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职述法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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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规范规定了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工作报告的范围和基本要求、基本内容、出具程序、修改程序、反馈意见及工作底稿等。

2 适用范围

2.1 本规范适用于本所全体律师。

2.2 下列人员应通晓本规范：

    1）律师

2.3 下列人员应了解本规范：

    1）业务辅助人员

3 术语

3.1 法律意见书：是指律师对有关的法律问题明确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3.2 律师工作报告：是指律师详尽、完整地阐述所履行尽职调查的情况，在法律意见书中所发表意见或结论的依据、进行有关核查验证的过程、所涉及的必要资料或文件的文本。

3.3 工作底稿：是指律师在制作法律意见书和工作报告过程中形成的工作记录及在工作中获取的文件、会议纪要、谈话记录等资料。

4 职责

本规范的编制和修订由本所标准化委员会提出，经合伙人会议批准后，由主任颁布。

5 引用法律、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12号）》

6 出具范围和基本要求

6.  （1）在下列情况下，律师可以向委托人出具法律意见书或律师工作报告：

    （2）委托人要求律师就有关的法律问题明确发表结论性意见的；

    （3）本所作业文件要求的；

    （4）律师在承办案件或法律事务过程中认为有必要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

6.2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所作业文件对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有明确规定的，律师在制作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时应符合有关规定。某些具体规定确实对委托人不适用的，律师可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变更，但应向委托人说明变更的原因。

6.3 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所用的语词应简洁明晰，不得使用“基本符合条件”或“除xxx以外，基本符合条件”一类的措辞。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本所作业文件规定的事项，或已勤勉尽责仍不能对其法律性质或其合法性作出准确判断的事项，律师应发表保留意见，并说明相应的理由。

7 基本内容

7.1 法律意见书的基本内容

7.1.1 法律意见书开头部分

    （1）法律意见书开头部分应载明，律师是否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书。

    （2）律师应承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3）律师应承诺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委托人委托事项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4）律师应承诺同意对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律师应承诺同意委托人部分或全部引用法律意见书或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但委托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6）律师可作出其他适当声明，但不得做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的免责声明。

7.1.2 法律意见书正文

    律师应在进行充分核查验证的基础上，对委托人委托的事项明确发表结论性意见。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应包括是否合法合规、是否真实有效，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风险。

7.1.3 总体结论性意见

    （1）律师应对委托人委托的事项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明确发表总体结论性意见。

    （2）律师已勤勉尽责仍不能发表肯定性意见的，应发表保留意见，并说明相应的理由。

7.2 律师工作报告的基本内容

7.2.1 律师工作报告开头部分

律师工作报告开头部分应载明，律师是否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律师工作报告。

7.2.2 律师工作报告引言

    （1）可以简介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包括（但不限于）注册地及时间、业务范围、执业律师人数、本次签名律师的执业记录及其主要经历、联系方式等。

    （2）说明律师制作法律意见书的工作过程，包括（但不限于）与委托人相互沟通的情况，对委托人提供材料的查验、走访、谈话记录、现场勘查记录、查阅文件的情况，以及工作时间等。

7.2.3 律师工作报告正文

    （1）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委托人的章程等规定，委托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否存在法律障碍、可能引致的风险等。

    （2）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8 出具程序

8.1 提交委托人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应是经至少一名以上执业律师签名，并经本所加盖公章、签署日期的正式文本。

8.2 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在经本所盖章前，应经至少两名以上合伙人审阅并签署“同意”意见。

9 修改和反馈意见

9.1 律师签署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提交委托人后，不得收回进行修改。如律师认为需补充或更正，应另行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共2页,当前第1页1

9.2 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提交委托人后，律师应关注委托人的反馈意见。委托人对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提出疑问的，律师认为有必要，可以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报告。

