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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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辍保学教育脱贫攻坚个人事迹材料 我叫马成龙，是灵武市大泉小学二级教师。2012年9月幸运的我加入到灵武市大泉小学这个积极上进的大家庭，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在我教授的学生当中，有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由于经济贫困而辍学的事例屡见不鲜，我经常家访贫困生，劝说他们的父母，让其回校继续学业。

贫困不可怕，可怕的是贫穷的观念。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观念，进而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想明白了这一点，我积极奔走在教育脱贫攻坚的道路上。记得有一次，我在家访一位贫困生的时候，其父母非常不理解，将满腔的怒火发泄在我的身上。我没有生气，也没有气馁，而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劝说他们让孩子回校读书。最后，孩子的家长被我的执着所感动，承诺不管家庭有多困难，也要让孩子读书。

这些年来，在工作之余，我都在积极做好控辍保学工作，我的付出和努力也得到了学校、学生和家长的一致认可和好评！我写的论文曾多次获奖，在各项比赛中均取得良好的成绩，我个人也被评为优秀教师！作为老师只有给予每个学生百分之百的关爱，才能赢得家长百分之百的理解和支持，让师爱的和风细雨沐浴千万家。对于脱贫攻坚工作，我心中唯一的信念就是让更多贫穷辍学的孩子能够有学上有书读，让孩子们都能在同一片蓝天下接受最好的教育。我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我有的是扎扎实实的努力和付出，我下定决心为教育脱贫攻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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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墨重彩聚焦

从去年5月开始，《十堰日报》就在一版和其他版面刊发报道，浓墨重彩进行聚焦。先后刊发了《郧西三年扶贫搬迁万余农民》、《连片开发城乡统筹文明引领――竹山探路秦巴山片区扶贫开发》、《张湾区实施整村推进抓好产业扶贫》、《让笑容在农民脸上绽放――郧县扶贫攻坚纪实》、《房县“县乡联建”活动成果丰硕》、《喜看“水都”换新颜――丹江口市脱贫致富奔小康工作纪略》、《郧西：让“城”与“乡”越来越近》等稿件。与此同时，推出了一批专刊，如《村村通，通向山外的幸福路》、《新农村新面貌新生活――竹房城镇带房县片区建设掠影》。这些专刊图文并茂，表现形式新颖，舆论引导有力。理论版也在相关专栏刊发一批理论文章。

表现手法多样

《十堰日报》全面运用消息、通讯、图片、系列报道、组合报道、专题深度报道、理论文章等各种体裁，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及时、全面、深入做好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工作的宣传报道。同时在新闻包装上力求出新出彩，用版面渲染手法体现宣传价值，实现宣传效果与阅读的统一，从而使稿件内容与版面表现形式实现完美结合，体现了党报特色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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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镇化背景下，需要转变传统的乡村生态旅游管理观念，应把乡村生态建设与城镇化发展进行有效结合，从而加快整个乡村生态旅游管理的步调，使乡村生态旅游管理更规范，乡村旅游行业发展才更有活力。在管理中应鼓励贫困户参与到乡村生态旅游发展中来，通过产业带动、企业帮扶等形式，让乡村生态旅游助推脱贫攻坚。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村生态旅游可采取“旅游+”的模式，开发农旅、文旅、体旅等山地旅游新业态，为贫困户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带动乡村经济的良好发展，进一步提升乡村生态旅游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充分重视各类专家对于乡村生态旅游领域所提出的政策和建议，利用业务咨询、理论指导、评审评价等形式，不断强化乡村生态旅游管理内容，大力发展乡村生态旅游，推动乡村振兴。从而以科学合理的城乡统一化管理办法，提升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在紧跟新形势下促进乡村生态旅游行业良好的发展趋势与方向。

2倡导村民参与到乡村生态旅游建设中

由于目前我国大部分乡村生态旅游行业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人们的参与感也较低，因此可倡导当地村民参与到乡村生态旅游建设中，通过这样的方式给当地农民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同时也形成了管理的新模式。例如可以以社会实践旅游振兴为特色，加大对我国自然资源的保护力度，在制定出乡村生态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和整体营销办法后，实现当地农业生产与乡村生态旅游的联合互动。论文格式是论文写作时的写作标准和样式要求。同时促进当地人参与到乡村生态旅游建设中，通过对农业公园、湿地保护区的深度体验和走访，使村民充分了解并积极发掘当地的旅游潜力，从而以自然资源保护为前提，以生态环境建设为目标，为未来的建设发展提供可行性的建议，以此充分发挥乡村生态旅游业对当地乡村发展振兴的带动作用。

3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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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的区别

以下从目标对象、主体结构、资源安排、施策模式以及绩效考核与进入退出机制等方面解析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的区别之处。其一，目标对象不同。对口支援是横向的地区间帮扶制度，受援对象主要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及其地区内的各种工程、经济或科教文卫项目。虽然对口支援确实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不少人口脱离了贫困，三峡移民等特殊对口支援项目也确实落实到受援地区个人，根据对口帮扶的常规运行机制，绝大多数情况下，其直接对象并非贫困人口。而精准扶贫作为纵向的扶贫机制，其终端指向贫困人口。指出，要使“真贫困者”和“返贫困者”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扶持和帮助，“不让一个人掉队”。“六个精准”中列在首位的“扶贫对象精准”，要求各级政府按照“严格对象标准、规范识别程序、坚持公平公正、直接到户到人”的原则，全面准确掌握贫困人口的规模、分布以及居住条件、就业渠道、收入来源、致贫因素等情况，建立贫困人口动态管理机制，确保扶贫资源向贫困对象集中。不难看出，“精准识别”这一要求是扶贫资金有的放矢、精准滴灌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反映出精准扶贫的目标对象的个体性。其二，主体结构不同。对口支援作为横向机制，主体参与关系相对复杂，就受督CAIZHENGJIANDU201713财税纵横援地和支援地的平行关系而言，存在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的关系网络，参与主体主要是省、市一级。就单个具体的项目而言，则分别以支援方和受援方为中心形成两个网络：“交钥匙”形式的项目往往由支援方为主导；“交支票”形式的项目通常由受援方为主导；而“联建共建”的项目则往往有两个中心。此外，与同一个地区有对口关系的支援方之间，往往形成竞争关系而非合作关系网。精准扶贫作为纵向机制，其参与主体的主结构是垂直的，按的发言，可概括为“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在强化各级党委、政府扶贫攻坚责任的同时，明确行业部门的责任，并动员社会各方面参与扶贫动员社会各方面参与扶贫，形成合力。在主干的纵向结构中，重心下移：从2015年起，大多数扶持项目的审批权都下放到县一级。而且精准扶贫十分重视扶贫对象的脱贫内生动力，所以扶贫对象也是重要的参与主体。其三，资源安排方式不同。对口支援横向转移的资源形式比较多元化，涵盖物力、财力、人力、智力等等。比如，物力包括项目的直接援建（“交钥匙”），财力包括资金的直接援助（“交支票”），人力包括支援地区选派人员到受援地区工作，或受援地区选派人员到支援地区进修学习，智力包括技术、管理模式的交流和移植等等。精准扶贫传递的资源以资金为主要形式。一方面是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扶贫投入；另一方面是发挥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互补作用，整合各类扶贫资源，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其四，施策模式不同。对口支援的施策模式主要还是发达地区经验的移植。除了在“交支票”模式中受援方有较大自以外，大多数对口支援项目无论是“硬件”（财力物力）或“软件”（人力智力）、“输血”或“造血”，往往都是由支援方来主导。实际的施策模式往往是“支援方给什么受援方就要什么”。支援方的经验移植尤其是人才、科技和管理模式方面对于受援地的长期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在短期内，容易出现施策低效、重复的现象，例如多个支援方一窝蜂地在同一受援地兴建产业园区，导致产业同质化、产能过剩，这一问题也与上文提到的主体结构有关。精准扶贫的施策强调有的放矢，可以按照的话概括为：“我们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在实际操作中，根据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实施“五个一批”，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且每个“一批”都鼓励开发模式的创新。其五，绩效考核与进入退出机制不同。对口支援本身缺乏科学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一方面是政治性、无偿性的特点，使得很难分别针对支援方和受援方建立起考评机制；另一方面由于“对口支援”这一广义政策下其实包含着很多不同的子模式，例如工程支援和人才支援就存在着资源类型、目标结果、项目周期、外部性等诸多不同，这也客观造成了绩效考核的难度。就目前学界现有的论文来看，主要还是以受援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情况和公共服务水平，尤其是以GDP的增量和增速来衡量对口支援的有效性。但是严格来说，除非经过更为系统和细致的统计分析，这些地区性发展成果并不能直接归功于对口支援。此外，对口支援目前缺乏明确的进入和退出机制。精准扶贫一经提出就强调改革绩效考评机制。一方面是党政建立以减贫结果为导向的考评机制，不以GDP论英雄；另一方面是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开展贫困地区群众扶贫满意度调查，建立扶贫政策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和扶贫成效第三方评估机制。此外，关于精准扶贫的进入和退出机制也比较明确。从进入来说，贫困人口和贫困村、贫困县都已有比较明确的界定；从退出来说，《十三五规划》指出要“抓紧研究建立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退出机制，准确反映减贫成果。”

