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理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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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理论界有两种流派：一种是向来占主流地位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我们称之为传统贸易理论；另一种是随着国际贸易的空前繁荣和发展，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新贸易理论。

传统贸易理论假设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各国间进行自由贸易，由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对关税、进口限额等保护贸易或限制贸易的政策持否定态度，它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按照李嘉图的学说，各国都应该致力于自身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交换自身相对劣势的产品，以提高世界福利。按照赫可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各国应该出口那些使用本国密集要素，进口那些使用本国非密集要素的产品。传统贸易理论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产业内贸易量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作用空前加强等现象，这些都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于是新的贸易理论随之产生。新贸易理论对前者进行了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新贸易理论提出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

以上两种理论归结到国家外贸政策上就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政策，对这两种政策国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传统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切实际；另一种则恰恰相反。下面笔者将从他们的观点出发，结合我国实际来分析着两种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

一、主张传统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我国现阶段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条件，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不乐观

1、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应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重复生产，地理集中度偏低，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

2、战略性贸易政策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首先，将扭曲微观经济主体。我国许多重要行业多属国有企业，企业在内部转制中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不是市场竞争中自然产生的，缺乏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其进行扶持反倒会使其依赖性增强，甚至引起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造成效率流失。其次，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占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的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

3、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

4、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

（二）传统的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

1、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如中国香港、日本、美国和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2007年出口为例，至2007年11月底，我国出口额为11，036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62.9%。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须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2、我国出口商品更多地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控制能力差。我国目前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

3、当前世界经济正趋步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各国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日益融为一体，特别是WTO的加入，各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正逐步取消，顺应这股国际潮流，才会有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

二、主张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且许多假设与现实不符

1、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外贸条件恶化，比较优势陷入低水平循环的陷阱。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将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积极改变外贸条件。

2、由于主流贸易理论的诸多基本假设与现实严重不符，它就更不能解释世界贸易中的如下现象：首先是里昂惕夫之谜展现的美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实证分析与该理论不符；其次是国际贸易伙伴结构揭示出的国际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而非在要素禀赋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最后是国际贸易内容主要是资本品与资本品之间的贸易而非资本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资源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贸易。而新贸易理论恰恰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从而可以为我国外贸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

（二）新贸易理论、特别是国家干预的政策可以为我国经济水平提高发挥很好的作用

1、有利于实现产业高度化。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两者的产业结构级别通常不同）的竞争优势是由产业级别决定的，两者间的贸易越自由对发达国越有利，而同产业结构的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则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并不会使某国自然具有竞争优势，所以政策主张倾向于干预。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减少管制，促进自由贸易；另一方面似乎是一种所谓“战略贸易理论”的形成正掀起为保护正言的逆流。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可以从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得到启示：接受现有国际贸易格局的产业发展政策会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一种低水平增长，并且在国际贸易利益这块日益膨胀的“馅饼”中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干预的贸易理论与产业政策的结合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高度化的手段。

2、有利于控制本国市场，开拓国外市场。首先，“战略性贸易政策”框架内的多种贸易干预措施可以防止或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增加本国企业成本竞争性；其次，出口补贴可降低本国企业的成本，增加其市场份额和利益；最后，通过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紧密结合可以支持具有高度技术机会和外在型产业的发展。转

三、这两种贸易理论在我国目前都有其适用性，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一）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出口自身相对优势的产品，这是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所在，我国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遵循这一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中有利可图。就这方面而言不是新贸易理论可以替代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我国的对外贸易目标不是片面追求量，追求向外度，而是在扩大开放和扩大对外贸易中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

任何国家的贸易比较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原因是一国的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在不断逆转。这种贸易结构类型逆转的速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阶梯中有相对的位置。如果一个国家不能适时地完成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或者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滞后于生产结构类型的逆转，那么它将处于贸易比较利益的劣势地位。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可能也不应该靠自身的贸易比较利益来改善自身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更不可能自发地完成动态比较成本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结合。对此，我国应该正确把握国际经济的变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运用国家干预力量扶植和促进重点产业发展，开发新的比较优势；同时，利用国际投资及采取相关政策来促进自身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类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化，才是取得在国际贸易中比较利益地位的必要条件。

（二）新贸易理论强调贸易利益不仅来自比较利益，而且来自对外开放产生的规模经济和技术外溢效应，这对我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确定，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政策意义。

1、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贸易自由化也是传统贸易理论所倡导的。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需求会增加，企业生产规模就会扩大。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使产品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都增加了竞争能力。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推进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不仅要看到国际贸易带来的直接利益，更应看到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所能带来的技术外溢和边干边学的效应。不能把扩大进口和开放市场看作是一种“入世”的代价，是为了获得某种权利而不得不承担的“义务”。

2、新贸易理论中关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的不确定性能给我们一些借鉴意义，尤其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具有指导价值。由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是不确定的，一国政策就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目标，通过适当的干预，较灵活地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生产模式向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保护幼稚产业的目的。例如，我国有13亿人口，汽车工业市场潜力很大，发挥规模经济的潜力也很大，政府管制引导产业向规模经济方向发展应是我国保护和发展汽车工业的主导措施。

3、政府干预作用内生化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将政府干预作用作为比较优势内生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变量，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大进步，而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变量已成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相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而技术变量的提升，无论是来自于“边干边学”，还是R&D，都与法律、投资激励等形成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都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即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情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创造型资源”（如信息、知识资本、创新、制度、技术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以及一个国家越来越依靠这类资源来获得比较优势，因而政府干预也被内生为主要因素，成为直接影响这种“创造型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之一。

因此，我们不能妄加断言地说哪种理论好，哪种更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应该切合我国自身的实际从不同的角度来选择、来组合。（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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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来，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即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高深经济思想形式化，发展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给定经济组织结构下的最优资源配置问题转向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分析工具上比新古典经济学更新，而在思想渊源上则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古。其中，斯密用分工来解释国际贸易的论述被杨小凯等人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发展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又称内生贸易理论。本文旨在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进行比较，并作出一些简单的评价。

二、与传统贸易理论的比较及其发展

可以说，杨小凯是第一个脱离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用分工和专业化来解释贸易现象及其本质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能够解释一些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同时澄清了传统贸易理论带给我们的一些错误观念。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的不同点就在于其所依托的经济学框架存在很大的不同，具体来说体现在如下几点：

1.理论的思想渊源不同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精华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1）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2）劳动分工能使生产率提高并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

应该说，新古典经济学成功地描述了古典经济学的第一个思想，却与第二个思想相冲突。新古典经济学在将市场竞争的作用形式化时，最初采用了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这种最简单的数学工具，它使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变成了与市场竞争不相容的东西。因为按照斯密的分工理论，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基于专业化能够提高生产率的原理，而这一原理与递增规模报酬有关。新古典贸易理论也采用无规模报酬的假设，从而先天不足，以致于企业的组织结构、规模大小、市场竞争地位及其相应的市场结构都对贸易的模式、成因、结构、得益等没有影响。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只表明一种投入产出的纯技术关系，不允许递增报酬的存在，并且忽视了社会经济组织的演进与生产率的互动关系。

事实上，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重点是专业化、劳动分工和交换的关系。在斯密和马克思看来，劳动分工是经济生活的核心现象，社会经济组织结构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马克思更将其归结为生产关系的研究。杨格（AllynYoung，1928）的经典论文指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富有启发、富有成果的一般法则就是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注：YoungA.（1928）,IncreasingReturnaandEconomicProgress,TheEconomicJournal,38:P527—42。）然而，由于后来德布鲁把新古典经济学变成公理化体系，用斯密的分工思想来解释国际贸易的理论逐渐地为人们所抛弃。70年代以来，依托于新古典框架的新贸易理论逐步产生和发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不足，但始终难逃“旧瓶装新酒”之嫌。杨小凯用现代数学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精华充分发挥并加以形式化，创立了以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堪称是贸易理论领域的一次革命。

2.前提假设、分析方法不同

就前提假设和分析方法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存在三个致命缺陷：第一是采用消费者——生产者的两分法。消费者不生产，必须从厂商处购买所有消费品，因此国内贸易必然存在，消费者不能选择自给自足，也不能选择专业化的水平和方向；而厂商的存在是给定的，所以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给定经济组织结构下的最优资源配置问题。这种两分法使得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经济组织如何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也无法解释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中产生等现象。第二，新古典经济学用规模经济概念替代专业化经济概念，而规模经济概念只能表明投入产出间的纯技术关系，却不能反映专业化水平、经济组织结构的演进对生产率的影响。第三，新古典经济学采用马歇尔开创的边际分析方法。边际分析主要用于处理内点解问题，而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决策往往是角点解问题。（注：角点解意味着某些决策变量的最优值是零。一般讲，买汽车的人不会自己生产汽车，即其购买量为正数，而其生产量为零；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产品的生产量为正数，而其购买量则为零。相反，内点解则意味着决策变量的最优值不是零。）