10 工作底稿

10.1 律师在制作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同时，应制作工作底稿。

10.2 律师应及时、准确、真实地制作工作底稿，工作底稿的质量是判断律师是否勤勉尽责的重要依据。

10.3 工作底稿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律师承担项目的基本情况，包括委托人名称、项目名称、制作项目的时间或期间、工作量统计；

（2）为制作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制定的工作计划及其操作程序的记录；

（3）委托人设立及历史沿革有关的资料，如设立批准证书、营业执照、合同、章程等文件或变更文件的复印件；

（4）重大合同、协议及其他重要文件和会议记录的摘要或副本；

（5）与委托人及相关人员相互沟通情况的记录，对委托人提供资料的检查、调查访问记录、往来函件、现场勘察记录、查阅文件清单等相关的资料及详细说明；

（6）委托人及相关人员的书面保证或声明书的复印件；

（7）对保留意见及疑难问题所作的说明；

（8）其他与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相关的重要资料。

10.4 上述资料应注明来源。凡涉及律师向有关当事人调查所作的记录，应由当事人和律师本人签名。

10.5 工作底稿由承办律师根据ty/gl05.03《律师业务档案立卷归档办法》的规定立卷归档。

11 引用文件

    ty/gl02.01《律师执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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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7-0042-05

创新是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创新已成为企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可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开发出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作为创新主体的高技术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是提高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它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的未来。如果高技术产业投入产出效率不高，资源就得不到有效配置。只有能够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主体，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创新效率可用于衡量在等量创新要素投入条件下，其产出与最大产出的距离，距离越大，则创新效率越低。创新效率反映了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更加揭示了创新的本质。对创新效率的科学测度，有利于各地区认清创新活动中的不足与差距；对效率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能促使各地区采取措施提高创新效率，增强创新能力。以往研究大多考察知识产权保护、金融发展与创新投入或产出之间的关系，本文更关注这两个变量对创新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如果能从效率的角度揭示这两个变量的影响，无疑对于高技术产业创新的效率型发展更具实践指导价值和意义。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效率

创新需要人、财、物等方面的投入，创新不仅过程复杂，其结果也具有不可预测性，这些因素使得创新具有较大的风险，而知识产权保护是推动创新的动力之一。首先通过保护知识产权可以提高模仿创新的成本。与有形资产投资相比，创新等无形资产投资的产出更容易被竞争对手获得，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技术溢出效应越差，其他企业就会产生更强烈的技术引进需求，技术引进或者侵权成本就会越高。其次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提高创新收益水平。创新研发的产品技术含量高，在一段时间内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处于垄断地位，进行创新投入的企业可以从创新带来的垄断中获得超额利润。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投入。在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创新投入的同时，企业之间在创新产品和创新技术方面的竞争迫使企业不得不在有限科技资源的前提下，提高创新效率。然而经济水平发展的不平衡性，会使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效率产生不一样的影响[1]。Schneider[2]对47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70～1990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发展中国家是负相关的关系。Branstetter和Saggi[3]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同样也会提高其创新效率。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增加有利于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提高创新效率，并且这种效应会存在地域的差异性。

12 金融发展与创新效率

首先创新投入需要大量的资金，企业除了内源性融资以外，金融体系是企业获得外部资金的唯一途径；其次创新活动具有高度的风险性，金融体系通过提供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和为金融工具合理定价这些途径，可以最大化地分散创新投资风险；另外有效的金融市场可以通过价格信号引导资金投向具有开发新产品的企业来提高技术创新率。美国经济学家Schumpeter[4]最早论述了货币、信贷等金融要素的支持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他特别强调金融中介机构对企业自主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对金融体系支持与自主创新之间的正相关性给予了肯定。Jeong和Townsend[5]通过扩展转型期产出模型将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的经验研究表明，金融深化对技术创新效率具有巨大贡献。孙伍琴和朱顺林[6]对我国23个省市金融体系对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研究表明，各省市金融发展促进技术创新效率，且省际间存在差异性。张自力等[7]对广东省四地区金融支持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的作用开展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呈正相关，但各地区之间存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及金融支持效率的区域性差异。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金融发展可以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提高，并且这种效应也会存在地域的差异性。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与样本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样本为2005～2010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地区面板数据，由于数据不全，分析时未包括、台湾、香港、澳门，以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技术产业作为研究对象。文中使用的研发投入、产出变量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律师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的知识产权统计年报。金融发展指标中，贷款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股票市场和地区GDP数据来源于CCER数据库。