三、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的联系

其一，立足现实，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原则是共同富裕。对口支援与改革开放的正式提出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可见我国很早就开始致力于避免地区间的两极分化。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和社会整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口支援也作为“先富带后富”的重要手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就目前尚存的城乡、东西部之间的差异来看，地区间资源横向的流动仍然非常有必要，而具体的形式也在被政界和学界不断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减贫成果创造了世界奇迹。根据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显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90年的19亿降至2015年8.36亿，其中中国的贡献率超过70%。我国在减贫事业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要使全体公民脱贫，目前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一是贫困人口总量仍然较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止2014年底，我国贫困人口还有7017万。二是贫困人口的分布目前集中在一些偏远地区，欠缺软硬配套条件，且需要权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量，客观上增加了扶贫施策的难度。三是随着扶贫事业的不断发展和绝对贫困人口的不断减少，贫困人口的脱贫需求已经从过去的“解决温饱”上升为“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等高层次。精准扶贫即是针对目前扶贫进入克难攻坚阶段而提出的。其二，目标一致，力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目标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十七大上被细分为五点：一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二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四是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五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上述五点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促进。但如果根据对口支援和精准扶贫的直接目标来进行区分，那么对口支援作为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直接服务于第一点，即经济的协调发展。精准扶贫作为消除贫困现象的手段，直接服务于第四点，即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对口支援和精准扶贫的根本目标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三，形成合力，共创“大扶贫”格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汇聚社会力量打赢消灭贫困的战役。指出，要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健全东西部协作、党政机关定点扶贫机制，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积极性。这表明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该相互配合：一方面，对口支援应该提高精准程度，“好钢用在刀刃上”。例如，浙江提出对口支援要“三个精准”：目标计划精准、授建内容精准、沟通衔接精准。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应该积极整合对口支援的资源，“五指握紧形成合力”。通过优化参与机制的设计，可以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尤其是脱贫攻坚重点工程中的特色产业扶贫、劳务输出扶贫、教育扶贫、交通扶贫、健康扶贫，都应积极利用对口支援的相应项目，战略安排资源，实现效应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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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贵州省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现状

（一）贵州省农村扶贫开发的法律保障制度

贵州省专门针对扶贫开发出台的法律法规主要是于2013年3月1日正式施行的《贵州省扶贫开发条例》。在制定该《条例》时，由于受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等很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我省在全国范围内仍是农村贫困面最大、贫困人口数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按照当时国家规定的扶贫标准，我省还有贫困人口1149万，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总数的9.4%；贫困发生率高达33.4%。在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中，我省有乌蒙山片区、武陵山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共计70个县，该区域的贫困人口占全省总数的86.3%、贫困乡镇占87.6%、贫困村占84.3%。由此可见，在制定《条例》时，我省的扶贫开发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扶贫攻坚任务仍非常重。为了让我省扶贫开发工作有法可依，也为了规范各种扶贫开发行为，保障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更好地发展，帮助扶贫对象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减小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早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国家和我省的有关扶贫开发政策，制定《条例》是非常必要的。

《条例》对扶贫对象、政府及相关部门所承担的扶贫开发责任、扶贫项目地管理、扶贫资金地管理、扶贫开发的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问题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这使得我省的扶贫开发工作有了法律法规进行保驾护航。

（二）贵州省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取得的成效

贵州省在过去五年，贫困人口数减少656万人，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数达66万人，有35个贫困县、744个贫困乡镇摘帽，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4.3%。当然，《条例》也起到一定作用，《条例》的制定标志着我省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了依法推进的新阶段，同时确保了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有法可依。该《条例》实施期间全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得到进一步巩固。

二、 贵州省农村扶贫开发存在的突出问题

虽然，贵州省在过去五年的扶贫开发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贵州省扶贫开发条例》实施以来也起到一定保障扶贫开发工作开展的作用。但是，为了与全国同步实现在2020年达到小康标准，贵州省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仍需要面临每年让一百余万贫困人口脱贫的巨大压力，所以我省农村扶贫开发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我省88个县区中有70个属于集中连片扶贫开发县，全省还有农村贫困人口745万人，再加上我省不少地方的基础设施仍然处于非常薄弱的状态，人民群众因灾、因病致贫，甚至返贫的现象比较严重，所以扶贫攻坚任务依然非常艰巨，要依法推进扶贫开发工作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首先，对于扶贫开发的法规、政策认识有待提高，《贵州省扶贫开发条例》适用性不强。部分基层干部、群众对《条例》以及扶贫开发的相关政策还不够了解，很多地方对于怎样稳固扶贫成果、防止返贫的工作不够重视。我省的扶贫开发条例已经施行三年多，期间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都出台了大量有关扶贫开发的政策，我省的扶贫开况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贵州省扶贫开发条例》作为我省扶贫开发的法律制度保障已经出现了适用性不强的问题。

其次，基层的扶贫队伍工作能力较弱，还需加强精准扶贫工作力度。部分基层扶贫开发工作人员素质不高，对于扶贫开发政策及《条例》的执行并不到位。导致扶贫开发工作出现很多问题，例如扶贫对象识别不精准，一定会影响总体扶贫开发规划落实、扶贫项目地开展、扶贫资金地发放等很多工作的精准程度。

再次，投入的扶贫资金不足，扶贫资金地使用、管理、监督有待加强。在扶贫资金投入的问题上，尽管各级财政每年都在增加投入，但投入资金总额与扶贫任务需求还是没法适应。对于资源整合的问题，《条例》中有对于资源整合的规定，但执行效果并不太好，有些部门还是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没能使不同的扶贫资源结合在一起发挥更大的效用。对于资金使用的问题，财政扶贫资金使用途径过于单一，使得扶贫资金发挥的作用很有限。对于资金管理的问题，例如存在部分项目资金发放较晚，使得项目实施单位难以开展工作，以致影响到项目实施进度。对于项目资金公示公告制度执行的问题，《条例》也有明确的公示规定，但仍有部分地方出现公示公告内容不完整的问题。还有贫困地区扶贫?苑⒅械姆缸镂侍猓?庑缸镄形?婕俺?街叭ń?猩笈?钅孔式稹⑽淳??几谋浞銎犊?⑾钅亢妥式鹩猛荆?傲臁⑿楸ā⑴灿梅銎犊?⒆式鸬刃形??渲校?勾嬖?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81_1.shtml>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的行为，在《条例》中也规定了责任追究制度，但因为监管不到位导致这些犯罪行为仍然存在。

最后，安排的扶贫项目不切合当地实情，项目实施效果不理想。问题出现在有的项目没有考虑清楚当地自然条件、经济条件、人员条件，从而导致项目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一些项目规模太小，又很分散，没法形成一定规模，以至于缺乏市场竞争力；有些项目的后期管理不到位，而且相关部门的监督工作也不及时，直接导致项目失败；还有针对缺乏基础设施的贫困地区的相关设施建设项目安排得太少，乡村道路、水利设施等问题都急需解决。

三、 贵州省农村扶贫开发法律保障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加大学习宣传扶贫开发政策法规的力度

各级各部门必须加强对扶贫开发政策法规的学习以及贯彻落实，加强扶贫工作者对于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紧迫感与责任感，要充分意识到扶贫开发是一个持久的系统工程，脱贫目标需要考虑很多方面情况，每个扶贫工作者都必须全力以赴才能完成好这项工作。扶贫工作者必须熟练运用《条例》和扶贫开发政策开展工作，并且要帮助农民群众了解《条例》和扶贫开发政策，调动农民群众对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要大力宣传《条例》和扶贫开发政策，以期在整个社会环境中营造依法开展扶贫开发的良好氛围。

（二） 加强扶贫开发队伍的建设

努力提高农村扶贫开发工作队伍的综合素质，以适应新阶段繁重的农村扶贫开发任务的需要。按照《条例》规定，加快设置贫困乡镇的扶贫工作机构，安排各项扶贫工作的专职工作人员。同时，也要提高农村扶贫开发干部队伍的质量，定期对农村扶贫开发干部进行扶贫工作培训，并进行相关人才的引进，保障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高质量。通过加强农村扶贫开发队伍的建设，提高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精准度，全面准确地对致贫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严格划分扶贫对象和救济对象，制定出切合实际的帮扶计划，确保各项扶贫开发政策的顺利实施。

（三） 增加扶贫资金投入，加强资金项目监管

竭尽全力去争取中央财政的专项扶贫资金、定点扶贫和对口帮扶等资金支持我省扶贫开发事业。同时，加大地方财政对于扶贫资金地投入，吸引更大范围的金融资金、社会资本参与到扶贫开发事业中，并建立起扶贫资金地有偿使用、多元投入机制。加强对于扶贫资金的监管力度，加快资金拨付和项目实施进度。集各方力量，充分整合利用扶贫资源，提高扶贫资源的整体效用。要保障产业化扶贫的重点项目投入，也要提高扶贫项目的覆盖面。切实做好贫困地区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扶贫项目立项、审批、实施、验收、评估等管理制度。认真执行扶贫资金项目公示公告制度，提升人民群众对项目建设的积极性。按照《条例》规定，财政、扶贫、审计、监察等相关部门须做好监管工作。

