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形势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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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丽娟 单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南平监管分局

我国银行业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存在的难点

目前，许多地方农业科技发展计划不是实行课题组制，而是过分强调做项目，考核评价标准是课题成果和论文，缺乏退出机制，忽视将研究出的成熟技术转让给企业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人才不济，农技队伍结构优化迫在眉睫。一是农技队伍存在结构“短板”。同时，农技推广队伍专业结构单一，其中农学专业技术人员占44.26%，其他多种专业技术人员偏少，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农业科技发展要求。二是农技队伍不稳定。上述科技特派员多为下派单位的技术骨干，必须兼顾本单位工作，加上基层工作环境艰苦、生活条件差、福利待遇难以保障，易岗混岗现象较严重，专注于科研的时间和精力无法保证。我国银行业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制约因素1.农业科技前期投入高、生产周期长、效益产生慢且不确定性较大，银行业金融机构介入意愿不强。农业科技创新成果从理论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至少需要经过“研发—推广—应用—产业化”四个阶段。通常来说，一个农业新品种从研发到广泛推广至少需要6～8年时间，一项农业新技术则至少需要4年左右的时间。同时，在农业科技创新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还面临着技术、应用及市场等各种风险，因此其融资需求必然存在资金占用时间长、规模大、风险高等特点。由于农业科技创新诸多的不确定性与信贷资金的“三性”要求存在着固有的矛盾，多数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愿深度介入农业科技创新项目。2.信贷创新产品少、放贷总量有限，企业准入条件不低。从银行方面来看，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农业科技型企业发放贷款，抵押物仍以土地、厂房为主，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农产品抵押贷款等少数创新品种，因受限于担保物的流动性，贷款发放规模有限。具体而言，农业科技企业的专利权、商标专用权等知识产权，存在价值认定标准不统一、转让不便等问题；应收账款、农产品则存在着自然风险、违约风险等，预期收益存有较多变数，银行在发放此类贷款时，普遍要求提供担保且抵押率较低，无形中抬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从企业自身来看，具备一定规模的农业科技型企业，一般都有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和成熟的创新成果商业化机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金依赖度不高；而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资金高度依赖的小微型农业科技企业，由于其处于初创期，技术不成熟，又缺乏有效的抵质押物，很难达到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准入门槛，往往陷入“要想做大做强就要有银行资金，而要想得到银行资金就必须先做大做强”的怪圈。3.农险品种少、补偿认定难，风险分担机制未形成。自1982年我国恢复农业保险以来，基本上是在商业保险的框架内推行，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至今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在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地区推广的品种主要以地方重要及特色农产品为标的，农险品种匮乏。同时，由于农业保险在发展中存在着交易成本高、补偿范围认定难、重大自然灾害风险补偿机制欠缺等问题，其风险保障与分担作用远未得到充分发挥。

