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扶贫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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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中，有超过50个的旅游业产值在本国国民经济的排序中位列前三名。旅游业也是在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流中，唯一显示顺差的一项服务产业。据世界旅游组织2000年的统计，第三世界旅游业当年的顺差额达到6600万美元。然而直到21世纪初，一些援助组织和国际基金机构才意识到旅游业可以作为一种消除贫困的武器。

PPT战略的提出及其内涵

PPT（ProPoorTourismStrategy）即“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战略，它最早由英国国际发展局资助的贫困人口旅游发展合作组织（Pro－PoorTourismPartnership）提出，意为“引导贫困人口净利益增长的旅游”。在过去的五年中，这一概念在利用旅游消减贫困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PPT战略主要有三种类型：以提高经济利益为目标、以扩大非经济的生存利益为目标和以加强参与与合作为目标。它关注的焦点不是哪一种旅游产品或是哪一类旅游企业能带来上述目标的实现，而是到底有多少净利益的增长是为贫困人口所分享的。在我国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中，与PPT意义最相近的词汇是“旅游扶贫”。

PPT强调的是“发展”而不仅仅是“增长”。“发展”便不仅代表着经济总量的增加，更意味着质的方面的变化，包括最基层贫困人口的脱贫、观念贫困的根除、贫困人口发展机会的增加等核心问题。只有人口的质提高了，才能增强贫困地区的能力建设，使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返贫的机会。

ST-EP概念的提出及其含义的提升

2002年8月，世界旅游组织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峰会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召开。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支持下，会上首次提出了把“可持续旅游作为消除贫困的有力工具”这一概念，即“ST-EP”（SustainableTourismasaneffectivetoolforEliminatingPoverty），并马上展开这一概念的启动计划。事实上，这一计划的启动，将联合国消除贫困的指导思想和世界旅游组织长期追求的可持续旅游的目标联系起来，成为这次南非峰会的中心议题。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计划，到2015年将世界的极端贫困减半，而SE-EP对这一目标积极响应。

ST-EP这一词汇一经产生，在国际上便迅速取代并淘汰了PPT这一几近同义的用法。因为PPT有太强的负面含义：在西方人的理解中，没有人会被愿意称为“穷人”或“贫困人口”（thepoor），这个缩写带有极具歧视性的色彩。因此，ST-EP是一个更能为所有人接受，不带贬意的中性缩写词。它更能体现不论贫富、人人平等的公平价值观。

ST-EP对于旅游业的方向性意义

PPT和ST-EP都不是一种旅游业的新形式，也不是一种新型的旅游产品。它是旅游业发展的一种路径。有了这个思维观，旅游这块蛋糕就可以留给更多的贫困人口来分享。这一概念的确立，为发展赞助机构和国际基金组织指出了新的努力方向。但是这一概念并没有明确应该以怎样的政策来发展旅游并达到消除贫困的目的。所以，世界旅游组织开展这一项目的主要工作就是支持探寻ST-EP的最好实践模式的相关研究，并确认其最佳模式。

因为旅游产业构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旅游业往往被作为狭义的服务业部门，如住宿业、餐饮业等，而任何将旅游大产业纳入到其他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活动中去的前向和后向关联总是容易被忽略。但只有旅游业被作为一个整体和系统来运作时，旅游产业才有可能作为消除贫困的有力工具。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政府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因为没有政府积极的支持和介入，贫困和弱势人口的进步是很难实现的。最贫困人口必须有某种形式的授权，而且这种授权必须有立法的支持。因为如果没有法律框架的支撑，任何既得利益者都会阻挠有利于弱势群体发展的积极行动，这样有利于贫困人口的计划便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旅游作为推动第三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在驱动力。旅游发展是一条康庄大道：它可以让第三世界国家分享更多全球贸易机会，也是防止他们在全球经济中日益边缘化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而经济的边缘化是大多数最欠发达国家的通病。旅游业通过扮演催化剂的角色，是引导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走向较高层次繁荣的少数经济部门之一。对有些国家来说，旅游业甚至可以让他们摆脱贫困国家的地位。位于南太平洋的萨摩亚就是按照ST-EP思路发展的典型案例。

世界上许多发展赞助机构和捐助政府在过去十年当中，更多地关注消除贫困，并把这一问题作为他们资助活动的核心。他们中许多人密切关注旅游业，并把旅游业作为实现消除贫困的潜在途径。他们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许多情况下，贫困人口掌握着资源的所有权（比如文化节庆），而这些都可以用来发展旅游。由此才有可能实现PPT和ST-EP。

虽然到今天为止ST-EP的发展也并不成熟，但是旅游业所具有的事实说服力却使得越来越多的机构制定相关政策，并到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去尝试利用旅游消减贫困的行动。这些机构中最知名的包括有世界旅游组织、亚洲发展银行、世界银行、英国国际发展局、荷兰SNV发展组织、联合国的一些技术性机构如联合国贸发会，及其他一些国际旅游组织如亚太旅游协会等非官方机构。在需要消除贫困的背景下，把旅游业的发展完全留给发展中国家的私人部门去处理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的私人部门资金短缺，制度和能力都不健全。在这种情形下，就特别需要加强私人部门和国家旅游权威部门之间的合作。这个国家旅游部门必须代表国际组织或机构的利益，并负责该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和运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ST-EP战略的有效设计和具体实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还必须有来自国外的经验丰富的专家参与到这些国际组织的合作项目中来。

我国目前就有许多地区旅游开发的资金来自于国际组织的类似项目资助，了解并深刻理解ST-EP这一理念的背景，将有助于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更好地去吸引和利用有关国际组织或基金的捐助。相应地，只有得到机构的充足资金、政府的全力支持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参与，贫困地区才能实施ST-EP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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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游扶贫的内涵

英国国际发展局（DFID）在1999年一份报告中提出了“扶贫旅游”（PPT，Pro-Poor-Tourism）一词，即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作为发展旅游的一种途径，它不仅强调要让贫困人口不仅获得经济利益，更要使其获得社会及文化方面的发展机会。

我国对于旅游扶贫定义说法不一。自1991年贵州省提出“旅游扶贫”口号后，众多专家学者纷纷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吴忠军（1996）提出旅游扶贫就是借助于贫困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开办经济实体，使得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李并成（2002）指出，扶贫旅游要对贫困地区的旅游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和利用，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及其相关产业，从而改善自身发展及投资环境，达到脱贫致富的最终目的;郭清霞（2003）指出，旅游扶贫要以贫困地区特有的旅游资源条件为基础，以市场导向，政府和社会资本大力扶持引导旅游业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良性循环;隆学文、马礼（2004）认为，旅游扶贫作为一种全新的扶贫模式，通过当地的资源优势发展扶贫旅游，有利于带动地区经济发展，进而脱贫致富，而且认为这是贫困地区完成经济流程转变的路径选择之一。

综上，旅游扶贫是在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贫困地区，通过新办经济实体，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使得旅游业形成支柱产业，从而带动地区相关产业发展，实现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二、国内外旅游扶贫发展研究现状

国外扶旅游扶贫理论研究较国内更加成熟。国外扶贫旅游理论的发展受到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批判阶段、可替展和后结构主义等理论的影响，并不断得到演化，并以此更好地推动了旅游扶贫的具体实践。其次，国外旅游扶贫的研究内容涵盖了自然旅游、遗产旅游、农业旅游、住宿业及社区旅游等扶贫内容，这些扶贫方式都与研究区域的资源类别和文化相关。甚至包括国际发展组织、非政府组织及政府和企业在内的旅游扶贫专题研究，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当地旅游业发展。此外，在研究区域和方法上，国外旅游扶贫主要集中于非洲、南美洲和亚洲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但也不乏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学、管理学和地理学等诸多研究方法蕴含其中，旅游扶贫量化研究成行，形成了大量数量化、体系化和规范化的理论研究成果。

中国旅游扶贫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致经历了旅游扶贫研究起步阶段（1987-1996年）、初步发展阶段（1997-2001年）和快速发展阶段（2002-2007年），1987年发表的《湖南省大庸市广开门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成为当时最早涉及研究旅游扶贫问题的学术论文。中国旅游扶贫研究重点重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政府、社区、贫困人口在旅游扶贫中的作用研究;旅游扶贫战略和模式研究;旅游扶贫效应研究;旅游扶贫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等。其次，中国旅游扶贫研究区域主要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山区，如云南、广西、湖北、贵州及甘肃等人口大省，民族地区的旅游扶贫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议题;研究方法上大多采用定性研究，也有运用数理统计和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进行的量化研究。与国外相比，中国在旅游扶贫专题研究方面稍显不足。

三、中国旅游扶贫发展研究趋势

（一）着眼于微观层次研究，聚焦旅游扶贫核心

贫困地区人口作为旅游扶贫体系当中的重要一环，仍然是旅游扶贫研究的重点。从微观视角入手，把握旅游扶贫的核心，有助于在进行旅游扶贫研究的过程中，兼顾旅游扶贫战略、旅游扶贫发展模式对贫困人口经济利益和发展机会的影响，协调产业发展和相关者利益，使得旅游扶贫真正发挥脱贫致富的作用，造福贫困地区。

（二）研究方法创新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通过对旅游扶贫体系涉及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环节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加之实证研究，有助于理清各个要素的相互关系，找出中国旅游扶贫的症结，进而探寻适合区域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可行发展模式和利益保障机制。同时，引用地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更多新颖的研究方法参与到旅游扶贫研究中，运用反贫困理论和博弈论等新的理论，着力解决贫困地区旅游扶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创新更多体系化和规范化的理论研究成果。

（三）旅游扶贫专题研究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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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旅游模式；扶贫

Key words： Nujiang Lisu autonomous prefecture；travel mode；supporting the poor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8—0146—03

1 研究背景及意义

云南2011年上半年旅游总收入为565.9亿元，同比增长23.5%。但正是在这样一种欣欣向荣的旅游大发展局面下，仍然有地区由于开发旅游时保护措施的不到位、不及时造成了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双重破坏。尤其是当参与大众旅游的游客同时不断涌入特定的旅游区时，势必对自然和文化资源造成威胁及破坏，毫无节制的大众旅游开发使得两地都出现了大量问题，自然环境的恶劣、生物资源的减少甚至灭绝、淳朴民风的破坏和民族文化的衰落甚至消失。因此，中国旅游业目前面临的挑战之不是单纯的看重旅游经济收益，而是在如何在利用旅游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物种的多样性、文化的原真性与传承性。

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下的生态旅游、负责任旅游、扶贫旅游以及在国外发展较为成熟志愿者旅游符合国内大众旅游逐步向个性化旅游的过渡、参与型向体验型旅游模式过渡的需求，既能防止脆弱的自然及人文资源的破坏，又可以为当地社区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为旅游者带来深切的体会，符合我国贫困地区旅游的发展。

