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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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生的历史原因

2.1农业文明成果包袱过大,又没有跟上工业文明的步伐

第一生产力主导世界的时候,我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从汉朝的文景之治、汉武盛世到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再到盛况空前的康乾盛世,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被推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无一不使世界其他国家对我国顶礼膜拜俯首称臣。我国的农业文明成果巨大,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后面的世界技术革新中我国被落在了后面。十八世纪中期,西方开始了技术发展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工业革命。在这次革命中,西方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超乎人们想象的长足发展。在随后的几十年内,西方国家很快就由以农业和农村为中心的生产方式转为了以工业和城镇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的开展。工业总产值大幅上升,是农业总产值永远也无法比拟的。而此时,中国还沉浸在自我陶醉中,闭关自守以及不接受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使我国没有跟上西方工业革命的步伐,导致西方列强入侵时中国似手无缚鸡之力的弱者。直到现在,中国过于稳固的农业生产方式成为了发展的一个障碍。

2.2农村的文化意识,生育意识,思想观念落后

认为“人多好办事”,人多可以提高生产力,但是在某个时间点已经改变了。人越多面临越贫困的境地。康熙年间实行了摊丁入亩,将丁银摊入田赋中征收,废除了沿袭多年的人头税。由于没有了人头税的限制,在一定时期内这种制度的推行使得土地和劳动力这两大生产资料激增,人的扩大再生产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但是,当人类发展到另外一个程度的时候,人口增长到生产资料所能承受的最高限度时,人口的急速增长已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了,反而成了生产力发展上的桎梏。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必然导致矛盾的产生。农民过多,耕地过少,尤其是优良的土地。人地比开始扭曲,地跟不上人的增长了。低成本的人的再生产造成了低素质。农村人口中由历史沿袭下来的观念就是“人多好办事”“养儿防老”等,因此农村多口之家处处可见。但是,素质高的成员给家庭带来的收益远大于低素质人口再生产带来的收益。而且,若仅仅是增加成员数量在当前的国情看来,不但不会使家庭总产出增加多少,反而会因为人均收益的减少而使人均生活水平大幅下滑,家庭负担与人口数量成同方向变化。

2.3城市化的过程中把农民割据在了农村

城市化本来可以转移大量的人口,但改革开放30年事实证明只转移了一两亿左右。产生此种现象的“罪魁祸首”当属1958年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是中国第一次明确的将城乡居民按照“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略微带有等级区别的不同户籍分类。这一条例的颁布实际上就废弃了1954年的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固化了农民的进城限制。尤其是农民工,有些人在城市务工长达十多年,虽然他们有一份工作并且常年在城市居住,但是由于户籍制度,他们的身份根本没有得到任何认可,待遇也就完全不同。不管在城市呆多久他们始终是农村人口,他们依然享受不到城镇人口所拥有的养老医疗社会保障等利益。截至现今,中国已经进行了五次人口普查,从下面的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的绝对数与相对数的变化趋势。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53年的13.26%增长到了2000年的36.22%,虽然从此数据看来有了很大幅度的上升,但是从绝对数上看来,直到2000年,农村人口还在八亿多这个庞大的数字周围徘徊。这就表明八亿多的人口要共享少量的资源,而数量较少的四亿多城镇人口共享基数更大的一部分资源。若能转移出来三分之二,城乡差距就缩小了。

3路径选择建议

3.1改革并完善官员的业绩评价标准

要看图说话,即人民总体的生活环境的改变;而非片面的看数字说话,即GDP。从我国现在的情况看来,对农村的支助力度依然较轻。众所周知,城市支援农村又会降低城市的发展速度,我国近年来对农村的支持口号喊得较多较响亮,但是与之相应的实际行动却很少,就是因为若把一笔资金拿来支援农村所创造的价值远远小于用在城市建设中的价值。而我国评价官员政绩的现状是看数字说话,用他在任期间GDP增长的幅度大小来评判该领导是否合格,造成大多数官员都把“增长是硬道理”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盲目的在主城区上项目,然而对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永远处于资金匮乏阶段。而数字上显示的一个地方的GDP在某时段的增长并不能代表该地区居民的福利水平正相关的变化。因此要改变政绩评价标准,多元化其衡量手段。例如可以以当地居住人口的幼儿入学率、高学历居民人口的比例、人们生活的舒适程度来作为其中的一些评判标准。将标准渗透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是简单的用GDP等数字片面的来展示。