22 变量定义和说明

221 因变量

创新效率（IE）。目前在进行效率评估时，主要采用两种方式：参数化分析法和非参数化分析法。参数化分析法必须预设生产函数，通过计量回归模型来估计参数从而计算出效率。非参数化分析法无需预设生产函数及其参数，以线性规划方法求解各观察值的相对效率，普遍使用的是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以下简称DEA。本文将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企业创新效率进行综合评价，具体采用的是非阿基米德无穷小的C2R模型。令IE作为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度量，IE取值越高表明创新效率越高。

本文从人力、物力、财力三方面考虑创新投入，选择R&D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新增固定资产，R&D经费内部支出，技术购买、引进、消化吸收、改造费用作为创新投入的指标；产出指标为专利申请数量与新产品销售收入。指标定义如表1所示。将投入与产出指标数据带入C2R模型，运用DEAP21软件进行运算，求解创新效率IE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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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这样就使得原本活跃于各地少年司法实践中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正式被立法机关采纳，也正式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融入到少年司法制度之中。从原本散落于各处的法律法规到如今法律层面上的正式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的少年司法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适用经验，这对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有着重要意义。虽然新刑诉法对社会调查作出了明确规定，但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仅仅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社会调查的主体和社会调查的内容，但对于社会调查报告所应具有的法律属性却没有明确规定。如果不能明确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就会使各地司法机关产生不同的理解，进而制定出不同的实施细则。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破坏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削弱此项制度所应该具有的实用性。例如，有的司法机关将其视为证据，可以在审理阶段进行质证；而有的司法机关只将其视为量刑参考意见，由法官自由裁量。不同的属性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因此如何在现有法律规制的条件下界定社会调查报告属性，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需要首先突破的难题。

二、社会调查报告属性之不同界定及评析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源于实践，其在施行初期并无普遍性法律的规制，所以各地司法机关对其法律属性的认定并不相同。例如河南省兰考县法院将调查报告作为证据使用，允许诉讼参与人提出质疑，然后由社会调查员进行解答。而江苏省的部分法院将社会调查员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对待，赋予其类似鉴定人的诉讼地位。随着社会调查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其在少年司法中所扮演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理论界对其研究也越发深入，总结各地的司法实践经验，学界大体上将社会调查报告界定为三种不同属性：即品格证据说、鉴定意见说、量刑参考说。

（一）品格证据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较为普遍，其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也就是指未成年人的人格调查或是品格调查，而调查的主要内容便是未成年人的“人格”或是其“品格”，所以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为品格证据。之所以认为社会调查就是品格调查，主要是从人身危险性的角度来进行考量的。因为品格是人身危险性的重要表征，“通过考察行为人的人格特点并加以科学分析，才能使人身危险性的评估更加准确、可靠”。那么为何要考虑人身危险性这一要素呢？这主要是和社会调查的目的有关。因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的理论基点在于刑罚的教育感化功能。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心理状态往往不够稳定，而且自制能力差，加之受外界的不良影响，所以其大多是出于偶然原因走上犯罪道路，比如因心血来潮、一时冲动等，他们所实施的犯罪并不一定都是有预谋和有计划的，因此大多数未成年人罪犯并非“罪大恶极”者。少年司法方针主要是考虑如何教育并改造未成年罪犯，这里就要放弃刑罚传统上的报应和威慑功能，转而找到案件处理方式和教育改造的最佳“结合点”。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找出犯罪原因，了解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将对其未来的教育改造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人格调查制度对于量刑具有重大影响，其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通过审判前调查所获得的犯罪人的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险性的表症。”因此，社会调查报告所反映的内容便具有品格证据的性质。