新兴古典经济学克服了上述缺陷。首先，在该体系中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这意味着每个决策者可以选择专业化方向和水平。厂商的出现也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从模型中内生而来。其次，用专业化经济来替代规模经济那种纯技术概念，并且引入交易费用的概念，从而产生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即专业化一方面提高生产率，使决策者拥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多样化消费的偏好，专业化必然意味着要从其他专业的决策者手中购买更多的商品，这就需要支付更大的交易费用。最后，新兴古典经济学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analysis），即对每一角点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角点之间用总效益费用分析，这是处理最优决策的角点解所必须的。

3.对贸易基础的认识不同

当代贸易理论公认的一个事实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是对斯密的绝对优势的一个发展。当然，如果静态地看，情况确实如此。但是，如果允许比较优势在模型中内生，并且随着分工的发展而不断演进，那么斯密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绝对优势概念比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更为宽泛和重要。许多经济学家曾指出，个人之间生产各种物品的生产率的先天性差异远不如个人之间由于分工和专业化而产生的生产率差异来得重要。正如斯密所说：“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象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上卷，第15页。）。如果我们接受先天的生产率差异（即外生比较优势）作为分工的条件，那么就会导致贸易产品、方向和格局的静态化，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为分工的结果出现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则预示着一国贸易动态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基于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能够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而且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进展的动力并且杨格定理告诉我们，分工存在自我繁殖的机制，因此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就成为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持续不断的源泉。而外生比较优势不能内生地演进，对于分工、生产率进步和加速知识积累没有什么影响，因而一国的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就只能归功于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外生技术进步。这是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很多现象的根本原因。

根据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如果事前相同的个人选择不同的专业化水平生产不同的产品，只要专业化报酬递增，就可能存在比较优势。这就是说，按照斯密的定义，比较优势可能存在于所有个人事前相同的场合。而根据李嘉图的定义，在这种场合比较利益不可能存在。换句话说，这种比较优势的存在与否，取决于人们对于专业化程度的决策。我们将这种由于选择不同专业方向的决策造成的事后生产率差别称做内生比较优势，而将以外生给定的个人之间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概念称为外生比较优势。

新贸易理论也对此作出了相似的研究。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89）把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称为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而把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称为先天自然的比较优势。

4.对贸易利益的主张不同

按照新古典贸易理论，如果国与国之间存在外生比较优势，则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必定会产生，而且实行自由贸易能够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新贸易理论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的贸易模型预言，国际贸易总是优于自给自足，因为世界市场上一个经济联合体的规模总比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要大得多。因此，没有政府干预时不可能出现自给自足。那么，国际贸易的存在一定会带来贸易利益吗？它一定优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状态下的福利水平吗？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通过引入交易效率的概念，能够解释国际贸易之所以从国内贸易中产生是因为一国的交易效率的改进。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负相关，各种交易费用（内生或外生）越高则交易效率越低。如果交易效率极低，则自给自足是均衡，因而无需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改进，则国内贸易将因一国之内的分工水平提高而产生。但如果交易效率改进的幅度不是很大，则在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时，贸易可能在各个地方性市场内进行。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改进，全国性市场便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如果交易效率继续提高的话，则高效率的分工水平便会要求更大的市场规模与其相适应，此时局限于一国市场之内的贸易和产品交换无法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分工经济，因此国际贸易便会从国内贸易中产生。总之，国际贸易给一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先决条件是该国的交易效率应当足够高，以便适应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分工水平的提高需要更大规模的市场与之相适应，由此国际贸易才成为必要。

三、评价与借鉴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贸易理论的研究作了突出的贡献，其影响是巨大的。它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贸易理论中一些已有定论的命题，同时也提供给我们许多新的视角和观点。我们认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可能正代表未来贸易理论发展的主流方向。以下简要地对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作几点评价。

1.重新阐释了绝对优势、比较优势等贸易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将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

如果以事前和事后的生产率差别来区分不同的比较优势，那么不同贸易模型中的比较优势就可以划分为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其中，李嘉图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技术比较优势，H—O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资源比较优势，新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的专业化经济比较优势。

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国际贸易赖以产生的分工基础有两种：一种是基于技术和资源不同的外生比较利益的劳动分工，一种是基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的内生比较利益的劳动分工。也就是说，从贸易产生的原因看，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是比较利益，而新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则是递增规模报酬。当然，实际经济是两者的混合体，既有比较利益，又有递增规模报酬。如果能够将传统贸易理论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进行有机的整合，则存在着将现有贸易理论纳入到统一框架之下的可能性。很显然，传统贸易理论不可能包含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因为按照新古典理论，普遍的递增规模报酬会使一般均衡不存在或不是帕累托最优。相反，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却能够包含传统贸易理论。杨小凯（1997）将外生比较利益因素引入基于递增规模报酬的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纳入到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现有的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

2.纠正了新贸易理论的错误结论，为其完善和发展指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新贸易理论假定存在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的两难冲突，也就是说，规模经济的充分利用要求与更大规模的市场相适应。如果一国的人口或经济规模很大，则能够更充分地利用规模经济的好处，因此人口的增加会带来生产率的上升。这与日本、香港的经验是一致的，但是却与印度和改革前的中国的经验相悖，因为对于后者而言，人口增长率高对经济增长并无积极作用。按照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交易效率，人口增长率对于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中性的。在印度和改革前的中国，由于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各种纷繁复杂的行业进入壁垒、国内市场诸侯割据、法律法规不健全等等因素，导致交易效率低下，均衡的分工水平很低，因此出现高人口增长率与低生产率并存的现象。而在香港等地，由于高效率的政府、健全的法制等因素保证了高交易效率，所以高人口增长率与高经济增长率并存。

其次，新贸易理论的最大弱点在于根本不存在一个为经济学界广泛认可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所以必须按照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产品差异性来构造相应的贸易模型，导致新贸易理论的各种模型纷繁复杂，难于统一，无法形成对传统贸易理论的替代。

然而，正如我们下面将要指出的，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以专业化为基础的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性市场是相容的。因此，如果新贸易理论能够正确地解释其递增规模报酬的微观基础，不再基于规模经济而是基于分工和专业化来建立相应的新贸易理论模型，那么就完全可以避开对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处理问题，从而为其蓬勃发展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思路。

3.采用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框架，能够说明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中产生，从而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原理统一起来。

按照现有的贸易理论，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则当国与国之间存在外生比较优势或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时，国际贸易一定会产生。但是，它却无法解释同样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为什么古时候只有国内贸易就足够了，而现在却需要国际贸易，而且国际贸易量越来越大。这是由于现有的贸易理论假定纯消费者——纯生产者的绝对分离，所以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原理不同。国内贸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消费者不贸易便不能生存，所以即使没有比较利益和规模经济，国内贸易也会存在；而没有这两个条件，国际贸易便不会产生。

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存在着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由于这个冲突，当交易效率低下时，分工的好处被交易费用造成的福利损失所抵消，人们选择低分工水平即自给自足，不需要国内和国际贸易。当交易效率的提高使得分工的好处大于交易费用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时，贸易开始在很多地方性市场中出现，但国内统一市场是不需要的。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国内统一市场出现。如果交易效率再进一步提高，则国内市场规模限制了分工的发展，所以国际贸易成为必要。可见，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第一个能解释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发展而来，并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原理统一起来的理论。

4.解决了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市场的相容性问题，存在竞争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

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多样化消费偏好意味着，一种产品的消费者数目必定很大；规模报酬递增则使得在均衡状态时，该种产品的生产者数目必定很小。一种产品的消费者从而生产者寡，即消费者与生产者地位上的不对称，使得厂商有能力根据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操纵价格，而消费者却无法影响价格。当规模经济普遍存在时，由此所产生的递增规模报酬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即竞争性市场）难以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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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在赫克歇尔—俄林体系中徘徊多年的国际贸易理论又活跃起来，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来研究贸易的原因和结果，研究新的贸易结构与贸易政策，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学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些学说已逐渐成熟。其中一部分已被编入教科书，另外部分仍在继续讨论之中，仍是贸易的前沿论题，本文将简要地介绍这些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并阐述其对我国贸易政策的意义。

一、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为贸易原因提出新解释的主要是从七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主要的贡献者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这一理论以企业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为基础解释战后增长迅速的工业国之间的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规模经济贸易理论［（1）a］的发展是建立在两个与以往理论不同的假设上：（1）企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2）国际市场的竞争是不完全的。

具体讲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增加而下降，企业面对的是市场需求曲线，市场需求量会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加。在参与国际贸易以前，企业所面向的只是国内的需求。由于国内市场需求有限，企业不能生产太多，从而使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不得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国内需求加上国外需求，企业生产就可以增加。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反而使产品的平均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增加了竞争能力。

由于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囊括一行业的全部产品，从而使国际分工和贸易成为必然。但具体哪一国集中生产哪一种产品，则没有固定的模式，既可以自然（竞争）产生，也可以协议分工。但这种发达国家之间工业产品“双向贸易”的基础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技术不同或资源配置不同所产生的比较优势。

二、国际贸易、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进行。在经济学文献中，虽然已有许多理论阐述了技术在贸易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是最新一系列的研究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讨论技术对贸易的影响，也分析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把技术变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等结合起来研究，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前沿课题。