3.2解决好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总水平提高的博弈

当局者应当注意调节好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平衡性。因为同样一笔资金,用在城镇的建设中必然会带来更多的收益,所刺激的生产与消费的比用来支援农村所创造的价值大很多。因此,当局者从利益的角度当然会把资金拨给城镇。但是仅仅追求增长不求发展的话,人民的生活状况是不可能永远的与之正相关发展下去的。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数年来一直以两位数增长,即使在世界遭到经济危机重创的时候中国依然保持了8%的高速度,实际上政策的制定者是时候放缓增速而追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重社会福利的总水平,给农村的弱势群体更多的财力支持。因为,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看来,把一元钱给穷人所得到的边际收益远比把这元钱给富人所得到的边际收益大,因此使农村的弱势群体收入增加将使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上升到新的高度。

3.3地方政府应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篇2

我们应该先试着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这种状态下的三农问题？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失却了这种根源性的认识，那么，所提出来的对策也就只能是无根之枯木，从而陷进了张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逻辑”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学者们关于三农问题根源的讨论，做出一个综合性的回顾，最终将其归结为福柯的“人类学”的范畴之中，并指出人的价值的不断提高乃是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一

在追寻三农问题的根源这一问题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经济学，特别是产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这可能是也是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特性所决定。这方面的尝试始于张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佃农理论》一书在分析方法上开创了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农业的一个先河。它摆脱了以往像亚当·斯密，马歇尔等经济学家在土地问题上所引起了无休止的理论性争吵，而一开始就从现存的农业现象出发，论证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从而开辟了实证经济学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

而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产权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国内学者们也不断地试着用这一理论武器去解释三农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一理论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开始，即认为人是理性的，同时在理性的指导之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稳定性（贝克尔），将产权关系看成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因素。

而产权演进的一个最大关键因素在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张五常），或者在于是否能够有效地限制着搭便车的现象（道格拉斯·诺思）。在以往的公有制体制之下，中国并不存在着明确的私有产权，而只是公有制体制之外这种模糊的产权，这一模糊的产权，引发了低效率、搭便车等现象，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明确产权，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引发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当中国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之后，特别是对土地的管制进一步放松之后，中国的农村经济却只有在八十年代出现过一短暂的繁荣之外，九十年代却重新陷入困境，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显然地，原封不动地借用传统的产权经济学，已经无法再做出有力的解释，因为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已经对农地的产权做出了具体的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一种有着明确规定的产权合同。这就促使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的现状进行重新的思考，以期完善其理论体系。而周其仁先生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中所撰写的“农民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系列文章（共20篇），正是这方面的努力。

在周先生看来，农村变革的根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而是根源于一种更宏大的视野之中——全国的经济大局。从这种视野出发，周先生将现在正在进行的农村改革，视为是继78年之后的第二次改革，而且也是一场“迟到了十多年的”。对于70年代末的那场，周先生认为，当时的承包制是以法律的形式将土地的产权部分地让渡给农民，这在当时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时代里，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

在《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文中，周先生给出的答案是：10年以及由之而来的经济破产，已经使国家失去了进一步剥削农民的可能性，而广大农民的饥饿甚至是死亡，更迫使国家不得不推行农村变革。而现在，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原有的那些改革动力已经随之消失。一场“冬眠了十年”的农村改革的兴起，其原因在于“市场大底部”的决定因素，具体地讲，就是由于九十年代以来农民收入的递减，以及由之而产生的农民购买力不足，影响内需，“农民收入增长的停滞已经把国民经济憋住了”，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从而影响到国家的战略部署。

因而周先生提出了“除非进一步清楚地界定产权，农民收入不可能增长”的对策。当然，这种对策已经不再仅仅只是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劳动所得，而是更多的从无名的产权——财产所得，而这种财产收入越发显得重要。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时，费沙（IrvingFisher）的《利息理论》、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已经是作为一个重点来强调。只是在今日中国的背景之下，周先生对其进行重新的强调、界定罢了。

因而，纵观周先生的推理、观点，我们可以得出周先生基本上还是站在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只是强调的角度已经不再简单地是交易成本，而从收入－产权的角度，站在整个国家的高度，对整个三农问题进行着详尽的耙梳。这，或许也就是产权经济学所能达到的解释高度罢。

二

在周先生的分析中，有着一条相当清楚的脉络，那就是从国家－农民的相互作用出发，用时髦的话，就是国家－个人的博弈过程。也正是在这一角度上，周先生提出“产权可能是副产品”这种惊人的观点。而这样的分析方式，与政治学上的系统分析法有着极其相似的方法。在戴维·伊斯顿系统分析方法中，系统输入、中间过程以及系统输出、反馈等诸多的因素已经作为政治系统整合的重要因素与过程。在这一方面，他与政治学的系统分析有着相似之处。