我国银行业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模式选择

笔者认为，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应采取“以政府为主导，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参与产、学、研各个阶段，实现互利共赢”的模式。（一）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优化融资环境1.吸引多元化主体参与。要适当提高农业科技资金投入比例，营造一个鼓励农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氛围，吸引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农业合作组织、私人等多元化主体的参与，促进农业科技创新机制的有序运转，培育创新主体，孵化创新成果，推广应用创新技术。2.创新资金运用方式。要鼓励各级财政在自身财力范围内，综合运用无偿及有偿资助、创业投资引导、贴息、税收优惠等方式，撬动社会资金参与农业科技创新。探索财政支农资金的金融化运用机制，由政府与民间金融组织合作实施农业科技创新，在确保财政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循环使用，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3.完善风险保障机制。要探索建立农业科技创新贷款的风险分担和奖励补贴机制，扩大农业保险补贴范围，发挥保险在农业科技创新及科技成果产业化中的保障及风险分担作用，切实解除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后顾之忧。（二）银行业金融机构主动作为，满足企业资金需求1.创新丰富服务产品。要探索以农业科技型企业的股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著作权为质押的贷款担保方式，扩大办理集体林权抵押贷款、大型农机具抵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等。开发运用“银行+保险”“银行＋担保”“银行＋保险+财政补贴”等多种组合融资模式，有效支持农业科技创新。2.全面提升服务水平。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制定专门的农业科技创新类贷款管理办法；加强与担保机构、保险公司的合作，设计开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信贷品种；加强银行同业之间的合作，对资金需求量庞大的大型农业科技创新项目组织银团贷款；加强与农业科技部门的沟通联系，将其推介的优质企业、项目列为关注对象，实时跟踪项目进展和评估项目风险，对不同类别的农业科技创新项目实施差异化管理。3.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一方面，银行业金融机构尽量单列规模、单独考核农业科技创新类贷款，合理调整审贷条件，简化信贷流程，适当降低贷款门槛，切实保证相应资金需求。另一方面，银监部门科学把握原则性和灵活性，适当放宽农业科技创新类贷款不良比率容忍度，引导和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扩大农业科技创新类贷款投放。（三）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对接科研活动，加快创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农业科技创新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活动，必须明确界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有效整合资源。目前，全国上市农业企业有100多家，其中60%～70%都有实施科技创新项目，2011年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投入科研经费超过230亿元，建议由涉农龙头企业来承担和申请可商业化、应用性较强的科研课题，农业院校及农业科研机构则专注于基础研究领域。由此，银行业金融机构可统筹安排，积极对接，对科技研发贷款、技术改造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分别进行评审，实行不同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对效益好、信誉高的龙头企业以及知名度较高的农业院校、科研机构，扩大贷款利率优惠幅度，有效促成“工厂流水线式”的“研”“产”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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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金融领域国际竞争商业银行竞争力

商业银行竞争力是商业银行综合能力的体现，是商业银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相对于竞争对手所表现出的生存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总和。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在我国市场占据优势地位，而这种优势地位的产生大多是由我国的政策保护而取得的。但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我国政策的进一步松绑，国外银行的进入会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市场优势产生冲击。我国商业银行在这场竞争中势必暴露出一些潜在的问题，而如何保持住商业银行的持续竞争优势是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制约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因素分析

（一）治理结构因素

1.组织结构不合理。现存的银行机构还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管理模式，部门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各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对经营风险和责任谨小慎微，而对谋取局部的自身利益则违规操作，暴露出从内部而来的机制风险。对基层行贷款权的上收，严重扼杀了基层行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这种贷款项目的层层上报和逐级审批，延误了基层行良好的投资时机，而上级机构为平衡社会关系指令发放的贷款，下级只能听命，如此导致放款项目的评估、决策和运作出现偏差，背负巨额坏账或亏损。

2.制度不合理。在国有独资的产权模式下，国有银行形成了一级法人总行对分行、分行对支行多层次的委托关系。从委托人的角度看，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与银行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不一致，使得国有银行具有内在的政企不分的制度特征。从人的角度看，银行经营管理人员事实上或依法掌握了控制权，他们的利益在公司战略决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控制往往是通过经理人员与职工的共谋而实现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制度环境的不成熟，银行内部人控制问题尤为突出。

（二）整体经营素质因素

1.资本充足率低造成流动性风险较大。资本充足率（资本与加权风险资产之比）是资产安全性的衡量指标，按《巴塞尔协议》的规定，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必须达到8%（其中核心资本不少于4%），以保障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抵御风险的能力。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远远低于国际大银行的平均值。资本充足率不足的直接后果，是抗风险能力不强、盈利水平低、竞争力差。我国商业银行的自有资金少，在主要依靠债务杠杆运作的过程中，银行的债务过高，即存款占总资产的比重过高，必须留有较高比例的备付金以应付正常的提款需要。而政府长期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干预，导致呆坏账严重，金融资产质量低下，运营成本居高不下，盈利能力低。

2.我国商业银行经营规模与业务范围狭窄。资产和资本总额、分支机构数量、跨国经营状况、是否开展证券、投资、保险等业务都是衡量商业银行规模的主要指标。银行是一个规模效益显著的产业，但在经营规模上我国商业银行明显处于劣势。我国商业银行业务范围狭窄，品种单一。设备也比较落后，不仅电子化和网络化的服务设施层次低，而且服务软件和专业人才的水平也亟待提高。

