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3 11: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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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产业成为许多国家的产业支柱已成不争的事实,巨大的市场前景刺激着各国动漫业的争相发展。动漫产业在动画市场经济规律运作下,满足着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也提供具有鲜明动画创意创新产品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
一、背景
在电影电视还没有发明之前,民族文化还是自己的、本土的,引入外来的也仅仅是大包小容,但随着科技讯息的发展.人类进入了一个多元文化广泛交流的时代,本土文化逐渐被加上了“着重号”,尤其是中国的民族文化传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他国的文化入侵.消无声息的通过动漫占领了中国的市场。
动漫文化本是一种大众文化消费形式,但是在整个产业框架形成后.它远远超出了精神消费的层面动漫产品消费者们的物质消费给各国产业收入增添了一笔可观的数目.促使各个动漫强国盯上了这块有利的消费市场。他们通过民族动漫文化入侵他国,将本国的价值观、社会意识等文化因素带到其他国家,最终占领巨大的消费市场。例如,上世纪80年代一些国外动画片铺天盖地的涌入中国.日本以一休哥》美国以米老鼠与唐老鸭黑变形金刚》等,这些动漫作品承载着他国文化,影响着中国的年轻一代。处于社会中流砒柱80后们的童年受国外动画片的影响,其文化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很少有人读论语、四书、孔孟著作,欣赏国画艺术。而中国本国的文化在国外却得到大力发扬,美国迪斯尼相继推出白碱花木兰黑功夫熊猫》等极具中国特色又带有美国文化特质。这些动画片在视觉上、故事上都利用了中国元素,却在精神层面表现的是美国的,在潜意识里表现了美国精神。更值得关注的是,每部作品过亿的票房、每年巨额的衍生产品的销售,都证实了这种文化入侵已从精神层面渗入到物质文化领域,中国人为别国文化传播买单的现象不只这些,50年前美国的变形金刚免费给中国播放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五十年后,中国人每年都为此给人家掏几个亿的腰包。面对这些我们不得不反省在商业模式运营为主导的今天,动漫产业的发展与民族文化的传播之间存在的哪些现实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正确看待动漫产业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
(一)民族文化的传播需要借助动漫产业
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扬离不开有效的传播媒介,在众多传播媒介中,动漫是一种既快速有效,而又先天具有强大渗透力的传播形式。另外,文化是一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东西,一旦形成潜在的意识形态,就很难改变。“从娃娃抓起”的观点是很多国内研究民族文化传播者认同的观点。同时,西方心理学家也认为儿童的心智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3至7岁为感官期,7至11岁为分析期,11至16岁为反省期。也就是说在人们成长过程中.文化的渗入是越早越好,而动漫对儿童又有着先天的吸引力,因此,如果民族文化的传播能够搭载动漫这辆快车,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反例来看—近些年我国年轻受众对原有的“中国学派”认可程度低,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在过去的30年里国内动画市场中充斥着大量美、日等动画强国的产品。因此,动漫成为一种文化结构塑造的有效方式,民族文化的传播需要借助动漫产业。
(二)动漫产业发展需要融入本民族文化才能长远立足
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先导.走产业长远发展之路,这也是在被事实所证明正确的道路。动漫产业要重视民族元素的充分利用借用大众的熟知来赢得广泛的消费群.最终才能达到商业目的。从众多成功作品来看,打开世界之门的无一不是赋予民族风格的作品,再次验证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1990年以来,埃及王子、中国的花木兰、阿拉伯的阿拉丁等异国题材纷纷出现在美式动画电影里。这种做法是一种大众视觉经验的借用,将民间艺术、古典文学、童话、神话与动画艺术的广泛结合中使消费者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容易感召消费者.达成购买目的,艺术性与商业要求在此达成共识。因此,中国动漫产业只有借助本民族丰富的文化积淀,才能占领本国的动漫销售市场,并逐渐扩展到国际市场。
三、还存在嗯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动漫作品缺乏鲜明的本民族特色,产业品牌就很难以形成
在视觉信息泛滥的时代,“风格化”的作品能够很好的被公众识别和记忆,类似于产品商标的作用。有香港业内人士称,中国目前有大量的人在做动漫,但却没有多少中国风格的,而中国风格的却被外国人热衷,这样很难形成中国派.在动漫产业中不能形成中国明显的特色品牌。然而,上世纪60年代年.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牧笛》等的诞生,为世界动画影坛增添了最能代表华夏风范的新片种,运用水墨表现人物、动植物和山水,展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曾引起国际动漫界的瞩目。水墨动画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和民族风格,它所创造的银幕形象,成为最具有中国风格的动画精品,在技术上、表现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是一个创举。这仅仅是一例成功,中国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动画产业如何形成品牌再次被世界所认可,必须走民族风格动画之路。
(二)民族文化如何有效刺激动漫产业的积极性
政府网站作为少数民族事务、公布新闻的网站,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此,以民族宗教网为例,可看出少数民族政府网站的传播内容和话语权的表达。民族宗教网是民族委员会部门的网站,该网站主要包括“组织机构介绍、民族工作、宗教工作、政策法规、调查研究、八协工作、蒙古语文”几个分栏,除此之外,该网站在首页上设置了“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民贸企业、民族团结”四个专栏和便民服务、网站满意度反馈几个部分。
在网站首页从2011年3月1日至2012年3月1日一年的54条政府要闻中,会议新闻占22条,政府官员调研新闻19条,慰问新闻6条,表彰新闻4条,政策新闻2条。可以看出该网站以政府公务新闻为主,不涉及民众新闻和批评性新闻。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少数民族网站的新闻倾向于国家政策法规的贯彻实施和地区特色工作的开展,民生新闻较少、且新闻性不强。
2.传统媒体网站话语权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传统媒体纷纷上网,因特网开始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我国大型的新闻网站有共同的特征:时效性强,页面丰富而紧凑。下面我们以内蒙古新闻网为例,浅析传统媒体网站的内容和话语权流露。内蒙古新闻网由内蒙古互联网新闻中心创立,是经国务院新闻办批准的自治区唯一一家重点新闻网站。互联网新闻中心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整建制划归内蒙古日报传媒集团。该网站内容包括“内蒙古新闻、政务、国际国内、民族文化、道德法制、自然地理、文体娱乐、草原社区、影像日记”等10多个分栏,现有20个行业频道、33个盟市旗县区频道。
在网站首页有各地区新闻频道的链接,并设有新闻搜索、地区联盟活动展示链接、部分广告和公司网站链接。网站表现形式除传统的文字新闻外,兼有图片和视频新闻,并独辟论坛以供网民讨论。通过以上对该网站的内容分析,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传统媒体网站新闻内容丰富、时效性强,关注与百姓生活切实相关的新闻,将政府政策、少数民族文化以新闻背景形式传播,并间接肯定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视,关注与网民的互动,有部分商业性,批评性报道较少。
3.商业网站话语权
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并不是他们的义务,但这些网站是否应该承担部分文化传播的任务,有待商榷和考量。在此,仅以搜狐网为例,可看出少数民族文化在商业网站传播的内容和话语权流露。搜狐网主页包括新闻、体育、娱乐、财经等20个分栏,在搜狐网首页还包括“创业商机”、“商讯动态”等小专栏,放在分栏新闻的右侧。
在首页的上千条新闻中,没有找到有关少数民族的新闻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由以上分析统计可以看出,商业网站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播的责任意识较弱,这些网站关心的是自身在互联网竞争中的生存能力,并因此关心所提供信息的市场效应,因此,此类网站与本文例举的其他传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网络具有本质的不同
二、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别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随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走向灭亡,这样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来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文化特别是各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在众多的媒介中,“电视传媒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①。根据电视的特点,“电视传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其传播内容涉及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②,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电视传播的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含义,它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发挥本质、传播信息。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③的确,在认真考察人类的媒介发展史中,各种媒介对信息传播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电视诞生并普及后,迅速成为如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电视传播也便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电视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和受众都是主体,而电视传媒则是客体,在电视传播的社会实践中,人类本身才是电视传播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因此以人为本,在传播过程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电视传播最重要的价值。而以人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内涵。