从政治学的角度，或者说更宽泛一点，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探讨三农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法治角度，即法律的制定是否完善、法律的执行是否彻底。这一法治的视野，主流的观点大致是认为，现行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如目前实行的《土地管理法》等系列法律、法规没有过多的漏洞，问题的关键出现在法律的执行方面。执法过程中，渗进着过多的人的因素，使得法治的目标发生了偏转，人治的因素过重。

这种观点，在的《现代化陷阱》一书中随处可见，因而她们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用道德来加以辅助。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问题不仅仅出现在法律的制定、执法的水平这些低层次的因素，而是出现在整个国家的社会架构方面。他们认为，自建国之后实行的户籍制度，就使中国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社会，一边是享受着种种特别福利的城市，另一边则是被遗忘的广大农村。正是这种城乡壁垒（笔者试图不用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它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详细可见笔者的《混乱的“城乡二元结构”》）束缚着农村发展，导致农民的二等公民身分，最终让整个农民陷入一种可怕的“锁入效应”。因而他们提出了“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体制的束缚”这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而解决的对策，也就是破除城乡壁垒，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目前的学术界主流思想很明显地转向支持这种观点。

然而，虽然“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体制的束缚”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这可能会有利于今日中国农民生活状态的改观，但是，若从学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解释，其说服力是远远比不上周其仁先生的解释。因为这样的解释充其量只是涉及到三农问题的“外在性本质”，而没有深入到像汪丁丁所讲的那种“价值体系”，也就是没有真正涉及到一个根源问题——改革的动力之所在。而周先生的文章则指出的改革动力——市场大底部——是一个很实在、很现实的改革动力！

因而，许多的政治学者们就在上述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他们从整个中国改革的大背景出发，来分析三农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是一种做大蛋糕的模式，从社会的边缘发端，从而在一段时间里处于一种“帕累托最优”的状态——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提高同时没有一人的福利降低——之中。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际，中国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发生了变化——急剧的变化，使得一些人得以迅速暴富起来，而改革开放之初的广大受益者却沦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这些群体有广大的农民、进城的民工、城市下岗工人等，最终演化成今日的中国10大阶层（陆学艺，*）。

这些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与整个社会结果是断裂的，其自身是相对封闭”，最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现象——“贫困群体化”（孙立平，*）。而在一项更为具体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是城市下岗工人的断层化，才引发出人们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换言之，自70年代末的之后，社会的一种普遍共识是农民已经发展起来了，但是，只有等到城市的下岗工人的生活失去保障之后，对社会、政府构成极大的压力之际，人们才真正地重新思考着弱势群体的问题，而在这弱势群体之中，自然包含着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这一个历史性的根本问题，竟然要这样地被间接提及，诚可悲矣！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人们就不得不问，到底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政府是怎样行使权力的，竟然使三农问题处于如此的一种被遗忘的边缘化地位？或许，这就是学者们发出了“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这种时代的强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能够提出“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这样的时代强音，确实需要足够的睿智、豁达的胸襟以及宏阔的视野，莫怪乎许前席先生的《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战略与管理》*年第一期）获得了普遍的好评。在《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一文中，作者开宗明义地表明：中国当前的农民问题，如此迫切沉重，对其决断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经济伦理及政策所能应对的，它在不断追求一个“清醒而又坚韧”的政治主导层。在许文中，作者特别反对的是庸俗经济伦理的操练者，以及那些信仰操练者。反对前者“一味地兜售一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观，而全然不觉民族整体的政治思想和节操”，反对后者“单单凭借‘良心原则’，凭借‘对自己主观信念的无限确信’（亚当·斯密语）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使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生存”“漂浮在混乱信众的不确定意见之上”。

作为政治，它首要的是面对着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政治体置人民于何处。古往今来的政治哲学和历史教训，无不揭示着这样的一个真理：人民是事实上的法官。因而，政治体应当以民为本也就变成了理所当然。而以民为本的政治体，也就理所当然地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这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决不是像经济学上所讨论的边际效应最大化为准则，而是一个“政治权力落实到何处的问题”。

