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问题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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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业职能层面

国民经济是由多个产业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为了确保该系统的正常运转，每一个产业都应承担起与其职能定位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从产业职能层面看，农业问题就表现为农业能否对国民经济作出应有贡献的问题。根据库兹涅茨的经典分析，农业对非农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有四个方面的贡献，即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农业的产品贡献来源于农产品剩余，包括对非农产业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农业的要素贡献来自于其内部的要素释放，包括劳动力和资本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农业的市场贡献体现为对非农产业产品的巨大需求，包括对生产品和消费品的需求；农业的外汇贡献源自于出口农产品而形成的外汇储存。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非农产业扩张使自身积累能力、购买能力和创汇能力不断增强，从而对农业部门的要素、市场和外汇的依赖程度趋于下降。相应地，农业在这三个方面的贡献也日渐式微。但是，伴随非农产业扩张而形成的对农产品的巨大需求，因其具有不可替代性，从而非农产业对农产品的依赖程度是不会下降的。此时，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就集中表现为农产品供给问题，即农业能否满足非农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问题。

2.产业素质层面

国民经济现代化应该是均衡推进的，这就要求构成国民经济的各个产业要一同成长，产业素质要同步提升。因此，从产业素质层面看，农业问题表现为农业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农业现代化就是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的过程，即实现农业的规模化、工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农业规模化，是指农业从小规模经营向适度规模经营转变。农业工业化，是指将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广泛应用于农业，使之改造成为受实验科学技术指导的，用工业技术装备的工业化的农业。农业产业化，就是在一体化产业组织内部把农业再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起来，以解决农业家庭经营所面临的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农业市场化，是指自给自足农业向市场化农业的转变，它不仅意味着农产品商品率不断提高，意味着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还意味着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都要市场化。农业规模化、工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农业产业素质的强弱。

随着一国工业化的推进并达到一定水平后，如果一方面能充分发挥“以工促农”传导机制的作用，使农业依靠产业关联的内在规律来自然接受工业的促动，另一方面又能及时借助政府的力量来强制性地实现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或补贴，农业就可以与非农产业一同发展，农业产业素质就能不断提升，并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杨国才，2007)。反之，如果“以工促农”传导机制存在严重阻滞，而政府又不能及时主导工业反哺或补贴农业，农业发展就将大大滞后于非农产业发展，产业素质层面的农业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

3.产业开放层面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国内所有产业都面临着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因此，从产业开放层面看，农业问题表现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问题。根据柯炳生(2003)的分析，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价格竞争力、质量竞争力和信誉竞争力。价格竞争力，是指农产品的价格要低廉，这是农产品竞争力的传统性和基础性要素。质量竞争力，是指农产品规格化、标准化程度要高，品质要好，卫生安全达到规定的要求。信誉竞争力，是指农产品品牌和企业的市场信誉要高，既包括供给者在供货方面能否不折不扣地履行承诺，也包括供给者或农产品品牌本身的声誉。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这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缺陷和不足，都会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产生突出的影响。

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前，农业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之外，世界农产品贸易战此起彼伏。自1986年开始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决心把农业贸易完全置于多边贸易体制的约束与监督之下，建立一个没有政府干预、不扭曲的农产品贸易环境。各方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终于在1993年底达成了《农业协议》，启动了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2001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多哈会议)又把农业问题列为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以加快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2005年12月，世界贸易组织第六届部长级会议(香港会议)经过艰苦谈判，各成员代表同意在2013年之前逐步取消农业补贴和棉花出口补贴。可见，农产品贸易的完全自由化只是时间问题。随着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更加自由化，农产品国际竞争将日趋激烈。如何尽快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就成为各国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二、中日三个层面农业问题的比较

1.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中国已基本解决，日本则十分突出

目前，中国工业占GDP的比重已超过50%，农业占CDP比重已下降到15%以下，农业劳动力比重已低于50%，城市化水平已接近40%。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些结构性特征表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并开始向工业化后期过渡。在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业对非农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产品贡献问题，即农产品供给问题。

自1996年中国农业获得改革后第三次特大丰收，粮食总产超过1万亿斤，棉花产量达到8400万担以来，可以说，中国的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就得到了基本解决，实现了由长期供给不足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1997年以后，中国开始成为农产品的纯出口国，每年顺差50亿美元左右。中国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成功供养了占世界21%的人口。这些数据表明，目前中国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已基本得以解决。