（四） 努力提高产业扶贫项目的实施效果

让龙头企业、合作社更好地发挥带动作用，组织农民打造充分利用当地优势自然条件，并具有地方特色的养殖、种植基地和食品加工基地，提供相关农业科技技术，做好特色品牌建设，以提高市场竞争力。进行产业扶贫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制定项目时要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充分尊重群众的意见，尽量转变当前部分群众配合度不高、项目监管不到位的情况，细分各部门职责，全面调动相关部门和贫困农户的积极性，全力推进项目开展，提高项目实施效果。

（五） 调整扶贫开发机制

要着眼于增强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积极转变传统的扶贫方式、手段，从提高贫困群众的自我脱贫能力入手，创新扶贫工作思路、形式、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要正确协调好贫困农户尽快脱贫与长远生计、典型示范点建设与帮扶全部贫困人口总体推进的关系。坚持产业扶贫与智力扶贫并重，充分发挥基层组织、驻村帮扶干部和农业技术人员的作用，宣传好党的各项惠民政策，帮助贫困农户学习掌握实用技术，提高综合素质。

（六） 加强依法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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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综合实力

提升服务品质

“着力解决病患看病难、流程复杂等问题，解决病患就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要全力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长刘健说。

作为贵州省人才储备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大型综合性医院和百佳医院，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把提升自身综合实力，为民提供优质医疗服务视为当前的发展要务。医院不断引入国内外先进理念、技术与设备，拥有全省唯一的PET/CT（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X线计算机体层成像）、全省唯一的Hybrid（复合）手术室等。同时，贵州省紧急救援中心（96999）、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省产前诊断中心、贵州省儿童医学中心等也设在该院。

2015年11月15日，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了2014年度中国医院综合实力排行榜。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综合实力位列西南地区第8位、贵州省第1位，有11个专科进入西南区专科声誉排行榜前5位。

2016年3月，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了“2015中国医院竞争力・顶级医院100强”排行榜。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入选中国顶级医院100强，是贵州省唯一入选的医疗机构。

改善就医环境

惠及更多群众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从未忘记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在积极贯彻实施国家卫生计生委倡导的“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中，不断打造学科精品、搭建科研平台、构筑医疗特色、加强人才培育、优化服务流程、改善就医环境、提高服务质量，为保障全省人民健康福祉作出积极贡献。

为进一步改善医疗环境、提升服务品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更新了HIS（医院信息）系统，优化了医疗服务流程、减少了患者排队的环节和时间。预约挂号在现场预约、电话预约、短信预约、网络预约等基础上新增了微信预约方式；投入使用自助挂号机、自助缴费机、化验结果自助打印机等自助就诊系统。

2015年12月，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新建的现代化外科综合大楼投入使用，新增床位数1200张，使该院实际开放床位突破3000张，极大地改善了住院条件，有效缓解了病人住院“一床难求”现象。

同时，积极应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将医疗服务向远程医疗和网络云端引申和拓展，与院外力量合作共建“贵医云”网上医院平台及院级远程医疗中心，实现上下级医院联动，让优质医疗资源惠及边远地区群众。

建立“医联体”

缓解“看病难”

2015年9月以来，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携手清镇市人民医院、福泉市一医等32家市县级医院共建了战略医疗联合体。“医联体”的建立，有利于开展分级医疗、双向转诊，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带动县级医院发展提高；有利于医院专家集中精力攻克和解决疑难重症；有利于有效缓解群众“看病远”“看病挤”的问题。

此外，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在没有政府投入的情况下，办起了贵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附属白云医院、附属安顺医院、附属乌当医院，在集团化办医方面作出积极探索。四家医院的管理和技术骨干都由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派出，床位数共计2549张，实现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快速增长，有效缓解群众“看病难”问题。

坚持创新驱动

实现双赢发展

创新是医院始终进步的动力，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在传承中创新，于创新中发展，实现了服务人民健康和自身发展壮大的双赢。医学科研成果保持省内行业领先地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量、科研成果获奖数量、SCI论文数量及影响因子近年来都有较大提升。2015年，医院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项，发表SCI论文12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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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语言”，即教材语言、设问语言和材料语言。教材语言主要是指《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生活与哲学》和《文化生活》教材中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设问语言主要是指在设问中表述行为主体的语言。材料语言则是指材料的主旨部分。如果说教材语言是论点的话，那么材料语言就是论据，设问语言则是沟通教材语言与材料语言的纽带。

二、选（调）取“三种语言”的注意事项

1.调取的教材语言一定要准确

依据设问准确调取教材语言的前提是学生在复习过程中围绕行为主体构建小微专题。

2.选取的设问语言一定要原汁原味

即从设问语句中直接摘取相关内容，尽量保持“原生态”，使教材语言与材料语言实现无缝对接。

3.提取的材料语言一定要短小精悍

对材料语言进行提取，能考查学生获取、解读信息的能力。如果试题中的材料较长，就需要考生辨别哪些语句是主旨句，哪些语句是附加句，哪些提供的是有效信息，哪些提供的是无效信息。

三、“三种语言”的顺序

因为高考评卷者任务繁重，评卷速度很快，为了彰显教材语言的主体地位，我建议考生在解答主观题时，一般采取下面的模式作答：教材语言+设问语言+材料语言。

四、运用

【例1】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为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我国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开放发展，顺应中国经济深度融合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材料二经贸合作是国与国关系发展的“推进器”和“压舱石”。亚欧各国普遍面临着稳定增长、调整结构、增加就业的重大课题，这更需要密切经贸合作。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构建亚欧大市场，是释放贸易投资潜能、拓展亚欧发展空间的客观需要。推动亚欧共同发展、协调发展，需要坚持开放、多元和共赢战略，开发更多“增值领域”，加强互联互通建设，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打破区域发展瓶颈，提升整体发展能力和水平。

请结合材料，运用当代国际社会的知识，分析亚欧各国加强经贸合作的合理性。

解析：（1）通^分析设问，我们先锁定作答模块为“当代国际社会的知识”，确定行为主体为“亚欧各国”。然后调取相关的教材语言：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国家间共同的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求和平、促合作、谋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当代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

（2）从设问中原汁原味地选取设问语言：亚欧各国加强经贸合作。

（3）从材料中获取有效信息，筛选无效信息。最终提取的材料语言是：各国普遍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潮流；提升整体发展能力和水平。

（4）按照“三种语言”的顺序：教材语言+设问语言+材料语言，有序生成答案。

答案：①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国家间共同的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亚欧各国加强经贸合作，说明亚欧各国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合作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求和平、促合作、谋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亚欧各国加强经贸合作，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潮流。③当代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亚欧各国加强经贸合作，有利于提升整体发展能力和水平。

【例2】阅读材料，完成问题。

材料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2015年11月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请结合材料，运用《经济生活》知识，分析国家为什么高度重视扶贫工作。

解析：（1）通过分析设问，我们先锁定作答模块为“《经济生活》知识”，确定行为主体为“国家”。然后调取相关的教材语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公平的收入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经济建设方面要求全面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