笔者认为，产生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其报告的法律属性并不能简单地纳入“品格证据”的范畴。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也不能单纯地等同于人格调查或品格调查制度。一是因为“品格证据”属于“舶来”的法律词语，其并没有反映在我国的相关法律规范中。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现有规范来看，其法定证据种类中并不包含“品格证据”。如果将其纳入现有的证据种类中，就会破坏证据适用的法定性。二是从《刑事诉讼法》第268条的规定来看，社会调查的主要内容为“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虽然“等”字属于列举未完，但从上述三个要素来看，社会调查的主要方向不仅包括犯罪主体情况的调查，也包括犯罪原因的调查。所以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品格”即人身危险性只是社会调查的一个调查选项，将其统称为“人格调查”不免会以偏概全。虽然社会调查以行为人为核心而展开，目的在于全方位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但是其最终目的是并不只是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分析和预测，它还包括行为人社会危险性方面的分析，而这其中显然又会考虑众多的社会因素。再者，因为个人生活经历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人格或品格的内涵具有复杂性，决定人格的因素有很多，社会因素和生理因素等都会对人格的形成产生影响，人格调查实际上就是追踪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轨迹，其并不能脱离社会属性。三是要对“品格证据”作出正确的理解。虽然对其概念的表面含义不难理解，但作为英美证据法中的一个重要规则，它的适用却十分复杂。“英美法上使用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证据的目的有二：一是证明案件的某些争议事实或附随事实，二是攻击未成年被告人的可信性。”另外，它还会对被告人的定罪过程产生影响。因为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提出会给未成年人本身和案件的审理带来风险，所以它的提出有一定的限制条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它的调查内容并不是查明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而是犯罪原因的归纳，所以并不对定罪产生任何影响，主要作用是在刑罚个别化原则下对量刑和未来帮教上的考量。再者刑诉法268条对社会调查的启动并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性条件。综上所述，英美法下的“品格证据”与我国少年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不可相提并论。

（二）鉴定意见说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一种特殊的鉴定意见，是近来不少学者的主张。“无论从形式、内容还是形成的过程来看，社会调查报告的类型视为鉴定意见都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定。国外立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例如，《日本少年法》第9条规定：进行前款规定的调查，务必调查少年、监护人或者相关人员的人格、经历、素质、环境，特别要有效运用少年鉴别所提供的关于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专门知识的鉴定结论。美国也是采用类似的做法，由鉴别中心或鉴别所负责社会调查工作。”在部分地区的司法实践中，也将社会调查员的地位等同于鉴定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

笔者不赞同上述说法，社会调查报告不能等同为一种特殊的鉴定意见。虽然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地区社会调查工作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来承担，其运用自身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理论素养，对调查中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通过分析和判断形成一份高质量的社会调查报告，从某些方面看和传统的司法鉴定者的工作相同。但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下规定的鉴定意见并不具有包含社会调查报告的可能性。第一，因为根据《司法鉴定管理决定》的要求，我国对于鉴定机构的资格和条件有着原则性的要求。鉴定机构的设立和鉴定业务的开展必须要经过相关机构的登记和公告，鉴定人的资格和要求也有法律规定。而且从现有规定看，我国鉴定工作根据鉴定对象可分为“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和“声像资料类鉴定”。将社会调查强行纳入鉴定意见，与现有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不能直接套用外国的规定在我国使用。第二，鉴定意见为“鉴定人对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分析后所作出的判断”。可以看出，案件事实也包含了定罪事实，即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鉴定等同于事实调查，也就是对与定罪事实有关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但是社会调查不涉及对被告人定罪情况的考虑，并不调查与犯罪构成有关的行为和结果事实。第三，从法律责任的角度考虑，如果鉴定人故意作出虚假鉴定或不实鉴定，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在第268条也没有规定虚假调查报告的法律后果，因此不能贸然认为其属于鉴定意见，也不能将国外的制度不加辨别地适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将社会调查报告等同于鉴定意见，其在形式上是想将社会调查报告纳入法定的证据种类，但实质上是将由专业性工作人员作出的调查报告等同于“专家意见书”，这样也是不妥的，同证据能力法定化和证据形式法定化原则相悖。虽然其中会包含专家事实意见，但对案件事实却不是亲身感受的，也并不是对案件事实的陈述。