位于我国滇西北西南地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世代居住着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白族、普米族、藏族、彝族、回族等14个少数民族。边疆、民族、高山峡谷、偏远和贫困“五体一体”是其基本州情[1]。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搜索关键词“怒江旅游”，从2000年至2012年共有13篇文章，除4篇为新闻简讯。余下文章主要研究视角为旅游产品的创新[1]以及怒江州的旅游资源评价[2]，尚无从分区域选择旅游模式研究。怒江州为世界遗产“三江并流”核心区，为南北狭长分布，资源分布零散为典型的“单轴串点”[1]，高山峡谷中复杂的地质地貌使得生态资源及人文资源极其脆弱，承受不了大众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对于该区的旅游发展应“量体裁衣”，怒江州的四县基本与其旅游开发的顺序及可进入性吻合，故本文按本州的行政区划将其分为四个相对独立的旅游接待地，并依照其自身资源特点及当地的社会现状选择适合的旅游模式，以期该地区取得社会经济发展及自然人文资源保护的双赢局面。

2 备选旅游模式相关概念的界定

2.1 可持续旅游（sustainable tourism） 1990年加拿大温哥华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大会上，旅游组行动策划委员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行动战略》草案，构建了基本理论框架，并阐述了主要目标。1995年4月24日至2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环境规划署及世界旅游组织在西班牙召开了“可持续旅游发展世界会议”，包括中国在内的75个国家及地区600多位代表出席会议。

可持续旅游的核心概念就是最小化旅游的消极影响。联合国和其它组织的定义“旅游在确保促进当地经济同时，还应减少其对当地环境和社会的影响。”

2.2 负责任旅游（responsible tourism） 国外研究已较为成熟，通过检索responsible tourism，共有相关论文100篇，以及专业负责任旅游网站。其核心目标就是旅游的同时必须对当地负责任，主张旅游者应该尝试在旅行时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如济贫、文化教育、尊重保护当地文化、野生生物保育、以及改善当地的社区健康等。负责任旅游是小规模旅游；是制定旅游规划和政策的方法和理念；是符合生态和社会伦理准则的旅游；是游客的一种旅行方式。

负责任旅游和可持续旅游的理念很相似，但更强调社会影响和道德影响。该旅游也被称为伦理旅游（Ethical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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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这一概念是在2013年同志到湘西进行调研工作时提出来的，是我们国家现阶段重要的扶贫发展战略，是反贫困理论的巨大创新，实施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需求，面对不同地区的贫困环境，需要采用更为有效的方式来对扶贫对象进行精确的识别与帮扶，做好对扶贫工作项目的精确管理，以地方政府为主导，通过市场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来提高扶贫对象的自我生产能力，改善扶贫对象的生活水平，使贫困地区的人民早日走上脱贫致富的发展道路[1]。

二、精准扶贫视角下的武陵山片区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SWOT分析

（一）优势分析

武陵山片区的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文化资源优势。武陵山位于四个省份的交接之处，少数民族人口比较多，民族文化特色十分明显，在武陵山片区中还有许多的特色文化小镇，少数民族寨子，这些都是特色文化集群产业项目发展的基础，近几年来，随着武陵山片区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很多优秀的文化产业人才也积极投身到了文化产业集群发展项目当中，为武陵山文化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思路，像是武陵山国家森林公园文化产业集群地区，就吸引了国内外不少的游客前来参观游玩，调动了其周边地区文化娱乐休闲一条龙产业发展，在湖南省地区也是全国范围内比较著名的旅游文化特色景点，为今后的武陵山特色文化产业建设指明了方向，提高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使村民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2]。

（二）劣势分析

1.总体发展缓慢。就湖南省武陵山片区的特色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来看，虽然几年来取得了一些较为不错的成绩，拥有了一定的文化产业资源，形成了文化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产业项目，但是从总体来说，目前该地区的特色文化产业规模并不是很大，总体质量还待于进一步提升，和全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相比，武陵山片区的特色文化产业集群缺乏国际性的竞争实力，缺少高尖端的经营管理人才以及系统的文化集群运营方式，武陵山地区的特色文化集群产业和其他主导型发展产业相比，总体发展进步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2.缺乏有力的精准扶贫政策支持。在对武陵山片区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来提高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水平的过程中发现，受到历史原因的影响，在真正开展特色文化产业项目时，缺乏有力的精准扶贫政策支持，地区贫困农民的主动生产积极性不高，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较低，文盲、半文盲的人数依旧很多，影响到了整个武陵山片区的脱贫发展速度，在个别文化产业实施过程中，扶贫政策的实施不够精准，最终导致了扶贫项目资金去向不明，并没能很好地开展地区特色文化产业项目，真正的贫困农民没能获得扶贫政策的任何福利，由于武陵山地区自身的生产基础比较差，在构建特色文化产业集群项目过程中，生态破坏的比较严重，山区自然泥石流、山洪现象时常发生，武陵山片区人民的返贫率非常高，缺乏正确的精准扶贫长效机制，在今后的特色文化产业发展道路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3]。3.品牌文化实力不强。虽然近几年来，武陵山片区推出了“武陵山大裂谷”和“武陵山森林公园”等特色旅游文化产业集群项目，但也只是在武陵山地区较有名气，在全国诸多的特色文化产业集群中，并没能完全发挥出武陵山地区的特色和优势，品牌文化的总体竞争实力不强，除了大裂谷和森林公园以外，并没有相应地开发其他具有武陵山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集群项目，要想使得武陵山片区的特色文化产业有一个长远性的发展前景，单纯依靠这两个特色产业项目是行不通的，武陵山地区作为湖南省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下的重点发展对象，关于文化产业品牌实力不高的问题，必须想办法加以解决。4.地区文化产业集群机构不完整。武陵山片区的文化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武陵山文化产业园附近，其他地区的文化产业结构并不是十分完善，而是呈现出武陵山文化产业园集群发展的文化产业结构分布，也就是说，所有武陵山地区的文化产业资源都会慢慢向着文化园的发展结构靠拢，如果不能有效地加以控制和引导的话，在今后的发展中，会导致更多的资源朝向武陵山文化产业园倾斜，使得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进而出现断裂式的文化产业结构，不能很好地提高武陵山片区的整体特色文化实力，造成武陵山地区间发展的不均衡[4]。

（三）机遇分析

在对武陵山片区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现状进行SWOT分析时可以了解到，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提出和不断完善，武陵山片区的文化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地调整和转变中，为了更好地实施武陵山地区的文化产业振兴发展计划，做好地区间的文化资源整合，实现文化内容的发展创新，改革传统文化产品的制造工艺，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将武陵山优秀文化理念宣扬出去，在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下，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得到了改善，为文化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得文化产品消费进入到了新阶段，文化产业的社会需求也不断增多，大力发展武陵山地区的特色文化产业，可以加快转变地方经济的产业结构，有着生产污染小，资源消耗低的优势特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文化产业项目发展将成为武陵山片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四）威胁分析

1.缺乏科学的融资渠道。就目前武陵山片区的特色文化产业发集群发展的现状来说，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挑战，区域间的品牌竞争比较激烈，如果湖南省其他地区的文化聚集区吸引到更多优秀的企业来进行投资，那么对于武陵山文化产业发展来说将是一次严重的打击，虽然政府部门提出了精准扶贫战略，对武陵山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给予了一定的扶持，但是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就目前的融资情况来看，武陵山片区的融资渠道还不够畅通，文化产业的投资主体结构较为单一，民间借贷的安全性较差，而且武陵山片区文化企业的经营结构转变的也不合理，缺乏完善的科学融资渠道，很多经济效益比较差的文化企业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而宣布了破产倒闭[5]。2.缺乏市场竞争服务意识。而武陵山片区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劣势主要是指总体的文化产业规模较小，没有形成一条特色的文化产业链，虽然基础文化产业具有了一定规模，但是相应配套的文化产品生产、销售和文化服务却没能有效实施。武陵山地区文化企业深入到人民的程度比较浅，普遍存在文化感较低的现象，缺乏一个核心企业来领导地方文化产业发展，而且科学技术较为薄弱，很多文化产品的加工还停留在传统制造工艺当中，产品的加工效率和加工质量还有待于提升，村民普遍缺乏创新意识，这样所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市场销售情况并不是很好，不能将武陵山片区丰富的历史文化宝贵资源科学转变成为特色文化产业优势，不能做到物尽其材，人尽其用，创新型技术人才较为短缺，后续发展力量不足，尤其是在特色文化产业聚集区当中，人才结构失衡，政策激励制度做的不到位，最终导致优秀人才的流失，使得武陵山片区的文化产业实力开始逐渐下降[6]。

三、精准扶贫视角下的武陵山片区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SWOT战略组合分析

（一）优势—机会（SO）战略组合

SO战略组合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发展模式，将内部资源优势同外界的机会联系在一起，为了更好地创建精准扶贫视角下的武陵山片区文化产业发展模式，首先需要科学的文化产业发展理念，确定适合武陵山区域发展的文化产业结构模式，树立人性化的文化经营理念，建立专门的武陵山片区文化产业管理机构，由专业人士来负责地区的文化产业开发项目管理，制定科学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优化地区文化产业结构，加快地区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力度，树立可集约式的文化产业发展理念，进而提高地区村民的文化产业发展下的忧患意识，建立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文化产业发展目标。

（二）弱势—机会(WO)战略组合

WO战略组合方式，则是充分利用外界的机会来弥补了自身发展劣势，并将劣势逐渐发展为优势，在制定与武陵山片区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相适应的精准扶贫政策时，应当进一步加大地方经济的财政投入力度，使得武陵山片区可以拿出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投入到文化产业园的建设和孵化项目当中，要想提高武陵山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水平单纯依靠政府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加深入性地打开各种融资渠道，促进文化产业审批制度的完善，放宽市场经济下文化企业的准入门槛，积极出台一些鼓励文化产品消费的政策，激发人们潜在的文化消费需求，不仅可以很好地满足武陵山片区村民的文化需要，同时也能够打开文化市场，使地区文化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三）优势—威胁(ST)战略组合

ST战略组合的方式，主要是利用自身的优势去缓解或减轻外界的威胁所引发的负面影响，为了让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能够了解到武陵山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品牌，就要进一步加大对的文化产业品牌的宣传力度，弘扬武陵山地区的特色文化产业理念，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武陵山文化产业链，形成“构建三园，发展多点”的文化发展产业空间布局结构，促进武陵山片区全境范围内文化产业基地，文化事业单位建设以及文化旅游景点建设项目的积极推进，开展山清水秀“农家乐”形式的旅游文化建设项目，利用武陵山地区特色的山水资源来打造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品牌[7]。

（四）弱势—威胁（WT）战略组合

而WT战略组合的方式，指的是通过减少自身的弱势，来免去遭受外界环境威胁的一种防御战略，在建立具有武陵山地区文化产业特色的集群项目时，需要充分体现文化产业中的娱乐休闲价值，还应当体现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艺美术文化价值，不要将传统文化的精髓遗失，进而进一步拓宽影视广播文化产业链，利用现代化新媒体技术，向全国人民传播武陵山文化产业的集群发展特色，提高网络化和信息化技术的推广作用，建立文化建设，网络营销为一体的特色文化产业结构，积极开发新颖的文化产品，来扩大文化产品的市场占有份额。

作者:陈晓亮 赵立平 陈政 单位:湖南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工学院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熊正贤,吴黎围.进程与展望: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30年[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6,(03):45-55+142.