（2）从设问中原汁原味地选取设问语言：国家高度重视扶贫工作。

（3）从材料中获取有效信息，筛选无效信息。最终提取的材料语言是：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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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彝语言文学）是西昌学院的重点建设学科，在四川同类学科中处于领先地位。其所依托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彝语言文学）专业2010年被评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并由此奠定了该学科在全国的影响力。十余年来，本专业根据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步确立“学科交叉融合，注重应用实践，彝汉并举并重”为本专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坚持师资队伍和学科建设为龙头，以课程体系和教学改革为突破口，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为彝区培养了一大批扎根基层、乐于奉献的彝汉双语人才，获得了较高的美誉度和知名度，目前正朝着全国一流专业的目标而积极努力。（一）狠抓优势特色专业。1.专业历史悠久、师资雄厚、条件优良。本专业的前身是1989年开始招收的彝语文专科，2004年更名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彝语言文学）专业本科，2007年取得学士学位授予权，2005年取得副教授（副研究员）职称评议权、2011年取得教授（研究员）职称评议权。本专业形成了一支由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等7名拔尖领军人才为支撑引领的优秀师资队伍，拥有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四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1个，建有彝语言多功能实验室1个、彝汉英同声传译室1个、彝汉影视摄录编实训室1个、彝语言文化综合实验室1个、彝族文化展厅4个，同时建有共享实验室6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11个。2.科学研究对接需求与特色，成果丰硕。针对西南彝区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优势，重点对彝族语言文学、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汉双语教育等方面开展研究，初步凸显了突出的学科优势。本专业专任教师先后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6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项、省社科重大项目2项，以及其他科研项目28项，出版《当代彝文文学研究》《彝族克智译注》《支格阿鲁：彝族英雄史诗》《中国彝族支格阿鲁文化研究》《勒格斯惹的故事》《支格阿龙1～5》《凉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丛书第1～5辑》《彝族传世民歌》《凉山彝语词法学》等60余部专著，发表学术论文510余篇，获国家、省级科研成果奖12项。3.人才培养突出应用、强化实践、质量优良。本专业拥有国家级特色专业1个、省级教学名师1人、省级教学团队1个、省级精品课程3门、省级卓越教师教育培养计划项目1个。在具体办学过程中，能够结合民族地区实际需求，加大对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建设和课程体系改革与创新的研究，承担了省级教改项目10项，建立了彝区顶岗支教的“6+1+1”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了“巩固彝族母语、强化彝汉双语、拓展彝英汉三语”的教学理论与实践体系，致力于新时代“彝语文+专业”滚动式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出版教育部规划教材和资助教材12部、发表教学研究论文30多篇，获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4.社会服务形式多样、参与面广、效益显著。本专业通过建设研究中心、研究示范基地、教学实践基地等，构建了“振兴优秀文化、注重应用效果”的成果服务模式；积极为民族地区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提供决策咨询和建议，发挥智力优势，为民族文化发展提供智库支撑。通过校地合作、成果推广项目、举办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社科普及、政策咨询等多种途径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主动融入凉山州“全域旅游”、打造“世界彝族文化中心”、脱贫攻坚、“人才兴州”以及实施民族地区教育均衡发展战略，为关键领域的咨询和服务，特别是在推动彝族地区文化扶贫、教育扶贫，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二）扩大国内及区域行业影响。1.彝族母语文学研究一直引领学科前沿。2001年阿牛木支教授的《当代彝文文学研究》，是迄今为止首次对彝族母语文学进行较为系统地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在彝族母语文学学科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于2002年获得全国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2014年依托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彝语言文学）学科（专业）承办的“中国多民族母语文学研讨会”首次在西昌学院举办，来自国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80余名代表参会，对本专业前期开展的彝族母语文学研究工作给予高度评价。2016年在成都召开的“世界少数族裔文学国际研讨会”上，3名专业带头人与骨干教师作为彝族文学研究专家在大会上作主题发言或专题发言，凸显其彝族母语文学研究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2019年在西昌召开的“《当代彝文文学史》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对《当代彝文文学史》的编撰考述、民族文学观、研究价值和意义等进行专门探讨，大家一致认为，由阿牛木支教授主编的《当代彝文文学史》是彝文文学历史研究领域的首部专著，在彝族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以此见证彝文文学繁荣发展的历史记录，更彰显彝族母语作家才华的珍贵档案。该书总结了当代彝文文学的创作成就与发展规律，清晰地体现了当代彝文文学的发展脉络与创造活动，对当代彝文文学作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系统的归纳、整理，为呈现出文献性、资料性和学理性相统一的优质文学史文本作出了较大的贡献。2.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研究凸显中国影响。本研究运用文化人类学、文化遗产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坚持宏观与微观、主位与客位相结合，从多视角多维度研究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和发展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出《彝族克智译注》《凉山彝族漆器文化研究》《中国彝族支格阿鲁文化研究》《勒格斯惹的故事》《支格阿龙1～5》《凉山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丛书第1～5辑》《彝族传世民歌》等一系列在国内及区域行业有影响的重要成果。其中，阿牛木支、吉则利布等的《彝族克智译注》选取凉山彝族民间广为流传，民间最普及、老百姓最喜欢、内容最精彩的彝语“克智”翻译成汉语，对所涉及的彝族传统民俗事项、历史人物、古代地名、历史事件、典故渊源、民族迁徙、文献释义、天文地理等进行详细、确切的注释。该书作为一部文化厚重的彝族民间文学精品，是当前四川彝族非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并于2013年获得第十一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洛边木果、曲木伍各等的《支格阿鲁：彝族英雄史诗》对四川、云南、贵州地区的多个版本进行整理整合，反映了古代彝族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历算等方面，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在人类学、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认知意义，并于2019年获得四川省第十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吉则利布、阿牛木支的《勒格斯惹的故事》是从民间艺人和毕摩手中采访和调查所得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进行整理而成，全面讲述了勒格斯惹及其儿子孟获、孟优、孟铁等的英雄事迹和丰功伟业，反映了历史上西南地区原住民部落与外来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是研究彝族社会历史、语言文化、民俗礼仪、部落战争、宗教信仰等不可多得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并于2012年获得四川省第七届巴蜀文艺奖。

二、彝语言文学学科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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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北省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生态文明建设视阀下河北省山区扶贫开发模式创新研究”（编号：A201400172）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涞源县山区移民搬迁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收录日期：2016年6月20日

目前，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到了“啃硬骨头”的最后攻坚阶段，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我们尚有一大批生活在生态条件脆弱区的农村居民，由于他们受制于自然环境条件诸如土壤贫瘠、水源匮乏、地质灾害频发、山高坡陡难以耕作等的限制，很难通过特色产业扶贫等形式的扶贫开发模式来改善其生存条件和家庭生计水平。而移民搬迁作为解决身处如此困境的贫困农户的生计安全的有效手段，一直得到政府和相关人士的关注。然而，在依托移民搬迁推进扶贫进程的过程中暴露出的很多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本研究基于对河北省涞源县移民搬迁案例的系统调查研究，探讨了贫困山区移民搬迁的政策决策以及政策落实方面的基本情况，从中挖掘出在移民搬迁过程中依然存在的问题，并就应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推进我国生态环境脆弱贫困区移民搬迁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借鉴。

一、涞源县移民搬迁概况

（一）涞源县生态经济条件。涞源县地处太行山、燕山、恒山三大山脉交汇地带，境内山峦起伏，沟谷纵横，地形复杂，地势相对高差跨度大。气候属温带大陆性气候，春季干旱少雨多风，夏季凉爽，秋季寒冷多风，年平均气温7度，年均降水量556毫米，无霜期比较短（90～120天），自然地理条件较差只适合极少数农作物生长。自然地理区位特点决定了这里农业耕地条件差、水土资源不协调、粮食作物产量低、生活质量无保障。2003年之前，农业是当地支柱产业，这之后随着矿产和旅游资源开发，县域范围内形成了钢铁、旅游和农业三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具有当地地域特色的一些经济作物，诸如速生核桃、杏扁、优质小杂粮等特色农业生产基地相继建立。然而，这种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对那些居住在生态条件极度贫困区域的农户而言，并没有太多的积极影响，其结果就是县域范围内农户经济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截至2015年底，全县仍有7.22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其中近3万人是生活在生态脆弱区，难以在当地靠自身发展起来的。

（二）涞源县移民搬迁现状及近期规划

1、搬迁规模和搬迁方式。涞源县共有2，448平方公里的深山区，285个行政村，其中1，076个自然村，共27万人，是革命老区、扶贫开发“三合一”重点县，即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重点县、河北省环首都扶贫开发示范区重点县。根据新的贫困标准，全县7.22万重点扶贫对象中3万人居住环境恶劣，很难就地扶贫，需要通过移民搬迁的方式实现脱贫的目标。

涞源县的移民搬迁工程自2003年开始启动。根据贫困村及自然村居住特点，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实行“建移民小区安置为主，分散搬迁为辅”多种形式并存的搬迁方式。在迁入地或者安置地选择上，主要涉及到三种类型，即向中心村搬迁，向重点镇搬迁，向县城内搬迁。搬迁过程中，从迁入地选址，到统一规划建设，再到具体选料施工，全程有移民搬迁代表参与。据涞源县扶贫局资料显示，按照《省异地扶贫搬迁“十二五”规划》，结合“7.21”灾后重建，按照“群众自愿、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分户监督”的原则，到目前为止业已建设完成17个移民小区，上级支持5，062.1万元，搬迁2，147户，涉及7，025人。

2、近期扶贫搬迁规划。根据县域扶贫规划，通过多部门合力推进和更多资金支持战略推进，争取在2020年响应国家号召，实现全面脱贫。未来几年移民搬迁计划为：2016年搬迁约1，200户，3，600人；2017年搬迁约1，900户，5，700人；2018年搬迁约2，800户，8，400人；2019年搬迁约1，400户，4，200人；2020年搬迁约1，686户，5，259人。

二、涞源县移民搬迁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涞源县相关扶贫工程推进工作的了解以及南阳峪、四角台等多个移民搬迁村的观察和村民走访，发现目前在涞源县移民搬迁工程的实施起到了显著的扶贫效果，然而在整个移民搬迁工作动员及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需要在未来几年的移民开发工作中引起注意。

（一）移民搬迁项目宣传动员和农户信息获取严重不对称。实地调查走访了解到，关于“对移民搬迁工程的了解渠道”，大约40.2%的村民是在与邻里街坊的谈话中获取关于移民搬迁的相关政策信息的；35.5%的村民通过村干部或社区广播而关注到；8.6%的村民直接通过扶贫机构了解相关信息；还有15.3%的村民是从亲戚朋友的口中了解到的，剩下不到1%的村民通过其他的方式了解。由此所造成的村民对有关移民搬迁项目的了解程度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甚至有一部分村民反映，只知道只要搬迁就可以拿到补贴，至于怎么搬、搬到哪里去，自己一概不知，所以有想法但不知道怎么实现。由此可见，关于移民搬迁相关政策和项目执行方面信息供给和村民对信息的获取之间存在严重不对称性。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从村民视角而言，其关注的信息获取渠道不同，获取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方面存在差异。而这种信息获取的差异性和不对称性恰恰是造成部分村民在搬迁决策方面摇摆不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移民搬迁工程推进的步伐和实施效率。

