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方向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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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前我国医学教育体系中人文学科教育对医学心理学科的需求

医学伦理学和医学心理学是医学教育体系当中具有人文内涵的学科。医学伦理学是引导医学发展的方向，规范医疗实践活动中医患双方行为以及相互关系的学科，而医学心理学是研究解决心理社会因素与疾病、健康关系的学科。同时，医学心理学也是关系个体人格发展成熟与否的学科，关系到他们对于自身和社会的认知评价与应对方式。有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临床医师在医学人文认知方面存在着差异。从医时间越长对于医学人文本质的认知越深刻。一些从医时间较短的年轻医师往往对于医学人文本质的认知不到位，所以医学院校应该加强对未来医疗事业主力军的年轻医师和高学历医师临床医疗实践医学人文认识的培养。2012年温岭杀医案中的当事者连某，在接受治疗后自我感觉并没有好转，有些症状反而加重了。据报道:连某手术后对医院包括对主治医师在内进行了多次上访投诉，均未得到让其满意的答复。而院方给连某的解释答复是根据各种化验和检查的数据影像等资料，得出连某的病已经治愈，没有再治疗的必要，但连某断然拒绝这样的解释。其本人诉说他的呼吸、睡眠等感觉不但没有好转，而且比以前更严重。在这个事件中，单纯从患者的角度看，医院方面没有充分考虑连某的心理感受和需求。多次投诉上访，终究没有得到足以让他消除心中疑惑的答复，一次次的投诉未果转化成一次次的愤怒，终于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发泄出来，使双方都付出了沉重代价。心理学告诉我们积压在内心的各种不满必须以适当的方式途径、在适当的时候发泄出来。一个人承受的压力和不满，如果超出他能承受的极限时就会以极端的形式爆发出来。如果医院方面在接受连某投诉过程中能考虑到他的感受和心理需求的话，结局可能不是这样。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媒体、医院方面还是社会公众单纯谴责连某的行为，而不反思医院以及医师方面的不足，既不公正也不客观，更不能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另外，医疗中的“生”和“死”是最常见而又最重要的现象。无论是对患者还是对医护人员自身，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由于医学生或者年轻医护人员的人生阅历不够，在面对患者死亡时，少有人会体验到即将死亡患者的恐惧焦虑以及其家属的悲痛，一些医务人员可能表现得较为冷漠和无动于衷。医学心理学科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谋求医学生人格的健康发展与成熟，培养他们树立科学的生死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他们能够用恰当的方式为死亡患者和家属提供恰当的帮助。所以，从以上种种现象看，具有丰高收入者文精神内涵的医学心理学科对培养医学生以及年轻医疗卫生人员人文情怀有着重要作用，在我国医学教育体系当中开展多方位的人文教育工作显得紧迫而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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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的历史通常划分为三个时期，1908年到二战为学科形成阶段;二战到60年代为学科发展阶段;从60年代末期开始，社会心理学研究遭遇严重危机，反省和试图消除这种危机构成70年代以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旋律。危机意识促使社会心理学共同体从研究主题的选择、主宰的方法偏好、理论模型的构造和研究的潜在假设等所有方面进行冷酷而全面的自我反思和检讨。西方社会心理学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全面的理智转型。或者说，在过去的20年中，西方社会心理学已经超越危机时期的苦闷，从研究程序、研究技术和理论构造到研究主题的拓展，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等各个方面，都有突飞猛进的演化。

一、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

1、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是认知主义的危机

上世纪50年代后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及其主要成果，如人际知觉与归因理论、认知一致性理论、认知不协调理论、社会比较理论等。走的都是认知主义路线。因此，5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会心理学就是认知社会心理学，所谓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更准确地说是社会心理学中认知主义的危机。

60年代中后期，受到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范式论、现象学、解释学以及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开始从某个个别的、具体的研究到核心认识论、方法论，对认知主义开始进行全面反省和深刻批判，认知主义在社会心理学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80年代末后现代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的兴起，以及建构主义为其哲学基础的心理生态观的出现，昭示随着人们对社会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模式运用于重要的文化转向。

2、认知主义的危机是自然科学研究模式运用于社会心理学的失败

早期心理学以自然学科为自我发展的范式，在自然科学的统摄下，认知社会心理学长期以来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经验事实的积累”上，社会心理学纷纷遵照实证主义研究的范式：首先在观察基础上形成假设，再通过设计精巧的实验验证这些假设，得出的结论被作为规律性知识构成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样做的直接结果一方面促进了社会心理学中的小型理论爆炸性的增长，一本普通的大学《社会心理学》教课书通常要涉及四五十个形形彼此相互独立的理论;另一方面由于忽视基本理论研究，导致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内部缺乏严密的逻辑联系，各种研究成果人言人殊，甚至相互矛盾……在诸多问题当中，使认知社会心理学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二、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

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经历两个发展阶段。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属于危机的前期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是几乎所有的社会心理学家都被卷入危机，在其中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代表不同的认识，发出不同的声音;二是人们在有关批判的对象、目标、观点、对危机的反应等任何方面都形不成一致的意见，学科研究完全陷入混乱。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正是这种反思的积淀。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具有两个标志：

1、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纷争

当代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映射着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危机”本身就是以后现代文化立场审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结果。

后现代社会心理学首先意味着对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全面解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目的不再是对人的心理的“治疗”或“改造”，而是促成对人的心理学差异与心理局限的“理解”，促进人的心理的解放。心理学的研究不再热衷于去“证明”一个理论的“真”或“假”，因为在后现代语境中，理论根本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证明”。后现代社会心理学致力于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对人的心理做出“解释”。

这种新的研究模式强调以人与他人、他物（包括社会、文化）之间内在、本质的构成性为几点：（1）要求以“现实的人”取代“抽象的人”作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2）强调心理的文化意义，拒绝接受“文化特权”“西方优越”与“种族中心主义”，坚持以平等的原则接受一切文化与个体心理差异;（3）以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互动过程研究取代传统心理学的认知中心;（4）重视理论的前构性;（5）主张用语义学、解释学的方法作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补充。

后现代社会心理学到目前为止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有关它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和发展所产生或将会产生的影响也众说纷纭。但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思想、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解释也标志着社会心理学研究正在发生重要的文化转型。

2、“文化的”社会心理学兴起

如果说作为当代社会心理学文化转向的重要标志，后现代心理学还仅仅是表现为一种思想、观念形态，文化社会心理学则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体系，能够为文化转向提供更加翔实的研究资料。

从社会心理学学科内部的发展逻辑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是试图消解认知主义危机的产物：从学科外部的影响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是七八十年代印度、新西兰、土耳其等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界的本土化心理学研究及这一时期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临床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的研究成果向社会心理学研究渗透的结果。与“认知的”社会心理学相比，“文化的”社会心理学的兴起意味着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系列重大转变。

“文化的”社会心理学认识到人的心理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建构，在文化社会心理学中，文化与心理不再是两个相互分离、独立的要素，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心理是文化投射，是文化对应物。

文化社会心理学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视角，它颠倒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思维逻辑，将文化前置，将心理作为文化的延伸或对应物置于审视的地位。文化社会心理学要着重讨论的是，人的心理如何形成以及在何种程度是文化的表现？站在“文化的”立场，过去人们普遍接受的“西方”心理学研究模式不能被接受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文化社会心理学将研究重点导向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和个体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社会化”问题，强调对心理学的文化内涵的理解、分析。

三、社会心理学文化转向的意义

西方心理学一直对文化存在着忽略，这种忽略很大程度上是与其个体主义倾向有关。个体主义把心理学的研究看成是个体心理的探讨。在意识与行为的研究中不是从个体所处的文化历史背景出发，而是从个体的角度，分析个体的内部动因和外在行为。这种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个体主义倾向排斥了文化因素的考虑，文化的研究由此为心理学家所忽略或拒绝。而文化的转向无疑对克服西方社会心理学中个体主义倾向有着积极的意义。

同时，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可以促进心理学与社会文化的紧密联系，而同本土文化紧密联系的社会心理学更符合社会的需要，因此更具有实际效用。传统的西方社会心理学由于把追求的目标定位在一般的、抽象的、普遍适用的心理科学模式上，不考虑特殊文化条件对心理学的需要和要求，因而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成为一种纯学术追求。因此，紧密联系本土文化的实际，考虑本土文化的特殊需要，研究本土特殊文化条件下的人的心理特征应该是全球心理学工作者共同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1] 王d，汪安圣.认知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彭运石，林崇德，车文博.西方心理学的方法论危机及其超越[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6（24）49-58.

[3] 王小章.社会心理学：从“现代”到“后现代”[J].浙江社会科学，1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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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体系在课程的功能、内容、目标等方面都较原来的课程有了重大创新和突破。新课程的实施给教师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发展机遇。新课程的实施，对教师素质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将反映在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教学行为的改变上。本次课程改革，不仅要改变教师的教育观念，而且改变着他们每天都在进行着的习以为常的教学方式、教学行为。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规定，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为：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新课程的实拖对教师的教育观念及教学方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从新课程的功能和目标出发，分析研究新课程实施对教师的教育观念及教学方式和教学行为的影响，无疑对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促进新课程的顺利实施、提高教育教学效能，具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求知、开发智力无疑是教育的一项根本任务，但不是唯一的任务

课程的功能绝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而应当通过课程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求知、学会创造，使学生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当前，世界各国的课程改革都将课程功能的改变作为首要目标，力争使新一代的国民具有适应2l世纪社会、科技、经济发展所必备的素质。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深刻分析了基础教育存在的弊端和问题，鲜明地提出：“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知识与技能的过程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这一根本性的转变，对于在基础教育领域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具有社会责任感、健全人格、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等，具有重要意义。此次课程改革，将知识与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进行整合，体现了新课程的价值追求。回顾上世纪教育的发展历程，思考今后教育发展的趋势，我们不难发现，教育发展的重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以掌握知识为目的，发展到以知识为基础、以发展能力为目标，在教育过程中重视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建构。