[2]徐丽媛.中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比较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3]刘伟.恩施州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研究[D].恩施：湖北民族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

[4]徐子龙.湘西武陵山文化产业园发展战略研究[D].吉首：吉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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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背景

近20年来，我国的乡村旅游得到快速发展，迅速成为旅游业中的一个新亮点。目前国内对乡村旅游的研究已比较成熟，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近5年以“乡村旅游”为专题研究的学术论文就已超过400篇。这些研究已广泛涉及乡村旅游的概念界定、产品开发、景点区规划、市场营销、发展模式、经济文化冲击、资源基础与保护等主题。相比之下，对于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却鲜有关注，相关研究显得严重不足，相关论述零星分散，缺乏对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经济弱势群体的研究。虽然近几年来广西的乡村旅游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在广西农民脱贫致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前对广西乡村旅游的研究还比较少，且不系统，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只有10余篇论文对广西乡村旅游进行了探讨。研究层面主要基于宏观和个案研究，研究内容基本是如何开发乡村旅游，缺乏对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的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的关注。

二、研究目的与方法

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存在，对旅游乡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十分不利。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将极大地影响广大村民开发乡村旅游的积极性，不利于广西乡村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对广西乡村旅游开发尚缺乏比较系统的研究，尤其还缺乏对广西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方面的研究，“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课题组于2006年5月～2006年12月分批对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的村屯进行了调研，旨在系统研究广西乡村旅游开发现状、存在问题以及乡村旅游开发对广西农民脱贫致富的作用，以期揭示乡村小型民营旅游经济发展机制等问题。调查范围涉及整个广西区域，主要调研的县市包括龙胜、阳朔、恭城、临桂、灵川、资源、灵川、桂林市近郊、乐业、田东、田阳、南宁市近郊、武鸣、靖西、东兴、北海市近郊等县市，调查村屯或乡村旅游景点共32个，调查对象为乡村旅游经济实体及对照样本(未进行乡村旅游经营的村民)。为保证本次调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本次调查通过实地调查、问卷法与深度访谈获得第一手调查资料。问卷采用面对面的调查方法，调查完即回收问卷，未能完成调查的样本不列入统计分析中，共完成调查样本250份，其中有效样本213份，对照样本264份，其中有效样本232份。深度访谈在征得被采访人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录音后整理，每次时间为2～3小时，共完成12份样本调查。本论文的内容取自调研中与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弱势群体的收入现状调查模块和一些实地调查内容的总结。虽然乡村旅游经济实体样本与其对照样本数不一致，考虑到样本比较多，分析的准确率会高一些，加上本论文的分析是用百分比来表示，因此，对照样本多出部分在分析中没有剔除。

三、经济弱势群体的特征分析

弱势群体是社会弱势群体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指城乡中那些被排除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之外，不能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缺乏必要而稳定的经济来源，处于贫困状态或接近贫困状态的人群。农村经济弱势群体是经济弱势群体中的一部分，是指农村中的贫困人口及低收入者的集群，它包含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相对贫困人口两部分。农村经济弱势群体也指现阶段我国城乡中那些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乃至被排除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之外的不能平等享受或不能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以至于缺乏必要的、稳定的经济来源而已经处于贫困状态、接近贫困状态和趋向贫困状态的具有农民身份的人群。唐玉凤等(2006)认为农村弱势群体也指目前在我国农村社会结构中参与社会生产和分配的能力较弱、经济收入较少的社会阶层。

在项目研究中，我们将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界定为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及其对照样本中经济收入处于“下等”和“中下”的村民群体。与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相比，旅游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具有明显的特征，除具有经济收入低、生活质量差、社会地位低、承受能力差等一般特征之外，其特殊性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经济收入是指相对收入而不是绝对收入，即强调其经济状况是与本村其他居民进行比较，可能纯粹就经济状况而言，在全国范围内，这些弱势群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经济弱势群体；其二，这些弱势群体一般拥有改善自身条件的机会，但由于经济基础差、文化水平低、年龄过大等诸多因素导致贫困或相对贫困；其三，乡村旅游开发村落经济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的旅游乡村其经济弱势群体的状况是有区别的。

四、经济弱势群体的现状与产生的原因分析

在广西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调查样本中，收入处于“下等”和“中下”的有37例，占总数的17.4％。在未创办民营旅游经济实体村落中村民收入处于“下等”和“中下”的有110例，占调查样本总数的48％。以全部样本来分析，广西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比例为33％。在广西开发乡村旅游的村落中，已创办乡村旅游经济实体的37例样本中，我们发现其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仅有4例具有高中或中专学历，其他均为文盲或小学学历，占总数的89.2％。对于未创办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的对照样本，具有高中或中专学历仅有3例，其余均为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总数的97.3％。综合课题的前期研究，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与其最高学历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即文化的贫乏是导致其家庭收入少的主要因素之一。从未创办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的调查数据我们得出，232个有效样本中，缺乏经济基础的占有185个样本，占总人数的比例为80％。数据证明了经济因素是广西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不能生产自救或脱贫致富的一个主要原因。其他因素导致乡村居民创业难的主要有年纪大、身体差或有残疾、有病、要带小孩、担心风险、性格不适合、没兴趣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占样本总数的20％。经济弱势群体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的普遍现象，综合调查结论，广西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几下几个方面：经济因素，主要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者，如缺乏创业基金等的村民；文化因素，主要指拥有信息、知识资源量少的人，如由于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创业的能力等无法创业的弱势群体；生理因素，主要有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儿童与病人等。五、经济弱势群体的帮扶对策

(一)建立健全经济弱势群体的帮扶机制

建立合理和高效的运行机制是实施旅游开发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帮扶战略的重要保证。应根据“帮扶战略”的要求构建一套制度化、常规化、人性化的运行机制，为解决旅游开发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问题提供各种保障，并注意措施和运行机制的灵活性。帮助旅游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提高素质、转变观念、开阔思路，增强主动参与和自我发展的意识，以教育培训为主，增强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经济弱势群体的自我造血功能。

(二)改进扶持方法。完善二次分配机制

改变当前对旅游乡村弱势经济群体的救助方式，变生活救助为旅游扶贫开发救助，在旅游扶贫开发中，方式由现金和实物援助为主转变为培育自我发展能力的援助为主，扩大在技术、项目、培训和销售等方面的有效援助。将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援助纳入发展乡村旅游开发的大环境中加以考虑，旅游开发项目和人工需求应该重点照顾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积极稳妥地推进旅游开发乡村的分配制度改革，既要使资源在市场调节作用下实现优化配置，又要兼顾社会公平，特别关注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利用税收杠杆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解力度，建立健全乡村旅游开发村落村民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有效地保护和救助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

(三)重视乡村教育培训，健全科教扶贫长效机制

在乡村旅游开发村落，科教扶贫是对经济弱势群体最根本、最彻底的扶贫，是扶贫的长效机制。实施对经济弱势群体救助单靠一时的送钱送物势必陷入“扶则解贫，不扶返贫”的怪圈，难以从根本上让弱势群体走出困境，应该着眼于建立救助弱势群体长效机制。研究表明，旅游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的文化素质低是造成其收入低的主要原因，村民的收入与他们所具备的文化素质的高低密切相关。要做到乡村旅游开发与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同步进行，对于经济弱势群体要改变传统的生活救助为科技救助。加大教育援助将有效促进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增强其在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获利能力。加强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就业培训，建立“校一村”科技帮扶体系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为弱势群体提供多种职业、多种技能的培训服务，以改变其文化低、劳动技能单一的状况，使其尽快就业。此外，解决好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子女受教育问题，不使家长的贫困和弱势延续到下一代也非常重要。

(四)建立乡村旅游股份公司。探索多种形式的发展模式

当前广西各地乡村旅游经济多是各自为政，乡村旅游开发村落的旅游开发多以市场化形式进行调节。为加强对乡村旅游开发村落中经济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在乡村旅游开发村落中成立旅游公司，建立村级董事会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其目的是以分散的农户为基础，组合成团体，在协作中提高竞争力，从而在市场上求生存、图发展，以统一的面孔对外。董事会要以旅游乡村的公共旅游资源为基础，村民均是公司的股东，每户村民都有基本股份，村民通过多种投资获得更多的股份。公司可以由村民自己经营，也可委托经营或聘请管理公司进行经营管理，也可将经营权作股份转让经营权，村民从分红中获得利益，从参与管理或被聘为工作人员之中获得就业机会。

(五)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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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4-0166-03

前言

将旅游业与社区的互动关系引入研究之中，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区参与”的概念应时而生。1997年6月，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合制定并颁发了《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便倡导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中把居民作为关怀的对象，并把居民当做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不可缺少的环节，社区与旅游的关系研究经历了越来越受到重视，并由此催生了一系列的相关概念，如旅游社区、社区参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等等。

一、国内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进展

1.选文的范围及依据。对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所收录的所有学科类别的文献，以“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为主题，选择精确检索，以2001―2010年为检索时间段，得到2001年以来有关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文献一共92篇，通过筛选，剔除重复和无关文献，剩余87篇，其中硕士论文22篇，以此作为研究对象。

2.相关文献研究进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寻找可持续的旅游发展路径，中国学者开始研究旅游和目的地社区间的动态关系，基于检索的文献及其研究内容，结合图1将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分为两个时期，即探索期（2001―2004年）和发展期（2005年至今）。探索期的特点是：研究的文献较少，多为探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发展期的特点是：开始出现较多的研究文献，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拓展，方法呈现多元化，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渗透到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问题和对策以及参与模式的探讨，开始对中国相关社区进行实证研究。二、国内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相关概念界定

1．旅游社区。《辞海》中“社区”的定义为：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由于以旅游资源禀赋的社区为研究背景，所以这里的“社区”是指旅游社区。当社区依托旅游资源开展旅游活动时，“社区”将被赋予新的内涵。梨洁、赵西萍（2001）[1]将旅游社区定义为“共同依托某一旅游资源开展旅游活动，一群居住地理位置较近、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群”，这个定义虽然打破了行政区划，但是经济因素、社区的动态发展仍没有考虑在内。蒋艳（2004）[2]认为，旅游社区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聚集在某一旅游区内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在一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社会实体，是一个地域性社会活动共同体。旅游社区是不断变化的，这主要是与区域旅游活动的变化有关。

结合以上定义分析，这里认同的旅游社区是一种虚拟上的依托某一旅游资源开展旅游活动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共同体，不受行政区划限制。

2．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概念。“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概念说法不一，王瑞红、陶梨（2004）[3] 指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社区的政府及非政府介入社区旅游业发展的过程、方法和手段，是指社区居民参加社区旅游发展计划、项目以及其他各类事物与公益活动的行为及其过程，这里参与的主体除了社区居民外，还包括政府、单位、社会团体等法人。孙九霞（2005）[4] 认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主要的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便在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全面发展。

