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律法规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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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教育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石和先导，是塑造未来的事业，所以教育领域的法制化和法治化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国现已有大量的调整教育活动的法律法规出台，而且关于教育的立法活动还在不断进行。但是现实情况是近年来涉及教育权，教育活动的纠纷频仍，诸如涉及侵犯受教育权、残疾儿童的入学权、教师的惩戒权等等问题的案件不断出现，但是从诉讼立案到判决都遇到了难题，从程序到实体都遇到了适用法律上的障碍。有的案件如齐玉苓告陈晓琪侵犯其受教育权案最终按侵犯姓名权进行判决；有的援引了行政法的法律规定；有的是作为民事关系进行了解决，各地方法院在处理同类问题时依然存在大量观点上的不统一，这些法律适用活动仍然没有被最终明确。究其原因是当前社会处于迅速发展和剧烈变革中，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对教育领域不断渗透，教育主体多元，教育关系错综复杂，来自于社会的各种矛盾与教育领域内部的固有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矛盾与纠纷丛生。

另外，从法律的价值上讲，教育的法律控制的实现，不单是在于在立法上制定了多少倡导和维护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秩序的教育法律、法规，关键在于使这些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秩序在教育管理中得到全面的实现。教育法律适用过程是实现教育法律价值的过程，法律适用的概率越高，表明法律价值的实现程度越高，即法律价值化程度越高。

所以，通过对教育法律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准确、及时、正确地实现教育法律法规的适用，实现教育领域的法治的要求已经非常紧迫，这种要求已经深刻触及了制度和法律的层面。

二、不同的观点

2O世纪60年代，日本法学界对教育法的地位提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教育行政法规学”和“教育制度独立自法说。”这一理论启发了我国教育法学研究者对我国教育法地位的讨论，探索，引发了1993年至今仍未衰退的学术争鸣，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观点：

(一)完全独立说

主张是以特有的教育关系作为调整对象，有特有的法律关系主体和法律基本原则并有相应的处理方式。

(二)隶属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教育法隶属于行政法，是行政法律部门的一个分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不具备构成部门法的条件。因为“教育法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和管理，或者统称为国家调控教育的原则，这种调控在我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行政行为实现的，因此，教育法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可以界说为调整教育行政关系的法规的总称。”

(三)相对独立说

认为教育法应脱离行政法，与文化法、科学技术法、体育法、文物保护法、卫生法等共同组成文教科技法，教育法是其中一个分支。从尊重人才，重视文教科技等因素来考虑，亟须加强这方面的法律，这一部门法中包括：教育法、科学法、版权法、专利法、发明奖励法、新闻法、出版法、文艺法、广播电视法、文物保护法。

(四)发展说

认为目前教育法的调整对象仍以行政法律关系为主，调整方法也属于行政法范围，但教育法同时调节着具有纵向隶属特征的行政法律关系和具有横向平等性质的教育民事法律关系。随着教育法的继续深入发展，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的继续完善、教育法应当独立。由于教育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有明显的独立性，这就为教育法归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打下基础。

以上的不同学说是在不同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的。笔者认为，要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明确教育法律关系的性质，从而使教育法律法规得到切实有效的适用，必须分析在教育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从理论和现实上解决问题。

三、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

“教育关系”属于行政关系，民事关系，还是其他性质的社会关系呢?调整这些关系的教育法律法规的性质如何界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何种程序法呢?只有对这些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关系进行科学地考察，才能明确“教育法”处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哪个部分。这是教育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与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教育法的分类、体系构成等直接相关，而且对教育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学校作为法人组织(有的学者认为高等学校具有法人地位，中小学不具有法人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和方方面面发生着联系，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对一些主要社会关系进行解析。

(一)我国教育与政府的关系

在我国政府《教育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这说明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行政管理、行政干预和施加行政影响，学校处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两者之间是行政关系。

随着大量社会力量介入教育领域，大量的私立学校纷纷建立，而私立学校的办学自的来源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民事权利，权利的特点是“法不禁止便自由。”但是这种权利的运用方向是教育，而教育是一个利益冲突集中的领域，不同的人对教育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试图通过教育实现不同的目的，因此决定了这部分领域而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如果出现“市场失灵”，将带来极大的影响，因为教育是有时效性的，但是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来掌控，因为政府既不是投资者，也不是办学者，所以政府必须有限介入，进行宏观调控，对民间办学权利明确界限但同时给予保护，《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颁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的有限调控，在这个范围内形成的就是行政关系，在此范围之外形成的社会关系，应该定位为民事关系。

但是，政府在对学校的管理中关于学校的自主办学权的内容必须要研究，因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的民主化的不断演进，学校需要更多的办学自，实现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权力的分化是必然的要求。

(二)学校与学生、教师的关系

教育法律法规的功能简言之就是能够实现“依法管理”和“依法维权”。

《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以下权力：“……2．招收学生或其他受教育者；3．对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4．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5．对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所以，从教育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学校是经《教育法》授权，行使国家权力，学校在行使这些权力时，与学生和教师之间形成的是行政关系，学校是行政主体，学生和教师是行政相对人。作为学生，在校期间要接受学校的管理，虽然在学理上有从不同角度形成的不同的认识，如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论，教育法上的教育契约关系等等。但是学校出于教育目的，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设立校规，对学生进行管理，甚至惩戒，尤其是在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在总体上应该被认为是行政行为；而涉及到学生在校内所使用的硬件设备，包括教学设施、伙食、住宿等完全可以根据合同进行约定，如果发生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就可以解决。但是私立学校还是有其特殊性，学生入校时需要和学生的监护人签定相关的合同，不仅对学校的教学设施和服务标准进行约定，同时对管理的内容也进行约定，所以体现出了特殊性，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了一定的交叉，如果出现了纠纷，根据法学理论，我国一般是公权优先，可以按照行政关系界定，但大部分关系是作为民事关系界定的。随着社会力量办学规模的逐步壮大，对这部分领域进一步研究并作出相关规定是非常迫切的。

在学校内部，学校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由权责分配和学校工作的特陛所决定的管理关系。

《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都规定了教师聘任制，双方作为平等主体签定聘任合同，但是基于我国教师制度的历史和现实中教师聘任制度和教师的资格制度、职务制度密切相关，而高等学校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对本校教师以及拟聘本校的教师实施资格认定，代替履行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在教师职务评审中，高等学校作为法律、法规的授权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因此，无论是在教师资格认证还是教师职务评审过程中，高等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教育行政关系，中小学教师也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作为管理者，与教师形成了不对等的管理和被管理的法律关系；而作为聘任人，学校和受聘教师问形成的是平等主体问的法律关系，在这双重身份下，学校很难主动放弃行政职权；而且长期以来，教师和学校形成的复杂的人身依附关系、如人事关系、住房、子女就学等等，使教师在聘任过程中更加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公办学校和教师的关系主要还是行政关系，是内部行政关系。但在私立学校和教师的关系是合同关系。

(三)学校与社会其他组织的关系

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它所处的内外环境构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学校和企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团体、个人之间，既有互相协作、又存在着复杂的财产所有和流转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学校是以独立的民事主体的资格参与其中的。最突出地反映在所有权关系、邻里权关系和合同关系上。这些都是明确的民事关系，完全可以按照《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进行活动，不过由于我国还大量存在机关办学的情况，所以学校在产权的界定、变更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尤其是学校合并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政府机关的财产权和学校的财产权无法区分，无法实现产权明晰。所以，进一步明确学校的独立法人地位、实现政府的角色转化和权力分化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四、结论

综前所述，教育法律关系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纵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另一类是横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民事法律关系，那么根据法律关系的不同，自然可以由行政法和民事法律进行调整，而不是单纯的讨论教育法，所以，本文作者认为，不应当把“教育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教育法”的外延应当包括“教育行政法律”和“教育民事法律”两部分。由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调整方法不具有独特性，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就可以解决，如果按持“完全独立”说的学者所论，“教育法”作为一个单独法律部门，就会出现法律部门间的交叉，给立法和执法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会和我们划分法律部门的初衷相违背。而随着教育领域的不断发展，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创新法律部门，而是实现公权利和私权利的边界的界定，明确政府、市场主体、办学者和参与学习者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并提供权利的有效救济途径和权力的恰当的实施方式。:

同时对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一)《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认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文的以上观点是基于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的相对有可行性的方案。如果从理论上仔细分析，还是有缺陷的，比如《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是不是行政法，如果是，学校当然是行政被授权主体，反之就面临立论被全面的危险。

(二)政府在教育领域中的定位需要进一步确认

作为行政管理者必须和办学者、出资者的身份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高等教育建设中，减少直接以行政手段干预学校工作，而可以采取规划、审批新建高等学校、制定标准、评估和监督等手段对学校建设进行调控。从未来发展来看，教育领域的法治化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密切的联系。

(三)确认学校的法人地位，保护学校的法权利

虽然对学校的法律地位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学校作为法人不管是从《民法通则》，还是《教育法》的规定上看都是不容质疑的，但是现实中学校的财产权、人格权受侵犯的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行政办学的情况下，行政权力和学校的法人权利间的冲突是经常存在的。

(四)继续深化教师资格认定及相关职称等认定的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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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教育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石和先导，是塑造未来的事业，所以教育领域的法制化和法治化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国现已有大量的调整教育活动的法律法规出台，而且关于教育的立法活动还在不断进行。但是现实情况是近年来涉及教育权，教育活动的纠纷频仍，诸如涉及侵犯受教育权、残疾儿童的入学权、教师的惩戒权等等问题的案件不断出现，但是从诉讼立案到判决都遇到了难题，从程序到实体都遇到了适用法律上的障碍。有的案件如齐玉苓告陈晓琪侵犯其受教育权案最终按侵犯姓名权进行判决；有的援引了行政法的法律规定；有的是作为民事关系进行了解决，各地方法院在处理同类问题时依然存在大量观点上的不统一，这些法律适用活动仍然没有被最终明确。究其原因是当前社会处于迅速发展和剧烈变革中，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对教育领域不断渗透，教育主体多元，教育关系错综复杂，来自于社会的各种矛盾与教育领域内部的固有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矛盾与纠纷丛生。

另外，从法律的价值上讲，教育的法律控制的实现，不单是在于在立法上制定了多少倡导和维护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秩序的教育法律、法规，关键在于使这些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秩序在教育管理中得到全面的实现。教育法律适用过程是实现教育法律价值的过程，法律适用的概率越高，表明法律价值的实现程度越高，即法律价值化程度越高。

所以，通过对教育法律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准确、及时、正确地实现教育法律法规的适用，实现教育领域的法治的要求已经非常紧迫，这种要求已经深刻触及了制度和法律的层面。

二、不同的观点

2O世纪60年代，日本法学界对教育法的地位提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教育行政法规学”和“教育制度独立自法说。”这一理论启发了我国教育法学研究者对我国教育法地位的讨论，探索，引发了1993年至今仍未衰退的学术争鸣，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观点：

(一)完全独立说

主张是以特有的教育关系作为调整对象，有特有的法律关系主体和法律基本原则并有相应的处理方式。

(二)隶属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教育法隶属于行政法，是行政法律部门的一个分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不具备构成部门法的条件。因为“教育法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和管理，或者统称为国家调控教育的原则，这种调控在我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行政行为实现的，因此，教育法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可以界说为调整教育行政关系的法规的总称。”

(三)相对独立说

认为教育法应脱离行政法，与文化法、科学技术法、体育法、文物保护法、卫生法等共同组成文教科技法，教育法是其中一个分支。从尊重人才，重视文教科技等因素来考虑，亟须加强这方面的法律，这一部门法中包括：教育法、科学法、版权法、专利法、发明奖励法、新闻法、出版法、文艺法、广播电视法、文物保护法。

(四)发展说

认为目前教育法的调整对象仍以行政法律关系为主，调整方法也属于行政法范围，但教育法同时调节着具有纵向隶属特征的行政法律关系和具有横向平等性质的教育民事法律关系。随着教育法的继续深入发展，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的继续完善、教育法应当独立。由于教育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有明显的独立性，这就为教育法归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打下基础。