正是由于电视的适用程度与普及率最高,它才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不仅具有文化价值,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对于地域文化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电视传播可以让其传播范围大大提升,让地域文化以它的繁衍地为基点,超越地域的局限传播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去,从而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播和保护民族地区的电视节目应运而生,这类节目的出现不仅让人们了解了各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更加激起了人们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原生态文化的自觉意识,让原生态文化能继续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并不断传承和发展下去。
因此,电视传播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并不是不可融合的,电视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完全可以用来体现与表达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与电视媒体的结合,是新时代文化生态圈中出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起到了把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传播的积极作用,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领域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在通过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纪录片和电视文艺节目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推广中被运用得较多。通过制作关于地方风情风貌的纪录片,可以集中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这在目前电视节目中是比较常见的,如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在2006年时曾播出纪录片《走进恩施》,就把湖北恩施这个全中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民族风情展示给全国观众,介绍了恩施州的哭嫁、跳丧等民俗,让人们去感受民族地区独有的风情,进而领略到当地的文化特色。而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电视文艺节目就更加多样化了。电视文艺节目是指围绕一个中心主题,选择和编排文艺节目,经过电子技术手段的二度创作,构成充分电视化的、独立完整的电视艺术作品,给观众以多样化和整体的审美享受。比如从2006年开始,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引起公众和文化界对原生态唱法的追捧,笔者认为,原生态唱法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比赛,而在于展示,是基于电视媒介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一种展示。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策略建构
在很多电视节目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以“营销城市”的理念展现地域文化的有效战略,体会到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那么电视在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时应如何建构传播策略呢?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打开了通往现代社会的信息之门,也把地域文化展现于现代公众的视野中,并有可能引起极大的关注,有利于强化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很多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不被其他民族所知晓或者是认同,但是经过电视传播后,在现代传媒的引导作用下很容易让人们产生对民族文化特质的认同感,同时也让当地人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可以促进民族的和谐,让民族文化从自发的传承转向自觉的保护。我们还以2006年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为例,比赛将各地的原生态文化进行了展示,这种展示不仅让现代公众得到新的娱乐,也可以大大提升原生态共同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可以增加他们的文化自信和传承动力。
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电视媒介在传播时,会自觉地选择地域文化的一些具有影像特征的要素加以传播,这是电视媒介自身的要求,也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特征。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中,原生态文化是其重要方面,原生态文化会借助当代影视的传播载体,并由此寻求进一步与外界更多的接触,期冀向外界传播带来价值上的认同和经济上的利益。这种传播就使得本来远离这些文化形态的人群开始关注这种文化形态,并更多地借助于电视媒介了解原生态文化的特征。④如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大型晚会,节目在呈现恩施地域文化时,还多角度完整地表现出了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魅力所在,正是通过这种传播激起人们对土家族原生态文化保护的意识。
对地域文化中一些存在非议的问题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品牌的专利归属之争可能会愈加激烈。几年前曾经发现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等两家官方网站将《龙船调》列为“湖南民歌”范畴,造成侵权。《龙船调》其实是湖北恩施利川地区着名的文化名牌,近年来,利川市加大了对这一特色名片的宣传和保护力度。2003年,利川市就斥巨资拍摄大型音乐电视片《龙船调》,请着名歌星汤灿演唱《龙船调》,并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让《龙船调》这一文化品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另外,在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这期节目中由恩施地区的演员清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再次向外界表明了《龙船调》的发源地在恩施,而非湖南民歌。这表明利用电视传播面广的特质可以对地域文化保护和传承起到较好的作用。
在广告发展史上,电视广告的历史虽然短暂,但由于它所依赖的媒体是目面最有影响力、最具有优势的媒体之一,因此,电视广告在各国的广告媒体中都发挥着最为明显的优势作用,有着最为广泛的影响力。
一、电视广告界定
1.概念界定
广告一词源于国外,长期以来人们对广告的定义不尽相同,丽电视广告的含义也是众说纷纭。王诗文主编的《电视广告》一书,认为“电视广告是一种通过电视媒体传播,运用音画结合的表达方式、传播特定广告信息内容的广告。”这种定义方式显然是从电视媒介的传播特点角度出发,然而忽略了电视广告作为一种广告形式的本质属性,即商业性。结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编写的《广告专业基础知识》一书中对广告所做的定义,笔者认为,电视广告的含义应理解为:以付费的方式,通过电视媒介,运用音画结合的表达方式、传播一定的信息,以期达到一定目的的有责任的信息传播活动。
2.电视广告的特点
电视广告相对于其他的媒介广告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和吸引受众的特殊魅力。首先,电视广告传播迅速,覆盖面广泛,可以使电视广告深入到不同消费层次的家庭,产生广泛的影响,其传递信息范围之大、面积之广是其他任何媒体都无法比拟的。其次,电视广告具有声音及画面双重承载与显示能力,使电视广告形象具有直观性、生动性和感染力,让消费者获得“既见其人,又闻其声”的审美感受。在这样的感受中,容易引发观众的情感体验,产生对产品的认同感,从而促成购买行为。
二、民族文化在电视广告中的运用
“广告作为一种文化行为,一种文化体系表现,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现代社会文化中最具活力的文化现象.民族文化是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积淀。”而当广告成为一种文化,就不得不重视民族文化。尤其在受众接受电视广告信息时,民族文化心理往往是最为主要的因素,尽管它不为观众所察觉,却始终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民族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出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孔子推崇的“仁”、“中庸”等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数百年,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整体,非常重视家庭与亲情。
1.“家”文化
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家是中国人的情感归属和生存依托。由家而衍生的亲情从古至今为中国人所歌颂。正因如此,电视广告在创意上与家相联系,以亲情感染观众、引起共鸣就成为了电视广告常用的方法。最典型的例子要数由王姬主演的《孔府家酒·回家篇》,广告通过一系列画面,刻画出离家在外的游子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以及家的温馨、祥和,并由小家推及大家,体现了中华民族浓厚的家国思想,赋予了产品独特的象征意义,广告语“孔府家酒,叫人想家”也易于引起消费者的情感共鸣,产生品牌认同。广告播出后,获得了专家和观众的一致赞扬,产品也创下了当年白酒销量居全国第一的惊人业绩。近些年,家文化越来越受到创意人员的重视,在广告中运用亲情策略的例子不胜枚举。哈药六厂的公益广告《洗脚篇》充满了关爱、孝顺、亲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受到了电视观众的普遍认可。由蒋雯丽领衔主演的太太乐鸡精广告,以蒋雯丽精湛的演技配以满文军的歌曲《懂你》,将母爱之伟大和平凡发挥到了极致。中国观众对家的眷恋,对亲情的高度关注,为电视广告的创意及策划提供了广阔的思路。
2.民俗文化
“中国民俗元素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将中国特有的民族元素运用到广告当中是中国广告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民俗又叫民风或习俗,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在地理环境,经济情况,社会生活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的特殊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事象。民俗文化由于其特有的魅力,近些年来倍受广告商的青睐。如福文化在我国的民间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寄托了中国老百姓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近些年打福文化牌的现象在我国比较普遍,如食品类的“福满多”方便面、酒类行业的“金六福”酒、橱卫的“特福牌”电蒸锅、首饰行业的“天福牌”金银首饰、“周大福”首饰等。1998年金六福白酒电视广告以广告语“金六福——中国人的福酒”首次在广告中将传统的“福”文化与产品相结合,将金六福的品牌文化提升到一种民族的“福”的高度,赢得了市场强烈反响。脍炙人口的福满多方便面广告语“福气多多,满意多多”,不仅将品牌名称巧妙地融合在广告语中,还以祝愿式的表现形式充分地彰显了福文化的魅力,体现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甚至百事可乐、可口可乐、麦当劳等洋品牌及国内的非常可乐等民族品牌也在节日期间不约而同地推出贺岁广告片,这都体现了人们对民俗文化的日益重视。
三、电视广告创意的文化策略