（二）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理论支持

1．经济学。梨洁、赵西萍（2001）[1]从经济学角度，运用集体选择、福利经济学等经济学前沿理论，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动力、社区参与如何形成最终意见、社区参与如何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等理论问题进行了质疑和较深入的分析，虽然存在诸多的经济学难题，但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实现的。吴雅玲（2007）[5] 提出了社区参与旅游的新目标观、新组织观、新系统观等新理念，并用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运行框架进行了新的探讨，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实施提供了参考。杨桂红（2001）[6]从实证经济学角度出发，以云南碧塔海景区社区参与状况为例，阐述社区参与旅游业发展对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

2．社会交换理论。唐玲萍（2009）[7]利用社会交换理论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可能性进行解释：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社区及其居民的理性选择，是超越经济语境的多语境下的“利益驱动”。

3．可持续发展理论。胡志毅、张兆干（2002）[8]提出了社区参与近“S”发展曲线，并从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阐述了社区参与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毛彦斌（2008）[9] 通过分析旅游飞地、旅游孤岛、新殖民主义等旅游非持续现象，指出了社区参与使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选择。目前的研究大都是把社区参与作为旅游可持续发展一个不可或缺的保障机制，大多是从经济、文化、环境、社会等不同的角度论述了社区参与的作用。

（三）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两个热点社区

1．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丁焕峰（2006）[10]通过对农村贫困社区旅游开发中参与的内涵、农村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及其规划的基本出发点和实践框架进行分析，认为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一种持续的旅游扶贫模式，是开发扶贫的制度创新过程。陈丽华、董恒年（2008）[11]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作为可持续旅游扶贫开发的一种模式，并提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一些思路。王文才、刘景慧（2009）[12]以怀化市中方县荆坪古村为例，分析其参与式乡村旅游发展的不足，并提出相关发展措施。卢丽（2009）[13]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甘肃省青城镇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探讨，对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和谐旅游社区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为青城镇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目前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基本都是基于旅游业发展对乡村的扶贫作用，即乡村居民通过参与旅游发展，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2．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在民族地区，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及习俗等都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情，整个社区都是重要的吸引物，因此民族地区的发展更离不开社区的参与和合作。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1）参与模式的研究。兰海（2009）[14]从参与形式上提出了资源参与模式、产品参与模式、资本参与模式、实体参与模式四种模式。罗丽珊、王陵黎（2010）[15]以落水村和里格村为例对云南泸沽湖摩梭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在分析其模式优缺点的基础上得出了里格村的租赁经营模式更加优化的结论。谭舒月（2009）[16]分别分析了上郎德模式和西江苗寨模式的成功，为其他民族地区社区参与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借鉴意义。（2）社区参与限制性因素的研究。陈飚、钟洁等（2007）[17]以云南香格里拉为例，探讨了社区参与的限制性因素除了普遍存在的操作性、结构性和文化性限制因素外，还存在着产业失衡、矛盾转移和供求平衡等限制性因素。陈志永、况志国（2009）[18]分析了贵州上郎德苗寨个体理的非合作博弈和民族社区传统社会规范的失效，社区居民对集体公共利益漠视的原因，提出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引入外来利益主体的建议，以期使个人理性逐步走向集体理性。民族地区社区由于其特殊性除了存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普遍问题外，还存在其自身特有的发展限制性因素。（3）实证研究。邱云美、封建林等（2005）[19]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景宁畲族自治县3个景区社区参与旅游进行调查，王颖、张敏（2009）[20] 通过分析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背景条件和开展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对民族文化及生态环境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总结出了民族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的对策。学者们对民族地区进行了有益的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参考性建议，但仍然停留在理论和宏观层面。

（四）中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对比研究

国外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方面做了较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张朋、王波（2003）[21]以英国南彭布鲁克为例，分析了国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具体情况，对中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和实践起到了很好的启示作用。保继刚、孙九霞（2006）[22]在中国不同地区案例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西方学者的案例材料，总结出了中西方社区参与的明显差异，并进一步发掘两者形成差异的深层原因。曾艳（2007）[23] 对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借鉴国外模式优势尝试构建符合中国旅游发展的模式。

中外社区参与产生处于不同的旅游发展阶段上，国内外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结论和展望

目前，关于旅游社区参与方面的研究偏重于宏观理论研究，缺乏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同时，有关的研究限于西方理论的分析框架。加上中国在实际规划过程中一直未能很好地体现社区参与的精神，因而对西方理论和中国理论的探讨既不够深入又难以与现实接轨。在看待社区旅游的观念上，国内学者更看重它对旅游发展的经济作用，社区是为旅游服务的。但随着学者们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越来越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将进一步完善和充实。

参考文献：

[1]梨洁,赵西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的若干经济学质疑[J].旅游学刊,2001,(4):44-47.

[2]蒋艳.对欠发达地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思考[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18-21.

[3]王瑞红,陶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形成及内涵[J].曲阜师范学院学报,2004,(4):42-47.

[4]孙九霞.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理论透视[J].广西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5):89-92.

[5]吴雅玲.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运行框架的初步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7,(11).

[6]杨桂红.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对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J].经济问题探索,2001,(11):124-126.

[7]唐玲萍.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可能性的理论分析:社会交换理论[J].思想战线(2009年人文社会科学专辑),2009,(35):145-148.

[8]胡志毅,张兆干.社区参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J].人文地理,2002,(2):38-41.

[9]毛彦斌.社区参与:可持续旅游发展的途径选择[J].经济研究导刊,2008,(10):198-200.

[10]丁焕峰.农村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与旅游扶贫[J].农村经济,2006,(9):49-52.

[11]陈丽华,董恒年.可持续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究――社区参与乡村旅游[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76-79.

[12]王文才,刘景慧.怀化参与式乡村旅游发展研究――以怀化市中方县荆坪古村为例[J].怀化学院学报,2009,(4):20-22.

[13]卢丽.社会资本视阈下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探讨――以甘肃省青城镇为例[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6):56-57.

[14]兰海.民族地区社区参与旅游景区发展模式研究[J].经营管理,2009,(16):124.

[15]罗丽珊,王陵黎.云南泸沽湖摩梭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比较分析――以落水村和里格村为例[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0,(4):71-73.

[16]谭舒月.西江苗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研究[J].学术探讨,2009,(11):217.

[17]陈飚,钟洁，等.云南香格里拉藏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过程的限制性因素[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8):165-169.

[18]陈志永,况志国.郎德苗寨社区主导旅游发展中的个人理性与集体行动的困境[J].学术探讨,2009，(3):72-79.

[19]邱云美,封建林,等.景宁畲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实证研究[J].社会科学家,2005,(6):125-127.

[20]王颖,张敏.民族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发展研究[J].四川林勘设计,2009,(3):47-50.

[21]张朋,王波.国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对中国的启示――以英国南彭布鲁克为例[J].福建地理,2003,(4):37-45.

[22]保继刚,孙九霞.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J].地理学报,2006,(4):401-413.

[23]曾艳.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比较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07.

Summary of Domestic Study on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Recent Ten Years

SHE Jing-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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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3-000-01

我国政府主导旅游产业与农业扶贫的有机结合，利用农村现有的资源开发旅游产业，通过旅游产业带动当地的经济水平，推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并取得明显效果。农业旅游虽然已经帮助很多贫困群众脱贫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我们应该不断改进与优化，促进农业旅游更加规范、标准和安全。

一、农业旅游的概述

1.农业旅游的概念

农业旅游是将农业与旅游有机结合，利用农业景观和农村空间吸引游客前来参观的一种新型农业经营形态，即以农业资源为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具有当地风俗特色服务的旅游。我国旅游局2002年《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检查标准》中将农业旅游设定为以农业生产过程、农村风貌、农民劳动和生活场景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欧活动。

2.农业旅游的作用

农业旅游的作用主要从三个角度去诠释：一是从客户的角度出发。农业旅游可以为客户提供全新的体验，回归大自然，给予其精神上的享受，切身体验农村的环境、生活以及文化。在旅游高峰期间也为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解决可人满为患的困扰，这类新型的旅游模式更受到城市人们的欢迎；二是从商户的角度出发。农业旅游的扶贫模式有利于扩充农业的市场空间，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动周围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商业，很大程度上开发农业的附加值；三是从农业的角度出发。农业生产采用农业旅游模式的经营模式，必然要对农业的生态环境进行改进与美化。

3.农业旅游的特点

农业旅游主要具有农业特性、生态特性和娱乐特性三个特点。农业特性是农业旅游最为突出的特点，农业旅游是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开发的，农业生产也是农业旅游吸引游客的主要特色，但是在建立农业旅游的扶贫模式时，要注意把握分寸，农业旅游仅仅是将局部的农业生产进行改造，并不意味着破坏农业生产的主要结构；生态特性是农业旅游模式的主题，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是调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农业旅游也是以优美的生态环境、自然的天然景观、淳朴的乡村生活以及当地文化为特色，因此在其旅游景观开发的过程中尽可能减少人为的干预，保持原有的自然景观，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系统；娱乐特性是旅游的一大特性，人们参与旅游活动，其根本目的就是享受身体上、感官上或精神上的愉悦，而农业旅游则是以农村的生态环境、人文风俗、农业生产体验等给予人们一种全新的体验，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

二、r业旅游的扶贫效应

农业旅游是农业扶贫工程的重要内容，其是针对农业贫困地区现有的资源为基础，建立行之有效的农业旅游项目基地，以农业生产为主体，以旅游开发为载体，带动周围衣食住行等多方面的经济水平，从而实现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目标。下面我们主要介绍农业旅游带来的相关效应：

1.驱动效应

农业旅游的扶贫对策的驱动效应主要从体现在两个各方面：一方面是国家政府以及地方机构越来越重视，为其项目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鼓励当地贫困地区开发农业旅游项目，从而带动当地的经济水平，解决当地的“三农”问题。农业旅游改变农业传统的生产模式和农民的生活方式。除此之外，农业旅游项目的开发在促进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同时，也促进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的转换，鼓励农民走向城市，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另一方面是农业旅游项目的开发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丰富农民的收入来源，鼓励农民主动参与旅游活动，从而提高农产品的销量与价值，从带动农产品的第三产业以及加工产品的发展，形成农业与旅游服务业两者共赢的局面。

2.乘数效应

乘数农业旅游的乘数效应是指农业旅游项目的开发可以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以及我国经济的发展。针对农业旅游项目而言，其本身就是综合性十分强的服务项目。在农村开展农业旅游项目可以吸引发达城市的人们在当地进行旅游、消费，其包括衣、食、住、行、娱乐、购物等多方面的消费，从而促进当地市场的发展，充分将农业与旅游业、生产与消费、工作与休闲有机结合，逐步带动当地产业的转移，实现当地贫困居民脱贫致富的目标。

3.辐射效应

农业旅游项目的辐射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域辐射效应，即当地农业旅游项目的成功可以带动周边地区的农业旅游行业的发展，开拓周边的旅游市场，树立成功范例，从而不断有农村地区开展农业旅游的项目，逐渐成网状扩散，产生辐射效应；另一方面是功能辐射效应，农业旅游产业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产业，其具有劳动密集性的特点，具有很强的吸收农村贫困地区的剩余劳动力，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当地的就业压力。除此之外，旅游行业是一个开放性很强的产业，是农村向外宣传自己的有效途径，农村通过各种媒体招商引资，打开农村与市场的通道，也增加农村居民与外面世界接触的机会，接触外界的新观念、新文化，改变贫困地区农民传统的观念以及传统的生活方式，促进当地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融合。