在以公民个体为基本单位的现代政治社会中，这样的一个观点也是不证自明的：公民乃一国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体——人口群落之公民。在这个意义上，许先生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决不可以任何人为的方式切断公民个体和中央国家之间政治联系，要让这一联系联系高度坚韧化、高度民主化”。换句话讲，国家的爱民之意图，应该“让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因此，许前席先生呼吁一种韦伯式的政治教育（更详细的论述可见甘阳的《走向“政治民族”》），一种汉纳阿伦特式的公民理念，以避免“政治侏儒”的可悲立场。因为，“作为一门志业的政治，应当是现实主义的，也应当是理想主义的。这两方面如能互补，就是对的。如果各自分离，就都是错的”。

至此，许先生的观点也就显然可见，他认为正是“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深重地压迫着几代人的社会良心”，这与政治的本质是不相符的，这就客观上要求“政治家们和辅政者们必须学会感受这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责任，从中分辨出政治原则的真正要求，并执行正义”。

三

很显然地，在将三农问题归结为经济性还是政治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办法分别出谁优谁劣。但是，在对比之中，我们却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论是周先生的分析，还是许先生的分析，都将最后的问题提高到一种人的作用的本质。周先生强调农民在国家－农民的博弈过程中的重大作用，而许先生则强调，政治体应当以人为本，二者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这种以人为主体的分析，在法国经典作家米歇尔·福柯看来，它们都是属于一种“人类学”的话语体系。

在其扛鼎之作《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中，福柯通过对比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发生在西方文化的认识型中的两个巨大的断裂，发现“第二次断裂则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终结和现时代的开端，在现时代表象理论、语言都消失了，同一与差异被有机结构所取代；人（I’homme）只作为物之序中的一条裂缝而首次进入了西方知识领域，人类学产生了，并适合于人的人文科学的空间也打开了。”言外之意，在“人并不存在（生命、语言和劳动也一样不存在）”的年代，人是不可能被作为客观而进行科学的思考范畴之内的，而只有当“一个问题、一个要求、一个理论或实践的秩序”成为一种障碍时，人类学才得以产生，人才能作为问题的思考重心而进入科学的研究领域。在这一人类学的视野之下，人已经无可争论地作为第一性而存在，人的价值也就成为我们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最终的归宿。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三农问题的一个根本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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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S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0)-08-0031-2

0 前言

各省各地区都把职业教育作为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业产业调整和增加农民收入的一项战略举措,大力实施职业教育为农村服务工程。为推进农科教更大力度结合、产学研更加紧密衔接,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让农业科技人员把论文谱写在大地上、成果转化在产业上、贡献体现在农民增收上,江苏省2009年启动实施了“挂县强农富民工程”。依靠省级农业科研教学资源和力量,重点围绕县(市、区)高效农业产业发展科技需求,更直接、更及时地开展科技服务,推进全省高效农业规模化加快发展,努力增强职业教育为“三农服务”的能力,取得了初步成绩,探索出了一条职业教育服务“三农”的新路子,摸索出“挂县强农富民工程”新举措。

1 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确立服务“三农”新目标

随着近几年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和壮大,职业院校在服务“三农”方面的贡献越来越大。近几年来,职业院校都发挥自己的办学技术优势,在农村推广应用自己的新产品、新技术,通过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积极引导地方产业结构调整,有效带动了农村地方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地方农民实实在在得到实惠,形成各具鲜明特色的办学特色。各科研单位都在结合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按照“服务地方做贡献”的要求,提出“促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目标,尤其是职业院校在其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仅仅围绕学院国家示范专业群及技术资源优势,以短平快项目为切入点,做大做强优势产业,推广应用使用技术,突出“一村一品”,发挥师资优势,培训新型农民。

2 采取有力措施,完善保障机制

职业教育有别于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突出的是职业技能教育,职业教育的最主要的职责就是把新的研究成果推广应用转化为生产力。江苏省“挂县强农富民工程”实施以来为职业院校发挥服务“三农”提供契机,职业院校服务社会的功能优势凸显出来。其主要做法有:

2.1 周密部署,成立两组

根据服务协议有关内容和省委省政府要求,各职业院校党委高度重视“挂县强农富民”工作,尽快和对接县人民政府签署挂购对接合作协议后,迅速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副院长为副组长的科技强农富民工程领导小组,下设科技强农富民办公室(挂靠科技与产业处),科产处处长为办公室主任;成立了首席专家及各系部具有高级以上职称人员为成员的技术专家组,并成立了专家小组长期驻扎在农村实施工作。