我们的基础教育，关注最多的是知识，中小学教师最关心的、谈论最多的是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得如何。其实，在教学实践中，中小学教师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存在狭窄化的问题，即把基础知识具体理解为学好学校开设的主要科目。并且局限于要考试的内容。同时，强调教育教学对近期的、可测量的考核、评比标准的满足。如：把学科教学的价值定在考试成绩的提高；把思想品德教育的成效对准评比条目；把学生的全面发展看作是参赛得奖；把教学质量等同于升学率等。教师紧紧围绕“考”、“评”、“查”、“赛”的具体要求转，尽管教师按要求工作得非常辛苦，其结果却渐渐丢失了中小学教育更为根本和长远的价值——对社会发展和学生发展的奠基性价值。这虽然主要是由我们过去的课程、考试评价制度、社会的价值追求造成的，但与教师因循守旧的教育观念不无关系。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仅是课程目标和内容的调整，更是一场教育观念的更新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在实施新课程过程中，要求教师在新课程功能与目标的指导下，改变知识为本的教育观念，树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观念，着眼于学生潜能的唤醒、开掘与提升，促进学生的自主发展；着眼于学生的全面成长，促进学生认知、情感、态度与技能等方面的和谐发展；关注学生的生活世界和学生的独特需要，促进学生有特色的发展；关注学生的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的形成，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二、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习惯了依据教材内容、根据自己的设计思路进行教学，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将学生虽不大规范、但却完全正确、甚至是有创造的见地，按教材或自己的要求“格式化”

因而使学生发散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影响了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形成与发展。新课程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既要通过传授新知识来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也要通过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来实现教学新意义的建构。教师一方面为学生提供新知识，同时要激发学生在学习新知识时，把教师传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共有知识与自己的个体经验相结合，形成具有学生个体特征的个人知识。即教师要激发学生学习的需要，创设学生学习、消化、建构知识的教学情境，实现学生对来自于教师方面的社会共有知识的个性化的、创生性的占有。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教师对学生创新思维的促进，实现教师教学智慧的提升，实现教——学相长。根据新课程目标的要求，未来的课堂知识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来自于教材；二是来自于不同教师对教材独特的理解与运用；三是来自于具体教学情境中师生之间的教学互动。在此教育观念的引领下，教师既是新知识传授者，也是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引导者和参与者，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交往意味着人人参与，意味着平等对话，教师将由居高临下的权威转向“平等中的首席”。在新课程中，传统意义上的教师教和学生学，将不断让位于师生互教互学，彼此形成一个真正的“学习共同体”。教学过程不只是忠实地执行课程计划(方案)的过程，而且是师生共同开发课程、丰富课程的过程，使课程变成一种动态的、发展的，从而使教学真正成为师生富有个性化的创造过程。

教师在课堂上所扮演的角色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按照新课程的要求，教师应当帮助学生制定适当的学习目标，并确认和协调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指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学习策略；创设丰富的教学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学生提供各种便利为学生的学习服务；建立一个接纳的、支持性的、宽容的课堂气氛；作为学习参与者，与学生分享自己的感情和想法和学生一道寻找真理。

三、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掌握知识的多少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而如何掌握知识才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世界各国都把学生学会学习作为最重要的教育改革的方向。正因为如此，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成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指出：改变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课程内容呈现方式的变化，还需要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和教学方式的变革，同时促使学生学习方法的改变。

首先，在教育观念方面，教师要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使学生的学习过程变成学生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探索过程并能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有目的地促进学生根据学习内容和自己的不同特点选择不同的学习方式，比如，接受、探索、模仿、体验等，使学生的学习变得丰富而有个性。

新课程强化探究性和实践性的教学目标，倡导新的课程形式，要求教师给学生提供一个开放性的、面向实际的主动探究的学习环境。因此，教师在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要密切联系社会实际，联系理论知识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情况，使学生在学习理论的同时，加深对知识实践性的理解，提高运用知识解决社会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与此同时，新课程对学生如何掌握和获得知识的过程和方法予以关注。以前，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学生学习的结果，而忽略了学生是通过什么样的学习方法和策略来学习的。死记硬背、题海战术得到的高分，掩盖了学生在学习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学生的学习方法分为两种：一种学习方法是“深层法”，它以理解思想和探询意义为目的。学生对学习具有一种内在的兴趣并希望在学习中得到乐趣。他们把学习任务与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对论点和论据进行联系又加以区分，找出规律以及潜在的原理；把新知识与已有知识联系起来，找出所学内容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他们关注的是所学知识的意义、要旨和相互联系。另一种学习方法是“表层法”，这种方法是学生把学习看做来自外界的一种强制性，因而试图去应付这些要求。他们的学习动机具有实用性和工具性的特点，想花尽量少的工夫来完成学习任务。他们尽可能准确地去复制基本知识，为考试而不是为理解而死记硬背。虽然他们学习也十分专注，但忽视了学习的意义和学习策略。

学生运用哪种方法掌握知识，虽然从试卷上基础知识类题项的答案中看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他们获得知识的过程和方法不同，必然导致学生真正意义上的收获不同，而且对学生终身发展的影响也是具有显著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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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敏斯特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个别学科方向设置较细。如本科阶段设有医疗新闻学。医疗新闻学包括编辑（医学）；特写写作（医学）；适用于卫生专家的排版设计；适用于卫生专家的出版法和伦理；适用于卫生专家的专业写作；新闻的语境；医疗保健工作政治学等课程模块③。再如，硕士研究生阶段设有传播政策。该专业所包括的必修课程模块有传播政策的政治分析（必修）和学位论文专业指导；第一学期的选修课程模块包括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技术和传播政策；传播理论；传播学研究方法；学习技能；第二学期的选修课程模块包括全球化和媒介；政治传播；媒介受众；性别，暴力和政治；政治传播等④。

点评 ：学科细化与学科的深入发展息息相关。与欧美国家相比，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传播学教育）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并不算久。因此，中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总的来说存在学科方向设置线条粗疏的问题。当然，随着社会需求的发展和学界研究的细化，一些细化学科正逐步被列入教学方案。譬如奥运报道、健康传播等。但是，由于这些教学方向完整体系的形成还需假以时日，因此，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在教学过程中这些被细化出来的学科方向往往跟其他早已成型的学科方向难以有明显的界线，难以突出细化学科方向个性化的东西。不过可以期待的是，不管是从横向看还是从纵向来看，中国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应该并且会朝学科细化的方向发展，横向学科细化以媒体类别（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为维度；纵向的学科细化以传播内容所属领域或学科领域（如体育新闻报道、社会新闻报道、经济新闻报道、健康传播、传播政策等）为维度。

体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

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此点可由针对新闻学本科生的课程设置略见一斑。

另外，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以2006年第一学期传播学硕士课程《新闻理论》为例，该学习模块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新闻业与互联网、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

点评：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现今中国的新闻学教育最早借鉴于苏联。由于当时国际、国内特定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尤其是90年代之前），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但是， “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⑥。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教育差别较为明显

英国大学本科学制3年，硕士研究生学制1年。本科生入学前无需经过统一考试，而是一般要经历提交申请、面试、录取等程序。一般可以同时申请6所学校。威斯敏斯特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所提供的本科生教育包括媒介学和医疗新闻学。所提供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包括传播学、传播政策、针对国际学生的新闻学研究、媒介管理，摄影新闻学、公共关系等。

本科生阶段教育理论与实践并重（甚至更重实践）。学生一般每学期要修两门理论课，两门实践课。前者包括新闻理论、传播理论、全球化、媒介消费、传播法方面的课程。后者包括印刷、在线和广播新闻、电视制作、广播制作或公共关系等。学生入校后，即可根据自己的兴趣侧重某方面的实践。譬如对电视制作感兴趣的学生，可以在实践课上学会摄影、编辑视频、制作演播室节目和制作纪录片等所需的技能。本科阶段的理论课在讲授时“多结合案例，与实践紧密相联，并不注重深入系统地介绍理论”⑦。多以教师讲授和小组讨论的形式组织课堂。

硕士研究生阶段主要是深化学生的理论积累和培养其做研究的能力。实践课的重要性下降。理论课多以专题形式组织，表现出一定的深度，如2006年第一学期传播理论这门课涉及大众传播与现代化、发展传播学、意识形态与霸权、传播与文化、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等专题。课堂组织形式除教师讲授和小组讨论外，还包括一对一与导师面谈。在与导师面谈时间内，学生可以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与老师深入探讨，老师会指导学生论文写作。

点评：国内新闻与传播学教育中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本科阶段教育与硕士研究生阶段教育之间并未泾渭分明。一些在本科阶段学过的内容还会出现在硕士研究生阶段。解决此问题的一个途径也许是更准确地把握不同阶段教育的定位，拉开本科生、硕士研究生教育的距离。譬如将本科生教育定位于“怎样做”，将硕士研究生教育定位于“怎样对做进行思考”。要教好本科生“怎样做”，可能会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制约，如硬件设备。硬件设备不仅体现在量上――量不足就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有充足的熟能生巧的机会；而且还体现在质上――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用20世纪80年代的设备来训练21世纪的学生只能事倍功半。将本科生教育定位于“怎样做”并不意味着只培养“匠人”，而是说，这是本科生教育的基本使命。将硕士研究生教育定位于“怎样对做进行思考”，亦即侧重于引导学生学会站在理论的高度上描述现实、解释现实、预测与控制现实。

博士研究生教育程序控制严格

博士研究生学制3年。拿到学位之前，一般要经过以下程序：提交研究计划――面试――注册――身份转换――提交论文――论文答辩。入学前无需经过统一考试，但要提交研究计划。如果学校认为有导师可以指导申请者将来的研究，就会组织面试，以了解其对该研究论题的把握程度及未来的研究潜力。申请者面试通过就会被录取。正式入学后就要在导师指导下有步骤地开展研究工作。首先要大量阅读与研究论题相关的文献资料（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大学图书馆间资源共享，许多政府或社会网站上的信息完全公开，因此可供学生利用的信息资源特别丰富）。一年级第二学期初要经历注册程序，学生要准备书面材料，老师以面谈形式检查学生此前的研究成果，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二年级末要经历身份转换程序，一般需提交字数约为毕业论文1/3的报告，如果顺利通过专家小组的面试，身份就可由MPHil (Master of Philosophy ) 转为PHD候选人(PHD Candidate)，如果未通过，就不能转换身份，只能修改后重新经历身份转换程序。身份转为PHD候选人后，就可正式进入论文写作阶段，接着是提交毕业论文及论文答辩⑧。由于目标清晰可见，博士研究生从入学的那一刻起就以理论突破为目的，并且有着明确的研究论题。由于导师与学生间的双向选择机制能确保学生的研究论题尽可能落在导师的研究领域（研究兴趣）范围内，所以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可以很充分地得到导师的指导意见。通过环环相扣的程序，一步步地完成始定的研究论题，可谓三年磨一剑。