国际贸易理论的这一新发展的背景也与战后国际贸易格局变化有关。在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理论说明了当前“北北贸易”和同类产品之间贸易的原因之后，人们自然就会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会有规模经济？产业的规模经济和国际分工是怎样形成的？如果说技术的差异与发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技术又是怎样产生、发展、传递的？技术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的关系又是如何？这些问题引起了国际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学者们将国际贸易理论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近年来，在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中，关于国际贸易、技术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文章很多。从其理论渊源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沿着李嘉图的模型，仍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但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另一部分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研究技术怎样影响贸易和增长，同时把技术发展作为科研、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间的关系。

1．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

（1）技术差异所形成的贸易模式

除了“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贸易学说外，技术作为外生变量上的差异亦被用来说明发达工业国家之间和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马库森和斯文森（MakusenandSvenson，1985）在他们的研究中假设两国的资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都是相同的。产品生产需用两种以上的要素投入，但不具有规模经济。但如果两国在生产技术上有某种细微的差别，劳动生产率就会略有不同。在两国的贸易中，各国都会出口其要素生产率相对高的产品。

戴维斯（Davis）在他1994年的研究中也假设两个国家两种产业。其中第一种产业只生产一种产品，而第二种产业生产两种不可完全替代的产品。假设其中一国在第二种产业的生产中与国外略有技术上的不同，在其中一种产品的生产技术上比别国略胜一筹。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要素价格的相等会使该国生产和出口这种产品，而别国则会生产出口另一种产品。

马库森、斯文森和戴维斯的研究说明，即使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技术上的差异亦可引起同行业产品之间（intra—industry）的贸易。

（2）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福利的影响

克鲁格曼1986年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福利的影响。在他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类国家：技术较先进的国家（发达国家）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产品亦分为两类：技术密集型产品与非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些假设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有些相似，它的发展在于：假如技术变动了（而不管为什么会变动），会对各国的贸易模式和福利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这种技术进步发生在发达国家，则结果是没有坏处。第一，对发达国家来讲，它技术更高了，产品更先进了，由于本来就在技术上领先，更新的技术的产生并不面临什么竞争，也不威胁别国，别国也威胁不了它，所以技术进步对它有好处。第二，对落后国家也没坏处，因为技术差距拉大了，给后进国家更大的空间来发展和赶超。所以技术进步发生在先进国家对这两类国家均有利。对先进国家唯一的不利之处是对一些本来就有技术优势的产品，技术进步和生产出口能力的提高，有可能使这些产品的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有可能变得不利。

假如技术进步发生在后进国家呢？克鲁格曼认为结果是缩小了两类国家之间的差距，对原来先进国家是一种竞争，对他们不利。后进国家会因为自己有能力生产这类产品而减少进口，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是使该类产品价格的下降，对先进国不利，二是如果这种产品需要密集使用后进国本来就稀缺的资源，那么对后进国来说也不利。

2．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

贸易理论的另外一方面发展是将技术视为内生变量来分析，研究技术变动的原因，也研究技术的进步作为生产和贸易的结果对贸易模式与社会福利的影响。技术变动有两种源泉，一种是被动的，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出来的，而是从看中、干中学会的，是通过经济行为学来的，这叫“干中学”（learningby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另外一种是主动的，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innovation）。技术革新一般是研究和发展（ResearchandDevelopment，简称R＆D）的结果。

（1）“技术外溢”（Spillovers）与“干中学”（Learing—by—Doing）

所谓技术变动或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在许多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只是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这种学习过程有时并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从事生产或其他经济行为时自然产生的副产品。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被称为技术“外溢”（Spillovers）。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技术外溢，又可分国际、国内、行业间和行业内几种不同情况。

a）国际技术外溢

国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如通过贸易）的途径传播到了别的国家，从而使别国的生产者也逐渐掌握了这些技术。

为了说明技术在国际间的外溢，我们假设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各国分别生产两种产品，X和Y。在两国没有贸易时，各国的生产是由本国的生产技术和资源配置决定的，A国有生产X的比较优势，B国则有生产Y的比较优势。如果两国发生贸易，根据“比较优势”理论，A国会专门从事X的生产和出口，B国则专门生产和出口产品Y。这是贸易发生后的最初均衡。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假设技术是无法垄断的，可以通过商品贸易“外溢”到别国。贸易的结果，AB两国的生产者都掌握了彼此的生产技术并有可能对本国的生产进行调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技术外溢会有各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情况是，A国本来有生产商品X的比较优势，但B国生产X的技术更先进，有绝对优势。A国引进了B国生产商品X的技术，提高了本来就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率。这种结果发挥了本国资源上的比较优势，有利于A国的长期增长。另外，商品X本来就是B国相对短项，在两国实行分工和贸易后便不再生产。A国多生产X可以使B国的进口价格下降，也有利于B国。这种技术的外溢使原来由“比较优势”决定的贸易模式变成了由“绝对优势”决定。技术外溢的结果，两国都从中受益。

但是如果B国生产商品Y的技术比A国先进，A国从B国中学到这种技术并用此来改进发展其本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Y。对A国来说，这种技术引进的结果是一种进口替代型增长，但对B国来说则是一种威胁和竞争。如果A国生产Y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的资源，对A国的长期发展也不一定有利。贸易和技术外溢有可能将发展引入“错误”方向，使两国的长期发展速度都受影响（参见Yanagawa，1993）。

b）国内的技术外溢

国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在本国范围内的传播。由于地理、语言、文化等原因，国内技术外溢比学习外国技术更快。

八十年代后期，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问题。在克鲁格曼（1987）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生产一系列产品。其中任何一国会在一些产品的生产技术中有最初的领先地位。尽管技术可以在国际间传播，但本国内的技术外溢会更快。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较快的国内技术外溢过程，该国原先的领先的行业会有加速发展的可能，原有的比较优势会增强，“国内技术外溢”也会使别国在他们原来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更有领先地位，技术的国内传播使各国的差异扩大。

卢卡斯（1988）的模型与克鲁格曼有些相似，只是他假设一系列国家，生产两种产品：X和Y。各国的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相同，但对两种产品的技术知识的最初掌握程度不同。一些国家生产X，另一些国家生产Y，形成最初的国际分工。由于技术在国内的外溢，生产X和生产Y的国家都会在各自的专业生产中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各国对两种产品技术知识掌握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一般情况下，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很难改变，除非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产品价格下降的速度，改变原先国际分工的地位，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转向另一种产品生产的，也只能是那些原来就在边缘上的国家（marginalcountry）。

克鲁格曼和卢卡斯的分析说明：一个国家最初的比较优势、产业选择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可能与它本国的技术知识和资源配置有关，也可能是由于偶然的因素，但最初的产业结构一旦形成之后，国内生产技术的外溢使得一国在这些产业中的生产率比别国提高的更快，会使该国在这些产业中的领先地位更加巩固。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擅长于一些行业，而另外一些国家擅长于另外一些行业，这与国内的技术外溢是有关系的。而且，一旦形成了某种生产格局，改变是不容易的，因为产业规模与国内的技术外溢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只要成本增长的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就会有利可图而继续存在。历史在决定一国长期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c）行业间与行业内的技术外溢

技术外溢也可以发生在不同的行业之间（inter—industry）和同行业之内，许多行业虽然产品不同，但所用的资源有许多是相同的，如何提高要素生产率对各行业都是有促进作用的。另外，这里的“技术”概念，也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生产方式，也包括管理等方面的技术知识。因此，一个行业拥有的技术优势也可能外溢到别的行业，使别的行业的生产率也有所提高，并对社会的长期发展产生影响。［（1）c］

同一行业内也可能有不同的产业集团（industryclusters），各集团生产类似产品但生产技术不会完全相同。与国外类似的产业集团相比，生产上也会有不同的优势。国际贸易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和技术外溢会缩短各产业集团的技术差距。

（2）发展研究（R＆D）与技术创新（Innovation）

技术变动的另一个来源是技术创新，它是一种投资、开发与研究的结果。新技术的开发主要表现在：a）提高要素生产率，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保证产量的情况下，使用更少的资源；b）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

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可以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中出现。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一个最终产品可以由一个企业变成许多个企业来生产。同一企业中也可分为许多部门，每个部门只生产产品的一个零部件。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每个部门只集中于一个小范围的大规模生产，而在这个具体的零部件生产中，企业有可能通过降低成本来获得利润。换句话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利润不再只是从最终产品中获得，每个生产环节都独立出来，都有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对利润的追逐使生产的每个环节上都有改进技术的动力。

开发型技术进步也常常是在对新产品的研制中获得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或提高产品质量，从而产生出新技术。

与“干中学”不同，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大量投资和研究的，因此，只有在保证这些投资能够获利的条件下，企业才会去研制新技术。因此，一国能否获得大幅度的开发型技术进步，需要两个必要条件：（1）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没有保护的话，企业开发新产品所冒的风险与其收益不对称，也就没动力去投资、研究。（2）要鼓励对科研的投资。干中学虽然也能提高技术，但毕竟有局限性，毕竟只能缩短与先进技术的差距，一个国家要想技术上领先，就必须有开发型的技术进步，但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有法律和投资来保证的。