2.2 制定方案,政策保障

各职业院校领导多次组织和带领科技产业处、相关系部主要负责人和有关技术专家等赴对接县进行调研。经与对接县人民政府、县农林局有关领导和专家充分认证,确定重点扶持对接村。重点发展各大职业院校的优势产业,并制定了详细的《职业院校与对接县的产业发展规划方案》,确定在示范大户。为保证“挂县强农富民工程”的有效实施,部分职业院校还落实配套专项资金,专款专用,投入“三农”服务工作。如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拿出150万学院配套项目资金,还出台了《关于实施5111工程 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意见》《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对外科技服务管理条例》《关于鼓励教师深入基层 开展科技强农富民工作的实施办法》等一系列相关政策,鼓励教师到农村去创新和创业,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带给农民。对科技强农富民工作突出的个人和专家进行重点奖励,并在晋职、评优等工作中重点倾斜。

2.3 技术入户,助民增收

各职业院校主要领导与挂县人民政府“实施挂县强农富民工程启动仪式”,具体落实“送科技下乡、促农民增收”活动。各高职学院与对接县人民政府、农业局、农林厅及各乡镇相关部门联合举办多种农业新技术下乡的现场会。通过推广培训,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示范辐射带动周边农民,推广应用新品种新技术。

2.4 注重培训,强调实效

积极编写农民看得懂、用得上的新型实用培训材料,开展培训班。各大院校都根据实际情况编写了农业实用技术系列丛书。根据对接村产业发展特点,组建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教师作为对接项目的技术专家,根据生产季节和养殖关键期已制定技术培训计划。针对不同项目开展技术培训,并且深入现场进行现场指导,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农业科技培训及科技人员的现场指导,农民逐渐改变了原有不合理的生产方式,积极主动地运用科学合理的生产方式。

2.5 技物结合,温暖人心

为引领产业结构调整和水平提升,围绕“一村一品”的要求,以项目为载体,通过技物结合,已全面落实新技术、新品种、新农机到田头。各院校按照项目实施要求完成种苗、农资等物化补贴。驻点专家还深入调研、牵针引线,帮助农民选准项目,拓宽销售渠道,促进农产品田头与市场的对接,利用学院资源积极帮助农户开拓市场,帮助农户签订产销协议,促进农产品优质生产和产销对接。

参考文献

[1] “挂县强农富民工程”启动仪式―江苏省黄莉新副省长的讲话精神.

[2] 赵正永.实施“一网两工程”是增强职业教育服务“三农”的能力[J].中国职业教育,2005,(35):16-17.

[3] 罗孟冬.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三农”的对策探讨[J].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4):67-68.

[4] 孙彬.搭建强农富民平台政府农民科研三赢[J].江苏农村经济,2010,(3):54-58.

[5] 张用录.实施“两后双百”工程是教育服务“三农”的成功实践.中国职业教育,2004,(24):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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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建设在农村社会保障中的重要意义

社会保障是指国家通过立法,积极动员社会各方面资源，保证无收入、低收入以及遭受各种意外灾害的公民能够生存，保障劳动者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时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同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逐步增进公共福利水平，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十七大报告》里集中阐述社会保障问题时，首先明确的便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指导思想。

中国是农业大国，虽然近几年城镇化脚步加快，城镇居民人口比例逐年提高，但是农民占人口比重依然在半数以上，且农村老年人口比例更加高于城镇老年人口比例，这使得农村的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问题成为了突出问题。特别是由于长期以来历史的原因使得我国逐渐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一结构导致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基本上是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我国的农村人口始终占人口的很大比例，相比于城镇居民相对完善保障制度，农村居民保障，尤其是养老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

虽然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险主要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辅之以土地保障、农村社区养老、“五保”制度和社会救济制度、商业养老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人口老龄化削弱了家庭养老保障的功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土地保障弱化，养老保险在解决农村养老问题上所体现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了。

二、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险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覆盖面小

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基本是以县为单位施行的。但是，由于以县为单位，样本太小且县域内收入水平处于相对持平的水平下，导致层次性不足，很难在县范围针对不同的群体进行年金的征缴，这样就导致只有收入相对高的群体有动力去缴纳养老保险金，从而使得养老保险的覆盖面缩减。

（二）管理水平低，持续性差

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工作是一项对技术要求很高的工作。因为社会保障的实施既要求同商业保险一样有技术含量，又在必须是依法实践中拥有了政策难度。但是，却很少有不出现问题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践。其中主要问题就是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问题。

且由于中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是有民政局统一征缴，管理和使用，必然缺乏有效的监督。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应该是将这三步骤分开管理，达到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作用。而中国的做法最终则是产生了针对养老保险的腐败。民政局统一管理，而政府管理民政局，养老保险金就失去了保障，成了一块能够被随意侵占、挪用、贪污的资金，在我国试行养老保险办法之后，这方面的案件就层出不穷。