点评：国内博士研究生阶段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所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有些学生所选定的研究论题与导师的研究领域（研究兴趣）出现错位，以致导师在指导学生做研究时不能那么游刃有余。此问题的主要责任并不在导师，而在于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机制并未能完全顺畅地运转。

留给学生主动寻求知识的时间与空间

英国高校教育每一学年包括两个学期，每学期正式上课时间为12周。2006年第一学期始自9月18日。第二学期始自1月15日。威斯敏斯特大学新闻与传播学只要求本科学生每一学期选4门课。硕士研究生的课程量要求不一，但也不算很多。以传播学硕士教育为例，要求学生在一年内修完3门核心课程和5门选修课程。公共关系硕士教育要求学生在一年内学完4门必修课和2门选修课。

点评：英国高校教育的工作量是每年24周，比中国少了近1/3。不仅如此，而且由于理论课上小组讨论和与导师面谈会占去相当多的时间，因此用于讲授的时间就更少了（每门理论课每学期约讲授十多个小时，当然也有的课会多些）。“老师只是给学生拉出一个知识框架，学生可以利用大量课余时间自己去探索、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13

必修课数量不多，选修课丰富

必修课程一般为核心课程，其在学生所修的全部课程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每学期1-2门。以传播学硕士教育为例，必修课只有3门。可供选择的选修课则包括13门。

点评：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中，中国不少高校的必修课所占比重较大。不过此点只能作为一个客观差异来看待，并不能说明孰优孰劣。

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方式灵活

学生修完一门课，老师都会给出评定成绩。很多老师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方式不是期末考试，而是根据学生的论文（多为理论课）、作品（多为实践课）等做出综合评价。譬如对本科阶段新闻学方向的学生来讲，老师会根据论文和设计方案来评定理论课的成绩，根据实际操作，个人和团体设计方案和分析自己工作的日记等评定实践课的成绩，没有期末考试。

点评：老师到底以何种方式评价学生学习效果，还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每一种方式要想取得好的效果都是有条件的。

学生反馈全面

威斯敏斯特的学生在学期末会拿到一份学生反馈问卷，以调查每一教学模块(model)的教学效果。这份问卷设计得相对较为详细，不仅会涉及授课本身，而且还会涉及到教学设备、教材等。以2006年该校学生拿到的反馈问卷为例，整份问卷共分为9个部分，前6部分为客观题，后3部分为主观题。分别为组织；材料与设备；讲授（lecture）；小组讨论和实践/设计；评价；综合评价；你的观点；背景信息；附加问题。每一客观题均包含五六个六级量表。

点评：教学本来就是个双向传播的过程。传播效果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反馈的情况。由于学生反馈意见的根据是自己接受教育的效果，而教学效果不光会受到课堂教学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教学设备、试验室设备、图书馆资源等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将这些内容包括在学生反馈问卷中会更符合实际情况。

注释：

①

②

③wmin.ac.uk/mad/page-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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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新闻与传播硕士培养的特点

早年，我国高校以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型硕士教育为主，目的是为了培养教学和科研专业人才。但传统的培养模式使得新闻学和传播学专业的毕业生有着知识体系单薄、创新思维弱等问题特点，不能适应新闻与传播事业发展的需求。于是，国务院委员会在2010 年批准开设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其目标是：“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具有现代新闻传播理念与国际化视野，深入了解中国基本国情，熟练掌握新闻传播技能与方法的高层次、应用型新闻传播专门人才。”

但是在实际的教学培养过程中，包括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考核机制以及师资队伍等方面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

1、课程设置与师资配备无法严格区分

虽然学界已经将“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严格区分，高校也因此将原来的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培养方案进行修改。但是在专业硕士的课程设置里，某些实践性比较强的课程仍然是由原来的理论课教师授课，所讲授的内容与之前的相差无几。而且，专业选修课的开课也是根据学生的选课人数及老师的上课时间而定，有些对于专业硕士比较重要的课程，却因为选课人数过少或是没有相应的老师授课而不能开课。最终，专业型硕士的培养方案与学术型硕士的培养方案并没有太大区别，这些课程的学习不能满足新闻媒体部门对专业人才的知识和能力的需求，不能达到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

2、教学内容实践性缺乏及考核机制过于宽松

专业型硕士学位的设置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特别是对于新闻与传播学这种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型学科，更需要突出学生的实践能力。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新闻与传播硕士的课程内容往往还是以理论知识为主，实践课程并不多。各高校在新闻与传播专业实验室的建设投资力度不够，教学与实践脱节。并且，高校对于新闻与传播硕士的考核机制仍然侧重于科研能力和学术论文的发表，因此新闻与传播硕士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学习理论知识和论文写作上，实践活动相应减少。同时，大多数新闻与传播硕士所发表的论文学术性不高，最终导致专业型硕士学生在学术要求与实践能力上都达不到研究生应有水平。

3、师资队伍建设的管理欠缺

国务院委员会在培养新闻与传播硕士的培养方案中指出：“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任教师须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教育教学水平。重视吸收来自新闻与传播实践领域的专业人员承担专业课程教学，构建‘双师型’的师资结构。”但在实际教学培养过程中，各高校对新闻与传播硕士的师资配置上有很大差别。校内的教师理论知识丰富，但是缺乏实践能力；校外聘请的教师，虽然实践能力较强，但是很多外聘教师在名义上作为新闻与传播硕士的兼职导师，多数导师并未尽到指导学生的实践活动的责任，更多情况学生还是与校内教师完成科研项目。同时，高校对校外教师缺乏有效的管理，兼职教师可能因为自身工作的原因无法定期指导学生，甚至无故中断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课程和其他工作。

二、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教学模式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作为美国第一个开设新闻学硕士学位课程的大学，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雄厚的师资队伍，更是在新闻教育上有着自身独特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模式，其独创的“密苏里方法”（包括课程体系、实践体系、支撑体系）对美国的新闻教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1、独特的课程设置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姆斯在建院初期提出他的教学理念：实践是新闻学习的最好方法；新闻工作不是封闭性的，而是一项面向全世界的工作。正是由于这样的教学理念，密苏里新闻学院培育出全世界优异的新闻界人才。在课程设置上，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是将硕士学位教育的专业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研究生二年制的学生一共有16种专业方向，且每个方向都有不同的课程（“4+1项目”即本硕连读的学生也有9种不同方向的课程设置）。课程包括理论知识：美国新闻史、新闻学基本规范、传播法等；实践能力包括让学生掌握基本采访、写作、编辑等技能。

2、完善的实践体系

在硕士生的录取方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也会优先考虑具有媒体工作经验的申请者，这并不是忽略那些完全没有经验的申请者，而是对于这些没有经验或是经验不足的学生，学校会根据学生实际能力提供实践的平台：在创办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同时，学校也创办了一份面向社会发行的报纸――《哥伦比亚密苏里人报》，在校学生可以在该报社兼职。不仅如此，学院还创办了日报、商报、电台等，在这些媒体中，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部门实践。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KOMU是美国国家广播电视台NBC的一个分支机构，在这家商业电视台里，记者、制片人和电视录像制作人都由学生担任。在这些机构中，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获得了更多的实践机会，也使得学生在进入社会后更加符合新闻媒体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3、严格的考核机制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专业硕士需要在研究生阶段完成不少于37个学分的课时，平均每学期修4门课。除了新闻与传播知识的理论课外，学生还需要修一定的实践课。成为《哥伦比亚密苏里人报》的记者就是该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学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为报纸采访、写稿、编辑。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硕士毕业生中，有75%的学生选择做专业项目，他们毕业后直接去新闻媒体工作而不会选择攻读博士学位，因此，这部分毕业生更希望对自身的工作技能有更好的锻炼，他们将目标放在了专业领域上；而剩余的25%需要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则选择提交毕业论文。

4、多元的师资队伍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师资分为专业实践课教师和学术教授两个方面。学院对于专业实践课教师主要注重于他们的工作经验、授课技能和专业成果上，这些教师大多数都是在业界有多年的媒体工作经验，能传授给学生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实践技能。同时，专业实践课教师们拥有广阔的人脉关系网，能为学生的求职道路指点迷津。在对学术教授的考查上，学院更倾向于他们的科研能力、讲授能力和学术成果等。学术教授不仅为学生授课，也会参与院内外学术或行政会议，担任研究生论文评审委员，带领学生做学术科研项目。

三、对我国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启示

尽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专业硕士的培养上具有很强的借鉴性，但是由于中国和美国在文化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不能完全照搬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教学模式，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制定出适合中国新闻与传播硕士的“密苏里方法”。

1、加强新闻与传播硕士课程的实践环节，创新教学内容

在进行新闻与传播硕士教育的培养过程中，必须严格与学术型硕士区分开，不能再采用“一刀切”的培养模式。在这期间，各高校可以根据自身的教学特点，打造相应的实践平台，加强新闻与传播硕士的实践环节。首先，有实力的高校应当创办自主的面向社会的新闻媒体，不仅提升了学院的声誉，同时也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其次，充分利用学院实验平台。新闻与传播硕士除了学到课堂上的理论知识之外，也可以利用学院的实验平台得到自身实践能力的提高。此外，要加强与校外媒体单位的合作，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在教学内容上，我国大部分高校都还停留在一成不变的专业知识的教育。创新教学内容，将全世界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传授于学生，同时也要多提供学生出国交流的机会，让学生了解在不同文化下的媒体运作的特点。

2、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构，改进管理制度

目前，我国高校大部分课程还是由校内理论教师进行授课，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因此构建双师型师资队伍俨然成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一方面，应该加强校内教师和外聘教师的协调，引进优秀的校外兼职教师。例如可以聘请一些新闻单位的资深记者和编辑，加强校内外师资的交流。另一方面，原来的校内在职教师也可以安排到媒体单位挂职锻炼，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

与之相对应，师资队伍的管理也成为高校关注的焦点。对于校内教师可以设立校内教师评估委员会，主要负责校内教师的引进、晋升、评定和解约等。对于外聘教师的评估，应由各地方政府建立起地方性的教师评估机构，主要负责校外教师的能力评定及教师的引进等，加速该地区的“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构。