国际贸易与开发型技术变动有相互促进的关系，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迫使各国努力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新技术的开发不再只是个别国家的行为，而成为各国的共同努力。这里边也有一个技术开发的规模经济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贸易和技术的国际流动可以使开发研究形成“规模经济”而降低各国的科研开发成本。一项新技术从一国开始后，另一国可以马上引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不应重复同样一个过程。当然，这样做需要许多政治条件和技术条件，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

另一方面，技术革新也会影响贸易模式。在技术作为外生变量和“干中学”的模型中，最初的贸易模式都是给定的，都假定各国在生产技术上有差距但没有讨论为什么有差距。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模型则揭示了产生技术差距的根本原因。综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技术的国际国内外溢和干中学的过程有可能缩短各国技术上的差距，本国原有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对于一国的长期发展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对发展研究的投资和不断开发新的技术，是改善一国的贸易地位和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措施。

三、国际贸易新理论对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启示

过去十五年来，我们虽然在开放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贸易政策上仍受许多传统观念的束缚。我们在出口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但是开放国内市场方面顾虑重重。在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过程中，我们把扩大进口和开放市场看作是一种进关贸的代价，是为了获得某种权利而不得不承担的“义务”，其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保护幼稚工业”的理论。

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对某些产业的保护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怎样选择保护对象？采用什么方式来保护？保护的前景与代价是什么？我们必须充分估计为保护所付出的代价，并努力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我们发展先进或幼稚工业的目标。

古典和新古典的贸易理论已经分析了保护给消费者和整个国家福利所带来的损失。关于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的学说又为我们揭示了保护所失去的“外部效应”，尤其是对电脑等高科技产品进口的限制，损失的不只是消费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拖延了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的过程。电脑等科技知识产品与一般消费品不一样，电脑的使用和普及包含着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电脑迅速普及所能带来的外部效应，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况且电脑行业发展的关键不是硬件而是软件，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有足够的人力资本和市场需求来促进软件的开发。通过贸易壁垒的办法来保护幼稚产业，其代价和结果都是必须考虑的。

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还为我们的贸易政策提出了许多新思路，新的贸易理论揭示了当代国际市场的垄断竞争和工业制成品贸易为主的特征，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来生产、出口全部的工业产品。国际贸易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大，即使在同一行业内，也可能既进口又出口。现代的国际竞争并不局限于个别产品的得失，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限制外国优质产品的进口，不一定非要通过保护来生产国外已占优势的产品。对外开放某些市场，并不等于国内的同类产业就不能发展了。别人生产了一些种类型号，我们可以集中资源生产别的或新的种类型号，并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向国外出口。

怎样使某些产业形成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提出了一个“战略性贸易保护”的问题。由于国际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和现代企业规模经济的存在，如何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以扩大生产降低成本，成为企业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如果政府能够正确地选择某些有发展前途并能充分发挥本国资源优势的产业，通过政策支持，帮助其达到一定生产规模的话，对本国利益和发展都会有利的。这种贸易保护着眼于一国长期的战略发展，被称为“战略性贸易保护”。

不少国家曾采用过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如日本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对许多产业有过保护。它将一个产业保护一段时期，然后就转移。保护的目的只是希望在保护期内，让产业自身产生出一种技术外溢和自行不断壮大的能力，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保护的时间是短暂的，保护的行业是不断变动的。克鲁格曼借用了吉文斯（Givens，1982）的说法，将其称做“狭窄的、移动的保护带”（theNarrowMovingBand）。

无论是自由贸易的政策还是“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选择的依据都是如何使本国的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不仅要从静态上估计，也要从动态上考虑。对什么产业采取什么政策，都要有尽可能精确的利弊分析。国际贸易的新理论并不告诉我们应不应该保护的问题，而是为了我们贸易政策的选择提供了更多需要考虑的问题。简单地利用贸易壁垒来保护幼稚工业是一种被动和陈旧的方式，代价是不小的。而从战略发展的角度对某些产品（不一定是整个行业）实行保护也许会带来长期的优势和利益，但是这些产品不一定是幼稚产业，保护的手段也不一定是贸易壁垒，可以是代价较小的产业政策或消费政策，保护的时期应是短暂的，这种保护是一种积极的，有前途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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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在早期的贸易中由于贵金属的发现，人们对利润与资本积累的观念的变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起等原因，促使了重商主义的发展。重商主义的基本经济理论是:货币是国家财富的唯一形态，对外贸易是增加货币的源泉，政府活动的目的应是如何发展对外贸易以增加财富。重商主义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但它只是简单地描述社会的表面现象，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探索只局限于流通领域，而未深入到生产领域，因而其经济理论是幼稚的、不科学的。

18世纪后重金主义学派的理论政策已不能适应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需要，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对外贸易。于是亚当斯密在其经典巨著《国富论》提出了以绝对优势为基础的贸易理论，强调贸易双方各以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行贸易，双方都能获利。该理论从生产的绝对成本的差别为出发点，认为各国应按照各自在绝对成本方面上的优势进行分工，生产并出口绝对成本低的商品，进口绝对成本高的商品，即“以己之所长，换己之所需”。但这个理论存在一定缺陷: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任何绝对优势，那他就不会与别国进行任何贸易，但这个结论与事实违背。

后经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完善，进一步强调两国贸易时，即使一国产品不具有绝对优势，只要有相对优势，双方也都能获利。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是在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发展起来的。根据斯密的观点，国际分〔应按地域、自然条件及绝对的成本差异进行，即一个国家输出的商品一定是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生产成本绝对低于他国的商品。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每个国家不一定生产各种商品，而应集中力量生产优势最大或劣势最小的商品，然后进行国际贸易。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总量将增加。由此形成的国际分〔对贸易各国均有利。李嘉图认为，在资本与劳动力在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按照比较成本理论的原则进行国际分,可使劳动配置更加合理，可增加产品总量，对贸易各国均有利。比较成本理论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的作用。它促进了当时资本积累和生产力的发展。但其前提必须是完全的自由贸易。

实际上自由贸易理论提出以后，世界卜并没有实现完全的自由贸易，与之形成鲜明对本的是各国(地区)间保护贸易处处存在。究其原因在于自由贸易理论赖以成立的理论前提与现实世界存在较大差距。自由贸易理论的核心是白由贸易可使参与贸易的双方均获得贸易利益，它通过对贸易原因的近于完美的实证分析和逻辑推论而得出。这是自由贸易理论获得广泛认同的主要原因。其理论前提是:一国的生产要素总量、生产技术水平、国民收人分配形态、居民消费偏好是既定的、不变的，生产要素在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并且参与贸易的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市场完全自由竞争，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这显然与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有很大差距。另外，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自由贸易利益的实现也成问题:在现实经济中，在自由贸易理论所论述的市场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两国各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能够进入对方国家市场，分工是能够实现的。而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都处于劣势的国家，其有比较优势而没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要在市场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进人对方国家市场是很难的。毕竟，劣势产品占领强势产品的市场是不符合成本和价格竞争法则的。相反，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都处于优势的国家，则可以完全占领劣势国家的市场。除此之外，还暗含其它前提:(1)因分〔造成的各国产业调整无须成本。

这显然也不现实:若按自由贸易理论所述，两国根据各自的绝对或比较优势所在进行分工和专业化生产，那么，原来投资于绝对劣势和比较劣势产业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必须转移到新选择的产业上来，有些具有专用性的资产如生产设备则将被淘汰。而无论是转移或被淘汰，作为国家范围的产业调整，成本都是巨大的。(2)规模报酬不变。假定各国劳动生产率或技术水平是不存在差异的，其另一重要假设是规模报酬不变，即厂商的生产函数不随其规模的扩大而改变，因而扩大规模不会影响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贸易的基础。这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篇5

1.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StrategicTradePolicy)产生于2O世纪7O年代以来“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之下，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等人于2O世纪8O年代中期提出，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1）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利润转移理论；（2）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外部经济理论。

2.产业内贸易理论

20世纪70年代格鲁贝尔和劳埃德等人开创了产业内贸易理论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该理论不同于侧重论述产业间贸易的传

统贸易理论，它侧重研究贸易双方在同一产业中既出口又进口同类异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在不完全竞争产业中，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是产业内贸易形成的决定因素。

3.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由美国销售学家弗农于1966年首先提出，经威尔斯、赫希哲等人不断完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由于技术创新和扩散，制成品和生物一样具有生命周期。产品生命周期包括五个阶段：(1)新生期；(2)成长期；(3)成熟期；(4)销售下降期；(5)让与期。

4.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提出并完善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不同之处在于，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其根本原因在于该国的国际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源于一个相互增强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有四个关键因素影响一国在国际市场上建立和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这四个因素是：(1)生产要素；(2)国内需求；(3)相关产业；(4)企业战略、组织和竞争度。

二、当代国际贸易新理论对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启示

1.积极转化国家的竞争优势。比较优势是由一国资源禀赋和交易条件所决定的静态优势，是获取竞争优势的条件。竞争优势则是一种将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的综合能力的作用结果。比较优势作为一种潜在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根据生产要素禀赋，我国一直以来具有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但是，在当今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并不一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要确立把比较优势转换为竞争优势的外贸战略。