（二）政府补贴和农户搬迁的资金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缺口。对一些搬迁中“顽固分子”的走访了解到，除了个别因为年岁大了，难舍故土，只求安身立命之外，他们不愿意搬迁的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举家搬迁所享受到的补贴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这也是我们在关于移民搬迁调查中常常遭遇的一种最为尴尬的情况之一――搬迁工程一旦启动，项目区相对富裕的农户很快会行动起来，而真正的贫困农户则左右为难，摇摆在搬与不搬的决定之间。在涞源县这样一个贫困山区的农村，原本以农为生，靠农立命，没有过多家庭积蓄，甚至每年的收入还不够贴补家用的部分贫困农户而言，他们认为即使有了政府的补贴勉强满足了他们搬迁的意愿，而在新的安置地重新“安家立业”需要支付比原居地更多的成本，对他们而言似乎“得不偿失”。

（三）培训资源供给与农户的就业技能需求不匹配。实地调研显示：首先，当地相关部门组织了部分针对农户就业技能方面的培训，但是这种培训机会一般的农户很难得到。加之，培训名额分配方面存在所谓“干部优先”、“干部亲属优先”等不良风气，普通农户在培训机会获取方面被严重边缘化；其次，参与过培训的农户中有人反映，培训内容过于单一化，有时候不是自己想做或者能做的，和自己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出入，同时也不知道搬迁后到安置地是否能够用得上；最后，就是培训消息的时间相对滞后、培训时间安排和自己时间安排上存在冲突等，也使得很多农户无法及时并完整地参与全程培训。

（四）原居地财产处置和安置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系统再造缺乏事前规划。对涞源县相关村庄的调研了解到，目前对移民搬迁户而言，其主要家庭财产包括住房、土地等都在原居地；而在新的安置地虽然可以享受到诸如水电、交通、教育、医疗等方面比原居地更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但是基本没有属于农户自己的生产性资源和财产。所以，很多农户顾虑一旦举家搬迁，原居地的房屋和土地等如何处置？安置地的家庭生计如何去维持？因此，原居地财产处置和安置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系统再造成为制约当地贫困农户搬迁的又一重要因素，而克服这一障碍，就必须对移民搬迁户在原居地的财产处置和安置地生计系统的再造提早进行规划设计和相应的咨询服务供给。

三、推进和完善贫困山区移民搬迁对策建议

第一，强化宣传教育，提高农户对移民搬迁的认知水平，增强自主性，遏制在搬迁事宜上“等、靠、要”的思想。强化宣传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让搬迁户能够全面了解移民搬迁的目的、流程和政策支持等方面的信息，避免因为信息疏漏或者不知情而对搬迁工程推进造成不良影响。同时，宣传教育还要让农民充分地了解搬迁是为了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但这绝不意味着搬迁是政府的责任，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就可以完成的。一些农户把自己不能完成搬迁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政府，把搬迁的经济负担都转嫁给政府，自己不积极主动的筹集资金，寻找办法，这种消极的心态是错误的，在进行宣传教育的过程中要特别指出，通过强化宣传教育，让农户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项目中来。

第二，强化政府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工程中来，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和严格规范的资金监管机制。因为搬迁户绝大部分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户，因为家庭储备资金极为有限甚至根本没有，搬迁所需资金以及家庭生计再造的资金投入是他们不得不考量的问题，也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在移民搬迁过程中资金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是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首先，尽量加大政府扶贫力度；其次，鼓励社会力量更多地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实施点对点的精准扶贫；最后，需要金融机构的支持，放宽贫困移民的贷款利息政策。

第三，加强对搬迁户劳动力技能培训，为其再就业和家庭可持续生计系统再造提供支持。对于纳入移民搬迁计划的农户，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提前设计和开设更多关于就业技能支持的培训班，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为进一步再就业提供良好基础。在新的安置地，鼓励和支持周边的原居民和有经验的中小企业经营者进行“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甚至是“以点带面”的帮扶活动，这不仅有助于新迁入居民的生计系统再造，同时也能够帮助他们更快地融入当地社群。

第四，以村为单位，妥善规划和解决搬迁户在原居地滞留财产的管理处置问题以及安置地相关财产权的获取问题，保障搬迁户能够“安居乐业”。中国农民，尤其是年长的农民都有一种乡土情结，顾家守业的思想，他们认为家是“根”，根不能丢，所以宅基地和耕地承包地问题是移民搬迁工作中必须解决和处置好的首要问题，可以通过政府激发创业者创业或志愿者进行原居地财产的承接，从而改变村民搬出后原房屋无人看管和耕地可能荒废的现状。当然更重要的是解决村民安置地的进入权的问题。必须要明确“初来乍到”的新迁入居民在新的安置地的房屋产权以及社区成员权资格，以保障其基本的房屋使用、土地租赁等权利的获取。

第五，做好对搬迁户的跟踪评估，最大可能地减少其返贫的机会。定期对搬迁户进行走访调查，了解他们搬迁后在安置地的生产、生活最新动态，如政府补贴落实情况、家庭劳动力就业情况、子女受教育情况等，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户搬迁的后顾之忧和出现的各种问题及困难。尽最大努力减小搬迁户返贫的可能性。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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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生态移民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期刊论文、硕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少量的书籍中。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中的论文进行搜索，检索当前相关的学术论文。截至2012年10月，发现在期刊数据库中，以“生态移民”为关键词输入题名共有440篇相关文章，其中核心以上期刊共有145篇。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考虑到文章的代表性与权威性，又以这145篇论文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对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类，分为生态移民理论问题、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及社会文化问题三个方面。初步来看，理论类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移民的定义、分类、基本原则等问题；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类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移民的扶贫、经济补偿、后续发展、安置政策、安置模式等问题；社会文化类问题主要包括社会整合、融合问题，思想文化变迁等问题。基于上述的分类方法，笔者对145篇论文进行了初步统计，来具体分析当前的研究内容。在统计过程中，由于部分论文与研究主题相关性不大，做删除处理。通过表1，可以发现有关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与社会文化问题的论文数量较多，两者之和超过95%。其中，有关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的研究论文数量在当前来说是最多的。从研究论文的总体数量上来看也有一个趋势走向，在1993-2002这十年间，相关的论文数量并不多，只有8篇。但自从2004年以后，相关论文数量开始逐渐增多，一直保持在两位数，可以说生态移民问题研究开始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此，需要说明一下，在2004年7月30-31日，“生态移民：实践与经验”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此次会议就生态移民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虽然学术界还存在许多不同意见，但是就建立事先评估机制及生态效益长远评价体系必要性等方面则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并对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热烈的讨论。正是这次会议的召开，增进了我国学术界对生态移民问题的关注。

二、基本概念等理论问题

当前，学术界对于生态移民的研究在理论层面主要集中于定义、分类、必要性等问题研究。但对生态移民的相关内容进行梳理之后，发现上述问题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论，需要进一步进行分析。

（一）生态移民的定义学术界对生态移民的定义说法存在很大差异。1.关注经济利益层面：葛根高娃、乌云巴图认为，生态移民是指由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人们的短期或长期生存利益受到损害，从而迫使人们更换生活地点，调整生活方式的一种经济行为。[1]2.关注政府行政层面：刘学敏认为，生态移民就是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出发，把原来位于环境脆弱地区高度分散的人口，通过移民的方式集中起来，形成新的村镇，在生态脆弱地区达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3.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层面：包智明认为，生态移民是因为生态环境恶化或为了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所发生的迁移活动，以及由此活动而产生的迁移人口。[3]4.关注的多目标性：方兵和彭志光认为，生态移民从保护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出发,既考虑移民能致富奔小康，又不能破坏迁入地近期和长远生态环境，同时保护迁入地原居民利益不受损害，是多目标移民。[4]的确，当前对生态移民的定义从不同的关注角度予以了各自的解读，但是，笔者认为就生态移民所应该关注的对象与性质来看，生态移民是“生态”+“移民”概念的结合，移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态的变化或影响，其应具有的性质是生态性质的，移民应是以生态保护为前提条件的。所以，笔者认为生态移民首要关注的问题就是生态环境保护，其定义也需要从生态环境保护为起点，作为生态移民的主要内容构成。在此，笔者同意包智明给出的定义，生态移民是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或者为了改善生态环境，由此产生的人口迁移活动。