三、农业旅游扶贫的优化

农业旅游是我国新兴的旅游产品，其本质是改变传统农业生产结构，利用当地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的优势，设计、规划、施工，增加当地农业产业的附加值，从而丰富农业旅游休闲娱乐的内容，结合现代科学以及农业情趣给予游客全新的体验，即观赏品尝的趣味性、动手实践的体验性、当地文化风俗的知识型、农业产品的商品性等，总而言之，就是让来自城市的游客体验到其它旅游形式体验不到农业艺术，在为他们创造娱乐、休闲、健康、新奇的精神与物质的享受，同时，也带动当地农村以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水平。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业旅游对当地农业扶贫起到显著效果，主要对当地经济起到驱动效应、乘数效应和辐射效应，改变当地以及周围地区的传统农业生产结构和当地居民的生活理念以及生活方式，从而有效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提高我国经济的综合水平。

参考文献：

[1]张志刚，肖建红，陈宇菲.面向贫困人口旅游扶贫的国外研究述评[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6（4）：18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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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资料显示，德国在推行森林康养项目后，国家医疗费用总支出减少30%。根据这一国际健康潮流，2016年5月6日，国家林业局印发《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规划》提出要大力推进森林体验和康养，发展集旅游、医疗、康养、教育、文化、扶贫于一体的林业综合服务业，强调重点发展森林旅游休闲康养产业。 

近年来，森林康养的理念已被很多人所接受，并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森林康养释放出诱人的市场空间和巨大的商业机会，各地势必竞相开始探索建立森林康养基地，大力发展森林康养产业。但是，森林康养毕竟是一个新事物，其疗法机理和产业模式既是一个市场问题，又是一个理论问题，为避免开发不当给森林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建议加强森林康养的科学性研究，构建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市场理论指导体系。 

其一，透析国际森林康养旅游发展的经验。日本、韩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早已开启了森林与健康的研究与实践，在森林公园散步或者进行“森林浴”在许多国家越来越受到大众欢迎。数据统计表明，德国有40%的人每月都要去林区游憩一次。迄今，德国已建立了350处森林康养基地，每个森林康养基地都配备专门执业资格的医生和理疗师。 

截至2011年底，日本林野厅已构建了“医疗福祉型森林”“疗养保养型森林”和“预防生活习惯病森林”3种森林康养基地48处，还有300余处森林在申请认证过程中。目前，日本把15%的国土面积划为森林公园，每年约有8亿人次去林区游憩、沐浴。因此，应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尤其通过对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森林浴”“森林康养”项目的研究，积极借鉴其先进经验，扬长避短，探索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新模式。 

其二，探索森林开发与保护的平衡机制。森林物种丰富、生态系统类型多样，具有涵养水源、调节径流和保护环境的重要作用。国家明确提出，在保持林场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鼓励社会资本、林场职工发展特色产业，有效盘活森林资源。 

我国森林旅游发展也面臨粗放发展等一系列问题，重开发轻保护的弊端凸显。如何平衡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何做好开发与保护的平衡，成为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需要指出的是，在看到森林康养旅游发展迅猛的同时，也应看到森林康养旅游业对生态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 

其三，探究森林康养旅游的作用机理。森林康养主要针对与精神压力有关的疾病，它利用了森林和林产品带来的缓解生理或心理紧张的效果。芬多精（植物杀菌素）在森林康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针对芬多精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日本学者研究发现，针叶林中的芬多精主要是单萜类化合物，包括α-蒎烯、莰烯和β-蒎烯，在日本扁柏和柳杉林中α-蒎烯含量特别高，而在赤松林中α-松油烯则为主要组成成分。 

森林康养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因地制宜建立康养基地，在我国仍需要探究森林康养旅游的机理。例如，何种树种益于减少人体产生应激激素、增强副交感神经活动（控制平静期生理活动）；何种森林成分利于减弱交感神经活动、降低血压和心跳数、缓和心理紧张，何种森林与旅游体验互动可以增加人体活力、提高免疫力、增加抗癌蛋白质数量等。 

其四，论证森林康养旅游实证效果。森林康养的效果初步被国外医学专家证实，但森林康养旅游的实证效果仍需进一步论证。国外研究初步证实了森林相关临床实验在改善精神病治疗（含情绪失常儿童）、酗酒者以及具有其他临床心理健康问题之人行为的价值；嗅觉森林环境因子——芬多精能使人心理处于放松状态，并且通过NK细胞能消灭肿瘤细胞，推断森林浴可能具有预防癌症发生及发展的效应；森林环境要素会带来生理效应，研究表明植物精气的生理功效有镇痛、驱虫、抗菌、抗肿瘤、促进胆汁分泌、解毒、降血压、松弛神经、消除紧张，使注意力集中等作用。未来研究要多方论证森林在增进健康、预防疾病等方面的作用及其机制，并制定森林康养的生理评价体系、森林康养的设计技法等，论证森林康养对提高人体抗癌能力、免疫力的实证效果，为森林康养旅游的开发方式和推广形式提供参考。 

其五，加强森林康养旅游政策法规研究。森林康养是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是多元组合，涉及文化、历史、地理、生态及多种产业业态。韩国于1982年提出建设自然休养林，2005年制定了《森林文化·休养法》，并成立了国立自然休养林管理所，2008年把森林休养列为全体国民的福祉。2010年，韩国国民会议对《森林文化及休闲活动法》进行修正，修正法中引入对人类健康定义。 

我国“森林康养旅游”涉及林业、旅游、医疗、体育和养生等产业，法律法规也亟待完善与创新。建议以国家法律法规形式确定森林康养旅游为大健康产业重要组成部分，明确森林康养旅游为国民福祉。此外，要加强对森林康养旅游保护性开发，确定森林康养旅游为林业经营转型的目标，进一步加强森林旅游环境的评价和管理，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体现对森林康养旅游领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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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盟成员国内的联系

在2007年新德里举行的第十四届南盟首脑会议上，与会各国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们鉴于南亚各国人民利益至上的考虑，达成协议建立一个“和平平台”，并致力于促进经济合作，地区繁荣，在一体化进程中实现利益和机会的公平分配。

联系成为了南盟首脑会议的中心议题，得到了区域内部（还有区域之外）包括政界、企业界、智库学界、民间社团和媒体的广泛讨论。地区联系不仅是指道路、铁路和运输连接，还包括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对于南盟来说，现在有必要制定一个清晰切实的战略落实相关政策、方案和项目。连接必须是建设性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因为南盟从2006年6月开始运作南亚自由贸易区，旨在通过不同的阶段逐步过渡到关税同盟，共同货币，而受第九届首脑会议（马累举行）委任的知名人士小组预计在2020年南盟将实现经济联盟，其报告和建议打算在科伦坡举行的第十届首脑会议上公布。

二、南盟与区域外组织的联系

南盟与联合国一些机构，地区组织和国家在经济以及其他商定的合作领域有一些联系。尤其是与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亚太区）。

它和欧洲委员会在1996年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彼此在信息交流，技术援助和其他商定领域的互助，帮助南盟产品进入欧洲市场。1997年与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签订了谅解备忘录，促进双方经济交流，尤其对南盟在加德满都的结核病中心提供技术和其他帮助。南盟-日本特别基金于1993年建立，在南盟各成员国和日本商定的领域内提供财政帮助和支持。此外南盟和东盟还定期就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磋商。

三、以项目为基础的合作

首先表现在扶贫问题上，消除贫困问题不仅深深困扰着南盟各国，同时还包括中国，但是每个国家的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不尽相同。在新德里首脑会议的结束语中，现任南盟主席曼莫汉辛格博士阁下说，扶贫是振兴南盟的试金石，我们要努力帮助穷人中的穷人，弱者中的弱者他们的生活，这是我们的最高要求。”

首脑会议决定在每个成员国中划定一个村作为南盟示范村，用以证明本土化的举措在改变当地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其目的在于，将这种实际的创新举措如果合适的话复制到其他地区。 中国坦率地承认其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与农村地区生活水准的不平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指出中国使3亿人摆脱赤贫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鉴于斯里兰卡在扶贫上的实际经验，虽然中斯之间在扶贫规模和方法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相互交换经验和知识对彼此有利。尤其是中国的“回到农村”和斯里兰卡的“振兴乡村”方案都将以人为本作为基本推动力。

在2007年新德里的首脑会议上，中国的前任外交部长李肇星表示中国有兴趣在国内和南盟建立一个扶贫合作机制，并进行扶贫模式的比较研究。联合国发展署或许能够帮助南盟各成员国和中国促进彼此经验的交流和研究，这些研究以后可能被南盟审定，在政治层面落实。

其次在旅游交流上，南亚继承了延续千年的丰富和充满活力的文化遗产。尽管本地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其文化的共性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历史悠久的贸易关系，各种政治恩怨，南亚和中国还有大量的文化联系，比如佛教。

随着亚洲范围内逐渐增多的联系和交通工具的便捷，中国和南盟的关系在将来一定会得到加强。旅游业对社会不同层次的人都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他们在企业部门外提供服务支持。同时还促进人与人间的接触和相互了解。中国出境游客量现在明显增加，中国屡获殊荣的女演员、导演徐静蕾慷慨应予担任私立里兰卡荣誉旅游大使。

和南亚其他国家尤其是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同样从旅游业中获益匪浅。事实上，有很多特殊的文化和宗教遗迹的旅游线路，将斯里兰卡和南盟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深受中国游客的欢迎。包括中国国家旅游局和南盟工商联下属的旅游理事会的磋商将对发展中国南亚的旅游客流量极为有用。

再次，在交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上，通过发展空、海、陆、水多模式联运能够促进南亚（之外）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经济和商业关系，这同样适用于日渐发展的南盟和中国联系。在落实南盟区域多式联运研究与部长级会议同时，政府和专家可以进行南盟-中国交通及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磋商。

以斯里兰卡为例，斯里兰卡南部的汉班托塔地区与中国合作后，港口设施，油库，炼油能力正在提升。这个港口位于中国和中东，非洲之间，这也是600年前航海家郑和曾穿越过的古老海上丝绸之路。在2007年斯里兰卡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广州与汉班托塔签订了友好城市协定，这不仅能促进彼此的经贸联系，还能有助于汉班托塔农村地区的发展，因为此地区属于斯里兰卡上文提及的“农村振兴”计划的一部分。

前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在新德里首脑会议上表示愿意加强与南盟在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的合作，鼓励中国企业在南盟成员国内投资并采取后续行动。