中国本土的广告要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同,为消费者所理解和接受,就必须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思想,从消费者的接受心理人手,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民族文化色彩的广告,不断地从民族文化中吸取精华,这样才能赢得中国消费者的认可,从而达到促成购买的目的。在电视广告制作中可充分借助电视广告的各个构成要素,巧妙地融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使广告作品在塑造品牌的同时,兼顾商业性、艺术性与社会性,从而赢得广告消费者的认可。
1.广告画面
画面素材是电视广告的主体,也是电视广告吸引观众的首要要素。在电视广告策划及创意过程中,可在画面表现的人、事、物中直接运用民族文化元素进行创意。如在电视画面中根据表现的主题,直接展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人物、历史、建筑等等,使之与广告产品巧妙地融合,突出产品的文化价值,从而实现广告的诉求目的。如90年代红遍中国的南方黑芝麻糊广告,通过对古老巷子、油灯等的展现,勾起了人们的怀旧情结,引起消费者的好感。奥运会《迎奥运,树新风》的系列宣传片中,故宫、长城、胡同、京戏等形象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与现代都市画面的结合,给人以贯通古今的审美感受。
2.音乐、音响
音乐、音响在电视广告中起到渲染气氛或情感、表达主题的作用。根据广告表现的主题运用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音乐也是广告创意表达的方式之一。如周润发代言的《百年润发》电视广告,整个广告以京戏作为背景音乐,巧妙地将中国的国粹融入故事之中,既赋予了产品深刻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寓意着百年润发这一品牌的悠久。金六福酒的广告“婚嫁篇”中以手鼓、唢呐为背景音乐,烘托了婚庆热闹、喜庆的气氛,展示了中国传统婚礼习俗,同时也深化了“好日子离不开金六福酒”这一主题。
本文通过分析凉山彝族火把节节日庆典如何塑造并传播“月城”西昌的旅游城市形象,来分析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有利于城市形象的塑造和传播。
一、文化传播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
(一)文化传播的涵义
文化传播就是以文化信息为媒介内容的传播活动,它是传播的特殊范畴之一。从广义上来看,它包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全部内容的传播,新闻传播、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等等都包含在文化传播之中。但从狭义上来看,主要是指对以精神文化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的传播活动,研究文化传播的特殊社会功能,以及文化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
(二)凉山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及其现状
凉山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发育程度高且传播形式多样化,凉山州儒教、道教、本土宗教交流交融,彝、藏、苗、蒙古等各族人民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为人类留下了灿烂文明结晶,如藏彝文化走廊、南丝绸之路等。凉山州地区由于现代文化的影响较小,保留大量的彝族文化遗产,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传统艺术,传统美术,传统医药和民俗。自2001年以来,凉山州开展民俗文化资源调查保护工作,收集和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视频、音频、文字和图片的实地调查和申报材料。凉山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目前,已建立了四个国家、省、州、县的目录系统。
近年来,凉山州积极举办国际火把节传播彝族文化取得了显著成就。彝人制造、山鹰组合等彝族歌手获得全国性比赛大奖,在全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较大反响。凉山州政府提出全力打造“一座春天气息的城市”、“月城西昌”壮大凉山旅游业,极大地促进了凉山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2012年4月27日,被誉为“云端上的高速公路”雅西公路正式通车。这条全长240公里、总投资超过206亿元的高速公路是全球高速公路中的奇迹。对于凉山州的旅游资源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了新的契机。
二、文化传播与城市形象塑造
文化传播与城市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城市形象是一种文化的认知和公众的印象,城市的形象的核心是文化魅力。西昌市通过火把节来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塑造和传播西昌市的旅游城市形象
在21世纪,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于城市是否具有自己的城市文化。城市文化的发展和保持,能创立和维持城市的独特性,增强城市吸引人才、技术和资本的能力。城市文化具有聚集和整合功能,能创造消费需求,能创造品牌效应,能够建城市旅游资源。i
(一)西昌市借助彝族文化传播来塑造、传播西昌市城市形象的方式
西昌市以往以“航天城”(卫星发射基地)出名,而近十年为了城市的发展需要,西昌市开始大力开发它所蕴含的彝族文化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不仅加大宣传力度,通过选美活动选出“月亮女儿”作为西昌市的形象代言人,在报纸、广播、电视以及网络上大肆宣传,还在市区扩建、兴修各种休闲娱乐旅游场所。西昌市通过彝海结盟塑像(小叶丹塑像)、火把广场、民族风情园、民族文化艺术中心、凉山民族体育场、邛海—泸山风景名胜区、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等建筑物即静态造型文化来展现彝族文化、传播彝族文化,充分展示了彝族人民的风俗特色、信仰和智慧。
西昌的城市形象被定位为文化旅游型品牌城市,西昌是彝族文化的载体,彝族文化是西昌的灵魂,并通过每年举办为期一周的彝族火把节节庆活动来聚集目光以达到塑造城市特色、宣传城市形象的目的。火把节作为西昌市的文化行为符号,在正面意义上促进了城市品牌形象的塑造和传播。
(二)西昌市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意义
城市的魅力在于文化,城市文化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城市文化保存城市记忆、明确城市定位、决定城市品质、展示城市风貌、塑造城市精神、支撑城市发展。西昌市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西昌市通过火把节有效地传播了彝族文化,使凉山地区彝族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得到了展现,有效地保护并传承了丰富的彝族文化资源。使全国各地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充分了解和认识了彝族文化的精神实质。
(2)西昌市通过火把节传播彝族文化,活动期间凉山州内各族人民都融入其中,使彝族文化与汉族、藏族、苗族等各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融合,从而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使各民族更加平等团结,并给正在迈向现代化的大凉山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3)文化与经济是紧密相连的。西昌市举办火把节节庆活动来传播彝族文化,可以对经济产生互动作用从而使经济和文化共同发展。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西昌市的经济发展。
(三)西昌市进行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对于城市形象塑造的构建意义
近年来,西昌市的旅游节庆逐年增多,促进了旅游基础设施的完善,带动相关产业及区域经济的发展,树立了西昌市旅游的良好形象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1)提高了西昌市城市的知名度,它有助于吸引新的游客及相关投资。
成功的节庆活动能提高城市经济效益和城市形象,提高居住环境和文化地位。“火把节”活动,加强了西昌市作为宜居城市品牌。提高西昌市的知名度。使昭觉这样没有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服饰的县城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
(2)改善了西昌市的基础设施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对通识教育的功能研究存在着严重的偏差,更多地关注通识教育的创新功能,忽略了其文化精神传承功能,而在人文精神发生集体性危机的中国当下和全球化语境下,通识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更多的是文化精神的传承,因为“只有在文化深厚的土壤里,天才才有可能爆发”(甘阳语)。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精神传承途径,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应该把“文化自觉”理念贯注在每个大学生心中,促进其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铸就主体精神的文化自觉,这应是当前通识教育巫待解决的问题,也是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的灵魂。
一、戏剧艺术与文化传播
戏剧艺术是一种文化。“文化”大概是人类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1952年)一书中,共收集了1“条文化的定义。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一文中给“文化”下了一个至今学术界还认定为权威的定义,即“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英国文化研究者威廉斯则细化和拓展了泰勒的观点,他说,“文化”一词是英语语言中最复杂的两三个词之一,文化的当代意义大致有三个方面:(1)作为艺术及艺术活动的文化;(2)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符号的文化;(3)作为一种发展过程的文化。m<_,无疑,艺术及艺术活动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是被用来阐释艺术及艺术活动的。作为艺术的一种样式,戏剧艺术当然是一种文化,但其表现形态却有着自身特质,即戏剧是由演员直接面对观众进行表演的一种艺术和文化。
戏剧艺术是一个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身份的代言。“对艺术史家来说,他们深深地意识到艺术始终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或现象,一个其所处时代的符号,一个历史、社会、文化或个体成长、身份、变革或转化的标志。公正地说,甚至在艺术发展最具形式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时刻,这种观念在艺术史学科也曾是一个既定的观念”,我们知道,世界戏剧有两大基本系统,即以中国传统戏曲为代表的东方戏剧艺术和以欧洲话剧为代表的西方戏剧艺术,其中,梅兰芳和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无疑是这两个系统中最突出的代表。从梅兰芳的戏剧艺术我们可以品味到美情统一、虚实相生、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妙处,从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我们可以感悟到充斥着博爱、罪责和忏悔之情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深邃底蕴。把握两者的差异,追寻两者形成的精神质素,从而更深人、更真切地展现文化内涵的差异,这是历史学家所无法提供的鲜活的文化标本。