3.金融人才缺乏。国际金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随着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发展，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既精通外语、计算机以及国际金融专业知识，又熟悉东道国区位优势、人文状况的复合型人才，同时也缺乏一套合理有效的人才竞争机制。由于普遍缺乏开展国际业务的人才和经验，致使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国际化能力方面的竞争力明显不足。

（三）外部经营环境因素

1.资金价格管制的限制。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利率、汇率管制依然存在，长期的资金价格管制，使得中国的商业银行形成了利率、汇率波动无风险的思维定势，银行缺乏资金价格变动的风险意识，自然就不会主动规避金融风险，创新具有保值功能的金融产品。当银行不能很好地预测、防范风险，势必会降低自身的竞争力。

2.中央银行监管的乏力。中央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监管效果不太理想。目前对商业银行的比例监控与监测仅局限于几张报表，只是作了一下几种比例关系的统计分析，不仅填报的数据真实性差，而且也缺乏必要的计算机汇总分析，缺乏硬性的考核办法和强硬的监管机制，无法迫使商业银行自觉调整各种比率。同时，商业银行内部缺乏必要的专门管理机构和人员，对比例监管只是应付，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这些都使中央银行的比例监控、监测流于形式。

3.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国有企业改革举步维艰，商业银行深受其累。由于商业银行受命于政府，将贷款发放给国有企业，而不是最安全的客户，在企业亏损倒闭，国有企业转型过程中这些贷款便成为银行的呆帐或坏帐，无处可寻。

二、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一）实现治理结构创新

1.组织结构创新。通过兼并重组与整合，逐步成为金融控股公司，达到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花旗集团和汇丰控股公司发展的道路，为我国银行组织结构的调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种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企业组织形式，作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组建控股集团，是组织结构创新的有效选择。

2.制度创新。应该进行规范的公司化改造，一是规范董事会的权利，推广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二是合理安排股权结构，促进股权结构合理化、多元化；三是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建立明确的业绩考核与评价体系、建立董事会决策责任制度来实现。

（二）提高整体经营素质

1.加强经营管理，提高资本充足率，化解不良资产。通过减少信用放款，增加担保、抵押放款，压低银行风险资产占全部资产的比重；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以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损失；以分拆、合并重组的上市融资方式募集资本金或准许其发行长期次级金融债券补充附属资本；尽快处置银行的不良资产，利用呆账准备金制度；适量注入财政资金；成立专门的不良资产清理机构等来化解银行的不良资产。

2.开拓业务领域，创新金融产品，实现电子化技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开展网上业务，开展个人理财业务，开辟中间业务新领域，拓展国际银行业务，加快国际化进程。适时把握混业经营商机，推动业务持续发展，进行服务品种创新，拓展会计事务、融通保管等业务范围。此外，还应开展资信调查、财产评估等高附加值的知识型业务，发展保函、贷款承诺和备用信用证等信用服务方面的业务。总之，我国商业银行必须转变观念，学习欧美等国家金融领域的先进经验，加强管理，提高经营效益。

3.选拔高级人才，引进培育高素质专业人才，充实人力资本。应根据人才结构现状、内部结构、发展需求以及人才使用的成本采用不同方式、不同渠道进行选拔、引进和培育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的同时，还要完善对优秀人才的激励与管理机制。

（三）创造外部良好竞争环境

1.推进利率改革，降低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利率市场化，银行把利息和客户风险挂钩，银行不必惜贷，当认为某企业预期风险较高时，可上调利率，使风险通过利率溢价获得化解。

2.转换监管主体职能，加强宏观调控，促进合理竞争。中央银行应加强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监管，督促商业银行改进和完善经营管理体制和组织体制，同时建立和完善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制定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南。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完善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促进合理竞争。

3.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经济改组，优化国有经济结构，活化国有资产存量，以有效化解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风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施科学管理，切实提高服务质量，构建我国商业银行的特色文化，有效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篇3