以上的不同学说是在不同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的。笔者认为，要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明确教育法律关系的性质，从而使教育法律法规得到切实有效的适用，必须分析在教育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从理论和现实上解决问题。

三、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

“教育关系”属于行政关系，民事关系，还是其他性质的社会关系呢?调整这些关系的教育法律法规的性质如何界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何种程序法呢?只有对这些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关系进行科学地考察，才能明确“教育法”处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哪个部分。这是教育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与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教育法的分类、体系构成等直接相关，而且对教育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学校作为法人组织(有的学者认为高等学校具有法人地位，中小学不具有法人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和方方面面发生着联系，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对一些主要社会关系进行解析。

(一)我国教育与政府的关系

在我国政府《教育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这说明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行政管理、行政干预和施加行政影响，学校处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两者之间是行政关系。

随着大量社会力量介入教育领域，大量的私立学校纷纷建立，而私立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的来源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民事权利，权利的特点是“法不禁止便自由。”但是这种权利的运用方向是教育，而教育是一个利益冲突集中的领域，不同的人对教育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试图通过教育实现不同的目的，因此决定了这部分领域而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如果出现“市场失灵”，将带来极大的影响，因为教育是有时效性的，但是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来掌控，因为政府既不是投资者，也不是办学者，所以政府必须有限介入，进行宏观调控，对民间办学权利明确界限但同时给予保护，《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颁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的有限调控，在这个范围内形成的就是行政关系，在此范围之外形成的社会关系，应该定位为民事关系。

但是，政府在对学校的管理中关于学校的自主办学权的内容必须要研究，因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的民主化的不断演进，学校需要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实现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权力的分化是必然的要求。

(二)学校与学生、教师的关系

教育法律法规的功能简言之就是能够实现“依法管理”和“依法维权”。

《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以下权力：“……2．招收学生或其他受教育者；3．对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4．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5．对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所以，从教育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学校是经《教育法》授权，行使国家权力，学校在行使这些权力时，与学生和教师之间形成的是行政关系，学校是行政主体，学生和教师是行政相对人。作为学生，在校期间要接受学校的管理，虽然在学理上有从不同角度形成的不同的认识，如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论，教育法上的教育契约关系等等。但是学校出于教育目的，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设立校规，对学生进行管理，甚至惩戒，尤其是在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在总体上应该被认为是行政行为；而涉及到学生在校内所使用的硬件设备，包括教学设施、伙食、住宿等完全可以根据合同进行约定，如果发生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就可以解决。但是私立学校还是有其特殊性，学生入校时需要和学生的监护人签定相关的合同，不仅对学校的教学设施和服务标准进行约定，同时对管理的内容也进行约定，所以体现出了特殊性，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了一定的交叉，如果出现了纠纷，根据法学理论，我国一般是公权优先，可以按照行政关系界定，但大部分关系是作为民事关系界定的。随着社会力量办学规模的逐步壮大，对这部分领域进一步研究并作出相关规定是非常迫切的。

在学校内部，学校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由权责分配和学校工作的特陛所决定的管理关系。

《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都规定了教师聘任制，双方作为平等主体签定聘任合同，但是基于我国教师制度的历史和现实中教师聘任制度和教师的资格制度、职务制度密切相关，而高等学校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对本校教师以及拟聘本校的教师实施资格认定，代替履行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在教师职务评审中，高等学校作为法律、法规的授权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因此，无论是在教师资格认证还是教师职务评审过程中，高等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教育行政关系，中小学教师也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作为管理者，与教师形成了不对等的管理和被管理的法律关系；而作为聘任人，学校和受聘教师问形成的是平等主体问的法律关系，在这双重身份下，学校很难主动放弃行政职权；而且长期以来，教师和学校形成的复杂的人身依附关系、如人事关系、住房、子女就学等等，使教师在聘任过程中更加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公办学校和教师的关系主要还是行政关系，是内部行政关系。但在私立学校和教师的关系是合同关系。

(三)学校与社会其他组织的关系

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它所处的内外环境构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学校和企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团体、个人之间，既有互相协作、又存在着复杂的财产所有和流转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学校是以独立的民事主体的资格参与其中的。最突出地反映在所有权关系、邻里权关系和合同关系上。这些都是明确的民事关系，完全可以按照《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进行活动，不过由于我国还大量存在机关办学的情况，所以学校在产权的界定、变更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尤其是学校合并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政府机关的财产权和学校的财产权无法区分，无法实现产权明晰。所以，进一步明确学校的独立法人地位、实现政府的角色转化和权力分化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四、结论

综前所述，教育法律关系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纵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另一类是横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民事法律关系，那么根据法律关系的不同，自然可以由行政法和民事法律进行调整，而不是单纯的讨论教育法，所以，本文作者认为，不应当把“教育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教育法”的外延应当包括“教育行政法律”和“教育民事法律”两部分。由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调整方法不具有独特性，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就可以解决，如果按持“完全独立”说的学者所论，“教育法”作为一个单独法律部门，就会出现法律部门间的交叉，给立法和执法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会和我们划分法律部门的初衷相违背。而随着教育领域的不断发展，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创新法律部门，而是实现公权利和私权利的边界的界定，明确政府、市场主体、办学者和参与学习者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并提供权利的有效救济途径和权力的恰当的实施方式。

同时对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一)《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认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文的以上观点是基于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的相对有可行性的方案。如果从理论上仔细分析，还是有缺陷的，比如《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是不是行政法，如果是，学校当然是行政被授权主体，反之就面临立论被全面推翻的危险。

(二)政府在教育领域中的定位需要进一步确认

作为行政管理者必须和办学者、出资者的身份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高等教育建设中，减少直接以行政手段干预学校工作，而可以采取规划、审批新建高等学校、制定标准、评估和监督等手段对学校建设进行调控。从未来发展来看，教育领域的法治化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密切的联系。

(三)确认学校的法人地位，保护学校的法权利

虽然对学校的法律地位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学校作为法人不管是从《民法通则》，还是《教育法》的规定上看都是不容质疑的，但是现实中学校的财产权、人格权受侵犯的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行政办学的情况下，行政权力和学校的法人权利间的冲突是经常存在的。

(四)继续深化教师资格认定及相关职称等认定的社会化

篇3

当前，我国各高等院校在教育领域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对依法治校主要提出四项教育目标。一是，以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在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要求为基础，将我国的宪法与相关法律精神同高等院校的教育发展要求相结合，从而建立一套同国家当前的教育法相配套和衔接的校内规章管理制度。二是，完善高校的内部监督体系，完善制裁机制，逐渐在高校内部形成以教代会和学术委员会等其他类型校内组织为依托的民主管理机制，逐渐提高其内部的民主管理水平。三是，坚持民主集中的内部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高校中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度与院内党政共同负责管理机制，从而形成一套由民主和科学决策形成的校内管理体制，进而形成依法管理和服务的校内管理体系。四是，提高高等院校师生和领导者的法律意识，在校园内部形成良好的教风、学风和校风，从而为高校师生营造出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进而提升其道德素质和法律意识。

（二）依法治校的意义

从我国高校当前教育领域的实际情况来看，施行依法治校的策略，能够全面提高高校办学水平。首先，采用依法治校的发展策略，不仅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促进我国教育事业整体性的进步与发展的需求，也是我国高等院校全面的贯彻和落实我党和国家提出的教育方针，适应当前社会发展趋势的客观需要。其次，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肩负着为国家的建设提供优秀毕业生的重要历史使命。并且，高等院校培养的毕业生处于何种水平、具有多大的潜力以及其对社会做出了多少的贡献，也是社会判定该校办学水平的一项根本标准。但是，高等院校要想将自己建设成为高水平的大学，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采用依法治校的重要策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深化高校教育体制改革，促进其发展。

二、当前我国高校法制建设面临的窘境

（一）没有完善的教育法律体系

首先，虽然我国目前拥有较为完善的教育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教师资格条例》、《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等，但伴随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以及我国各项教育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现有的主干教育法律理论已难以应对当今教育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大部分现有教育法律法规需要在理论上与时俱进，进行更深层次的补充完善。需要依据当前教育改革的新形势补充制定更适用于全国各大高校的配套教育法律法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适应教育改革的需要，促进教育事业发展。其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在颁布和实施之前需由立法部门进行详细的审核，结合高等教育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修改，使其能够良好适应当前教育领域的发展趋势。但是，我国教育相关法律法规的现状是———一部分法律法规，在教育实践当中并没有跟上教育领域发展的步伐，内容陈旧，甚至已与时代严重脱节。譬如，1980年颁布的《学位条例》、1993年颁布的《教师法》、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1996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等现行法律中许多规定早已过时，难以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但至仍今未完成修订。

（二）政府与高校之间的法律关系需进一步梳理

目前，世界各国的热点问题之一就是政府职能改革，对政府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由于我国现阶段主管教育的行政部门在履行其对高校管理职责的过程中，未能良好的将其自身职责、义务、活动范围与实际教育实践相结合，直接导致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过多干预高校管理，违背高校真实意愿，损害高校及学生实际利益。同时，我国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属于高校的办学者与管理者，在行政地位上高校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各项教育活动都会受到政府行政权力的干预。这一现状，使得高校并未掌握学校建设与发展的实际大权，导致我国高校发展受到来自政府各级主管部门的重重压制，遏制了社会力量参与高等院校办学与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得我国高校的负担不断的加重，进而成为高校贯彻依法治国重大战略的严重阻碍。

（三）高校法律专业人才不足

自我国高等院校奉行依法治校的方针政策以来，各大高校便开始重视校内法制机构的建设。但由于我国高等院校在此方面的建设工作没有太多可以吸收和借鉴的成功经验，导致我国大部分高校在进行法制机构建设时，缺乏较好的建设基础，更缺乏熟悉教育法律体系且有高校教学经验的专业法律人才。这一现状，一方面严重阻碍了高校制定依法治校相关管理制度与措施，使校内师生的合法权益无法及时有效的受到法律保护。另一方面，随着高校师生法律意识的逐渐增强，各类针对高校提出的侵权、维权诉讼也随之增加。由于高校法律机构体制不健全，相关工作人员又缺乏基本的法律专业知识，许多高校根本无法应对和处理日益增多的法律纠纷，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师生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利益受到损害而得不到救济。

三、高校进行依法治校建设的途径

（一）加快教育领域立法进程

作为全面实现依法治校的重要前提，有法可依对于当前我国高等院校依法治校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高校在全面贯彻和落实依法治校的方针政策时，国家立法机构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一定要配合其工作，全面推进教育立法建设，从而构建出一个完善的教育法制体系。目前，许多发达国家都拥有完善的高等院校教育法律法规，例如美国的《美国教育法》、日本的《21世纪的教育目标》、新加坡的《私立教育法案》，这些规范化的教育立法在高校法制建设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多年的法制教育实践经验表明，高等院校如果不重视法制教育的建设，就无法形成有法可依的社会环境以及完善的社会法制教育理念。要想保证高等院校依法治校策略能够顺利实施，推动高校发展，国家立法机构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就必须加快相关立法工作的进程，制定出具有极高权威性、配套性、严密性和稳定性的法制化治校方针。

（二）深化改革政府管理职能

伴随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高等院校教育也呈现出国际化发展趋势。为顺应时展步伐，深化改革政府职能，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必须结合当前高等院校依法治校的特点，对自身的管理角色和管理职能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严格遵循提出的“简政放权、政事分开”的原则，有序开展教育工作的组织、管理和协调，真正从政策治校转变为依法治校。此外，政府还应适度放权，不再垄断高等院校教育管理权力，只保留对例外事项的控制权和决策权即可，将办学自归还给高校。