参考文献

①蔡雯、周欣枫，《新闻教育的“密苏里方法”――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办学模式探析》[J].《现代传播》，2006（2）

②武志勇、李由，《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模式》[J].《新闻大学》，2009（4）

③童兵，《为高层次新闻人才培养拓宽路径――对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期待》[J].《新闻前哨》，2010（10）

④董小玉、韩丹雨，《开放・实践・融合：构建西部高校新闻传播学硕士生培养体系》[J].《当代传播》，2012（10）

⑤卞地诗，《美国的新闻硕士教育对我国媒介人才培养的启示》[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11）

篇6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 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 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 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 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 936 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 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 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 世纪90 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 ]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

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 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 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 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 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 门课，撰写1 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hi138/Co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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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超级秘书网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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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2008年底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年会共收到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雪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研究生的投稿近200篇，入选论文或摘要55篇。年会以“变革与传播：中国传媒三十年”为主题，旨在回顾30年来的传媒改革，探索深化改革之路。会议主要从新闻学的内在规律出发，对改革进程中遇到的传媒体制、国际环境、消费文化等“语法问题”进行检视。为迎接2009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八十周年院庆，年会特设了“研究•视域•变迁”等专场，省察了传媒改革进程中新闻传播研究的进展以及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一、自由与法制：传媒体制改革的重要主题

“新闻自由和新闻立法是研究新闻改革最重要的主题。”（孙旭培，2008）本次年会再次强调了传媒体制改革过程中自由与法制的核心作用，深入阐发了现有体制下传媒表达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了推进传媒体制改革的方法。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旭培教授作了主题演讲。他认为，如今改革达到新的阶段，要再次重申新闻立法，以此来渐进地实现更大程度的新闻自由。他引述了《人民日报》2008年11月3日的评论：“应加快新闻领域立法工作，继续完善与新闻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供法律保障。”（华清，2008）他认为，这预示着新闻立法将是今后进一步推进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孙旭培，2008）

在此基础上，孙旭培教授提出了从自由和立法角度研究新闻改革的13个研究议题：新闻自由权的具体研究、新闻自由的维度和尺度、宣传本位与报道本位、社会稳定与意见多元、新闻法治与社会效益、突发事件与新闻自由度、第二第三国际与新闻自由、清末与民国两个时期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的急进还是渐进、媒介批评的法律规定、宪法中的言论出版自由与媒体创办、新闻评议会制度、对新闻自由的法律救济。他希望与会研究生秉承专业精神，能对以上议题规范地进行学术研究。（孙旭培，2008）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卢家银、崔明伍（2008）在入选论文《新闻媒体在利益表达中的困境》中，通过分析新闻媒体在公众利益表达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为新闻立法提供了现实论证。他们认为，新闻媒体在现有体制下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这在部分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将造成“喉舌”之困――媒体究竟应遵照政府的宣传策略，还是应该直接表达民意。同时，市场也干预着传媒的表达。因此，在多元利益的情况下，需要首先建立解决言论纠纷的宪法诉讼制度，为公众利益表达提供司法保障；同时，建立公众媒体等各类媒体，将多元利益在传媒中分割开来，以保障每一方的表达权利。

复旦大学硕士生阴良（2008）也对当下传媒表达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卢家银、崔明伍的研究不同的是，阴良选取外国媒体驻华记者这一特殊的群体进行研究，访谈了16个来自不同国家、媒体的外国驻华记者，发现外国驻华媒体受到更复杂的社会控制；同时，研究立足于“人”，而不是直接分析“传媒”，因此，在组织、行业、社会这三个层面外，还特别强调了个体层面的因素，提出了“伞兵记者”（parachute journalists）与长期驻华记者（resident journalist）这两种不同的派遣方式造成了个体认知差异，并最终影响记者的表达。

清华大学博士生唐建英研究了欧盟《视听媒体服务指令》，提出了可供国内参考的依据“线”和“非线”这两种不同服务性质来区分内容规制程度的新思路。文章分析了欧盟新媒体内容规制政策的演进过程，阐述了《视听媒体服务指令》出台过程中公共利益与产业利益的冲突，以及统一监管与分层监管规制原则的确立。文章指出，欧盟的“规制模式的探索无疑是超前的，其效果还有待在以后的政策实施中来评估”（唐建英，2008）。但目前新媒体的内容规制也是我国政府公共政策和传媒业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二、开放与霸权：传媒全球化进程的现状分析

传媒改革的进程与国家的开放程度是紧密联系的。30年来，中国媒体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奥运会、世博会等“焦点时刻”，中国传媒应该如何把握机遇走向世界？

本次年会入选论文中，有2篇在海外高校就读的中国研究生撰写的文章。文章通过介绍、阐述、分析海外媒体，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中国媒体当下的国际环境。

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硕士生侯静慧、马瑜晶（2008）对1978年至2006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研究采取了分层抽样的方法，“年份”为抽样“层”（strata），每层中随机抽取10篇新闻报道，得样本290篇。研究用GDP和进出口总额来测量经济实力，其乘积作为自变量；报道量（quantity）与报道效价（valence）作为因变量。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报道的数量显著增加，而其中负面报道的比重也随之增大。结合霸权理论，研究认为这种负面报道增多的现象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权力阶级需要综合利用大众媒介中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类信息，以求保证民众的思想与现有社会秩序达到一致，即实现“媒介霸权”（media hegemony）。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硕士生毕佳颖（2008），结合美国互联网的政治表现，分析了“个体内容出版者”（individuation content publication）对政治的多元影响。文章认为，“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powered in a soft way（美国霸权以一种柔化的方式得到强化）”，即将“媒介霸权”隐藏在个体政治背后，通过技术控制以加强自身的权威性。文章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中国会不会走“美国道路”，互联网的发展会对目前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希望能在今后的实践中给出解答。

同样关注霸权问题的还有同济大学的硕士生肖云帆（2008）。她分析了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地区的10种有代表性的英文报刊杂志关于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Hanover World Expo 2000)”、“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Aichi World Expo 2005)”和“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Shanghai World Expo 2010)”筹备情况的报道，比较了报道侧重点的不同：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上海世博会时，侧重于宏观的经济与产业、商业的报道，也有部分政治主题的负面报道，几乎没有文化和科技领域的报道，而对爱知和汉诺威世博会的报道则有显著差异。与侯静慧等人不同，肖云帆提出了积极应对西方“媒介霸权”、改善国家媒介形象的传媒策略，包括提供多元议题、综合运用多媒体、整合传播模式等。

北京大学硕士生刘畅与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生郑宇钧，以《筑梦2008》为个案，从修辞学角度研究了纪录片跨国界意义共享的策略。文章指出，“北京奥运的纪录片要在‘全球化’的普世价值和‘本土化’的民族特质中寻求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球土化’策略（glocalization）”，即展现“全球化了的”本土与“本土化了”的全球，以达到跨国界的意义共享。（刘畅 郑宇钧，2008）文章分别从本体修辞、积极修辞、非常规修辞等角度研究了“球土化”策略具体的表现形式，为中国今后的纪录片制作提供可参考的发展方向。

复旦大学硕士生吕芳雅（2008）运用战略管理和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电影产业如何“走出去”进行了研究。文章分析了好莱坞模式与日韩模式等可借鉴的运营模式，对今后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关注泛亚市场，而不单是西方市场；加快建立自己的海外发行渠道；进行制度调整，等等。

三、商业化与大众化：传媒文化观念的变迁

《文化症候与文学期刊的影视趣味》（周根红，2008），阐述了纯文学期刊《收获》1990-2008的历史演变。随着《收获》逐渐成为影视文化风尚的引领者，并推出了关于影视明星的《一个人的电影》专栏，周根红认为，《收获》已逐渐失去纯文学理念，成为大众文化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生产影视文学与大众传媒紧密勾连。作者对“影像霸权”的形成表示了忧虑，并表达了对纯文学期刊原有的独立性与先锋性的向往。

《女足的媒介再现：“适时而现”的铿锵玫瑰》（褚悦闻，2008）探索了商业化与高度社会性别化的话语机制对中国女足媒介再现的影响。研究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奥运年2004年1月-9月间267天《东方体育日报》的报道篇数、照片数量、头版报道等相关参数进行统计，发现：在没有重大赛事的情况下，女足再现为“玫瑰”；而涉及奥运盛事，女足则彰显“铿锵”，被赋予男足未能担负的民族精神和使命，其在艰苦环境中奋力进取的风貌受到媒介的反复强化。文章分析了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弹性的、分层的、有目标的媒介再现，是媒介以争取收视率的新闻娱乐模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操作；在商品化的媒介中出现的女性，乃适应商品化的、被重新社会化的、被再创造的公式化形象；性别是一种社会范畴，体育活动的社会性别化，区隔并规定了女性气质和霸权的男性气质特征的客体和行为；团体性的体育项目承担起了建构民族认同的文化意义。

在商业化环境下，受众的消费习惯和认知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商业化媒体的定位转变。清华大学硕士生李华颖（2008）对消费者购买畅销书的原因进行了问卷调查。基于知觉价值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调整和修正过的模型，研究发现：知觉品质越高，主观规范越高，知觉行为控制越高，就越可能购买畅销书；而知觉牺牲并未起到较大的影响力。因此，作者认为，畅销书作为大众文化的产物，不易因消费者成本影响人的购买行为，“畅销”本身对书本的功能、品质或品牌等的肯定让消费者不计太多代价地购买。这一研究也暗示了未来畅销书定位与定价的发展趋势。

在年会的新闻沙龙环节，同一话题在网络传媒领域中也得到了讨论。《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作者、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吴欢，通过对“老小孩”网站的个案研究，探讨了商业网站通过共建成员的精神认同获得商业收益的方式。吴欢特别强调了成员的个体认同与社区认同之间的互动、网下社区和网上社区的相互支持。她认为，虚拟社区，尤其是老年群体的虚拟社区不可能脱离现实世界，要通过与现实社区相互作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吴欢，2008）老小孩网站创办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张志安博士介绍了“老小孩”的运营方式，也指出了通过上网给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创办理念。