篇10

当前，对生态移民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期刊论文、硕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少量的书籍中。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中的论文进行搜索，检索当前相关的学术论文。截至2012年10月，发现在期刊数据库中，以“生态移民”为关键词输入题名共有440篇相关文章，其中核心以上期刊共有145篇。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考虑到文章的代表性与权威性，又以这145篇论文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对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类，分为生态移民理论问题、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及社会文化问题三个方面。初步来看，理论类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移民的定义、分类、基本原则等问题；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类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移民的扶贫、经济补偿、后续发展、安置政策、安置模式等问题；社会文化类问题主要包括社会整合、融合问题，思想文化变迁等问题。基于上述的分类方法，笔者对145篇论文进行了初步统计，来具体分析当前的研究内容。在统计过程中，由于部分论文与研究主题相关性不大，做删除处理。通过表1，可以发现有关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与社会文化问题的论文数量较多，两者之和超过95%。其中，有关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的研究论文数量在当前来说是最多的。从研究论文的总体数量上来看也有一个趋势走向，在1993-2002这十年间，相关的论文数量并不多，只有8篇。但自从2004年以后，相关论文数量开始逐渐增多，一直保持在两位数，可以说生态移民问题研究开始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此，需要说明一下，在2004年7月30-31日，“生态移民：实践与经验”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此次会议就生态移民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虽然学术界还存在许多不同意见，但是就建立事先评估机制及生态效益长远评价体系必要性等方面则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并对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热烈的讨论。正是这次会议的召开，增进了我国学术界对生态移民问题的关注。

二、基本概念等理论问题

当前，学术界对于生态移民的研究在理论层面主要集中于定义、分类、必要性等问题研究。但对生态移民的相关内容进行梳理之后，发现上述问题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论，需要进一步进行分析。

（一）生态移民的定义学术界对生态移民的定义说法存在很大差异。1.关注经济利益层面：葛根高娃、乌云巴图认为，生态移民是指由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人们的短期或长期生存利益受到损害，从而迫使人们更换生活地点，调整生活方式的一种经济行为。[1]2.关注政府行政层面：刘学敏认为，生态移民就是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出发，把原来位于环境脆弱地区高度分散的人口，通过移民的方式集中起来，形成新的村镇，在生态脆弱地区达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3.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层面：包智明认为，生态移民是因为生态环境恶化或为了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所发生的迁移活动，以及由此活动而产生的迁移人口。[3]4.关注的多目标性：方兵和彭志光认为，生态移民从保护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出发,既考虑移民能致富奔小康，又不能破坏迁入地近期和长远生态环境，同时保护迁入地原居民利益不受损害，是多目标移民。[4]的确，当前对生态移民的定义从不同的关注角度予以了各自的解读，但是，笔者认为就生态移民所应该关注的对象与性质来看，生态移民是“生态”+“移民”概念的结合，移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态的变化或影响，其应具有的性质是生态性质的，移民应是以生态保护为前提条件的。所以，笔者认为生态移民首要关注的问题就是生态环境保护，其定义也需要从生态环境保护为起点，作为生态移民的主要内容构成。在此，笔者同意包智明给出的定义，生态移民是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或者为了改善生态环境，由此产生的人口迁移活动。

（二）生态移民的分类生态移民的分类方法很多，有关注移民的原因、移民的方式、自愿的程度、迁徙的规模、移民的社会融合情况等多种类型。1.从生态移民的迁徙原因来看：①生态环境破坏型，即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或崩溃，人类在其中难以继续生存下去，并且在短时间内生态环境也难以恢复，人类需要从当时当地的生态环境中迁徙出来。②生态环境改善型，在一定的区域内，由于人类的生产生活等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与破坏，生态环境在逐渐地退化或难以正常维持下去，需要通过迁徙当地的人口来减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使得生态环境能够逐渐好转。2.从生态移民的方式来看：①自发性的生态移民，指人类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或短时间内的崩溃，难以继续在当地生存下去，为了自身的利益与生存的需求，自发地从生态环境恶化区域迁徙出来，在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定居下来。②政府主导型，指生态移民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导之下进行的，政府通过具体的政策与措施，进行有规划、有组织的移民活动，出于保护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等。当前，生态移民还是主要以政府主导型的生态移民为主，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生态移民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促进当地生态移民的生活条件的改善，但由此而生的各类问题也不断增加。3.从自愿的程度来看：①自愿性生态移民，在生态移民过程中具有自愿选择的权利，能够自己决定迁徙或者不迁徙，一般来说，自愿性的生态移民主要还是在一些环境恶化程度不太严重或不是出于特定对象的保护的条件下进行。②非自愿性生态移民，出于保护特定的生态自然保护区或生态功能区，在政府行政权力等条件的要求下，区域内的人口需要在一段时间内迁徙出去，移民往往没有自己是否迁徙的决定权，需要遵从相关的规范要求从该区域内迁徙出去。4.从生态移民后的社会融入与文化适应角度来看：①文化融合型模式，即生态移民在迁入地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文化背景与原先的相同或者一致，能够完全融合进去，不存在日常生产生活方面的障碍。这种形式主要体现在短距离的生态移民，或者某些特定的少数民族等具有较强的民族特色或宗教文化特征的群体中。②文化适应型模式，即生态移民在迁入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文化方面与原先的存在差异但不排斥，生态移民需要在新的地域内通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来予以调整，最后能够较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生产生活中去。③文化排斥型模式，即生态移民作为一个外来的迁入者，往往难以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所信奉的宗教文化与价值观念具有极大的差异，形成了相互之间的文化排斥或文化对立，容易造成群体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种移民模式所造成的损失与代价是十分巨大的。除了以上的几种分类以外，有的学者根据迁移后的主导产业，把生态移民分为牧转农业型、舍饲养畜型、非农牧业型和产业无变化型等。[3]有的根据迁移距离，分为就地迁移（或近距离迁移）与异地迁移（或远距离迁移）。[5]关注不同的方面，提出不同移民类型。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从自身研究的关注角度来对生态移民进行分类，才能够建立一个分析的基础与平台，有助于形成一个研究框架与结构，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三）生态移民的必要性1.从扶贫与后续经济发展角度。生态移民能够帮助贫困地区的居民摆脱贫困，并在后续的产业发展与经济水平提高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如阿布力孜•玉素甫指出新疆大多数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人们在继续生存问题上遇到了危机，扶贫工作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几倍地投人也难以实现稳定脱贫。要改变目前这种落后的状况，较好的办法只有通过生态移民，把贫困人口从不适宜居住的地区转移到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妥善安置，使其在新的环境中真正实现安居乐业，以及快速地解决温饱问题，提高生活水平。[6]正是通过生态移民的方式，能够帮助当地居民摆脱贫困，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能够在短期内脱贫致富。也有从后期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生态移民的必要性：一方面，通过生态移民，可以帮助生态环境的恢复或保护，能够在当地形成较好的旅游观光资源，促进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从生态移民本身来说，迁入到资源条件与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可以利用当地的资源，结合相应的政策条件，可以帮助生态移民从事相应的农业、畜牧业等其他后续产业，克服经济上的障碍，增加自身的经济收入，形成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2.从保护生态环境角度。主张生态移民是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避免生态环境遭到人类进一步的破坏，能够保持生态系统的自身稳定性与完整性。卿向阳认为，要实现为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的保护区设立终极目的，必须对现有的保护区管理系统实施调整与完善，建立具有政府管理职能的资源保护特区，选择以城镇化为主要方式的保护区内就近生态移民，构建科学的自然保护区层次，形成政府（资源保护特区）与民族居民的资源保护利益共同体。[7]闫喜凤指出，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移民能有效保护生态功能区的森林资源，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赢得更大的生态空间。[8]生态移民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正是从这个基本的要求出发，通过移民的方式来保护生态与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保护生态环境是以生态环境作为中心，从生态的利益来考虑问题，可以看作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区别于上文的扶贫与经济发展的角度。3.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生态移民不仅有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且也能够促进人类健康地发展，以实现人与生态的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更多的是从人类自身的角度出发，体现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朱儒顺，史俊宏从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分析，认为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人类能够与生态环境友好相处。对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进一步发展的思路：选择人口、资源与环境相协调发展的区域为移民点，移民过程中需要防止“政府悖论”，走开发型生态移民道路，政府相关部门参与牧民转移,鼓励企业参与牧民转移，设立生态环境税和生态移民转移支付制度等。[9]李耀松等通过考察宁夏生态移民，指出宁夏生态移民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拓宽了农民致富的空间，恢复和保护了迁出地的生态环境，促进了民族团结。但依然需要完善宁夏移民法规政策体系、强化移民技能教育培训、把产业开发作为宁夏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无疑成为宁夏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10]

三、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

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的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涉及扶贫、反贫困，移民的补偿标准，移民后的产业发展问题，社会保障机制等问题。本文主要关注前三个问题。

（一）扶贫、反贫困问题当前，对于生态移民的扶贫与反贫困问题的相关研究比较多，主要的论述集中于生态移民的扶贫效果上，有的生态移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的移民在迁徙之后却没有改善自身的贫困状况甚至贫困问题进一步恶化。田朝晖等在论述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贫困问题时，指出生态移民与反贫困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从制度设计上说，生态移民向来被视为反贫困的重要举措，它可以通过改变贫困人口的生存空间，突破制约生存发展的环境约束，从而达到改变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的目的，所以生态移民对于摆脱因环境压力造成的基础性贫困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贫困状况并没有改变，因为三江源生态移民在移民之前就存在原生性的贫困。三江源生态移民在迁移前尚且可以从事畜牧业生产获得一定的收入，但是，他们在迁移之后，连通过放牧获得经济收入的机会都缺失了。所以，需要通过增加相应的生态移民救助机制来帮助移民克服贫困问题。[11]王永平等在考察了贵州的生态移民之后，指出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既是推动新时期贵州扶贫攻坚行之有效的途径，又是保护和恢复脆弱生态环境的重大战略举措。总结过去易地扶贫搬迁的成功经验，在深入调研、摸清底数的基础上，2011年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把实施150万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作为从根本上解决居住在生态环境脆弱、生态区位重要和自然条件恶劣地区农村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促进贫困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2]当然，对于扶贫与反贫困问题，仍然还有许多需要不断完善的方面，例如在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的资金还很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扶贫力度。西部地区的国债资金数量有限，不能完全满足各地全面实施的移民搬迁。需要不断争取多渠道来筹措资金，能够形成全社会扶贫开发的整体合力。[13]但不容否认，生态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部分原先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条件下的居民摆脱了贫困，在国家与政府相关的政策扶持下，找到了新的谋生方式，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在移民之后，也暴露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相关的政府部门予以关注，能够从实际出发，考虑到移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帮助移民克服各种困难，逐渐消除移民的贫困问题。

