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院长会交流发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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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同时，我也要感谢张老师和杨老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和大家探讨一下关于孩子成长的话题。我知道在座有很多优秀的家长，我非常愿意把我的一些想法来和大家作一个交流，我想，作为家长，我们有着共同的天性，就是爱我们的孩子，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各位家长，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很满意自己的孩子?对好孩子的定义是什么?对于中班的宝宝们，会背几十首唐诗，会数到一百，会谈钢琴，会画画的孩子就一定是好孩子吗?有位名家说过：“所有的学校教给我知识最多的莫过于幼儿园，是那里的老师教给我如何做人。”

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第一个观念：教孩子一些知识很重要，但是教孩子正确的做人更重要!

也许很多家长会说，现在孩子还太小了，但是我们中国有句古训叫：童蒙养正，也就是说儿童的启蒙教育，应该是做人的教育、生活的教育。前几天，我和高临去一个亲戚家喝喜酒，最后上水果的时候，我们邻桌的几个孩子把还没端上桌的西瓜一抢而空，他们的家长却熟视无睹，还有一个孩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和妈妈生气了，劈劈啪啪地在他妈妈身上乱打一气，他的妈妈居然一点都不生气，还一把把他抱在怀里，旁边所有的大人都熟视无睹，仿佛这一切都很正常。我们对这种事似乎感觉都很熟悉都很正常。我对此感觉很难过，，我当时就在想，我们的德育教育真的断层已久，我们大人对于孩子的期望只有：好成绩!好大学!好工作!我们忽略了对孩子的根本教育，试想，一个自私自利的孩子，即使他成绩优异，将来他又能对我们的社会作出多少的贡献呢?你看，历史上的奸臣都是饱读诗书的人，很少有一个农民会去祸国殃民，当然，我这样讲有点严重了，但是我真的感觉这是一种本末倒置!我们应该教会孩子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绝不是仅仅让孩子成为拥有一个好成绩。

家长朋们，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教会孩子正确的道德观念，让孩子从小懂得明辨是非，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比传授孩子一些知识和技要重要得多!关于孩子的德育教育，我们可以从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来教育，例如吃水果孔融让梨，跟父母一起分享;吃饭之前让孩子摆好碗筷，然后跟父母一起吃;帮父母干自己力所能及的活：扫扫地，倒垃圾等;碰到老师叫声老师好，离校跟老师再声见;碰到需要帮忙的帮一把……当然这一切无非让孩子懂得感恩懂得回报，让孩子生活健康快乐!我还有非常多的想法和心得，希望下个学期能有机会和感兴趣的家长朋友深入细致地探讨这个话题!

篇2

10月17日下午，由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指导，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上海市法学会主办、同济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协办的第四届东方法治论坛――“聚焦‘一带一路’建设 服务保障自贸区发展 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讨会”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召开，本次会议是全国法院在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领域的首次研讨会和交流会。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审判长夏君丽、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吕国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茆荣华、上海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施基雄、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黎淑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斌、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单晓光出席会议，会议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朱丹主持。

最高院夏君丽审判长表示，本次会议具有很强的开拓意义和示范效应，希望各级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调研联系点的平台上，进一步推进自贸区知识产权审判的交流与协作。上海市知产局吕国强局长、上海市高院茆荣华副院长、上海市法学会施基雄副会长、同济大学法学院单晓光院长等充分肯定了浦东新区法院自贸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并认为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将进一步推动各自贸区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深入交流，有助于探索总结新类型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规则，为自贸试验区建设提供更有力的服务和保障。本次“东方法治论坛”的举办，将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理论研究工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张斌院长介绍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自贸区知识产权审判的案件情况和主要做法，并表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做好最高法院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调研联系点工作，在深入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不断提升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

本次会议围绕自贸区货物出口贸易、平行进口和过境转运贸易、电商平台经营中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等热点问题展开研讨，会议发言踊跃、气氛热烈。来自最高法院、全国十一家自贸区所在地高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福州中院、上海三中院，黄浦、杨浦、徐汇、闵行、普陀区法院、上海海关法规处、同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品保委和有关企业的代表近60人参加会议。

篇3

乔健当选西宁市中院院长后，旋即深入各基层法院调研，结合中央和最高法院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相关规定，认真摸排和梳理全市法院干部队伍现状。