二战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则急剧下降。1947—1998年期间，日本农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从38.8%下降到1.9%。农业份额下降到如此低的水平，表明日本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日本农业在要素、市场和外汇三个方面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也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供给问题。

由于日本是人多地少、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农业本无优势，加之1960年代以后实行大规模出口工业产品的经济战略，为了获得工业品市场而放任农产品的大规模进口，导致日本农产品自给率低，食品安全问题尤为突出。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提供的《日本粮食、农业与农村2000年财政年度报告》，日本除大米自给率维持在95%以上之外，其他农产品的自给率从196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末期都不同程度地下降，1999年的自给率分别为：大豆6%、蔬菜83%、水果45%、乳制品70%、肉类54%、食糖31%、水产品65%。从1960年到1999年谷物自给率由82%下降到27%，以热量计算的食物自给率由79%下降为40%。目前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1999年进口的农产品价值为330亿美元，占当时世界进口总量的10%。农产品需求高度依赖国外供给的状况已经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深度不安(刘景章，2003)。

2.产业素质层面的农业问题：中国还比较突出，日本则已顺利解决

囿于小农的生产方式与落后的思想观念，当前中国农业的整体产业素质仍然偏低，传统农业的特征还比较明显。这主要表现在，家庭经营规模太小，阻碍了先进的农业机械、农业技术和优良品种的采用，致使目前中国机械化水平还比较低，科技进步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仅为3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农业产业化还任重而道远，龙头企业数量不多、带动能力不强，进入农业产业化系列的农户仅占全国总农户数的30%左右，并且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责、权、利关系尚未理顺，农户的利益得不到切实保障。农业市场化程度也很低，农产品市场体系很不健全，流通渠道不够畅通，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市场中介组织不健全。因此，总体来看，目前中国农业的现代化程度还比较低，产业素质层面的农业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日本的自然、社会条件决定了农户经营规模一般较小(国内有不少学者称之为小农经济，这是不妥的，因为它是面向市场组织生产的)，这与欧美国家完全不同。但在小规模农户经营基础上，日本农业的工业化、产业化、市场化的成熟程度与发达水平，比欧美农业毫不逊色，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欧美。这主要得益于日本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迅速转移，以及战后日本政府对农业改造与发展的高度重视。从1960年到1995年，日本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从1960年的32.6%下降到1995年的6%，这为日本农业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日本政府则通过“农地改革”(1947—1950年)和颁布实施《农地法》(1952年)、《农业基本法》(1961年)等一系列法律，制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和措施，及时地推进了以机械化为主体的农业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农业现代化进程。据199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日本农业机械化程度世界第一，耕地拖拉机为0.4708台/hm2，耕地收割机为0.2487台/hm2。由于农业良种技术和生物、化学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综合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高。此外，日本早在1970年代前后就实现了农业产业化。日本农业产业化的特点，是由农协等合作组织牵头，由农民自愿参加，组织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和农产品的收购、加工、贮运、销售等，从而使农村供、产、销三大领域完全实现一体化。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程度，稳定了农民收入。总之，日本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完成，表明在非农产业发展过程中，日本农业的产业素质得到了同步提高。

3.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中日两国均将日益凸显

由于土地资源约束，农业的小规模经营，以及农业科技发展水平落后，中国农产品的整体国际竞争力还比较弱。在产品价格方面，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大宗农产品，包括粮食、油料、糖料和棉花等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不具备出口竞争力。在品质方面，大宗农产品规格化、标准化程度低，产品质量不高；水果蔬菜产品存在外在形态、口感和农药残留方面的问题，畜产品也存在卫生安全方面的问题。在产品信誉方面，中国更是面临着明显的不利因素，如品牌效应不强、市场诚信缺失、政府干预不当等。因此，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农产品面临着价格、品质、信誉的三重压力。尤其是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农产品国际贸易更加自由化，国内外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面对国外农产品的强有力竞争，中国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将更加凸显。