（三）完善高等院校内部规章管理制度

高校之所以要制定规章管理制度，主要是给予国家法律法规以有效的支持，并推动学校的管理活动。随着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不断向法制化转变，高校内部相关的规章管理制度也应该与之相适应的作出调整。首先，高等院校应尽快修订校内各项规章管理制度或者是制定新的规章制度，使其既可以同我国高等院校教育领域总体实施的改革政策相衔接，又可以全面的协调其内部的各项管理职能。只有这样，才能够建立健全的，集执行、决策和监督为一体，包含教学、人事与科研方面内容的内部运行机制及管理机制。其次，要正确处理校内各项规章制度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之间的关系。高校在对教师和学生进行管理时，可以适当节选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规章管理制度，将国家的法律同学校的内部制度有机的结合起来。最后，高等院校在贯彻和落实依法治国方针政策的同时，还需同现代化的科学管理规律相结合，将依法治国与依法治校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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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时有发生，侵害了学生的生命健康权，扰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管理。因此，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事故发生后，如何恰当处理的问题上。这些研究固然有助于事故的合理解决。但是，在残酷的事实面前，无论责任由谁承担，对于给学生、学校造成的负面影响，都是于事无补的。所以，对于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研究，一定要把立足点放在事故的防范上，在研究如何处理的同时，更要注重研究如何预防，以期尽可能地减少此类事故的发生。

2关于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发生原因的实质分析

2.1国内理论界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发生原因的研究现状

要研究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防范，就离不开寻求此类事故发生的原因。关于发生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原因，国内理论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因学校的体育场地、设施、器械等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而导致的学生伤害事故。第二，由于体育教师的过失而造成的伤害事故。如教师责任心不强，上课过程中放羊式教学以及擅离职守。第三，因学生自身原因而导致的伤害事故。如学生不遵守纪律、不按动作规范要求练习等。第四，因学校的有关制度、措施不健全而导致的伤害事故。第五，意外事故。

现在对于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发生原因的分析是比较全面的，对预防此类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仅仅停留在简，单的现象的罗列上，没有从更深层次上寻找事故产生的根本原因。要从源头上、根本上有效地预防事故的发生，就必须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发现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

2.2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发生原因

首先，学校体育伤害事故频发，从根本上是因为无法可依。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进行单独立法，从目前体育教学中可以作为规范的法律法规来看，可引以为据的仅有《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但是，作为一个部门规章，《办法》律层级低、效力不够。其他相关法律又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现有的许多教育法律法规没有明确具体的罚则。相当多的条文只注重行为模式而忽视法律后果，即法律只是规定了应该怎么做，而没有说如果不这样做，又会怎样。由于没有具体的罚则，缺乏强制性规定，难免会使有些行为模式的规定形同虚设，根本无法执行与落实，造成实践中的有法不依，从而有损于法律的权威性。第二，在学校职责问题上，存在严重的法律规定泛化的现象，使学校在组织体育教育教学活动中，难以明确自.身的职责，不能明确保护学生安全的责任范围，从而缺乏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第三，教育领域存在大量法律调整的真空地带。有关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责任认定和责任追究法律就没有明确制定。无法可依，使得学校体育的教育和管理应有的法律依据。

其次，学校体育伤害事故频发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我国学校体育的法制意识淡薄。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我国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相关法律知识的普及力度不够，范围不广。根据对某一中型城市的某区中小学500多名教师的调查显示，90%以上的接受调查的教师知道有《体育法》、《教育法》等相关法律，但却仅有20%的教师读过。而对于教育部门的《学生伤害处理办法》则仅有不到40%的教师知道有这个部门规章，至于其内容知之甚少。可见教师普遍缺乏法律知识的学习，法制思想淡薄。因此，出现了政府机关、教育机构和学生等对各自职责认识模糊的现象。事实上造成了学校体育教育管理上的空档，为体育伤害事故的发生埋下了隐患。第二，由于我国的教育法律法规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尽管我国制定了多部法律，但在实践中却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比如，我国相关的法律明文规定，学校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配置体育设施和器材，然而由于体育设施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而导致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仍频繁发生。由于法律的不执行或执行的“弹性”多于“刚性”，导致人们认为有关教育法律法规是“软法”，不解决实际问题。

3关于学校体育伤害事故防范的法治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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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权利的法律救济:概念分析

1.教师权利

所谓的权利是指:“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取得利益的一种方式”。作为一种法定的行为方式，权力主要调节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教师既是一个普通公民，又是一个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教师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而作为教育教学研究人员，教师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后文简称《教师法》)等教育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这些权利大体可以归结为教育教学自主权、学术自由权、指导评价权、获取报酬权、参与教育管理权、培训进修权和申诉权等(具体条款可以参见《教师法》第七条)。从相关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教师法》等法律规定了教师作为教育教学人员应该享有的特权。

2.法律救济

“无救济则无权利”，教师权利要靠法律救济来实现和保障。法律救济是指当相对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相对人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和途径使受损害的权利得到法律上的补救。教师权利的法律救济是指当教育行政主体或其他的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在管理过程中侵犯了教师的权利时，教师可以通过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调节的方式获得法律上的补偿。

二、教师权利法律救济的必要性

1.通过法律救济可以保护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合法权利

随着我国教育领域的改革日渐深人，学校、教育行政主体或其他的国家行政机关在教育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有些教师的权利造成侵害;当教师的法定权利受到侵害时，教师应该具有法律保护意识，通过法定的方式和途径，请求主管机关以救济方式来帮助自己恢复并实现权利。长期以来，我国教师管理制度实行任命制，学校作为教育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教师和学校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从而导致学校与教师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学校、教育行政主体或国家行政机关掌握并行使着行政权力，以管理者的身份处于较为优越的位置，在教育管理过程中违法或不当行为必将给教师权利带来一定的损害。教师享有一定的权利，但是教师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不具有强制支配力，他们的权利不能直接制止某种侵害行为的发生，这就需要通过法律救济来保障教师权利的实现。

2.通过法律救济可以弥补现行教育法律法规的不足和缺陷，促进教育法制建设

在教育法制建设中，通过法律救济，完善相应的法律救济制度，加强各级权力机关对教育法实施的监督;同时通过建立和健全有关教师的调解和申诉制度，以及运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多种法律救济手段去处理日渐增多的教育法律纠纷，是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教育法制建设的主要方面。随着教育改革的深人，现行教育法规中的有些规定出现了一些缺陷与不足，不利于教师权利的法律救济;从《行政复议法》和《教育法》以及《教师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教育法规有关教师的法律救济的内容规定不多且有些规定有其不合理之处。这些教育法律法规规定中的不足和缺陷可以通过法律就济等教育法律实践来改进与完善，从而促使教育法律救济制度的健全，进而促进教育法制建设。

三、对国外教师权利法律救济的合理借鉴

从国外英、法、德、日、美等国对教师权利的法律保障来看，他们一般重视以下做法:第一，赋予教师明确的法律地位。在德、日、法三国，虽然对教师法律地位的称谓不尽一致(德、法为公务员，日本为教育公务员)，但是三国的教师都具有公务员身份。公立学校的教师均由政府任免，一般没有任期限制。公务员身份较好的保障教师的不受失业的威胁，使教师的权利受到明确的保护。而在英、美两国，教师兼有公务员和雇员双重身份。公立学校的教师一般由地方政府任用，而这种任用关系是用合同的方式确立的。教师与地方政府签订的合同主要规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关系，教师履行教学职责并享有某些公务员的特权。

第二，注重对教师权利的程序保障。正如美国程序法学派所说的:“把程序制度化，就是法律。在法律救济中，正当程序是非常重要的。程序保障又分为事前保障和事后保障。

事前程序保障指对教师做出惩戒和处分之前要遵循严格的程序，依照法律规定的惩戒种类和条件实施。事后程序保障是教师获得各种救济的权利的程序，国外英、法、德、日、美等国都有明确的教师申诉、复审、纠正、补偿和定期撤销处分的法律救济制度。[3]就事前保障而言，在德、日、法三国，教师拥有公务员身份，教师非经法定事由一经聘用便可终身就职，这样使教师的地位相对稳定，免受失业的威胁。在美、英两国，教师兼具公务员和雇员双重身份，即为公务雇员，中小学教师由地方政府采用签订合约的方式雇佣。从教师的法律地位上来看，美英的教师权利保障不如具有公务员身份的德、法、日三国健全，但是美英公民权利的程序保障制度非常发达，从一定程度上使教师的权利受到明确地保障。

四、现行教育法律法规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我国教育法律法规中对教师权利的保障比较缺乏，出现一些法制不健全，程序不严格等问题。现行《教师法》中规定了教师的申诉权利，即《教师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利的，或者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的三十日内，作出处理。教师认为当地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侵犯其根据本法规定享有的权利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作出处理。从我国的《教师法》等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内容来看，教师权利救济存在着以下问题:

1.教师法律救济的途径单一

教育中的法律救济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的。一是诉讼方式。凡是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符合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可以通过诉讼渠道来取得司法救济。二是行政方式。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了行政申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赔偿等形式的行政救济方式。行政申诉包括教师的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律救济方式。三是仲裁和调解等其他方式。主要指通过教育组织内部组织或机构以及其他民间渠道来实施法律救济。

教师申诉制度是指教师对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及有关政府部门作出的处理不服，或侵犯其合法权利的行为，向有关教育行政部门或有关的其他政府部门提出要求作出重新处理的制度。叫而在我国当教师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法律救济途径单一。现行《教师法》中只是规定了教师具有申诉的权利，对其他救济途径没有提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师权利的法律救济。

2.教师申诉时限规定模糊

现行《教师法》中规定: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利的，或者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的三十日内，作出处理。从《教师法》的规定可以看出，教师对于当地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提出的申诉，我国现行《教师法》等法律中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如果行政主管部门故意拖延或不履行职责，这与行政救济的目的相违背。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期限作为行政主体履行法定职责的参考期限。

3.申诉机关不明确，没有独立的申诉机构和人员

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当教师的权利受到学校侵害时，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一般将“有关部门”理解为学校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但是这种模糊的规定在现实中容易导致教育行政部门各机构互相推楼，致使效率低下或无法解决具体的问题。另外，我国的很多教育行政部门尚没有建立独立的教育申诉机构和配备专门的人员，这不利于对教育申诉的及时受理和裁决，不利于保护教师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利。

4.校内申诉需要进一步规范

教师对学校的处分不服或认为学校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利时，校内申诉是最经济便利的方式。但是当前我国很多学校都没有正规的校内救济渠道;有的学校即使有，也往往是由某些校领导单方面决定，缺乏教师及其权力相对人的代表参与。应当对校内申诉这一种救济途径进行完善，让学校本身成为受理教育申诉的初级机构。

5.缺乏对教师申诉所适用的程序

对处理教师申诉所适用的程序，相关法律也没有规定。申诉制度要有相应的正当程序来保障，而我国《教师法》等相关教育法律中对处理教师申诉所适用的程序没有规定，致使在现实中对教师申诉或者程序不规范，或者根本就没有程序。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师申诉制度效力的发挥，并在客观上构成了教师进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障碍。

6.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可以受理的范围没有明确

对于内部人事处理是否可以申请复议问题，《行政复议法》没有规定复议权，只是规定了对人事处理决定的申诉救济途径，在关系的教师的切身利益时，应该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提出行政复议。

以教师的聘任为例，国家教委文件规定，申诉当事人对申诉处理不服的，其申诉内容涉及人身权、财产权及其它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在《行政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教师聘用申诉的处理是否可以提起诉讼。对教师聘用而引起的争议应当以申诉为主要途径，但人民法院应该加强对申诉的程序审查，从而加强对处理教育申诉机构的监督。

五、完善教师权利救济机制:政策建议与相关思考

随着我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教育的发展，我国《教师法》等教育法律法规中有关教师权利救济的有些内容已经不适应社会和教育发展的需要。我国《教师法》等法律法规应该在教师的权利救济制度方面做一些修正和完善。