2013年1月5日，西宁市中院率先在全省组织召开了全市法院“治庸治懒治散”专项教育活动视频会议，乔健以《反对“慵懒散”，倡导“学思行”，实现“能勤正”》为题作讲话，要求全市法院着力推进治庸提能、治懒增效、治散正气工作。这意味着以“强化作风纪律、整顿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为主题，以问案、问事、问效、问责为手段，着力解决责任不到位、工作不主动、协调不顺畅、办案不公正以及干警“不在岗、不在行、不在状态”与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的“治庸治懒治散”专项教育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西宁市中院对这一专项教育活动进行了周密部署，归纳整理“慵懒散”问题21个，制定了《“治庸治懒治散”问责暂行办法》，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司法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实施意见》，制定12项措施，建立和完善了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

在活动内容上，西宁市中院一是以“治庸提能”为重点，强化责任意识，制定了全市两级法院《2013年共性目标考核办法》，出台了《审判质量效率评估体系若干规定》《法官审判（执行）绩效量化考评补充规定》等多项制度，全面实行工作目标管理，落实检查考评机制；二是以“治懒增效”为重点，树立人民法院“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形象，修订了《加强干警考勤管理规定》，形成雷厉风行、说办就办，不误时、不误事的良好干事氛围；三是以“治散正气”为重点，强化纪律意识，制定了《作风纪律院长巡查制度》，成立督查组，不定时对立案窗口、庭审情况、干警工作状况进行检查。

全市两级法院把学习教育作为扎实推进活动的基础工作来抓，从“四查四看”入手，深刻自我剖析，即查工作职责看履行能力，查工作质量看高标准坚持，查工作心态看服务态度，查工作纪律看规章制度遵守，并认真撰写心得体会，增强活动实效。

西宁中院整治“庸懒散”专项活动行动早、出实招，见实效，出台的措施抓住问题症结，有效解决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一些顽疾，使全市法院队伍工作纪律明显增强、工作态度明显转变、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工作质量明显提升，得到了市委、市纪委的高度肯定。在全市整治“庸懒散奢”专项活动推进会上，西宁中院还作了经验交流发言。

“躬下身子、立起公信”

为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实现公平正义的期待，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切实维护人民权益、实现人民群众关切和期待作为价值追求和工作目标，乔健以巩固“治庸治懒治散”专项教育活动成果为契机，于今年3月发起了“躬下身子、立起公信”司法实践活动，并创新了司法为民十项举措，使全市两级法院逐步构建起全方位覆盖、全流程配套、多点位协同、信息化支撑的司法便民利民体系。

3月14日，市中院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全市法院“躬下身子、立起公信”司法实践活动动员大会，乔健作了动员讲话。随即，市中院制定下发了《活动实施意见》和《分工方案》，细化落实15项措施，明确了责任领导、责任部门，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3月20日，市中院联合城北法院在大堡子镇晋家湾村举行了司法实践活动启动仪式，现场进行了法制宣传、法律咨询、巡回开庭、慰问贫困户等活动。各区县法院在辖区同时开展了法官进军营、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进企业和公众开放日等活动。

5月15日，市中院召开了《司法为民十项制度》新闻会，通过中央、省、市级主流媒体向社会进行辐射。一个月后，中院组成了督查组，就全市法院开展活动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助推此项活动深入开展……

篇4

在铁道部那场引发舆论哗然的会之后，同为中国部委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成员的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给王勇平写了一封公开信，委婉批评他在那场会中“职业性的微笑”以及诸多技术细节。王旭明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愿更多提及在公开信之后他和王勇平的私下往来，而是审慎地表示：我宁愿相信这是正常卸任，而不是一种惩罚。铁道部也随即声明这是正常的工作调动，并很快宣布王勇平将奔赴波兰华沙担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委员。

“非典”之后仓促上马的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迄今已有七年，王勇平的离去，被认为是对自己的知情权越来越敏感的公众和这一制度之间的“七年之痒”。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对记者说，要是套用一句官话，现在新闻发言人制度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日益增长的广大人民群众和新闻界的知情需要和有限的新闻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重任，显然不是一个发言人能够承担的。

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8月23日下午2点，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各部委新闻发言人调研座谈会，其主题为“总结近期新闻会的教训，交流各个部门新闻会体验，提出新闻制度建设的建议”。