（三）量刑参考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不涉及案件事实本身的调查，因为“调查报告的内容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等均无关联，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该种观点立论的主要依据便是证据的基本特征。根据通说，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社会调查报告之所以不是证据，就是在于其并不具有关联性。因为证据的关联性是同案件事实存在的某种联系，因为证据是在案件发生过程中产生的，它同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和客观的联系，对证明案情十分重要。而这里的案件事实正如上所述，主要是关于行为和结果的事实，是定罪事实。而社会调查所反映的内容却同案件事实没有必然和客观的联系，例如社会调查中关于犯罪原因的探查，其同案件事实的发生虽然有某种联系，但却不是必然联系，只是偶然或间接联系。而且社会调查中必然会涉及到第三人对未成年人的评价，这些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案件事实并没有客观的联系。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同量刑参考的观点避免了前两种观点的“违法”嫌疑，从现有的法律规范上来说，确实没有突破证据的法定种类的限制。但这并不表明将调查报告视为量刑参考是没有问题的。笔者认为，从社会调查报告本应具有的“应然法律效果”和“应然社会效果”来看，还是有很大问题存在的。如果将其视为一般的量刑参考意见，则难以发挥社会调查报告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最终使社会调查的适用效果“大幅缩水”。因为量刑参考意见只是在量刑阶段作为一种特殊的诉讼材料提交法官，其所反映的内容只能依据法官的自由心证予以采纳。但是依据刑事诉讼的证明原则，一项诉讼材料在取得证据能力之后才可以对它的证明力运用自由心证进行综合评判。而证据能力的获得要经过法定的调查程序。那么量刑参考能否获得证据能力？另外，控辩双方如果对其真实性产生异议，能否适用质证程序？这都是深入研究后留存的疑问。因此笔者认为，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量刑参考意见仍然不妥，因为不能对其内容的真实性经过法定程序的检验。如果只是提交法官单纯的量刑建议，势必会使社会调查的内容形式化和单一化，使其无法真实反映未成年人的各项情况，以至于法官无法把握刑罚的裁量和后期的帮教矫治，削弱社会调查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社会调查报告属性之重新认识

上述几种观点都不能准确地界定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这就需要以另一种视角来解析其法律属性。可以说上述对社会调查报告属性的认识都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传统的定罪量刑相混合模式下进行的。能否以另一种视角重新审视社会调查报告的属性？笔者认为这是可行的。在这里首先要重新认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之重新认识――定罪与量刑的分离

之所以要重新认识社会调查制度，是从定罪和量刑程序的角度出发的。一般来说我国刑事诉讼是定罪和量刑程序相混合，量刑事实的认定并不需要经过独立的诉讼程序。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量刑前社会调查的发展和成熟已经使少年刑事诉讼体现出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分离。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一是因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作用便在于使量刑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进而推进量刑程序相对独立化。从社会调查的内容可以看出，其并不反映案件事实，而是围绕未成年人的个人家庭情况、社会环境和犯罪原因等因素来展开，这些因素都是量刑过程中法官所应考虑的酌定情节。考虑到这些因素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过程中或大或小的影响，加之对其未来人生发展的考量，法官必须在量刑时慎之又慎。继续延续传统的定罪量刑相混合的模式，法官可能无法掌握大量的酌定情节等材料，所以有必要将量刑从定罪程序中分离。二是因为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诉讼模式有法可依。根据《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院在审理活动中应当保证量刑活动的相对独立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侦查机关或者辩护人委托有关方面制作涉及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的，调查报告应当在法庭上宣读，并接受质证。从上述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对影响量刑的社会调查报告可以经过质证程序，说明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便是在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模式下生成的。