2.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由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可以推知：创新国是国际贸易利益的最大获益者。这是因为：在产品的新生期和成长期，创新国以其技术优势垄断了国内和国际市场，因而可以获得大量超额垄断利润；在产品的成熟期进入所谓的“大规模生产”阶段，创新国可以获得巨额规模经济效益；在产品的销售下降期和让与期，创新国在国外投资建厂，输出其知识产权和品牌，延长其产品的生命周期，在国际市场上继续赚取利润。

3.发展高层次产业内贸易是提高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在给各贸易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同时，还加快了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企业家精神在不同国家同一行业内的传播和扩散，给同类产品生产上档次提供信息，并通过规模经济，实现不同国家在产品层次上的分工，实现产品生产的国际化。

4.发挥政府作用，重视市场保护。（1）更加重视国内市场。巨大的国内市场即使在出口不利的情况下也可以缓冲风险，避免国内产业受到冲击。（2）重视发挥政府的作用。根据战略性贸易理论，对于高科技产业在关税和其他方面政府给予适度保护，将有利于顶住外国进口产品的强大冲击，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有利于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

三、面对当代国际贸易新理论，我国外贸对策研究

1.改变“加工制造”的单一功能，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综合运用政策手段，完善管理，改进服务，吸引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业和研发机构转移到出口加工区，实现出口加工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2.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有利于缓解出口压力。坚持内需为主是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在外需不太明确的情况下，宏观调控的着眼点应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通过扩大个人消费，民间住宅投资，加大农村市场的开发，激活国内市场。

3.加强自主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的产品，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产业升级的实质就是技术进步，提高效率。目前我国要积极引进国外的高新技术，大力推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较高层次上与发达国家合作，提高我国国际分工的地位，加快工业化进程。

4.开发多元化国际市场。我国应该开发多元化国际市场，即要立足于周边国家市场，并大力向其腹地推进；同时进一步加强与北美、日本和欧盟等发达经贸体的贸易关系；尤其要以建立中国——东盟贸易区为契机，努力强化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往来，加强、一国四方(祖国大陆、港、澳、台)的贸易合作。

5.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我们应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重视产品开发战略，不断地进行产品创新；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发挥政府在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作用；推行科教兴国战略，着力于开发人力资本，促进竞争力持续发展；重视科研研究和开发，为保持产业持续的竞争力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发挥大国规模优势，坚持扩大内需，激活国内市场。只有这些方面做好了，国家的竞争力才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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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传兴．新贸易保护主义产生原因及对象[J]．国际贸易，2006，(4)：45．

篇6

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假设商品要素流动这一前提下分析研究企业发生的具体贸易行为，以及国际贸易政策变动。国际贸易理论中提到了优势思想，这一优势简单阐述即是各个国家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中体现出的竞争力，形成了各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进入与退出，体现各个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国际贸易的优势从绝对优势演变为相对优势，绝对优势是指各国企业对同一商品的生产因为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形成的企业竞争优势，相对优势是指各国企业在生产不同商品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不同而形成的竞争优势。相对优势与绝对优势都是在不同的假设前提下对相同事物做出的判断。同时可以得出结论，即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如果不受到资源约束的话，具备相对优势的企业则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具备绝对优势的企业则可以在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的发展应用

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垄断优势理论，它形成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该理论认为因为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具备不完全性的特点，给跨国公司带来垄断的优势，比如跨国企业具备的专有技术，管理经验，以及销售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从而得到较高的垄断价格和利润，因此产生了不完全竞争的局面，这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直接原因。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是基于垄断优势理论提出的，因为产品在市场上有着周期性的变化，主要分为创新，成熟以及标准三个阶段，各个阶段都与企业的决策密不可分。因此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该采取不同的投资战略。国际直接投资应该运用在产品生产已经成熟并且投入标准化生产，这样可以将生产投入到成本较低的区域，从而替代出口产生的成本。3，内部化理论，该理论基于自然性市场的完美性出发分析当前跨国企业的兴起以及外国投资现象的形成。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是由于市场内部化形成的，市场内部化是指外部市场机制导致原材料，半成品等交易的效率呈现较低的状态。为了提高这一效率企业不得不通过行政结构将低效率的中间产品内部化。这一理论同时解释了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行为。

二、套利与平价理论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的发展应用

(一)基本概念阐述

套利是指在同一个市场中购进外汇，证券，商品等其他货物同时在另外一个市场中以更高的价格将其卖出。价差则是指同一个商品在不同的市场上有着不同的价格，包含时间上以及空间上的差异。交易成本是指套利者完成一项交易需要耗费的成本，主要包含直接成本以及间接成本，直接成本主要是指劳动力流动的交通费，资金流动的汇费以及隐含的工资，利息以及租金等，间接成本主要包含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等。平价主要是指价值对等，具体阐述为只要不同市场之间的价格差异超过交易产生的费用，那么套利者就能从中获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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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28日，山东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WB公司）与香港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S公司）签订了从马来西亚进口30000吨铁矿砂的合同，合同约定铁矿砂铁含量不低于61.5%，二氧化硅含量不高于6.5%.合同签订后WB公司依约申请中国建设银行某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开出可转让信用证，第一受益人为CS公司，第二受益人为马来西亚某运输公司即马来西亚出口商（下称MR公司），第一受益人的通知行为香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下称汇丰银行）。2006年2月货物装船后，MR公司将全套议付单据寄给作为转证行的上海汇丰银行，由作为第一受益人的香港CS公司换单后将单据寄开证行建设银行要求付款。在议付单据到达开证行尚未付款前，货物先期到达日照港，在卸货过程中WB公司发现货物表面与合同约定明显不符，申请人遂委托当地的中国商检机构检验货物，中国商检出具的检验报告结果为铁含量56.75%，二氧化硅含量9.98%，与出口商提供的SGS检验报告大相径庭。WB公司一边向卖方提出货物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同时通过开证行以不符点为由拒付了信用证。第一受益人CS公司作为中间贸易商也对第二受益人的做法很愤慨，表示让WB公司与其配合共同向MR公司索赔，但在WB公司及CS公司向第二受益人提出降价的要求时，遭到了第二受益人的拒绝。

根据WB公司侧面了解的情况，马来西亚出口商因货在装货港被人盗卖，为满足数量要求，将堆场的泥土一块装上凑数。三方就价格及赔偿问题协商一月之久未果，后马来西亚出口商通过议付行发电开证行建设银行要求立即退回全部单据。经了解，CS公司和MR公司都不是有实力的公司，一旦退单，再追索损失几无可能，所以必须对提单及其项下货物采取保全措施，当然由CS公司出面申请法院保全最好，因为其与马来西亚公司有直接的买卖合同，但CS公司系一香港公司，在大陆申请必须办理营业执照、委托手续等的公证，需要约十天的时间，根本来不及，而且CS公司与MR公司的买卖合同约定有仲裁条款，申请诉前保全法院不一定会支持，所以只能由WB公司申请法院对单据及其项下货物保全。WB公司与CS公司虽然在买卖合同中也有仲裁条款，但一旦法院提出异议，双方随时可以变更；WB公司与MR公司虽无合同关系，在申请中，为确保法院能支持请求，在申请书中以CS公司与MR公司合谋欺诈构成共同侵权为由将马来西亚公司与CS公司均列为被申请人。因在建设银行扣押提单时间上已来不及，WB公司选择在上海汇丰银行扣押提单，次日上午向法院提交了扣押议付单据并查封货物的申请及担保，第三日上午法院赶到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将信用证项下议付单据全部扣押。马来西亚MR公司得到汇丰银行关于议付单据被扣的消息后，马上通过使馆、商会等给法院、申请人及汇丰银行施压，要求退还单据、解封货物，同时委托律师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以WB公司与MR公司双方无合同关系、单据所有权归马来西亚公司、扣押超标的等为由要求解除保全措施，同时也表示愿意三方坐下来协商处理。

在法院就MR公司的复议申请进行研究答复期间。申请人WB公司一边和MR公司协商，一边督促CS公司办理相关申请手续，以备一旦法院下达解封手续，由CS公司申请法院继续保全，并将此意见明确告诉MR公司。三方经过近半个月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MR公司赔偿WB公司11万美元。

二、案件主要涉及的两个法律问题

仲裁协议项下的诉前保全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采取诉前保全措施的，保全申请人必须在法院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后15日内提讼，否则法院就应解除或撤销保全裁定。这一规定似乎意味着进行诉前保全后，申请人必须以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这样就使得当事人若希望在申请仲裁前进行财产保全成为不可能。而保全程序在仲裁程序中同样是重要的，在申请仲裁前如无法进行财产保全，就有可能会给对方当事人转移财产的机会，最终造成仲裁裁决执行的困难。而我国《海事诉讼法》中则规定海事请求保全执行后，有关海事纠纷未进入诉讼或者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就该海事请求，可以向采取海事请求保全的海事法院或者其他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提讼，但当事人之间订有诉讼管辖协议或者仲裁协议的除外。这一规定使得诉前保全与仲裁程序很好地衔接起来，申请人申请了诉前保全后可以进入仲裁程序，从而更好地保护申请人的权益。笔者认为，从《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本意来讲，15日内提起的“诉讼”应包括“仲裁”，《海事诉讼法》的规定就是最好的诠释，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对选择仲裁后当事人申请诉前保全措施法官一般也会支持。我国正在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酝酿着民事诉讼法典的出台，海事请求保全的这些合理规定一定会被民事诉讼法典所采纳，使我国的财产保全制度更趋明确、完善。