由于农业的小规模经营，过多的生产资料投入，以及政府过度的农产品价格保护政策，使日本农产品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国际竞争力低下。1997年日本耕地面积为494.9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3%。全国平均每个农户经营耕地1.47公顷，其中70%的农产经营规模在1公顷以下。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与欧美型农场相比相差甚远，如日本农户的平均经营规模与美国相差140倍。正是这种经营规模的巨大差异，使得日本大米的平均生产成本比美国高10倍，日本产的大米价格是美国的5.6倍。同时，为了缓解土地资源不足，日本不得不依靠增加生产资料投入以提高单产，增加农产品供给。但与美国相比，日本肥料价格是美国的1.3倍，农药农机具的价格是1.2倍、饲料是1.6倍。高昂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无疑也加大了日本农业生产成本，抬高了其农产品价格(王炳焕、陈伟红，2006)。此外，为了在廉价的外国农产品冲击下保护本国农民利益，日本政府又不得不对农业长期实行过度的价格保护政策。然而，保护的结果却是劳动力成本越发增高、生产效率越发偏低、价格越发居高不下。这样必然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日本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变得遥遥无期。随着农产品国际贸易更加自由化，面对国外农产品的强有力竞争，日本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将日益严峻。

三、结论及对几种观点的评论

首先，在农业产业的不同层面，农业问题的展开是非均衡的。目前中国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但产业素质层面和开放经济层面的农业问题还远未解决；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成功地解决了产业素质层面的农业问题，但还没有解决好产业职能和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这一事实表明，农业问题在其产业不同层面上的展开是非均衡的。

有学者依据中国农产品供给问题已基本解决，就认为，尽管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农业问题已基本解决了(陆学艺，2002)。笔者称这种观点为“农业问题解决论”。很显然，“农业问题解决论”是仅仅着眼于产业职能层面而得出的关于中国农业问题的片面认识，它忽视了中国农业在产业素质和产业开放层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上文中所述及的当前中国农业的规模化、工业化、产业化、市场化水平还比较低，传统农业的特征还比较明显；面对国外农产品的强有力竞争，中国农产品还面临着价格、品质、信誉的三重压力。

其次，在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农业问题的存在形式是各异的。中国农业现代化还任重而道远，正面临着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问题；日本农业在完成了现代化任务之后还面临着诸多“后现代”问题。这一事实表明，农业问题在其发展不同阶段上的存在形式是各异的。

有不少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认为，只要农业实现了现代化，一切农业问题就将迎刃而解，因此农业政策的目标就单一化为追求农业的现代化。笔者称这种观点为“农业问题惟现代化论”。很显然，“农业问题惟现代化论”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尽管日本农业已经现代化了，但至今食品有40%以上要依赖进口，粮食和农产品的价格是全世界最高的。日本的教训警示我们，即便将来有一天，中国农业实现了现代化，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农产品供给会重新成为一个问题，而农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任何时候都不可轻言粮食问题已经过关。

再次，从农业问题产生的原因看，是多种经济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无论是在农民问题依然严峻的中国，还是在农民问题已经解决的日本，农业问题都还没有完全解决好。这一事实表明，农业问题导源于多种经济社会因素，因而必须多管齐下，而不可毕其功于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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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补贴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政府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进行的转移支付。也就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资源转移到农业领域，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在入世后能够对农业的补贴是指针对于国内农业生产及农产品的综合支持。

在WTO农业多边协议框架下，农业补贴具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广义补贴，即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其中较大部分如对科技、水利、环保等方面投资，由于不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一般被称为农业协议的“绿箱政策”。“绿箱”政策措施主要包括：（1）一般农业服务，如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推广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农产品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2）粮食安全储备补贴；（3）粮食援助补贴；（4）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补贴；（5）收入保险计划；（6）自然灾害救济补贴；（7）农业生产者退休或转业补贴；（8）农业资源储备补贴；（9）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10）农业环境保护补贴；（11）地区援助补贴。

另一种是狭义补贴，如对粮食等农产品提供的价格、出口或其他形式补贴，这类补贴又称为保护性补贴，通常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造成直接明显的扭曲性影响，一般被称为“黄箱政策”。主要指的是那些容易引起农产品贸易扭曲的政策措施，包括政府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种子、肥料、灌溉等农业投入品补贴、农产品营销贷款补贴、休耕补贴等，一般称“黄箱政策”。属于“黄箱政策”范围的农业支持与补贴，叫“黄箱政策”补贴。WTO《农业协定》的“黄箱政策”中规定给予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差别待遇，对发展中国家为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所采取的下述支持和补贴措施可免予削减承诺，简称“发展箱”。主要包括：（1）农业投资补贴；（2）对低收入或资源贫乏地区生产者提供的农业投入品补贴；（3）为鼓励生产者不生产违禁麻醉作物而提供的支持。一般称此为“发展箱”政策措施。