（二）社会调查报告属性在定罪一量刑分离模式下之重新认识

上述已经阐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报告是在定罪一量刑分离模式下生成的。社会调查报告适用于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所以其法律属性便是量刑证据材料，即用来证明量刑事实的载体。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调查不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事实的调查，与案件本身没有必然联系。因而，显而易见，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不是证据的属性”。许多学者也认为社会调查并不反映案件事实，所以其缺少证据所应该具有的关联性。但笔者认为，上述结论都是在定罪量刑一体化的角度下得出的，即在不区分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的基础上作出的论断。诚然，证据的关联性必须要求证据同案件事实存在某种联系。但是，在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下，在量刑过程中也存在相应的影响量刑的客观事实，即量刑事实。“案件事实”完全可以进行扩大解释，可以分为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这两个因素合起来就影响了一个案件的定罪量刑。这里所作出的扩大解释是有法可依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64条的规定，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即包括了“被告人有无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又包括“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其他事实”。这也就是说，影响量刑的事实完全属于案件事实，而社会调查所记载的事实同定罪无关，但却影响量刑事实的认定。

既然社会调查报告同量刑息息相关，那么接下来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就是量刑证据？笔者将其认定为量刑阶段的证据材料，而不是量刑证据。此处关于证据和证据材料的区分，一方面会涉及到二者属性的认定，另一方面也同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有关。

对证据和证据材料的区分关键是要明晰证据的定义。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证据定义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这里的“材料”不是指证据材料，而是指同案件事实有关联性的材料，并且经过各种证据规则查证属实。那些同案件事实无关联，或者未经证据规则查证的材料，则是证据材料，它只是案件证据的“来源”，并不是证据本身。证据材料只有经过各种证明规则查证属实才能取得证据资格，才能具有证明能力。因此，证据资料和证据之间应该有证明规则的链接。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可以接受质证，表明报告所记载的事项需要经过法定的证明规则来查证属实，进而也表明了其只是证据材料，并不是证据本身。因为证据材料只有经过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之后才能取得证明能力，接下来才能对有关事实进行认定，才能纳入法官自由心证的范围并成为裁决的依据，而那些未查证属实的事项则被排除在证据之外。所以说，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只有经过法庭的质证程序后，才能取得证据资格，法官才会根据自己的自由心证对调查内容进行采纳，那些被采纳的内容才会对量刑事实的认定产生影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定罪和量刑程序的分离，定罪程序在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下必须要对定罪事实坚持严格证明原则，对证据种类和取证方法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即证据资料必须为法定证据种类，获取这些证据资料的手段符合法律规定。而量刑程序是一个独立的阶段，是在认定行为人有罪的前提下而启动的，所以其证据材料的认定不必坚持“无罪推定”原则，以自由证明即可，证据种类和取证方式不受法定证据方法的限制，但其若要认定为量刑证据也要遵循一定的证明规则。

篇4

因数学学科特点所致，很多学生对该门重要学科感到乏味、枯燥，学习兴趣不高. 高中数学教师可以在平时开展教学工作时创造多种机会让学生积极主动学习数学. 其中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采取“化繁为简”法. 例如，在开展知识点集中且概念繁杂的“集合”章节知识点学习时，对于集合的有关概念，尤其是涉及集合中元素的“确定、互异、无序”三个特性，如果教师按照教材对其概念进行讲解势必收效甚微.