（二）对信用证项下单据尤其是已议付单据能否扣押

笔者认为，在信用证项下单据没有议付的情况下，因货物所有权及代表货物所有权的提单属于受益人，一般也是买卖合同的出口方的动产，毫无疑问对单据是可以扣押的，但如果国外议付行已议付，则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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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Melitz(2003)，Bernard;Jensen，Eaton 和 Kortum(2003);Helpman， Yeaple 和 Melitz (2004) ;Antrs 和Helpman(2004)、Yeaple(2005)、Bernard(2007) 等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建立和拓展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将企业异质性、企业组织引入国际贸易理论模型，从企业的微观层面解释企业的贸易行为、对外投资行为以及国际化生产组织行为。研究结果表明一个产业部门的贸易开放将会提高工资和其它要素价格，这将使生产率最低的企业被迫退出市场。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将能够承担海外营销的固定成本并开始出口，生产率居于中游的企业将继续为本土市场生产。企业产出的总的分配将有利于那些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其结果是整个产业的生产率因为贸易而得到提升。同时企业通过出口与外国竞争者之间及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关于进行改善技术、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质量等方面的信息;出口使得企业可以扩大生产规模;在外国市场上的竞争迫使企业提高效率和进行创新。最后，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越高，也将使企业获得成本降低的好处，最后使得技术、生产等成本低的企业进一步扩大规模，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近几年，学者对异质企业的研究展开了多角度、深维度的拓展，开始关注企业出口地理方向、创新的作用、贸易保护及经济增长等问题在异质企业假定下的作用结果。本文在分析这些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对我国外贸的启示。

异质企业模型下的出口地理方向问题研究

异质企业模型描述了在集约边际和广义边际的调整下贸易量增加的情形。而由Helpman Melitz RubinstEin三人在2008年构建的估计双边贸易的引力模型(简称HMR(2008)引力模型)中解释了例如距离等变量决定下的广义边际对贸易量的影响。该引力模型

其中i和j代表国家，m代表贸易量的对数形式，和分别代表固定的进口商和出口商效应，d代表从i国到j国的距离，uij为随机扰动项。与标准的引力模型相比，该模型中的Wij为i国与j国出口的比值，而ij为逆米尔斯比率，包括了造成贸易正向流动的未观测到的实质变量，距离对贸易的影响为负，所以系数前为负号。而出口企业数量的变化会使距离对贸易量的影响产生增强的偏移，同时对逆米尔斯比率ij产生降低的偏移。HMR引力模型的构建者随后用不同的估计模型推演出了使这些关键参数一致的条件。

诺丁汉大学的Greenaway，Gullstrand ，Kneller三位学者发展了引力模型，并运用瑞典1570家食品和饮料企业1997-2002年的统计数据进行验证，进一步证明了异质企业特性对贸易出口量及流向的影响。具体而言，这三位学者采用的引力模型为：

式中参数均为对数形式，fjt为f企业对进口商j的出口量，Zkjft为描述影响企业水平的一组变量，Zljft为描述影响出口目的地的一组变量， j为出口目的地对贸易量的效应，ftj为逆米尔斯比率，包括引发出口的为观测到的变量。这一模型最大的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的异质企业模型的局限，传统的异质企业模型重点强调生产率对企业出口的绝对影响，而Greenaway，Gullstrand ，Kneller的模型则试图解释更多的对企业出口有影响的因素。其中Zkjft这一组变量即包括以雇员数为标准描述的企业的规模水平，所有权性质，全要素生产率的估量以及资本密集性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描述影响出口目的地的变量组Zljft则包括国家间的贸易壁垒，两国的距离，贸易伙伴国的GDP，进口国的人口数，进口国的收入水平甚至汇率变动也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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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用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贸易的产生，克鲁格曼指出：国家之间比较优势的不同只是国际贸易产生的一个基本原因，而规模报酬递增则是另一个基本原因。不同于传统的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之上，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新理论以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为前提，能更好的解释现实中的问题：为什么比较优势基本相同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远远超过比较优势有明显差别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额。为什么各个国家的工资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克鲁格曼之前也有很多经济学家研究过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在俄林理论（1933年）中的一个重要分课题就是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作用，巴拉萨（1967年）和克拉维斯（1971年）也曾提到规模经济理论在解释战后工业国家间国际贸易不断增长的现象时所起的关键作用。而克鲁格曼在前人的分析和研究上，创新的将规模报酬递增作为贸易产生的一个原因并结合均衡贸易理论和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系统的做出理论分析。

一、克鲁格曼论文中主要使用的模型和推导脉络

在克鲁格曼的论文中有诸多的假设并引用了多个模型，它们对理解克鲁格曼经典论文、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新理论中的推导和结论很有帮助。在这四篇克鲁格曼的经典论文中有许多相似的假设，其分析和推导方式也很有类似之处。克鲁格曼在论文中，假设规模经济是企业内生的，并且假定市场具有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市场结构。同时，引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DS模型并对其作了一些修改。首先，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对这些理论加以变化并进行推导和分析：他将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DS模型简化。只考虑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并假定所有居民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所有产品以相同成本函数进行生产。其中和分别为劳动投入量和产量。并且假定，产量等于消费量，其中，成本函数表明：每件产品生产中使用的劳动力数量是产量的线性函数，并且随着产出的增加平均成本递减，边际成本则保持不变。很明显，这是一个规模经济的成本函数。而后，克鲁格曼假定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劳动力全部用于各个产品的生产中，所以有且所有的产品都是对称的。克鲁格曼根据上述假设和模型，从效用函数开始，结合效用最大化原理推导出需求函数；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原则求出产品价格；根据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市场并且均衡利润为0的假设（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市场结构）得出生产产品的种类。在分析完封闭经济之后，克鲁格曼在各篇论文中进一步进行了推广和引申，或是考虑要素流动，或是加入运输成本，或是考虑要素比例，或是考虑自由贸易的福利效应，使得理论推导更具有现实意义，更能说明现实的问题。

克鲁格曼在论文中使用了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A.DixitandJ.Stiglitz)的DS模型来建立分析框架。DS模型是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于1977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化》一文中建立的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模型。DS模型假设，存在两个国家，并且在其生产中都存在规模经济，而消费者偏好多样化的消费。在这种条件下，即使两国其他条件完全相同，仍然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选择来获得比较优势。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在DS模型中指出：从生产者方面来说，由于产品的生产规模越大成本就越低，因此产品的品种越少越好；而从消费者方面来讲，由于多样化消费的偏好，因此产品的品种越多越好。这就产生了一个两难冲突:消费者要求产品的品种更多；而生产者偏好生产更少的产品种类。而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市场竞争能使这种两难冲突达到一种次优的均衡：即每一个生产者都去生产一种差别性产品——既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和廉价的消费需求，又能使生产者本身获得一定程度的垄断利益——从而形成某种垄断竞争的局面。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最后得出结论：一个统一的规模扩大的市场更能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从而使这一两难冲突得以解决的可能性增大。

郭芳等：论西方国际贸易发展的里程碑克鲁格曼在论文中引入了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市场结构。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以下列条件作为前提：一是大量的厂商生产具有一定差别的产品，这些产品都是相近的替代品，厂商的进入不受限制；二是同一产品集团内厂商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每个厂商都预期它自身的行动不为其竞争对手所注意；三是同一产品集团内所有厂商的成本曲线和需求曲线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中，每个企业都有一定的垄断权，同时规模收益是递增的，企业生产差别化产品（产品可以替代但不完全替代），彼此间互相争夺市场，而竞争的最终结果就是垄断利润消失，各个企业仅获得正常利润，即均衡利润为0。

二、克鲁格曼论文分析

在发表于1979年的《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一文中：克鲁格曼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研究成果

上，引入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模型建立起一个数学模型，来论证在一个各国间不存在自然差异的世界中，贸易完全可以由报酬递增而产生。