第二部分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情况与分析

与发达国家比，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水平显然不高，财政实际补贴的比率大约是2%―3%，总量补贴根本达不到8.5%。之所以在入关时关于农业谈判中仍然坚持争取较高补贴率，是因为这个补贴会自动成为每一种农产品进行“黄箱补贴”的上限，这样对于我国很多大宗品种的出口影响甚大。所以，这个补贴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一些大宗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虽然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水平较低，但按照《农业协定》也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一是符合所谓的绿箱政策的，如我国1996-1998年平均支出为1514.2亿元人民币（182亿美元）。主要对农业提供了“一般服务”补贴，达785.6亿人民币（95亿美元），占“绿箱政策”补贴的52%；其次是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约383.8亿元（46.4亿美元），占25%；以及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结构调整补贴等，我国尚未列入财政预算科目。二是符合所谓的黄箱政策的。我国在1996-1998年期间实施的“黄箱政策”主要有两种，1、对粮食、棉花的政府定价收购及保护价收购。98年后政府逐渐缩小了粮食收购补贴范围，如一些地区的小麦和玉米已经退出保护价范围。2、农业生产资料价差补贴。如八十年代对农膜的补贴。三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箱政策，如国家对农田灌溉设施的投资补贴等。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财政对农业补贴的特点表现在：（1）补贴范围的普遍性。财政对农业生产流通领域补贴，几乎涉及到农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全过程。补贴面较广，补贴很分散，补贴的作用难以集中发挥，补贴的效果较差。（2）以价格补贴为主，贴息贷款为辅。大多数补贴用于降低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支农服务的收费标准，以及农产品购销环节的补贴。这些补贴占财政对农业补贴的比重较大。1991年至1996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用于粮棉油在流通环节的补贴达1866亿元，占整个财政补贴总额的50％，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城镇居民的消费补贴，农民从中间接获得补贴利益。（3）补贴方式的隐蔽性。长期以来，财政对农业补贴方式多采劝暗补”的方式，即财政补贴资金不直接以财政拨入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流通渠道间接地给予补贴。这种方式体现在农业生产中，带有一种补质。但这种“补助”并不为大多数生产者所知晓，对生产的直接刺激力度不大，且容易流失。

第三部分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成本及主要构成

分析我国农业生产成本，不妨先分析一下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成本主要构成，因为河南、河北、山东是我国的产粮大省，我们以这些省的农业生产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需要强调的是东北地区因为土地面积较大，情况有所不同，这里的分析不适合东北地区）当前在河南省，农业生产的成本主要有以下几部分组成（山东、河北类似），一是土地使用税和各种提留与统筹；（可以简单表示为A两费一税，平均每人每年八十元；B提留和统筹平均每人每年四十多元，总的费用大约平均每亩为三十元，注：各地区情况略有不同）；二是土地耕作费用，平均15元/亩/次；三是种子费；四是化肥和农药费用，平均大约八十元/亩；五是收割或脱粒费用15元/亩；六是运输费和人工费。那么我们可以简单计算这些河南、山东、河北等省主要农作物品种的生产成本。

以此计算这些地区小麦的生产成本为：15元/亩/次（耕作费）+10公斤*1.6元/公斤/亩+23元/50公斤碳铵/亩、18元/50公斤磷肥/亩和40元/50公斤钾肥或农药+15元/亩收割脱粒费用+50个人工+每年每亩的两费一税和统筹提留费用30元/亩。按照河南、河北、山东的平均经济水平我们初步估计每个人工价值为5元。则可以看出现阶段小麦的生产成本大约每亩总计为157元+250元=407元/亩（因为人工费用国家没有统一标准，成本计算不一定准确，仅有参考意义）以河南省各主要粮食产地当前的实际生产情况来看(其它几省情况类似)，平均每亩的产量为400公斤，而且还需要没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这样可以粗略计算一下上述几省的小麦生产成本大约每吨1017.5元，即123美元/吨。