还有就是干部群众在享受集体补贴方面差距过大。《基本方案》规定：“同一投保单位，投保对象平等享受集体补助。”但在全国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执行过程中，同一个行政村的干部和群众却不平等享受集体补助，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农村社会不公平，强化了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抵触情绪。

还存在着多种保险形式各自为政的问题。在有些地区，由于农村养老保险开展得较早，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养老保险形式。各个部门均有推出自己的保险方案并各自实施，且由于行政级别的平行性和部门之间的博弈，导致了不能对它们进行统一调配管理。从而导致社会上不仅出现了商业保险同社会保障性保险之间的竞争，政府部门自己之间也出现了竞争，养老保险的需求被进一步的摊薄了，缺乏规模效应。且政府在同商业保险竞争的时候会采用行政手段强行干预，排挤商业保险，使得市场环境恶化。

（三）回报率低，保值增值能力差

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目的是为了应付年老丧失劳动能力以后的生活需要。目前养老保险管理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在缴纳保险金时给农民承诺较高的回报率，但是实际上却做不到。有资料表明，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增值率仅为 4%左右，在这样的基金增长率显然是很低的，若抵消同期通货膨胀率，基金经营回报率微乎其微。这样低的回报率直接导致的就是农民不愿意将手中不多的节余资金用来购买养老保险。且这一增值率计算的是保险基金中可用来投资的部分，如果算上总体，则回报率会更低，再扣除通货膨胀率，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就成了负增长。

二、对策与建议

（一）合理的地区经济发展评价。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以及全面覆盖，是在该地区有了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的，首先政府财力要能够承担起实施农村养老保险过程中所要给予的补贴；其次，农民的生活水平要达到一定程度，价值观念才会有所改变，从传统的家庭养老中走出来，才会有余力也愿意购买养老保险。所以在实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前，首先要做的就是确认该地区的经济水平是否能够开始并全面发展农村养老保险。

（二）因地制宜制定保险金缴纳标准。

三方筹资、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很不错的制度，但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实施。政府补贴，农民缴纳和集体补贴三方，所占的比例多少，如何创建共同账户，都要因地制宜的去开发。比如，在某些以低价农产品为主的地区，可以考虑采用保费的部分非货币化作为临时性的保费缴纳方式。由于农村地区的生活成本与维持这样生活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差距，而生活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农产品价格。因此，可以用农产品替代部分保费进行缴纳，并领取实物保险金。即在每年用粮食缴纳的农业税中增加一部分，作为养老保险的实物保费，同时也交纳相对较少的货币保费。在若干年后，将届龄的农村居民统一安置在农村地区养老院中，由政府从当年上缴的粮食中统一供给。同时，农村地区基本消费偏低的特点可以使统一护理的费用降低到最低，每个人少量的货币保费支出就可以提高这样的护理成本和其他的管理成本。这样做的优势在于:用农产品的实际成本替代市场价格，在不降低保障水平的情况下，大幅降低了农村居民的保费负担。但是劣势在于不利于积累制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的建立。因此也只是临时性的建议措施。

（三）完善管理水平。

要做到农村养老保险金的征缴，管理和使用三步分开，分别赋予独立的权力并加以监管。必须防止随意侵占、挪用、贪污养老保险金的事情发生。且要保证保险金的补贴标准制定平等公正，地域间的差异可以存在，但是同地区的保险金缴纳则不能够有不平等的事情存在，这样会严重打击农民参保的积极性。

（四）有效运营，提高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回报率。

我国目前处于快速经济发展时期，通货膨胀是一直存在的现象，这是导致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回报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如果能够有效运营，努力提高回报率，使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率达到预期目标，才能够使得收入偏低地区的农村居民，在保费承担能力有限，只有较低的保费缴纳水平的情况下享受到足够的保障水平。

（五）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化建设。

加快立法，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律支持。农保是一项群众性、政策性、法规性很强的工作。鉴于国家目前社会保障法还未出台，可以根据全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台新的地方性法规。在保险对象、交费年龄、交费标准、基金管理、基金增值、经费来源等问题上设置新的操作规范。通过农保的地方立法，使农保工作有法可依。总之，建立农村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作，任务繁重，形势紧迫。进一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农民提供社会养老保障，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有力保证。

参考文献：

[1]胡豹，卫新 农村养老保障模式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 农村经济 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