戏剧艺术是在文化传播中生成、发展和完善。“文化由外层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它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地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行为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的行为的决定因素”。这一定义从动态和过程的角度,确定了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关系。文化是传播的文化,传播是文化的传播。传播与文化的互动关系表明:文化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质同构、兼容互渗。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同样,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戏剧艺术正是在文化传播中得以生成、发展和完善,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如果没有文化的传播,戏剧文化将是一种“死文化”;如果没有戏剧文化的传播,文化的传播将丧失一种重要的路径。
二、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与文化传承功能
非常遗憾的是,随着戏剧艺术的边缘化倾向加剧,戏剧艺术这种文化传播传承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我们渴望着在还没有完全沦落为“社会机体的“功能性器官”的高校能够担当重任,守望文化家园,传承民族文化精神质素,铸造新的人格。如此,实施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就相当重要而紧迫。
18世纪末,西方高等教育就注意到艺术的这种文化传承功能的意义,“当时的知识界普遍认识到,艺术史和文学研究一样,是探索民族文化身份是一个重要途径。同样,学习艺术史和文化传统有助于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和推动社会的进步”。1874年,艺术批评家诺顿受哈佛大学之邀担任艺术史教授,他说:“对我来说,艺术史是一种最为神圣的文化传统。通过研究艺术,人们可以发现自身潜在的精神追求和美的理想,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文明”。的确,一个文明、一种文化如果要存在和延续,就须保证它的关键信息和元素得以传承。有意义的艺术接受活动,就是接受者全身心地沉醉于艺术世界的精神漫游和灵魂之旅,也是接受者获取文化精神和历史信息的过程。艺术的这种文化传播效应是任何一个领域都无法企及的。诚如前苏联著名美学家斯托洛维奇指出:“人的审美教育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但是不能不承认,艺术是对个人目的明确地施加审美影响的基本手段,因为正是在艺术中凝聚和物化了人对世界的审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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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因其现场直观性、双向交流性而在接受者面前“打开了一个焕然一新的、无限美妙的欲望与生命的世界n/别林斯基语),在这个世界里,观众身临其境,把自我的生命体验投射其中,逐渐形成浓郁的“扮演意识”。拥有这种扮演意识,接受者更易深入了解蕴含其中的文化精神,确定自身的文化身份,并以此来审视他者的文化精神。从这个意义来说,戏剧艺术的这种文化传承功能,又是其他艺术所无法代替的。因此,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传承途径。
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承都应是连续的,任何一个链条的脱落都可能造成文化根基的丧失,而这种丧失往往导致一个时代精神的集体沦落。这种悲剧历史已然有上演。但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民族文化之链正面临着再一次被断裂的危险,当人们,尤其是当代大学生争相追逐着西方文化浪潮而忽视甚至漠视脚下深厚的文化土壤时,“失落的就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因此,在高校实施通识教育并不是一种现时流行的时尚,而是一种恒久的文化传承事业。同样,戏剧艺术通识教育也不是高校的装饰品,而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传承的连绵不绝决定了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和恒久性。
三、文化自觉: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的灵魂
现在的大学教育随着全球知识产业的兴起与推动已纳入到现代化进程之中,不可否认,这是大学教育的一种进步。但当目睹着民族文化精神资源在此热潮的裹挟下已然失去其存在的根基,价值逐步被遮蔽之时,我们又会悲叹大学精神的沦落和功能的偏移。诚如英格尔斯的现代化发展理论所认为,现代化不应该只是一种政治或经济体系的形成,而应该是一种精神现象或一种心理素质。他说:“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这样的国家才真正称之为现代的国家”,而作为一个“现代人”最深层的表现就是坚守自身的文化归属,拥有主体的文化自觉。
因此,文化传承并不止子传统文化知识的吸纳,尤其不能“把历史的馅饼按时代和地区切割成大小不等的部分,然后再按照编年的顺序把它们分别吃下去”,因为“这种机械的拼盘游戏使历史处于被割裂的状态,因而缺乏一种文化传统的内在逻辑性和精神深度”;也不止于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播,而是在此基础上建构主体的文化自觉。
民俗节日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独特的、普遍的人类文化行为。世界范围内,民俗节日蔚然大观,精彩纷呈,可谓无国不节、无族不节、无日不节。中国民族众多、文明灿烂,民俗文化丰富多彩、绚丽多姿。论文百事通民俗节日,作为一种民俗事象,是“一年当中的种种传承线路形成的固定的或不完全固定的活动时间,以开展有特定主题的约定俗成的社会活动日”。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民俗节日它实质上是某一民俗群体以某一社会主题为内容,在特定时间举行的、以民俗群体成员为主要对象的民族文化传播活动。本文把民族民俗节日视作一个文化传播文本,从传播学的视角考察民族民俗节日中的传播媒介及其特性,期许有助于把握民俗节日民族文化信息传播的规律。
一、民族文化传播视野中的媒介观
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介观认为媒介指的是使信息在空间上移动、在时间上得以保存的载体。它由物质实体、符号和信息三个合要素构成,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这其中,符号是最为重要的要素。表征事物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的信息,只有被我们用符号序列表达出来,才能成为被传播的真正意义上的信息。传播行为包含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将信息表达出来,另一方面是对符号序列进行解读。而不论是信息的表达还是信息的接受,都离不开符号系统。符号就是人类用以表达和解释意义的信息的形式。
对于符号的认识和界定,学者们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其中,以下三种具有代表性。第一种看法将符号看作意义和形式的统一体,认为符号兼具意义和形式两个要素。此种观点着眼于符号的内部构成,将符号看作意义和形式的合成物,有助于人们把握符号的内在特点,并有利于符号意义的分析;第二种观点将符号看作意义的外在形式,认为符号只是所指物的一个代表。此种观点将符号系统看作一种形式系统,强调符号的指示作用,主要强调符号的外部功能,有助于把符号和其他非符号实体区分开来,对符号的划界很有帮助。第三种看法是符号学先驱皮尔士对符号学所作的阐释。皮尔士对符号的定义是:“一个符号或者说象征是某人用来从某一方面或关系上代表某物的某种东西”。他把符号分为三个构成要素:代表事物的对象,符号的指示对象和对符号的解释。
笔者认为,作为民族文化符号的符号应该满足以下条件:第一,符号应该是意义与形式的统一体。第二,符号应该是特定指示对象的代表物。第三,这种代表关系应该得到某一民族、群体、团体、社区的普遍承认,成为某一社会区域的既定习惯。一般而言,前两个条件已经是符号成立的充分条件,但在民族文化传播领域内,民族文化符号还必须满足第三个条件。民族文化符号必须得到了特定民族群体的普遍认同,成为特定民族群体普遍使用的、特定指示对象的、表达某一民族文化意义的代表物。
二、民俗节日文化传播媒介分析
2.1民俗节日文化传播中的音乐歌舞符号
群音乐歌舞是许多民俗节日中常见的内容,也是民俗节日民族文化信息传播中非常重要的媒介。音乐歌舞符号群中的符号主要有乐器、歌曲唱词、舞蹈动作等。
民族乐器是民族艺术传播的主要的物体语言符号。对于有音乐歌舞的民俗节日,民族乐器是不可缺少的“道具”,也是民族艺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我国民族众多,各个少数民族也有自己民族特色浓郁的民族乐器,如汉族的二胡、二弦、项呐、琵琶,彝族的葫芦笙,哈萨克族的冬不拉,苗、瑶、侗族的芦笙等等。彝族的葫芦笙是“踏歌”、“打歌”和《葫芦笙舞》的主要伴奏乐器。聚居在金沙江畔的彝族人民,每逢春节拜年、迎送宾客、尝新米、举行开秧门仪式、喜庆婚嫁或男女恋爱等场合,都要吹奏葫芦笙,所奏的乐曲也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如《迎亲调》、《送亲调》、《串姑娘调》、《过山调》、《放羊调》、《赶街调》、《过年调》、《摆饭调》等等。
民族歌曲唱词中包含着大量的民族文化信息。大理白族“绕三灵”中演唱的大本曲是演唱长篇故事的曲子。据大理州文化局的统计,大本曲的传统曲目总数有148个,包括能见到本子的传统唱本82本,还有历史上曾经有过但已失传的唱本曲目66个。传统曲目的题材内容,一是移植改编自汉族地方戏曲故事,如《柳荫记》、《天仙配》、《铡美记》等。二是取材于白族自己的历史、生活及民间故事的创作。其中以《磨坊记》等为上乘之作。还有许多近年出现的表现新题材、新生活、新人物的创作曲目,如《翻身记》、《白毛女》、《望夫云》、《活雷锋》、《八十年代新苍洱》等。
民族舞蹈动作也是民族文化信息的重要符号。白族“绕三灵”中的白族舞蹈丰富多彩,主要为花柳曲舞、霸王鞭舞、金钱鼓舞和双飞燕舞四种。花柳曲舞是各村“绕三灵”队伍引导男女(巫现)唱花柳曲时所舞,有专门的舞步;霸王鞭舞是大理白族地区常见的一种集体舞蹈形式,人数少则十人以下,多则数十人,上百人。其舞步、队形变化多样,有“打四脚”、“二龙抢宝”、“五梅花”、“金鸡打架”等数十种,基本动作是“脚勾脚”、“心合心”、“背靠背”等,成为白族舞蹈最基本的舞蹈词汇,其实质是人类部落内不加区别的关系和群婚制原始遗风的遗存,是对男女交靖动作的象征和模拟。
2.2民俗节日文化传播中的物体语言符号群
传播学视野中的物体语言符号是人类生产生活中所使用的物体,如生产工具、衣服、饰物、家具等等,他们往往传递出使用者的某些信息,具有符号的意指作用。物体语言符号是民俗节日文化传播活动中十分重要的一类媒介。作为民俗节日活动的主体—民众的服饰、使用的工具等等都会传达出特定民族文化信息,成为特定民族文化信息传播的媒介。
大理白族“绕三灵”活动中,人们穿上独特的民族服饰,在太阳穴处贴上太阳膏,在手持杨柳枝和牛尾的老人组成的前导的带领下,吹吹打打、载歌载舞,一路欢歌,绕过佛都崇圣寺、神都“庆洞”本主庙和“仙都”洱河神祠。几乎所有参加“绕三灵”的人都要在太阳穴处贴太阳膏,是太阳的代表物和太阳字样的象征物。直接表达了参加“绕三灵”的白族人民对太阳神力的顶礼膜拜和祈求风调雨顺的强烈愿望。同时,“太阳与人类的性器官一样被评为是地上繁殖力最大的象征”。在白语里,太阳被称为,也被称为,两者在语音符号上是一致的。太阳膏实质上是在家庭起源的历史过程中,人类部落内不加区别的关系和群婚制原始遗风的遗存。古代的“绕三灵”,当人们来到桑林谷,当夜幕降临之后,参加活动的人们都会到林荫深处进行不加区别的,以实现自己的祈愿。因而,太阳膏实质上是象征着“绕三灵”活动本质的重要符码之一。
绕三灵队伍的前导手持的柳树枝,是古代“社”祭文化的遗存,是各村“社树”的象征,是各村土地和本主神的代表物。同样由他们手持的牛尾蚊帚,是农耕文明的象征,传达出人们对农耕文明时期“牛”这一重要生产工具的崇敬心情。在“社”的神树上悬挂的“葫芦”,表达了人们对生殖和生产丰收的祈望,它“通过比喻的手法将以上种种拟借转化综合,圆满地完成了‘绕山林’是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以女阴—女神崇拜为中心,以求子嗣为目的,以野合为现实手段,以桑林舞为现实手段的补充这样一个层垒式堆积的历史主题。