（二）生态移民的分类生态移民的分类方法很多，有关注移民的原因、移民的方式、自愿的程度、迁徙的规模、移民的社会融合情况等多种类型。1.从生态移民的迁徙原因来看：①生态环境破坏型，即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或崩溃，人类在其中难以继续生存下去，并且在短时间内生态环境也难以恢复，人类需要从当时当地的生态环境中迁徙出来。②生态环境改善型，在一定的区域内，由于人类的生产生活等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与破坏，生态环境在逐渐地退化或难以正常维持下去，需要通过迁徙当地的人口来减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使得生态环境能够逐渐好转。2.从生态移民的方式来看：①自发性的生态移民，指人类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或短时间内的崩溃，难以继续在当地生存下去，为了自身的利益与生存的需求，自发地从生态环境恶化区域迁徙出来，在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定居下来。②政府主导型，指生态移民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导之下进行的，政府通过具体的政策与措施，进行有规划、有组织的移民活动，出于保护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等。当前，生态移民还是主要以政府主导型的生态移民为主，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生态移民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促进当地生态移民的生活条件的改善，但由此而生的各类问题也不断增加。3.从自愿的程度来看：①自愿性生态移民，在生态移民过程中具有自愿选择的权利，能够自己决定迁徙或者不迁徙，一般来说，自愿性的生态移民主要还是在一些环境恶化程度不太严重或不是出于特定对象的保护的条件下进行。②非自愿性生态移民，出于保护特定的生态自然保护区或生态功能区，在政府行政权力等条件的要求下，区域内的人口需要在一段时间内迁徙出去，移民往往没有自己是否迁徙的决定权，需要遵从相关的规范要求从该区域内迁徙出去。4.从生态移民后的社会融入与文化适应角度来看：①文化融合型模式，即生态移民在迁入地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文化背景与原先的相同或者一致，能够完全融合进去，不存在日常生产生活方面的障碍。这种形式主要体现在短距离的生态移民，或者某些特定的少数民族等具有较强的民族特色或宗教文化特征的群体中。②文化适应型模式，即生态移民在迁入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文化方面与原先的存在差异但不排斥，生态移民需要在新的地域内通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来予以调整，最后能够较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生产生活中去。③文化排斥型模式，即生态移民作为一个外来的迁入者，往往难以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所信奉的宗教文化与价值观念具有极大的差异，形成了相互之间的文化排斥或文化对立，容易造成群体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种移民模式所造成的损失与代价是十分巨大的。除了以上的几种分类以外，有的学者根据迁移后的主导产业，把生态移民分为牧转农业型、舍饲养畜型、非农牧业型和产业无变化型等。[3]有的根据迁移距离，分为就地迁移（或近距离迁移）与异地迁移（或远距离迁移）。[5]关注不同的方面，提出不同移民类型。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从自身研究的关注角度来对生态移民进行分类，才能够建立一个分析的基础与平台，有助于形成一个研究框架与结构，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三）生态移民的必要性1.从扶贫与后续经济发展角度。生态移民能够帮助贫困地区的居民摆脱贫困，并在后续的产业发展与经济水平提高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如阿布力孜•玉素甫指出新疆大多数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人们在继续生存问题上遇到了危机，扶贫工作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几倍地投人也难以实现稳定脱贫。要改变目前这种落后的状况，较好的办法只有通过生态移民，把贫困人口从不适宜居住的地区转移到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妥善安置，使其在新的环境中真正实现安居乐业，以及快速地解决温饱问题，提高生活水平。[6]正是通过生态移民的方式，能够帮助当地居民摆脱贫困，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能够在短期内脱贫致富。也有从后期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生态移民的必要性：一方面，通过生态移民，可以帮助生态环境的恢复或保护，能够在当地形成较好的旅游观光资源，促进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从生态移民本身来说，迁入到资源条件与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可以利用当地的资源，结合相应的政策条件，可以帮助生态移民从事相应的农业、畜牧业等其他后续产业，克服经济上的障碍，增加自身的经济收入，形成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2.从保护生态环境角度。主张生态移民是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避免生态环境遭到人类进一步的破坏，能够保持生态系统的自身稳定性与完整性。卿向阳认为，要实现为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的保护区设立终极目的，必须对现有的保护区管理系统实施调整与完善，建立具有政府管理职能的资源保护特区，选择以城镇化为主要方式的保护区内就近生态移民，构建科学的自然保护区层次，形成政府（资源保护特区）与民族居民的资源保护利益共同体。[7]闫喜凤指出，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移民能有效保护生态功能区的森林资源，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赢得更大的生态空间。[8]生态移民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正是从这个基本的要求出发，通过移民的方式来保护生态与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保护生态环境是以生态环境作为中心，从生态的利益来考虑问题，可以看作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区别于上文的扶贫与经济发展的角度。3.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生态移民不仅有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且也能够促进人类健康地发展，以实现人与生态的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更多的是从人类自身的角度出发，体现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朱儒顺，史俊宏从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分析，认为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人类能够与生态环境友好相处。对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进一步发展的思路：选择人口、资源与环境相协调发展的区域为移民点，移民过程中需要防止“政府悖论”，走开发型生态移民道路，政府相关部门参与牧民转移,鼓励企业参与牧民转移，设立生态环境税和生态移民转移支付制度等。[9]李耀松等通过考察宁夏生态移民，指出宁夏生态移民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拓宽了农民致富的空间，恢复和保护了迁出地的生态环境，促进了民族团结。但依然需要完善宁夏移民法规政策体系、强化移民技能教育培训、把产业开发作为宁夏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无疑成为宁夏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10]

三、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

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的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涉及扶贫、反贫困，移民的补偿标准，移民后的产业发展问题，社会保障机制等问题。本文主要关注前三个问题。

（一）扶贫、反贫困问题当前，对于生态移民的扶贫与反贫困问题的相关研究比较多，主要的论述集中于生态移民的扶贫效果上，有的生态移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的移民在迁徙之后却没有改善自身的贫困状况甚至贫困问题进一步恶化。田朝晖等在论述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贫困问题时，指出生态移民与反贫困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从制度设计上说，生态移民向来被视为反贫困的重要举措，它可以通过改变贫困人口的生存空间，突破制约生存发展的环境约束，从而达到改变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的目的，所以生态移民对于摆脱因环境压力造成的基础性贫困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贫困状况并没有改变，因为三江源生态移民在移民之前就存在原生性的贫困。三江源生态移民在迁移前尚且可以从事畜牧业生产获得一定的收入，但是，他们在迁移之后，连通过放牧获得经济收入的机会都缺失了。所以，需要通过增加相应的生态移民救助机制来帮助移民克服贫困问题。[11]王永平等在考察了贵州的生态移民之后，指出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既是推动新时期贵州扶贫攻坚行之有效的途径，又是保护和恢复脆弱生态环境的重大战略举措。总结过去易地扶贫搬迁的成功经验，在深入调研、摸清底数的基础上，2011年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把实施150万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作为从根本上解决居住在生态环境脆弱、生态区位重要和自然条件恶劣地区农村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促进贫困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2]当然，对于扶贫与反贫困问题，仍然还有许多需要不断完善的方面，例如在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的资金还很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扶贫力度。西部地区的国债资金数量有限，不能完全满足各地全面实施的移民搬迁。需要不断争取多渠道来筹措资金，能够形成全社会扶贫开发的整体合力。[13]但不容否认，生态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部分原先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条件下的居民摆脱了贫困，在国家与政府相关的政策扶持下，找到了新的谋生方式，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在移民之后，也暴露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相关的政府部门予以关注，能够从实际出发，考虑到移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帮助移民克服各种困难，逐渐消除移民的贫困问题。

（二）生态移民的经济补偿问题对于生态移民的经济补偿问题，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表现，所出现的问题也是各种各样的。归纳起来，主要有补偿资金的数量不足，补偿的标准的确定随意性较大，移民实际享受到的补偿不到位等问题。具体来看，首先，当前我国很多的生态补偿与扶贫项目结合在一起，对补偿资金数量不足往往也容易造成生态移民的贫困问题。这可以与上文的扶贫与反贫困问题联系起来。对于资金不足可以分为几种情况，有的是政府的前期投入不足，难以满足移民最基本的生活成本。有的是由于生态移民的生存区域发生变化，对于其原居住地的生活成本难以满足其迁入地的成本要求等。其次，当前生态移民的补偿标准确定的随意性较大。李媛媛在考察内蒙古牧区生态移民过程中发现，相关部门不考虑移出地区和移入地区的实际情况，所制定的生态移民补偿标准缺乏充分的科学论证，相关的“移民补助金”标准缺乏依据。对于这种关系到移民能否“搬得出、稳得住”的问题，政策制定的随意性较大，不乏领导的拍脑门决定，致使生态移民行政补偿标准不足以弥补牧民的损失，能致富成为一句空话。[14]再次，当前很多生态移民所能享受的补偿并不到位。相关的经济补偿的信息公开制度还不健全，生态移民不了解相关的补偿政策文件，对补偿数额也一无所知。同时，移民补偿资金在下拨过程中经常被层层截留，相关利益部门都利用自己的权力来获取自身利益，导致生态移民补偿资金难以全部到达移民手中。所以，提高生态移民的补偿标准，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确保补偿金准确、及时到位，促进补偿金信息及时公开是当务之急。