 

发轫于启蒙时代的现代性，因其优越的现代化文化，对中国近代及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1]（p4）中国文学也从那一时期，顺应时展变化的律动，开始了现代转型。但是，由于现代性自身内涵的模糊和不确定性，故而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也呈现出来了不同的范式。本文试以鲁迅的《故乡》和沈从文的《丈夫》为例进行比较，来探讨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体现样式。 

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鲁迅无疑是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从《狂人日记》的写作到创造和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四大模式，可以说鲁迅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不过，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展，却并非止步于鲁迅。马泰·卡琳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曾这样说道，“现代性（常常被视为理性）的双重冲突——一方面是同传统，一方面是同它自身（或同一种对立的对抗现代性）——所导致的那些悖论。”[1] （p337）或许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迅和沈从文可能恰好发展了现代性的这两个分支。 

“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核心是启蒙，反对封建文化和儒教纲常，批判专制制度，维护和张扬人的个性以及世俗生活的快乐，呼唤人的解放，构成了是中国现代文学主导性启蒙潮流。”[2]（p2）鲁迅的文学创作呼应了这一历史要求，他开始了终其一生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思索和“改造国民性”的探索实践之路，从而也使国民性话语成为“一个现代性神话”。《祝福》正是这一思潮下的产物。 

《祝福》中以年关之夜从外地匆匆回到故乡鲁镇的“我”为视角，展开了整个故事叙述。文中的“我”显然是一个“现代化”的、拥有现代性精神资源和话语体系的“外来者”，尽管鲁镇是“我”的故乡，但“我”所接受的文化与环境与鲁镇势必迥然不同，所以才会对鲁镇的守旧和封建有更为直观的感受，才会对鲁镇的陈腐感到更深层的悲哀！ 

常年在外生活的“我” 与遵循中国封建思想和传统礼教的鲁四老爷自然毫无共同话题，所以鲁四老爷一见到我，除了寒暄就是“大骂其新党”。鲁四老爷对新事物——或者说是非传统事物的敌对情绪，还有鲁四老爷书房中的陈抟老祖写的“寿”字、《近思录集》、《四书衬》等，让“我”看到了一个国民性的非现代存在——一个沉浸于传统文化而自得其“恶”的老者形象。 

而在河边遇见祥林嫂，无疑给了“我”更大的刺激。当“我”看见祥林嫂从一个“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脸上有些白胖的女工，变成如今头发全白、瘦削不堪，乞丐般的形容时，大为震惊。但是，这样的祥林嫂却把“我”视为一个“见识得多”的出门人，神神秘秘地来问“我”“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等问题，所以“我”才会有“诧异”、“悚然”、“疑惑”、“吃惊”等反应。形如枯槁的祥林嫂关注的并不是现实自身的温饱问题，而只是对地狱有无深怀恐惧，封建宗法和传统礼教制度对她的迫害程度可见一般。也因此，“我”才会从祥林嫂那“间或一轮”的“瞪着的眼睛的视线”中，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悲哀；才会在得知祥林嫂在年关之夜死后依然被四叔大骂为“谬种”时，发出“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的喟叹。 

以有着现代文明价值体系背景的“我”为视角，来观看、反思鲁镇，无论是讲理学的四叔，饱受磨难的祥林嫂,伙同祥林嫂的婆婆逼祥林嫂改嫁的卫老婆子，主观帮人但客观是帮凶的柳妈，还是鲁镇上消遣祥林嫂的众人……在传统的家族伦理道德和精神文化浸下的中国国民的素质、精神和状态的非现代性皆暴露无遗，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封建主义统治奴役下所形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种种“国民性”的病象和弱点也得以发掘和呈现。 