这样的物体语言符号还有很多,比如端午期间历代沿袭用彩色或五色的线、缕、索作为象征驱邪辟妖节物的“端午索”。“端午索”品种繁多、形制各异,它曾经作为端午节重要的吉祥象征物而存在于中国大部分地区,堪称中国丝索手工艺饰品的一大瑰宝。“端午索并不局囿于狭义的物质层面,而是女性性别表达的象征载体,是一种极具性别修辞意味的符号形式。端午索上‘书写着’女性自身角色的期待,寄托着女性对夫妻、尊长、子女等和谐关系的渴盼,模塑着女性的社会化的角色形象。在社会劳动分工的背景下,端午索这种节物形式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女性表述的创造性、开拓性、承袭性及其流变性的特点”。
2.3人—民俗节日文化传播的终极媒介
现代传播学的建立,得力于人类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现代传播媒介—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的相继出现使得人类社会的信息传递越来越快捷、便利,人们对于世界的感知也更加遥远和快速。在各种传播媒介构筑的传播网络中,世界逐渐地联接成了一个“地球村”,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大胆而新奇的概念正逐渐变成现实。然而,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社会前所未有地面临着由此而带来的文化危机,世界范围内,许多民族文化正面临着文化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使它们濒临衰灭;文化发展的单一化,对现实漠不关心、极端自我内化、心理上封闭的容器人的出现,给我们的文化肌体和社会肌体带来诸多问题。人们开始怀念人类从前“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和“最是小姑歌焚调,声声唱人有情天”的诗意场面和情怀。今天,如此诗意的场面也只有在一些民族地区的民俗节日上才可以看到。
德国学者恩斯特?卡西尔在他著名的著作《人论》中独树一帜地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他说,“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称。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在卡西尔看来,符号是“人的本性的提示”,是人的本质属性之所在。
虽然20世纪80年代.国际广告就已经进入中国大陆,但只有在2000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广告才真正进入全球化传播的时代.跨文化才成为广告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一、问题广告
2003年第12期《汽车之友》杂志刊登的丰田陆地巡洋舰、霸道广告,2004年9月国际广告》杂志刊登的一则名叫”龙篇的立邦漆广告,2004年11月下旬,耐克在央视体育频道和地方电视台播出的”恐惧斗室广告片,2005年6月美国快餐巨头麦当劳在我国播出的”下跪篇电视广告等都引起了很大的广告风波。
这些问题洋广告不符合我们的社会道德规范也不适应我们的文化背景和特征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如立邦漆广告拿龙做文章,将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的龙滑落成一堆,将其任意解构“霸道”的广告让石狮子向丰田汽车致敬,引发了一种不安的联想:石狮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古老符号,让石狮子向日本的汽车致敬意味着要中国文化向日本的商业文明俯首称臣石狮子又很容易让人想到卢沟桥于是,霸道的广告就这样被”解读”,从而激发了广泛的愤怒情绪。
二、国际品牌,本土传播
国际广告传播中的问题广告并非只在中国出现这种现象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它也引起了广告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广告批评就涉及到了洋广告和广告的崇洋问题,但真正对跨文化广告传播进行研究则在加入WTO之后。对跨文化广告传播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是对跨文化广告的制作模式的研究和介绍第二是跨文化广告传播中的中西文化问题。
关于跨文化广告的制作模式.李永、肖建春和陈绚分别做了介绍.他们指出.有三种基本模式:翻译式广告.模板式广告和指导式广告。
翻译式广告是根据在某国使用过的广告,用广告国的语言翻译过来。图像、音乐等部分基本保持不变。这样做不仅保持了广告的原汁原味,而且通过语言上精心的翻译,适合当地的语言特点和美感,更加让人易于接受。例如.可口可乐公司20世纪80年代推出了一个以“Can’tbeatthefeeling“为主题的广告,这一口号在我国翻译成挡不住的感觉“,日文的译文大致为我感觉到Coke”.意大利的译文为独特的感觉“,智利的译文为”生活的感觉“……电视画面同样都是一群青春活泼的男女在跳舞的情景。但是.由于各国语言表达的差异.有时仅仅靠文字的翻译难以把广告的信息准确的表达出来。
模板式(样品式)广告是公司总部根据消费国市场调查发现的共性,设计出一种广告的模式,最终由广告公司根据各地的情况具体制作。如2001年足球世界杯亚洲区十强赛期间,在中国各地电视台上播出的阿迪达斯公司的广告中,画面是两支由世界各国明星组成的足球队在进行激烈比赛.最后射门的任务是由中国的足球明星完成的。其实在不同的国家播出的这则广告,都是由该国的足球明星完成最后的射门动作,而其余的广告画面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广告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牢牢地抓住了当地顾客的消费心理通过某种他们所向往事物的表述引起共鸣拉近了与消费者的距离博得了消费者的好感。
指导式广告是由总部对广告的策略、运行.预算及目标提出指导性意见,然后由地区经理或广告公司遵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这些地区经理和广告公司有很大自由度,他们可以根据总部的要求自主的设计符合当地文化风俗习惯的广告,比样品式广告有更大的灵活性。例如,柯达总公司为它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提供一个中心的广告策略,由公司在当地确定媒体,而总公司会一直关注、监视着广告的策划与质量.只是涉及到一些特殊的活动.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大型活动时总部才会派人亲自出马。如壳牌石油公司曾要求其广告宣传应围绕”壳牌帮助你””壳牌是驾驶员、摩托车手的好帮手”的主题,各地可以依据当地的情形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广告创意策划、表现。指导式广告为子公司提供了更大余地的自由度,各子公司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制定出更能适合当地需求的广告,最大限度发挥广告宣传的作用,只要不与总公司制定的广告主题相违背。
上述”创意标准化.表现当地化或国际品牌.本土传播”的广告制作模式考虑到了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广告的传播.即它所负载的使命.二是传播的目标地域的相关情况.包括社会道德规范、文化艺术特点和消费者的利益等。因此.这些模式的选择和运用,实际上要考虑传播者和受传者的不同文化背景.就中国当前的情况来说,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如何沟通的问题。
在中国出现的一些问题洋广告,之所以引起中国消费者的反感和愤怒,主要是广告和中国的文化背景及社会道德不相适应。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国际品牌,本土传播“的传播模式来进行广告的跨文化传播,让国际广告能充分适应当地的文化环境.用能表现当地文化特色的表现方法,将国际品牌的标准化创意表现出来,从而突破文化隔绝之屏障,达到广告传播的目的。
三、文化的趋同化与多元化
在跨文化广告传播的策划和创意中.要充分考虑到两种文化的差异性和共享性,更好地实施”国际标准.本土传播”的方略。但是在实际的广告跨文化传播中,文化的冲突和交流是在所难免的。当代中国的学者们似乎过多地强调了;中突的层面。张殿元《文化宰制辨析一种广告传播的视角》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冲动力”主宰了社会的前进发展.自20世纪初开始的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形式的出现.使享乐主义观念大行其道。他把以消费的行为过程和经验的商品化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对全球进行的整编称为文化帝国主义。
霍志坚、夏盼认为文化发展状态的不同,必然导致在文化对话中的强弱关系结构。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大差异与差距.国家之间完全平等的对话并不可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显现着一种不平等关系.制造了一种特殊的知识话语权利.并在以经济和政治为后盾的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愈演愈烈。跨国传播中的广告是负载了民族形象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图景的文化载体.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文化渗透倾向和攻击性。他们认为.这主要是由其传播的内容所体现的:其一.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阶段.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大众消费社会.培育了与这种社会经济发展形式相适应的消费主义的商业文化.并通过广告、运用媒体将这种理念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其二.发达国家在倾销商业文化的同时也在改变输入国人民原有的生活形态.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和生活态度.甚至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达到文化渗透与拆解作用。
孙顺化通过对”跨文化传播学”的历史考察指出.在跨文化传播学形成之初.国家权力和利益都是最受关注的.无论是进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者还是从事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家都受国家权力的影响和操纵。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政治、经济上的强势更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仅把经济触角伸向全球.而且通过文化传播输出西方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孙顺化认为.”恐惧斗室”的广告创意、广告表现有着鲜明的美国特征。基于美国在国际上政治、经济的强势地位.美国人心目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美国要战胜而且能够战胜让它恐惧的所有异类.”恐惧斗室”中勒布朗·詹姆斯的战无不胜即传达了这种观念,由此我们看到隐藏在广告背后的国家权力的作用。
这些对跨文化广告传播中的文化;中突的观念.显然是从文化的角度.特别是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跨文化广告传播进行的批评。在他们的批评话语可以看到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命运的深深忧虑:西方广告通过媒体的传播,在无形中输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对中国的青少年正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代中国的青年一代个性的张扬、个人主义的思想正在逐步取代中国传统的含蓄和谦逊.青少年正在受到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耐克和阿迪达斯.麦当劳和肯德基的同化.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民族文化还能剩下多少?还能保持多久?我们是否应该对于西方广告的文化扩张造成的民族文化的流失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回应?