（三）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问题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发展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发展模式，所形成的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问题也具有较大的差异。如马玉成对三江源生态移民的后续产业发展的研究，指出实施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安置区社会发育程度低，发展后续产业的空间和条件差；牧民传统观念和生产生活习惯，限制了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发展；资源环境条件，限制了舍饲——半舍饲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发展水平和产业化经营水平低。[15]李聚才等分析当前宁夏生态移民区肉牛业的发展存在的问题：养殖户融资、贷款困难；环保意识淡，饲养环境差；产业链不健全，屠宰加工环节薄弱；农户饲养水平低，养殖效益不高。[16]赵宗利等对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考察，分析当前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面临着以下困境：安置区自然生态系统脆弱，移民后续产业发展空间不足；安置区经济基础薄弱，产业化进程缓慢，移民就地转产乏力；教育滞后，商品经济意识淡薄，移民劳动力就地、异地转移狭窄；草原生态，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制约移民产业拓展。[17]张丽君、王菲分析了西部牧区生态移民后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迁入地的选择缺乏系统、缜密的实证研究，导致新的生态破坏；移民资金不足，移民的安置和生产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受限；后续产业发展滞后，对牧民生产方式转变后的适应性学习培训滞后。[18]但是，总的来说，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需要遵从以下几条原则：1.产业发展应适合当地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2.产业的推广应做好前期宣传、教育与培训工作；3.产业发展应具备一定的技术条件与保障机制；4.产业发展应具有市场空间与利润空间；5.产业发展需要与移民的民族、经济、文化等特点相符。

四、社会文化问题

生态移民迁入到一个新的环境，脱离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并没能很快地放弃传统生存模式和观念而融入新的环境中。因而，容易成为游离于两者之间的新的社会群体。当前，生态移民所面临的社会文化问题主要包括三个。

（一）生产环境和生产方式的适应问题张娟对三江源地区的藏族的生态移民进行考察之后，发现三江源地区的高寒、高山草场决定了生存在这里的藏族牧民只能从事单一的，以游牧为主导的草原畜牧业经济，广袤的草原是其从事生产经营的基本环境。而搬迁后，牧民离开了草原，放弃了游牧，进入了城镇，实现了定居，并探索性的进行创业、立业，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缺乏积极性和相应的生产技术，生态移民面对新的生产方式和环境，需要再社会化。[19]包智明、孟琳琳对内蒙古正蓝旗敖力克嘎查的生态移民生产方式进行分析之后，牧民从天然的放牧方式转换到了以奶牛的圈养方式，开始进行人工喂养。这种生产方式对奶牛的饲养技术要求比较高，对毫无经验的牧民来说，开始存在很多的不适应性。[20]生态移民过程中，由于在地理空间上发生了转移，移民所依赖的生产环境与生产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就以农业生产技术为例，原是牧民身份的移民在迁入农耕区之后就难以从事种植业，缺乏耕地种植的技术，难以确保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同样，从农耕区迁徙到草原地区的居民，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掌握游牧的谋生方式。所以，对于生态移民尤其是跨区域的移民，需要在移民前对相应的居民进行生产技术的培训与教育，能够确保其掌握最基本的生产技术，以便能够支持自身基本生存要求。

（二）生活方式的适应问题生活方式是一个民族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是一个特定群体关于衣、食、住、行等的综合性反映。扎陵湖乡生态移民一年四季在黄河源头的草山里过着游牧生活，他们虽然对城市和城市生活有着种种“想法”和“猜测”，但对城镇定居生活却没有“实质性兴趣”。例如，搬迁前，牧民衣有毛皮，食有牛羊肉，住有毡房帐篷，行有牦牛、马，这些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家庭畜牧业经济而实现自给自足。搬迁后，他们变卖了牲畜，失去了畜牧业经济的载体，衣、食、住、行的需求只能从市场的交换中满足。调查中，牧民R说“：现在我们根本不敢吃肉，肉贵的很，也喝不上牛奶了，出去干啥都要花钱，要是像以前一样，天天吃肉，喝牛奶，政府给的钱根本不够花啊。”由自给自足变为市场交换，牧民稳定的生活出现了很大的变数。生活习惯和方式的差异成为影响牧民适应性差的主要因素。[19]通过田晓娟对同心县生态移民的生活的调查研究之后，发现移民在生活支出、饮食结构、衣着消费、居住形式、交通通信等几个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之后，相应的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能够很好地适应移民区的生活方式。在新的生存环境中，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与异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民族或区域传统文化的保留、继承和发扬，需要在生态移民社区管理、房屋规划过程中，融入民族文化特色；同时，允许一些不愿意和不适合搬迁的人留在原居住地从事生产，为民族传统文化提供生存和发展空间。[22]所以说，对于生活方式的适应存在着地区间的差异，生态移民在进行迁移之后，在短时间内往往会存在着生活方式的不适应，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有的移民可以适应相应的环境，但有的可能还难以适应下去，给自身的生活上造成了极大地影响。遇到此类情况，需要利用相应的政策机制与条件，来帮助移民在生活方式上融入当地环境中，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思想文化的适应问题思想文化的适应问题，可以分为思想观念上变化与文化变迁等问题来予以分别论述。生态移民过程首先是一个思想观念变迁的过程，移民原有的思想观念由于地域环境等特征往往具有其地方性的特色，而在新的环境之下会存在着不适应的状况。张娟在调查中发现，传统思想观念对于移民适应性也有着很强烈的影响，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财富观念影响移民资本积累，牧民以牛羊数量为财富的标志，并不像农耕民族一样有银行存款，缺乏资本积累意识；二是从业就业观念存在偏见。调查中许多牧民认为像清洁工、街道下水管道修理等社会服务性工作是“很丢人的事情”而不去做。这两个方面的直接负面影响是：使移民后续生产发展缺乏资金支撑，后续转产就业的选择渠道变窄，这种状况影响着移民对城镇生活的适应。[19]而文化变迁则是一个更复杂、更长久的过程。目前，三江源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中道德和价值观的变迁基本上显现不出来。但是，由于他们现在直接面对着具有现代文化意义的城镇文化，一些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滋生和蔓延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不断地冲击和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他们固守的传统道德观、价值观与迁入地的道德价值观之间难免发生碰撞、摩擦、冲突，如果对其不加以正确引导，就有可能出现道德失范、价值失缺的形象，进而影响一方的社会稳定和发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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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3-0140-02

旅游业对发展旅游地经济、提高社会效益等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能够促进旅游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为当地社会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但曾经视旅游业为无污染产业的观点已经成为“过去时”，在新游时代背景下，旅游业出现“不生态”、“不持续”等“怪象”，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关注。本文以阿坝州为例进行具体分析，并针对相关问题提出笔者的见解。

一、阿坝州旅游业现状分析

阿坝州位于长江、黄河上游，四川省西北部，青藏高原东南缘，北部与青海、甘肃省相邻，东、南、西三面分别与成都、绵阳、德阳、雅安、甘孜等市州接壤；地域南北长414公里、东西宽360公里，幅员84 241平方公里，总人口84万，其中，藏族占52.5%，羌族占17.4%，汉族占26.8%，其他民族占3.3%，是四川省第二大藏区和全国主要羌族聚居区；也是时经过的“雪山草地”，有6个县、110个乡（镇）被命名为老革命根据地。

目前，阿坝州有3个世界级风景区，3个省级风景区，4个省级自然保护区；101个一级景点，38个二级景点，19个三级景点，5个人文景观板块：史诗、历史文化、羌文化、藏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等。形成了北看黄龙九寨水，南观卧龙四姑娘山，中游峡谷大草原，重走路，再赏民族和远离都市的地理环境。同时多样的气候造就了独特的山川地貌、动植物等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让阿坝州为世界级的旅游圣地。

（一）阿坝州旅游收入现状

2013年，阿坝州各大景区共接待海内外游客1 269.5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10.99亿元，其中，黄龙景区接待游客231.5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3.95亿元；九寨沟景区接待游客364.3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6.54亿元；四姑娘山景区接待游客13.68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889.5万元；达古冰川景区接待游客5.99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355.15万元。发展旅游业，让阿坝州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也加速当地农牧民的脱贫。

（二）阿坝州旅游业发展潜力

随着国家开发战略重点的西移和四川省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阿坝州的区位优势更显突出。各级政府正在研究制定促进地震灾区重建、新建专项规划。通过对口援建，阿坝州与援建省、市建立了长期合作机制，这有利于发展加快发展阿坝州经济，从而也刺激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不仅是经济效益型产业，而且是资源叠加型产业，更是可持续发展的朝阳产业。全州旅游经营模式的形成，适应了区内外旅游市场大发展的需要，也推动了区内外旅游活动由自发性、盲目性向有序化、目标化转变，使全州旅游业发展提升到新的水平。

二、阿坝州旅游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阿坝州在大力发展旅游业时，由于管理、规划等的欠缺，在部分景区景点出现了对旅游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旅游景区的粗放式经营；旅游者的大量进入，超过阿坝州当地旅游接待地的接待能力，超负荷运营，给旅游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一）旅游景区生态脆弱

阿坝州以农牧业为主，耕作的农业土地少，人为的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极小，所以在开发旅游之前都较为完好地保持了原始环境。然而，在旅游开发初期，由于地方政府和个人为了眼前的短期利益，没有考虑到环境保护问题，对旅游资源盲目开发，破坏了景区原始环境样貌，景区的地质环境开始慢慢恶化。如滥砍滥伐、泥石流灾害、对野生动物的残害等，生活垃圾等造成的河流污染、水污染造成的鱼类大量死亡，地下水位下降、森林萎缩、草场退化及环境受到污染等使旅游景区生态变得越来越脆弱。