（二）生态移民的经济补偿问题对于生态移民的经济补偿问题，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表现，所出现的问题也是各种各样的。归纳起来，主要有补偿资金的数量不足，补偿的标准的确定随意性较大，移民实际享受到的补偿不到位等问题。具体来看，首先，当前我国很多的生态补偿与扶贫项目结合在一起，对补偿资金数量不足往往也容易造成生态移民的贫困问题。这可以与上文的扶贫与反贫困问题联系起来。对于资金不足可以分为几种情况，有的是政府的前期投入不足，难以满足移民最基本的生活成本。有的是由于生态移民的生存区域发生变化，对于其原居住地的生活成本难以满足其迁入地的成本要求等。其次，当前生态移民的补偿标准确定的随意性较大。李媛媛在考察内蒙古牧区生态移民过程中发现，相关部门不考虑移出地区和移入地区的实际情况，所制定的生态移民补偿标准缺乏充分的科学论证，相关的“移民补助金”标准缺乏依据。对于这种关系到移民能否“搬得出、稳得住”的问题，政策制定的随意性较大，不乏领导的拍脑门决定，致使生态移民行政补偿标准不足以弥补牧民的损失，能致富成为一句空话。[14]再次，当前很多生态移民所能享受的补偿并不到位。相关的经济补偿的信息公开制度还不健全，生态移民不了解相关的补偿政策文件，对补偿数额也一无所知。同时，移民补偿资金在下拨过程中经常被层层截留，相关利益部门都利用自己的权力来获取自身利益，导致生态移民补偿资金难以全部到达移民手中。所以，提高生态移民的补偿标准，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确保补偿金准确、及时到位，促进补偿金信息及时公开是当务之急。

（三）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问题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发展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发展模式，所形成的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问题也具有较大的差异。如马玉成对三江源生态移民的后续产业发展的研究，指出实施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安置区社会发育程度低，发展后续产业的空间和条件差；牧民传统观念和生产生活习惯，限制了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发展；资源环境条件，限制了舍饲——半舍饲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发展水平和产业化经营水平低。[15]李聚才等分析当前宁夏生态移民区肉牛业的发展存在的问题：养殖户融资、贷款困难；环保意识淡，饲养环境差；产业链不健全，屠宰加工环节薄弱；农户饲养水平低，养殖效益不高。[16]赵宗利等对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考察，分析当前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面临着以下困境：安置区自然生态系统脆弱，移民后续产业发展空间不足；安置区经济基础薄弱，产业化进程缓慢，移民就地转产乏力；教育滞后，商品经济意识淡薄，移民劳动力就地、异地转移狭窄；草原生态，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制约移民产业拓展。[17]张丽君、王菲分析了西部牧区生态移民后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迁入地的选择缺乏系统、缜密的实证研究，导致新的生态破坏；移民资金不足，移民的安置和生产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受限；后续产业发展滞后，对牧民生产方式转变后的适应性学习培训滞后。[18]但是，总的来说，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需要遵从以下几条原则：1.产业发展应适合当地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2.产业的推广应做好前期宣传、教育与培训工作；3.产业发展应具备一定的技术条件与保障机制；4.产业发展应具有市场空间与利润空间；5.产业发展需要与移民的民族、经济、文化等特点相符。

四、社会文化问题

生态移民迁入到一个新的环境，脱离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并没能很快地放弃传统生存模式和观念而融入新的环境中。因而，容易成为游离于两者之间的新的社会群体。当前，生态移民所面临的社会文化问题主要包括三个。

（一）生产环境和生产方式的适应问题张娟对三江源地区的藏族的生态移民进行考察之后，发现三江源地区的高寒、高山草场决定了生存在这里的藏族牧民只能从事单一的，以游牧为主导的草原畜牧业经济，广袤的草原是其从事生产经营的基本环境。而搬迁后，牧民离开了草原，放弃了游牧，进入了城镇，实现了定居，并探索性的进行创业、立业，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缺乏积极性和相应的生产技术，生态移民面对新的生产方式和环境，需要再社会化。[19]包智明、孟琳琳对内蒙古正蓝旗敖力克嘎查的生态移民生产方式进行分析之后，牧民从天然的放牧方式转换到了以奶牛的圈养方式，开始进行人工喂养。这种生产方式对奶牛的饲养技术要求比较高，对毫无经验的牧民来说，开始存在很多的不适应性。[20]生态移民过程中，由于在地理空间上发生了转移，移民所依赖的生产环境与生产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就以农业生产技术为例，原是牧民身份的移民在迁入农耕区之后就难以从事种植业，缺乏耕地种植的技术，难以确保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同样，从农耕区迁徙到草原地区的居民，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掌握游牧的谋生方式。所以，对于生态移民尤其是跨区域的移民，需要在移民前对相应的居民进行生产技术的培训与教育，能够确保其掌握最基本的生产技术，以便能够支持自身基本生存要求。

（二）生活方式的适应问题生活方式是一个民族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是一个特定群体关于衣、食、住、行等的综合性反映。扎陵湖乡生态移民一年四季在黄河源头的草山里过着游牧生活，他们虽然对城市和城市生活有着种种“想法”和“猜测”，但对城镇定居生活却没有“实质性兴趣”。例如，搬迁前，牧民衣有毛皮，食有牛羊肉，住有毡房帐篷，行有牦牛、马，这些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家庭畜牧业经济而实现自给自足。搬迁后，他们变卖了牲畜，失去了畜牧业经济的载体，衣、食、住、行的需求只能从市场的交换中满足。调查中，牧民R说“：现在我们根本不敢吃肉，肉贵的很，也喝不上牛奶了，出去干啥都要花钱，要是像以前一样，天天吃肉，喝牛奶，政府给的钱根本不够花啊。”由自给自足变为市场交换，牧民稳定的生活出现了很大的变数。生活习惯和方式的差异成为影响牧民适应性差的主要因素。[19]通过田晓娟对同心县生态移民的生活的调查研究之后，发现移民在生活支出、饮食结构、衣着消费、居住形式、交通通信等几个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之后，相应的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能够很好地适应移民区的生活方式。在新的生存环境中，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与异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民族或区域传统文化的保留、继承和发扬，需要在生态移民社区管理、房屋规划过程中，融入民族文化特色；同时，允许一些不愿意和不适合搬迁的人留在原居住地从事生产，为民族传统文化提供生存和发展空间。[22]所以说，对于生活方式的适应存在着地区间的差异，生态移民在进行迁移之后，在短时间内往往会存在着生活方式的不适应，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有的移民可以适应相应的环境，但有的可能还难以适应下去，给自身的生活上造成了极大地影响。遇到此类情况，需要利用相应的政策机制与条件，来帮助移民在生活方式上融入当地环境中，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思想文化的适应问题思想文化的适应问题，可以分为思想观念上变化与文化变迁等问题来予以分别论述。生态移民过程首先是一个思想观念变迁的过程，移民原有的思想观念由于地域环境等特征往往具有其地方性的特色，而在新的环境之下会存在着不适应的状况。张娟在调查中发现，传统思想观念对于移民适应性也有着很强烈的影响，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财富观念影响移民资本积累，牧民以牛羊数量为财富的标志，并不像农耕民族一样有银行存款，缺乏资本积累意识；二是从业就业观念存在偏见。调查中许多牧民认为像清洁工、街道下水管道修理等社会服务性工作是“很丢人的事情”而不去做。这两个方面的直接负面影响是：使移民后续生产发展缺乏资金支撑，后续转产就业的选择渠道变窄，这种状况影响着移民对城镇生活的适应。[19]而文化变迁则是一个更复杂、更长久的过程。目前，三江源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中道德和价值观的变迁基本上显现不出来。但是，由于他们现在直接面对着具有现代文化意义的城镇文化，一些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滋生和蔓延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不断地冲击和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他们固守的传统道德观、价值观与迁入地的道德价值观之间难免发生碰撞、摩擦、冲突，如果对其不加以正确引导，就有可能出现道德失范、价值失缺的形象，进而影响一方的社会稳定和发展。[23]

篇11

一、陕西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陕西是全国旅游大省，2006年全省游客接待量达到7056万人次，其中接待国内旅游695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6.1%。乡村旅游近年来发展迅速，全省11个市、区以“农家乐”形式为主体的乡村旅游蓬勃开展，2006年“农家乐”旅游经营户已经达到4000多家。今年来，为响应国家旅游局和 农业 部加快推进乡村旅游发展、扎实推进新 农村 建设的部署，先后下发《陕西省乡村旅游发展工作 指导 意见》和《陕西省旅游局陕西省农业厅关于大力推进乡村旅游发展的通知》，省旅游和农业部门还联合成立“陕西省乡村旅游领导小组”，切实加强了对全省乡村旅游发展工作的指导和领导。全省已经明确提出了乡村旅游业发展的中期目标，即到2010年，要实现每年新增乡村旅游就业2.1万人，间接就业5万人，旅游从业农民年均增收5%，建成10个乡村旅游特色县、50个乡村旅游特色乡镇、500个乡村旅游特色村、5000个特色“农家乐”经营户的目标，力争使乡村旅游成为全省国内旅游 市场 的重要支撑之一。

乡村旅游是以良好的乡村生态 环境 和浓郁的民俗风情为依托而发展起来的以城市居民为主要目标消费群的体验性度假方式，随着 社会 主义 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陕西省各项基础设施条件大大改观，以“农家乐”、“生态旅游”、“休闲旅游”、“体验型农业”等为主的旅游服务项目在全省如雨后春笋般急速成长。

[jp2]乡村旅游的发展，促进了陕西产业结构的调整，为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同时带动了农民就业和增收，提高了农民素质和乡风文明，改善了居住环境。旅游业的发展也推动了产业分工，旅游业逐步成为农村新的 经济 增长点，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

二、陕西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科学合理的乡村旅游发展规划

由于乡村旅游适应了城市居民旅游休闲消费取向的需要，接待的旅游团队和自驾车旅行的数量越来越多，为了推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应制定促进乡村旅游向规范化服务、品牌化经营方向发展的措施，规范和引导了这一行业的发展。在陕西，大多数乡村旅游项目是村民依托农田、果园等乡村自然资源自发开展起来的，层次较低，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严重。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 管理 ，陕西省乡村旅游没有形成规模，特色不鲜明，无序竞争的情况比较严重。

2、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深度不够

陕西省乡村旅游开发依然停留在档次低、质量低的层面，与农业发展结合不够紧密，对休闲农业和观光农业等旅游产品的深层次开发不够，忽视了对乡土 文化 、乡村民俗等文化内涵的开发利用，导致这一产业缺乏独具特色的休闲项目和拳头产品，缺少“只此一家”的独特之处和浓郁的农家特色，不能满足群众对乡村旅游的期待。

3、基础设施及环境建设滞后

当前，制约陕西省乡村旅游发展的最大问题是基础设施落后。首先，乡村建设基本上停留在自然、自发状态，缺乏统一规划和要求，街道、道路标识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旅游者在有些地区因看不到路标而找不到目的地，也有些地方驾车行走艰难。其次，乡村的客房卫生条件差，尤其是厨房和厕所的卫生条件与国家标准相差甚远。乡村旅游经营者将眼前利益看得过重，只顾眼前凑合接待，没能很好地考虑将基础设施改善后将会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更没有考虑如何将乡村旅游持续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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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乡村 旅游 管理 人才欠缺