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即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否引起全球文化的同质化.能否引起文化殖民化”和”文化霸权主义”,经济全球化能否消融”民族文化”。
一、问题的缘起
电影作为一门视听艺术,其通俗易懂、极具趣味等特点一直为全世界人民所喜闻乐见。同时电影带来的巨大影响力在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传播或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上的传播上无形中发挥了独特且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我国民族题材类影视作品是中国向世界各国展示本国国家形象、传播本国优秀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形式。中国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样,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电影一贯存在的形式是独立的“类型片”。在跨文化传播中,电影相比其他类型的媒介在全球化这一语境下往往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民族类题材的影视作品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受众的传播中表现为语言上、风俗上、思维上、价值观上的细微差异,这些差异其实都是来源于跨文化传播的特性所导致。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在在观看民族类影作品时,他们对于电影中呈现的文化与现象的认知和兴趣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甚至有时会大打折扣,其认知和电影原本呈现的意境南辕北辙。这就说明民族题材影视作品中存在着一种“文化折扣”现象。
学者希尔曼・埃格伯特最早提出了“文化折扣”的概念,指的是“少数派语言和文化版图”,他提出文化本身就具有多样性,少数派语言和文化版图应得到更多关注。[1]在普通经济学中,文化折扣指的是在确定娱乐产品的经济价值时所要考虑到的文化差异因素。霍斯金斯和米卢斯于1988年在解释美国主导世界电视节目贸易市场时提出:一个节目是根植于本地文化背景的,其对于当地同样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的受众来说是相当有吸引力的。而这一节目对于国外受众的传播的影响力就会有所不同,由于观众的价值观念、信仰、风俗、生活习惯、国家制度等存在差异,他们可能并不会认同这一节目,这种现象就是文化折扣。[2]同年“文化折扣”这一概念在他们发表的文章《美国主导电视节目国际市场的原因》里得到了首次探析。此外,他们还将概念加以量化,得出一个经济学公式:文化折扣=(国内相应产品的价值―进口价值)/国内相应产品的价值。[3]
二、文化折扣民族文化影视作品传播中的具体表现
其实中国的电影业起步并不算晚,从1913 年中国第一部古装电影《庄子试妻》到1927 年古装片《西厢记》、1936 年的《天伦》(后改名为《中国之歌》在美国放映),这些电影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或多或少对当地都造成了一定影响,尤其是影视作品中的中国元素大大的满足了外国受众对不同于本国文化、生活习惯的好奇心理和求知欲望。
2002年,影片《英雄》在海外(北美)的票房达到5800万美元,可以看出中国电影在国外的发行较之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与突破。然而,中国电影在制作和技术上的劣势和文化差异使得其能够进入海外院线放映的影片数量很少,获得的票房也与其投入的成本不成正比。为了本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国外对于中国影片的排片量也并不多。
近年来,电影业的竞争日渐激烈,以独立的“类型片”形式的中国民族文化影视在海外放映的反响更是一落千丈。如《泰濉饭内票房为人民币12亿元,国外(北美)票房仅有57387美元;《致青春》国内票房为人民币7亿元,国外票房仅有9900美元;2014年著名导演张艺谋指导的影片《归来》的内地票房有2.33亿人民币,海外票房也只有37万美元。
电影《狼图腾》于2015年2月19日在中国大陆上映,同年9月11日在美国上映。作为一部还未开拍就受到极大关注的电影,《狼图腾》将蒙古族文化带向了世界。但是,从在各国上映的票房和观众的口碑来看,《狼图腾》这部电影遇到了与姜戎小说《狼图腾》在国内发行时相似的处境,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给予的反馈存在很大的不同。
电影《狼图腾》是中法合拍的一部讲述蒙古人民、蒙古狼和北京知青的故事。虽然影片将重点放在了讲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上,这与原小说着重表现蒙古文化有所不同,但作为一部在蒙古草原拍摄,以蒙古文化为载体的电影,《狼图腾》可以被定位为一部新世纪少数民族的文化影视作品。
与以前少数民族文化影视仅仅在国内进行传播不同,《狼图腾》走上了全球化的市场,其在中国上映后,先后在法国、西班牙、美国、澳大利亚等14个国家上映。 由于各国具体情况的不同,《狼图腾》得到的反馈也不一样。本文主要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美国和法国这三个国家的数据来研究电影《狼图腾》传播中的文化折扣问题。
根据美国票房网站Box Office Mojo的数据显示,《狼图腾》在中国从上映到下映的总收入为110460000美元;在法国上映到下映的总收入为8811832美元;在美国上映到下映的总收入为210591美元。
根据文化折扣的公式,可以算出《狼图腾》在法国传播中的文化折扣为(110460000-8811832)/110460000=0.92。在美国传播的文化折扣为(110460000-210591)/110460000=0.998。由此可以看出,《狼图腾》在法美两国的传播都存在文化折扣现象,并且在美国传播时表现的更为明显。
三、《狼图腾》传播中的文化折扣分析
学界目前关于《狼图腾》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对小说版本的文化人类学分析和其英译本的研究,王萨日娜研究了《狼图腾》小说在不同文化圈中的接受程度,但并未提及造成这些接受程度差异的原因,但仍可从中借鉴到一些差异化的表现,比如文字互译的语意变化和文化习惯的接受差异等。王素亚在其硕士论文《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研究》中提到了导致文化折扣产生的两个原因。霍斯金斯和米卢斯明认为文化折扣是指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由于文化背景差异不被其它地区受众认同而导致其价值的减低。本文在分析电影《狼图腾》传播中文化折扣现象时,综合了文化和理论的因素,从传播者,传播媒介和受众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导演文化圈的不同导致文化折扣程度的不同
《狼图腾》为中法合拍电影,导演让・雅克・阿诺曾荣获多项最佳导演奖的奖项,其之前所拍的电影在法国都受到了很好的反馈。此次拍摄《狼图腾》,尽管剧本讲述的是中的文化和故事,但是作为一名法国籍导演,在叙事风格和影片表达上面,还是有贴合法国受众习惯的痕迹。导演在法国的良好口碑加上影片表达方式的近法国化,使得《狼图腾》在法国受众中获得了较好的反馈。这也使得影片在法国的文化折扣相对少于在美国的文化折扣。
据法国电影资料网站Allociné显示,《狼图腾》在法国公映后的两天,媒体评分3.4分,观众评分3.7分,以评分机制为满分5分来看,《狼图腾》在法国获得的综合分数相当于在豆瓣上的7.3分。能在眼光严苛的法国观众面前取得这个成绩,说明《狼图腾》背后蕴含的意义为国外受众认可,也说明这部影片确实值回票价。该网站下的评分显示,在44位评分人中,有43%(19个人)的人给了4颗星,16%的人给了5星。只有5%的人给了不到一星。[4]
(二)电影时长限制导致文化叙事的不深入和不完整,产生文化折扣
小说《狼图腾》在海外传播的主要限制为语言的不互通,电影在语言这一方面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一弊端。但由于电影时长的限制,近2小时的电影根本无法做到小说表达的细致和全面,对于熟悉电影文本故事的受众来说,这样的表达方式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但是对于不熟悉电影故事的受众,尤其是对于处于不同文化生活下的国外受众,短时间内的精简叙事容易造成其理解的片面性。
在中国电影走向海外的历程中,首先取得成功的便是李小龙的功夫片,成功的原因除了中国功夫对国外受众本身的吸引力以外,另外一个因素便是功夫片没有多少习俗和民族文化习惯的情节,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国外受众接受和理解功夫片所讲述的内容。而《狼图腾》这部影片虽然重点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其中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对蒙古族文化和狼文化的讲述,比如“图腾”、“腾格里”等,这种植根于民族深处的文化是需要长期的积淀才能理解的,短短的一部电影是无法表现其内涵的。
(三)文化差异导致受众的多样性解码,提高了文化折扣
思维方式是一个人看待一个事物的角度、方式和方法,思维方式也是引导人们行为方式的主导因素。其实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天为0。
其中积极的评价大多关注在影片的自然风景层面,如“《狼图腾》电影中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令人激动的自然场景”、“景观和精心训练的狼才是真正的明星。”
文化传播规律表明,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必然会形成某种压力和霸权,异质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也不可避免。所以像电影《狼图腾》这类民族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所产生文化折扣是不可避免的。但民族文化为了自身的传承和发展,必须不能固步自封,应该走出去,走向世界,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文化折扣最小化的策略和措施。
