区的深度体验和走访,使村民充分了解并积极发掘当地的旅游潜力,从而以自然资源保护为前提,以生态环境建设为目标,为未来的建设发展提供可行性的建议,以此充分发挥乡村生态旅游业对当地乡村发展振兴的带动作用。
3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二、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的区别
以下从目标对象、主体结构、资源安排、施策模式以及绩效考核与进入退出机制等方面解析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的区别之处。其一,目标对象不同。对口支援是横向的地区间帮扶制度,受援对象主要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及其地区内的各种工程、经济或科教文卫项目。虽然对口支援确实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不少人口脱离了贫困,三峡移民等特殊对口支援项目也确实落实到受援地区个人,根据对口帮扶的常规运行机制,绝大多数情况下,其直接对象并非贫困人口。而精准扶贫作为纵向的扶贫机制,其终端指向贫困人口。指出,要使“真贫困者”和“返贫困者”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扶持和帮助,“不让一个人掉队”。“六个精准”中列在首位的“扶贫对象精准”,要求各级政府按照“严格对象标准、规范识别程序、坚持公平公正、直接到户到人”的原则,全面准确掌握贫困人口的规模、分布以及居住条件、就业渠道、收入来源、致贫因素等情况,建立贫困人口动态管理机制,确保扶贫资源向贫困对象集中。不难看出,“精准识别”这一要求是扶贫资金有的放矢、精准滴灌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反映出精准扶贫的目标对象的个体性。其二,主体结构不同。对口支援作为横向机制,主体参与关系相对复杂,就受督CAIZHENGJIANDU201713财税纵横援地和支援地的平行关系而言,存在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的关系网络,参与主体主要是省、市一级。就单个具体的项目而言,则分别以支援方和受援方为中心形成两个网络:“交钥匙”形式的项目往往由支援方为主导;“交支票”形式的项目通常由受援方为主导;而“联建共建”的项目则往往有两个中心。此外,与同一个地区有对口关系的支援方之间,往往形成竞争关系而非合作关系网。精准扶贫作为纵向机制,其参与主体的主结构是垂直的,按的发言,可概括为“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在强化各级党委、政府扶贫攻坚责任的同时,明确行业部门的责任,并动员社会各方面参与扶贫动员社会各方面参与扶贫,形成合力。在主干的纵向结构中,重心下移:从2015年起,大多数扶持项目的审批权都下放到县一级。而且精准扶贫十分重视扶贫对象的脱贫内生动力,所以扶贫对象也是重要的参与主体。其三,资源安排方式不同。对口支援横向转移的资源形式比较多元化,涵盖物力、财力、人力、智力等等。比如,物力包括项目的直接援建(“交钥匙”),财力包括资金的直接援助(“交支票”),人力包括支援地区选派人员到受援地区工作,或受援地区选派人员到支援地区进修学习,智力包括技术、管理模式的交流和移植等等。精准扶贫传递的资源以资金为主要形式。一方面是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扶贫投入;另一方面是发挥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互补作用,整合各类扶贫资源,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其四,施策模式不同。对口支援的施策模式主要还是发达地区经验的移植。除了在“交支票”模式中受援方有较大自以外,大多数对口支援项目无论是“硬件”(财力物力)或“软件”(人力智力)、“输血”或“造血”,往往都是由支援方来主导。实际的施策模式往往是“支援方给什么受援方就要什么”。支援方的经验移植尤其是人才、科技和管理模式方面对于受援地的长期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在短期内,容易出现施策低效、重复的现象,例如多个支援方一窝蜂地在同一受援地兴建产业园区,导致产业同质化、产能过剩,这一问题也与上文提到的主体结构有关。精准扶贫的施策强调有的放矢,可以按照的话概括为:“我们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在实际操作中,根据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实施“五个一批”,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且每个“一批”都鼓励开发模式的创新。其五,绩效考核与进入退出机制不同。对口支援本身缺乏科学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一方面是政治性、无偿性的特点,使得很难分别针对支援方和受援方建立起考评机制;另一方面由于“对口支援”这一广义政策下其实包含着很多不同的子模式,例如工程支援和人才支援就存在着资源类型、目标结果、项目周期、外部性等诸多不同,这也客观造成了绩效考核的难度。就目前学界现有的论文来看,主要还是以受援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情况和公共服务水平,尤其是以GDP的增量和增速来衡量对口支援的有效性。但是严格来说,除非经过更为系统和细致的统计分析,这些地区性发展成果并不能直接归功于对口支援。此外,对口支援目前缺乏明确的进入和退出机制。精准扶贫一经提出就强调改革绩效考评机制。一方面是党政建立以减贫结果为导向的考评机制,不以GDP论英雄;另一方面是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开展贫困地区群众扶贫满意度调查,建立扶贫政策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和扶贫成效第三方评估机制。此外,关于精准扶贫的进入和退出机制也比较明确。从进入来说,贫困人口和贫困村、贫困县都已有比较明确的界定;从退出来说,《十三五规划》指出要“抓紧研究建立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退出机制,准确反映减贫成果。”
三、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的联系
其一,立足现实,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原则是共同富裕。对口支援与改革开放的正式提出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可见我国很早就开始致力于避免地区间的两极分化。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和社会整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口支援也作为“先富带后富”的重要手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就目前尚存的城乡、东西部之间的差异来看,地区间资源横向的流动仍然非常有必要,而具体的形式也在被政界和学界不断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减贫成果创造了世界奇迹。根据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显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90年的19亿降至2015年8.36亿,其中中国的贡献率超过70%。我国在减贫事业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要使全体公民脱贫,目前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一是贫困人口总量仍然较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止2014年底,我国贫困人口还有7017万。二是贫困人口的分布目前集中在一些偏远地区,欠缺软硬配套条件,且需要权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量,客观上增加了扶贫施策的难度。三是随着扶贫事业的不断发展和绝对贫困人口的不断减少,贫困人口的脱贫需求已经从过去的“解决温饱”上升为“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等高层次。精准扶贫即是针对目前扶贫进入克难攻坚阶段而提出的。其二,目标一致,力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目标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十七大上被细分为五点:一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二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四是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五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上述五点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促进。但如果根据对口支援和精准扶贫的直接目标来进行区分,那么对口支援作为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直接服务于第一点,即经济的协调发展。精准扶贫作为消除贫困现象的手段,直接服务于第四点,即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对口支援和精准扶贫的根本目标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三,形成合力,共创“大扶贫”格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汇聚社会力量打赢消灭贫困的战役。指出,要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健全东西部协作、党政机关定点扶贫机制,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积极性。这表明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该相互配合:一方面,对口支援应该提高精准程度,“好钢用在刀刃上”。例如,浙江提出对口支援要“三个精准”:目标计划精准、授建内容精准、沟通衔接精准。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应该积极整合对口支援的资源,“五指握紧形成合力”。通过优化参与机制的设计,可以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尤其是脱贫攻坚重点工程中的特色产业扶贫、劳务输出扶贫、教育扶贫、交通扶贫、健康扶贫,都应积极利用对口支援的相应项目,战略安排资源,实现效应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