四、继承与创新：新闻传播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传媒改革从“语词革命”向“语法革命”转变，为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内容。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童兵教授的主题演讲中，他以研究生的学术研究为视角，总结了30年传媒改革带来的新闻学科的发展。他强调，研究生群体的学术研究与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是高度一致的，从老一辈的学科领军人阐发新闻学基本原理、建构新闻学理论框架、走出新闻史学研究新路径，到80年代继往开来的中坚提升新闻学科的科学性，再到90年代开拓学科新领域，到新世纪夯实基础理论、开创新媒体研究，研究生群体始终积极参与了新闻学科改革与发展的历程，积累了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童兵教授希望，今后研究生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构建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广泛开展中外合作研究，走好传播学本土化之路，培育新闻传播学大师和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研制中长期（2009－2020）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规划。（童兵，2008）

复旦大学硕士生滕育栋（2008），则从微观层面着手，思考了30年来新闻思想的转变。他以《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为切入点，通过考察1978年以来公开出版的新闻史著作对其描述、评价话语的变迁，揭示了三种不同的新闻史著写作方式：服从宣传需要的历史写作，突出文献新闻学理意义的写作，作为新闻改革历史基础的写作，阐发了其背后的新闻思想。作者强调了新闻理论的发展在中国新闻史的写作中的推动作用，认为中国新闻史的写作能为我国新闻理论的发展提供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希望更多的人回归到新闻史研究中。

苏州大学硕士生张震（2008）梳理了30年学界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看法变迁。从新闻客观性的来源、内涵、主观态度、宏观操作方式、微观操作方式等角度进行了梳理，指出了今后研究的议题与趋势。南京大学硕士生温海玲（2008）对1988-2007年组织传播研究论文进行了历时性分析，根据其研究走向：“学科介绍原理阐释应用分析学科建设”分析了每一时段的历史特征，并提出了加强组织传播学科建设的想法。兰州大学硕士生华汝国（2008）综述2005-2007年我国网络传播研究情况，归纳了其中所体现的研究热点及形成的重要观点，并进行了评价。

此外，本届年会论文还对往届年会的学术成果进行了继承与创新。本届年会入选论文《瘦身减肥广告中性别因素对第三人效应的影响》（梁静、黄艳姗、艾依璇，2008）与上届年会入选论文《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第三人效果研究》（周海晏、王帆、邢荣、马、王祥颖，2007）同样是对“第三人效果”（third person effect）的研究，但侧重有所不同。上届论文的主要价值在于将媒介素养的概念引入了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并测量出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存在第三人效果差异。而梁静等人将媒介素养中的广告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用以诠释性别因素与第三人效应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上届论文研究的深化与补充。

注释：

[1]语法革命，是指“在现有要素和功能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规则的改变、关系的改变以及制度、机制、运动模式、盈利模式、与受众关系、技术要素层面的改变，形成新的发展机会”。（喻国明，2008）对于传媒改革而言，要从要素扩增到结构重组、规则改变和发展模式转型。

参考文献：

[1]毕佳颖.(2008,November).PowerfromMass-JournalismofInternetonAmericanPolitics.“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摘要,上海.

[2]褚悦闻.(2008,November).女足的媒介再现：“适时而现”的铿锵玫瑰.“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3]侯静慧、马瑜晶.(2008,November).风雨三十年：中国形象在美国媒体中的变革.“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4]华汝国.(2008,November).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5]华清.(2008,November3).科学管理依法管理有效管理切实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人民日报.pp.7.

[6]李华颖.(2008,November).畅销书购买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知觉价值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解释.“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7]梁静、黄艳姗、艾依璇.(2008,November).瘦身减肥广告中性别因素对第三人效应的影响.“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8]卢家银崔明伍.(2008,November).新闻媒体在利益表达中的困境.“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9]刘畅郑宇钧.(2008,November).从视觉修辞的角度看奥运纪录片的“球土化”策略.“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0]吕芳雅.(2008,November).中国电影产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1]孙旭培.(2008,November).新闻改革研究：专业精神与学术规范.“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主题演讲,上海.

[12]唐建英.(2008,November).《视听媒体服务指令》与欧盟新媒体内容规制初探.“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3]滕育栋.(2008,November).“用说话”：中国新闻史写作中的“加法”与“减法”.“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4]童兵.(2008,November).研究生：新时期新闻科学发展创新的生力军.“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主题演讲,上海.

[15]温海玲.(2008,November).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组织传播学研究的变迁――对新闻传播视野下组织传播学术论文的历时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6]吴欢.(2008,November).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7]肖云帆.(2008,November).媒体力量在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汉诺威、爱知与上海世博会实证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8]阴良.(2008,November).社会控制对新闻生产的差异性影响――以外国媒体驻华记者报道倾向为分析视角.“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9]喻国明.(2008).传播的语法革命和传媒竞争力构建.传媒观察,1,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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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中呈现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研究生教育与实际脱节

当前传媒界急需复合型人才，而我国普通高校的新传研究生教育模式还只停留在理论教学上。据调查，该校新传教育采用最多的教学方法中，有超过一半的人选择了“理论教学”。而学生理想的教学方法则是“实践性教学”（63%左右）。这样高比例的“理论教学”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很可能在以后的工作中产生采写恐慌，写出来的东西没有深度甚至没有逻辑，更不要说做研究了。现在普通高校的新传硕士生培养仍以学术型为主，这显然有悖于社会需求和多数学生的意愿。应由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鼓励学生对新闻实务进行钻研，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实际操作能力。从学校的考核标准来看，大部分高校的考核侧重点在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上。学校除了要求学生完成课程考试、学位论文外，还需要发表学术论文，并把的级别、数量同奖学金以及其他奖励的评定挂钩。这种片面追求学术研究指标的做法，忽视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不仅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且还可能滋生学术腐败。

（二）师资力量不足

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曾说：做新闻教师，30年的从业经历比一个博士学位有价值得多。此次调查中，有一半以上教师都在30岁以下，呈现年轻化趋势。普通院校毕业的教师超过50%，80%的人最高学历为硕士，职称仅为讲师。可见，现在国内普通院校的师资水平并不高，且研究生导师的数量与不断扩招的学生数量不成正比。调查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教师毕业于新传专业，一半左右的教师没有媒体从业经验。对于新传专业硕士的教育来讲，并不是教师年纪越大、学历越高越好，有很多媒体人都只是本科毕业（数据来自对媒体从业人员的调查，本科学历的媒体人占75%），这些人员虽然学历不高，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样的人才在国内高校当老师，可以弥补很多学历高但没有媒体从业经历的教师的不足。同时，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教育模式，改变教师学识构成，提高业界人士在教师结构中的比例。

二、教育模式的转变

（一）增加学生实践比例

从新闻传播学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出发，学校可以邀请业界名流阶段性地给学生讲课。这样一方面可以给高校新传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很多新的思路和举措；另一方面，还可以加强高校和媒体之间的联系，破除行业壁垒，汇聚社会多方资源，为我国新闻传播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好处。除此之外，还可以组织教师到媒体一线去实际工作，以方便教师了解新闻传播方面的最新动态和趋势，从而使课堂内容尽量多地贴近实际。最重要的还是要多制造机会让学生去媒体实习，在课程设置中增加新闻实务教学内容的比例。专业硕士在有限的在校时间里，如何学习更实用、更紧迫的内容，具体开设哪些课程等问题，最好综合老师的专业能力和学生需求方向两方面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还要积极开展实践性教学和案例教学，以增强学生的批判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改革研究生考核评价体系

学术研究是需要积累的，研究生的学术造诣未达到一定水准时，用强制性规定逼其勉强发“论文”，这种揠苗助长的做法并不可取。学位论文是衡量研究生水平的重要标准，对于真正立志于做研究、搞科研的学生来说，学位论文必然不会让其发愁；但对于怀揣着其他目的的人来说（调查结果中，想考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人60%是“希望增强竞争力”和“兴趣爱好”，40%为“回避职场和社会压力”，20%左右的人选择了“父母和亲朋好友的期望”），学位论文无疑是道坎，更不要说部分学校强制要求在一定级别的期刊上发论文。在考核研究生的实践能力方面，目前国内普通高校缺乏相关规定、具体措施和评价标准。此次调查中，关于“高校教师对现有新闻学生能力考查的方式是否合理”这一问题，有50%以上的教师认为“不太合理”。新传硕士研究生的考核与评价体系要与时俱进，考核的方式也要逐步多元化，根据本专业特点制定差异化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方式。例如，把实习纳入教学环节中，用实习取得的学分取代在期刊上发论文取得的学分，用实习期的表现和作品来作为衡量奖学金或者其他评价体系的标准。学位论文形式可以有多种，如调研报告、规划设计、案例分析、文学艺术作品等。如果毕业生能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专业实习作品，就应该允许其参加毕业答辩和申请新闻学位。

参考文献：

［1］欧阳明，马菁华，徐双，王婷.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困局与转变［J］.中国出版，2009（4）：28.

［2］德勒兹（法）.时间，影像，电影［M］.谢强，等，译.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229-230.

［3］杜骏飞.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向何处去［J］.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1）：78.

［4］童兵.新闻改革新思路和新闻教育新突破［J］.香港：中国传媒报告，2003（4）：4.