克鲁格曼在这篇论文中建立的是一个单要素模型。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这意味着劳动分工是由市场的规模来决定的。随后克鲁格曼分析了市场规模扩大的三种途径,即劳动力增长、贸易及移民。劳动力的增长使得曲线向左移动，在新的均衡点B上，C下降，p/w也下降。由于x=α/(p/w-β)，又n=L/(α+βLc))。则有，随着劳动力的增长每项产品的产量与产品的数量都将上升。在讨论贸易的作用时，克鲁格曼假定运输成本为0。由于对称假设，则两国的工资率和产品价格必定相等。在此种情况下，劳动力增长对两国所起的作用相同，都会使生产规模扩大，可供消费的产品品种增加。这样，由于实际工资的增加和可供选择的产品的增加，两国的福利都将增加。克鲁格曼在分析中指出这时贸易的地理方向是不确定的，能确定的仅仅是贸易量。其后，克鲁格曼对要素流动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克鲁格曼指出在上述前提下，若是出现了贸易障碍，则劳动力将向已经有较大劳动力数量的地区移动。假设无法进行货物贸易但是劳动力可以自有流动。则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较多的地区的实际工资及产品的种类都高于人口较少的地区；在均衡条件下，所有的劳动力都将集中在一个地区。而哪个地区是劳动力集中的方向则是由这个地区的最初条件决定的，其关键在于是历史上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在这种情况下，要素流动表现为一个人口集聚的过程。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克鲁格曼指出：“贸易并不一定是国家之间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别的必然结果；与之相反，贸易很可能只是扩大的市场及促进规模经济出现的一种途径，而且贸易的作用与劳动力增长和地区集聚的作用是相似的。”

在发表于1980年的《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及贸易模式》中：克鲁格曼在前文的模型基础上加入了运输成本这一因素，使得模型更具有现实意义。在其他条件与假设不变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的加入使得情况改变了——此时，较大的国家将会具有较高的工资。克鲁格曼从个人行为研究起，将运输成本看作是一座“冰山”——即任何运输的产品仅有一小部分能到达，其他部分在运输途中损耗掉了，并研究了其均衡的确定。经过一系列的推导和分析，克鲁格曼得出结论：在较大的国家里工人能获得较高的工资。这是因为较大国家的国内市场规模也比较大。而其他国家的工人则能从较好的贸易条件中获益。克鲁格曼同时推导出，如果两个国家的生产成本相同，则产品的生产地距离较大市场的国家将更有利。因为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减少运输成本。而为使两国的劳动力继续在本地就业，则这种优势必须用工资差别来抵消。文中分析与推导对工业化国家对人口众多的国家的高投资（例如对中国和印度）和国家间实际工资的差距等现实问题提出有益的理论解释。

在发表于1981年的《产业内分工与从贸易中获利》中：克鲁格曼从国际贸易的三个“悖论”2入手，进一步将规模报酬递增与比较优势同时纳入一个模型中，指出这两者都可以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并使用模型分析对这三个“悖论”做出了比较合理的理论解释。克鲁格曼在文中假定：存在两个产业，且两个产业相互独立，并且是对称的；在同一产业中，生产要素——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在对要素比例及贸易模式的推导和分析过程中，克鲁格曼假定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进行产业内贸易，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之间则进行赫克歇尔-俄林式贸易。从而得出结论：贸易会导致要素价格相等，但不会改变生产模式。而产业内贸易指数必然等于要素比例相似指数，即。在贸易带来的利益和损失这一节中，克鲁格曼着重分析了在国家之间要素比例相似并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的情况下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克鲁格曼指出贸易存在两种福利效应：一是由于要素价格相等产生的分配效应，此时劳动力的实际工资用自己产业的产品来表示并没有变化，而以其他产业的产品来表示却有可能会出现随要素的丰富或稀缺而升降；二是由于市场扩大使得可获得的产品种类增多，而这对每个个人都有利。克里格曼通过模型推倒指出，在自由贸易状态的情况下，分配效应为负（比之没有贸易的状态），将出现分配损失，而工人福利将由于市场扩大而增加。并进一步推导出，在产品的种类很多的情况下，较丰富的要素和稀缺要素都能从贸易中获利。当资源禀赋相似，两个要素也都能从贸易中得到好处。

在发表于1983年的《一个相互倾销的国际贸易模型》中：克鲁格曼使用库尔诺双寡头垄断模型对寡头垄断企业在既不存在比较优势也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也会出现的“相互倾销”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克鲁格曼在文中假定：有两个相同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企业生产商品。这两个国家互相出口产品并存在运输成本。在模型中，每个国家都是相互割裂的市场，并且每个国家分别选择利润最大化的产量政策。每个企业都具有库尔诺双寡头垄断的特征，即每个企业都假定另一个企业供应给每个国家的产量都是固定的。克鲁格曼通过理论推导解释了相互倾销出现的原因和过程，指出：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次佳世界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一种是贸易导致的无谓的运输使得福利减少；一种是国际竞争导致价格下降从而减少了垄断扭曲。而当垄断所提高的价格超过在不存在垄断情况下的运输成本时，就会出现相互倾销。在运输成本很低的情况下，若企业获利，则贸易的发生会使福利改善；反之，如果运输成本很高，贸易也许会造成福利损失。

这几篇文章的分析与推导层层深入，不断完善了对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模型化解释，并形成了对产业内贸易比较系统的分析与理论，成为理解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新理论的重要文献。

三、启示

克鲁格曼在这些文章中显示出他将现实问题抽象并牢牢把握其中的关键的非凡能力。他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用严谨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通过模型的推导来说明和分析问题。这种严谨的数学推导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除此之外，在这四篇论文中克鲁格曼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综合，并提出了新的看法和新的思想，创新的在国际贸易问题研究中引入了新的研究模式。而这些论文之所以经典就是因为这其中蕴含的新思想和新思路，它们为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并促进了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研究与发展。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数学推导和模型之外，经济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并在一些经典的论文中起着主导作用。在平时的学习和研究之中，我们也应该多加思考，努力形成自己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与观点。只有这样模型研究与经济思想齐头并进，才能真正达到比较透彻的学习和研究经济理论的目的。

参考文献：

［1］PaulR.Krugman.IncreasingReturns,MonopolisticCompetition,andInternationalTrade［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979，（9）：469-479.

［2］PaulR.Krugman.ScaleEconomies,ProductDifferentiation,andthePatternofTrade［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0，（5）：950-959.

［3］PaulR.Krugman.IntraindustrySpecializationandtheGainsfromTrade［J］.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81，（5）：959-973.

［4］JamesA.Brander,BarbaraJ.Spencer.ExportsubsidiesandInternationalMarketShareRivalry［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983,（18）:227-242.

篇10

根据国际贸易实务这门课程具有极强的综合性、教学内容广泛性、涉及面广、变化快等特点，在《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的教学中，我们除了采用传统的讲解授课方法以外，在教学过程中还应当采用案例分析教学方法来弥补目前教学方法的不足。因为实施案例教学方法达到既能扩大专业口径，又能保证专业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和实用性，是对传统教学的肯定与完善。所以，采用案例教学方法促使学生在参加实际操作的基础上掌握专业理论和知识。本文结合实际谈谈在该课程中案例教学的应用。

1.选择适合的案例教学内容

1.1案例与教学内容的一致性

这个一致性指的是在选择案例教学时应当结合教学内容有针对性的选择案例，也就是说要保持所选择的案例与教学内容的一致性。没有好的案例就没有成功的案例教学方法。以往我们教学习惯于把案例局限于教材，采用的都是一些已经发生的离学生生活或接触很遥远的案例来教学，这样的案例讲授方法对教学来说起不到很好的教学效果。所以，要求有好的案例教学内容，我们教师应当通过国际贸易实训过程等来收集案例，编写适合教学的案例，为国际贸易实务案例教学收集更好的素材库、为提高案例教学效果奠定基础。

1.2案例的典型性

案例的典型性是指在案例教学过程选择案例时应当选择与教学内容有必然联系的案例，并且要求教师在选择案例的时候、设计案例的时候应当结合知识点经过仔细的推敲，设计出一系列具有典型性或代表性的案例，这样的案例更具有操作性与诱导性，更符合案例教学目标的实现。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案例案例，体现了教学的现象与本质、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有利于揭示教学内在规律的典型性，能从中总结出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更好地指导教学实践。典型性的案例更有利于学生对基础知识的了解和掌握。

1.3时效性

时效性指的是在国际贸易实务这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案例教学的目的之一就是让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弥补理论的滞后性。才用实效性的案例教学从而更能启示学生开拓新思路、新策略，推动课改健康、深入地发展。随着国际贸易活动的进步与时世的变化，很多贸易惯例等都会有所改变，如2007年7月1日开始实施《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600号出版物，m所以教师在选择案例时应注意案例的时效性，以便正确的引导学生学习。

2确定合适的案例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法是以教师为主导、学员为主体、案例为内容，根据教学目的、内容的需要，通过教师的精心策划和引导，运用典型案例将学生放在实践环境中，让学生通过对实践环境和事件本身的分析、讨论，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以达到高层次认知学习目标的一种启发式教学方法，是师生的双向活动。学生在整个案例教学活动中居于主要地位，案例则在教学中占中心地位，比举例教学中的例子的涵盖面更为广泛，更为精致。案例教学具有使学员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变注重知识为注重能力的特点，体现了教学相长、共同提高的一种互动式教学模式，符合人在社会化进程中不断发挥主体性的客观规律，这也是案例教学法之所以被认为是代表未来教育方向的成功教育模式的原因所在。

2.1教师的定位

在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在选择合适的案例教学内容之后，就是对自身位置的确定，即教师的定位，变传授者为组织引导者在案例教学时教师提出问题，创造一个良好的合作环境，提供学生讨论分析的条件，正确引导学生结合基础知识分析和解决案例。这就要求教师在有限的教学时问内实现理论教学和案例教学，科学合理的课堂控制是关键。因此，案例教学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教学能力、工作态度及教学责任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2学生的定位