据2015年全球电影市场数据报告显示,在2015年383亿的全球总票房收入中北美票房收入高达111亿美元,而中国的国外票房收入虽然有68亿美元,但和北美的票房相比还是相距甚远。
当今世界,文化已经成为除了经济、军事之外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而作为一个民族传播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影视文化产品在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同时,应该通过多种方式扩大本国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力,提升本国文化在全世界人们心中的形象和地位,打造中国友善、团结的民族亲和力和向心力。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电影如何“走出去”,理应成为我们不断前行中应该思考的问题。
注释:
[1]薛华:《中美电影贸易中的文化折扣研究》,中国传媒大学2009年学位论文
[2]喻国明、丁汉青、支庭荣、陈端:《传媒经济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页
②DON STARR,“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Europe: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European”Journal of Ed-
ucation,Vol.44,No.1,2009,Part I
③⑥DON STARR,“Chinese Langua-
ge Education in Europe:the Confuci-
us Institutes European”Journal of Education,Vol.44,No.1,2009,Part I
④Guy Healy,“Call to let Conf-
ucius Institutes bid for funding”,Australia,2010 Newspaper Source
⑤⑦Jay Rey,“Confucius Institu-
tes debuts: UB site to become part of worldwide,Chinese-sponsored network” Buffalo News(NY),2010
⑨Carol Bellamy and Adam Weinb*
erg“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
ange to Restore America’s Image” A-
meric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07
⑩⒁,“孔子学院在欧洲生根”
⑾戴蓉,《孔子学院与中国语言文化外交》[J].复旦大学优秀硕士论文,2008
⑿http:///wiki/Fulbright_Program“Fulbright Pro-
gram”
自1996年云南省在全国较早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目标以来,在促进文艺繁荣,发展文化产业,培养文化人才等方面进行大胆创新改革,云南省的文化知名度、影响力、竞争力和整体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在文化建设方面,形成了令人瞩目的的“云南现象”、“云南模式”。目前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电子音像、文艺娱乐、网络、体育、会展和乡村特色文化等主导性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云南最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之一。
一、视觉文化及视觉文化传播
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传播技术迅速变革,视觉文化时代早已悄然而至,人们被各种各样的视觉刺激包围着——电影、电视、招贴海报、商品包装、杂志插图、书籍封面等,已经身处视觉文化的包围之中。视觉文化是影像和形象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也就是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视觉文化,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而且标志着人类思维方式的一种转换”。而与之密切联系的“视觉文化传播”是“指经由形象媒介,特别是影像媒介对广义的可视形象实施传播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和传播形态”
在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化的事物和信息能得到更为广泛和更为自由的传播,而其他非图像化的事物和信息也可以借助图像、形象等视觉符号进行传播。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信息传播更为快捷,更为自由。在这样的发展机遇中,云南的文化产业可以借助视觉化传播的优势,加大产业发展,使云南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扩大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二、云南视觉文化传播的现状
云南省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人文资源丰富和神奇,自然资源瑰丽和多样,被誉为音乐舞蹈的海洋、美术摄影的殿堂、影视摄影的基地、文学创作的富矿、民族文化的金矿,为云南省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从总体上看,目前云南省的文化产业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实力,呈现较好的前景,文化云南的形象日益显现,正在实现从民族文化大省向民族文化强省迈进。
首先民族歌舞文化在这一方面表现突出。“云南是中国世居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份,是一个世界上少有的多民族群体,多文化形态共生带”,民族歌舞资源丰富。民族歌舞文化利用影视、广播、网络等现代传媒手段,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走向京城,走出国门,打造成为云南省的文化品牌之一。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印象》巧妙地将浓郁的民族风情和质朴的艺术魅力结合起来,“并采用当代最先进的电子音、视频和多媒体舞台设备,最大程度地再现了民间舞蹈的感观氛围,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试听刺激和心灵冲击,形成了一道与流行文化、时尚文化迥异的文化奇观”,不仅成为云南省一张响当当的名片,而且也成为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大型民族风情歌舞《丽水金沙》以舞蹈诗画的形式,荟萃了丽江奇山异水孕育的独特的滇西北高原民族文化气候i亘古绝丽的古纳西王国的文化宝藏,通过优美多姿的舞蹈、扣人心弦的音乐、丰富多彩的民族服饰、立体恢宏的舞蹈场面、出神人化的灯光效果,全方位地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此后相继出现了《七彩情》、《舞彩云》、《贝叶之光》等一系列的大型民族歌舞,让观众在如诗如画、亦真亦幻的七彩云南的艺术景观中,深深感受到丰富多彩、充满魅力的云南以及云南民族艺术的巨大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
其次,像丽水金沙演艺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映象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等影视、演艺几大龙头企业,培养出一批本土文艺人才,并推出一批云南品牌的影视精品。以《诺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等为代表的电影作品,表现了少数民族人们的特有日常生活、情感世界、精神风貌等,具有深厚的人文内涵,拓宽了民族电影的创作类型和表现领域。2005年9月,由中国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影视创作指导小组具体策划组织实施了“云南影响”新电影系列,该系列预计在云南的l0个地域拍摄10部电影,“云南影响”新电影旨在通过电影营销云南、输出云南,让“云南影响”影响世界。目前,云南省充分利用了云南香格里拉、三江并流、石林、大理、西双版纳、腾冲火山热海、红河元阳的梯田打造“天然大摄影棚”,依托曲靖翠山影视文化城、大理天龙八部影视城、玉龙湾东南亚影视城、丽江束河茶马古道影视城等建设了一批适宜电影电视剧拍摄的人工景点及景区,并创造了影视制作的相关条件,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再次是与旅游项目相结合的各地地方文化节的开展。“视觉符号是事物和知觉之间的中介,是地域文化观念的物化形式和传播载体”。地方文化节是以区域文化特征为基础,紧紧围绕特色文化而开展。
云南各少数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节日,如傣族的“泼水节”、白族的“三月街”、彝族白族的“火把节”、傈僳族的“刀杆节”、瑶族的“盘王节”、景颇族“目脑纵歌”、独龙族的“卡雀哇”、佤族的“新米节”等。有些地区结合自身的优势,举办了一系列有特色的文化节,元阳梯田文化节、德宏葫芦丝文化节、罗平油菜花文化节、腾冲火山热海旅游文化节、晋宁古滇文化节、临沧茶文化节、扬武烟盒舞文化节等节日,着重突出“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充分挖掘民俗资源和区域文化内涵,提高了旅游的文化内涵。而每两年举行一次的昆明国际旅游文化节更是扩大了云南的影响力。