［5］高钢.媒介融合趋势下中国新闻教育的改革思考［J］.新闻学论集，2013（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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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的冲击

1.1 关于媒介融合

媒体融合是国际传媒大整合之下的新作业模式，是将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的采编作业有效结合起来，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平台传播给受众。在新闻生产流程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与融合使新闻媒体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一体化的数字内容生产平台的建构、一个采编团队同时面对多种媒体终端的内容整合，要求新闻组织与每一个新闻从业者都能胜任媒介融合带来的新的任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布赖恩布鲁克斯（brians brooks）06年6月在人大讲座时，曾介绍说：媒体融合的“核心思想就是，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一些藩篱的打破，以及电视、网络、移动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类新闻媒体将融合在一起。”“记者必须跨平台承担不同媒体交给的工作，98%的工作将和今天要做的极大不同。”

1.2 媒介融合呼唤新闻教育的改革

过去的十年，媒介融合已成为全球性的热门话题，在中西方的传媒界实践中也已经相当普遍。在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推动下，各类型媒介会通过新介质真正实现汇聚和融合。媒体融合的深度发展为传媒业提供了机遇和挑战，而新闻教育也必须正视这一挑战作出相应变革。媒介整合影响了整个新闻业制作流程，对传统新闻媒体的生存竞争提出了新的问题。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整合传播，促使了以前占据独立市场份额的各个媒介开始从独立经营中转向多种媒介的联合运作，尤其是在新闻信息采集上的联运操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力、资金和设备的投入，从而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其次在整合传播的过程，技术因素的力量越来越得到突显。新媒体不仅作为一种媒介载体，更是成为一种崭新的表达方式。新媒体发展中技术的更新换代，对新闻教育提出了新的问题。

1.3 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现状

中国的不少高校正逐步开始顺应媒介融合的时代环境，进行新闻教育的相关改革和调整，既体现在教育观念上，也体现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等方面。概况来说，现阶段的新闻教育改革呈现出三个层次。

1.3.1 把媒介融合做为一种专业课程体系来建设。通过开设具有实验意义的数字传播课程来适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如《多媒体信息传播》《网络新闻编辑》等，在课程体系上将新增加的课程作为原有课程的补充。

1.3.2 把媒介融合作为一种专业方向来建设。不单独开设具体的数字传播课程，而将新媒体概念渗透于各个专业的课程中，尝试“大传播”意义上的“媒介融合”，并重点借助“网络传播实验室”、“新兴媒体实验室”等教研一体化实验室，让学生在新技术运用过程中掌握相关知识和技巧。

密苏里大学呼应业界的需求，紧跟技术发展潮流，于2005年9月开设了一个新的“媒体融合”的专业，在“交叉”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新闻传播技能的全面训练，以培养适应媒体融合的新型新闻人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出的“融合新闻学”（convergence journalism）专业，已成为这一领域的引领者。

在中国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媒介融合的专业建设也悄然起步。2007年，南京大学金陵学院获批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方向)，并于2007年秋季开始招生，这是国内高校首次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与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合作，成立了我国高校首家融合媒体实验室；2008年4月3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媒介融合系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双方约定互为姊妹学院，共同举办“新媒体发展与媒介融合”国际学术研讨会，推进双方的师生互访，互相承认学分。

1.3.3 把媒介融合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加以应用。即整个学院以媒体融合为基础，将媒体融合嵌入到新闻理论演变中，将教师的日常教学和学生的实习实践都按照媒介融合的趋势和技术特点进行调整，探讨多元化互动新媒体教育模式。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调整学院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在教学中，尝试在本科推出6个专业课程包，让学生能够既打好学科知识基础，同时可根据兴趣、发展潜力选择专业课程包。同时，在此前提下，也积极利用学校学科优势，加强与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合作互补，试行联合培养，使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具有两个以上的学科知识融合。在实践层面，人民大学尝试将学生的实习真正融入到新闻业界的生产流程中，搭建真正具有实战功能的媒介融合平台。

纵观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核心点其实体现在了对专业技术的重视。然而单纯对技术的重视并不足以应对媒介融合的发展。媒介融合给新闻传播教育带来的挑战，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还体现在受众心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层面的转变。所以，深刻理解媒介融合的实质，正确认识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改变，才能够使新闻教育从根本上适应融合媒介的时代背景。

2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的认知误区

2.1 对媒介融合对新闻实践影响的认识误区——停留在了对新闻制作者与制作方式上，忽视了受传者的影响

媒介融合带给新闻传播行业的改变不仅是体现在业务流程、行业规则、媒介形态上，它改变的不仅仅是制作者，更重要的是受传者对媒体选择和利用的方式。单一的从制作者层面理解媒介融合，尝试着通过培训全能记者的方式来适应媒介形态的变化，并不足以应变纷复繁杂的现实状况。更重要的是从受传者的角度来分析媒介融合的影响。媒介融合对受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受众对新闻的获取和理解方式上。

2.1.1 改变了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公众日益摆脱被动接受新闻或信息的状态。尤其是年轻人，乐于回应、参与媒体报道，甚至创建个人的媒体。

而且在年轻人中，拥有这种新媒介技能的人群在增加。专业媒体的记者必须正视这一现实，而且学会从这种方式中获取自身工作的养分。如从网上论坛，在线视频中寻找报道的灵感和故事。

2.1.2 改变了受众理解信息的方式。在传统新闻业为主导的新闻时代，人们对新闻的认知和信赖是基于对理论、数据的臣服，而在新媒体时代受众选择和体验新闻更多是出于情感判断。传统新闻学去强调以理服人，摆事实讲道理，用社会学解决理念传播、影响力问题，但今天它的效能却在极大减损。现在95%以上的社会判断、社会信任建立在情感判断基础之上，要让人们在情感体验当中产生向心力和认同感，动之以情，这是在媒介融合时代必须学会的一种传播手段。

2.2 对融合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认知误区——唯技术至上的专业取向

早期在新闻学框架中的新闻教育注重采写编评的技能课程。在新闻学向传播学过渡的过程中，特别媒介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注重新媒体的技能培养又成了新的学科取向，提出培养“全能型人才”、“跨媒体记者”的新的培养目标。培养目标的核心就是体现在了对技术的重视上，尝试打破早期的专业类别划分，让学生打包学习不同的专业方向的知识。实际上全媒体记者的核心并不是单纯的专业质技能的掌握，媒介融合教学目的也不是要求报道者同时掌握所有媒体形式的专业技能。而是要求报道者能够在团队中正确理解自己的角色，将受传者和传播者的身份进行互动，根据现实情况选择合适的报道方式和报道技巧，以适应当前的媒体环境的变化。单纯的“唯技术至上论”会导致新闻信息的重复传播，深度信息的缺乏，减损有效传播的的效率。

2.3 对融合新闻教育课程设置的认知误区——对融合新闻教育的课程设置认知模糊

2.3.1 融合新闻课程设置上停留在了对多个不同媒介的专业技术知识的融合。

中国目前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实质是力图将网络、报纸、广播电视三种不同媒介形态的技术课程进行打包设计，要求学生必须选修自已主修专业外的第二专业的课程。如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将本科课程设计为新闻学选修包、传播学视觉传播选修包、传播学新媒体课程选修课程包、广播电视专业选修课程包、广告与传媒经济专业选修课程包、学术与应用选修课程包，规定专业选修课必须选修够16个学分，其中在本专业选修的课程不少于3门计6学分，其余学分可以自由选择任意一个课程包，但所选课程至少要来自本专业外的3个课程包。在这种课程体系中，网络是作为独立的课程包来讲授。 这样，在实际授课过程中，首先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课程体系重复带来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过多的专业技术课程会减弱课程中非新闻专业领域的课程比重，这样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就得不到全面的系统的提高。融合新闻教育的目标并 “重视多能，忽视一专”，而是要实现“一专多能”的综合性人才的培养目标。

2.3.2 融合新闻教育的跨学科融合并没有真正体现。媒介融合带来的最大改变是，对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如何在新闻传播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上，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多学科知识的融汇，是目前新闻教育改革的重点。美国密苏里大学作为首个开设融合新闻专业的大学，以它成功的教育实践诠释了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质。威廉姆斯认为，既然将新闻确立为专业，它就既不能不强调通识、整体的文化教育，也不能偏废实践经验所能赋予的训练，新的教育方式是将专业课程和一定数量的经过精心选择的学术课程的结合。以此为理念，密苏里学院非常重视新闻学与其他科系之间的合作。尝试通过加强通识教育的方式来增强跨学科专业的整合。

中国新闻教育在通识课程的设置上，却出现了简单的“拉朗配”的局面，即简单地把两种学科领域的知识进行一定的融合。如有些学院要求学生选修经济类、文化类、法律类、信息类课程，提出培养所谓的军事记者，财经记者，法律记者等等复合人才，实质上这种课程体系培养的人才，相较于相应学科领域的专业人才来说，在专业知识的掌握上只处于粗浅的认知阶段，四年的选修课程由于缺少系统的课程体系的设置，专业的师资力量，充足的上课时间，和与传统新闻学知识的有效融合，变成了似是而非的“复合型人才”。

3 误区的重新认识和反省

3.1 对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设置——对全媒体记者的认识解读

3.1.1 脱离唯技术至上的全媒体技者培养观念，确立培养具备技术能力、专业素养和职业理想的新闻创新人才。全媒体技术这一培养目标的三个层次正是体现了新闻创新人才的三方面素质的要求。一融合媒体人才的专业技术能力：掌握全媒体新闻采集和制作技术，在综合利用各类不同媒介特质的基础上对信息进行形态的差异化传递。如在报道一个突发新闻事件中，先用手机媒体做短信报道，然后是网络媒体滚动播报，再跟上图片报道、视频报道，最后为报纸、刊物提供详细的深度报道。通过多媒体方式对信息进行整合传播以实现信息的最佳传递效果，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二是融合媒体人才的专业素质是指具有职业道德和素养，遵守新闻伦理和新闻法律，富有创新精神，具有创造性才能。体现在全媒体时代就是脱离简单地对信息的重复性加工，防止信息的爆炸式传递，而是能够根据受众的差异化需求和媒体介质的不同特色，对信息进行多样性的富有深度的开掘。三是体现在新闻的职业理想上。不管传播技术如何进步，传播方式如何变革，新闻传播教育的人文内涵永远是至上的，新闻教育理念应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和手段，以人文精神的培养为目的。随着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新闻教育走向了误区，即人文理想、新闻专业理念逐渐被实用主义，技术主义所取代，把新闻教育置于市场逻辑中，漠视生命教育，使新闻教育走向世俗化，功利化的歧途。 因此，全媒体记者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内涵即是要培养坚持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维护社会公益和价值体系的社会人才。

3.1.2 全媒体记者的核心素质是叙事能力，即要具有深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功底，能够深刻理解社会与现实，不仅能够通过掌握多种媒介技术把信息进行差异化的传递，更重要的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突显出信息的力量和价值。

美国著名新闻教育家、旧金山州立大学新闻系前主任、新闻学教授贝蒂?迈斯格在演讲中说，新媒体应用技术越来越成为傻瓜，已经变成简单易学的小手艺，今天的新闻院系培养的仍然是发掘和讲述新闻故事的能力，新闻传播院系在教学和科研中对新媒体技术的过分追求，将会削弱新闻学的核心价值，培养的学生很可能只会成为别人原创性的新闻和影视作品的剪贴员或包装工。不管媒体形式如何变化，如何让一个故事讲得生动始终是新闻学教育的关键性问题。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凯瑞说过：新闻就是一种描写的艺术，或者是描述的艺术。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南加州大学的融合课程改革中，新闻写作课程始终是作为核心课程来开设，因为讲述一个好的新闻故事的能力实质是其他媒介技能的平台和基础。