（二）旅游景区载客量有限

阿坝州各个景区容量有限，但是趋之若鹜的游客超过了景区承载量，导致景区的生态环境被破坏。例如，世界级旅游景区九寨沟，景区面积仅有90.275 km2，景区内湖泊和水道总面积2.85 km2，约占景区面积的1/30，以科学的计算方式计算：景区最优的客容量为12 000/每天，最大28 000人/每天。九寨沟景区容量有限，虽然有规定限制进景区的人数，但在旅游旺季的时候，游客会比限进的人数多出许多，这不得不使景区超负荷运营。这不仅不利于九寨沟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生态保护。由于游客过多，使本就遭到破坏的景区生态加速恶化。在阿坝州，还有很多类似九寨沟的情况。

（三）环境污染严重

旅游是一种个人的行为，是依靠旅游环境产生的，对环境依赖程度高。因游客认识上的差距和行为上的不当，众多的旅游者过度的消耗旅游资源，将其当做取之不尽的财富。他们过度的消耗资源会造成生态环境一定程度上的破坏和污染，加剧旅游、资源、环境三方的矛盾。环境污染到了一定程度上给旅游业造成毁灭性的危害。目前，阿坝州在开发与利用旅游资源中，缺乏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由于没有保护意识一方面会因为过度开发所造成的旅游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又会造成旅游资源开发的恶性循环，造成旅游生态环境恶化，影响到旅游资源开关的可持续发展。

（四）旅游业的管理和运行机制落后

现在阿坝州旅游行业的管理水平总体较低，其原因有：旅游企业数量少、规模小；旅游业发展历史短等。让旅游业“投资少、成本低、见效快、创收多”的特点难以体现。从阿坝州整体上看，各县对于景点的指导力度不够、各县的链接沟通匮乏，以致整个阿坝州对于景区景点之间的宏观协调力度不够，出现界限分割、各自为政、地方保护主义等。从旅游业整体上看，旅游企业规模小，分布广而散，竞争力弱，缺乏深层次的开发和扩张能力。因此，管理和运行机制的落后，是阻碍阿坝州旅游发展的一大绊脚石。

三、阿坝州生态旅游业发展的策略

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对于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开发不当，就会产生负面影响。对于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业的发展，我们可以从“公地的悲剧”中得到启示。“公地的悲剧”理论是美国学者哈丁在他的论文中提出来的。在哈丁所描述的模型中，牧民们拥有免费并且没有限制的草场。在这个草场生态系统中，牧场是公有的，而奶牛是牧民们自己的。牧民们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盲目地增加自己饲养的奶牛。但是，草场的承载量是有限的，由于奶牛超过了限制的数量，所以给草场带来了损害。而草场的损害是由其拥有者也就是牧民们自己承担的。牧民们盲目增加奶牛数量使草场损害，出现退化现象，直至草场消失。

（一）环境保护应贯穿旅游业全过程

旅游资源的开发是为了借生态环境来增加旅游项目，吸引游客，而环境保护则是为了使资源循环利用，二者相辅相成。因此，在开发旅游资源同时要兼顾环境保护。首先，必须建立起有效的保护机构，明确景区、景点的保护范围，并全面落实到每一个责任区。严格管理对生态环境有危害的一切，如火源的管理、垃圾的分类处理等。并且设立保安小组，制止一切毁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如乱砍滥伐天然林、乱扔垃圾、乱涂乱画等行为。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促使全州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其次，必须加强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对景区的吃、住、行等设施进行全方位的升级改造。最后，必须严格落实景区的总体规划设计，坚持“沟内游、沟外住”的原则，保护旅游资源的生态环境，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发展牧民旅游接待处，缓解旅游景区负担

以牧民户为重点，培育成第一批旅游接待示范户，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加强服务技能培训，发展本村（寨）导游讲解员，规范从业人员礼仪，不断提高旅游接待质量。建立饮食、住宿、购物、娱乐等安全保障体系，制订安全管理措施，确保旅游安全。建立以公安、交通、劳动、质量监督、旅游等部门组成的旅游监督机构，确保精品村寨旅游业长远发展。继续探索多种经营管理模式，加强和促进乡村旅游村寨创新管理，不断增加群众收入，制定和完善旅游行为规范，加强对经营者的检查与监督，为阿坝州生态旅游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证和良好的发展环境。并且有效的减少大九寨景区的旅游压力，将游客分流，把阿坝州旅游优势发挥到极致。

（三）加强景区监管并引导游客“绿色”消费

阿坝州旅游景区应该制定一系列强而有效的保护自然环境的管理条例。景区管理局应设置专门的保护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对景区进行科学化的管理、维护、调查、观测、监测、研究，及时处理有损于生态环境的事情，强化保护措施。景区管理局还应依法建立健全保护区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措施，将生态保护的理念细化到一条条具体的规章制度中。有关职能部门要认真审核宾馆、道路等建设项目，严格测评项目对旅游环境的影响，把环境规划、旅游规划具体结合落实到实处，对景区饭店排污设施要经常检查，严禁因为人为破坏景区环境的行为，一旦发现，按照法规制度，一律严惩不贷。

（四）加强政府管理，宏观把握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开发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依靠科学的管理模式，才能确保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旅游业是政府主导型的综合性产业，这就要求政府必须解决好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可以借鉴学习国内外优秀旅游景区先进的旅游发展经验，然后对症下药，逐步建立即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又有藏羌特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首先，各级政府要认真制定好旅游总体规划，充分发挥对旅游业的指导作用，调整经济结构，带动阿坝州内部旅游经济市场发展。同时，要对全州旅游经济内部自身存在的问题作出具体分析，按照客源的结构、客源的流量以及不同层次和内容的需求来选择开发经济效益好、吸引力强的资源，对旅游项目进行合理优化配置，开辟更多的景区景点，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其次，要做好旅游类型的搭配、景观的交叉、线路的流畅与科学、景区的衔接与互补，促进各个旅游地点的共同繁荣。

综上所述，阿坝州旅游产业经历了快速发展，现已经是当地发展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但如何让当地旅游业走持续、健康、生态之路，是地方政府、企业和当地老百姓必须思考的问题。作为西部经济较落后地区，在我国积极实施旅游扶贫攻坚战略的大好政策引导下，在发展一、二产业先天优势不足、后天潜力不够的现实情况下，利用自身丰富的、能借以发展生态旅游产业的各种有形无形的自然资源、民俗资源，倾力发展生态旅游产业，由此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不失为一条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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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把“五大发展理念”作为根本遵循。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协调作为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把绿色作为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把开放作为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把共享作为和谐发展的本质要求。加快推进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统筹关中道，协调南北中”，促进一、二、三产业同步发展；着眼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省份合作，以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区域竞争的主动；形成人人参与创新，人人共享成果的良好局面。

坚持把“追赶超越”和“五个扎实”作为新要求。牢记重托，不辱使命。在关系陕西长远发展的基础前沿领域，超前部署有望催生未来变革性技术的研究项目，增强创新化源头供给创新，抢占发展制高点；在关系陕西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产业领域，聚集科技资源，强化链条部署，重点突破攻关，加快追赶超越步伐。

坚持把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作为根本动力。推动科技创新，必须深化改革，调整一切不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生产关系，实现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两个轮子”良性运转。要推进科技领域的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充分调动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释放创新活力，增强创新动力。

坚持把“双创”作为创新发展新引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着力发展众创、众扶、众包、众筹，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强创新创业综合载体建设，不断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和创新创业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内创、院所自创、高校众创，积极推广西安光机所、西北有色院模式，以创新促创业、以创业推创新，打造创新发展新引擎。

坚持把人才作为创新发展第一资源。人才是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要始终把人才资源开发与活力释放，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改革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机制，培育造就一批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新型人才队伍。

坚持把科技惠民作为基本出发点理念。把科技创新与改善民生福祉相结合，以发挥科技创新在解决人民群众紧迫需求、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促进就业创业、扶贫脱贫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让人民享受更多科技创新成果，为全面迈入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因此，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增强科学普及要常抓不懈、长期坚持。“十二五”以来，陕西科协工作以“搭建平台、大联合、大协作”为思路，以提高重点人群科学素质为主线，以加强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以实施大众传媒科技传播计划为载体，公众参与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影响力明显提升，科普服务能力显著提高，科普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政策和经费保障力度持续加大，全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据2015年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陕西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5.51%。

“十三五”期g，陕西省科协坚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是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全面开展“创新争先行动”，引导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贡献智慧和力量。

目标着重围绕攻克一批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技术瓶颈，破解创新发展科技难题，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推动产业和产品不断向国家和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在重大科学问题上取得一批原创性突破，掌握一批重大技术创新成果，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打造国家西部创新高地。瞄准经济和产业发展亟需解决的科技问题，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应用和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到千家万户，使科技文明普惠共享。

一是短板攻坚争先突破行动。瞄准陕西重大科技战略需求，围绕陕西“十三五”规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高端技术供给不足这一短板，攻克束缚创新的顽瘴痼疾，促进创新环境不断优化。科协工作要在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高端技术供给、产学研协同创新等方面争先突破。

二是前沿探索争相领跑行动。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的机遇，立足省情实际，坚定敢为天下先的志向，大胆假设，认真求证，执着追求，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实现科技创新战略性转变。科协工作要在重大科学发现理论创新、关键技术共性技术预研、学科建设学科发展等方面争相领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