对比于国际市场小麦价格，印度中等小麦为85美元/吨（FOB美湾），美国软红冬2号114元/吨（FOB美湾），硬红冬2号126元/吨（FOB美湾），法国小麦106美元/吨（FOB里昂）可以看出，我国的粮食主产区的小麦并不具有国际竞争力。同样可以计算上述这些地区其它作物的生产成本，如玉米的生产成本是825元/吨，大豆的生产成本是1480元/吨，也没有明显国际竞争优势。（但是，河南、山东等地的花生和芝麻在国际上有相当的竞争力。因为不是主要作物，这里不做重点讨论。）

第四部分我国进行农业补贴的必要性

因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还不发达，与发达国家相比，农业生产各个方面的差距都相当大。比如说我国玉米的出口，需要提供40%的出口补贴，才能达到国际市场价格。可以说，入世后我国受到冲击最大的首先是农业。如何在入世后保护农业生产，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是稳定我国粮食生产，保护广大农民利益的重要保证，也是党和国家努力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这一切都要求对农业采取补贴和保护措施，以稳定农业生产，逐渐提高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也是世界许多国家对国内农业保护的手段之一，从其它国家的经验来看，这是有效地保护和提高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

第五部分对我国农业补贴的建议政策措施

入世后，对农业的一切政策都要以《农业协定》中规定的农业补贴不超过8.5%为限度。那么，在农业协定的允许的条件下，从哪方面进行补贴最为有效果呢？

从我国过去的做法看，最主要的补贴进行价格支持，采用保护价格收购措施，相当于对流通环节进行了补贴。但是，价格支持是需要削减的黄箱政策，而且根据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效果并不好。同时按照WTO《农业协定》要求，政府提供的价格支持应针对农产品生产者，而不应该是流通部门。因此，尽管今后价格支持在总量上有一定调控空间，但在支持结构及补贴目标上则需作较大的改革。应通过调整农产品价格支持目标、支持重点，深化农产品流通体系改革，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把支持与补贴的重点转向农业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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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推进农业产业化，首先要对农业发展有正确的定位。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曾经在经济形势发展良好时，忽视农业的发展，对农业投资下降，如20世纪80年代，国家对农业投资由1978年的53．34亿元减少到1988年的47．19亿元(《宏观经济计划与管理》谭作平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30页)，而当强调农业重要时，却又往往就农业抓农业，孤立地对待农业问题，未能把它与二三产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两种倾向都是由于未能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给农业以正确的定位，因而不可能把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落到实处。

众所周知，现代经济，某一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状况，反映着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越发达，第三产业比重就越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农业社会，农业是单一产业，而到了工业社会，第二产业——工业发展起来，它就成了社会经济的主导，现代社会发达国家经济的主导是第三产业，2l世纪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业必将占据主导地位。就是说，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经济形成一个复杂的产业系统，各产业之间相互结合、渗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要解决任何层次的产业发展，必须在整个产业经济系统中进行。所以，要解决农业发展问题，必须在以二、三产业为主导的条件下去拓展思路，孤立地去发展农业是行不通的。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即社会基本上只有农业生产的条件下，农业生产是分散和落后的，当时的农业生产还算不上现代意义的“产业”，现代意义的产业是工业的同义语，人们称工业革命为“产业革命”，称大工厂的工人为“产业工人”(见《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786页)。由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复杂的产业经济结构，而后起的产业相对来说生产经营水平更先进，经济效益也更高。现代经济由于第二、三产业在整个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而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必然要改变其存在意义和发展方式，与其他产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去发展，要在其他产业的主导下去发展，其生产和经营方式、水平必然要向先进的二三产业靠拢、提升。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兴起，正是体现了农业生产经营水平的提升，使我国农业由传统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状况转向与二、三产业相结合。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们对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只能着眼于从宏观上、从外部联系上去认识。比如只看到计划方式的工农轻重顺序；只讲农业的“基础”作用，而不愿讲它是二、三产业的附属，要为二三产业服务的作用；不承认现代的农业是工业的农业、城市的农业……。因而导致不懂得和不可能从微观方面，从一、二、三产业的内在结合上去发展农业，不善于通过三大产业之间的交叉经营去发展经济。应当看到，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率很高，正是一、二、三产业的内外有机结合的结果。如美国农业人口只占2％，一个农业人口可供养100~120人。能有如此高的效率是二三产业为其提供机械、技术以及资金、供销、储存、加工、运输、市场信息、经营咨询等一系列服务的结果，是一、二、三产业微观结合的结果。我国当前的农业产业化正是一种一、二、三产业微观上的内在结合，因而能提升农业的生产经营水平，能发挥复杂的、系统的优势。这正是农业产业化具有强大魅力之所在。