最后,云南省利用自身优势,打造香格里拉、石林、三江并流、茶马古道等等一批云南特有的文化品牌;大力扶持新闻出版行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云南出版业打“特色”牌,使滇版图书不仅内容丰富、品种齐全,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先后出了一系列的精品书籍,并编辑出版了《文化云南》、《祥瑞云南》两本高质量的邮册;云南本土的各影视动画公司创作了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云南本土气息、有自己原创品牌的动漫产品,充分展现了云南在本土动漫创作上的巨大潜力;通过文化交流和国外演出表演,有时还搭载“中国文化年”的东风,使海内外的朋友领略到与众不同的云南民族文化,扩大了在海外的影响。
云南省在以上项目中充分发挥了媒体的传播优势,使人们能够近距离地欣赏丰富而神奇的滇文化,并引领人们参与其中,亲身感受滇文化的无穷魅力,这就是云南文化的视觉化传播效应。
三、加强云南省文化的视觉文化传播
近年来,云南省文化在视觉化传播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和北京、上海等地相比较,仍有较大的差距,仍需调整思路,拓宽领域。
(一)借鉴原有经验整合云南文化资源,打造视觉传播平台。
云南省是一个“最美、最大的天然摄影棚”,《无极》、《千里走单骑》等大片相继来滇取景。通过影片众多的观众领略了云南神奇美丽的自然风光和迥异的古滇文化,同时对云南心驰神往。在此影响下,应利用视觉化传播扩大号召力;同时加大对云南本土电视节目进行整合和市场化运作,打造出在全国叫得响的电视栏目;对各个地方的特色文化进行整合包装,充分发挥文化艺术、新闻出版、音像电子等领域的优势,将它们联合起来,打造成符合本土特色的视觉传播平台。
(二)多渠道塑造视觉效应。
关键词:文化传播;历史返观;语文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在教育上主要是传播儒家文化、弘扬儒家的文化价值观(兼有释、道等的文化价值观),这些无不是对儒家文化观的体现和融通。我国古代文化是儒释道并举、海纳百川的文化,其间道家一直在和儒家的融通中起着自己独特的作用,使得我国古代的文化在儒家经世致用的价值观下保持着超然物外的气度,保持着文化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塑造和提升,他们强调“行不言之教”,强调潜移默化的文化对人的影响。
1、汉代语文教育文化传播
汉代教育崇尚儒术,对后代的语文教育影响甚大,“把语文教学看成是经学的附庸,认为学语文只是治经的手段”,“重视识字写字教学”,“重视教师的讲解”。由于重视经学,就形成了对先秦书面语言的高度重视,为经学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也奠定了以经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长久占据我国古代语文教育主阵地的基础;由于重视识字与写字,逐渐形成了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基础的“小学”,这为进一步巩固经学和强化我国古代以汉字为载体的文化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重视教师的讲解,保证了传统的主流价值观的传承。但这些也为后世的语文教育带来了不小的消极影响,比如,造成了在教育内容上书面语言和历代口头交际语言的长期断裂(这一局面直到五四才得以纠正);教育方式上的食古不化,缺乏创新,这也导致了长期以来经学文化的垄断和新文化的举步维艰。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三苍》、《急救篇》等蒙学教材,为后世的语文教育开辟了蒙学之路。
2、魏晋南北朝语文教育文化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治混乱,官学时断时续,教育时兴时废,但语文教育却有不小的成就:家学盛行,父子传授,形成了古代教育史上的家学传统,如王羲之一家的书法教育,这一传统深刻影响着当时的语文教育,也为后世开辟了一条家学的传统;清谈玄学,为避言论得祸,这一时期清谈玄学风气大盛,虽使当时的语文教育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远离了时代的需要,但对时人的语言训练却起到积极的作用;蒙学兴起,其主要内容是识字写字,出现了以《千字文》为代表的蒙学教材,它们成为我国古代基础教育和文化渗透的有效工具;佛教大兴,在传播佛家经典时,为使大众听得懂,采用了当时的比较口语化的讲解方式,对一般群众进行了基本的语言教育,虽主观上起到了麻痹大众思想的作用,但在客观上对大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佛家文化和汉民族文化进一步融合,汉民族文化价值观里融进了新鲜的血液;文学作品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以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组织编写的《昭明文选》为代表,这时期人们对“文学作品有了一定的认识,当时人已经能够把文学与经学、史学、玄学分开,这种认识反映在《文选》的编撰上,就是经书不选,子书不选、说话的记录不选、史书一般不选,只选其中有文学价值的{论序述”18,再加上曹丕《典论・论文》、刘勰《文心雕龙》等文论的出现,文学作品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这在语文教育上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它不仅开启了我国语文教育文选型教材的先河,还重视文章的艺术成就,使得文学作品独立出来,是一种新的语文教育观的确立,对以后的语文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官话”教学和“双语学习”得到重视,这一时期是一个民族文化(包括异域文化如佛教等)大融合、大发展的时期,由于战乱和政权的迭次更替,为满足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人员的交流,南朝兴起了“官话”教学,北朝兴起了“双语” 学习,在满际需要的同时,各种文化也得以传播和交流,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多元文化传播与交融的黄金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海纳百川的特性得以张扬,文化内涵得以丰厚,奠定了以汉民族文化为核心融通各民族文化包括外来文化的多元向心文化的文化品性,这种文化品性为隋唐的大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3、宋元语文教育文化传播
宋元时期,宋代政治的封闭性导致了汉文化在哲学和文化思想上追求道德思想的完美、明心净性精神提升的理学思想,语文教育思想也随着“理学”(“新”儒学)产生和发展而演变。宋代的理学家大都是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教育名师辈出,唐宋家中宋代的六大家不仅继续发展着韩柳古文运动,还以他们的文学业绩极大地影响了语文教育;民族文化的交融继续发展,特别是元代文化,以汉文化和的蒙族文化交融为核心,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文化进一步交融。虽然这一时期的科举考试逐渐失去了隋唐时的文化活力,但在考试之外,为了满足民间的交往,在交际上民间语文朝着实用化发展,元曲的繁荣就是适应这一需要,其代表成果是关汉卿等人的创作不仅成为语文教育的典型内容,更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流传物。宋元时期,颜真卿、柳公权、欧阳洵、赵孟\等人的书法、绘画异彩纷呈,流派众多,成就斐然,作为文化因素深刻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在语文教育上值得提倡的还有以“三”、“百”、“千”为代表的蒙养教育和修身教育,其主旨还是通过这些教育实现“教化天下”的文化价值观。
4、明代语文教育文化传播
明代是一个旧传统教育思想逐渐僵化、新思想萌芽的时期。一方面,自明太祖朱元璋始,科举考试必须以南宋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范本,强调“代圣人立言”,封建科举考试逐渐僵化,至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敕命翰林学士胡广等编撰《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作为钦定语文教学内容来传播正统儒家思想19;另一方面,明中后期在我国历史上被史家认为是不同程度地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在文化教育方面,有的已经渗透了反封建、追求个性解放的民主精神,具有近代的启蒙思想,如当时被视为异端邪说的思想家李贽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只可惜这种思想的亮光,由于本为游牧民族的满族入主中原而没能发扬光大,清朝建立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没有继续发展,封建道统得以继续维系,科举考试继续僵化;民族文化的融合逐步走向,汉、满、蒙、藏还有西方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断加强,这无疑也促进了语言教育的发展;在教育思想上,黄宗羲等人提倡办学校要崇尚实学精神,“不是为了空学儒家经典,而要有用于天下”20;民间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四大古典小说为标志的民间文学创作渐入佳境;种种态势无疑是对当时社会主流的文化观、教育观和价值观的一种反拨。明清以来,西方文化在和中华民族文化的交流中逐渐呈现出一种优势的地位,西学东渐,中国传统的教育观、文化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以后,中华文化第一次面临着强势的西方文化而涤荡、迷失、自省,语文教育从思想到形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直至开始并逐渐完成了一种凤凰涅似的文化变革――从文言文走向白话文。
5、结束语
以人文化成为主体的文化传播在我国古代Z文教育中一直是隐藏并立在教化明线后面的暗线,以口头语言、器物上的刻画标记、书面语言等为主要媒体的文化潜移默化在教育过程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语文教育同呼吸共命运。文化传播在内容上的丰厚性、形式上的多样性给今天的语文教育提供了不少借鉴,特别是在文化育人、人文化成方面的极大成功无疑是今天处于价值多元化社会的语文教育应该努力学习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