1.进一步明确教师的法律地位，保障教师合法权利

1993年通过的《教师法》明确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从国外教师的法律地位来看，像英、法、德、日、美等国教师的法律地位被明确规定为国家公务员或国家公务雇员，公务员的法律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保障了教师队伍的稳定和教师职业的吸引力。我国教师从职业特点上具有公共性质，事实上学校或教育部门与教师之间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因此事实上的公务员职业特点和现实中教师法律地位是不相适应的。为了更好地保障和救济教师权利，可以考虑将教师(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定位为国家公务员。

2.完善学校内部管理体制

在现实的教育管理实践中，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弊端也是教师权利受到侵犯的原因之一。学校与教师之间是一种管理和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学校或政府组织权力过于强大而缺乏制约机制是导致教师权利受到侵害的主要原因之所在。由于学校校长在学校管理中拥有自由裁量权，特别是在中小学中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在对教师的聘任等关系到教师切身利益的问题时校长难以受到必要的约束和制约，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师的权利容易受到损害。因此，从保障教师权利的目的出发，应该建立一套能够对校长的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机制，使校长在法律法规所许可的范围内行使其权力。

3.将司法救济作为教师权利法律救济的主渠道

根据《教育法》和《教师法》的规定，有关教师法律救济的一些问题大多应该属于司法救济的范畴。司法审查的作用就是以法律制约政府行为，从而使个人权利免受政府机构的非法侵犯。伴随我国的法治进程，学校行使权力时司法审查可以作为的一种重要的外部监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学校内部行政权力的司法审查，不仅在其实际应用时可以保障教师的合法权利，而且必然使学校管理人员在行使行政权力产生一种心理压力，从而促使他们在行使权力时更加谨慎，自觉地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办事。

4.完善与教师权利救济有关的制度

(1)确立教师仲裁制度

仲裁，从理论上讲意味着各方当事人自愿将他们之间发生的争议提交给各方所同意的第三方裁判，以求争议的最终解决。在教师救济途径中可以采用仲裁制度的做法，建立教师仲裁制度。当前需确立平等、自愿、自由的教师仲裁制度，并赋予其完备的法律形式。教师在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时，可以运用仲裁的方式加以解决。

(2)改进教师行政救济制度

教师行政救济制度包括教师申诉制度、教师行政复议制度、教师行政诉讼制度。由于现行教师行政救济制度存在许多不足，法律应尽快明确教育行政复议制度，并将教师行为程序明确规定在诉讼法中。只有这样才能使学校在作出对教师有影响的重大决定时，既受法律基本原则和法律程序的规范，也受上级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约束，才能防止学校随意侵犯教师的基本权利。

首先，应进一步完善学校教师申诉机制。教师法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了教师申诉制度，由于在具体制度方面缺乏进一步的规定，从而导致教师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建立学校教师申诉机制是完善教师救济途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教师申诉评议委员会。教师对教育主管行政机关或学校对于个人的处理不当而导致其权利受到损害的，可以向各级教师申诉评议委员会提出申诉。

其次，应扩大行政复议范围和有限度的引进行政诉讼制度。

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查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一种法律制度。目前，我国教育领域的有关法律规范没有对行政复议制度作出明确规定，这样既不利于理顺教师与学校的关系，也不利于教师的权利保障。教育领域内对于教师权利的救济应该合理引人行政复议制度，为教师提供进一步寻求权利救济的渠道。因此，可以根据纠纷的性质，通过法律规范确立相应的行政复议制度，以确保教师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救济。

行政诉讼是指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在行政法律关系领域发生纠纷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审查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判断相对人的主张是否妥当，并作出裁判的一种活动。按照有关的规则和要求，一切纠纷都应该贯彻司法最终救济的原则。当然，学校与教师之间还是一种行政管理意义上的关系，学校领域中的纠纷有其独特的属性，不一定全部适合于司法审查。但是，法院介人该领域的纠纷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也是有可能的。主张有限度地引人行政诉讼制度，应该不宜对所有教育纠纷进行司法审查，也就是说有关司法审查原则上应该限于形式的程序的审查。有限度的司法审查一方面使学校领域有限度的引人行政诉讼领域，另一方面能够保障学校领域的相对独立和自由，从而更有效的保障教师的合法权利。

5.加强教师权利保障的执法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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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在逐年递增，促使高等职业教育蓬勃发展。在高等职业教育体系诸多环节中，教师是核心之一，如何建立一支优质的师资队伍，已经成为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对于规范高职教师的法律主要依据是《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这些法律立法时间较早，并没有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进行与时俱进的修订，加上高等职业教育又有别于其他的教育体系，与之配套的制度缺失，可参照的法律显得极不适用，直接导致高等职业院校师资队伍存在诸多问题，现已成为制约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为此，有必要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整合、修订，并结合我国现有国情，有针对性地借鉴西方的法律制度，建立一部高等职业教育法及其相关的配套制度，明确教师规范，使高等职业院校师资队伍建设有法可依。

一、高等职业教育师资的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有1部教育基本法，6部教育单行法，l6部教育行政法规，加上地方性教育法规、教育部门规章、地方政府教育规章、有关教育的法规性文件，初步构成了我国的教育法规体系。针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师资，可依据的立法规范主要散见于《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法律之中。

《教育法》是国家关于教育的基本法律，也是教育工作的根本大法。这部法律1995年9月1日施行以来为全面规范和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199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是我国重要的教育人事立法，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专门针对从事某一职业的人员制定的单行法，为规范教育队伍建设、完善教育人事制度、提高教师待遇、保障教师权益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高等教育法》是《教育法》的配套法律，着重对高等教育的特殊问题作出补充性的规定，或根据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对《教育法》的有关规定作出了具体化的规定。

1996年5月15日正式颁布并于同年9月1日开始实施《职业教育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职业教育法。它以《宪法》和《教育法》、《劳动法》为基本依据，为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的法律保障，同时也为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职业教育配套法规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使我国职业教育办学有法可依。

1993颁布的《教师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1995年，国务院颁布《教师资格条例》。2000年，教育部颁发了《(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教师资格制度的法律法规体系已经形成。2001年，教育部陆续颁发了《关于首次认定教师资格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教师资格证书管理规定》，对教师资格的认定范围、资格申请、认定程序、学历条件、教育教学能力考察等政策作了明确规定和细化，对教师资格证书的法律效用、主要内容、证书格式、证书补换发、证书编号、管理责任等事项也作出明确规定。教师资格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教师管理的法制化和规范化。

二、高等职业教育师资立法缺陷分析

(一)立法不足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高等职业教育法，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教师的管理仍然依据的是《高等教育法》。众所周知，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是截然不同的教育体系，如果继续参照高等教育教师的职业要求，一方面不能够满足职业教育对教师规格的要求，另一方面不利于对高职教师的培养，进而减缓并阻碍职业教育的发展。例如，《高等教育法》中对普通高等教育教师晋升职称的科研能力有明确的规定，而高等职业院校教师晋升职称时仍然依据《高等教育法》的规定，教师们的精力大多要投放到科研上，忽略了作为高职教师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实践知识的储备，长期下来必将造成高等职业教育师资水平的滑坡。

1996年颁布并实施的《职业教育法》也是职业教育办学所依据的法律，但其基本上是一部基础性的职业教育法律文件。由于没有进行法律的修订更新，法律的规定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并不能解决职业教育教师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例如该法第36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将职业教育教师的培养和培训工作纳入教师队伍建设规划，保证职业教育教师队伍适应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可以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有特殊技能的人员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担任兼职教师。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提供方便。”第37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的组织、公民个人，应当加强职业教育生产实习基地的建设。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学生和教师实习；对上岗实习的，应当给予适当的劳动报酬。”仅有两条法律明确了职业教育教师的培训及教师来源问题，但在具体的操作上却没有明确的规定。

总之，在高职教育立法方面，尽管可参考借鉴的法律众多，但是能与职业教育相适应的、可依据的法律法规却不足，不利于师资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二)相关配套制度缺失

1．高等职业院校教师资格认定制度的缺失

教师资格作为一种国家法定的职业资格，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但我国目前的教师资格认定具有非严格性，比较笼统，形成一个制度“一统天下”的局面，没有兼顾各个教育层面的特殊要求。从制度层面看，我国《教师资格条例》中涉及职业学校教师资格的条款没有很好地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和内涵，造成职业学校教师资格的单独条例缺失。对高职教师的资格认定更多的是参照普通高等教育对教师的要求，导致了高职教师资格认定模糊。例如，高等职业的师资应该包含理论课教师和实践课教师，每种类型的教师应该有不同的标准要求，但事实上却没有严格的规定。从现实层面看，高等职业教育需要更多的双师型教师，但由于《教师资格条例》没有对高等职业院校教师的专业技术职务作出规定，高等职业专任教师中具备专业技术资格或职业资格的普遍较少，很多教师仍来自普通(师范)高校或职业技术师范学院。高等职业院校专业课教师缺少对相关技术与职业的了解，操作实践能力甚至还不如学生。这些问题，仅靠一个全国统一标准的教师资格制度是无法解决的。高职教师资格制度的缺失对高等职业院校教师素质在客观上没有强制性保障和促进的作用。

2．高等职业院校教师培训制度的缺失

与德国相比，我国在高职教师的培养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德国法律规定了各类职业教师的任职资格，其中包括必须接受职业教育学方面的培训。德国职业学校的理论课教师必须通过两次国家级考试，在第二次国家级考试前，必须在教育学院进行1．52年的教学研讨和实习，反复总结评比，合格后才能上岗。我国的大部分高职教师却是从学校到学校，从课本到课本，不仅不能理论联系实际，而且与社会脱节，知识逐渐老化。多数新教师也是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高等职业院校，很少接受心理学、教育学的专门培训。虽然现在也规定新教师上岗前必须经过心理学和教育学等方面的培训和考核，但往往都流于形式，缺乏硬性约束。

3．职称评聘机制缺乏科学性

目前，高等职业教育教师的职称评聘仍然走高等教育的评定系列，但高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属于不同的分支，对于学生的培养目标不同，高等职业院校主要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因此，教师应当是专业实践的行家，而现行的职称评定标准却是研究型、学术型的，这与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相矛盾。

三、高职教师人事立法规范的完善

(一)完善立法

发达国家普遍重视立法，立法也是各国政府对职业教育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运用法律手段确保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壮大，是各国对职业教育进行有效宏观控制和管理的成功经验。同时，这些国家十分重视法律的导引作用，每一次重大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举措，都以法为先导，通过立法来确定改革、发展的目标与任务。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当前我国亟须做好两件事：

一是颁布一部高等职业教育法。现今的教育法律已经远远不适用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亟须颁布一部高等职业教育法，用法律明确高职教师的规范，提升教师的素质，引导高等职业教育稳步发展。

二是整合现有法律资。高等职业教育法可以借鉴西方的法律，对现有法律进行相应的整合，对于不适用的法律条文进行修订，增补。

(二)健全配套制度

1．建立高等职业院校教师资格制度

教师资格制度是国家实行的一种法定的职业许可制度。国家应该高度重视职业学校教师任职资格和条件的问题，把高职教师的准入制度放在突出位置上，因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仅有教师数量的增加是不够的，需从提高高职教师素质、规范教师资格着手。可以参照《高等教育法》及《教师法》的相关规定，遵循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尽快制定并出台体现高等职业教育内涵与特色的重点突出对高职教师专业技能的要求的高职教师资格制度及实施办法。

2．建立教师培训制度

高等职业教育更加强调教师的技能。教师要不断地更新知识，提高社会实践的能力，培训制度不可或缺，建立高职教师培训制度尤为重要。一方面，可以让教师进行基础理论知识的更新培训，另一方面可以尝试每年教师有23个月的企业实习，学生的实习实训基地同样也安排教师实践，每位教师的实践时间不得低于相当的实习学时，并将其纳入工作量。本着师资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培训制度应当法定化。