因此，作为政府，当前要使我国农业产业化顺利发展，首要的仍是要克服那种传统自然经济观念的影响，加深对经济发展的辩证性、系统性认识，要克服那种为农业而农业的思维习惯，不能孤立地，违背经济规律去抓农业。要克服在农业生产经营上安于现状，任其自由发展的倾向，或是把发展工业与抓农业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不积极主动地以第二、三产业的先进技术、先进经营机制去武装农业，不善于提升农业的经营水平、管理水平。总之，必须从战略上、从国民经济整体上去给农业以正确定位，使农业发展与二三产业发展从微观上有机地、内在地结合起来，真正认识农业产业化的意义和实质。这是政府抓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思想认识基础。

2、在实践的过程中注重自身并引导相关方面进行改革与创新

从深化农村改革来看，政府必然在实践的过程中注重自身并引导相关方面进行改革与创新。主要是以下三方面：一是体制改革与创新，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必然会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导致部门分割、条块分割、地区分割的制约及所有制的界限，按照市场合理配置资源与要素，这是体制上的重大突破与创新；二是组织形式的改革与创新。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必然将生产、加工、销售实现一体化经营，这种一体化经营的组织形式呈多样化，从大类来分有垂直一体化经营组织形式与横向一体化经营组织形式。从表象上有“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经济组织+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农户和专业市场+农户”，“社会化服务组织及科研院校+农户”等多种组织形式；三是机制的改革与创新。这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机制创新，就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将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的市场主体之间，通过合同制、合作制或股份合作制等经济关系，形成有机连结，互相促进的新机制，从而逐步建立利益共同体。只有机制创新，才能不仅使龙头企业得利，也能使所带动的农户得到实惠。

另外，政府在实践的过程中还必须注意，农业产业化应该是自由选择下平等合作的结果。所谓自由选择是指双向的，既不是强加给农民的，也不是强加给企业的。平等合作，是指参与者均有退出的权利。作为政府，不宜抑强扶劣。要为农业产业化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以确保优胜劣汰。

3、把农业产业化作为系统工程来抓

农业产业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种一体化、系统化的经营，如果用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去指导，是不可能有农业产业化的实践的，它必须要用大农业、大经济、大系统的观念去指导。

农业产业化内涵有生产专业化、布局区域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管理企业化的要求。这几“化”又是互相有机地联系着的，缺少了任何一个方面，农业产业化都不能运行，任何一方面搞得不好，都会影响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如社会服务，要做到产前(供)、产中(产)、产后(销)一体化，整个经营要做到贸易、加工业、种养(农)业一条龙，还应形成科技、教育、生产相结合。这些都说明农业产业化本身是一个相当庞大复杂的系统。其中每个部分，比如专业化生产、区域化布局、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等则是其中一个子系统。而在一体化经营的子系统中，供、产、销，贸、工、农等又是它的子系统。再者，作为一个地区要形成农业产业化经营，要有许多实体性环节，包括资源的依托、主导产业的形成、龙头企业的发展、商品基地的建立、农业专业户的培养等，这里每个环节也是一个子系统。因此，整个农业产业化实践就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工程。

一些地区往往由于市场意识淡薄，系统观念不强，造成一些环节脱节，因而形不成系统效应，甚至造成经济损失。一些地区受为生产而生产的传统观念束缚，以为只要生产出产品，经济就会发展，因而只顾抓这样那样的基地建设，结果产品出来了，销不出去，这些“商品基地”也就跨了，有些则只是号召农民发展某种项目，但科技服务严重滞后，结果病虫害一旦发生，将血本无归。有些地区只顾发展加工厂、甚至搞不少“皮包公司”，原材料无着落，技术跟不上去，成本很高，工厂成了政府的包袱。有的忽视市场信息，不懂得市场预测，盲目随从，造成大量农产品的积压浪费，损失惨重。因此，必须用系统观去认识和处理农业产业化问题。