我采取了化繁而简的授课方式，抛开枯燥艰涩的纯知识点讲解，效果迥然不同. 讲到元素的“确定性”，我提问学生：“美国2014年现任总统是谁？”班级内的学生都知道是“奥巴马”. 我再次提问：“天气晴朗时，夜空中最晶晶亮的是什么？”学生们回答：“是星星和月亮”.我继续乘胜追击提问：“2014年马航失踪了一架飞机，谁知道它的编号？”班级内平时最不爱发言的学生也大胆地回答：“MH370”.讲到元素的“互异性”，我在黑板上板书“LOVE”，学生都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大家的注意力高度集中. LOVE是大家所熟悉的，此时课堂气氛异常活跃. “由LOVE这几个字母组成的集合{L，O，V，E}，集合中的元素带有互异性.”学生恍然大悟. 对于相对繁杂的概念和相对集中的知识点，教师采用化繁为简的方法，无疑会帮助学生对相关数学知识点理解透彻且有持久记忆.

二、科学养成良好习惯，增强学生主人翁意识

常言道：态度引领行动，积极主动的态度决定一切. 如果学生没有积极主动进行学习的主人翁意识，消极被动地学习可以说是数学学科学习的大忌.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并不是天生就具备，而是需要在数学教师的科学合理指导下逐步培养起来的. 许多学生对数学学科学习兴趣低下，但并不是不能将数学学好，而是对该门学科信心不足才产生了畏学厌学情绪. 只要高中数学教师发掘学生的数学学习主动性，使学生感到自己有信心学好数学，那么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将呈现井喷态势. 不可否认，数学学科有较强的逻辑性，且是高中阶段重要的学科，高中学生势必要养成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 习惯重在养成，培养学生良好习惯更是数学教学的关键. 教师需要对学生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加以高度重视：课堂教学前是否对新知识新概念进行充分预习，数学基础练习题能否熟练演算，课堂教学后是否及时对所学知识进行归纳总结，已学的数学知识是否时常进行复习温故知新. 班级内的学生是否有这样的习惯，值得每一位高中数学教师高度重视. 很多在高中阶段求学的学生恰恰因为没有在平时养成良好的数学学科学习习惯，因此没能及时对数学知识进行梳理，也没能及时发现问题. 数学课堂教学时间毕竟有限，如果在课前没有充分的预习，课堂上对教师所传授的知识感到生疏，听得不透彻，且课后又没有及时查漏补缺，那么数学学科的学习效率可想而知，数学学习势必提不起兴趣. 丧失了对数学学科的学习兴趣之后，学生学习数学的主动性更会直线下降. 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引导班级内的学生形成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每堂数学课结束时布置下堂课的预习任务，随堂练习习题，交流学习心得体会，知识点笔记总结等都可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

三、乐趣促进兴趣，让学生获得乐趣是数学教学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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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将法治建设作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提升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履行职责、依法办事的能力，促进xx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更上新的台阶，xx市工商局按照四部委文件精神及局党组研究决定，确定xx市工商局党组领导班子成员及领导干部（包括非领导职务）、各县（市、区）工商局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包括非领导职务）、各县（市、区）工商局基层工商所（分局）长为述法考评对象。

述法内容分为共性内容和重点内容，区别不同岗位职责和对象，突出重点，分类要求。重点内容包括：立足于工作岗位职责要求和依法履职的实际，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特别是在服务发展、科学监管、消费维权、严格执法等方面，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共性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及学本文来源：文秘范文法、依法决策、依法办事、遵章守纪等方面的情况。为确保领导干部述法考评试点工作顺利扎实推进，市工商局采取五项措施：

1、提高认识，增强工作主动性。在传达市述法工作试点文件精神的基础上，专题召开一次党组会，贯彻推进会的精神和要求，研究本局年度述法工作的组织领导、计划安排、内容形式，力戒形式主义和走过场，以扎实的工作作风、严谨务实的态度，按照规定要求认真完成好述法工作，并力求创新。