3．改进职称评定机制

改进高等职业教师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办法，制定一套适应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实际情况的职称评定标准和办法，单独成立高职教师职称评审机构，与本科院校分开评审。通过职称评定机制的改变，引导教师将研究实践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密切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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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从1999年开始大幅度的提高，1998年招收研究生7.2万人，其中硕士生5.8万人;1999年招收研究生8.5万人，其中硕士生6.5万人，研究生扩招比例连续几年保持在26.9%，博士生在15%左右;到2009年研究生招生规模达到47.5万人(比1998年净增40.3万人)，其中硕士生人数41.5万人。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毕业生人数日益增加，使得许多培养单位出现了教育资源短缺，同时毕业生就业难也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因此，如何在扩招形势下达到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目标，保证学位授予水平，以科学的发展观实现研究生教育的规模、质量、效益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是摆在研究生培养单位面前的迫切而艰巨的任务，急需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

1内部保障体系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由其内部保障体系和外部保障体系两个子系统构成的一个有机的开放体系。其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由教学设施、导师队伍、研究生、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创新基地、学位论文、管理机制等8个要素组成。

(1)教学设施。教学设施是办学的必备条件，它包括校园占地面积、校舍建筑面积、固定资产、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图书馆(馆藏图书、电子图书、中外文期刊等)、校园网(各类中外文全文文摘、全文数据库)、实验室、实习基地、体育馆、田径场等硬件条件，为研究生的培养提供必要的校内外环境。

(2)导师队伍。导师是高等学校或研究机构中经过某种遴选和聘任程序，指导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习、研究的教师。导师队伍是研究生教育的主体因素，导师队伍结构(学历、职称、学缘、专业、年龄等结构)和水平直接影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3)研究生。研究生是高校本科毕业后(或以同等学力考人)，按照学制要求继续在高等学校或研究机构学习研究的学生。研究生是其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主体因素，是教育的对象，即受教育者，研究生自身的基础与努力程度决定其培养质量的优劣，其毕业生(硕士、博士)是高校或研究机构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即“产品”。

(4)课程体系。课程体系是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课程体系由学科专业、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教学、教学管理、教学评价等6个主要要素组成。优化课程设置，构建结构合理的课程内容体系，对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是至关重要的。

(5)教材体系。教材体系一般是指遵循教材编写的原则将选编的内容按一定的顺序要求组成整体，它是大纲与体现大纲精神的主要部分。这里的教材体系是指按照人才培养目标要求，遵循教学用书的基本原理，构建的立体化的教材、教学用书、教学参考书(包括纸质的、电子的)的结构整体，它是由教材编写、教材使用、教材评价与反馈等要素组成的一个子系统。研究生教材建设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它会影响研究生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

(6)创新基地。创新基地是研究生培养的实践平台和科研平台，它包括校内创新基地和校外创新基地，建立和完善研究生创新基地，有利于提高研究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

(7)学位论文。学位论文是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要素，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或承担专业工作的全面训练，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对研究生知识、能力的全面考查。学位论文的质量是衡量研究生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又是研究生取得学位的重要保证。

(8)管理机制。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管理要依据持续质量改进的指导思想，把质量管理的重点放在建立一种不断提高培养质量的管理机制上，其核心是充分调动研究生、导师、各学科及其各基层培养单位的积极性、主动性，使之在保证培养质量方面能尽职尽责。研究生管理机制包括管理体制、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管理方法、培养模式、培训机制等要素，在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保障与监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外部保障体系

研究生教育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由政府、市场、中介机构等3个要素组成，它对研究生教育起着宏观、微观调控和监督作用。

(1)政府。政府是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府需要以长远的眼光，站在全局的高度正确把握研究生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方向，它主要通过立法、规划、拨款、评估、监督等进行宏观调控。政府的职能主要包括:制定指导性教育质量标准;建立合理、公正、公平、透明和权威的教育质量评估、认证制度;通过立法、拨款、奖惩、参与独立评审机构决策、任命部分评审机构决策人员等途径和手段，主导和影响评枯过程;对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进行整体评估，并建立认证制度;建立质量评估专家队伍和信息网络;指导、发挥社会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积极作用;组织评估人员培训;推动高校教育质量评估研究，促进学术交流。

(2)市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深人与完善，高等教育也呈现出市场化的特征，因此，市场也成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要素。

(3)中介机构。教育评估中介机构是介于政府、学校、社会三者之间，以提供教育评估服务为主要形式，坚持多元价值取向或有价值主体广泛参与，辅助政府进行宏观管理，保障学校合法权益，加强教育与社会联系，促进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不断提高的一种相对独立的专业组织。它具有独立性、公益性、沟通性、协调性、公正性等基本特征;其主要职能表现在评估服务、监督管理、公证鉴定、社会沟通、信息咨询。

3质量保障措施

3.1树立持续发展质量观，确立多样化的质量标准

研究生教育质量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应包括下面几个方面:一是培养的高层次人才满足社会需求和人的发展需求程度(即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二是研究生培养单位创造的知识满足现在和未来的学校需要、社会需要和人的需要的程度(即科研成果的质量方面);三是研究生教育所提供的服务满足社会需求和人的个性发展需要的程度(即服务社会的质量方面)。研究生教育这三方面质量构成了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内涵。从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内涵可以看出，它具有适应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因此要适应变化的条件，树立研究生教育持续发展的质量观。

持续发展的质量观是全面质量管理观的发展，是按照持续质量改进的思想，通过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培养过程的管理，使向社会输出的“产品”—即优秀的人才能够满足社会的合理需要。所追求的研究生培养质量目标，也应该是通过不断寻找不足和差距，积极发现改进的机会并实施有效的改进措施，以最经济的教育投人成本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持续质量改进的主要原则有:过程改进、持续性改进、预防性改进、全院自我控制等4个原则。

高等教育日益走向大众化，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更多地取决于社会需求，研究生教育质量必须更多地与具体目标、需求、兴趣、特色等个性化概念和指标相联系，确立多样化的质量标准，以适应社会多层次、多类型的需求。遵循培养多元化人才的观念，构建学术型、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型等质量标准体系，其目标体系应在主导目标的基础上，进行多元化扩展，以体现研究生教育价值多元化的理念，满足各行各业的不同要求。

3.2树立精品意识，加强过程控制

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积极发展战略的实施，规模的日益扩大，无疑会给研究生教育的各方面都带来深刻的变化。但无论怎样转变，研究生教育应该始终坚持追求卓越的教育理念，把握培养精英这一本质特征，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都要尽可能追求更高的水平。可见，高等教育阶段大众化，不是“化”掉精英教育，而是要进一步凸显精英教育的价值，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树立精品意识，优化培养过程，从招生、课程学习、科学研究、生产实践、学位论文、学位授予等6个环节都严格把关，并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环节:建立高水平的研究生课程体系，特别重视跨学科课程以及反映学科基本理论和前沿问题的课程;强化研究生的科学研究训练，培养研究生的独立科研能力和严谨的科研态度;注重实验、实习和实践锻炼，促进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对学位论文提出严格的创新要求，要求必须在理论上有独创性的贡献，或在实践探索方面有创新性;坚持“三双制度”(双导师、双基地、双盲评审)，控制学位论文的评阅和答辩两个环节，严把学位授予关。

3.3创新管理机制，提高管理效益

在扩大研究生规模的同时，又要保证研究牛培养质量_这对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理既要有普遍要求，又要有利于个性的发展;既要严格、规范，又要科学、可行，做到管而不死，严而有度。研究生的培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着力创新管理体制、手段和方法，保证研究生质量管理环环相扣、层层推进，以达到预期的培养目标。

(1)推进三级管理体制，明确责权利关系。积极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建立健全学校一学院(系)一导师三级教育管理体制，突出学院和导师在研究生教育管理中的作用。在这种新的三级管理体制中，学校的职能更侧重于宏观调控与目标引导，学院(系)将承担更多的具体组织工作，而导师则成为教育管理的主体。

(2)创新管理方法，提高管理效益。在新的培养机制和三级教育管理体制下，随着管理重心下移、管理层级增多、管理对象扩大，仅靠行政手段难以达到教育管理的实效。为此，必须创新现有的研究生教育管理手段和方法。

3.4强化法制规范，构建评估体系

为了保障研究生教育质量，必须建立一整套法律制度，是研究生教育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必须构建研究生评估监控体系，加强教育评估与监督，保证研究生教育和谐、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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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从教育国际和教育立法的共性规律总结开始，重点从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民办教育等几个方面总结和归纳教育立法相对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结合我国教育立法的现实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对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相关启示与借鉴。

一、引言

由于国家体制、民族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法律制度不同，各个国家对法的运用及所强调的侧重点并不一致，但法制相对健全的国家，尤其是具有悠久法治传统的国家，教育法制建设的历史都相对悠久，成效卓著。在全球化的大潮下，法律趋同之势日益明显，国外教育立法对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借鉴意义就更为显著。本文从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民办教育、高等教育等几个方面总结和归纳教育立法相对发达国家的成熟做法，结合我国教育立法的现实，提出对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相关启示与借鉴。

二、我国教育立法实践与问题

我国教育立法从无到有，历经20多年的艰辛努力，已逐步构建了教育法规体系的基本框架，反映了教育立法的重大成就。这是我国依法治教方面的重大进展，同时，也奠定了教育法治化的坚实基础。但实践中，教育立法依然存在为与社会对教育需要不相协调的地方:

第一，是教育法制体系不健全。学校是国家教育权、公民受教育权实现的场所。学校教育的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教育权的落实和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从静态上看，我国缺少《学校教育法》《教育财政法》及《教育投入法》等保障教育发展的关键性法律。第二，是立法技术与法律完备性欠缺。按照《义务教育法》第10条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但该法于1986年7月1日起施行后学校一直在收费。直到1992年《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出台后，才在第17条中补充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可收取杂费。”没有人对《细则》第17条违背上述法的规定提出异议。第三，教育法规构造、表述与实施存有缺陷。目前的教育法规名称缺乏规范性，如法规名称过于庞杂，仅仅是教育行政法规这一层次的法规，就有条例、规定、实施细则、实施办法等称谓，而且法规名称与其效力并不一致;教育法规内容不完整、不全面，尤其是法律责任和法律程序方面的规定过于薄弱，同时，几乎所有的教育法规都以实体性规范为主，极度缺乏程序性规范。

三、教育立法的国际共性与经验

在梳理了我国教育立法的历史以及存在的问题之后，我们着重从世界上各个教育相对发达国家教育立法的特色分析入手，对义务教育立法的历史渊源、职业教育的各有侧重、民办教育投入与支持模式的异同，以及成人教育立法等进行多方面的总结与归纳，为我国教育立法提供启示与借鉴意义。

1. 义务教育。综观国外义务教育立法，虽然基于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政权组织方面的不同侧重，各国在义务教育立法上表现出了相当多的差异性。但义务教育本身的基本规律和教育立法的基本原则，都注定了国外义务教育立法仍然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基本特点:

义务教育的强制性。在国外，很早时候开始，义务教育就名副其实，首先被视为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以至于早期的受教育与纳税、服兵役一道成为国民的三大义务。在我国清末，深受国外教育立法影响的《强迫教育章程》的“强迫”二字，以及“罪其父母”之类的规定，可谓尽得“强制性”精髓。

免费本是义务教育的基本特性(这是国家和政府应尽的基本义务)，因此义务教育立法确保免费的实现也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在国外，不少国家义务教育的免费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如英国，1891年初等教育已经实现免费，1902年时中学教育却并未完全取消收费，但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对那些结束了义务教育却未能升学的青年免费教育至18岁。在法国，1881年的《费里法》已经规定了国民教育“义务、免费、世俗”三原则，学生享有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的权利，而且当年就实现了母亲学校和小学的免费教育以及师范学校免缴膳宿费，并逐步发展到了更高层次和更长年限的免费教育。

2.职业教育。自20世纪以来，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旨在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一系列法律法规，1917年颁布的《史密斯—修斯法》之后又相继通过了《乔治—里德法》《乔治—巴顿法》以及《国防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每一部法律都有其历史性和阶段性问题。立法的实质是联邦扩大教育权限的手段之一，通过立法引导职业教育的发展。