保障新闻发言人的知情权

王勇平被停职之后，舆论风向发生了微妙的逆转。有记者回忆说，“在我驻京期间经历过的这些部委新闻发言人里面，他(王勇平)还算敢于说话的一个……会上力求答问通俗易懂，会后并不像很多发言人一般，在现场工作人员保卫下躲进休息室或从旁门溜走。而是尽力满足记者们的要求，在会后接受记者们的簇拥提问”。

不少记者也向记者确认：王勇平是一个很好找到的新闻发言人，打电话基本会接，回答问题的内容先不论，起码都会回答，而这对于记者们来说已属难能可贵。相形之下，有记者抱怨“跑了三年司法部，从来没有见过新闻发言人”，也有人说“有些部委的新闻会倒是开了，发言人也回答了提问，就是会后一个电话打过来，提问的内容一律不发”，更有记者本来已经联系好和部长的专访，但是提纲在发言人这里卡了壳，理由是：“你怎么能问部长这些问题呢?!”

最高院原新闻发言人倪寿明在记者圈中同样口碑甚佳，即使最高院前副院长被这样的敏感事件，记者也能在当天从他那里获得确认的消息，会上他也大都会回答记者的所有提问，从未要求“会后提问不能发表”。他对王勇平那场新闻会颇为同情，“我都可以设想他开会前的情形，匆匆忙忙赶过去，下了飞机有短暂的时间听一些汇报，然后就是会了，那么多镜头录音笔对着你，准备又不充分，心里没有底，效果不可能会好”。

黄毅也对记者说，现在有些部门拿新闻发言人做挡箭牌，“新闻发言人说好了，领导满意。说得不好，领导不但不满意，甚至有的还受处分。”在他看来，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首先面临的是发言人自己的知情权能否得到保障这一前提。黄毅官至副部级，又是党组成员，对安监总局总体状况熟悉。但有些部门发言人还进入不了单位的党组会议，对于重大事项以及决策过程并不清楚，“造成发言人对外只能讲表面的东西，再往下讲就无法深入，不知更深的背景。我认为，应该保障新闻发言人的知情权，新闻发言人不是党组成员的，应该作为特例，让他们列席本单位党组会议。”

在发言人“黄埔一期”培训时，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是王勇平的老师。他对记者说，现有制度没有明确如果发言隐瞒事实要不要承担责任，“如果没有罚则，谁都会趋利避害，但说错了有这样那样的处罚等着我，那大家肯定也会倾向于不说”。

建立专业新闻发言人制度

王勇平离职之后，这一批个性鲜明的发言人，从王旭明到原环保总局的潘岳、国家林业局的曹清尧等几乎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岗位，公众熟悉的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虽然还在任上，但是已经很少露面。

只有黄毅还较为活跃，也维持其一向活泼犀利的风格。他曾向国新办提过好几次，要建立新闻发言人条例，既规定选择新闻发言人的标准，也对新闻发言人进行保护，“出现失误应实事求是处理，应该允许犯一些小的失误”。另外，“有些部门新闻发言人，很久都不召开新闻会，我认为这个也应该规范，应该发言而不发言的也要处理。”

倪寿明说自己从来没有因为会或者与记者互动遭受过领导批评，但是他也承认，“每个部门都有每个部门的情况，主要领导的态度决定新闻发言人是不是活跃，如果主管领导对这一块热心有兴趣，那机制才会比较流畅”。他对记者回忆，当年的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和常务副院长都很支持他的工作，在他上报表示要建立最高院和省高院两级法院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之后，肖扬很快批复“加快进度”，反而是他自己的工作安排拖了半年，一直到2006年9月才真正建立。而现有的最高法院发言人能将新闻会改为定期召开，也显然是得到了现任领导的支持。但对发言人来说，肯定是和媒体接触越多，越有可能增加“犯错”的机会，因为“如果每句话都要领导批准，那么要发言人来干什么”?这也必然会给发言人增加诸多压力，王旭明卸任时，毛群安就曾经给他发过短信：“你终于逃出苦海了!”

美国外国记者新闻中心主任曾经向王旭明介绍他们判断新闻会是否成功有三个标准：一是看记者报道情况；二是看这种报道是否符合我们预期；三是看多少人来参加，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记者可以通过网上实录了解会的内容，而不愿意来参加新闻会”。这对于还长期担忧面对“闭门会”和“新闻发纸会”的中国记者来说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但这显然不能仅仅把抱怨不满推到某个具体的新闻发言人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