3.2 融合新闻课程体系的设置——融合课程实质上媒介技术课程和人文与社会课程的深层整合

3.2.1 技术课程融合的实质是不同媒介专业的学科间融合，实现跨学科的整合教育。

媒介整合时代下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质是要把广播电视、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报道特色、写作范式、技术理论、视觉需求、专业术语进行课程间的协调整合，建立真正成熟兼容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

美国南加州大学媒介融合的课程在多次改革后逐步建立了这一体系，即把媒介融合中的网络新技术课程融入到整个传统新闻学教学中，不再像中国目前的新闻课程改革那样，把网络、广电、纸质媒体分别授课。这样的设计一方面避免了课程体系的重复导致的教学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从新闻实践的角度考量更适合融合新闻要求记者和编辑结合新闻题材特点选择最佳的媒介方式进行报道的特点。

表1：南加大新闻系媒介融合课程模式

3.2.2 融合新闻教育不仅要实现在专业课程上不同媒介技术课程的融合，更要在通识课程上实现多种学科间的融合。

媒介融合催生了融合新闻学的发展，技术层面引发的制作流程的改变，促进了在新闻教育中对技术课程的重视。但是在美国密苏里学院开设的融合新闻课程的实践中，发现单纯的技术性知识的掌握并不足以培养出胜任各种状况的优秀新闻人才。虽然媒体技术的力量谁都无法回避。但是也应该看到，内容永远主宰了高质量的新闻与新闻教育，传输系统永远是第二位的，虽然新技术挑战教育模式，但是我们应该坚持教授学生那百分之八十不变的内容，掌握百分之二十的操作技术比掌握百分之八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更加重要。

在此理念下，美国新闻教育从早期的专才教育向通才教育发展,开设课程的重点从专业技术课程转向了人文与科学知识。各学校都努力将反映传媒技术性层面内容的课程减少,增加传媒事业社会层面、伦理层面、文化层面内容的课程。如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大众传播系对新闻、广告专业学生人文课程的学习做出了严格要求,要求学生必须修65学分的人文课程,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历史、国际关系、经济学、戏剧艺术、宗教、讲演等;宾西法尼亚大学传播系认为:“我们的毕业生应该有良好的人文学科基础,我们训练他们能够探求文化、技术、伦理、文艺以及政治事务,并能深刻理解大众传媒对公众的作用、权利和责任。”

目前在中国新闻教育所面临的时代变革和现实危机面前，加强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成了新闻高校改革的一大举措。目前复旦和清华都提出了通识教育的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这一基本理念，定位于培养媒介精英人才。如下表2、表3可看到，虽然两者的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各有特点，但通识课程中对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视，加强学生知识面的拓宽是其共同特点。通识教育使学生浸润于文理贯通的博雅教育中,使其成长为更适合社会需求的“通才”。

表2 复旦新闻学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一览表

表3 清华新闻学专业通识类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一览表

综上所述，媒体融合是当代传媒业的一种新趋势，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域的联合与合作，早已突破了现行政策的壁垒。与此相适应，融合新闻教育成为现代新闻教育改革的热点和方向。如何在融合媒介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新闻教育的学科整合进行重新认识和规划，对新闻教育改革来说至着重要。这种学科间整合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指包括不同媒体形态技术课程的整合，尝试将新媒体融入到各个传统媒介的教学体系中。二是在新闻学院内部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知识和传统新闻学科专业课程的整合，着眼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三是打破学院间的藩篱，鼓励学生辅修其他专业，真正实现学科间的联合办学，着力于培养社会性工作人才。只有实现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才能够真正实现融合新闻教育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徐沁.媒介融合：新闻传播业的新趋势.东南传播,2008（6）.

2 倪宁.面对媒介融合的新闻教育.中国记者，2011（3）. 3 倪宁.面对媒介融合的新闻教育.中国记者，2011（3）.

4 editor and publisher.dec.24.1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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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解放：激荡30年

经历过思想被严酷禁锢的人更能深深体会到“解放”的含义。中国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30年的亲历者之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认为思想解放是中国传媒发展强大的原动力。他在题为《突破体制瓶颈深化新闻改革》的主题演讲中，回顾了1977-1981年启动改革的三次思想解放大讨论和新闻传播界的三次重要会议，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的5项举措。作为曾直接指挥传媒前行的领军人物，原广电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先生提交的论文《创新是电视事业和产业发展的动力》，回忆了中国电视从电视剧到新闻节目的创新与变革，认为要注重对“度”的把握，以求扩大正面效应减少负面效应。

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各种动力因素就复杂起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者郑保卫教授在《从激发人的潜能到全方位整合资源》一文中，概括了30年报业改革发展动力体系的丰富与拓展：最初，通过调动人的积极性来谋求发展；后来制度、资本、市场、技术等各种因素逐渐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孙旭培教授的文章《从精英主义新闻观念到无产阶级新闻自由》追溯历史源头，认为新闻观念在两条路线上发展：从弥尔顿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主义认为，言论、新闻自由是人权，应该人人都有；从柏拉图到的精英主义认为，只有部分精英可以享有言论、新闻自由。两条路线的分水岭为是否承认人人平等，于是出现社会自由和阶级自由的分野。多数人自由、实质自由的说法都是用来支撑阶级自由的理论的。

武汉大学单波教授在《西方新闻传播观念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改革》一文中认为，1992年之前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观启蒙”，解决了传媒“无新闻”的问题，具有思想“解冻”的味道；1992年之后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开始了向大众传播学的转向，带来了精神空间的拓展，解决了新闻“无业”的问题；从1997年开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是面向全球化语境下的新闻改革，进一步冲破了“所有制崇拜”。但囿于政治体制，中国传媒寻求本土化生存成了当下一个相对可行的策略；今后新闻改革将不得不直面自由的挑战。

市场化与传媒公共性

市场经济是新闻改革最重要、最根本的推动力。武汉大学罗以澄教授认为传媒业的市场化转型，是中国新闻改革30年的缩影和最核心的“板块”，它给中国新闻传媒业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以及无法回避的挑战与问题。

传媒市场化是促进还是压抑了中国公共空间的发展？两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都讨论了传媒的公共性。来自美国威斯康新－麦迪逊分校传播艺术系的潘忠党教授在题为《传媒的公共性与传媒改革的再起步》主题演讲中，认为30年的改革依赖并发挥了市场的解放力量，传媒改革步入正题就必须超越市场，以不同的目标思路和价值引导重新起步。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陈韬文教授以“公共空间”为核心概念，发表《传媒市场化、权力结构与公共空间的发展：一个比较视角》的演讲，检视西欧、美国、新加坡、香港、大陆地区的公共空间形态，认为其形态变化受制于权力结构及市场化程度。民主化带来权力结构的开放，是发挥传媒市场化扩大公共空间作用的社会条件之一，也是开拓公共空间最根本的办法。河北大学白贵教授在《博客新闻评论的特征与功能》一文中认为，网络在培养民众的公共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方面功不可没，博客新闻评论的公共性体现在搭建进入公共领域的平台、实现完整的民意记录。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下，传媒话语实践的变化，体现了公共空间与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复旦大学孙玮教授以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大众化报纸的演变为线索，采用话语分析的路径，认为由大众化报纸建构的社会主体经历了“读者”、“市民”、“公民”、“小资”等不同阶段的变化。但这种话语实践为社会结构中的多重力量所左右，常常出现游移和混乱，充满着很多变数。香港浸会大学郭中实教授与复旦大学陆晔教授合作的论文《报告文学的“事实演绎”：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管窥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之变迁》，认为“报告文学的发展路向，从70年代末期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合法性建构开始，经过80年代中后期与国家政治权力结盟短暂触及政治体制改革，至90年代演变成知识分子将公共利益作为社会现实批判和与国家关系建构的话语基础。通过三个典型文本分析，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催生的国家―社会从高度统合到有限疏离的结构性转变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为起到重要影响”。

30年改革也投影在新闻文体的变化中。复旦大学许燕副教授的文章将新闻文体变化分为四个时期：大转型时期（1978～1982年）――多元化时期（1983～1989年）――分众化时期（1990～1998年）――网络化时期（1999～2008年），文体从新闻报道理念、文体结构布局、语言修辞风格和文体表现方式等方面都随着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而不断变化。

改革攻坚与传媒重新定位

“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曾经释放了传媒的文化生产力，如今则成为传媒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深圳报业集团党委书记黄扬略的文章《走出误区，正确把握党报集团改革方向》，针对夸大“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中的企业因素、甚至主张把传媒集团划归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认识“误区”，认为要正确把握党报集团的改革方向，不能轻率地将党报集团归入企业。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张伟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历史价值》一文中认为，“由于事业和企业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组织逻辑集于传媒一身，形成一种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困扼，影响和阻碍了传媒产业的健康发展”。复旦大学张涛甫副教授在《中国传媒改革的风险考虑》中认为，媒体改革面临着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市场风险，“增量改革在化解风险的同时，也在积累新的风险；需要在存量改革阶段解决结构性、系统性风险。”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中，中国传媒需要重新定位。上海大学张咏华教授认为，“反映我国传媒社会定位转型的企业化管理和重塑传媒市场主体的探索，需要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深化。它没有相同的现成经验可以照搬，难点的存在势所必然，曲折乃至彷徨或徘徊或许也在所难免。但是，这种转型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思考传媒重新定位的另一种视角是风险社会理论。天津师范大学殷莉副教授认为“新闻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新闻价值取向必须符合价值理性，以公众关注的公共利益和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公共兴趣为选择标准”。

公民权利、舆论监督与重构现代新闻制度

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三项权利,即言论出版自由、知情权和批评建议权为舆论监督提供了宪法依据。暨南大学董天策教授、林爱B副教授及河北大学乔云霞教授撰文谈到以公民权利为基础、为舆论监督提供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复旦大学黄旦教授与瞿翌轶合作的论文认为“权力”与“权利”是考察中国语境下舆论监督的两种视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展江教授从公民社会的理论视角梳理了近七年来大陆的舆论监督，认为其表现出了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双重热情。南京大学丁柏栓教授在《扩大人民民主与实施新闻舆论监督关系论》一文中认为，改变新闻舆论监督难的境况，要靠扩大人民民主。而从执政党自身建设方面来说，则需要将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监督工作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现代新闻制度的核心，是通过新闻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权。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博树和前新闻局长钟沛璋合作的文章认为，中国传媒如今面临着重构现代新闻制度的历史任务，新闻制度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李瞻教授在《报业制度与政治制度之关联性》一文中认为，报业制度决定于政治制度，当社会政治制度变更时，报业制度亦随之变更。华中科技大学张昆教授在《中国媒介改革的政治限度》一文中认为，现存的政治限度是：不危及社会系统的稳定、不伤害权力系统的合法性、不削弱权力对媒介的管理、不影响主流价值的传承。