职业教育在日本已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广辞苑》给职业教育的解释是，通过对从业人员进行的以职业能力开发和技术水平提高为目的训练。其目的就是为了给予人们从事工作的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这是广义上的职业教育。狭义的职业教育是指职业技术教育，其中包括产业教育和专门教育。

韩国职业教育的立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战后韩国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立法工作，表现出职业教育立法与职业教育发展的步调一致，形成了较完备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3. 民办教育。世界各国对民办(私立)学校经济的支持，除了以法律的形式作明确的规定外，还都采取不同的经济形式给予私立学校相应的待遇。

匈牙利私立学校的总经费中政府拨的经费占70%;在丹麦和奥地利，政府经费占到了80%;在挪威，政府经费甚至占到85%。在比利时、瑞士、西班牙、法国和墨西哥，政府也向私立学校提供经费，并规定了比例。 转贴于

日本政府有关给予私立学校财政支持的立法比较完善。1949年的《私立学校法》第59条规定，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为振兴教育，在必要时依据有关的法律对法人办的私立学校给予资助。1970年的《日本私立学校振兴财团法》规定设立日本私立学校振兴财团，其资金为10亿日元，全部由政府支持。1975年的《私立校振兴资助法》规定，对私立大学和私立高等专门学校的经费，由国家补助l/2。此外日本还设立了私立教育发展基金会，为私立教育提供贷款以及贷款有效利用的管理方案等。

4.成人教育。英国是西方成人教育的发源地之一，号称“世界继续教育之乡”，其成人教育对世界各地成人教育的发展都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成人教育有关的正式法律法规主要有1992年《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和2000年《学习与技能法》。进入新世纪后，英国政府继续积极完善继续教育政策。2002年政府发表的《为了每个人的成功——改革继续教育和培训》提出，继续教育要以雇主和广大学习者以及整个社会的需求为导向，为他们提供更多的选择。2006年，英国教育和技能部发表了题为《继续教育:提高技能，改善生活机遇》白皮书，根据继续教育白皮书的建议，英国议会于2007年3月颁布了《继续教育和培训法》。该法案从英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以提高继续教育的质量为重点，提出了继续教育的改革目标和内容，由此确立了英国继续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法律基础。

四、中国教育立法的借鉴与启示

教育法是人的主观愿望的产物。要使这些主观愿望与教育管理的客观规律相符合，就必须完善教育立法机制，清理、修改现行教育法律;立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规范社会秩序，保障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在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教育立法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教育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实践看，中国的教育立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启示:

首先，要以《立法法》《行政许可法》为依据，清理现行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其次，要借鉴国际教育立法经验，对我国各个层次的教育立法进行梳理与完善，以基础义务教育为根基，以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为辅助，以民办教育为补充，形成完备的教育体系。第三，要提倡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使之成为我国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我国的民办教育有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最后，要重视立法的与时俱进性质。随着教育的发展和社会对教育需求的不断变化，应完善与充实相关法律条款，使得教育立法与实践和社会实际要求相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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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栗燕，孟繁超，刘耀彬.中外民办教育法比较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05(3):137-140.

[3]黄日强.英国成人教育的立法.成人教育，2007(5):91-92

[4]谭细龙.实现教育法制必须先“治法”.中国教育学刊，2005(10):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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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艳珍.德国职业教育的立法特点及其启示.成人教育，2009(4):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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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3-0097-02

法治原则触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是近现代社会法律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1999年以“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为标志，以及后来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法院对两案采取了积极、开放的态度，受理并认定这一教育纠纷的行政法性质，使司法的阳光照进了大学的殿堂，引起了教育界、法学界的普遍关注，为后来的很多类似案件提供了宝贵的可借鉴经验，也为学生依法保护自己的受教育权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同时，将行政法治引入高校学生管理，也让高校以法治的要求评价和改进现行的管理制度。

一、高校在行政诉讼的地位评析

高校作为事业单位，代表国家行使教育权的行为引发的争议应当属于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两类。高等学校属于事业法人，一般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但如果法律法规授予其一定的行政权，其就有可能成为行政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有“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的权利；第21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22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授予单位依法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8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可见，依据《教育法》、《学位条例》的授权，高等学校在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和处分时，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可以作为行政主体，其相对人（在高校接受教育的学生）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以及第25条“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由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对高校提起行政诉讼，高校也必然成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

二、行政法原则在高校学生管理中的适用

1.正当程序原则

正当程序原则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政行为，必须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其应当包括事前通知，事中说明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事后送达、告知相对人救济途径等。在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中贯彻正当程序原则，才可以更大限度地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推动高校的人性化管理。

在“田永案”中，对田永“按退学处理”，涉及被处理者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作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该处理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或者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只有严格遵照正当程序作出的行政行为才能保证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而该高校对于这次处分行为既没有向相对人田永送达，更没有听取被处分人的陈述和申辩，处分程序上存在明显瑕疵，这也是本案高校败诉的主要原因之一。

2.依授权而行政的原则

在民法领域，只要是法律没有禁止的，人们就可以去自由地实施任何民事行为，即：“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在行政法领域，贯彻的是“法无授权不可为”，高校在学生管理中应当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8条的规定，高校处分权属于法律法规授予高校管理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处分权的行使是代表国家履行教育管理的职能，以维护良好的教育教学秩序，实现国家的教育目标。

有些高校制定的内部规范文件在涉及学校成员的某些权利义务时，对权利作限制性规定，对义务作增加性规定，与法律、法规、规章抵触的现象较为严重。在“刘燕文案”的审理中，北京大学为提高学校博士培养水准，规定博士生只有在通过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批准，授予其博士学位后才能获得博士毕业证书。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确立了学位、学历分离制度，要求博士生只要成绩合格、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即可获得毕业证书。高校制定的内部规范与其上位规范发生了冲突。高校却能够依据内部规定，对学生实施纪律处分，并且无须与学生协商，即能够直接引起学生权利义务的产生、变更或消灭。并且，高校的处分决定一经作出，在没有被有权机关宣布为违法无效之前，对高校本身和学生以及其他机关都具有拘束力，学生必须服从，这势必直接影响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因此，在高校被授权的学生管理范围内，贯彻依法行政更彰显出其重要性。

3.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果行政目标的实现可能对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不利影响，则这种不利影响应被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二者有适当的比例。它要求高校在规定学生的纪律处分时，应兼顾教育目标的实现与学生受教育权的保护。为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必须对学生的违纪行为进行处分时，应注意把对学生权益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2条规定了高校享有对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学生处分权，该规定第54条对作为五种处分种类之一的“开除学籍”规定了七种适用情形，对第53条规定的其他四种处分种类：“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的适用情形却未做出规定。并且，第54条关于“开除学籍”处分的几种适用情形的规定也都是原则性的，其处理程度需要高校自行把握。因此，各高校在制定规章制度时应注意设定的处分与学生的违纪行为的性质、情节、认错态度等相适应，做到过罚相当。

在“田永案”中，田永在参加课程补考过程中，中途去厕所，掉出随身携带写有公式的纸条，被监考老师发现，停止了田永的考试。北京科技大学根据该校“068”号《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第3条第5项的规定，认定田永的行为属于“夹带”的性质，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按照该通知对田永的处理明显过重，违反了“比例原则”，最终被司法机关认定无效，而撤销了该处理决定。

三、正确处理司法审查与高校自主办学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11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对于法律法规、授权以外的其他教育管理行为，高校并不必然成为行政主体，其在自治范围内实施的教育管理行为也不是行政行为。

1.行政诉讼中的合法性审查

合法性审查，是我国行政诉讼贯彻的一项重要原则（只有在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情形下可进行合理性审查）。在高校行政诉讼中，对于受教育者是否达到毕业水平、是否授予相关学位的问题，涉及对学生学术水平的判定，也关系到高校的自主管理，法院不会对该类问题直接作出代替性裁判。法院审查的是高校颁发证书及不颁发证书的行为是否合法：是否经过了法定程序以及实际所采取的程序是否合法。“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包括对颁发毕业证书还是颁发结业证书，是《教育法》规定学校可按照其章程自主管理和依法行使的自由裁量权，不属于法院裁判的主要内容。

在“刘燕文案”的判决书中，因程序瑕疵，判令“撤销被告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不授予原告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责令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于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对是否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议审查后重新作出决定。”至于该学生符不符合学位授予的条件属于学术评价，这是高校的自治权，属于学术自由的范畴，法院只能对其进行程序合法性审查，至于学生的学术水平是否达到授予其学位的标准，司法的评价不能代替学术的评价，司法审查不应介入。

另一方面，高校制定的章程本身有违法嫌疑、违反以授权行政原则时，也应该接受合法性审查。“田永案”中北京科技大学下发的“068”号《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对于考试作弊学生的处理，重于当时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处罚，而被法院判令无效。

2.处分权的外部监督

对《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高校对学生的处分权，应进行外部司法监督，但并不是将所有的处分行为都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将对学生影响重大的、足可以改变学生身份的“开除学籍”、“退学”等处分提起行政诉讼，对于其他处分类别，例如“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等不需要进行外部司法审查。“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等可视作高校内部纪律处分，它并未实质改变学生的身份，对学生的受教育权未构成重大影响。学生可通过申请校内救济，或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诉，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对高校后勤社会化、扩招及学费等问题的研究颇多，对高校的法律定位、法律责任的承担少有论及。这也是对高校提起行政诉讼案频发的原因，不仅损害了各方的利益和权益，也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持续稳定的发展。加强高校法律地位和职能研究，准确地把握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等问题，真正实现依法治校、自主管理，保障高校持续、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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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的行政主体资格问题 

 

无论是民办大学还是公办大学,都不是行政机关,但是其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事业单位具有某些行政职能,比如学位授予,当其作出对当事人(学生)授予与否的决定时,该行为是不可否认的行政行为,这就导致了其具有不可否认的行政主体地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学校不是行政主体和学位授予的最高机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仅是议事协调机构而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观念的影响,学生状告学校屡屡被法院以诉讼当事人不适格为由不予受理,学生的合法权益一直没有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作为国家法律法规明确授权的事业性组织[1],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无论是程序不合法还是行政行为不成立的情况下,作为行政相对人并且通常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大学生也只能徒叹奈何,可见大学教育的行政法是如何被践踏和无视的。 

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不是学校的任何处分处罚学生的行为都是行政行为,事实上,大多数时候学校做出的行为都不是行政行为,只有在实施少数法律法规授权的行为时,才能认定为行政行为,也就是说学生与学校之间的矛盾冲突大多数情况下是要靠《民法》的特殊侵权和《教育法》的相关规定来解决。我们在研究学校行政行为时绝不能一叶障目,无视其他法律。 

 

二、学校依法行政的正当性 

 

依法行政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并不是绝对分开的,两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现实情况的紧张性决定了依法行政的必要性,依法行政的正当性也是公众对学校依法行政的必要性的社会期待和法律期待。“正当性观念不仅经历了从古代自然法到近性法、道德法的转变,而且法律实证主义的合法性、有效性观念也是正当性观念发展的结果。”[2] 

 

(1)学校依法行政具有社会期待的正当性。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评价和期待形成了自然法学派的研究对象,只有最终的评判结果与公众根据道德伦理的评价相一致的法律,才有可能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自觉遵守。大学教育作为我国的最高教育形式,肩负着培养高层次、高素质人才的重任,学校的依法行政起着身先示范的作用,无论是校内师生还是社会各界,都对学校依法行政不仅有着法律层面的期待,更有着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等道德要求的期待。 

 