乡村旅游接待点的管理队伍人员水平参差不齐，缺乏高水平的管理人才和经营人才，一般从业人员也因为缺乏培训而服务不规范、不到位，标准不统一，相关部门对行业的管理 指导 也还没有完全到位，这也影响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许多经营者对乡村旅游的特点认识不足，不懂得如何去钻研相关业务，不懂得去揣摩旅游者的 心理 ，错误地认为旅游者看见了美丽的自然景观就行了。正是这种错误的思想使从业人员根本就没有钻研和学习知识的欲望，导致从业人员旅游业务知识贫乏。

三、陕西乡村旅游发展对策建议

1、加强规划和行业管理

首先，要加强对旅游规划的认识，做好乡村旅游的总体规划、专项规划。通过规划，可以使景点建设和配套设施建设相互协调，避免无序开发、重复建设；乡村旅游规划应与乡村本地特色结合，加强本地村民的参与，充分利用自有设施，加强配套设施建设，保持乡村原有的 文化 特色。与此同时，应特别注意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的问题，把发展乡村旅游纳入 社会 主义 新 农村 建设的整体规划。其次，加强对乡村旅游的管理和监督，提高旅游服务质量，维护旅游 市场 秩序。要建立完善服务标准、旅游投诉制度和旅游 行政 处罚制度，建立起高效、有序的行业管理体系，使之逐步规范。

2、提升乡村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

在发展乡村旅游中，一定要重视地方传统民风、民俗、 历史 风情，突出当地 民族 文化特色，要精心设计乡村旅游项目和游客参与性活动，丰富旅游内容。

3、走借力发展之路

[jp2]根据国家旅游局“百村示范千村推进”工程的要求，结合新农村建设和农牧业发展规划，争取从道路建设、 环境 改善、 农业 综合开发、产业发展等项目上予以支持，重点打造一批有特色、有基础的乡村旅游示范村。

4、予以扶持，简化手续

目前青海省乡村旅游处于市场培育期，仍是微利经营，需要政府的扶持：参与乡村旅游区（点）开发、 投资 额达到一定数量的企业，应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或扶贫龙头企业看待，享受国家制定的相关扶持政策；贫困乡村在规划指导下进行乡村旅游项目开发，应在申领扶贫开发资金或贴息贷款等方面予以支持；乡村旅游点的道路连接线建设，应纳入 交通 部门的乡村道路建设规划之中，并优先解决；乡村旅游点的水体面源污染及环境治理工程，应纳入农业部门开展的“乡村清洁工程”之中，优先得到支持；对纳入统一管理的乡村旅游接待户，只办理 工商 业执照、卫生许可证和健康证， 税收 方面实行定税，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给予最大程度的优惠。在经营户房屋统一改造、统一 建筑 风格的建设中，规划、土地等部门应减免相关费用。

5、加强培训，努力提高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素质

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发挥 教育 、农业科技、旅游等各方面的力量，通过举办培训班、专题讲座、外出考察学习等多种途径，对乡村旅游经营者进行文化知识、农业科技知识、旅游专业知识、经营管理培训，使其在创新理念，提高文化素质的同时，不断提高经营旅游的技能和水平，促进乡村旅游不断向科学化经营、规范化服务方面发展。

6、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做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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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湘西州体育旅游业发展的SWOT模型分析

1.1优势(Strengths)1.1.1体育自然旅游资源优势湘西州体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许多旅游资源都具有地方特色和垄断性地位。其中,体育自然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全州总面积15.462平方公里,其中森林面积63.59万公顷,占总面积的60.50%[3]。境内高山峻岭、谷荫溪湍,洞幽道静,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有200多座,大山溪河1000余条,这种独特的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赋予了体育旅游独特的绝佳场所。湘西州的体育自然旅游资源分为陆地体育旅游资源和水上体育旅游资源。陆地体育旅游资源可被开发许多旅游产品,如攀岩旅游、登山旅游、森林旅游、自行车旅游、森林狩猎旅游、洞穴探险旅游、徒步旅游、穿越峡谷、蹦极、滑翔、无线电测向和定向越野等。水上体育旅游资源可进行漂流、游泳、划船、划艇、垂钓、龙舟竞渡、温泉浴和山地跳水等旅游产品的开发。1.1.2体育人文旅游资源优势湘西州体育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和垄断性的另一突出点体现在体育人文旅游资源上。州内总人口265.55万,少数民族人口198.07万,占总人口的74.58%,主要是土家族和苗族[3]。他们在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缔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据有关资料显示,州内拥有八人秋、荡秋千、踩高脚、茅古斯舞等120多种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这些独特的民族传统体育集娱乐、健身导引术、、民风民俗、舞蹈艺术、神话传说等于一体,具有较高的参与、观赏、医疗健身、休闲娱乐等社会价值。它们以鲜论文格式明的民族品格、独特的文化内涵、浓郁的原始气味、浑厚的历史氛围、显著的地域特色、欢快的生活情调以及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对国内外游客将产生巨大的诱惑力。1.1.3区位优势明显湘西州全称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西部,旅游交通便利。北有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南有贵州铜仁机场,南邻湘黔铁路和302国道。枝柳铁路穿行永顺、古丈、凤凰、吉首四个县市,209、319国道(如今改建成高速公路)在境内交汇,99%的乡镇和65.5%的村寨通了公路,州内各景区及州外各景区之间的联系便利[4]。目前,正实施着凤凰至大兴二级公路、常德至吉首、重庆至吉首、张家界至吉首的高速公路的建设,这就使景区的可进入性较好。湘西州与鄂西南、渝东南、黔东北毗邻,同武陵源、五强溪凤凰山、怀化、重庆、焚净山旅游区紧邻,并且有较强的互补性,有利于资源的整合。

1.2劣势(Weaknesses)1.2.1开发资金短缺湘西州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18个贫困片之一,永顺、保靖、花垣属国家级扶贫县,吉首、泸溪、凤凰、古丈、龙山属省级扶贫县,全州经济实力在全省各市州中居于末位。因此资金紧缺一直影响和制约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业的发展。1.2.2民族传统体育资源没有得到统筹开发民族传统体育资源是湘西州一座丰富的宝塔,州内德夯国内外景区、凤凰古城、王村等旅游景点都已经把目光放到了这座宝塔上,相继开发了摆手舞、咚咚舞、苗鼓舞、接龙舞、椎牛舞、铜铃舞等旅游产品。从理论上来讲,每个景点开设的项目应有所侧重,不应出现简单的重叠。而从目前来看,各个旅游景点在项目开发时忽视了周边兄弟省市和地区也拥有可替代的资源,出现了简单的低水平的重复和雷同。另外,有一些很有开发价值的民族体育资源还没开发整理出来,它们还只是停留在一般的传统体育活动上,其经济价值没有得到体现,缺乏统一规划。1.2.3体育旅游专业人才匮乏体育旅游专业人才的匮乏是制约湘西州体育旅游发展的最大瓶颈。体育旅游产业部门缺乏高素质的体育旅游经营管理专业人才,经营方式陈旧,经营内容单一,营销理念落后,创新意识薄弱。体育旅游项目策划单一,档次不高,体育旅游产品没有吸引力和生命力。

1.3机会(Opportunities)1.3.1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为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带来了机遇,西部大开发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向第三阶段战略目标迈进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大力发展旅游业”已明确纳入了西部大开发的五大工作重点之中。在西北五省党建工作和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西部地区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要加快发展步伐”。2000年,中央政府决定发行两批旅游国债,共12亿元,其中已落实的8亿元西部地区占了70%。2000年6月9日,湘西被国务院划进西部大开发范畴之内,西部大开发一系列优惠政策给湘西州体育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机遇。1.3.2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强劲势头世界旅游组织和国际奥委会2001年2月22~23日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市联合召开了“世界体育与旅游大会”,这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拓展了巨大的空间也为旅游业提供了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发展动力。体育旅游从此得到空前的发展,体育旅游消费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同年,中国体育局和国家旅游局把2001年的旅游主题定为“中国体育旅游年”,并推出了新疆、内蒙古那达慕大会,黑龙江冰雪旅游,郑州太极拳团体表演,大同国际滑翔节,塔克拉玛干徒步探险,泰山、华山登山游等60项具有地方特色的大型体育旅游活动和11大类80个专项体育健身旅游产品和线路。此举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各种消费群体对体育旅游消费的热潮。湘西州人民在这种大好的社会环境下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动其体育旅游的发展,如“猛洞河国际漂流节”、“德夯国际攀岩比赛”、“神秘湘西之旅”、“吉首德夯苗鼓节”、“永顺土家族社巴节”、“穿越飞虎洞”等,2002年湘西州总接待旅游者253110人次,旅游收入达26868多万元,创汇2

2.85万美元。2003年旅游者达2757003人次,旅游收入达36401多万元,增长了35%。1.3.3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群体增多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根据马斯洛层次需要理论,人们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会逐渐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余暇时间的增多,人们会追求更高更深层次的体育旅游消费。特别是2003年的一场令人恐怖的SARS让人越来越懂得珍惜生命珍惜健康的可贵性,这就使得体育旅游有着更多的发展空间。1.3.4入世的正效应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是世界上最大旅游接待国和第四位的客源输出国。无疑,中国入世也给湘西州体育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加入WTO,有利于优化旅游环境、有利于与世界接轨、有利于吸引外资,引进先进的旅游开发与管理经验、有利于扩大国外旅游市场,增加国际客源。

1.4威胁(Threats)1.4.1国内体育旅游产业竞争越演越烈体育旅游是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进步而出现的朝阳产业,它可以增收创汇,平衡国际收支;回笼货币,平衡国内供求;提供就业岗位,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对外经济交流和合作。因此,各省、市、地区都纷纷注意到了这块硕大的蛋糕。湘西州体育旅游业还刚刚起步,其竞争力还很薄弱。云南、四川、青海和广西等旅游大省以及旅游发达的张家界势必会对其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1.4.2论文格式入世的负效应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国家,潜在的旅游市场巨大。加入WTO后,国外旅游公司会对我们国内旅游市场虎视眈眈。目前,美国运通、日本交通公社、德国基比克等国际旅行社已经进入我国旅游市场开展相关业务,并对我国国情和旅游市场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这些国际知名旅行社将利用雄厚的资金、先进的信息技术、完善的管理机制和优质的服务,抢占市场分额、树立品牌、吸引优秀人才,这无疑会对湘西体育旅游的市场产生极大的冲击。超级秘书网

2湘西州体育旅游业发展战略的SWOT矩阵构建

综合湘西州的内外环境分析,明确了湘西州体育旅游发展的优势、劣势和机遇、威胁,在此基础上,构建其发展战略选择的SWOT战略分析矩阵,旨为湘西州体育旅游发展制定合理的战略而提供选择。

参考文献:

[1]陈文英.探析我国体育旅游[J].湖北体育科技,2003,23:298~302

[2]陆元兆.广西民族体育旅游的SWOT分析与战略选择[J],体育学刊,2005,11(5):25~28

[3]湘西自治州统计局.湘西统计年鉴[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3

[4]陈福义,等.湘西旅游发展战略的匹配分析[J].经济与管理,2004(5):99~101

[5]周运渝,等.试析武陵山区民族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28(3):328~330

[6]李喜来.陕西体育旅游现状及发展机遇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9):1191~1192