如果说鲁迅是在“任个人而排众数”、“掊物质而张灵明”，以启蒙者的姿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以西方现代性精神文化作为启发国民觉悟和改造国民性的良方，那么沈从文则开出了另外一张改造国民性的药方，他以田园牧歌的形式走出了一条反现代性的“现代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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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即是指刑事和解能够在那些案件中得以适用。理论界对与刑事和解范围的界定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存在被害人的案件，无论重罪还是轻罪，只要不是非处以死刑不可的案件均可以适用。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刑事和解的范围应当严格限制在轻伤害案件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成年人犯罪的初犯、偶犯、过失犯。笔者认为后者的观点过于保守，在司法实践中大量超出该范围的案件也纷纷通过赔偿协议的履行得到了司法机关减轻刑事责任、适用缓刑等量刑上的优待。从法理上说，积极赔偿在一方面可以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及时的修复，有效减轻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犯罪人通过自己的赔付行为向被害人谢罪的悔过心理。因此根据罪刑相适应之原则，刑事和解的犯罪不应受限制太窄，否则既不能适应审判实践的客观需要又不能体现制度本身应有的平等性。当然，鉴于以犯罪人、被害人为主导的刑事和解本身可能存在因双方过分关注自身利益从而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存在，因此对于刑事和解设定一些排除适用的案件范围还是有必要的。笔者认为这些不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具体包括：侵犯国家和公众利益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及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同时基于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客观国情以及考虑到刑事和解制度必要的探索和实践过程，笔者认为可以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界定应当有一个渐进的扩大过程。在目前可以考虑先对于主要侵害个人权益的轻微刑事案件进行刑事和解。而对于犯罪人系累犯、再犯的案件以及具有黑社会性质或者恐怖组织性质的持械伤害、聚众斗殴及其他情形的刑事伤害案件谨慎有选择地适用刑事和解。

二、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

从国外立法以及目前刑事和解的探索实践来看，刑事和解应当具备主观、客观两方面的前提条件。一是主观条件：犯罪人认罪和犯罪人、被害人自愿参加刑事和解；二是客观条件：案件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足。

三、刑事和解的启动程序

从原则上，只要是在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内的案件，符合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就可以启动和解程序。但是出于规范化的考虑，在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具体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启动：一是犯罪人或者被害人自己或者通过其亲属、人、辩护人代为提出和解请求；二是司法机关经过筛选后对于符合和解条件的案件，犯罪人和被害人没有提出和解要求的，则由法院告知可以进行刑事和解。在和解程序启动后，法院应将和解过程中应当知晓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程序以书面方式进行释明。之后，双方可以自主选择自行和解、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及法院调解。如选择前两种方式进行调解则法官可基于案件的实际情况限定一定的和解时间，以防止因和解致使案件审理过分拖沓。由于刑事和解以自愿为基础，因此在和解过程中如果任何一方自行退出，和解程序立即终止。

四、刑事和解协议的内容

目前来看，刑事和解协议的内容一般包括三方面：犯罪人认罪并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道歉；犯罪人与被害人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表示谅解并同意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协议的内容体现了双方在和解过程中通过沟通交流实现了精神抚慰、达成了物质赔偿以及刑罚建议的合意。

但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就赔偿项目而言不应限制于赔款的单一方式，而应是多元化的，如劳务补偿、公益性劳动、社会服务都是可以的。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当事人的喜好进行自由选择，既体现了民事赔偿双方的意识自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经济能力的限制致使和解不成的现象。实践中也出现了此类做法，例如在山东蓬莱市就有通过给被害人盖房或者种树等方式进行和解的成功案例。可以根据案件类型进行划分，哪些适合经济赔偿，哪些适宜劳务补偿。

五、刑事和解协议的审查和效力

犯罪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接下来就是将和解协议递交司法机关审查。审查的结果直接关系到赔偿协议是否能发生影响刑罚效果的问题，因而是刑事和解中的关键一环。借鉴国外的通常做法和现有的实践经验，审查的内容包括：和解协议是否自愿签订；案件种类是否合乎规定；和解协议是否损害公共利益；和解协议是否已履行；和解协议中提出的刑罚建议是否恰当。同时在审查过程中通过向犯罪人、被害人进行核实协议内容，向犯罪人居住地的基层组织了解等方式调查、评估犯罪人的人格情况，在审查过程中也可以邀请公诉机关参加，以保障审查过程的全面性和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