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学生应当改变以前的被动学习地位，积极的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实现自身的学习主体地位的转变。在确定自己学习主体地位的同时学生应当学会正确的分析方法。传统的讲授方法使大多数学生养成了依赖教师追求结果的习惯。当教师拿出案例叫学生自己分析时，许多学生不知从何着手、找不到案例的关键点，很容易根据案例表面象征下结论。另一方面，学生在初步熟悉案例分析技巧之后，又表现出很强的功利性，即认为与教师的答案一致才算正确。+}因此，教师应当使得学生明白一点案例教学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学生一味的追寻正确的答案，而是要开发学生积极思考、正确的分析能力。学生应当结合案例找到所需要的知识来分析案例，可以通过团体或小组讨论等多种途径实现分析的目的，即学会运用理论知识分析问题、总结观点、运用观点说服他人，以达到案例分析的真正要求。

2.3结合实训进行案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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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传统人文主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以GATT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宗旨之一是“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

过分地强调人的“主体性”一方面导致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

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因此，从哲学意义上讲，该假设其实是基于人本主义、功利主义的，把人看作是理性、自利、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不管是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还是H-O模型等)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 疑;国内禁止产品出口或对外投资问题及缔约国和非缔约国不同待遇对非歧视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提出了挑战;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还有数量限制是否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等。众多的多边、双边环保协议，大量的国家环保法规、政策和措施与现有的多边贸易存在很多不协调之处，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国际贸易人文化考验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

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一方面促进发展中国家积极转变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将环境成本纳入贸易利益的评价体系中去，阻止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也考验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从是否应该将贸易与环境议题纳入WTO新一轮谈判议程这一激烈争论中也可略见一斑。以美国、欧盟为主的发达国家积极倡导，因为如果在WTO中进行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谈判，要求各成员实施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发达成员就可以阻止发展中成员低环境标准和低附加值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同时，发达成员可凭借自身在经济实力和环保科技上的优势，在庞大的国际环保市场中占据领先位置。

而发展中成员(包括我国)则普遍反对，因为保护环境固然能为发展中成员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执行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无论从提高生产成本还是从限制出口潜力来说，对发展中成员都是严峻的挑战;一旦发达成员所主张的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为WTO所肯定，很可能被发达成员滥用，成为“人文壁垒”(如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发展中成员的产品将无法进入其市场。

三、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第三，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2][美]理查德•T•德•乔治.经济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篇12

当前美国经济是一种基于创新的成长模式，创新是美国经济增长和贸易竞争力提升的关键。从某种程度上讲，强大的创新能力是美国经济持续、稳定、高质量增长和贸易竞争力提升的基础。因此，研究科技创新与美国贸易利益的改善对我国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美国科技创新体系与贸易竞争力的互动

(一)利用科技、经济全球化的激励功能促进创新 科技全球化意味着技术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大规模跨越国界进行转移，科技发展的相关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科技能力中越来越多的部分跨越国界成为全球性的系统，各国的科技发展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强，并形成科技创新的全球性体系，美国以其强大科技创新能力组织全球性的科技创新活动，在控制科技创新体系中最大限度的获得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利益，并通过控制技术标准来获得利益，在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科学和制药、新材料等技术领域成为全球技术标准的制定者，刺激企业的科技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使科技创新收益递增，同时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进行创新，使科技创新成本递减。在科技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激励下，美国科技创新成果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不断涌现，引领美国经济快速向前发展。美国公司面临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使拥有技术优势的企业能更加充分享受规模经济的收益，能通过多种形式的国际技术转移来延长企业所拥有的技术生命周期，创新活动变得更加有利可图;通过全球性的生产网络分工，实现技术研发与产品生产的分离，并通过相关外包形式来实现整个生产链成本最低化，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二)高效的科技创新投入体系 美国强大的创新能力形成第一要素就是巨额而且稳定增长的创新投入，且在投入过程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倾斜性，并以市场收益和长远发展作为检验科技投入效率的依据。美国作为世界上市场经济最完善的国家之一，在成熟的市场体制下从事创新活动，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存在，必须分析创新技术的前景和市场潜力上的成功率和效率，并借助完善的科技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来创造出高质量的应用性创新成果。为了弥补市场创新体系的不足，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经费投入对创新起着重要作用(见表1)。

(三)通过制度建设来保障科技创新的持续性 美国已经形成一个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完整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主要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促进美国技术转移和扩散的相关立法，另一个是保护技术专利的相关立法，美国促进创新的法律体系较好的处理了两者之间的平衡，使其各自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充分发挥，保障了美国强大的创新能力的持续发展。在完备法律制度基础上，借助于美国完善的金融市场和财政政策搭配，并充分利用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科技创新能力的国家。 在保障强大科技创新能力的基础上，美国以其巨大的国内市场吸引力形成其他国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通过输出高附加值的高科技商品来换回低附加值的普通商品，虽然在表面上形成贸易逆差，但实际上促进了美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改善了美国的贸易条件，使美国能以更少的实际支出来换取更多的收益(见表2)。 科技创新推动下的美国贸易利益改善

(一)政府利益分析

美国通过巨额进口，大量吸收他国廉价商品和服务，这不仅有利于美国在国内保持低通胀水平，并使全球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性加强，奠定了美国谋求全球经济霸权的基础，凭借这种市场需求强度的不对称(见图1)，美国不仅可以强有力地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生产经营方向，还能有效地干预他国的政治决策和制度安排，进而谋求最大的国际经济政治利益，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美国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的基础，增强美国对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主导力量，强有力的维护自身在国 际经济竞争中的利益。 利用科技创新形成的专利优势，通过国内的知识产权立法的对外延伸来形成对其竞争对手的制约，获得贸易上的超绝对优势利益。美国通过科技创新获得知识产权和专利上的绝对优势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年平均专利申请数为20世纪80年代的84倍，专利申请数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幅度增加表明这一时期创新成果增多，出现创新“集群”。为了防止其他竞争对手的崛起威胁到美国的地位，美国借口国家军事经济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来阻止技术出口，通过技术制约他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达到美国长期垄断某些产业的目的，在国际市场上来获得超绝对优势;同时年年对他国进行知识产权的审查，并动辄利用337条款和特殊301条款对他国进行贸易惩罚，使美国长期享有行业垄断所获得的绝对优势，从而有效的维护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

(二)产业利益主体分析

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来改造传统产业和商业模式，使经济结构更加富有弹性，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增强。主导产业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决定整个产业结构的演化和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是全方位的，从植入新技术改造和替代传统技术，用新技术改造和重组生产流程、作业方式，到用新技术重塑企业组织，促进传统产业加速向现代产业蜕变的进程，一大批企业重新焕发了生机，并重新获得了竞争优势，带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成功转型。 以科技创新为基础并结合全球产业布局的调整，有效实现了贸易利益和投资利益的结合。在科技创新的主导下，全球分工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结构，在这个格局中，第一层次就是美国，以从事创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为关键的高新技术的垄断，在国际分工中形成了“研究与开发——整体产品垄断——核心技术垄断”的科研开发与垄断战略，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科技创新——结构升级——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美国公司利用全球产业布局，形成最有利于美国的全球产业结构。

(三)个人利益分析 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美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并将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结合起来，推动着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美国家庭的财富收入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

美国产出的增加直接源自劳动生产率的迅速增长，科技创新使得美国放弃了传统的收入比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了收益相对较高的高科技产业，尽管受到摩擦性失业的影响，但是，美国整个工人阶层的收入水平整体上呈现上涨的趋势(见图2)，受创新产品需求市场扩大的影响，新兴高科技产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美国通过贸易将劳动者的生产率上升所带来效益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作为一个整体将科技创新的好处发挥出来，在贸易等式的一边，劳动密集型进口增加—及其对国内生产者产生的竞争压力，降低了成本，使得美国消费者和使用进口投入品的厂商在许多商品和服务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在贸易等式的另外一边，出口增加了美国最有效率和竞争力的部门的总产出，极大的扩展了规模经济，并使得这些部门的美国工人实际工资高于国内平均水平的15%-20%。

结论及对我国的启示 充分利用世界经济发展的机遇来有效激励科技创新。应有效抓住不同时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将科技创新与经济结构变动结合在一起，将市场的拓展和利润的提高作为科技创新的动力，将科技创新的利润边界从国内扩展到国外，充分利用科技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进一步降低科技创新的成本，使得科技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出来。因此，应该遵循科技发展和经济运行的规律，将科技创新放在提升国际经济竞争力的基础上来考虑，建立起有效促进科技创新的长效机制，实现贸易利益的持续改善，因此，建立长效创新体系是改善一国贸易利益的根本。

创新主体多元化。要出现源源不断的创新性成果需要建立多元的创新主体，创新不仅是企业的行为，也是政府的行为，更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动员更广泛的力量来参与科技创新，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倡导创新的意识和观念，使得创新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充分利用对外贸易来促进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