(2)学校依法行政具有法律期待的正当性。我国的《教育法》以及教育部的相关部门规章赋予了学校行政性的职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但是法律法规赋予各高校具体操作的权力,并不表明高校可以为所欲为,而应该符合我国《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即具有法律的正当性。如果这些具体操作即各个高校的《学生手册》或者《纪律处分条例》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就不具有法律的正当性。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法律效力并不代表所有的处分都不合法或者无效,因为正如本文在第一部分所阐述的那样,绝大多数的处分(除非相关法规有规定)虽然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效力,但是完全有可能具有社会效力或者道德价值评判的效力,比如学生档案中可能有这个学生的违纪处分记录,那他的校内奖学金等各种奖励评定也会受到影响。 

但是涉及资格授予问题,如大学本科生的学士学位,如果符合法规规定的授予条件而不授予则是违法的,即使这种不授予符合本校授予条件细则的规定。但是从现阶段来看,我国各高校的规定真正符合现行法规的几乎不存在,主要问题是将学位授予与纪律处分挂钩,或者与考试作弊挂钩,更有甚者与学生谈恋爱、违章用电挂钩。这些细则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既违反了社会期待的正当性,也违反了法律期待的正当性。 

 

三、学校依法行政的必要性 

 

依法行政通常是政府行政部门作为执法者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学校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如果未经法律法规的授权是不具有行政职能的。教育部的部门规章《学位条例》恰恰赋予了大学相关行政职能——授予行政相对人学习科研的资格。 

 

(1)学位证书授予必须符合行政法相关规定是由其性质和社会作用决定的。学位证书到底有什么用?我想这个问题不用问学生,就是很多老师也回答不上来。我国的大学教育实施的是学历和学位的双轨制度,学位的授予相比学历证书(毕业证书)的授予更加严格,学位并不是我国的原创,而是为与外国高等教育相互接轨和交流所设置的一个证书,其性质是为了证明被授予者在某一方面或者某一专业具有了某种程度的水平和研究能力,能够得到本国的认可,同时也能得到绝大多数留学目的国的承认。除了留学的作用外,现在很多招生(如在职研究生)也把有学位作为资格条件之一,甚至某些用人单位在招收员工时也看应聘者是否具有学位[3],这严重混淆了学历证书与学位证书的区别。这种制度是否可取姑且不论,我们可以看出学位证书在现今的生活学习中起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作为关系到行政相对人如此重要的资格授予的行政许可,其授予规定和程序必须符合《行政法》的规定。 

 

(2)学位授予必须符合行政法律相关规定的必要性还由绝大多数学校实施细则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决定,即现实的必要性。我国《教育法》和《学位条例》的相关规定非常不具体和模糊,根据《学位条例》第二、四、五、六条[4]的规定,通常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①成绩优良;②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③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这三点的规定是非常宽泛的,需要各个高校或者科研单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制定实施细则,但是一般情况下,各个高校规定的学位授予条件通常包含以下条件:大学本科毕业、修到必要的学分、思想政治条件合格、大学英语四级通过(非艺术生和特长生)、绩点达标、未受到过留校查看以上纪律处分、没有考试作弊等[5]。根据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原理,作为下位法的学校实施细则是不能与作为上位法的《学位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相冲突的,制定的实施细则只能在上位法规定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而不能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幅度范围或者添加其他条件。仔细研究这两部部门规章我们可以发现,考试作弊和受到学校处分而不予授予学位在这两部规章中都找不到相关依据。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学校制定的这些实施细则扩大了行政权力,通过自己制定的规定,限制了相对人的权利,这是明显不合法的,这也是现阶段学位诉讼中学校屡屡败诉的原因之所在。 

(3)学校必须依法行政的必要性还由现实中学生与学校之间的矛盾冲突决定。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之中,状告学校不仅在法律上得不到支持,在道德上也承受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因此1999年之前的此类诉状中,法院多以被告不适格为由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其中最早的当属1999年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诉母校学位诉讼案[6]。这个案件的典型性不在于其胜诉与否,而在于其开创性和全面性。就本案的开创性来说,其具有三个第一次:这是第一次媒体报道的学生因学位授予而状告学校并最终获得法院支持的行政诉讼案件;是第一次有关学位诉讼的行政诉讼案件,开创了学位诉讼的先河;第一次在法律上承认了高校在学位授予上所具有的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管理职能。其全面性体现在本案的诉讼请求包含了毕业证、学位证、毕业派遣手续——报到证。其诉讼理由涉及考试作弊、学籍管理和学校处分,当然中心议题在于是否具有学籍,但是起因却是考试作弊。可以说本案对这些理由的行政性问题都作了一定的梳理,学校的那些管理作为学校行政职能的认定都具有开创性,虽然之前理论界对其学校行政管理职能的研究和争议早已沸沸扬扬,但是作为法律实务操作还是第一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案例公开报道之后,为由于各种原因被学校剥夺学位授予资格的学生点亮了一盏明灯,全国各地的学位授予案件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如:“1999年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学位诉讼案、2000年王纯明诉南方冶金学院学位诉讼案、2001年广州暨南大学学生武某诉母校学位诉讼案……” 

第二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案例是1999年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学位诉讼案件[7]。这个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分别是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和我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这个案件的代表意义,是其他学位诉讼案件很难超越的。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北大作为我们国家最优秀的最高学府,学校的规章细则,却与法律法规的规定不相符,我想这不仅是北大的悲哀,还是整个高等教育制度的悲哀。北大法学院在全国法律理论学术研究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但是其自己的学生管理条例和学位授予细则却不合法,这让人感到莫大的悲哀。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在高等教育制度、学校的规章制度、实施细则的制定者通常是学校的领导层。这些人的学术水平我不敢质疑,但是法律水平我不敢恭维。他们虽然也在学习法律,甚至有些人也在教授法律的公开课,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搞不清楚《行政法》中的上位法与下位法、法律法规授权和行政机关委托之间的区别。经历了这两个典型案件之后,学生因学位授予状告学校才被人们认为合情合理,也不再是人们议论的焦点。到目前,全国学位授予的诉讼案件不下百起,其增长速度是非常迅速的,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学位授予主体——学校的足够重视,各个高校对自身细则的修改还远远不够,这种现实的激烈矛盾冲突决定了学校依法行政的必要性。 

 

(4)学校依法行政的必要性还在于社会发展和道德观念对学校的期待。高校作为高素质人才培养的摇篮,对整个社会发展、国家富强、民族兴盛具有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动机,是优秀民族文化传统道德的继承者,其在依法行政方面更应该起到表率的作用,在资格授予上做到依法行政,严格遵守程序法和实体法的规定,大力推动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文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 

 

四、学校学位证书授予问题的思考 

 

我们也应该看到,部分高校在此类诉讼中采取的宽容态度值得肯定。但究其本质,学校并不是行政机关,其主要精力当然不能放在应诉上。以行政诉讼来解决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并不符合行政诉讼的目的,也不能达到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目的。学位只是对学生学术水平的评价,学位证书是学生达到某种学术水平的证明。如何达到学术与学位以及对违纪学生处分之间的最佳平衡,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毋庸质疑的是,学校应该对过去的处分条例实施细则进行必要的修订,以符合现阶段法制社会的要求。同时我个人认为,学校在制定学位授予实施细则时,应该征求广大师生的意见,并应该经过法学院教授们必要的合法性审查才能公布和施行,以免除学生与学校双方对簿公堂的尴尬与无奈。总之,依法行政不仅是国家行政机关的事情,学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也必须依法行政。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八条)[z]. 

[2] 刘杨著.法律正当性观念的转变——以近代西方两大法学派为中心的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 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职位报名条件[z]. 

[4]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四、第五、第六条)[z]. 

篇11

近年来，我国的残疾儿童教育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支持，制定颁布了一些残疾儿童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特殊教育事业由此获得了较快发展，然而，从整体上看，我国的残疾儿童教育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亟待得到重视和解决，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残疾儿童教育起点低、发展落后。残疾儿童的教育问题是我目前面临的较为严峻的社会问题，接受教育是残疾儿童应享有的基本人权，然而，在实际的教育环境下，残疾儿童的教育却仍然受到不公平待遇，无法享受同正常人同样的教育。

一、残疾儿童教育面临的问题

1.缺乏政府机构和社会力量的有效支持

残疾儿童早期教育的有效开展需要法律制度为后盾，然而，从目前来看，我国在这一方面仍未创建完善的法规制度体系，而且执行力度不强，而且所制定的相关教育制度缺乏说服力，也没有强有力的行政机构监督、执行，使得一些偏远山区的残疾儿童根本享受不到早期教育，形式上的特殊教育部门建立起来，却常常因为无法可依，而损害了残疾儿童的利益。同时，残疾儿童的社会接纳能力也明显不足，当前的残疾儿童教育机构主要有公立和民办之分，然而无论是何种性质的教育在残疾儿童准入方面都做出了严格规定，仅仅一少部分具有些许能力的残疾儿童享受着特殊教育，残疾儿童之间未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权利。

2.专业化水平不高

现阶段的残疾儿童教育依然处在尝试和实验时期，很多残疾儿童教育机构内部工作人员无论在教育力量、课程设计、心理疏导能力、授课方式等方面仍然无法达到专业的残疾儿童教育水平，甚至没有能力包容残疾儿童的一些弱点和缺陷，出现缺乏耐心甚至反感的情绪，仅有一小部分教育工作者接受过专业的特殊教育培训，掌握了相对合格的特殊教育教学技能，然而由于其发展空间有限，也打消了这部分教师的从教热情。同时，残疾儿童的专业教育研究也有待发展，目前，尚未形成一套健全的特殊教育教学体系，相关方面的专业人才匮乏，缺少完善的教育教材资料和教学大纲。

3.残疾儿童教育工作者间缺少积极配合

很多地区对于残疾儿童教育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传统阶段，认为残疾儿童教育就是教育教学，实质上残疾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教育涉及到更为广泛的内容，特别是早期教育应该覆盖学前教育、专家指导、心理医生引导等多方面的教育和培养，而且一个科学、健康的残疾儿童教育也需要这些专业人员的积极配合，残疾儿童教育能否有效贯彻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各方面的有效合作，当实现跨领域的合作，才能使残疾儿童教育事业迈向新的发展。

二、残疾儿童教育问题的解决途径

1.加大立法力度，确保残疾儿童教育

首先要加快立法步伐，颁布制定完善的特殊教育法律法规，形成健全的特殊教育法规体系，因为只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做后盾，才能确保特殊教育的开展有法可依，从而促进特殊教育的全面开展。同时要细化各项法律制度，明确权责范围，以及相关的责任人，健全各个法律执行机构的建设，确保各项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

2.创建科学、专业的残疾儿童教育系统

残疾儿童教育要从婴幼儿时期抓起，而且需要一批专业化的特殊教育人才给予专业化服务，从残疾幼儿的保育到学前教育再到义务教育都需要特殊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化培养，同时也要针对不同残疾儿童的个性特征以及伤残状况给予特别的照顾和引导，由此来达到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残疾儿童教育的目标，要积极调动家庭与社区的力量，使他们能够主动参与并配合残疾儿童专业化教育，以此来带动残疾儿童教育的发展。

3.打造更加健全、专业化的特殊教育师资队伍

残疾儿童教育需要完善的教育装备系统的支持，更需要专业的师资队伍的服务。因此，培养一大批合格的残疾儿童教育师资队伍是普及特殊教育，提升特殊教育水平的基础。

第一，在高校教育专业体系中增设特殊教育专业，设置针对残疾儿童教育的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培养一大批优秀的特殊教育专业人才；

第二，开展各种各样的实践课堂，组织这些专业人员深入实际，通过实践培训获得更多的特殊教育教学经验。

第三，实行师生专属制度，特殊教育专业师资力量初步形成以后，可以通过定向分配、灵活适度调节的方式来为特定区域的特定残疾儿童群体配置教师，形成残疾而且与特教教师相互适应的特教体系，达到双方长久、持续的合作。

同时，也要试着将残疾儿童教育同普通儿童教育联系起来，让残疾儿童融入普通儿童的生活群体，拉近二者之间的距离，这样不仅能够传递爱心，同时也能够促进残疾儿童的健康成长。