2、立足职能，提升内容周密性。在市里规定的六项述法内容的基础上，对行政决策、依法行政工作、学法情况等内容进一步细化，进一步突出科学监管、服务发展、维权执法等内容，努力使本部门的述法工作更具有工商职能特点，更符合时展的要求。并明确述法与述职述廉内容一并进行，要求述法工作必须客观、全面，纳入测评内容，接受机关干部和群众的评议，测评结果反馈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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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围绕党的十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认真落实“六五”普法规划，深入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提高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水平，示范引领全社会增强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带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二、活动内容

以“培育法治理念，提高法治水平”为核心，以普及领导干部、公务员基本法律法规为重点内容，采取集中培训、自学、组织考试等形式，推动“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提升年”活动取得实效。

（一）健全学法用法制度。坚持局党组中心线集体学法、公务员学法等主要学法制度，党组中心组集中学法不少于2次，每季度至少举办一次综合性学法报告活动。实行领导干部述法考评制度。完善法律顾问制度，健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确保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二）开展学习宣讲活动。以《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养成》、《法治思维与法治政府建设》、《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增强领导干部廉政法治意识》等由司法部、全国普法办统一制作的《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系列讲座》光盘作为学习宣讲活动的必学内容，通过播放专题学习光盘、邀请专家现场讲座、举办法律讲坛等形式，传播法治理念。

（三）进行全员专题培训。坚持集中教育与自学相结合，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把“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作为业务培训、全员讲学的重要内容和课题。采取专题讲座、业务培训班、集中辅导、菜单式选学、网络学习、大讲堂等多种形式开展专题培训。

（四）组织法律知识测试。结合学习宣讲活动的内容，围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宪法、土地管理法及民事、行政、经济、诉讼等法律制度相关内容，组织全县领导干部、公职人员进行法律知识考试，检验学习培训成果，以考督学、以考促学，不断增强领导干部学法能力和用法水平。

（五）规范依法办事职责。根据本单位实际和工作职责，制定和健全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行为规范，进一步明确各项工作责任主体、工作流程、日常监督和违规违法行为责任追究等机制，保证全体公务员依法履职、依法办事。

三、方法步骤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提升年”活动从2014年6月开始，年底结束。分三个阶段实施: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4年6月上旬）

各分局、国土资源所、局机关各科室，结合本方案与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进行宣传动员。

（二）全面实施阶段（2014年6月中旬—11月）

各单位围绕活动内容，从本单位实际出发，组织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务实管用的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三）总结提高阶段（2014年12月）

各单位要将宣讲活动全面总结，形成报告于12月5日前报县局法规监察科。

四、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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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全面依法治县和全面从严治党紧密结合，深入推进我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一是狠抓工作部署落实。年初，局党组召开____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本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和“一岗双责”。制发《____县城管局____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意见》和《____县城管局党风廉政建设党组主体责任和纪检组监督责任清单》，层层分解落实责任。专题召开3次局党组会议，听取分管领导汇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研究党风廉政建设阶段性工作，有力地推进各项任务落实。二是强化干部教育管理。将谈心谈话制度常态化，局属各队所认真研究制定谈心谈话制度，对干部职工思想上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早发现、提醒、纠正，有效地遏制不良风气的蔓延。加强正反两方面教育，通过每月评选优秀环卫职工、每季度评选优秀执法队员及优秀管理人员的方式和组织单位领导干部参观县法纪基地、对违规行为进行通报等形式，全面树立正气、激发正能量，强化干部职工法纪意识。着力营造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在局机关各楼道布置图文并茂的廉政图板18幅，让干部职工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增强廉洁自律意识。目前，局党组书记与班子成员开展谈心谈话13次，班子成员与干部职工谈心谈话15次，纪检组长约谈干部职工4次，参观法纪基地1次，通报处理违规行为3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