作为地方政府要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最根本的是要抓好利益关系的协调，基础设施、政策环境的优化，总体发展规划的明确。具体来说，一是对本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资源依托、地理条件、历史背景要有充分了解，从而把握本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特点、方向，做出正确的定位，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规划；二是制定和运用好政策，去协调利益关系，深化体制改革，重点扶持关键环节；三是抓好市场法规建设和运行，使农业经济在与整个国内外市场衔接中，有序地运行，平等地竞争；四是大力抓好农业信息设施建设，做好市场预测。政府农业部门应开展信息服务工作，鼓励民间信息行业、农业咨询行业的发展；五是抓好农业投资的软硬设施、环境的配套建设；六是抓好农业产业化经验、典型的宣传、推广和总结工作。

从方法论角度讲，地方政府必须善于把握系统论与重点论的结合。既要全面地从整体上、宏观上去认识、规划、处理农业产业化的方方面面的发展问题，又要善于从当前实际出发，看准当前本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处于什么发展阶段，抓准薄弱环节和能牵一发动全身的切人口，突击去抓，以带动整体的发展。由于各地发展特点、发展阶段的不同，必须明确当前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瓶颈”所在，通过解决一个又一个不同时期的“瓶颈”，去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

4、促使农业产业化建立起协调的利益机制

利益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的核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企业包括农户的经济活动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只有存在共同的利益并使总体和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农业产业化的不同产业组织之间的连结才有可能。参与农业产业化的各个实体必须形成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农业产业化的形成，可以是“企业+基地+农户”，可以是“专业市场(或专业协会)+基地+农户+科研”等等。市场经济要求这个“+”必须是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然而由于各地区搞农业产业比。政府必然要发挥作用，而我国受几十年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在推动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意识不强，所以很容易利用行政手段、而忽视经济纽带作用。这样建立起来的“一体化”、“一条龙”必然是形式主义的，失去农业产业化的实质。

农业产业化的关键既然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问题，因而必然涉及产权问题，所有制结构问题，政府必须推动农业产业化各个实体环节的产权改革，通过改革去明晰产权关系，建立协调的利益机制。各地实践证明，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各个实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既有外部的关系。也有内部的关系。外部关系一般可用契约、合同等办法规范，内部关系一般应用股份制的办法结合。比如广东温氏集团公司和7000多户养鸡农户的关系是以合同形式确定的。据1986~1994年的统计，农户获利6277．5万元，公司获利6888万元，约各占一半，从而形成一种互利的紧密关系。华南农业大学与温氏集团的紧密结合就是用技术参股办法，该集团总公司与分公司关系也是用参股、控股等办法实现的。还有不少企业实行职工持股办法，这些都较好地协调了内部的利益关系。因此，正确协调处理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实体内外部利益关系，涉及到产权改革、所有制实现形式改革等较深层次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农业产业化才能健康地发展。

5、引导农业产业化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实践是在当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历史时期进行的。农业产业化，必须与“科技兴农”、“三高”农业紧密结合，必须以吸纳科技力量为根本，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的科技含量。

篇4

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先后进行了、建立合作社、成立等一系列变革，理论研究也主要侧重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与变革来展开，对农业企业化的研究尚属空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深化，对农业企业化问题的研究也时断时续地贯穿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虽然研究大多是初步的，数量也不多，而且也没有引起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足够重视，但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总体来看，对农业企业化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在不同阶段，研究背景、出发点、重点等也有所不同。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开始推行，逐步确立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但在推行过程中也伴随着理论上的探讨和争论。有人认为，应积极发展农工商联合企业。这种观点认为，农工商联合企业有利于促进生产，可以满足人民对农产品的需求，同时还可以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为农业现代化积累资金，也有利于农业专业化、社会化以及发展商品经济等。发展的形式和渠道主要是以国营农场和为依托组建联合企业(肖毅为，1981)。这种研究大多立足于发展和社队企业的基础上，所以具有一定的时代烙印和局限性；也有人认为，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应发展家庭农场和新经济联合体。这种观点认为，家庭农场和新经济联合体具有自主性、灵活性、专业性、经济性等特点，对于发展商品生产、活跃农村经济、满足社会对农产品需要等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作为农村发展的主要方向(许岢，1983；周德星，1983)；还有人认为，实行是对体制的巨大改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引导农户走专业化的道路，发展专业化农业大户，以提高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水平。这种观点认为，农业大户经营和家庭承包经营在性质上完全一样，但可以避免小规模农户经营的缺陷，有利于农业专业化、社会化、规模化、集约化等，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应大力发展(孙仁，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