数字化、媒介融合与制度整合

数字媒体技术推动了媒介融合，进而提出了制度融合的需求。广电总局副总编辑、发展改革研究中心黄勇主任发表了题为《数字化――中国广播电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演讲。谈到目前推进数字化进程面临的困难是：定位不够清晰、用户认可度不高、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认为推动广电数字化需要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教授、周艳、王薇在《推进、发展、冲突、创新―――解析广电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演变》中认为，广电产业与其他媒体产业一样，各方利益矛盾冲突的特征是内包、长存、调适的，矛盾各方形成一个无法明言的底线，呈浑浊状态博弈前行。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教授在《媒介融合时代的中国媒介制度整合》演讲中谈到，中国传媒面临的问题是内容单一但却渠道多元，他认为媒介制度整合的原则是：保证资源的合理分布与公平利用，信息传播的多样性，保护受众的公共利益。

新媒体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全面而具体。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吕宇翔、张铮合作的文章认为，新媒体不仅是一种技术生产力，还是一种文化生产力。它在发展中与生产关系不断出现适应―不适应―再适应的过程，从而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华东师范大学严三九教授则通过调查发现了上海市网络视听专业人才紧缺，进而思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面对市场需求。上海大学吴信训教授和王建磊合作的论文则积极探索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的增值方式：运用数字存储和点播、编辑技术，使原本大多为一次性消费的新闻得到价值的重新开发和利用。

2001年，中国广告产业全面开放。武汉大学张金海教授认为，制度选择与制度安排促进了中国广告产业30年的高速发展，也导致中国广告产业的市场低集中度、外资主导倾向，以及结构不均衡等许多严重问题。全球化语境下，文章思考自由开放市场模式与产业后发的政策保护及自主发展之间、市场运作机制与以行政为主导的市场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文化传播与新闻传播教育

上海大学戴元光教授和郑涵教授合作的论文《建构多元的文化传播体系提高我国文化的传播能力》认为，我国文化传播体系形态进入迅速扩容和分化重组的发展阶段，文化传播的关键在于公信、多元与经济竞争力。安徽大学姜红教授检视了现代中国新闻学术思想中的进化论观念，发现存在着两种思想脉络：“渐变”式进化论和“突变”式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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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渊源

英国的新闻媒介发展较早。如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路透社成立于1851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以民营形式组建于1922年。如今，路透社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新闻通讯社之一，bbc制作的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在全球已拥有了1.2亿的受众。在印刷媒体方面，英国现有各种类型的报纸1400余种，其全国性的报纸12家；另有7000余种杂志，2400家出版社。正是媒介的快速发展促进了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孕育成长，同时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根据相关资料，大众传播学教育在英国一般被称为“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最初是从英文和文学批评专业发展而来的①。英国的传播学研究在上世纪30年代便初见端倪，相对而言，其新闻学专业的教育起步较晚。传播学研究起源于一些社会科学家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了兴趣，于是创办了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旨在培养传媒批评者与分析者。而作为培养职业新闻记者的新闻院系，则是90年代后才在英国产生②。伦敦大学曾于1919——1939年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但在此后的三十年间一度中断，直到1971年卡迪夫（cardiff）大学开始开办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此后各英国高校才陆续开办了相关的传媒院系和专业。如今,英国大量高校都设立了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领域的学位点。据学者统计，大约有70家英国高校开设了传播学和新闻学教育或进行媒介研究，其中还包括爱丁堡大学、拉夫堡大学、莱切斯特大学等许多综合性大学③。

二、部分英国知名新闻与传播教育机构

总体而言，英国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较为明显。传播学领域的覆盖范围较为宽广，包括文化、广告等各方面的理论性知识；而新闻专业的教学特点则趋于实践，在一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有大量的实训课程和实训内容。英国的各个高校在各个专业领域侧重不同，同时在不同领域中又各有自己的特色。

1、谢菲尔德大学新闻本文由收集整理传播学院

谢菲尔德新闻传播学院成立于1994年，是英国传播学研究和新闻教育领域的顶尖学院。该学院的专业齐全，与英国传媒业联系紧密。学院颁发的学士学位是唯一个获得英国三个新闻行业机构：bjtc（英国记者培训协会），ntcj（全国记者培训委员会），ptc(期刊培训委员会)认可的证书。目前，该学院在本科生阶段不分专业，只开设了新闻学学士一个专业。而研究生阶段的专业则进行了细分，包括：新闻出版学（ma print journalism），广播新闻学，杂志新闻学，网络新闻学，国际传播等④。

该学院的特色之一就是侧重实际业务方面的培养和训练，教学目标就是以培养实践人才为基础。除了一些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等课程外，专业课程更侧重技能和实用性，包括了大量的实践，如新闻采访、出镜、新闻写作和报道等。在本科的课程中，学生不仅需要训练扎实的速记等基本功，学院也注重学生从全方位的了解新闻产业，包括各个媒介机构中，如电视、广播、网络、报纸和杂志的运行，学习如何做新闻，正视新闻和新闻产业面临的关键问题。此外，其多媒体应用课程教学设备齐全、精良，配备了各种采访仪器、摄像机、照相机、计算机及软件等，为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2、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

莱斯特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在英国的媒介和传播的教学和科研中也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研究中心认为对大众传播的学习就是了解在复杂宏大的社会下传媒的作用及进程。因此该中心的新闻传播教育主张在广泛的社会学科中汲取养份，比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等⑤。

目前，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设置了两个本科专业：通讯、媒体及社会理学士（bsc 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society）及传媒、社会学学士（ba media and sociology）。其硕士提供的专业有大众传播、全球化与传播、新媒体与社会等。总体而言，莱斯特大学的传媒偏向传播学研究，在最近的几年中，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包括媒介研究、电视和道德、广播剧和健康教育、国际新闻、东欧电影、国际流行音乐工业、媒介和体育、编辑出版等等，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

从课程内容看，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的研究政策是以基本的传播理论为起点，辅助于比较、分析及调查等定量性研究方式，从而探讨各项大众传播媒体的运作过程、传播效果以及和社会文化的关系。⑥近年来，研究范围已扩张至全球及传播多元化领域。其传播学教育希望学生不仅对媒体研究领域有深入的了解，懂得分析和研究，并且还能掌握在当今信息和媒介充斥的时代生活工作所必需的技能。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与特点

1、教学注重实用性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英国新闻学课程最成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实用性强。这主要是因为在英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中，就业导向一直很明显，大多数新闻专业都宣称他们与业界联系密切，致力于培养满足业界需要的毕业生。而掌握实用的新闻技能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因此各个院校都不断强调其专业的实践性。

新闻学教育的实践性从英国各传媒院系的专业设置就已能窥其一二。谢菲尔德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教育就按媒介细分了专业方向，如广播新闻学、杂志新闻学、网络新闻学等，然后再根据专业方向设置不同的实训课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数字技术的来临使得英国新闻的教育工作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英国大多数新闻专业课上，学生们除了制作广播电视节目、编辑报纸杂志外，还要学习制作网页。这些实践课程使大多数英国新闻学学生毕业后都能自信地走上新闻岗位，胜任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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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许多大学认为，仅有新闻实践或是新闻教育对于本科阶段的的学生来说是不够的。因此，有些大学开设了双学位课程，使学生在学新闻的同时，可以同时学习另一个专业如现代史、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

2、教学手段丰富多样

英国高校的上课形式除了最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课堂讲座外，还包括了许多特色的教学方式，如研讨会(workshop)、团队合作(teamwork)、讲习班、小组辅导、个人辅导等各种形式。

课堂讲座和国内大学上课形式基本相近。但英国的教育体系非常严谨，课程安排，课前需了解的资料，学校会预先通知学生让学生准备。在学期开始前，授课老师通常会发一份课程说明，上面有详细的课程计划，上课内容，考核评估方式等内容，而且每单元的课程后会附一份详尽的阅读书单，包括书、期刊、网络资讯等。由于每堂课的信息量大，因此学生通常需要课前做大量阅读功课。

英国的教学非常重视小班教学，在课堂上也多采用课堂讨论的方式。由老师提出主题，学生围坐在一起讨论，大家轮番发表意见，没有固定统一的答案。从谢菲尔德大学传媒专业的讨论议题中可以看出，议题更多的涉及到传媒、经济、文化、政治、社会、民族等多个领域，通过不断跟进和讨论，学生得以深化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小班教学保障了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指导，并且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使学生主动思考，同时也利于开阔思路，集思广益。

3、师资构成呈复合性

由于英国各传媒院系都积极的与媒体产业保持联系，因此经常有媒介机构、企业、政府和国际组织任职的高管们来为学生开讲座或者授课。他们讲座内容经常涉及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案例，亟待解决的当前热点难点问题等，很受学生欢迎。同时各学校也常邀请一些产业实践者和在各媒体工作的校友回母校与学生交流，这对学生了解媒体工作的方式以及职业生涯的规划颇有裨益。

普遍而言，英国高校在引进教师时会采用“双轨制”，也就是招聘具有博士学位、以理论研究见长的教师，同时也招聘具有多年从业经验、以实务见长的教师，并且对两类教师采取不同的考核和评估标准。这种复合型的师资队伍能有效的减轻困扰传播学教育业界和学界难融合的现象。另外，英国的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对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而言这一特征也成为了一定的优势，一方面，学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增加了彼此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另一方面，新闻传播学科本身具有非常鲜明的跨学科性质，而国际化的趋势更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4、评估反馈体系较为完善

在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中，考核评估体系较为多样化，通常不以期末的考试成绩作为单一的评估标准。学生每修完一门课，老师都会给出评定成绩。但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方式并不是期末考试，而是根据学生的论文（多为理论课）、作品（多为实践课）等做出综合评价，而且多为复合式成绩，也就是由几种成绩所占的百分比算出最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