总结：

残疾儿童教育问题是一个严峻问题，是一个获得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国家和社会应该广泛重视残疾儿童的教育问题，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为残疾儿童创造更为优越、健全的特殊教育系统，支持残疾儿童健康、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国1987年残疾人抽样调查资料提要.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郭小牧，袁进兴.多重残疾儿童教育研究与实践.上海：上海市盲童学校出版

篇12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和教育改革的深人，大学生维权意识日益增强，层出不穷的大学生状告学校事件引起了人们对高校管理绝对权威的质疑，高校也开始审视自己内部规定的合法性、惩戒程序的正当性等间题，依法治校已成为高校管理转型中一种自觉的选择。至此，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应当用法治的理念和法律思维的理性，依照法律法规的要求，通过建立和完善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确立权利本位的意识，提升学生的权利主体地位，营造将学生法定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的氛围。同时又要引导、教育、监督学生依法履行自身的法定义务。这些是高校维持正常教学秩序的需要，更是高校工作法治化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

一、设定大学生权利义务应当均衡和审慎

高校作为非政府的公共教育机构，其内部管理涉及的基本主体包括学校、学生，高校与学生之间具有双重法律关系。首先，从教育与管理的角度看，二者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其次，学生被某一高校录取，双方又成为平等的民事关系。无论是什么法律关系，都要遵循“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这一法律准则。权利人享受权利依赖于义务人承担义务，大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特定时期，他既是一个“社会人”，又是一个“学校人”，换言之，他们是国家公民，又正在学校接受教育。因此，大学生既享有宪法和其他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又享有《高等教育法》等作为受教育者应享有的特殊的法定权利。对权利的确认和保护，是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根本宗旨。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对于学校和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都分别作出了规定，刚出台的新《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增加了“学生权利与义务”一章，更加明确了学生的具体权益，为高校和大学生享有其法定权利、履行法定义务提供了依据。《规定》指出，学生在校期间依法享有下列权利: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使用学校提供的教育教学资源;参加社会服务、勤工助学，在校内组织、参加学生团体及文娱体育等活动;申请奖学金、助学金与助学贷款;在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等方面获得公正评价，完成学校规定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对学校给予处分或者处理有异议，向学校或者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授予特定职责和管理自主权的高等院校，承担着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重任，为实现教育培养目标，必然制定相应的规则和条例，以确保为社会输送合格人才。大学生在校期间是学校受教育的对象，必须要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遵守宪法、法律、法规;遵守学校管理制度;努力学习，完成规定学业;按规定缴纳学费及有关费用，履行获得贷学金及助学金的相应义务;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尊敬师长，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新的学生管理规定取消了一些涉及学生婚恋的强制性规定，最显著的是撤销了原规定中“在校学习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理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的条文，对学生能否结婚不再作特殊规定，体现了不提倡也不禁止的态度。因为结婚是《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的成年人的一种基本权利和自由，教育部门或者学校不能过多干预、限制、制止学生结婚。但是从大学生本身来讲，他们在大学期间还没有一个婚姻的基础，也没有经济的基础，不提倡结婚是教育者对学生的一种劝导，提醒大学生要以学习为重，不提倡滥用这种权利。如果女生怀孕的话，没有像过去说的怀孕必须退学，但是规定身体不适合在校学习的可休学。学校是学习的场所，学生要进行集中管理，学校的教育资源理应优先保障教育目的所需。所以，大学生完成婚姻以及实现家庭的一些设施(如夫妻房)纯粹是民事范围的权利，只能在自己民事权利范围之内实现，学校作为一个公共的教育机构，目前还不具有为学生提供结婚或者组织家庭的设施的条件，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学校也没有义务提供。

新《规定》最大的特点是既保障学校自主处分权的行使，又最大限度地保障学生依法申诉的权利。实际上是把学校与学生的关系调整为特定的法律关系，双方均承担各自的权利，履行各自的义务。学校“处分自主权”与学生“申诉豁免权”并举，从内部机制上体现并健全了学校管理应“以学生为本”的核合思想，可以减少很多因为制度缺失造成的无谓诉讼，对于营造高校和谐的校园环境是非常有益的。不少大学正在探索和尝试契约化的管理方式:新生人学后，学校可让学生及家长了解学校的管理规定和“学校、学生、家长三方管理协议”的内容后，在学生及家长自愿的前提下，签定三方当事人的协议，明确三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毁约后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以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

二、切实保障大学生正当权利的依法维护

大学生维权意识的增强，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原有的管理思想、管理模式、管理方法已不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在依法治校的要求下，无论怎样强调高校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总处于弱势，学校管理者容易以管理主体自居，在管理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学生客体化，漠视学生权利。在“从严治校”理念的引导下，高校管理者制定的校规与相关法律法规相比，对学生的要求往往标准更高、管理更严、处分更重;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过多，很少甚至没有对学生的授权性规范，从而与法律法规抵触。目前，高等院校在管理权上的随意与国家教育法律法规的冲撞，以及对学生权利的忽视和侵犯，是学生维权主要的困境所在。例如，“禁止在校学生校内牵手、拥抱、接吻等行为，否则将以扣分形式对违例学生进行处罚，凡扣满30分者将被勒令退学。”又如，“凡是考试作弊者，一律按开除处理”，一律这种规定明显重于法律法规的规定。学校管理权的随意与国家教育法律法规的冲撞以及对学生权利的忽视和侵犯，是导致学校管理和学生维权冲突的主要诱因。同样，大学生能不能结婚是《婚姻法》的问题，不是学校的问题。高校应当推进主体性教育，鼓励学生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不做出有损大学生形象、有损社会公德的事情。再如，一些高校禁止大学生在宿舍烧电炉、点蜡烛，禁止他们集体旅游，不许谈恋爱，让大学生使用过期甚至是盗版教材等等。之所以出现这些高校侵犯学生名誉权、财产权、公正评价权、救济权等方面权利的现象，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教育管理者法律意识淡薄，误以为依法治校就是学校用法规治学生，习惯于简单粗暴的“管、卡、压”。

二是学校管理程序的缺陷。如学校在行使处分权过程中，特别是在做出涉及学生身份变更的处理决定(勒令退学、开除学籍)时，程序不规范，导致学生应该享有的程序性权禾虫如被告知权、申诉权受到忽视甚至侵犯，学生没有辩护的机会。

三是下位法与上位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学校内的自治性规范性文件中的有关规定与法律法规或规章相抵触。虽然新《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体现了依法扩大高校自主权，并取消了国家对具体校务管理要求的部分规定，但对学生具体权利的保护却更加科学化和人性化。如规定学校调整专业须“经学生同意”;开除学籍“不发学历证明”改为“发给学习证明”等。因此各高校制定学生管理规章制度，应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以实现培养人才的教育目的为中心进行规范，尊重学生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其中包括批评学校的权利;当学校依法做出一些对学生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的重大决定时，必须给予学生陈述和申辩的机会以及听证和申诉的权利。

学校为维护教学秩序和教育环境，有权对违反校规的受教育者予以处分。但在实施处分失实或失当的情况下，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就会受到侵害。学校自主管理权的行使必须遵循法治原则，而法治的理念要求教育法规和学校规定必须本身是“良法”。高校在制定一系列的规章时，尽可能地征求学生的意见，必要时也可组织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表决。高校不能仅凭自己制定的内部违纪处理条例就剥夺学生的法定权利。分析近几年来学生投诉高校侵权的案例，究其原因不是学校的规定与国家的法规相抵触，就是学校在作出不利于学生权利的处理决定时，程序不规范。田永诉北科大一案胜诉的原因之一即在于北京科技大学的《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规定超过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所规定的情形。作弊本应严惩，但学校滥用自由裁量权，最终就会侵害学生的权利又如，福州大学学生穆某在考试中找人替考被学校勒令退学，她将母校告上法庭，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撤销福州大学对穆某所作的处分”的终审判决。学校的内部规定有它的合理性，但是权力要有边界，必须保证高校校规的合法性、科学性，不能在法律规定之外任意扩大，自我授权。

三、正确引导大学生法定义务的认真履行

高校在传授知识和教育学生自觉遵守公民道德规范的同时，又负有保证学生人身安全的责任。学校的管理不是仅仅面对某一个学生，而是为了向整个学生群体履行教育服务合同所必需。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和“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与处分”的权利。这是我国法律对高校自主管理权的确认和维护，也是对高校作为一种公法人内部“特别权力关系”的确认和肯定。高校要根据法律授权制定自己的校规，并行使对学生的管理，如果学校不严格规定学生纪律，放任自流，学校管理就会出现混乱，从而不能真正地服务学生。从义务本位转变到权利本位上来的理念，并不意味着对学生的过分纵容和无限地放大学生的权利。高校制定符合广大学生意愿的规章制度，本身就是对受教育者合法权益的维护。法律也规定大学生应遵守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认可和服从学校管束的义务，否则高校有权依据自定规则，限制或剥夺学生的权利，甚至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法律地位。即使有时学校面临被诉，法院也并没有否认其管理权，而是督促其按法律程序处理问题，审查其管理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大学生应具有正确的权利义务观，正确行使权利，依法履行义务。从权利义务关系看，学生有学习的权利，有在校园生活的权利，但不意味着就没有义务，也不意味着义务仅仅是学业好，更不意味着随心所欲就是权利。然而，大学校园中大学生权利义务缺失的违法违纪现象时有发生。如损坏公物、考试作弊、借贷不还、假装贫困、求职材料造假等。大学校园并非不守法纪的特殊公民的自由舞台。功课好、成绩优秀并不能成为种种失范行为的借口，因为学生在校期间必须遵守学校的纪律，这是不容置疑的义务。西南政法大学去年就有几名硕士研究生冒险为本科生代考英语四级考试被监考老师当场抓住，对此，在学校听取了学生的申诉后，又公开进行了听证，最后学生还是服从了学校的规定:本科生和研究生均被“双开”。现在，新《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也针对当前一些突出问题，增加了相关条款，如“对考试作弊或剿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可予以开除学籍”，并细化了作弊开除学籍的种类等。所以，为检查和考核学生的义务观念及履行效果，加大对违反学校教育规则的学生的惩戒力度，使自律和它律相结合。虽然只要不含法律所禁止的条款，并兼顾教育目标的实现和维护学生正当权益的理念，学生就有遵守的义务，学校的管理制度也就具有了公信力和合法的效力。但对学生还是“以德为先”，重在教育。在系统全面地清理、修订、完善学校与新管理规定相背离的旧的学生管理制度中，针对学生中的不良行为，应通过疏导、教育方针解决，特别是道德规范的问题，主要采取奖励或引导性的方式。

四、大学生权利保障的制度创新

随着依法治校的逐步推进，为了协调学生维权与学校管理的冲突，进一步明确大学生的法律权利与义务，教育部结合新时期国家教育方针和高等教育目标，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遵循“育人为本，依法建章，规范管理，加强监督”的原则，对1990年颁布实施的《全国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进行了全面修订。新《规定》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集体智慧结晶，是对旧《规定》的合理继承和大力创新。它创设了以下一系列依法治校、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新制度安排。

一是明确学生权利与义务。新《规定》增加了学生的权利和义务专章，为学校和学生正确行使权利、依法履行义务明确了行为准则。

二是处理(分)学生的标准更清晰。取消了法律依据不明确或者行为特征不确定的处分规定，代之以“于法有据、清楚明白、易于判断”的法律标准、纪律标准、学业标准、疾病标准。例如，取消了作为开除学籍理由的“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规定，增加了“触犯国家法律，构成刑事犯罪的”、“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受到处罚，性质恶劣的”开除学籍等规定。极大地减少了学校处分行为的随意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

三是处理违纪学生的程序更规范。要求在涉及学生权益时，学校必须按照正当程序原则，遵守权限、条件、时限以及告知、送达等程序义务。规定“学校对学生的处分，要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足、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恰当”，“学校对学生作出开除学籍处分决定，须由校长会议研究决定”，“学校对学生作出处分，应当出具处分决定书，送交本人。对学生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书报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